前言 --------------------------------------------------------------------------------

　　百年以来，科学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不为谬言。世界发达国家所涌现出的商业巨子，可谓星光灿灿，从他们所拥有的财产看，巨子不足喻其富，堪称一座座财富高山。要在中国境内找出能与他们比肩的商业巨人，不能不令人慨叹，实在是太难了。

　　找不出有如山般财富的商业巨人，却不能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才。前半个世纪的商业救国声浪中，涌现出的商业骄子是大有人在的。不过是他们的发展没有优良的环境和条件，其规模和财富自然有限。可喜的是，本世纪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动，一批新的商业骄子开始崭露头角，堆积起他们财富的高山。所以，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即把目光投向这两部分人。标准即是选择民营企业经营者中的佼佼者。这自然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群。为了能使读者对人物能有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印象，不能不抛开那种简单介绍的写法，而按照人物的人生旅途来写。这样，便不能选取很多人。最后，选择了书中这十九个人。

　　写这十九个人的哪些方面呢？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兴盛和衰落，此情此境的心绪，自然是要写的；生意场上的冒险，经营中的高招妙法，竞争中进退的方略，招揽人才的手段……更是主要投放笔墨的地方。这，恐怕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吧！

　　这十九个人不同的人生轨迹，一定会激发起读者各种联想和思考，也一定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中受到有益的启发，从而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撰稿者不能进行实际采访，只能从各种书报刊的有关文章中选择材料，经过分析提炼，再度开掘，进入角色，综合成文。对所参考文章，不一一注明，只写据有关记述或报道，以保证文章的整体感。对参考过的文章的作者，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华渝

　　　　　　　　　　　　　　　　　　　　　　　　　　1997年元月 古耕虞和中国猪鬃出口业 --------------------------------------------------------------------------------

　　古耕虞（一九０五—一九九五），四川重庆人，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

　　古耕虞自三十年代起，直到解放前都几乎垄断着国内外的猪鬃市场。在解放前的几年中，几乎垄断了猪鬃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九四八年，中国出口的猪鬃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八。对他的资产，没法做准确的估量，到一九四八年结帐时，他的公司尚有九百万美元的资金，两千七百多万美元的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了厂房、汽车、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外，尚在有大批猪鬃以及各种畜产品，堪称令中外瞩目的大富翁。

　　　　　　　　　　　　　　在竞争中迅速崛起

　　“竞争是我最重要的一课。”这是古耕虞对他一生从商生涯的准确而恰当的概括。从他二十岁步入商海，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都是处在竞争之中，而且经常是赢家，往往还是大赢家。打开他的竞争史，几乎很难发现负值。因而，有人很形象地称他为“市场竞争的一位极富戏剧性的斫轮老手”。

　　他用做竞争的主要资本，可概括为“三大法宝”：信誉、质量、信息。为了确保这三大法宝，他在用人上格外下功夫，更时刻地亲自注视着市场及一切影响市场诸因素的动向与变化。紧张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动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剧，令世人，乃至商界、政界、银行界格外瞩目。而他的竞争手段与竞争原则又是甚为独到与新颖的。真可谓别具一格。倘若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搏杀式与扶持式。

　　　　　　　　　　　　　　　 搏杀式竞争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往往也是残酷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大鱼吃小鱼”。竞争的结果，是以“小鱼”被大鱼吃掉而告终。可古耕虞非要反过来，“小鱼”吃掉“大鱼”！因为，在竞争发生之始，他几乎都是“被动”的，因而也就必然是比他大得多的“鱼”，首先向他发难，他再予以激烈地还击，其原则同战争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相近。而其结果，也正如战争史上那几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一样，漂亮地以弱胜强。他运用资本如同用兵。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摧毁封建势力的武装支柱——军阀势力的“北伐”，这给中国各方面，包括商业在内都带来了影响。古耕虞就恰在这一年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事业，担起了独力经营的担子，也恰在此时他遭遇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来自旧势力的商业战争，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战，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战。

　　古家是重庆的“坐地户”，三代以来，即经营山货生意，且颇有成效。然而，发达的却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父，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古绥之在重庆开办了个“正顺德”字号，以经营山货为幌子，贩卖鸦片，发了财，后因鸦片经营受阻，才真正将经营转到山货上来，并增设了“同茂”。古耕虞的祖父则是靠一身的织布手艺起家的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财产本来不多，再加以早逝，给子孙留下的财富就更少，只能维持生计。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幼读诗书，曾举过秀才，后为生计，亦出于经商本愿，就做了古绥之货号的伙计，并被派往上海参与经营。古槐青有学识，且善于接受新事物，又不甘久寄人下，便乘第一次大战之机，用一点家底与他几年的积蓄在上海操起了他的父业，办起了纱号，一面在上海为古绥之的“同茂”经营山货，一面经营着自己的买卖。由于结交了上海的纱界巨贾，加以刻意经营，很快也发达了起来，也自力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不大的、以“吉亨”为字号的山货行。到了一九二二年，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在子女的教育上，古槐青也是煞费苦心的。

　　古槐青到上海不久，即将儿子古耕虞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是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美国人）读预科。这是个很有些名气的学校，宋子文及一些学术名人特别是商界巨子均毕业或曾受业于这个学校，由这个学校校友组织起的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在社会上颇具作用和影响。很明显，古槐青老先生送儿子入这所学校，目的自是为了读通英语，结交些有用的人。儿子也果不负其望，四年中，不但英语学得好，取得了同学会会员的资格，而且由于学业突出，成绩与身体俱佳，又善于交际，深得学友们拥戴，被推举为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然而，古槐青的最终目的是要儿子继承祖业的。因而，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将古耕虞送进了清朝状元、大实业家、南通的张骞（张啬庵）创办的南通学院就读，学习纺织学。可事不从心，古耕虞入学不久，古槐青就得了病，虽经多方治疗，仍是不得痊愈，到了一九二五年，反而转得沉重了。于是，他等不及儿子读完大学，就将古耕虞召回，继承他的事业了。按老字号的规矩，被认定为事业继承者的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先拜师学徒，古耕虞郑重地拜其父为师，在纱号中学徒，其待遇自也与其他学徒一般无二，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由于意外的原因，未待学徒期满便“另行安排”了。

　　原来，古槐青在故居重庆办的吉亨山货庄出了变故：受委经营的李钰安已应付不了局面。古槐青只好叫儿子提前出徒，回去主持经营。并改吉亨为“古青记”。

　　请注意，古耕虞接手时的古青记实在是个小字号，小得只有三个职工，四个徒弟；小得不铺“外山”（不入产地收购，只坐地待货），不设“洗房（没有自家的加工场）；小得只有六万两资本。这样的小字号，当时在重庆俯仰皆是。如果从商战用兵的角度讲，他此刻正是兵微将寡，城鄙地偏，而又名轻资浅，却偏偏初出茅庐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实力强大而又老谋深算的敌手。

　　古耕虞年纪虽小（当时他刚满二十岁），志向却大。一踏进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壮大，以致“执”同业“牛耳”。因而，古青记一到他手里，他就倾全部精力进行改善与扩展。原本是以经营猪鬃为主的，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个机会：今年的羊皮看好，而且从各种迹象看，国外市场的价格必然看涨，因此他决定加大羊皮的收购量，不但动员了他的大部分资金，而且还多方筹款，于羊皮登市前就预先联络货源，这可触怒了一条雄踞重庆羊皮经营首位的老鲨鱼——裕厚长字号的老掌柜。

　　裕厚长是家老字号，老掌柜又是经营羊皮的老资格，经营历史久，资金雄厚，一次大战期间，乘盛产羊皮的土耳其因参战无暇顾及之机，大发了一笔财。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手段上，数年来都稳居重庆同业的首位，而且已惯于此位。如今一听说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大伸手，便十分气恼。本来，论起来两家有亲，老掌柜应是古耕虞的“爷”字辈，老掌柜平时也没少夸古耕虞“聪颖过人，少有大志”。可商战无情，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如今则骂起了“不知天高地厚”、“自讨毁败！”“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才个二十岁的毛孩子，晓得啥，又能干得个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叫他晓得谁个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

　　于是，在羊皮登市前夕，一种经过精心炮制的、用意甚为恶毒的谣言便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的投机中惨遭失败，势必破产，古青记也必因此而倒闭。目的无非是要羊皮货主们相信：古青记没钱了。没钱了还怎能付得出货款？卖给他羊皮岂不是得不到分文？借么，又用什么还？而且，这消息是通过与裕厚长往来的恒祥钱庄由钱业同业会散布出来的。自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且直接影响着钱界同仁。因而这一招很毒也很厉害，对年轻资浅初上战场的古耕虞来说，自是十分严峻的。倘稍一不慎，乱了阵脚，或稍一不冷静登门去向裕厚长质问争吵，必招致多方责难，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因此而一败涂地，使他被扼杀于初登商战战场之时。

　　一方面是有人提醒；一个是他的内兄，他往来钱庄的经理王雨耕；一个是他父亲的“重臣”、他视为师傅的师兄廖熙庸。都劝他务须冷静。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把握得住，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两大对策：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他深信他父亲很稳健，即使有了亏损，也不至于冒险以致破产，而且“堂底”较厚，绝不会像传言的那样。他当即发出急电，请他父亲从速由上海电汇来十万两银子，后来又陆续汇来一二十万两，他都及时存入了重庆的各大钱庄，造成声势；在业务往来上，该结算的，欠人的当即付清，人欠他的他有意不收。同时又有意让与他往来的复兴钱庄检查他的总帐，以证明古青记财底还很厚，然后请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迅速而有力的几招之后，就使裕厚长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反而更提高了他的信誉。稳住了阵脚，古耕虞本着他那“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主攻点则选在了从内部攻破敌方的堡垒上。

　　原来，裕厚长有个经理叫罗庆芳。此人长于经营，却有些自矜，因而与老掌柜之间有些嫌隙，古耕虞就有意地通过外部舆论与内部作用，加大这种嫌隙，很快他便奏了效：顽固而自信的老掌柜解雇了罗庆芳。罗庆芳盛气之下，主动来投效古耕虞，这正中古耕虞的下怀，对罗庆芳隆礼优遇，厚酬重用。罗庆芳原本只为了要出口气，借古耕虞的行号，整治老掌柜而来投效的，如今见古耕虞如此厚待与重视，便更加用心卖力，恩怨的消长，使这位深知裕厚长内幕而又甚富经验的罗庆芳使出周身的解数，他不但要全力以赴，发誓要使裕厚长买不到一张羊皮，而且要为古青记大造舆论，大献方略，提高信誉，从优进货。他四出奔走，到处游说，不但揭破了本次谣言的恶毒用心与形成及传播始末，而且公开了裕厚长多年来几乎全部的不光彩的秘密，凿凿有据，不由人不信，也自然不由人不对裕厚长白眼相加，深怀戒心；同时自然也更加对古青记高看g 一眼，信任有加。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一降一升，而古耕虞也乘此短暂的时间间隙更牢靠地了解与把握了羊皮的国际行情必然还要上涨的大趋势，当即乘机大量收购，甚至不惜高价。客户愿卖给他，而他的出价又高，因而自一登市，大量的羊皮便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古青记，而裕厚长不但门庭冷落车马稀，而且四出求皮皮不至，不久，索性不收了。那个老掌柜与同业中的一些自以为老资格者，反因为“吃不着葡萄，葡萄是酸的”与不能察知国外市场行情，索性放手看起了古耕虞的热闹，以为这个年方弱冠、嘴巴没毛的小后生，出于年轻气盛，不惜高价，赌一赌意气，到头来还不得赔上才怪——做买卖可来不得儿戏！再加上这一张一弛，古青记很快地便将上市的羊皮几乎全部收购了过去。没过多久，国外市场的羊皮就涨势迅猛了起来，而且涨势的幅度与需求的数量都在明显地加大，这从中间商的一再加码与急切于成交上强烈地反映了出来，此刻见势眼红的裕厚长及一些老资格商号，再欲动手抢购，哪怕宁肯比古青记付出明显为高的价钱，在市场已接不上被割断了的收购路线，在时间上也已迟了何止一大步！弄得噬脐莫及，叫悔不迭了！

　　这就是古耕虞踏上商界的第一战，而这一战，他才仅只二十岁，从商才几个月，又仅有六万两基础，“人马”不多，面对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强大的对手，按一般情况讲，很可能全军覆没，可他竟能镇定如恒，运筹自如，获得了全胜，这远不仅保住了他的基业，而且使他大大提高了信誉，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向更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历经几次商战，没几年的时间，古耕虞所经营的山货商号已不仅在重庆及四川省内，而且在国内、国际已享有了较高的声望，经营基础也越来越雄厚，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他在国内商战中最强劲、最具实力的对手。这就是合中公司的朱文熊。

　　朱文熊，名如其人，无论从形态还是从实力上说，都是一头巨熊：在资金方面，由于他是当时正任资金雄厚而又握有国内相当大一部分财权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有强大的几乎无与匹敌的资本靠山；在经营方面，他本人即深懂国际贸易，又有一些国内、国际的关系，可谓商界“兜得转”、踢得开的人物。当时猪鬃出口已是大见其利，他看准了这块肥肉，而且很自信，觉得能很有把握地独吞这块肥肉。因此，他有备而来，有恃无恐，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大摆大摇踏进重庆，高戳起“合中公司”的牌子，干起了猪鬃收购与出口的大买卖。注册资本高达五百万元。

　　此时，虽说经古耕虞精心努力经营，古青记已远非初时的三个职工，四个学徒，只能坐地收些山货的默默无闻的小商号，而是已改名为“古青记父子公司”牌号响亮的专营猪鬃的出口商，不仅商号的规模扩大得远非几年前可比，资金也较为充裕。然而，要和合中公司相比，还是相去甚远的，仅注册资金就相差十倍，何况论经济后盾，论势力关系，相去又何止十倍，实是不啻天渊！臣熊来势汹汹，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说重庆的专营猪鬃的商号，连所有的山货号都深感压力的沉重。朱文熊也根本没把这些土商看在眼里，以为吞没他们轻而易举，不过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对近年来已露头角、声名颇著的古青记父子公司虽尚算客气，也只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势，知会古耕虞，要其将在重庆经营的虎牌猪鬃，全部就地卖给他，再由他汇总出口。话里话外都流露着一种明显的意思：你一个年轻资浅的娃娃，你一个财细势微的小号，能有多大的出口能量？只有并为我公司的一个收购加工点，附丽于我的名下，你才可以生存，才可分点余羹，你的汤中也自可多见些肉；否则，只有在我的威压下，变成齑粉！

　　重兵压境，兵临城下，箭拔弩张，而且公开要起了“降书顺表”，古耕虞并没有被吓倒，他镇定如恒，微笑着，然而却果决地回绝了诱降，大战便开始了。

　　朱文熊以汹汹之势，投放大量资金，动员大批人员，广泛大量地收购猪鬃，大有鲸吞重庆全境的猪鬃之势。古耕虞也决没有闲着，在”熊”一入境时，就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危险，觉察了大战的激烈，也当即做出反应，在朱文熊展开强大的收购攻势前，就紧张地作了安排，并从两个主攻方向着手：一是砺兵袜马，一是釜底抽薪。两方面紧锣密鼓地交叉并进，却又十分隐秘，令朱文熊很难察觉。

　　当时地方观念较强，川人尤重乡情。古耕虞首先认准、抓牢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武器。而朱文熊狂傲跋扈，气势凌人，也使川人甚为反感，那些直接受到利害威胁的商号尤其为甚。正相反，古耕虞不但是上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为人精明大度，信誉尤其为好，又经古耕虞刻意联络，川人几乎形成了一块挡熊的盾牌，都倾护起了古耕虞。古耕虞见时机成熟，便动员猪鬃业主将次货卖给合中公司，好货与标准货他宁肯提高价格收买。朱文熊虽擅贸易，对猪鬃却是外行，而人一狂傲，行事必然浮躁，再精明的人也是难兔。他只醉心于大手笔，大批量的收购，陶醉于财大气粗，举手间猪鬃便如潮般涌来，转眼已是几千箱，还哪得冷静下来细商一下成色？更没有怎么关注于加工，只是吩咐一声后便志得意满地捉摸起了商标：中国猪鬃出口以来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虎”牌鬃为最，你是虎，那么，起个什么牌号才能压倒你这只虎呢？朱文熊煞费苦心地捉摸来捉摸去，终于捉摸了出来——飞熊！是呀，当年姜子牙不是以飞熊入文王之梦山？我朱文熊正是只飞熊，如今入了川，再飞向世界！可又想了想，又觉得不妥。虽说在猛兽中，熊的名次排在虎前，可传统的故事却说，虎利用熊的体笨与头脑简单而战胜了熊，所以有虎为兽中王之说，却没听谁说熊为兽中王，而熊听起来没有虎响亮，且易犯“无能”之忌，那又叫什么呢？不如索性叫飞虎——你的虎连树也上不了，我的虎却能飞上天。就是要凌驾在你乃至一切同业之上！

　　这商标的针对性与示威性都是很明显的。古耕虞并不在意，除了乘机加紧鼓动业主卖次货外，还有时乘隙选些次鬃打发人去卖给合中。合中的收购人员一来多为外行，二来奉命猛收，忙得不亦乐乎，还那识得、顾得好坏！

　　古耕虞则在表面上不声不响，装作毫无作为，使对方益骄，更不戒备，暗地里却加紧了活动。

　　古槐青在经营方面也是个行家，他交给儿子的古青记底子虽然不厚，然而却是个良好的基础，他很重视本行人才的招揽与培训，很重视加工与质量。如前面提到的廖熙庸，不仅精通山货贸易，很擅长猪鬃的整理与加工，而且对古氏父子忠心耿耿，是个十足的“良佐”与“净臣”；其他的几个人，也是行家，人虽不多，能量颇大，因此“虎”牌猪鬃一登市，便享有较好的信誉。到了古耕虞手里，更是凭他的知识与智慧，刻意提高，在质量与信誉上，国内已难有其匹。如今又格外下了功夫，质量更得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提高，而且也不着痕迹地备下了相当数量的好货，也几乎是与合中同时运到了英国的伦敦。得意忘形的朱文熊根本忽略了原本没看在眼内的古耕虞，以“独家经营”、“舍我其谁”的姿态，将几千箱猪鬃都划作了当时国际市场的最高价。倘若真个独此一家，货虽次，或者有个商量，可是偏偏人外有人，他忽略了古耕虞，古耕虞可时刻关注着他。当他迅速而及时地获得了“飞虎”牌的开价之后，当即较“飞虎”低些，开出了自己的货价。成交后，开箱一验，当即对比鲜明：“虎”是真虎，不但保持了历来的质量信誉，而且有着明显的提高，各检点都为上乘；“飞虎”却“现了原形”，配伍不齐，加工不整，肉眼一看，便发现了不少劣货。两“虎”一较，真假立判，“飞虎”折翼摧羽，相形见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的自是那外相凶猛、内里空虚的“飞虎”，而且，伤得很惨，而那一向重信誉讲质量的古记之虎，却更加完美。相形之下，“飞虎”价高质次，古家虎质优价廉，当即引起英商大哗，纷纷强烈向合中公司提出退货赔款的要求，直闹到中国驻英公使馆，其势汹汹。公使馆看了“飞虎”也觉得很是说不过去，只好同意依英国现行法律办理。依照英国仲裁法，买主只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即可裁断为全部退货，并由卖主负责赔偿交易中的一切损失，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往往可接近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而被退的货又得在限期内离境，运输费用与损失不算，经这一折腾、积压，本来质次的猪鬃，很可能相当一部分要报销，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了经营信誉，自后便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了。事情的唯一希望就是在第一法律程序中，求得谅解，采取重订货价再辅以赔款的方式了。按英国法律，买卖双方的争执发生并提起诉讼后，先由商界的“公会”进行仲裁，然后将仲裁结果，交由法院执行。朱文熊此时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在公会仲裁中了。因为卖主的赔款额如果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再经仲裁斡旋，可取得谅解，买主可接受赔款而不是退货；如果斡旋不力，买主仍有权坚持退货赔款。因而，朱文熊便心急如火地极力欲疏通公会中出面参与仲裁的人，只要可以疏通，不惜代价，因为倘得以仲裁求得赔款解决，不仅可少损失一笔可观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挽回在商界濒临大亡的厄运。可偏偏公会中出面仲裁的人，就是古青记父子公司驻伦敦的代理商！

　　这一切，都是古耕虞早在预料之中，也是他所等待的，或者说这一切的发生均是他谋划、运筹的结果，一步一步，均在他预料与把握之中。

　　朱文熊彻底泄气了，认裁了，此时他方认清古耕虞的非凡与强大，唯有向这个既年轻又资浅，他原本没有看在眼内的人低头屈服，彻底投降了。他请出了他的另一位舅兄，张公权的弟弟张禹九出面，向古耕虞求情，并主动提出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为条件。在张禹九的调停下，事情很快就平息了。

　　朱文熊所仗恃的中国银行，是在当时国内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系江浙人主持，江浙人不仅在资金上雄做全国，产生了许多著名大资本家，内中不乏显赫的官僚垄断资本家，政府要人也多出身江浙，因而被称为“江浙财阀集团”、“江浙政府”。有如此强大实力与背景的朱文熊趾高气扬地闯入重庆，森森然不亚于一头择人而噬的巨熊，满以为一掌即可击翻重庆的所有的山货商号，却不料，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在强弱悬殊战争中一败涂地，哀哀乞怜于对手，乖乖而又灰溜溜铩羽而去。

　　古耕虞可谓在各个方面都大获全胜。首先是他的猪鬃，不但有“飞虎”的陪衬，使“虎”的形象更佳。益发巩固并增进了原有的国际信誉，而且由于朱文熊狂傲地大开价码，古耕虞的售价虽相对为低，却绝对是个好价钱，因而也看大赚。至干朱文熊六千箱“飞虎”，一来，朱文熊急于求得有利的仲裁，主动退出重庆市场，同时，既求人也必给人以好处；二来，仲裁中，古耕虞以自己的信誉做保，将原价压至“虎”牌的水平，再由古青记父子公司负责就地洗理与加工、搭配，再由英商以实际成交量付款，这不但使英商获得了好鬃，而且那加工价自也由朱文熊付给了古青记，也是一笔收入。而这又仅是可见的战利，更重要的是，重庆乃至四川的同业均为古耕虞能战而胜之以致驱走那头吓人的大熊而感激与敬佩。一举而三反，在全国商界的声望自也日隆，而在国际市场上，更因信誉高涨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面对兵力（资金）超过自己十倍以上而实力、背景不可同日而语的强敌，足以使许多人闻风丧胆、临阵股栗的激战中，他不但没败，而且大胜了，胜得非常漂亮；敌方的威压不但没有损伤他，反而在某些意义上说是成全了他，在当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岂不是奇迹？而这奇迹并非神助，完全是由他那非凡的才智与本领创造的！

　　古青记传到古耕虞手中时，重庆的山货商号有数十家，而且多数在历史、规模、实力上都远远强过它。然而，那些没把它瞧在眼里的、几度欲吞掉它的大商号，如“娇济”、“丰泰”、“恒昌”等，都迅速地，不到三五年的功夫，倒在了它的脚下。原因只有一条，那些貌似强大又分外骄横的大商号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只习惯于传统的经营方式，根本不懂经济规律与国际贸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却偏偏精于此道。从这一角度说，可谓“新生战胜了腐朽”，古青记又怎能不独领重庆猪鬃市场的风骚？再经这次“吞熊”事件，更使这只幼‘唬”威风大振，名声大噪，以至几十年中所向披靡。

　　虽说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势利导地利用时势，才能成其为英雄。

　　古人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固属偏颇，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拟也”，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为重庆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势”：由于担心长江水运一断便会成为“瓮中之鳖”，所有在重庆设号的洋商都纷纷撤离，这不但为当地商号解除了高压与盘剥，也提高了产鬃户与中国业户的积极性。贫弱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被欺压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完全可以横行无忌，有条约的固然不必说，没条约的可随时逼着中国政府签订新条约，只要对他们有利。一个传教士都可以对一个县长呼来喝去，何况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说，他们不但享着海关、地方税等一切特权，还可以随时从政府官员中获得他们想获得的方便，本来财大气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凭着财力与特权莫说认真经营，就是随意买卖，所余的特权利润，也要高出民族资本辛苦经营的所得许多。在重庆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霸道地垄断了市场，将内地商号置于伙计地位；把住出口权，对内地商号任意压榨与宰割，他们两头吃“回扣”，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只能听凭他的随意报价，有时国际市场看涨，他们也不借假造电报，谎称下跌，压价收购，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了他们的手里，一旦这些外商撤走了，无疑地是给地方商号松了绑。因而，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来，人们的担心与烦厌可想而知。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没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记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闯来了一个大有来头的洋商。

　　这个洋商叫做H．B．纳尔斯，是个代表着美国一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认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离了重庆，那么重庆必是一个“空白”，对他来说也自是非常有利，于是，就冒着运输风险来重庆收购羊皮。这自然对刚刚松绑不久的地方商号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利益威胁，可谁又敢得罪俨如官府太上皇有钱有势的“洋老爷”？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忧煎煎地愁着，唯独只有二十一岁、刚接任的古青记少掌柜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骑在国人头上的洋商，对这个纳尔斯更为反感，他觉得，倘若叫这个人头一脚踏入重庆就取得成功，无疑地会在重庆立住脚，不但填补了洋商撤离的空白，也必引来后继者，那样一来，已松了的绑，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会越捆越紧。于是，他便决心与这位声名煊赫的美国大企业的代理人较量一番，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凭他的非凡的机智与灵活的嗅觉，很快地把握了这位洋代理商的特点：他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携的资金又较为有限。古耕虞就针对这些特点，利用他单枪匹马对重庆市场一摸黑的弱点，鼓动各山货行乘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大量地、主动地将新羊皮售给纳尔斯。纳尔斯中计尚不自知，还以为他是幸运地踏入了这空白区，分外得心应手，因而喜气洋洋，对羊皮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货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赶紧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么鼓动，对外商怀有敌意的加工商便以季节不宜、设备待修、人手不齐等各种繁多的原因相推诿；不能加工就赶快打包吧，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赶上长江枯水期，也是干瞪眼运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娇嫩的，必须及时加工，否则，至多一个月，就会大量腐烂掉，莫说腐烂，就算是发了霉，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丢进粪坑沤粪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单枪匹马四处碰壁，纳尔斯唯有蜷着身、抱着头望着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发愁的分儿了。而祸不单行，纳尔斯用作购货开来的信用证只能在重庆银行抵六成，倘能及时地不断地将货运回，自是尚可陆续开来相当的数额。可他只顾兴冲冲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头，又遇上了这么多重大得使他一筹莫展的难题，资金问题便被忽略了。结款期限一到，货主纷纷登门讨债，莫说那信用证尚未兑现，就是兑现了也远不敷用，债主们也愈逼得紧，弄得纳尔斯如居炉火之上，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仗着洋身分去求助于同业公会。可同业公会莫说尚有古耕虞预先打的招呼，就算没有，也是爱莫能助。

　　这可到了古耕虞等待的良机，这一切本来多半是他精心策划造成的，时机一到，古耕虞就正式出面了。他首先向重庆的中国银行郑重申明：如果不妥善解决纳尔斯的问题，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不但会直接造成重庆的一些山货行倒闭，而且会间接累及全川许多小码头的小山货商破产，这样一来，人急拼命，事情必然闹大，局面将很难收拾。以此将了银行一军，令银行更感到危机，这又从银行角度将纳尔斯进一步逼上绝境。然后，他再直接出面去找纳尔斯，提出可以帮助纳尔斯解除困境，唯一的条件是要纳尔斯将其所收购的羊皮全部交由古青记处理。纳尔斯已濒临绝望，就是抓住一根稻草也是求之不得的，何况如此鼎力相助？此刻就是叫他赔上整个信用证，从那些他初时看成天使，如今已成了魔鬼的羊皮中解脱，得以顺利离去，他就高呼“OK”，大谢“上帝”了！何况古耕虞提出的条件又十分“优惠”呢？在此刻纳尔斯的心目中古耕虞才是真正的天使！他那么慷慨，那么仗义扶危！很快，依古耕虞的要求，由纳尔斯提请，同业公会组成了债权团，并订下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古青记以很低很低的利息垫付给卖主八成货款，纳尔斯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事宜；承认中国银行为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的全部货物，交由古青记加工出口，并将信用证的收益人改为古耕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便宜”，纳尔斯岂能不兴高采烈地签字？签字交货后，便迫不及待，忙忙如漏网之鱼般逃离重庆，真个是跃武扬威而来，大败亏输而去，莫说尚有古耕虞警告式的暗示，就算有人摆开仪仗欢迎、抬出八抬大轿迎接，他也不敢再入这令他丧胆的“畏途”一步了。

　　古耕虞正是统驭全局采取了先设下十面埋伏，再诱敌入阱；继而两路夹击，四面围攻，迫敌于绝境；然后再亲自出头，网开一面，恩威并施的战略与战术，制服强敌，永绝后患，大获全胜的。这胜利的果实是十分丰硕的，纳尔斯一阵穷忙，却成了他的代收商。这一大批货物，到了古耕虞的手上，自有加工与出口手段，无疑地会赚一笔好钱，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一举而击溃洋商，令纳尔斯与其后继者望而却步，杜绝了洋商的威胁，不仅于古耕虞甚为有利，于重庆商界亦受益非浅，而那些在此次事件中的羊皮卖主，更觉得古耕虞慷慨地代洋商垫款付帐，实是拯救他们的仗义之举，不啻雪里送炭。这两者都必然地引起了同业乃至整个商界的由衷的感激与敬佩。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此举不但解除了中国银行的困窘，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银行的信誉，而古耕虞在银行的信誉自也大大地提高了。这看不见却令人强烈地感受到的“战利”，远远超过了经济的“战利”，使他在银行界与商界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大大提高与巩固了他在这两界中的地位，各方面的赞誉之声大起，例如在四川最早设办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便称誉古耕虞说：“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须知，一九二六年的这次大战时，古耕虞才只二十一岁，就是到了聚兴诚称誉他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过才只二十二岁！

　　杜邦公司，这是个象征着无边财富与庞大势力的名称，早已成了商品世界的巨头。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垄断了化学工业，不仅成了美国的超级富豪，而且成了世界化学工业上的庞然大物。就是这个庞然大物，却在较它弱小得不知几许倍的古耕虞面前，甘拜下风！

　　竞争中的激烈争夺是不会间断的，既是出口贸易，就难免国内、外竞争或交叉或同时持续地发生。几十年中，古耕虞一直本着他特有的“战略原则”去面对一切竞争，并在竞争中不断地击败对手，使自己再崛起，再壮大。诸多实例，不胜枚举。本文最后只举最大的一例，就是与美国杜邦公司的激战。

　　当时，杜邦公司已财富惊人，从化纤到汽车，各色各样的产品早已风靡全球，二次世界大战又给它带来了重大的利益：逐个地收买下了战败国德国的全部化学用品公司，即在已丰厚的美国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科学先进、数量可观的德国，真个是如虎添翼，其惊人的财势足以压倒、起码相匹于一切对手。也正是二战中猪鬃这个战备物资显示了它十分重大的作用，引起了杜邦王朝的格外重视，不惜重金迅速研制成功了化学合成鬃，即市场上惯称的人造鬃，决心代替天然鬃。一旦代替得逞，势必夺取天然鬃这个美国主要的市场。而古耕虞的猪鬃出口量的绝大部分是向美国市场投放的，也就是说几乎等于堵死了古耕虞的出口门路；进而导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倒闭，这场大战的激烈性、艰深性、危险性，可想而知。一九四六年，人造鬃一投放市场，就给天然鬃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价格不断下跌。

　　在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多数出口商，惊惶失措，乱了阵脚，有的更在庞然大物压顶的大势下，绝望了，崩溃了。然而，古耕虞却镇定如恒，沉着应战。因为他已在危机初兆时运筹周详，成竹在胸了。许多同业失望地劝他：说什么也无力与实力悬殊得判若天壤的杜邦公司竞争，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他却信心十足地向他的至交者分析说：

　　“杜邦公司固然是个足以吓人的庞然大物，但，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优势。要明白，我不是在和整个的杜邦公司竞争，而只是和它的人造鬃竞争，而人造鬃在杜邦公司数以万计的产品产值中是无关宏旨的；可我们呢，纯只天然鬃一项，没有任何后退或转圜的余地，唯有拼死一战。再说，天然鬃成本低，历史久，数量大；而人造鬃成本相对地要高，是初产，数量相对地要少得多。我以全部对其一点，以量大价低对其量小价高，我又是下了全力以赴宁死必胜的决心，而杜邦公司却大有大的顾虑，也有充分的转圜余地。任何商业竞争，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成本线以上，如果市场价格跌到一方的成本线以下，这一方就会退出竞争。人造鬃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就算石油价格再低，也低不过天然鬃，须知在中国农民的眼里，猪鬃不过是废物，这就是咱们的最大优势，就足以将价格控制在人造鬃以下，庞大的杜邦公司没有必要为了区区的万中之一的产品人造鬃与我进行殊死斗争。一旦迫使他的人造鬃价跌近成本线，它就可以只做些微改动利用这条生产线去改制它种更赚钱的化工产品了。”

　　总之，古耕虞的处境已与进兵黄河边上的项羽相类，有进无退，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项羽之所以敢以八千胜十万，正是看准了己方不胜则死，务求一胜；章邯以一名将断断不会舍了性命去与一个尚未成名的“敌军”将领殊死决斗。而章邯的十万，早已积怨生隙，分崩离析，涣散了斗志。小而精对大而杂，八千视死如归的齐心勇士，去砍杀那分散为一块又一块的远不足八千之数的斗志低落的敌兵，焉有不胜之理？

　　古耕虞凭他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迅速的反应能力，观察入微，分析精辟，抓住了战略要点，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后迅速地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与具体的战术，向庞大得足以吓倒人的杜邦公司进行了反击。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二：

　　一是价格手段。他通过他驻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调动各方情报，牢牢把握住杜邦公司人造鬃的生产、销售情况，特别是数量与价格的每一个变化，紧紧地采取跟踪政策，把天然鬃的价格始终控制在人造鬃稍下或相等的水准，而又不断地提高天然鬃的质量。从使用习惯与实地效用两方面看，当时的人造鬃都是不如天然鬃的，价格相当，自然选优，何况价格又稍低呢？这是根本手段。

　　二是舆论手段。这是一种十分巧妙而有趣的竞争手段，被古耕虞运用得出神入化。在军事战略上叫做“扩大统一战线”与“争取同盟军”。古耕虞出口对象是美国的进口商，这些进口商在天然鬃占领美国市场方面，与古耕虞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人造鬃自然也同时危及了进口商们的利益，古耕虞就利用这个共存亡的契机，扩大这种一致心理，拉紧与进口商的关系，巧妙地晓以利害与授以方略，并通过他们关心着制造厂商的方便，迎合厂商们的要求，帮助厂商们提高产品的市场声誉，使厂商乐于接受天然鬃，自然也就冷落了人造鬃；更有趣的是调动手段一直插向基层，让操作工人出来说话。启动美国进口商的同业组织，凑了几十万的美元基金，以古青记父子公司在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的名义也出了十万美元（比照原基金来说，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专门用来联络工会与广告宣传。这番功夫。发生了奇效，工会组织在客观上参与了竞争，为古耕虞可说是增添了强大的同盟军，使战争双方的优劣大大地改观。比如，美国有个油漆工会，这可是在间接上起着重大作用的工会，因为天然鬃也好，人造鬃也好，都是用来制刷子的，而这些刷子，又都是建筑物与军舰、飞机等军用品的粉刷与油漆的必用品。更重要的是，粉刷也罢，油漆也罢，都是必需由熟练工人去操作的。油漆工会的所有的熟练工人，特别是老工人，习惯于使用天然鬃刷，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娴熟的技术，骤以喷壶加尼龙刷代替，既不习惯，也较生疏。已掌握的技术难以发挥，本有些抵触，再经同业公会使用金钱手段一联络，一鼓吹，便群起而争，力主使用猪鬃刷而反对使用喷壶加尼龙刷。进口商同业工会又一再竭力支持，就大有不使用猪鬃刷，拒绝去油漆兵舰、飞机、火车头之势。工会本不肯因此出事，力主购买猪鬃刷，厂商自是跟紧着市场，杜邦公司的人造鬃，不得不大幅度地被削去了销路。前一种手段可谓“重兵压境”，后一种可谓“釜底抽薪”，两路夹击，连续作战，很快便掌握了主动，控制了局面，不到一年的功夫，就迫使杜邦公司败下了阵去，虽没被迫转产，却也将人造鬃的生产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主要限制在保留项目以便改进发展的范围内了，基本上失去了与天然鬃竞争的数量与能力。

　　在激烈的竞争期间，古耕虞毫无所报，虽未获暴利，却也稳稳地赚了钱，美国的这一大市场也仍稳稳地操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么大的一场艰难的竞争既获胜，又获利，实是大出常人意料，因而，被一些人视为不可理解的“奇迹”，传为旷世少有的“奇谈”。而古耕虞在整个竞争中一直不动声色，保持大家风范，既不露面，也不与杜邦公司做任何正面冲突，用传统的话‘说，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应该改为万里）之外”，用洋人的名句说：“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这是一战时期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的得意的名言，可他万万没想到，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这句名言竟被中国一个猪鬃商用实际行为修改为“和平而体面地征眼美国市场，是古耕虞合理的雄心壮志！”

　　古耕虞与杜邦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商战，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刻不过是以古耕虞胜利告一段落的战争间歇，被古耕虞称为“前哨战”，更激烈的则是发生在几年后，即五十年代初的、被古耕虞命名的“遭遇战”。以后仍是“冷战”不已，因此，可以说是一场持久战。倘能始终采用古耕虞的战术，也必然是以杜邦公司失败而告终，因不在本节范围，详情不再叙述。扶持式竞争

　　古耕虞有句名言，也是他奉行的信条，那就是“不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自己赚钱，首先要让别人赚钱”。

　　他曾经解释说：“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亏本。算得他亏了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叫人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其实处世为人何尝不是如此？你损害了朋友的利益，也必损失了你自己的利益；你照顾了朋友的利益，也就等于照顾了自己的利益。关键是要确定谁是敌、谁是友。是敌，已如前面所述，那是要不客气地斗的，是友则必须维护，何况同为民族工业？这也正是古耕虞爱国的基底，这个信条的扩展，就使他越来越清醒地不惜代价地与洋商斗，与官僚垄断资本斗，保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同业利益。也使他更自觉地爱国。

　　你还不起我借给你的钱，我还要借给你一笔大钱。古耕虞曾借钱给一个中路商，一个加工商。

　　所谓中路商，是指游动收购，自行运销的商号。一年，一个商号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记父子公司借了一万多元钱，到川北收购了一百多担羊皮。每担价格在一百五十与一百六十之间。百张为一担，因而总数在一万张以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运输手段，一方面是“天有不测风云”，运输途中，迭遭暴雨，变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渍羊皮”。待运至重庆，每担只能作价二三十元，还不易脱手，而出手太晚，也难免拿去沤粪的命运。一万多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普通的中路商来说不啻于整个生命钱，筹措不出，唯有宣告破产，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岂能不呼天抢地、心急如焚？实在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去哀求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宽限。可就算“宽限”也不是无边的，届时又怎么偿还得起呢？何况你已是山穷水尽了，哪个有钱人又会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这位掌柜是战战兢兢没敢怀什么希望去求见古耕虞的。然而这是他唯一一条微茫的生路，除此，他只有破产一死了。可是，听了他的哀告，古耕虞并没有正面答应他展期，更没有提借钱的事，却给他出了个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个八九百担，与水渍的凑成一千担！天元亨的掌柜听了，如堕五里雾中，还以为是在寻他的开心，天哪，这一万多元已经要命了，还哪儿去奢谈那吓人的十万元呢？可古耕虞却郑重地表示，可以当即再借给他十万元！一万多元已堪堪泡汤，再借十万，这是怎样的魄力又是怎样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柜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万元，内心激动非常，活力与经商决心更被大大激发，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轻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连夜赶去川北，又收购了八九百担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顺利地运回了重庆，在古耕虞的指点下，对那批水渍羊皮做了些技术处理，搭配在后收来的好羊皮中，总数十万余张中搭进一万多水渍者，以八九比一二，很不显眼。光是水渍羊皮那是没人肯要的，可要使总数中含有不到十分之二，只要价钱适宜，还是有人愿买的。古耕虞将这个道理讲给天元亨掌柜，促其迅速打包装船。待运到上海后顺利地脱了手，赚了四万多元。倘不是古耕虞加十倍地再借钱与指点，天元亨老板至少要赔一万二三千元，乃至因此破产而走上绝路。如今，不但没赔，反而赚了四万多。不仅不必破产上吊，反而有了较可观的再发展资本！这一赔一赚的结果不正是下地狱与上天梯么？只要是人，谁个会不懂？又谁个不铭感于五内？除了如数偿还借款外，天元亨掌柜从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记的忠实的“大将”。

　　古耕虞之所以敢于再借重金，决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本的。他于以往的考察中认定，天元亨的老板是他的一个有本事的往来户，这样的往来户越多自是越对他有利。至于这次水渍事件，绝非天元亨老板的主观过错，买卖中的意外风险，几乎是在所难免的，倘只看到那借出的一万多，不顾此人的长处，硬逼下去，就必然逼掉一个有本事的人。再说那一万多元的债，也不能全数收回，甚至大部分泡汤。人既有本事，偶然的意外之灾稍加防范，是足可以挽回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既可以挽救以至成全一个有用的往来户，又可以收回欠债，何乐而不为？

　　另一个加工商，是重庆当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这家洗房与古青记也是有往来的，既有门路，也有经验，但是资金并不多。市场的变化是无情的，价格的涨落也是难测的，而每每变化的受害者必是那资本脆弱者。有一段，重庆的鬃价不断下跌，直跌到每担接近五百元，经不起大风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记一万多元无力偿还，再要这么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只要古青记依时催债，那么也就只有破产乃至自杀一途了。正当天德封的掌柜呼天不应呼地不语，急得如同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债主找上门来了：古耕虞打发人知会他立即去一趟。完了！怕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可怕也得去，反正已注定了破产，躲是躲不过的。谁知，古老板主动再借给他更大的一笔高达几十万的现钱！——绝不是玩笑，古老板的态度十分亲切而郑重！

　　看看天德封掌柜惊愕得一时无语的样子，古耕虞毫不隐瞒地说：

　　“鬃价就要看涨了。”

　　天德封掌柜才略一省神，漫应了一句：

　　“哪……”

　　古耕虞继续说明道：

　　“你用我放给你的这笔钱，立即动手收购一万担生鬃，越快越好。然后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宁肯照现行行情每担高出一百元收购，就是说按每担六百二十元付给你货款。”

　　听了这些话，本已省过些神儿来的天德封掌柜又陷入了极意外的惊愕之中：不提债——借大钱——用他的钱买鬃再那么高的价卖给他！——用他的钱还他自己的债——用他的钱为别人再赚他的钱？！——这是他经商以来，莫论经过，连听也没听说过的！然而这些又都是真的，素重信誉、一向重然诺的古老板说得那么认真！

　　天德封掌柜感激与高兴得连声称谢，在接得放钱的票据后，他才冷静下来，说出了心里话：“说老实话，除非赖帐，我是还不起这笔钱的！如今还清你的债，而且会赚一笔钱，是你用你的钱还了你的债，又把我从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你的！”

　　不几天的功夫，天德封就收足了生鬃，而且精心加工成熟鬃，卖给了古青记，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古耕虞也是照原议付款，算帐结果，天德封不但用这批熟鬃偿清了古青记的前后两笔债，还从古青记获得了一些利润。其实，古耕虞也没有吃亏，因为凭他的观察与嗅觉，已确切地把握了市场动向，断定没几天鬃价就会上涨，而且上涨幅度会不断增大，他看准这一时机，实际上就等于用旧债做为劳务费委托天德封于涨价前抢先购进一批好猪鬃，而那笔眼见得无法收回的旧债也当即变成了付用的活款，既收了猪鬃，又提高了声誉，使天德封在日后的经营中一心报效，变成可靠的往来户。

　　他从来不相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政府会有什么“包青天”。因而，他对商业纠纷一向是靠他的聪明才智去解决，坚持不求官，却去“告官”，甚至为了保护同业利益而去告官。

　　前文交代过古耕虞的竞争原则，本着他的原则，重庆的几十家向他起衅的老字号倒了，又赶走了巨熊与洋商，而重庆的一些与他“和平共处”的字号，如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山货号却得以生存。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前后，重庆经营猪鬃的商号，古青记父子公司之外，也就只剩下这三家。商海无情，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优胜劣汰，弱没强存，一种经营决不会总是大帮哄地赶下去，因而剩下的这三家，也只由于古耕虞刻意扶持才得以剩下的。

　　这三家铺面不大，资金不多，也一直没有有意地去与古青记势不两立，可在市场的激烈竞争风暴中，他们也是苦苦挣扎，摇摇欲坠，古耕虞要想吞并他们只是因利乘便，举手之劳；就算古耕虞不闻不问，他们也苦撑不得多久而自消自灭。应该说，不管古耕虞愿不愿意，都得在竞争中拚斗，尽管他多数是后发制人，总站在“理”上，可树大招风，平白地还难免物议，何况击败了那么多势必因此而更仇视他的人呢？古耕虞后来说：

　　“倘若任由这三家垮下去，那样，我就必然成了同业的怨府，说我把别人的饭碗都抢光了。不管是不是我抢的，人家都必然这么说。更重要的是三家之中，不乏能人。倘若没有出众的人才，是绝不会维持到那个时候与那种局面的，人才难得，因而，我一定得设法保住他们，我不能孤军作战。没有帮手。”

　　在三家堪堪濒危的时候，古耕虞主动找上门去，不惜招祸地挽救了他们。

　　此时，古青记已直接打入了国际市场，获准在重庆直接报关的资格，也就是说，只在重庆办理好出口手续，虽经由上海口岸，却与上海关无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无这种资格，也就是说须受重庆、上海两关的双重制约；在重庆缴纳了关税后，仍须以重庆开具的免税证向上海关报关。漏屋偏逢连夜雨，正当三家在困境中挣扎时，又出了麻烦：上海关扣下了他们的全部出口货物！理由是，上海关在校验过免税证后，认定重庆关估价过低，坚持补税，否则不令放行。这无疑地是对摇摇欲坠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儿筹集这大笔的巨额税款；不交吧，货物存在海关，情形可想而知，时间一长，错过贸易机会，用俗话说“赶不上行市”不说，还会弓愧信誉损失甚至招致赔偿，这散、漏耗损，存关费用，要不了多久，就会像蝗虫蚀庄稼般闹个地场光。而这批货物已是三家的最后一点儿元气，是拼足了余力聚起的最后的全部剩余家当，一旦蚀掉，不仅是气若游丝，恐怕只有“寿终正寝”了。此时倘若乘机吞掉这三家，在古耕虞来说，不过是顺手牵羊，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正好相反，他仗义地挺身而出，不惜冒开罪权势极大、炙手可热的上海关——全国海关之王，来挽救三家的颓亡，维护三家的利益。他不但为三家出谋划策，而且在三家因甚惧上海关的强大权势而犹豫、顾虑时，慨然声称：我来出头替你们打官司！为了你们，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于是两面着手，一面向上海关提出正面申请，请上海关允许以押款的方式，对这批货物先予放行，以稳住上海关；一面向总税务司与南京财政部同时提起控诉，指控上海关恣意估税，刁难设障，阻挠出口，影响外汇收入。也是两手准备：官司打赢了自没话说，货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说，上海关还得将押款退回；一旦输了，也无非是补税。但他绝不想输，而是要赢！为了确保“要打赢这场官司”，他又下出了很关键的一步棋：鼓动重庆关出面充当另一原告。痛陈利弊也是古耕虞的专长之一，他找到重庆关，郑重地说：

　　“你们完全有按税律估价的权力，更有这个能力，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是不会估错的！（言外之意：上海关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这样做无疑是要证明你们没依律估税，没有估税能力，因而必须负有重大的误估责任，损失最惨的是你们！）而上海关却任意认为你们估价过低（潜台词：这个“任意认为”不正是“有意作对”么？）。如果首例一破，长此下去各个海关自行其事，势必轻视估税关的权益，任意加税，结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险，每过一关都有加税的威胁，还怎么经营？而这种做法又明显地是违反海关规程的（搬出“法律依据”，君等可大胆地堂而皇之地出师了）。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就是深受国际市场行情的严格制约，而国际市场的行情又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关关设卡，寸步难行，加税之外，又要扣押货物，莫说数关，就算是一关扣押几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导致因误失了物价良机，而无利可图，甚至亏蚀老本，还谈何经营？因此说，如果任由上海关随心所欲下去，则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腾破产，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这一大块外汇收入可就要毁于一旦了！（话外音：这可是与你们关系非浅、利害非轻的大事呀！）”

　　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又凿凿有理，不由重庆关不动心，不关切，不“义不容辞”、“理所当然”而又理直气壮地出面去充当这场官司的重要原告。

　　如此一来，仅凭了一张利口，就巧妙地点起了一场大火，重庆关出于被侮的“义愤”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当即“理直气壮’”地向总税务司提出了对上海关的指控。而古耕虞这个首发其难的原告，却乐得清闲，在己变成以两关之间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观，看他们关对关，也是官打官，关关、官官之间的激烈扯皮，自然要比他亲自出西省事得多，也更有利得多！

　　由于重庆关本也不是白给，又经过古耕虞巧妙地启发，依据充分，理由正大，这场官司的结果自是以重庆关胜诉而告终，上海关自然不得也不敢对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难，无须补税不说，还将三家的押款如数退回。一场官司，使三家商号由困窘无路一变而为赢家，不但不消愁那巨额补税款无从筹措，连该损失的也没有损失一点儿，又及时地出了口，赶上了价格良机，获得一笔理想的赚头，由濒死而得救，且大大地缓了一口气。这是救命，而且是甘冒触犯权势炙人的上海关，与不惜破费的救援，完全可以说是从井救人；人家自己的事都不肯打官司，如今为了他们的事打了这大的一场官司，这种思德岂同小可？三家日后焉能不极力图报？正是官司险要，难打，却仗义地替别人打赢了，在官商相对立的心态中，实是大大地维护了商界利益，古耕虞在商界中的威望还能不因此而大幅度地提高？根基还能不因之而更加稳固？而在巧妙地调动起的官打官中，也更增进了他的深层认识与社会能量。因此说这场官司的最大赢家应该是古耕虞。人心、人望的价值不是有数的金钱所能衡量的。

　　紧接着，古耕虞又主动与这三家达成协议，四分天下：重庆百分之七十的猪鬃出口量归古青记经营，余下的由三家均分。并在和祥号的一再恳切的敦请下，古耕虞兼任了这家已基本丧失了实际市场能力的商号经理。从此稳定了局势，有了照应，使这三家得以从半昏迷状态中复生，重操起正常故业，也因此而渐渐地成了古青记可靠的经营伙伴与忠实的竞争友军。

　　扶持，也是一种竞争手段。扶持与已有关的同业，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等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结成一体互相关照，利于对外，也利于对付当时的旧官府，这也是生存竞争。因此说扶持不但也属于竞争范畴，而且是竞争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缺少的侧面。

　　　　　　　　　　　 在经营中壮大，在奋斗中抉择

　　运用资本，必须像钢琴家演奏钢琴，美术家运用画笔，要有高明的节奏，要有神来之笔，总之要讲究艺术。

　　古耕虞是这样强调的，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从读书时起，一方面格于父命，一方面出于素心，他就很重视经商之道，在南通读书时，除了有关的课业外，他倾注大力地读了《富兰克林传》，更认真地研究了《福特管理》，从中汲取有益的经营之道，也自然受益匪浅。给他印象最深、对他日后经营很起作用的是亨利·福特的综合经营与流水线制度，那把一切汽车工业活动都控制在握的手段，那将汽车从生产到销售都垄断成一体的组织，使古耕虞学到了现代化经营的彀要；那装配线制度，自一九一三年建立起便发生了奇妙的作用，配合紧密的流水作业结果，使成本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才使著名的T型汽车成本价格由每辆九百五十美元飞快地降为每辆三百六十美元，也只有有了这大幅度的制度增值，福特才得以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每日二点四美元提高到五美元；才得以将九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如此的良性循环，也才使他得以洋洋自得地自诩：他与工人“利润分享”！这都对古耕虞经营之道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福特在美国能为，我古耕虞在中国也能为！

　　此时，他也从经济学角度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也获益匪浅。

　　接手古青记以后，更是刻意钻研并且善于从师。前文提到的廖熙府就被他当成是良师益友。此人不仅精通猪鬃业务，而且极擅经营之道，又因受其师古槐青的“托孤之重”，可以说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地传教与辅佐古耕虞，古耕虞也对其格外敬重。尽管此人持教特严，脾气特大，动辄责骂古耕虞为“败家子”，仅因古耕虞忽略了春节的对联，他就骂不绝口，甚至拂袖而去，古耕虞却一直小心谨慎地敬重他，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教诲，走了，就带上廖熙庸最喜欢且认做干女儿的古耕虞的生女登门负荆，诚请其回就重任，直至古耕虞八十高龄提起此人，他仍以十分敬重的神态与口吻称这位“师兄”为“师傅”。

　　古耕虞的从学是广泛的，哪怕常人、路人，哪怕为人所轻的人，只要有商业专长，他就虚心讨教，他的一整套的外贸知识，最先就是从一个名声很不佳的英国捐客处学来的。为了学这套知识，他向这位具有甚为丰富的外贸知识的洋捐客多次虔诚讨教，取得了好感，结果将所掌握的全套知识，从报价、发价、提单、装船一直到电报密码种种关目与细节全部教给了他。特别是密码，是国际贸易中一门重要学问与一种关键手段。

　　国内、国际的经营之道熟谙于胸，再经融会贯通，升华为他特有的本领，他就开始驾驭起“钢琴”，挥洒开“画笔”，弹奏出一支比一支动听的乐曲，勾画出一幅比一幅悦目的画图。

　　　　　　　　　　　　　创直接出口的第一奇迹

　　他一步跨越万里，冲破重直障碍，一举而创直按出口的奇迹，并很快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进而迅速垄断了猪鬃出口的主要市场——靠的只是他的才智与本领。

　　满清的腐朽，列强的蛮横，使旧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一切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控制在列强的手中，中国人想要富裕谈何容易？到了国民党时期，虽说作了些表面文章，实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尚有所过。文明的进展，只是使洋商的手段更花哨更阴狠而已。国际贸易中的主权更是牢牢地完全控制在洋商手里，他们任意报价、煞价，盘剥压榨被蒙在鼓里的中国出口商，利用手中的优势特权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失误与危机转嫁中国出口商。到古耕虞接手古青记时，能直接出口的民营企业尚无一家，依靠枪杆子与特权获准的也不过少得可怜的一两家。而此时的古耕虞莫说无权无势，连资本也少得可怜，又初踏商界，刚刚起步，可他就硬是凭他特有的本事，跨越万里，一步到位，获得直接出口的条件。

　　当时，美国是中国猪鬃的最大销售市场。美国工业三大支柱中的两个，即汽车与建筑业（另个是钢铁）都离不开鬃刷，而且由于规模大，发展势猛，用刷量就更大，而使用频率也高，使用周期也短，加上美国多如繁星的制刷厂（仅注册厂家就四五百，尚有许多各州监狱利用犯人的自设厂），而原料又几乎全是中国的猪鬃，于是中国猪鬃的进口，就成了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日常性课题。

　　美国必需大量进口，中国也需要大量出口，可是上海关却属于英国的特权范围，伦敦的英国中间商个个似名副其实的约翰牛，而且是大得、凶得吓人的斗牛，竖起锐利的双角，瞪开圆暴的牛眼，霸断海关，耽耽地注视着内地的猪鬃，蛮横而贪婪地大拔其“毛”！

　　中国的出口商自是深受其害，美国的进口商也难得全利，因而深恨这条如拦路行劫的强盗般的约翰牛。列强的矛盾也是很大的，在竞争上更是你死我活与不择手段的。为了探明虚实并看一下能否寻找一条摆脱“牛”拦的途径，也是由于在使用中国猪鬃制刷时，发现“虎”牌猪鬃非同凡响，欲见识一下这个信誉越来越高越好的“虎”的主人，美国一家最大的猪鬃进口公司——孔公司，于一九二七年派出两个代表来中国，深入考察，并专程赶往重庆。要见“虎”，必须避“牛”，因而，这两个美商代理人来中国的公开目的只是说要考察一下重庆猪鬃生产的情况。这才顺利地到了重庆。

　　当时，重庆的几大山货商号，尚未倒闭，仍以“娇济”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因而，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何北衡在接待了两个美商代理人后，认为既然只是考察，就想当然地把“峤济”的掌柜吴懋卿请了出来。

　　吴懋卿虽说名气很大，是日商新利洋行买办陈瑶章的高足，也是国内经营山货的行家，可他不懂英语，对国际贸易更是一窍不通，陪着参观浏览一下洗房尚可勉强应付，稍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就卡壳了。仅走马观花的看看，岂是两个美国代表的目的？于是他们又去求助于重庆山货业的同业公会，希望找个翻译，可同业公会推荐的罗太太，英语倒是不错的，她是位教会医院的护士长，医学特别是护理学方面，她的英语自是完全胜任的，然而，她对猪鬃却是一窍不通，连猪鬃及猪鬃贸易都了无所知，更勿庸说及专业性较强的名词与术语了。中国话尚弄不懂，何况英语？再加在贸易上吴掌柜知“内”不识“外”，两下一凑，她不翻译也仅止是个糊涂，她越翻译，反而使两个美商代理人更糊涂！糊涂，怎能达到目的？

　　早已蓄意等待良机的古耕虞，于两个美商代表一踏进重庆，即锐敏地发现了这是一个难得机遇。机遇当前，富有心机与智谋的古耕虞岂能放过？他当即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极力多方面谋求一见这两个美商代表。

　　美商代表在经过会见吴懋卿、听了糊涂翻译后，原本欲见“虎”牌主人的欲念更强了，两下里都亟欲一见，能不有所活动与有所流露？何北衡又不是傻子，见美国人对古耕虞如此重视，古耕虞又已通过人恳求一见，他就索性做得郑重些，在曾家岩的公馆里设下了宴席，专请两个美商代表，特邀古耕虞作陪。

　　初一见面，两个美国人就极感意外，又惊又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信誉甚好的红色名虎的主人竟然如此年轻（当时古耕虞才止二十二三岁，从业也不过三年左右）！而英语也居然那么熟练！特别是在经受过罗太太“糊涂”的困扰之后，初一听这熟练流利的英语。真是耳目一新，心情大畅，很自然地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再细谈下去更是如得知音，古耕虞那高雅的谈吐，十分得体的举止，使他们甚为欣赏，而流利准确的英语，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精通，对重庆猪鬃的生产、加工、经营出口等精况的熟稔与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使得他们甚为折服，由衷地赞叹不已。鲜明地感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知要较那年纪大其近倍的老掌柜高明出多少倍又可信赖多少倍！有比较才有鉴别。吴掌柜、罗太太的先入的陪衬作用，对古耕虞来说，也是很大、很重要的，这更使两个美国人深刻而具体地感觉到，像古耕虞这样非凡的出口商是他们很难寻求，甚至求之不得的，比他们预期的还要理想，岂能不牢牢抓住？

　　古耕虞更是觉得机遇难得，两个美国人谈的也甚合他的理想，又怎能稍有放松？

　　在摆脱英商羁绊的共识基础上，双方又产生了强烈的共同贸易的愿望，还不是一拍即合？于是，便在美商代表面见古耕虞后不久，双方便顺利地签了秘约，订出了直接贸易的条款。从此，孔公司不再从伦敦市场购鬃，古青记也不再向上海洋行交鬃，彻底地摆脱了英商，也自然摆脱了上海洋行与伦敦中间商的双重盘剥。两下里不但各获极大方便，而且各得厚利，怎能不皆大欢喜？又岂能不利害与共、关系更密切？

　　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王”，美国也是不敢轻捋“牛”须的，因而，贸易之初，双方都十分谨慎地避开上海与伦敦的英商。古耕虞更不敢操之过急，因为一旦不慎，会招来很大的麻烦，以致前功尽弃。所以，直接运美的货物他统不用自己的装箱标志装船，也不用本号的名义，且以一小部分猪鬃敷衍上海洋行。直到几年后，英人无暇细顾而美国实力相对上升，才公开交易。

　　美商代理人是一九二七年离国来华的，由于万里迢迢，又有一些中间琐事，所以两家签约与接下来的贸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进行的。当时古耕虞也只有二十三岁，而他的古青记在众多的同业商号中又不过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小字辈”，却仅凭了他的智慧与才能第一个摆脱了强横的英商垄断，冲破重大障碍创出了直接出口的先例，这本身就是奇迹。有了直接出口的条件，购销价差就自然地与其他商号大幅度地拉开，取得竞争的绝对优越，加以他信誉日隆，同业更难望其项背，倘若起衅去与之竞争，岂有不败之理？洋商撤离，给重庆的山货商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美商代表的来华，又为重庆山货商提供了另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两个机遇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可别人不是掉以轻心，就是无此专长，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只有刚登上这个舞台不久又年纪轻轻的古耕虞才慧眼早识并迅即牢牢抓住，他怎能不飞速发达？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人又何必怨天尤人？

　　从此，古青记渐渐地垄断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口，很快使两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这段期间，用古耕虞的话说，这两家已成了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风险中的获胜者

　　生意场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风险，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险，更是不足为训的。且请看古耕虞是怎样对待风险的。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商界也自然难逃厄运。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了—·二八淞沪战争，硝烟弥漫于上海，商界首当其冲，受灾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舰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们的战圈。轮船离开租界的港口，要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驶离中国海域，进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进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独在中国海域里是随时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舰，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夺，就是被击沉，总之货物在中国海域内随时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按贸易惯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货付款的，而保险公司又都拒保兵险，这就迫使外国进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国出口商的货物。也就是说日寇一下子就卡紧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咙，外货进不来，尚在其次，内货出不去，几天间就会毁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经济生命线，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况下进口，特别是出口货物总是源源滚滚的接成了流动线，一旦被掐断，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积起来的损失是要以时刻计的！断了源流，内外市场立见剧变：国外猛涨，国内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止的势头。特别是羊皮，由于质地娇嫩，存放在仓库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经常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两个月。再如存放不当又无处理手段，则不消一个月就得报废。在货物越积越多几乎涨破上海所有库房、堆栈的情况下，纵有手段也难得施展。眼见得大批资金积压，不得周转不说，而且一天天的贬值，哪个能承受得了？重庆的一些较小的山货商号几乎全部亏本倒闭。

　　严峻的形势，也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古耕虞。因为在重庆，此时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数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蚀掉，将会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办？

　　经过一番认真地观察与思考，古耕虞当机立断：自行护送出海！

　　当然，这是个很大胆也很冒险的决定。可古耕虞却很果决地进行了。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已作了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风险，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无妥善措施，有无周严计划。战争是不可逆料的人为因素，但却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经过综合分析，觉得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战争获取中国的土地与主权，而几个月前才占领了东北，如今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陆，海上封锁不会完备，也没那个必要与可能。因而应是松弛的封锁，就是交战区内也没有发生海战，日本军舰往来中国海域的主要目的是运送兵员与军用的物资，当然也负有于往来的可能范围内搜索与拦劫由中国出海船只的使命，但这不会是大范围的封锁与大面积的搜索，只要避开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舰线，又预作准备，被劫或被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而运入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同样的，谁不想借重于银行发财？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商都无不积极营谋获得贷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长远，又享有优惠的终究不能是大多数，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数。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誉，也就是他被认定为经营高手，肯定会赚大钱，也肯定会及时付息偿本。再加上一点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阶梯，猪鬃源源不断而且渐次增长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国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应地从孔公司流回中国的古青记。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银行获准了“外滩银行”的权益。所谓“外滩银行”，是指当时设在上海的主要经营国际汇兑的外国银行，像美商的花旗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等，因地处或地近外滩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前，“外滩银行”“一直独揽”国际汇兑，因而说，中国银行获准经营国际汇兑资格后，是中国银行界第一个进入“外滩银行”行列的金融组织。仅就获取外汇利益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几乎与古耕虞同步。然而，古耕虞却用了个小手法，取得了更大的主动。一开始时，他没有主动去这个中国唯一能结外汇的银行，而是将很多外汇（信用证）卖给了“花旗”或“汇丰”。不消炫耀，极重信息是银行界的更重要的生存手段，何况中国银行刚辟此境，岂有不当即获知并且知之甚详之理？而这又是一块可观的收益，中国银行岂有不与“花旗”、“汇丰”大抢生意之理？

　　果然，没过多久就引起了中国银行的极大关注。外部经理贝淞荪亲自过问并安排了此事。贝淞荪是个很有本事的银行家，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在他通过重庆分行得知古耕虞已“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且信誉素著以后，当即要重庆分行马上与古耕虞洽谈，并许以优厚条件，古耕虞只要同意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他就可以：一、以与上海同样的汇率额就近在重庆分行结汇，不但省时、省事，也可省些费用；二、日后，古耕虞只凭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就可以在重庆分行获得“打包放款”。

　　这两个条件中，如果说前者是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特定项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装船前，获准的低息贷款。一般是货主先将出口货物存进银行的仓库或银行指定的“公仓”，经过计点，始能获准贷款。而贷款的数额并不会太高。这种贷款的利息较市场上的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生意好，信誉好，就来拍你的马屁，送钱上门，唯恐你不用他的钱；一旦你的企业有了风吹草动，靠不住了，他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来逼债，才不管你是跳楼，还是上吊呢！”中国银行比起外国大资本银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当重大利害当前时，他也必然唯利是图。也正是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银行打交道，他对某些土财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一心将钱存入外商银行的作法很鄙薄，认为是不识时务，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国银行能主动吸收他的外汇，何况又给了他如此的优惠条件呢，因而满口答应。

　　如此，古青记不但牢靠地获得了这种贷款，而且省却了存库、入库、再送上港口的一笔可观的费用与不少的麻烦。而他又极讲信誉，从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时刻使银行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信誉是最好的，他的企业是兴旺的，也是最能经常赚大钱的，他发了财，银行也必然随之而可靠地赚到大钱。因而，中国银行对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银行惯例。

　　比如，依例，客户向银行贷款，是必须有担保对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银行担保。这惯例一直在银行界延续不断，后来甚至形成了文字条款，可见是一种极受重视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保障手段。可在当时，古青记的往来那么大，一般的小银行、小企业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资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码低于中国银行不为太甚的银行或与古青记相当的企业，可这又哪里去找？当然，中国银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议来议去，中国银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个人名义为古青记担保！业主为本企业担保，也就是凭自己为自己担保，这个先例开得莫说在旧中国银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银行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却正是古耕虞铁打的信誉换取来的奇特的结果。说他的信誉是“铁打的”，一点也不为过。在当时，莫说在中国银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誉已足可抵得一家银行，连伦敦的英国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多少年来是一直为世人公认与称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银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论足见他的信誉之高。何况持此说者又是不必出于讨好与哗众取宠的外国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为重视，他从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嘱袁冲霄就是一个显例。袁冲霄是古耕虞费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诚聘的一员干将，对这个难得的人才他甚为重视与爱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当经理，独当这几乎关系全公司命脉的一面，倚为方面的心腹大将。送行时他郑重申告：授予全权，即使亏了本也不责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别是必须按期履行合同，必须保证虎牌的质量！如果这两项做坏了，我会立刻撤你的职！”这后几句，不但语意明确，而且声色俱厉！

　　古耕虞的信誉越好，越高，中国银行越对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数额，几乎占古耕虞全部营业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给他在天津设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长。这就等于中国银行以低股息在他的公司里投入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资金股份，却不是股东，自不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那样低的利息，那样大数目的“股金”，不正说明古耕虞是在拿中国银行的高出自己本钱多多的资本在为自己做买卖么？而中国银行又出于良好印象与共同利益甘为古青记大作广告，刻意扶持外，在国际市场上着力宣传古青记的货好，信誉好，这可不是声誉再高的广告商的着力渲染所能比拟的，须知，那是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与古耕虞的关系如此密切，两下里又明显地各得重利，难免引起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断言古耕虞是贝湘苏的乘龙快婿！连江浙财团著名的大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此时已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不但也信了这个传闻，甚至引起极大的兴趣，专程赴川调查古耕虞的状况，并乘机要求古耕虞：“希望你不要仅仅与中国银行往来，也分一些给我们上海银行。”不仅陈光甫，几家相继获准入“外滩银行”之列的银行又何尝不想从中国银行分得古耕虞的“一杯羹”？

　　在中国银行牢牢地植下了根基，古耕虞在国内银行界调动资金便如取存款。

　　在美国华尔街银行的植根，古耕虞也是靠信誉加手段的。

　　一九四六年，根据当时签订的《中美条约》，古青记与他的美国老搭挡孔公司各在对方国内设了代表处。古耕虞更向美国注册，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海洋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子公司的设立，古耕虞除为了便于出口经营外，另有两大深意，一是通过该公司的认真调查，牢牢把握美国市场行情与变化因素；一是沟通与银行的关系。因而他并没有给这个子公司具体的特别是大宗的经营业务，投资也只有二十五万美元，并特请一个叫做海德罗的美国人与他“合作”。而资金上，他却出了绝大部分：二十四万，只要海德罗象征性地出一万，都让他在进口鬃上捞些好处。古耕虞之所以选中并优待海德罗，是因为海德罗曾先后任过美国化学银行经理与财政部的司长，在华尔街很有些声望与活动能力，可以利用他沟通华尔街银行。海德罗乐得双方都赚，因而很卖力气。在海德罗的活动下，更重要的是古青记铁打的信誉，使华尔街银行能赚得既长远又可观更可靠的钱，就更乐于建立与古青记的往来。并在往来中更证实了古青记的信誉与能力，便也以不断加大的优惠拉紧这位财神爷似的客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耕虞可以从美国资格最老、资金最殷实的银行之——华尔街第五街银行，开出一种优惠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的见票兑款期为四个月，年息只三厘，最高额可达一千万美元。这就等于古青记可以用第五街银行的一千万美元做自己的流动资金，拿美国钱做自己的买卖，仅付一部分低息。而见票四个月才兑现，这又给了他充分的运筹时间：行情看好就抢运上去。行情不稳，就可以从容地等待到上涨时再抢运。由于确保了人家赚钱，他也赚钱，银行也乐于他多赚，结果仍是逃不出他的另一个原则：都赚，但必须自己赚得多，决不能“反过来”！

　　借财生财，借鸡生蛋，资金的彩笔挥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画？

　　　　　　　　　　　　 用客户的本，赚客户的利

　　客户主动送钱上门，给他做本钱，再赚客户的钱，客户还很感谢他，多妙的经营术！

　　这首先取决于他铁打的信誉，中国银行的宣传，英国鬃商的赞誉，华尔街银行的信赖，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除质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还时时为客户着想。只要是他选准的客户（资信好、善经营、专营猪鬃），他就建立深交，关心他们的利益，甚至有时宁肯稍许牺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时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主意。不仅是对孔公司一类的进口商，对厂商也至为关照，为了他们也为了把握市场，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国监狱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户坚定而清楚地意识到，与古耕虞做买卖保险赚钱，美商中流传着一句话：“和古耕虞订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因此，都争着跟他订合同，哪怕古青记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钱跟他做牢靠的买卖，为怕得不到机会，就千方百计设法取得“优先权”。古青记的老搭档孔公司为了紧紧攀住这位财神，甚至破经营惯例为古青记无条件地提前开出一张面额一百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由美国银行开出保证兑付，不载明买卖商品的名称与装船期限，而且只要卖方开出发票、汇票与提出装船提单，就能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买卖成交，买方付款后，这张信用证又恢复了原额一百万美元仍继续留在卖方手中。其实就是长年地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必欲也无人可挡地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谁个敢不从？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八千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虽大，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的热来笼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办！”（——为什么孔大少出头要？）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委员长”的命令还了得！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办，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分动员他们售出三千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时夺过他掌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砍！那八千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孔大少气势汹汹，横剑怒目：哼，你个士佬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东西不但被孔大少看中，他也是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又有几个敢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个月再说，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帐，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个小数目，你个古今佛，你个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们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帐？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准备结束。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铜。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员屈用中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大老板们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接着香港总局又派了一位局长亲飞重庆。“四大家族”虽大，可大不过他们的后台老板，在美国大老板动怒时，他们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不得“横剑夺爱”，实际上是孔祥熙败了，也是“四大家族”败了，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献计献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脱了这种羁绊。决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两面夹攻取得了全胜。

　　他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层层与官作对，还常是赢家，反过来却要国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员，不过是在被他摆平之后。

　　最早的一场官司是为了直接报关的权力与重庆关打的，他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达到了直接报关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赢了，因为终究孔家“横刀夺爱”，没有成功；最大的一场官司，可以说是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打的，因为复兴也罢，富华也好，都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又赢了，因为也达到解脱羁绊的目的！

　　当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莫说早已富足，更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战刚一胜利，他就一面紧张地筹划，一面积极地攻垮垄断，因而复兴公司刚一解散，他就将他已筹划精当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国的所有的猪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汉口，进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猪鬃市场。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如对中国银行，虽说只留下了个王君韧（作用也不小），而高层职员集体辞职后绝大部分去了外国，跟去台湾的甚为寥寥。

　　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无怪有人说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０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一九五０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更莫说公司了，实际身分已是中国猪鬃公司的总经理了。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动身赴美。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分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路上自也仍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抵达美国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一九五０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十万箱，价值八千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这个纪录）。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报销，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不要错看了美国的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自也译得甚为巧妙。一切如议，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他那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是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师。这也自然无用。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合了我国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为国战胜了杜鲁门！

　　　　　　　　　　　　　　　邓小平的重视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

　　“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响，值得敬重的大企业家，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特别是经商者认真学习与借鉴。

　　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肖舫） 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

　　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名浑德，字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一九０九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一九一五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一九二七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机遇在艰难勤奋中到来

　　陈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父亲名仲衡，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上，才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仲衡夫妇见孩子如此体弱多病，总是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奢望这个孱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长大，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镇江地处长江下游，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商贸活动频繁。一八五八年按中英法天津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进出口货物日多，贸易额猛增，能与上海和汉口媲美。随着商贸事业的兴起，经营汇兑业务的钱庄逐渐兴盛，而且势力不亚于上海，与扬州在上海经营银钱业者合称扬镇帮，与宁绍、苏常、潮汕三帮旗鼓相当。

　　当时，镇江还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工业，是个经商谋利的宝地。但是，由于经营不利，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只得停业转向。经过反复权衡，陈仲衡决定另谋出路。于是，他便到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

　　报关行负责代替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被外国税务司操纵，办理报关手续，自然免不了要同这些外籍人员打交道，而且必须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

　　陈仲衡略通英文。他想：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商业，实力雄厚，是棵大树。如果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比较踏实。眼前外国人都视中国为肥肉，争先恐后来中国搜刮，并且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若能精通英语，选择职业的路子就宽了。于是，他到汉口不久，便决定将光甫接到汉口来。

　　光甫乘船逆江而上，只见：云外远山耸翠，船边近水翻银。光甫自小第一次离家，见到这般景象，好似进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领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深奥莫测。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走遍天下，不但要在中国走，而且还要到外国去看看。他到汉口后，被父亲送进报关行当学徒。

　　祥源报关行门前挂着比利时国旗。原来，报关行的东家是借用比利时人地赉的名义。地赉曾经在上海法租界内当过巡捕。借用他的名义当然不会白借，报关行的东家每年要送给地赉酬金三四百元之多。

　　在陈仲衡的安排下，光甫开始学习英文。启蒙老师就是这位地赉。学习要付学费，每月向这位洋老师交纳酬金二元。

　　学徒生涯，苦不堪言。这个自小在父母爱抚、兄弟姊妹照顾下长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承当起成人的负担，每天清早即起床，开启房门，随之一天的杂务便开始了。倒尿缸，打扫厅堂，侍候主人们洗嗽。开饭之时，等候在主人左右，随时为主人添饭。有客人来时，即马上奉茶。晚上关闭房门，也理所应当是他的职责。

　　夜里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凉台上。时常吃不饱。但陈光甫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

　　就这样，光甫熬了七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不但没有累垮，反而学得很精灵。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渐渐他心目中的问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知识。就这样孜孜以求，刻苦钻研，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与事。英文也大有长进。

　　有一次，他从国内土产的输出报关和国外洋货的输入报关中，了解了国内产品在国外的消费市场，和洋货在国内的销售情况、运输渠道、结算货款和垫借贷款的方式等等，亲身体察到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新知识、新事物，无形中启迪了他对这些事业的兴趣和追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这一职业的浓厚兴趣。更大的收获是他无意中得知那些懂得英文的海关、邮政人员，待遇比一般人优厚，而且逐步升迁的机会很多。光甫从心底佩服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明白了父亲为何将他带到汉口来，又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学英语。眼下的客观现实深深地教育了他，对他学习英文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他更加主动地去刻苦攻读，务求有所长进。此时，他才理解当初在私塾里背得烂熟于胸的“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的含义。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八九一年，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时年十八岁。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牢记“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逐渐精通业务，并深入了解了邮局严格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

　　光甫的工作态度深受上司的赏识，不止一次地给予嘉奖。朋友们都来向他祝贺，其中与光甫最要好的算是和他一同考入海关的杨郭甫和与他同在邮局工作的杨介眉。

　　由于光甫工作成效显著，江汉关税务公司委派他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一八０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一千五百万美金收购了法国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矶山脉以东、北抵加拿大、南至墨西哥的广阔领土，总计五亿二千九百余万英亩，约合法国在欧洲大陆面积的五倍。为了庆祝购买包括路易斯安娜州在内的这一大片领土一百周年，美国发起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中国是被邀请赴美参展的国家之一。但当时清政府中的官员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经验，于是把这次参展的筹备工作，包括所有出展物品的征集等事项，全部委托总税务司交由各地海关承办。江汉关税务司委派陈光甫专门负责登记经汉口海关征集的准备运往美国参加展览的各类物品。

　　一九０二年，光甫满心欢喜地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一些外籍职员，傲慢得很，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往往采取歧视的态度。陈光甫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天，又有一位海关的英籍职员以藐视的恶劣态度对待他，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辞职而去。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谋职，经过考核担任英文翻译。他仍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博得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小伙子潜力很大，日后定能有所作为，于是招之为东床快婿。

　　　　　　　　　　　　　　 大洋彼岸的深造

　　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即将启航了。岸上站着一对恋恋不舍的新婚夫妇。陈光甫看着妻子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景小姐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了。陈光甫觉得她今天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悉索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

　　轮船远离上海码头，驶向大洋深处。陈光甫依然伫立在甲板上，凭栏望着月亮，望着波涛，久久未动。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才有了陈光甫的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国际博览会终干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与孩子们一起迎接圣诞老人为他们送来的节日祝福。

　　陈光甫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镇江、他的亲人、他的爱妻。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鲜的是，既有海上长途旅行的诱人风光，也有美洲大陆的独特风采，更有博览会上各个不同国度送来参展的琳琅满目的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相形见绌，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体，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比美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如同面对塾师的威严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难认难懂的古文一样。

　　而每当他偶尔看见外国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晒笑时，他的内心都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国家整个境况的落后。

　　面对这些，怎能不让他深思呢？他深思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个国势日渐衰败、列强步步入侵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从记事时起，他经历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着血的创伤。

　　陈光甫从报章书籍以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感到国事越来越堪忧虑，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吞噬的危险。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体会到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歧视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立志留在国外，求学深造，寻觅兴业救亡的道路。此时正是天赐良机，岂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忽然出现在眼前，使他感到惊惧惶恐、惴惴不安。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光甫早已听说，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先生说；

　　“列强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认为，如果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快行为，是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这样，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国家插手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献给先生，深致同情与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对于孙先生来说，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感到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识乳汁，浇灌心头硗薄的荒田。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这时，他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起来。他眼望星辰，心中盘算着：怎么办？中途退学吗？能有今日的机会不易啊！难道要失之交臂吗？不！决不能！

　　他到华盛顿，找到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公使馆，请求予以资助。当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称赞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每月给予陈光甫津贴美金一百元。同时，他又从岳父那里继续得到了资助。次年冬天，陈光甫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卫士林学院。一九０六年，又转学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

　　能够进入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陈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机会难得，如愿以偿，他信心百倍，决心在学海之中，乘风破浪，不畏艰险。然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帆风顺，都有沟沟坎坎。

　　光甫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学业荒疏，基础较差。这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深感学习吃力。于是，他起早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加倍努力。

　　陈光甫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当然对他的学习深造形成障碍，但他当学徒及在海关、邮政部门工作时的许多有关经济贸易、商业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这样，陈光甫于一九０九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陈光甫归心似箭，此时，他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他时而拂拂刚刚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这间宿舍——与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华登商学院，而是回到了镇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绪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葬大典。端方想起当年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时担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为拱卫周备，深受宠信，得以擢升。大概是为表忠荩之心、铭恩之意吧，他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葬仪。不料此举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将他免职。他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骏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这位杭州人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当时，社会已经处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加之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交往，陈光甫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常同年纪相当的好友议论时政。他们悄悄商量，怎样才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住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半晌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众说不一，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之法。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

　　“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开办的户部银行。这是继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该行一九０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还由清朝邮传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银行。当时的私家银行，继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由周廷弼集资于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由虞洽卿等于一九０八年创办的四明银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属于同年设立的裕商银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这些银行的创设，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民族资本势力的兴起。而当时在华的外国金融业，自一八四五年闯入香港和广州的英国东方银行（两年后在沪所设分行称丽如银行）之后的二十年间，就有十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到十九世纪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处于旧中国金融业霸主地位的英国汇丰银行，还有许多外国银行在华设置的分支机构。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与他们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说本章被留中不发，陈光甫的满腔热情盼来的是一盆冷水。但陈光甫没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一百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六十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四十万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首先，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江苏银行是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依照旧例，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苏州。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在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帐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帐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

　　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气得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袁世凯要杀他的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乘虚而入。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一九一三年，他先阴谋刺杀了曾主张民主立宪、反对他专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这两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来，一九一三年，在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表演说，主张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专制。袁世凯授意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即刻指使国务院官员洪述祖，于三月二十日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陈光甫忧心忡忡。

　　形势如闪电般飞速发展。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二十日，李烈钧率部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领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于是“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不久，黄克强由上海到南京，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开始程德全有些犹豫，后经说服，终于妥协。由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养病。后来，上海也成立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陈光甫听到这接二连三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黄克强、李协和、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小人得势，岂肯善罢干休！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听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参与革命，并得知其开支来自江苏银行，便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军事行动，来反对我袁大总统？实乃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正当陈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际，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世凯的手今，被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一九０三年曾经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幕僚。一九０八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着被解职还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办民政。当时陈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长身分，协助办财政。后来，张一麇受袁世凯电召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张一麇想方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说：

　　“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闻听，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并派张寿龄为江苏财政厅长。

　　真是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之祸，又迎来另一场灾祸。张勋和张寿龄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陈光甫按此命令，感到可笑，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蛮横行为。他深知二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这些军阀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然而，顺从他们的要求，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自己怎能做无信无义、无廉无耻之人呢？

　　陈光甫思前想后，便决定挺直腰杆，面对这些恶魔，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所作所为，令张勋惊叹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敢抗命不遵。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被上海《大陆报》记者周锡山知晓，便把事实真相披露于报端。

　　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卓行，非常赞许。他没有忘记这位在大洋彼岸结识的小友。他为中国出现这样年轻有为的金融实业家感到骄傲。

　　陈光甫没有被军阀的气焰所吓倒，他没有气馁。陈光甫望着西子湖里春水泛滥，树木已经抽出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回荡着快乐的歌声。他的心也随着百灵鸟在飞翔，编织着自己重新创立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换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手中诞生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

　　当时，中外公私银行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资金雄厚的银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大军事集团，交手较量。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英、法、德、俄几国互相火并，无暇东顾，暂时放慢了对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的侵吞步伐。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金融信贷相应随之扩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国公私银行，其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浙江、江苏、山东银行等十余家。其中有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也有长势颇劲的新建银行。

　　此时，上海的钱庄，发展势头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发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实力。

　　在这样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具有几分可行性？发展前景可观还是堪忧？而且，当时的陈光甫，缺少开办银行的必备条件——雄厚的资金。他几乎近于两手空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从事银行工作的共同经历。而且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荪和王晓籁二人代表。李馥荪当时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王晓籁是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

　　会上选出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全部七名股东。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名录，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经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他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分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于陈光甫实现开办银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十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二万二千五百。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陈光甫与庄得之是经李馥荪介绍才相识的，初相识即能真诚合作，而且并肩联手敬业多年，实为可贵。仅以十万元的资本开业的这家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银行中的洋商银行与中国官办银行的资本，自不必拿出比较。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拥有一百九十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二十五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各行项背。它的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伟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

　　“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他感谢中山先生在他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给予他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宝贵，其价值决不是用钱数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来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经营艺术

　　徐徐的夜风，吹拂着面颊。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没有一点波澜。这与陈光甫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反差，此时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滨，身影映在湖中，与湖中的山光树影一样，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人声静寂，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着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银行的一位要员，竟断然说，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的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商银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和白眼……

　　面对这些压力和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那时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外商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操纵利用，以达到其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外国银行还向钱庄提供贷款，钱庄的庄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因此，钱庄成为国内商业金融的枢纽。国内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尚可有一定活动余地，必要时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借款。一般银行则无此条件，甚至于想在外滩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开立一个户头，都相当不易。当时外商银行的买办，傲慢得很，凭借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财力为银行垫支款项，与官府、洋人都有往来，左右逢源，成为“上等华人”。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

　　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上行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陈光甫。据有关资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此举的影响。

　　有一天，上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绅士怀揣一百块银元。趾高气扬地声称要开立一百个户头。

　　银行的雇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雇员们热情与彬彬有礼的行为，使这位绅士心悦诚服。

　　上海银行“一元开户”的举动，初时虽曾遭人讽刺，后来却备受欢迎。

　　　　　　　　　　　　　　　　不断创新

　　“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地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此时已是十八年后，陈光甫正在办公室里看报，无意中从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这段话。他兴奋不已，没有想到，自己倡导的“服务社会”的银行宗旨，会从太平洋彼岸获得新的印证。这是在不同国度，由互不相识的人各自的从业经历中得出的共同认识。

　　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业务新举措是多方面的，每项新举措都体现着他的勇猛创新精神。

　　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其各分行，逐步开办了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门。另外还开办了定活两便储蓄，付给储户比活期存款较多的利息；私人运用支票存款，方便储户，存取自由；婴儿储蓄，专门为有孩子的家庭开办的一种长期定额储蓄，每当有新开户的存款者，由银行赠送一元银币以表贺意。

　　上海银行还发行了礼券，更是独出新裁。社会之上。无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遇见此类事情，出于礼仪，亲朋故友之间馈酢之举，势所必需。

　　有鉴于此，陈光甫创办了适应人们这种特殊需要的新颖储蓄方法，发行储金礼券，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种礼券，有红色与素色两种。红色礼券，供人们用于婚娶嫁迎或者弄璋弄瓦、小儿满月周岁、成人金婚银婚、老者高年寿诞等等喜庆欢娱的场合，素色当然仅供奔丧吊孝的场合应用。

　　礼券款式大方，印制精良，备有相应的封套，购存高雅，礼赠不俗，而且革除陋习，避免浪费，提倡节俭，有利于用户。

　　礼券金额分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等多种，购买时只需交付与票面相同的币值，不收印制礼券的工本费。因而适应了不同经济水平各阶层人士的购求需要。

　　用礼券兑取现金时，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行或任意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兑现。如果存期较长，银行还要付给持券者相当于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于有上述种种优点和惠利用户的方便条件，所以储金礼券颇受人们的青睐。鼓乐喧阗、宾来客往的热闹时节，或者哀声四起、碎瓦执绋的祭奠场所，往往都会看到上海银行发行的或红或素的储金礼券出没其间，为事家增添几分喜气洋洋或者悲风戚戚的气氛。因陈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银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别重视上海银行的眼务态度。他对行员时刻强调“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体行员服务周到，态度和气，仪容整洁，礼待顾客，决不允许冷待顾客。另外他觉得外商银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轩敞，豪华阔气，甚至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使人望而生畏，临而却步，因而要求上海银行及其有关分支机构，做到门面朴素，勿求奢华，以消除一般顾客的疏远感。

　　上海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等赠送顾客，以便联络感情，广为招揽。顾客对上海银行增加了亲近感，因此乐于与之往来。

　　陈光甫特别重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银行成立了学校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代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他认为学校服务处储蓄业务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学生没有什么钱，老师们多数为低收入者，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但学校服务处的工作，既可以为学校代劳，受到校方的欢迎，又可以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对上海银行留有深刻印象，将来学生们毕业走向社会，必然会使上海银行影响更加扩大。

　　此外，上海银行还开办了代收电灯费、电力费、自来水费和代发工资等业务，不避繁杂，为顾客提供广泛的服务。代厂方向工人发放工资，有的发给现金，有的发给储蓄折。此举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却了厂方许多繁琐的工作负担，上海银行本身也可以从中获取存款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有时显得微小，但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当然，上海银行决不会轻视大额存款。上行的各位股东，通过各自的关系，各展神通，尽力争取上层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广泛吸收存款。

　　陈光甫另一项著名的新举措，是首倡银元与银两并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币制还没有统一，社会上银两与银元并行流通。

　　当时中国政府历年向国外借款，皆以银两为单位。中国的关税、盐税由外商银行经管，所收税款就是银两，用以抵押中国所借的外债。外汇牌价也由外国银行以银两作本位定价。国内货币虽银两、银元并行于世，但以银两作为计值单位，计值办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颁行的“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政府标准银两“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银两，如海关的“关平”、天津的“行化银”、北京的“公砝银”、汉口的“洋纹银”、南京的“二七宝”等，均依据“库平”八九归元的本位制相应加以折算。

　　当时各地银钱业与商家往来，无论收付的是银元还是银两，都要折成银两记帐。而银元折成银两的兑换率，由钱业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随时定订牌价，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钱庄惠得洋厘差额。其时民间往来交易，用银元很普遍，用银锭、银块、元宝的渐次减少。但银钱业收付银元时，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续费，而以银元存款，却不付给利息。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早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经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且铸造发行上有袁世凯头像的大头银元，摆出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的架势。但由于军阀各自为政，滥铸辅币，加之外商银行、本国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废两改元，因而统一币制的政策未能颁行。

　　但陈光甫、张公权等新式银行干才及一些青年行员，则极望政府早日统一币制。一九一七年上海总商会曾呈请北洋政府废两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陈光甫为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呈请政府实行统一币制，同时在以陈光甫、张公权等为委员的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

　　此议因遭到当时操纵中国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极力反对，直到一九三二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

　　在废两改元的愿望未得到实现的时期，陈光甫为便利顾客，在上海银行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顾客可以用银两按八九归元开户，也可以用银元进出。就是同一个顾客同时在上海银行用银两和银元开户，银行也准许。

　　这种业务的开办，顾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损失洋厘差额和手续费，因而深受欢迎。上海银行则舍弃了以上两项收益，而且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还必须保有银两、银元两种准备金。陈光甫不避烦难，以“服务社会”的精神，推行这种业务。

　　同时，他注意到上海与无锡两个商业码头的不同之处。上海为银两码头，无锡为银元码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进银元之后，在上海不容易运用。陈光甫于是决定在无锡设立分行，把上海收进的银元，转而投放无锡的工商业，以对物信用的办法，开办押款押汇，使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又获拓展。

　　陈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显出民族实业家的挚诚，也显出金融企业家的精明。嗣后，两、元并用的业务，也被其他银行仿行，一度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惯例。

　　为了方便顾客，上海银行还积极开办汇兑业务。汇兑方式多种多样，有票汇、信汇、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不拘一格。上海银行后来在国内各地及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为汇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广泛吸收各地的工商汇款及个人汇款。个人小额汇款，免收汇费，而且即便收款人所在地没有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要通过就近地区的分行、支行或办事处派人专程送达。上海银行把汇款视为另一种方式的存款，是一种可以为银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给利息的存款。基于这种实惠，上海银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三十年代该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度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

　　为适应银行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设机构，作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创意安排。

　　陈光甫非常重视国内外商情信息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私营银行，处于与中外大小银行、钱庄竞争业务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地位。陈光甫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自己所要了解的“彼”，不仅是各家中外公私银行，也不仅是华夏风云，而且是寰球烟雨。为了审时度势，及时决策，他在上海银行内设置了国外部，并租用路透社的电传机。世界各地的商业情况、经济新闻、市场动态、金融信息，每天从海外遥遥传至上海，陈光甫可通过国外部随时了解这些情况。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政治形势、金融状况、产业结构等各种情况，提供总行及时参阅。同时，上海银行还特设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对某一门类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提出建议，以供总行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总行有时还特聘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

　　此外，上海银行为加强业务往来，还设有往来部。为加强对物信用业务的开展，在广设仓库的同时，专门设立了仓库部，以便统一管理该项业务。为加强储蓄业务的开展，特设储蓄部等等。这些业务机构的设立，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上海银行在业务工作手段上，还曾首先采用机器记帐，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对这些新的起步，陈光甫感到无限欣慰。但他没有停止不前，他又在筹划新的举措。

　　　　　　　　　　　 新鲜的创意：银行办起旅行社

　　一九二三年花发草长的季节，陈光甫到香港，准备转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考察了解，自上海银行创办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地或国外旅行，以此增长知识，扩大见闻，促进新意念的产生。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本着这个目的。

　　当时从香港去昆明，交通很不方便，既无火车可以直达，也无飞机可以乘坐，只能坐船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

　　一天中午，陈光甫到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行机构去买船票。进门之后，看见柜台里边一个西籍青年男子正和一个女职员娓娓交谈。陈光甫以为他们在交谈与旅行行业相关的事情，不便打断人家的谈话，于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业务交涉的结束。可是听来听去，二人交谈的内容与旅行事宜根本无关，而且谈兴正浓，以至陈光甫在柜台前伫立十几分钟之久，他们竟然视而不见，根本不加理睬。

　　陈光甫受到这样的冷遇，心中忿然难平。他转身走出门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汉口报关行服役时遭受外籍行员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职员之所以对我视而不见，不加接待，还不是因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外国人！这些洋人眼中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又不争气，偏偏连一个自己办的旅行机关都没有，不能为国人的旅行提供方便，因而只好求助于洋人在华开办的旅行机构，同时也只好不时地遭受洋人的白眼。

　　此时，他浮想联翩，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有一年冬夜，他一个人于午夜乘火车抵徐州。那年气候特别冷，朔风凛冽，冰雪载途。他虽身裹重裘，仍止不住冷得连打寒噤。其时因夜色已深，凋年腊尾，异乡过客，不免有一阵凄凉落寞之感。可是，当他出站的时候，望见还有许多三四等车的乘客，麋集在露天的月台上等候搭车，男女老少，各自守着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团，在彻骨的寒风中发抖。长夜漫漫，无栖身之地。此情此景，使他留下了一个深刻无比的印象。他当时立即想到，像徐州这样的苏北重镇，地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纵横两大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北上南下，东去西行的旅客在徐州车站换车的很多，假使能在车站附近有间屋，只要能宽大轩敞，足避风寒，倒也不必求其豪华考究，其中有条凳，有灯火，再能免费供应一些热茶水，让这些在长途旅程中备感辛劳的过客，暂时能有一个休息小坐之所，岂不也算是为他们解除了一些痛苦，增加一些方便。假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或者这就是服务。

　　后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为了推展业务，发起环游全球的活动，以便招徕乘客。一时美国的富商巨绅、名流学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很多。在他们的旅行日程中，中国当然是一个大节目。可是轮船公司安排的时间非常短促，大概只能游览上海一个地方，而且是上午驶进黄浦江，下午就要开航驶往别处。当时便有一些略通“洋径浜”英语的人，陪着这些外宾登岸观光。这些游客对于上海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通衢闹市不感兴趣，于是那些以导游为职业的人，便把他们带到城隍庙会，以迎合这些外国游客的好奇心理。上海的城隍庙，好像北京的天桥，台北的万华或圆环，在陈光甫看来，根本谈不到风景名胜，更是无所谓文化。即使有一些可以代表我国民间古朴的风物，亦不是洋人在匆促的时间内所能领略的。这些对中国本无较深了解和印象的外国人，不远万里而来，一眼便看到了我们这一个地方，匆匆归去，少不得信口宣扬，说这就是他所亲历目睹的中国，难免会发生对我国的种种错误认识。想到这里，加之受到这场刺激，他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

　　“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变为行动。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外国人利用这种机构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却没有想到要收回这种权利。

　　一个人成就一项事业，其创意的萌芽，有时可能在心头蓄积相当一段时间，一旦遇到某种机遇，或某种刺激，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长，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陈光甫也即此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已订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到，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照样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这是陈光甫意料中的事。长途旅行，谁不愿意尽量减少旅行途中的诸多繁杂事务，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呢？从别人的切身需要出发，为之提供某种便利、某种服务，岂有不受欢迎的？经上海银行人员与教育部门黄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陈光甫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上海银行的周到服务，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陈光甫在中国旅行事业上，获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创办中国旅行机构意念更加坚定了。返回上海后，他进一步加紧筹划这件事。后来越干越红火，随着业务的逐步扩展，到旅行部来办理购票、接洽事宜的人越来越多，旅行部遂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迁至四川路，独立门户，以利发展。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改称中国旅行社。自此，旅行部与银行分立。

　　本着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一贯精神，上海银行旅行部中国旅行社积极从事各种旅行服务项目，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售火车票，尔后又代售船运票、航空票；既办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饭。而且发行旅行支票，并逐渐打通国际关系。至抗战前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在国内大部分省区星罗棋布。诸如著名风景胜地匡庐、青岛、北戴河、莫干山等处，更是中国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后又在新加坡设立星洲分社，在美国西雅图设立通讯部，逐步把业务推向海外。

　　　　　　　　　　　　　　　　随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断传至上海，引起陈光甫的极大关注。北伐开始后，陈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来信，约他去广州。孔氏并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兼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赴沪面见陈光甫，陈告广东一切情形。

　　这一时期，贝祖诒曾经把广东情形专函报中国银行总行，内称“南方声势很盛，军事有把握”。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公权接到报告，决定由冯耿光以探亲名义，回广东原籍察看实情。察看一番后，冯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遂议决靠拢蒋介石。张公权母亲在沪病危，张乘机留驻上海。陈光甫与张公权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议论时局，预测未来。

　　一向稳健的陈光甫，并没有应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广东。他还在观察局势的进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占南昌。嗣后，国民政府宣布以武汉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南昌另立中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宁汉分裂局面形成了。

　　蒋介石抵达南昌后，曾经有专函给时任“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钱永铭与陈光甫，邀请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应邀前往，陈光甫却心怀顾虑，没有前去。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次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起义获得成功。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名列被选出的十九名委员当中。但陈光甫仍抱迟疑态度，托故未去参加市政府会议。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时，时局已经渐露分晓，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形势已成定局。当天晚上，虞洽卿到龙华面见蒋介石，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商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银行曾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会”，陈光甫一直任该金融组织的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声望日炽。这次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中，由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函令上海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虞洽卿、陈光甫急忙宣布辞去临时市府委员之职。四月一日，经陈光甫积极活动，决定由上海各银行垫借一百万元，以供蒋介石军政费用的急需。这笔巨款，成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工农革命人士的财政支持。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钱永铭出任财政部首脑。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为南京政权垫付三百万元巨款。月底，蒋介石为维持军政费用，催迫上海商业联合会已经认可的五百万元捐款尽早送缴为其所用，并电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一千万元。身为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本不情愿垫付这么巨大一笔款项，恐怕垫付后银行陷入困境。但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张公权如果抗衡，结果必然不妙。陈光甫不愿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劝说张公权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一千万元，因为他知道这笔巨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张公权听了陈光甫之言，才仗着胆子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了这笔款项，得以度过难关。但蒋介石新政府开支庞大，军费时不敷用，于是再发库券，聚敛钱财。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库券发行量已达四千万元之巨。钱永铭已于上年九月卸任，此时财长已是宋子文。陈光甫主持的苏沪财委会也已结束。

　　蒋介石对上海金融界采取了多种手法，软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层人物网罗在手，加以利用。稍不从命，即加威逼。他曾派军需官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坐催一千万元，讹称中国银行在武汉集中大量现金支持共产党，并通过手下谋士放出口风，意欲没收中国银行。而当时上海金融界人士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惧怕工农运动，唯恐共产党势力扩大后有损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决定支持蒋介石。陈光甫也只得说：

　　“押宝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臣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局、攫取中国银行的企图因故搁浅后，他要成立中央银行。为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专约陈光甫在南京面商。陈光甫当时提出建议，献策两条：一是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二是在两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银行。陈光甫参照西方社会的银行体制，建议新建中央银行应该有商业股份，中央银行不宜由财政部长兼任总裁，发行局局长不能由政府人员担任。这些建议并未完全被蒋介石采纳，宋子文就是以财政部长身分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尔后，国民党政府又逐步采取措施，在中国、交通两行加入官股，并进行改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于汉口，决定把中国银行夺取在手，逼走总经理张公权。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的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令，因此决计使这两家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张公权被逼无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

　　张公权挥泪辞职，在中国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陈光甫更是忧心忡忡。尽管如此，陈光甫为保住上海商业银行的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得不随波逐流了。他因与当上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过从甚密，因而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平息挤兑风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银行新建的办公大厦落成。望着这座崭新的多层建筑，陈光甫感慨万分。

　　崭新的办公大厦，标志着他一手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上海银行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十几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根基深固，业务范围铺展得相当广阔可观，在国内设有几十处分支机构，已经跻身于中国当时有名的大银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入秋以来接连发生的天灾人祸，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巨大劫难，也使上海银行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

　　这场灾祸来自于天上人间，国际国内，东方西方，有自然灾害，有政治祸患，有军事杀伐，有经济险情，不一而足。

　　这一历史时节，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小而言之对上海银行，都是存亡续绝的多事之秋。继去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长沙之后，今年蒋介石以所谓“得胜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蒋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称在赣红军“十日内定可完全消灭”，然而十五天之后他还在训令部下“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还在高悬赏格，捉拿红军领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个月内将赣南红军全部肃清。

　　世人渐渐明白，红军是不那么容易就被“肃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市内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居民溺死甚多。几天后，广东西江、北江洪水横溢，灾情严重，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饿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灾区已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等十六省，灾民达数千万人。

　　陈光甫密切关注着灾情的变化，时时从《申报》等报章上，或从各地分支机构的电报中，了解雨情和水势的消长信息。

　　七月二十七日，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汉口水标高达四十九点五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记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

　　陈光甫感到紧张了。条条雨丝像鞭子一样在抽打他的心。他为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担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陈光甫经过努力，打开盐业放款之门。他认为，食盐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盐税向来是政府部门的大宗收入，盐业一向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盐商素来富甲一方。陈光甫极欲在盐务上有所作为，意在兴利除弊。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盐运顺利，税源流畅，所以鼓励银行贷给盐商周转资金。陈光甫趁此良机，实现了对盐业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银行设立了盐业部，专营此项业务。其经营项目有由淮北盐场用轮船运到浦口、扬州十二圩或皖赣湘鄂口岸的押汇，有由淮北用木帆船运至淮阴西坝存栈押款押汇，有由浦口转运蚌埠的铁路押汇及蚌埠存仓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转运至芜湖、九江、岳州、长沙等地的船运押汇等。上海银行在汉口与淮南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因资才雄厚，在汉口的盐仓存盐数量甚大。

　　当时中国禁止“洋盐”进口，所以经营盐运业务，可以免除与洋人直接竟争的风险，没有亏本倒闭的后顾之忧，放款稳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滂沦，江河暴涨。而盐又最遭不得雨淋水浸。如今水淹汉口，陈光甫怎能不忧心忡忡？

　　在此期间，公泰盐号已经采取了应急措施，急备船只转运库盐到湖南存岸。可是江水长势迅猛，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只顾发动内战，抗洪救灾组织无力，一任江河肆虐，百姓遭殃。汉口库盐存量巨大，一时哪里运得过来？

　　七月二十八日，汉口长江水位创下高达五十二点五英尺，为近六十年来所未见，水面高出租界地面四英尺多。到三十日，汉口除一块高地外，市内全部浸在水中。八月二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继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深达三四尺。灾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至八月九日，汉口长江水位高达五十五英尺的新记录。八月十五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凌晨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次日，数万灾民唯一避难处所铁道线，已经没入水底。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水情紧急，函电、报纸送来的消息，令陈光甫触目惊心。然而水势还在上涨！八月十七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武汉江水已达五十五点六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上海银行遭到了重大损失。

　　长江大水至九月渐渐消退。九月中旬，被水淹了一个月之久的汉口，令人惨不忍睹。

　　这时，上海银行的一些客户，对于该行在汉口遭受损失的消息虽然渐有所闻，但尚未引起波动。以上海银行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汉口大水毕竟已经消退，一场灾难似乎已经过去。陈光甫心头的压力略感有些轻松。

　　可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武装事变，侵略者的屠刀已经横在东北民众的颈上。然而蒋介石的方针，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至上海，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造成上海银行一些客户心理上的恐慌。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一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月内外债券暴跌。上海银行对于风险很大的有价证券业务虽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曾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

　　于是谣言蜂起，不胫而走，风传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二千余万元。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受到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风潮。风潮从九月二十二日爆发。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势头有增无减。

　　噩运降临到陈光甫头上。平素稳健老练的他，此时心中也没了底。望着门前涌动的人群和人们焦灼的目光，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

　　陈光甫眼看提存势头越来越猛，有时竟提兑千万余元现金。平时的现金准备虽较充足，也难以应付不知何时终了的提存。

　　陈光甫迫不得已，只好四出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好友、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他想起了当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草创之时，公权兄对他的支持。一九一六年他与公权兄又一次并肩战斗之时，两人的友谊越来越深。

　　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起北洋政府，经济上十分匮乏，加之他为圆皇帝梦，挥霍无度，弄得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由于增加税收、举借债款筹资不力，于是指命中国、交通两大银行滥发钞票。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称帝登极前夕，交行已为袁氏政府垫付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做完了他的“洪宪”皇帝梦。四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分行即发生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情况。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兼交通银行总办的梁士诒为摆脱困境，借当时责任内阁总理段琪瑞之手，下达了“停兑令”。此令传到上海后，时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公权即与经理宋汉章紧急磋商应付办法。二人议决抗命不从。并征得“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叶揆初、蒋抑卮、李馥苏和陈光甫的支持。这些人分别以中国银行股东、钞票持有人、存户等利害当事人士代表的身分，共同延请律师向会审公廨起诉。这样，宋汉章、张公权即代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被告应诉。依照法律，诉讼期间，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便无法撤宋、张二人的职。随后，他们成立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声望卓著的张骞为会长，叶揆之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加以管理，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

　　这时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已遵照“停兑令”执行，实际营业已经停止。五月十二日上海中国银行一开门，即出现挤兑现银的风潮。这一天兑现者达二千余人，后来一直不见少。星期天本应休息，但仍然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安定人心，至十五日前来兑现的人数只有百余人，一场风潮才告平息。又过二十一天，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病毙。上海中国银行抗“停免令”获得胜利，信誉大增。宋汉章、张公权被视为反袁斗士。

　　想到此处，陈光甫长出了一口气。二人的友谊在这场波澜的激浪冲淘下，变得更加坚实了。

　　这次，张公权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并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又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这场心理战。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

　　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提存者眼见上海银行现银似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势头，心中自悔急切前来提存的盲目，有的人反而转取款为存款。提存风潮很快平息下去。

　　陈光甫这才松了口气。他趁热打铁，令银行调查部编印了《谣言感想记》的小册子，寄给全行存户，指明谣言的由来及其危害，对存户表示同情和歉意，希望今后不要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大增，营业额成倍增加，坏事处理得当，转而变为好事。

　　风潮虽过，创痛犹深。提存正猛时，许多人从上海银行提出存款后，转身改存到外国银行。这使陈光甫大感屈辱，心中久久难平。有鉴于这次风潮的教训，陈光甫极力呼吁国内金融制度的改良。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陈光甫在中国银行的研究会上发表演说时，郑重而沉痛地说：

　　“我们要记住：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至于中国人不信任本国银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在上海，一家银行有风潮，有人帮忙，便可以过去，设使大家都有风潮，则大家都不能过去。”

　　因此他极力主张应努力组织一个“银行的银行”。经多方呼呼和不懈的努力，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宣告成立，三月十五日正式开业。十月一日，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上海金融业加强了内部互相支持、共同应变的能力。

　　　　　　　　　　　　　　 与洋人一争高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把业务经营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在华银行的经营领地。他决心要与外国人争上一争，争来国人的一席之地。他在行训三句话中，后二句是“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他一直努力实践着这后二句话。

　　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陈光甫向外国银行在华业务地盘渐进的跬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加重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务扩展范围有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力争取英、美在华大企业的存款，竭力为之提供周到的业务服务，创造种种方便条件，不避繁难，多方承揽，渐次打开局面，使当时，些外国银行不愿承做的某些业务项目，逐渐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揽过来。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将公司开出的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付款后的支票，在每个月的月底退返各该公司，以供公司核对。这种业务，英、美等国在华开设的银行不愿承接。因为一则支票作为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该归银行持有、不该退还存户、再则支票数量大，如德士古公司一切开支都用支票，连每个职工的工资都用支票支付，业务量可想而知。但陈光甫不顾本行职员所持异议，始终坚持承做该项业务。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英、美等国一些在华大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祥泰木行、恰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建立起联系，吸收这些企业及一些外国在华教会机构的存款。

　　当时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材料，常有款项在上海与内地之间往来汇兑。上海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并逐步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此，上海银行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逐步扩展到设有海关的各地分行，并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设有通汇地点。上行为承做外汇业务，还特聘一位德国专家作为指导。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外汇兑都被外国人所操纵。上海银行继中国银行之后开办外汇经营，是私营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第一家，也是陈光。市打破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为民族金融业争光的又一事例。陈光甫对属下说：“我们经营外汇，决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

　　为开展国际汇兑，陈光甫又想方设法争取外汇储备，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几家银行、信托公司的一百七十五万美元透支。随着业务的拓展，上海银行的外汇储备越来越雄厚，不仅使国内一些银行生羡，也令外国在华银行刮目相看。

　　但在上海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由于上海银行业务发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遭到钱庄的妒忌和排挤。有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上海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银行的信誉大有损害。上海银行到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也曾遭到当地钱庄的抵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钱业公所曾突然宣布与上海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常州、芜湖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陈光甫胸怀大度，冷静对待。南通一事，邀请南通、海门、泰州商会会长张骞调解，纠纷得以化解。常州、芜湖问题，也得以解决。对拒收上行本票的那家钱庄，陈光甫也友善待之。当那家钱庄一时手头紧张，遇到困难，向上海银行求援时，上行不计前嫌，连夜拆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钱庄开具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银行以德报怨，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了。

　　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争进。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

　　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

　　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杉，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前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辅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

　　　　　　　　　　　　 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

　　一九三六年五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但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而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

　　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

　　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感觉味道不对，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刽力劝陈与来搞好关系。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一九三一年提存风潮时，陈光甫曾向中央银行求援，得到该行业务局总经理唐寿民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０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

　　“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人生的尽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名不见经传到为世人所瞩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当年他常说：

　　“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达到人生目标，关键在于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视有无人才为企业盛衰的关键。如果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当年创业之初，将曾与自己同时考入汉口海关邮政局工作的二位朋友杨介眉、杨郭甫请来银行工作，人称三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桃园三结义”。又想起协助自己创办中国旅行社的朱成章、继朱之后主持中国旅行社的陈湘涛、协助自己创办海光图书馆的莎士比亚专家林博士等等，都为成就自己开创的金融事业出力不少。自己还任用教会元老为存款部经理，任用与驻沪海军有关系的人为虹口分行经理，便于开展教会与海军方面的存款业务。一九二六年，自己看到《银行月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认为颇有见解，便多方打听文章作者资耀华的情况，并发电报邀其晤谈，终至请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所贡献。那时，自己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无完人，亦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至于培养训练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仅对新招募的人员定期加以培训，即如行中各部门骨干，也要他们定期到国内外考察，以开阔眼界，吸收新知识。

　　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平生最钦佩的实业家张骞、范旭东、卢作孚，银行家张公权、李铭，文学家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仿佛看见了大哥咏青，他在家乡承继父业。三弟海秋，他历任湖南省盐务办事处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处长达三十余年。四弟翼祖，曾赴美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经商。

　　他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他感到自己一生奋斗无所遗憾，只是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

　　　　　　　　　　　　　　　　　　　　　　　　　（丽君） 严裕棠和光裕公司 --------------------------------------------------------------------------------

　　严裕棠（一八八０—一九五八），生于上海市。号光藻。一九０二年与人合办大隆铁厂，一九０七年后独资经营。同时拉拢英、日商人经营房地产，获取高利。一九一五年租办苏纶纱厂。一九二七年建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同年由于杜月笙的主持，买进苏纶厂，逐渐发展成棉铁联营企业，抗战前总资本已达五十万元法币。上海沦陷后，企业为日军强占。一九三八年开办上海泰利制达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为董事长。一九四０年以出让大隆为条件收回苏纶等企业，并做五金、地产等投机买卖。抗战结束后，赎回所有企业。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台湾病故。

　　　　　　　　　　　　　　 洋行中的小仆欧

　　晚春的天空像空阔安静的大海一样蓝湛湛的，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湿润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

　　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部的豫园更加楚楚动人。层峦叠翠、峰回路转的大假山中漫步着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他生着一张聪明俊秀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甜，但是显得有些调皮；他的眼神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坦率，但是有点过于凝重，咄咄逼人。他身穿长衫，看上去非常合体。身旁跟着一个蓝眼睛的年轻男子，他的举动那么温雅。两人边走边说，兴致勃勃。只听那男孩用英语对身旁的蓝眼睛男子说道：

　　“此园建于嘉靖年间，占地七十余亩。原国主潘允端当时任四川布政使，为了让他的父母欢度晚年而建此园。‘豫’的词义是‘安’、‘舒’‘乐’嘴’”

　　那蓝眼睛的男子赞不绝口说：

　　“0K！此园风格独具匠心，布局奇特，具有以小见大之特色，引人入胜之魅力。”

　　那男孩说：“老师真是独具慧眼！”

　　他们凭栏仰观，山景尽入眼帘；步入复廊，复廊中隔漏窗。左看流水山石，右看楼台掩映，一步一景，情趣盎然，万花楼前华林绣谷，曲槛如云，似在万花拥抱之中。尤其从鱼乐榭中观隔水墙下的流水，使人产生小溪流向远方，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感觉。水中倒影宛如图画。看得蓝眼睛男子激动得举起双臂高呼。男孩的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神色说：

　　“还是我们的中国好吧！”

　　这个男孩就是严裕棠。跟在他身旁的那个蓝眼睛男子是他的外籍英语教师。

　　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严裕棠的父亲也从事此种职业。由于朝廷软弱，自广州开埠以来，上海等地也相继开了埠。于是上海便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这个港口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诱起了外国商贾来此发财的梦想。他们蜂拥而至，凭借着运用自如的领事裁判权，大发其财。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们便雇用了一批有身分、有信誉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负责推销、管理等事务，于是买办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起初只限于行内事务的管理，随着洋行业的逐步扩展，他们既经营钱财的出入和保管，同时也参与业务经营，成为洋行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

　　严裕棠从小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对买办这一特殊职业也产生了兴趣。叔父们凑在一起经常谈论洋行中的种种事务，他感到非常好奇。他经常缠着叔叔严小坪、严赓庸、严延龄问这问那，问得叔叔们不知说什么好。他还经常自己编织着美好的梦，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自小对英语就有特殊的天赋。这些，作为父亲的严介廷，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随着形势的变化，严介廷看准了气候，便为儿子请了外籍教师，专门传授他英语。严裕棠聪明，接受能力强，老师非常喜欢他。他很快和老师成了知心朋友，两人无话不说。老师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互相取长补短。严裕棠给老师讲古典文学，讲唐诗宋词，外国佬听得津津有味。严格棠便见缝插针地询问有关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秉性特征。

　　“老师，我听叔辈们说，洋大人不好眼侍，稍不小心便要受惩罚，洋大人真的这么厉害吗？”

　　“N0！N0！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做事要认真，要大大地赚钞票，有真本事是不会受惩罚的。”

　　就这样，严裕棠逐步地掌握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特点。随着知识的增长，严裕棠的心也长上了翅膀。他整天给叔辈们打进步，想让叔叔为他在洋行找个差事做。叔辈们心里明白，小机灵鬼是有用意的，便极力回避他。可严裕棠做的事是无人能阻止得了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裕棠的努力下，终于感动了叔叔。叔叔严小坪经不住他的蘑菇战术，只好答应他在洋行里为他谋个仆欧做。仆欧是外国叫法，其实只是听差的，在洋行里的地位较为低下。严小坪以为小机灵鬼不会看上这个职位的，没有想到严裕棠闻听后眼睛里顿时闪起了异常欣喜的光芒。

　　严小坪一言既出，又有些后悔。心想：这小子，鬼头鬼脑怎么愿做这种差事？给洋人做事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是要吃亏的。就是这小鬼头想去做，大哥也未必同意。于是，便带他来到严介廷面前。严介廷听了，心想：儿子年纪轻，但头脑灵活，还未涉足社会，不知世道的险恶，先让他吃点苦头也未尝不可。让他对人生和社会有所认识，不是没有好处的，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自从父亲因为参与“小刀会”起义之事而荡尽家产，自己先后走南闯北，吃尽苦头，饱尝世间辛酸，熬至今日成了个小买办，不知经受了多少周折。今日儿子自己提出来，理当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让他品尝一下什么叫生活。

　　父亲的应允更增添了严裕棠的信心。他的心和一个新生婴儿的心一样烂漫舒服：好像是晴天，四周的一切辉煌灿烂；好像是雨天，空气特别新鲜清爽；好像是夏天，充满了花和蜂蜜；好像是冬天，寒气喜盈盈地刺着脸颊和鼻子。严裕堂兴奋得一夜未眠，天放亮才睡着。次日，他跟着叔叔来到洋行。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严裕棠进了洋行，不仅手脚勤快，而且肯动脑筋，仔细观察各方面的事物，一一记在心上，就连大班所抽的雪茄的牌子他都了如指掌。没有多久，严裕棠已熟悉了洋行上上下下所有的业务和人员。有时大班不在，一些事他都能应酬。解决不了的他就认真用英文记下来，待大班回来交给大班，这使大班非常惊讶，他发现这个中国仆欧非同一般。

　　有一次，在传送业务单据时，严裕棠发现有几处差错。他权衡利弊，考虑再三后提了出来。这可非同小可，这需要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心理素质。从此，大班便刮目相看，经常派他办一些重要事务，并且给他一些好处。严裕棠越干越红，却惹恼了叔叔严小坪。严裕棠知道此事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洋行。

　　　　　　　　　　　　　　　不甘居于人下

　　黄昏日落的时候，严裕棠独自站在江边，眺望江面。汹涌的江水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地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那动荡不已的流水、忽隐忽现的旋涡，正如头脑里涌起的许多杂乱的思想，永远在那里闪现。严裕棠此时的心情也同这江水一样此起彼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望着江水，心想：人也应当像这江水一样勇往直前，向前看，千万不能退缩。一时软弱有可能丧失一生的机遇。他细细地回忆着离开洋行后的许多往事：

　　原来，严裕棠自离开洋行后，便由父亲介绍到公兴铁厂跑街招揽生意。公兴铁厂系民营机械制造厂，由徐福寿、杜阿宝、王兴发等人合伙在杨树浦路三三０二号租地造房创办，刚建厂几年，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纺织机等，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

　　公兴自开业以来，生意虽说过得去，但谈不上红火，仅仅维持而已。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对外承揽生意的人。以前也有几个跑外的，有的混日子，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都不堪重用。此番徐寿福听严介廷说要将在洋行做事的儿子送来为他跑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如获至宝，心想；据说这小伙子既精明又会说洋话，实属难得。是上帝保佑我，从此我的财源定会滚滚而来。当严裕棠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地站在他面前时，他上下打量着这个小伙子，由衷地喜欢上了严裕棠，说道：

　　“从今后，你专门联络外国船生意。此路走通可为咱厂赚大钱，此差事办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严裕棠听了觉得这个老板很有眼力。自一八四二年吴淞之战，上海成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洋船纷纷而至，黄浦江顿时热闹非常。洋人霸道成性，为了他们的利益，江上被蛮横无理地划定了“洋船停泊界”。开始只限定南起洋径近、北至苏州河口的一段江面，在这一停泊界内，中国民船不许停留。后来，其上限和下限几次调整。到一八九六年后，上限已经扩展到董家渡，于是，从董家渡到洋径港的一片水域都划为洋船停泊界了。其实，就是水上租界。船来船往，哪有不坏之理？机器一坏，船就得抛锚，哪有不就地修理之理？这就叫生意经，可真正掌握并运用好实属不易。这对雄心勃勃的徐福寿来说，怎肯放过。而生意世家出身、长期深受其潜移默化、具有生意天赋的严裕棠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如今这主仆两人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洋人的钱是赚定了。

　　严裕棠的脑子灵活，加之人也勤快，不多日，便接到几笔外国洋人的生意。徐福寿对他奖赏了一番，并更加重用。渐渐地，把较重要的事交与他办，并从旁仔细观察，多方考验。徐福寿觉得严裕棠还算可靠。于是，对他便不再过问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大半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严裕棠一心一意为公兴奔波，公兴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兴铁厂原先跑外的有个叫朱顺生的，因与徐福寿有隙，被辞退了。朱顺生一直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昔日上仇。自严裕棠来厂后，公兴越来越发达，徐福寿的腰包越来越鼓，朱顺生的气不打一处来。他盘算来盘算去，都无处下手。猛然间，他突然想到了严裕棠。心想：此人虽然聪明能干，但还是个雏。只知道傻干，不知赚钱，纯属傻蛋。只要我把他开导好，便可借他的手为我报昔日之仇了。此计绝妙，此法乃称借刀杀人也。朱顺生越想越得意，便选了个良辰吉日在路上将严裕棠拦住，软硬兼施把严裕棠拉进一家酒店。严裕棠无奈，只好奉陪。酒桌上朱顺生异常热情，推杯换盏，把严裕棠灌得迷迷糊糊。朱顺生见时机已到，便劝他进过老板自己做私生意。开始，严裕棠觉得这样做不够义气。可经朱顺生再三开导，终于不再坚持。朱顺生见严裕棠不吱声，心想：有门，今天的钱没有白花。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朱顺生今天便报此仇了，此仇不报非大丈夫也。

　　严裕棠和朱顺生敲定后，便多联系点私活。朱顺生手下有一帮专门做私活的师傅。这样一来，利益均沾，自己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严裕棠逐渐尝到了甜头，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对公兴的感情也淡薄了。

　　严格棠作梦也没有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朱顺生为了打击徐福寿，又走出第二步棋子，他把严裕棠的所作所为暗地里派人告诉了徐福寿：

　　“老板，近日公兴的活儿见少。您老可有察觉？”

　　徐福寿不解地问：

　　“此话怎讲？”

　　“您老还蒙在鼓里，厂里谁人不知？可能只有您一人不知。”

　　徐福寿闻听话里有话，便问：

　　“此话怎讲？”

　　“据说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拿着您的钱跑外，却赚钱往自己腰包里塞，长此下去公兴便成他的了。”

　　徐福寿听了，有些半信半疑，思忖半晌，沉着脸说：

　　“以后不要乱说，严裕棠整日辛苦，东跑西颠顾念公兴。有些人就愿嫉妒别人，岂有此理？”

　　徐福寿嘴上这样说，心里却犯了嘀咕。他开始留心观察，果然发觉不对头，气得险些昏过去。冷静下来时，经过周密思考，觉得严裕棠人才难得。小伙子一口流利的洋话，头脑灵活，办事能力强。全厂上下找不出一个能与他相比的。小伙子年轻，难免有点过失。也许手头紧，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情有可原的。思前想后，决定找严介延谈谈，严介廷是个聪明人，要他出面予以训导，严裕棠定会改邪归正的。于是，马上拜访严介廷：

　　“严兄，近日可好！”

　　严介廷见徐福寿突然来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估计定是严裕棠有事，便问道：

　　“仁兄，可有事？”

　　“无事。多日不见很是想念，故来看看严兄。”

　　“犬子近日如何？”

　　“贤侄聪明能干，只是滑头，还请严兄予以训导。”

　　闻听此言，严介廷心里明白儿子不曾犯有大的过错。心想：不甘久居人下才有上进，“在情场上，在战场上，用什么手段都应当”，这句英国谚语可谓精辟至极。想到这里，严介廷不禁微微含笑，只是装聋作哑。

　　徐福寿三番五次暗示严介廷都不见成效，无奈只好决定当面教训教训严裕棠，警告一下，以免他胆子越来越大。没有想到，自己刚开口，严裕棠早有准备，几句话说得徐福寿闭口无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严裕棠早已扬长而去。

　　此时，严裕棠面对黄浦江，心情异常复杂。与公兴关系破裂，使他久久酝酿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感到的兴奋，他将自食其力，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寄人篱下，受制于人。他渴望独自闯荡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此事正像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放在他的面前，光彩夺目。他决定要拿它，但是他深知要付出许多，或许倾家荡产也不一定成功。虽然决定了，但是他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眼前困难重重，自己对招揽生意虽说有一些路子，但对生产技术还不够熟悉。另外，手上资金不足，独资办厂也有困难。更使他头痛的是如何向父亲说清此事的原委。于是，各种复杂的思想来到了他的脑子里，使他时而高兴，时而忧虑。他并不注意周围的一切。他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久久伫立在江边，渴望江水洗刷他的烦恼。

　　　　　　　　　　　　　 大隆机器厂一显身手

　　一九０二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这是他步上近代著名企业家行列的起点。

　　其实，严裕棠的担心完全多余。他父亲根本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似乎还流露了赞许之意。严裕棠的那些小伎俩早被老人看穿，只是不想干预，因而放纵和怂恿他到今日。严家毕竟是个买办家族，长期与洋人接触交往，有意无意地浸透了西方风气，家庭空气中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威严，又较民主。严介廷虽有家长的威严，却从不蛮横专制，而是根据孩子们的个性任其发展。

　　严裕棠见父亲如此通达，也就不想对他有所隐瞒，便把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讲与父亲。

　　原来，严裕棠早已与铁匠褚小毛合议成功，两人合资办厂，各出二千五百两。褚小毛铁匠出身，精通手艺，处事粗中有细。当初合议时褚小毛便坚持帐房由他找人，严格棠心里明白褚小毛的用意，非常爽快地应允了。心想：公兴老板也算是老混社会的人了，都被我玩于股掌之中，何况你一个粗人呢？今日能与你共事，只是借你一用罢了，岂有他哉！

　　严介廷听了儿子的计划，觉得不止资金短缺，尚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姜还是老的辣，严介廷老谋深算，为儿子请来了老亲家公及叔辈等，让他们帮儿子一把。

　　事情正如严介廷所愿，众人相帮解决了严裕棠的大半难题：

　　严裕棠的岳父答应帮助一股；

　　叔父严小坪承担了以老公茂洋行的名义向国外进口机器一事；其他亲属也许诺了他们力所能及之事。

　　一切进展顺利。严裕棠出面租赁了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的两间平房，用作临时厂房。

　　同时，招收了七个熟练工人，四个学徒，与穆湘璜所办的益泰轧花厂和德商老湖丝厂建立了业务关系。最初因没有设备，从事的无非是一些简单的零星的修理。

　　不久，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到货，计有：八部车床、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一部，二十匹马力的水门汀炉子引擎设备一套。设备安装后，便显出厂房不敷应用了。

　　严裕棠再次找父亲商议。严介廷思忖半晌说：

　　“前年我在平凉路买了一块地皮，约有二亩半，有铁皮木板平房十二间，暂时尚未派上用场。”

　　严裕棠迫不及待地说：

　　“父亲先租给棠儿受用如何？”

　　严介廷点头说：

　　“当然可以。只是租赁，租金按月付清。亲是亲，财是财，一定要清清楚楚。你明白吗？”

　　严裕棠诺诺称是。

　　于是，“大隆”机器厂便正式开张了。

　　严裕棠和褚小毛各负其责，对外的一切事物均由严裕棠经手，他招揽来的生意交与褚小毛组织工人干。

　　严裕棠在公兴接过外国船的修理业务，轻车熟路，所以，他始终将目光盯住了黄浦江。来沪的外国船只，若不是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不必要停靠码头，因为一来停靠码头要纳税，二来也没有那么多场地供所有船只停靠，所以大多数在黄埔江抛锚。机器出现问题，一般是上岸找中国厂家修配。如今，严裕棠主动服务上门，免除外国船家到处奔波之昔，乐不得将修配活儿交与这个年轻人去做。

　　与洋人打交道，对严裕棠来说已是老将。他从小跟随洋老师，刚一涉足社会便在洋行做事。对洋人的脾气他了如指掌，知道航海人的脾气，无非是吃喝玩乐。于是，每当租船运载修配的轮船机件时，都要捎带些洋酒、洋烟上船，与洋人喝上数杯，便与他们载歌载舞。一通胡闹之后，他便信口开河，漫天要价，外国人自然不加计较，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严裕棠心中暗暗好笑，马上便可去轮船公司取款，百八十两赚到手，而所花费用却只有微乎其微的几两。

　　自打开张，严裕棠便忙得不可开交。严介廷也很忙，但他总放心不下儿子。其实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又如此精明强干。这可能是天下父母的特点，不管孩子多大，在他们眼里都是孩子。于是，严裕棠常要回家汇报一下战果。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述怎样与洋人周旋，怎样赚洋大人们的钱。父亲看到儿子生意蒸蒸日上，事业发达，心里暗暗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久，严裕棠又为大隆取了个英文名Oriental EngleeringWork，Ltd，这也是为了日后的方便。现在的大隆已今非昔比，在外轮中也享有盛名。于是，严裕棠又准备置备两条小拖轮。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陆续增加的长修客户已有永茂轧花厂、中美面粉厂、日商云龙轧花厂、美商增裕面粉厂等等。

　　大隆的兴盛，又使严裕棠生起许多想法。他逐步感到合伙经营互受牵掣，多有不便。当初合伙是因资金短缺，条件不成熟，暂借褚小毛一用而已。如今一切条件具备，完全可以独家经营了。严裕棠眼珠一转，便计上心头。

　　不久，褚小毛心中大为困惑，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平日里厂里活计非常忙，到了年终一结算，除了一些开销，却不赚钱，有时甚至还有亏损。

　　褚小毛哪肯吃这种哑巴亏，心想，肯定其中有鬼，只是苦于抓不住真凭实据，但他还不愿做冤大头。于是，他找严裕棠想问个清楚。不料这一问，却惹了一身臊。严裕棠倒打一耙，派了他一身不是，并说帐房先生是他自己的人，还要他自己将此事说明白。真是欲查不成反被咬了一口，严裕棠提出让他退股，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着自己的喉咙，喘不过气来。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来……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紧紧地握着拳头。心想：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于是，一纸诉状递上公堂。

　　此时的严裕棠觉得无比畅快，心里越想越得意。没有想到，不久接到传票，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冷静下来。几年来，严裕棠在外面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既通洋人，又通地痞流氓，只是与官府没有联系。但他深信钱能通天，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他通过熟人，将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官方筹划完毕，又私下里将帐房先生找来说：

　　“褚老板把我告了，你准备如何？”

　　帐房听了，忙点头哈腰说：

　　“一切听严老板吩咐，不敢妄言。”

　　严裕棠听了，点头说：

　　“我知道先生是聪明人，聪明人好办事，只要先生守口如瓶，将帐面文章做好，我想该是万无一失了。”

　　此时的帐房先生哪有不从的，自跟了严老板后，进账十分可观，远非昔日可比，他哪肯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何况，他深知严老板的厉害，怎得罪得起呢？可一想到打官司，不免有点胆战心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在严老板身上了，现在只能死心塌地跟定严老板，才能保证全家老小平安度日。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说：

　　“请严老板放心，这场官司绝对没有输的道理。”

　　作好帐面文章，这是起码关节。办案人的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见多识广，哪里会不了解暗中的勾当。当时机器厂很少，修配生意多，本来就是一项好买卖；为外国船作修配，更是利市百倍。另外，中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国船来华运输又可大发其财，因此，只求如期修好，可心满意，并不计较价钱。他们的小出手，放到机器厂已是大利钱，利润少则百分之五十，多则百分之二百。不赚已经讲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亏损这一说法呢？要不是严裕棠有点背景，要不是严裕棠里里外外都已塞饱、摆平了，他们便要随意重判了。现在当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一拖再说，官样文章照做不误。

　　褚小毛几乎跑断腿，终归毫无结果。

　　严格棠稳坐泰山，仍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就这样一年有余，官司从一九０五年拖到一九０六年，最后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褚小毛也明知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意思，自己总算领教了严裕棠的本事，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已无心再打官司了，有了早点了结的愿望，只是无人来搭这个台阶。

　　此时，有人已看出火候，便出面做和事佬。这个人名叫穆湘潢，是益泰轧花厂的老板。

　　益泰轧花厂与大隆业务往来很密切，自大隆开业之日起，益泰轧花厂便将机器修配业务交给了大隆，彼此来往密切。自从严、褚两人打起官司以来，机器修配便受到影响。即便他与严裕棠的关系很好，可他也不愿得罪褚小毛。因此，对此事他一直抱着回避的态度，不想介入。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出面。

　　当前，事有转机，严裕棠和褚小毛的态度都已明朗化，何不顺水推舟呢？

　　于是，穆湘潢出面将此事了结。褚小毛同意按目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退股，严裕棠三日内如数付清。就这样，长达一年多的持久战便告结束。

　　　　　　　　　　　　　　　 见风会使舵

　　严裕棠终于如愿以偿。只是如期退还褚小毛的股金尚有困难，穆湘潢慷慨解囊垫借一笔钱，使严裕棠如期退清了褚小毛的股金。不久，便传出震惊行业的消息：严裕棠放弃外轮生意，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

　　此消息一传出，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谁都不相信，怎会有这样的傻瓜，肯放弃咬在嘴里的肥肉呢？

　　原来，褚小毛自退股后，便带着他的班底离去，虽然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给严裕棠带来一些困难，但这毕竟是暂时的。这几年来，褚小毛已为大隆打下生产技术基础，训练了一批学徒。严裕棠的妻子对经营管理有点经验，于是，他把妻子招进厂来，应付这个非常时期的内部管理。夫妻两人齐心合力，生产秩序很快就正常起来。

　　严裕棠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外国船包揽生意，又是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中，严裕棠将穆湘潢和岳父钱恂如的钱都偿还了，大隆此后便完全由他独资经办了。

　　严裕棠喜欢交游，其实兜揽生意本来就是各处走动，需要广交各路朋友，以便有急事时帮忙。渐渐地，他不仅与洋人巧为周旋，且与流氓地痞称兄道弟，自己也随之名声在外了。严裕棠深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平素，他每每进行感情投资，从不吝惜钱财。只是妻子有时不免心疼，常常唠叨。严裕棠听了，总是暗中发笑，心想：真是妇人之见！

　　严格棠在杨树浦一带人头熟，叫得响，吃得开，除了承揽业务不成问题外，朋友也找他做点别的生意。日商日新洋行大班川村千山经常找他代买地皮，承揽建筑。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后来，严裕棠发现这是一条更大的财路。

　　有一天，川村无意间说：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已来上海设厂，我马上将就任内外棉的大班，以后内外棉的机件修配交由你来承办。”

　　严裕棠听了，真是喜出望外；

　　有的人遇有高兴的事就大喜过望，忘乎所以。可严裕棠却与众不同，他越是在高兴的时候越是冷静。此时，他又开始编织新的故事了。心想：为外轮搞机件修配，已远不能满足大隆的胃口。来华的外轮虽然在增多，但做这项生意的人也在增加，长此下去，狼多肉少。外国人虽然在中国赚钱赚得容易，但用钱也不是毫不计较的。竞争的人越多，外国人当然要趁机压价，对专门从事修配的厂家来说，钱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赚。这种危机一天强似一天。与此相比，因外国人相继来华建厂，机器输入成倍增加，其中，纺织机器又占很大比重，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是不言而喻的。内行的人都知道，纺织机零件多，耗损大，动力用的引擎也容易出毛病，常常需要修理。既然需要多、利润大，生产业务朝这方面转向是极自然的事。目光短浅者为蝇头小利所惑，看不到这一点；心气不高者前怕狼后怕虎，又不敢顾此失彼；我严裕棠定要棋高一着。况且，我输得起。大隆的实力已非初办时可比，已经训练出了一批学徒，又积累了相当的生产技术经验，修配能力大大增强，此时不去顺应，更待何时！

　　严裕棠正想得出神入化，忽听有人喊：

　　“爸爸，你在想什么？”严裕棠抬头一看，原来是儿子庆祥。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是严裕棠的大儿子。他的身后，跟着他的马术教练、英国人法兰克令。

　　庆祥和法兰克令满面春风地走进来，严裕棠忙转身让座。法兰克令是英商恒丰洋行特聘的机械工程师，也是大隆的编外技术顾问。自严裕棠与褚小毛分道扬镳之后，褚小毛带了一班人马，办了一个比大隆更大的铁厂，叫发兴铁厂，本来想与大隆比个高低，但办起来就觉得力不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支撑了一阵，还是倒闭了，如今穷困潦倒。褚小毛一走，生产技术上给严裕棠出了难题，严裕棠便经常请法兰克令帮忙，解决一些疑难。前不久，法兰克令为大隆承揽了一项业务，为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他具体负责监制。这样，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大隆的技术顾问。

　　恒丰洋行专门经营机器订货业务，主要是面粉机和纺织机。为了减少运费，牟取暴利，英商决定将其中的某些部件包给中国厂家代制，名义当然还是用恒丰的招牌。法兰克令便推荐了大隆。

　　严裕棠得到这一笔大而稳定的生意，非常感激法兰克令。更令严裕棠高兴的是传动装置是整个机器体系的附属部件，制造比较容易，制造的图纸和技术指导都是恒丰洋行提供的，大隆可以从中学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大隆确实不负众望。几个月后，恒丰洋行非常满意，法兰克令举起大拇指赞道：

　　“大隆工人的技术水平比一般机器厂确实高出一筹。”

　　这样一来，大隆的名声便传扬出去了，川村千山听了半信半疑，但他没有食言，在他就任内外棉的大班后，就将内外棉的机器修配陆续转给大隆承办，但他没敢把所有的活儿全部给大隆，唯恐出了问题不好交代。此事严裕棠心里清楚，但不便说破。

　　内外棉的动力设备是自设的蒸气锅炉发电机。有一次，发电机上的S形管锈蚀了，内外棉去请瑞熔机器造船公司承造。这是一家著名的英商造船企业，却因修配不符合要求出了洋相，返工数次也没有解决问题。川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到大隆。按常理严裕棠本应难为他一番，可严裕棠没有这样做。他想：此事不是帮川村的忙，而是帮自己的忙，如果S形蒸气管的试制装配成功，洋人就会明白，中国人不都是孬种。洋人做不了的事，中国人能做。让洋大人们知道知道大隆的实力。

　　从此，川村干山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内外棉相继成立的各厂的修配工程都承包给了大隆。大隆的信誉不胫而走，其他日商厂家不约而同与大隆往来。

　　严裕棠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牢记中国有句古训：“吾日三省吾身。”如今世事艰难，他每走一步要看三步。当初将大隆的业务从船机修配转到纺织机修配，不知有多少人认为他发神经病了，但事实证明严格棠的决策是有远见的。谁能审时度势，谁能够知己知彼，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天，严裕棠和川村聊天，无意中川村透露，内外棉的规模再扩大的话，也准备自己建一个修配厂。此消息使严裕棠深思了许久。都说严家是专吃外国人的饭的，现如今这碗饭能够长吃下去吗？恒丰的生意也是说停就停，靠不住。摆在眼前的事实规律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有着手对大隆的扩充，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马上沿平凉路增建厂房，添购机器，招收工人和学徒，不仅要维持老关系，还要拉拢新客户，使大隆站稳脚跟。他先后与固本肥皂厂、广益书局、沪宁铁路局建立关系，为自己预留后路。仍然以纺织机修配业务为主，衣食住行，衣是首位嘛。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纺织业发展更快。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周家桥首先建立了纺织厂，取名申新。这对严裕棠震动很大，他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于是，他与荣氏兄弟敲定申新的机器修配任务就由大隆包了。

　　　　　　　　　　　　　　　早做一手安排

　　严裕棠在生意经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大隆自转向后，大量招收学徒。学徒时间为三年，但实际上都要三年以上才能被允许满师，事假、病假，还有节日例假都要照补的。一年假期只有春节四天，端午、中秋和老板爷的生日各一天。学艺期间，伙食吃老板的，每个月初一、十五有肉菜，平常全是粗饭素菜。老板按月给二百枚铜板，是月规钱。逢节另外有节规钱。出门做事补贴二十五枚铜板作中午饭钱。每天工作时间为：上半天从六点钟做到十二点钟，下半天从一点钟做到六点钟；学徒还要加两个半钟头夜工，上夜班从六点半到九点钟，下夜班从九点钟到十一点半。学徒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满徒。大隆的工头、领班都是由出师的学徒提升的。

　　大隆，一直都是重用学徒的，一般是三成工人，七成学徒。一则是可以少费心思，一般情况下，他们就由他们的业师管教，有事时，业师为了挣面子，也不会声张。学生毕竟是学生，学艺心切，也不会投机取巧，有时候倒比老师傅做得卖力气。二是开销也省，无非是吃点饭，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修配粗砂机上的一只纱管螺丝，配价是五钱银，一磅元铁用料只值银六分，学徒学艺三个月以后，一天可以做四十只左右，销货收入二十两，除了所费的原料，还有吃饭的开销，大约二三两光景，进帐不是满可观吗？

　　于是，严裕棠的生意越做越顺手，效益也非同小可。一天，川村千山精神焕发地跨进严府。严格棠拱手道：

　　“川村先生，有何喜事如此高兴？”

　　川村说：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生意越做越大，怎能不高兴！”

　　严裕棠不解地问：

　　“此话怎讲？”

　　“难道严公不晓得，年前，大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你们的大总统已全部接受了？总统死后，现在的北京政府又与大日本友好。我们的生意就越做越大，以后中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大日本的工厂。”

　　严裕棠听了，如五雷轰顶。前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暴露了它想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狼子野心，而热衷于卖国和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下来。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支持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继续步步进逼。想到此，他感到毛骨悚然。他转身走了；出了屋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挥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连马车都不叫一辆。看见空荡荡的江沿，寒冷的江水，反而好受些。他心绪非常之乱，慌慌张张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像自己造成了什么大错，而这些错误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地在脑海里回旋，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应马上赴美国，让正在美国留学的次子庆瑞转去日本留学，这样，将为大隆增加一份安全。

　　严裕棠是个想做就做的人。他要离沪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把厂务交给长子严庆祥，所以，他就让庆祥辍了学，带他去熟悉客户，另外，要他尽快掌握机务，到时候，独立管理起来，就不会被人家捉弄。

　　一切安排妥当，严裕棠悄然离沪而去。对于离沪的最终动机，他对谁都没有吐露半分，连家人也只是知道他去美国一行，因为次子庆瑞正在美国留学，探望一下原是人之常情。

　　两年后，严裕棠方返回上海。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他更加热衷于房地产生意了。

　　此时，大连湾路的新厂房正在兴建，严庆祥望着即将完工的厂房浮想联翩。他对大隆的进一步扩充是满心向往的，尽管父亲仅是托付他代管厂务，但终究是要全部交给他的。他是长子，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父亲热衷于房地产生意，没有时间来顾及厂子。这对自己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上海滩上的任何事，只要把规模搞大，才能名利双收。这样，才能显赫，才能成为社会上一个有头有脸面的人物。严庆祥越想越是信心百倍。但眼前的倒闭风也使他头疼。

　　阴历年底，照例应该是机器厂最忙的时候。一是新春将至，有的厂家歇了工，正好利用假期，来修整一下机器；二是天寒地冻，机器的故障增多，也要修理。但这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机器厂的业务受到了影响。大隆虽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其业务也出现了明显萎缩。

　　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外国资本卷土重来，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致使许多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风云突变，使市场经济出现了极度混乱，引起了倒闭风。尤其是棉纺工业和其他轻纺工业的衰颓，给民族机器工业的继续发展以极大的打击。原以近七十万资本开办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已经奄奄一息，传闻将中法合办。灾祸当头，人心恐慌。

　　严庆祥的心中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认为，这种情况也会给大隆造成一个大好机会。

　　于是，他大胆地承揽了许多别人做不了的疑难活儿。他先后接受了芜湖豫中纱厂、福新面粉厂的活儿。芜湖豫中纱厂的活儿原先是来沪找瑞熔船厂的，因为引擎地轴损坏，停顿一日，就要损失一日之利，所以急需赶修。偏偏瑞熔船厂鸡蛋里挑骨头，不肯接活儿。豫中纱厂立即找到大隆，并许诺愿出加倍工价，只求救急。严庆祥满口答应，如期交付使用。

　　福新面粉厂的新机安装了底脚。装好后，一直像打摆子似地颤抖不停，无法使用，也找到了大隆。大隆派人一看，仅用几根Z字铁一绑，就治好这一毛病。

　　为了弥补平常业务的不足，严庆祥又利用一般厂家春节放假的机会，接下了崇信纱厂要求将大批机器上的铜轴承改装为滚珠轴承以提高机器转速的工程，避免停工装修。

　　大隆的所作所为，不仅使它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更使它的信誉得到了扩大。

　　但近来，严庆祥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隐约觉得父亲在卖厂。当他确定这是事实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当他想到自己的一切希冀都将成为泡影，一切美梦都将告终时，便不顾一切地找到了严裕棠，跪在父亲的面前苦苦哀求。

　　严裕棠看着儿子那副诚恳的样子，听他说出一番至情至理的话，心中感慨万千。他自己何尝愿卖厂，大隆凝聚了他十多年的心血，他怎能没有感情！但自己真怕受了形势的影响，到时候维持不下去，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让一堆机器，不，让一笔财产成为废铜烂铁。不过，庆祥说的也不无道理，权当当初没办这个厂，且让儿子办办看，实在过不去再收拾也来得及。想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思忖半晌，觉得不卖厂有不卖厂的好处，眼下难些，日后定会有转机，况且现在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还有房地产经营作后盾，大隆不会轻易倒的。

　　严裕棠没有估计错，倒闭风日盛，但严裕棠有房地产经营作后盾，大隆始终屹立不动。

　　父亲一吐口，严庆祥马上加快大连湾路新址的厂房兴建工程，于一九二０年完成全部搬迁。并在平凉路旧厂房，修建了严家的住宅和工人宿舍。

　　严裕棠看到儿子长大了，做起事来井井有条，心中感到无限欣慰。

　　　　　　　　　　　　　几笔漂亮的房地产生意

　　大隆搬迁后，除了原有的设备外，严庆祥又添置了一部分进口机器。加上大隆自己制造的工作母机，大小机床已有百余部。厂里又招收了近二百余名工人学徒。这段时间，严庆祥特别卖力气，但是事无巨细，严庆祥一律向父亲禀报，从不擅自作主。他心中的愿望驱使他不断地显露自己的才能，以博得父亲的信任。

　　严裕棠怎么会不知道严庆祥的心思？他觉得儿子虽然初出茅庐，但确实深得家传，把厂务管得井然有序，对外业务也有所开拓。自从让他独当一面掌管厂务以来，自己腾出手来搞地产生意，进帐也很可观，一切自然不错，这厂长非他莫属，只是他有些年轻气盛，遇事沉不住气，让人有些不放心。另外，儿子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场恶习，在这一点上，严裕棠时有所闻，也侧面敲打过。年轻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总要适可而止为好。严裕棠考虑再三，决定由庆祥当厂长。庆瑞刚留学回来，让他负责生产工艺。父亲的安排，严庆祥心里非常明白，这显然也是一种监视，自己更要好自为之。

　　这时，正是中国输入机器的高峰时期，尤以纺织机器为多。纱业兴旺，机器修理业也应运而生，生意的兴隆加剧了同业的竞争。

　　严庆祥稳坐钓鱼台，大隆的基础既固，关系又广，谁能与之抗衡？

　　大隆仍以修配纺织机为主，但内容和范围都比过去明显扩大了。与大隆往来最多的要数日本纱厂，由于甲午中日之战和辛丑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的订立，日本人瞄准了中国大市场，纷纷前来办厂。纺织一业，两年前还只有纱锭二十多万锭，现在剧增到八十多万锭了。严庆祥正是看到这一点，周旋于日人之中，先后与喜和、公大、东华、大康、同兴等日商纱厂建立了关系。加上原来的内外棉，已相当可观了。这当然是其他的机器厂所望尘莫及的。在国人方面，严庆祥也一样虎视眈眈。申新、崇新、鸿裕、博益等大纱厂的活计也揽到大隆来了。路遥知马力，大隆到底是大隆呢！正是由于大隆的声誉日隆，才使一般厂家也趋之若骛。大隆除了继续为自来水厂承造各种尺寸的自来水管和阐门外，还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制造路牌和阴沟盖。这些也是大隆的业务。最使严庆祥自豪的是，大隆不仅仅只能修配一般机件和引擎，而且已承揽制造全部传动装置的生意。这项生产尽管是大隆在平凉路为恒丰洋行代制后承继下来的，但独立设计承造却由严庆祥开始。他的那位马术教练不仅马术高超，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超一流的水平。严庆祥当时不仅受过法兰克令的训斥，甚至还挨过他的马鞭！那时，相对来说，严庆祥比较喜欢川村千山。川村永远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有时和你一起玩耍，但在工作上，他们两个倒是一样的，一样认真，一样挑剔，一样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决不肯有丝毫通融。日后想起来，严庆祥是很受启发的。

　　严庆祥已满足现状。到底是没有经过风浪长大的，要说居安思危，在严裕棠面前，严庆祥还是有点欠火。

　　严裕棠经营房地产，远非一朝一夕。上海原是江南临海的一个小县城，在鸦片战争不久才辟为商埠。此后，外国势力相继侵入，先后派来领事，设立租界，通商贸易。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其地皮随之日益昂贵。一些头脑灵活的买办、商人、官僚乃至外国的冒险家，见有文章可做，有厚利可图，纷纷投机，热衷于这地皮生意。

　　严介廷当初就置过小房地产。严裕棠自小耳儒目染，岂有不懂其中种种关节之理？办厂之后，只因在杨树清一带人头熟，英商、日商洋行便不时委托他代买地皮，使他渐渐精于此道，日渐不甘于专做居间取利之事。手头稍有积蓄，便在杨树清一带贱价买进小块小块的地皮。严裕棠的眼光很毒，这里办厂日多，地皮看涨不看跌。

　　严裕棠做了几笔很漂亮的生意。他杀价买进小块地皮，再在这块地皮旁边陆续小块小块地买进，不久就已连接成片。有一次，恰好有人要在这片土地上建厂，前来洽谈，严裕棠趁机狮子大开口，高价卖出，每亩价格哄抬到七千两，而他买进时仅七百两。

　　即使是零星地皮，只要看得准，也可成为“串心烂”。“串心烂”就是在人家的大块土地中，夹着你的一块小地皮。不要看这块地皮小，如果有人派上用场，可就值钱了，否则，不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裕棠对经营房地产兴趣更大了。严裕棠认为：经营企业，虽然也很赚钱，但风险大，总不及搞房地产，既赚钱又稳妥。他在房地产上的经营，不仅坐收高额租金，更主要的是用来作筹码，买进卖出，向洋行做抵押借款。所以，他一直和外商联系得很密切，尤以英商德和洋行为最，无论经租或借款都找德和洋行。后来感到德和洋行的经租费太高，就自己雇人办理，但仍用德和名义，奉送佣金。

　　严裕棠对自己在房地产生意上的门槛，一向引以为自豪。且不说在宁、苏、常等地他都置有房地产，单就上海一处而言，他在抗战前即拥有大小里弄、公寓、大楼二十余处，地皮一百五十八亩。在约一千七百名私人业主中，严家跻身于前十名之列。

　　严裕棠认准了，大隆之所以没有像有的厂家那样一遇风浪，或摇摆，或倾覆，反而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确实是全靠房地产的有力支撑。

　　事实也证实了，由于大隆的存在，提高了严裕棠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增加了经营房地产的力量。两者缺一不可。

　　　　　　　　　　 争气不争财，赔本的生意倒做活了

　　严庆祥对父亲的思想终不得要领。他的心一直不舒坦，按理说，父亲做房地产生意做得起劲，大隆的事完全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但是却事事不放心，事事要过问，事事要来干涉，而且牢牢地掌着财权。自己名为厂长，实为傀儡。

　　严格棠对儿子的心思了如指掌，知子莫过父嘛，但他不予理睬。近日，他又有新的想法在孕育着。

　　原来，前几天有位朋友带了两个江浙商人来访。江浙商人一见到严裕棠便称赞说：

　　“久仰严公的威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

　　严裕棠拱手说：

　　“不敢当，不敢当。不知二位光顾寒舍有何要事？”

　　“听说贵厂信誉极佳，我等想向贵厂订购一些农机。”

　　严格棠不解地问：

　　“二位仁兄可有销路？”

　　两个商人笑道：

　　“现在的农村，特别是江浙一带，新式的富农经济正在产生。他们想利用一些小型农机来改变原有的农事方式。”

　　严裕棠送走客人后，心想：如此说来需求量一定不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本是个农业大国，有广阔的市场，正可以拾遗补缺。何况大隆已有制造机器的能力？以此为契机，同时也可试制纺织机器，大隆不能只靠修配度日，大隆要发展，要与洋人抗争，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民族机器制造工业。想到此，他马上找严庆祥布置此事。

　　大隆本来就有制造工作母机的经验，出产引擎和小农具，自然也就不难。

　　引擎是仿照美国慎昌洋行的国际牌制造的，先制成二匹半马力的一种，将燃料从煤油改为柴油。这一改进具有极大的意义。当时，向中国倾销洋油的主要有“美孚”、“德士古”和“亚细亚”几家外商石油公司，而从属于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系统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原以销售煤油为主。一九二０年以后，随着机器的普遍使用，美孚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的推销上来。大隆的这一顺应措施无疑是极其聪明的。大隆在引擎制造上减少了工序，降低了成本，又因柴油比煤油便宜，很受农民和商人的欢迎。

　　试制纺织机器成功是大隆生产业务发展的关键。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机器制造工业只能和它相联系，才有所依附，得以发展。同时纺织机器既是一个体系，又可分部单独成机，整套棉纺机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等。

　　大隆的生产之所以沿着制造棉纺机器的路线发展，除了业务关系外，还有生产技术上的原因。因为纺织机器的制造，既不需要特殊的材料，也不需要特别精密的技术。于是，说干就干，此时的严裕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雄心勃勃。大隆试制织布机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亲自拟定广告信向各处寄发。

　　严裕棠深知：以前，大隆的生产业务主要是和日商以及英商联系的，但如今，当大隆已经发展到能够制造机器时，便不可能再由他们来支持了。外国人来华办厂原是为了就地推销商品和榨取廉价劳动力，它的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运来的，这是它向中国输出资本和商品的一项内容，断没有使用中国机器的可能。但国人总该使用吧。

　　老谋深算的严裕棠此时变得何等幼稚啊！

　　当荣宗敬接到大隆的广告时，又感动，又为严格棠担忧。他想起去年在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的创议下，荣宗敬等纱厂老板集资在吴淞蕴藻洪开办了中国铁工厂。这是中国首家纺织机器制造厂。他们何尝不是雄心勃勃，想改变洋机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何尝不是想入非非，在心里描绘了一幅幅广阔的前景！在经理兼工程师黄朴奇的主持下，最先制成了若干种纺织机器，同仁们哪个不感到振奋？但是结果呢？连各个股东经营的纱厂也不敢用，都怕因此影响了纱布质量，耽误了生产。这是一个教训，教训了幼稚的中国人。现在严裕棠再蹈覆辙，怎能不令人感动和担忧呢？他不愿伤严裕棠的心，购去了十部，却弃之不用。对于朋友来说，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严裕棠寄发的广告如石沉大海，前来订货者寥寥无几。他深感自己的处境不佳，不得不四出奔波。

　　严裕棠送给穆藕初两部，穆藕初当时既办有豫丰等几家纱厂，又就任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严裕棠心想：穆公总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当他看到穆藕初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时，他完全明白了，产销矛盾严峻地摆在眼前了。

　　严裕棠心绪不宁地各处奔波着。他从来没有做过缩头乌龟，这一次也一样，他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争气不争财，即使是赔本生意，他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隆织布机的产销矛盾，使严裕棠寝食不安。纺织机器既然上了马，并且给严裕棠带来了声誉，“他自然不愿就此罢手收摊，让别人看笑话。为了给这项事业以大力扶植，在机器修配业务上加强了开拓，在日常开支上进行了压缩。

　　在这一点上，严庆祥与父亲的看法是一致的。纺织机器的制造，使大隆在同行业中鹤立鸡群，而主持厂务的却是严庆祥。

　　但是，严裕棠、严庆祥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并且第一次公开化了。

　　原来，由于纺织机器的滞销，大隆生产资金的周转明显不灵，而机器修配业务却有增无减，无法一一承接，严裕棠便打算再办一家修配厂，想不到此议遭到严庆祥的坚决反对。

　　严格棠到底不是意气用事之人，回头想想，觉得严庆祥的分析还是有其道理，便自己取消了办修配厂的打算。但要让他放弃蜂拥而来的修配业务，他也不甘心，

　　在一次倒卖地皮中，一块地皮使他茅塞顿开。这块地皮地处光复西路，大概有七十余亩。若将大隆迁到此地来，足以扩展。而且，此地临苏州河，日后的运输也便利。考虑成熟，当即购进。

　　大隆迁到光复西路后，规模大，业务多，工人人数从三百人猛增到七百人。由于在各个管理层位置上的，几乎清一色是大隆的师傅及由学徒升任的人，所以，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

　　严裕棠忙里偷闲，在过问了大隆经营之事后，便来到河边走走，或坐在船上观赏苏州河。另有一番情趣。苏州河显示着一种单纯的、质朴的、天然的美，恰如山区那些不事装饰的女子。顺着河岸走，好像走不完的长廊。它的流水虽然不算太清，树影映在水面上，却能看见枝权问的鸟巢。只要你在苏州河上航行过，一定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天地之间的界限似乎完全不存在了；鸟儿在水底飞翔，鱼儿游上河岸；人呢，根本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水中，还是在天上。周围的一切都是绿的。绿得教人心醉，唯独在河道的远方，蒙蒙的雾气，荡漾着一抹幽蓝。这蓝色时时召唤你，引诱你，逗起你的无尽遐想。可是你往前走，那幽蓝又变成绿的了；你永远别想到达那个境界。

　　每当这时，严裕棠总把它和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那幽蓝和自己的生意一样，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不！一定能够达到！严家要像愚公移山那样：我达不到，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祖祖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有人要求见严庆祥，严庆祥热情地接待着。

　　来人是中国铁工厂的经理兼工程师黄朴奇。由荣宗敬、聂云台等纱厂老板在一九二一年集资开办的中国铁工厂，在黄朴奇的主持下，曾经先于大隆制成若干种纺织机器。但因为各个股东经营的纱厂也不使用，终于在一九二七年瘫了下来，改为国民政府制造军火。黄朴奇无意再留任，又不甘于埋没自己的专长而脱离机器业，于是就想到了大隆，想到了严庆祥。

　　严庆祥本来就与黄朴奇相识，知道这个人长于机械设计，极富事业心，为人也耿直，平时也有一般交往。假如不落难，他决不会奔大隆而来，而大隆自此次迁厂以来，正求才若渴，黄朴奇主动找上门来，严庆祥哪会拒之门外呢？天意相助，严庆祥大喜过望，择了个吉日，设宴款待黄朴奇及他的班底，欢迎他们的到来。

　　严庆祥的礼贤下士，博得了黄朴奇及其随行人员的交口称赞。患难之中见真情，怎能不感激涕零！

　　依照中国铁工厂的规矩，严庆祥依然将黄朴奇聘为经理兼工程师，负责大隆生产和业务的领导；对黄朴奇手下的原来班底，也一一作了相应的安排，都处理得很妥帖。

　　黄朴奇及其随行人员都感到非常满意，既无后顾之忧，便一门心思致力于推进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的发展，并为严庆祥出谋划策，按照机器类型把车间分为车床工段和刨床工段，设立了装机间，还成立了由黄朴奇牵头计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十一人的设计室。同时生产技术也得以改进：根据英国勃兰特厂的产品，改进了布机，使其容易被中国工人所掌握。农村用的小引擎，除二匹、三匹马力的之外，又研制成功了六匹、九匹的，还制成了更高质量的其他农业机械。纱厂用的部分机械，如清花机、回丝车、粗细纱机，以及罗拉大牵伸等，也相继试制并且获得成功，陆续投产。

　　为了保证日常动力的正常供给，严庆祥马上授意自己的得力助手唐志虞拟定了厂规，并规定学徒也实行日工资制。

　　严祥棠对儿子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非常满意。看到儿子治厂有方，严裕棠深感欣慰，一场因祸得福的风波过去了，严裕棠对大隆的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

　　　　　　　　　　　 盘下“苏纶”，创办光裕公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严庆祥以洽记公司的名义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使他大伤脑筋。真是祸不单行，只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厂房有倒坍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庆祥在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严庆祥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但他忍不下这口气，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更添损失。

　　此事被严裕棠知晓，预知不妙，便想找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严庆祥闻听吃了一惊，心想：请杜月笙，简直白日作梦，何人能有此本事？严裕棠知道儿子半信半疑，便说：

　　“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是大青帮头子，浦东高桥人。尽管出身卑微，曾因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而得了个“莱阳梨”的浑名，但发迹以后，便一改过去的形象，总是斯斯文文的。他不愿人家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他为“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杜月笙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体念手下，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特别在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

　　严裕棠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一九二七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三十万两卖与严家。严裕棠是以光裕公司的名义买进的。

　　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

　　严裕棠成立这个光裕公司是颇费一番心思的。光是公司的名字，他就斟酌再三。最后，他从自己的号“光藻”中取一“光”字，从自己的名“裕棠”中取一“裕”字，组成“光裕”。光裕公司是大隆和苏纶的总管理机构，由严裕棠自任总经理，严庆祥任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代表总经理具体领导所属各厂，总经理作最高决策。这样，严裕棠就将他的事业在经营管理的组织形式上划分开来，进一步体现了自己的集权思想。

　　此举对儿子们震动很大。他们议论纷纷，庆瑞说：

　　“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三子庆祺说：

　　“二哥所言极是。不过老头子可不光是‘胆’，而是眼力毒。在他的头脑中，铁棉联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铁棉联营的广阔前景，才不惜血本拼老命了。”

　　孩子们说的一点不错，买下苏纶后，由于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额定资本为八十万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严家的，少数由严家亲友投资。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三年的长期贷款计一百五十万两。

　　苏纶原有纱锭二万余锭，经过一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一反过去二衰三竭的状况，为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一番忙碌之后，大局已定。眼看年关已近，在严裕棠的授意下，严庆祥马上安排为地方绅查机关委员选择要人赠送礼物。此举为一种物质表示；另外还要对于当时官绅有名的人物发出贺年红片，此举为礼貌的周旋。

　　严裕棠为笼络苏州地方势力所支出的特别费用是庞大的，苏州地方势力也同样给予严裕棠特别的惠顾。

　　苏纶纱厂不久即增设分厂一所，计纱锭二万锭，接着又成立了附属的织布厂，初有布机三百台，后陆续增至一千台。苏给隼销纱二万余包，布十一万匹。苏纶出品的天宫牌纱，以其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苏给的纯利，每”年均达四十万两之多。

　　严裕棠自买下苏纶纱厂后，进行大修整，增置二万纱锭。除一部分机器进口外，都是大隆制造的。其中包括粗纱机、细纱机、回丝车、并条机等等。以后增设的一千台布机，也是大隆制造的。大隆生产业务的发展，主要靠铁棉联营推动，苏给的扩展确实为大隆的机器制造提供了一条生路。

　　严家事业上的成功，导致内部矛盾爆发。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了严家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严庆祥此时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严庆祺忍不下这口气，便找二哥发泄：

　　“大哥存心不良，为何将我弃之不用？”

　　严庆瑞闻听，说道：

　　“我何尝好过，在大隆，虽说经理是我，但厂长黄朴奇是大哥找来的，副厂长唐志虞是大哥的亲信。我这个经理是有其名无其实，你以为我很滋润吗？”

　　“严家的财产本应兄弟们各有其份，为何大哥一人独揽？父亲难道不晓得吗？”

　　庆瑞低头不语。庆祺见二哥不语，继续说：

　　“大哥这样做是想独吞家产。我看他每日的花费甚大，财路从何而来？这其中一定有鬼。”

　　庆瑞说：

　　“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你我兄弟若占据这些位置，大哥如何营私舞弊？他能瞒过父亲一人，能瞒过我们兄弟吗？”

　　庆祺瞪大眼睛问：

　　“真有此种事？”

　　“你何时见我扯过谎？”

　　庆祺目不转睛地看着二哥，仔细回味着大哥的所作所为。苏纶方面都是大哥的亲信，经理由他自己兼任，厂长张子梁、副厂长潘耕苏、徐佐舜都是大隆学徒出身，都是大哥的铁杆。这些粗人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岂不是一步登天，怎能不感恩戴德？肝脑涂地也会心甘情愿的。此时又听二哥说：

　　“当初，父亲有意让你去苏纶，我估计是想牵制大哥，但大哥却说你对政治有兴趣，宜从政而不宜搞实业，便一直不予重用。”

　　庆祺说：

　　“听说大哥在外面养女人无数，这得需要多少钱呀！”

　　“大哥经营大隆十年有余，每年赚万把两没问题，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大隆的资本额，少说有二十万两这个数，还不包括父亲其他的资财房产，而自己自一九一六年掌管厂务以来，已有十余年，从中又有多少进帐呢？于是他便狮子大开口，将银子落入私囊。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此事尚需慎而又慎，免得影响生产，也免得人心不服而导致人心不稳，况且，事出有因，总得有个缘由。严裕棠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严庆瑞、严庆祺见父亲如此烦躁，便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严裕棠此时仔细揣摸庆瑞所言的真实程度。在他的心目中，庆瑞确实是个老实人，甚至老实得过分，尽管在美、日等国留过学，但似乎不曾受到那里风气的影响，他的话，虽嫌证据不足，但却可信。想到这里便说道：

　　“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帐？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帐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帐之外的帐，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老头子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立刻又给严庆祥一个警告。

　　这是一九三０年冬。严裕棠的小儿子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严裕棠借机对两厂的人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隆的经理：严庆瑞，厂长：严庆龄；

　　苏纶的经理：严裕棠，厂长：严庆祺。从此，严裕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严庆祥架空了。

　　　　　　　　　　支持小儿子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

　　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而富魅力，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一场父子对话。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

　　“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

　　“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更加信心百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了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月十九日，日军又出兵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传开，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胸，上海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率先于二十四日举行反日大罢工。时隔两天，上海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仇敌汽通过了对日宣战等决议案。接着，北平各界人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十一月三日，全国性抗日救国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货受到抵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日本机器的进口，纺织业同样如此。于是，对国产棉纺机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隆可谓适逢其会。

　　此时，严庆龄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聘请了连忠静为工程师，实际执行总工程师的职务。连忠静是严庆龄留德期间的同学，是内燃机制造专家。当初，严庆龄出面把他介绍给大隆，曾被严庆祥拒用，严庆龄因此在心中打了一个结。如今轮到自己当了大隆这个家，他当然要一了夙愿，也有出一口气的意思。严庆龄同时还聘请了两位德国工程师：顾德华和许廉士，一个是铸造专家，一个是工具机专家。大隆第一次设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

　　铸冶方面：设计制造了每小时熔铁三千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原料、提高熔化能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设计制造了翻砂机，推行型板造型，使原来一只一只起模子进步到十只、二十只一起，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设计了“Roots”鼓风机、筛砂机、坭心格炉、铸造喷砂清除设备等等，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降低了成本。为此，严庆龄还建立了实验室。

　　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的车床多系皮带带动、宝塔盘式变速的车床，这时又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种皮带带动、灵活盘式、齿轮变速的六英尺车床。此外，还设计制造了十六尺龙门刨床、可以同时刨十二根罗拉（纺织机上的重要零件）的罗拉刨床、八轴转床、有四个铣头可以同时铣削三面的龙门铣床以及锡林车床等等。在切削刀具上，淘汰了高碳工具钢，推广了高速钢的应用。

　　量具制造方面：严庆龄为了达到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建立了量具制造工段，同时着手训练了一批制造量具的技工，彻底扭转了过去对这方面极不重视的状况。

　　热处理方面：严庆龄认为不能仅仅由锻工来搞，设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间，并且在整个上海首先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以代替过去的木炭固体渗炭，使纺机主要零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切使严格棠耳目一新。留过洋的毕竟不一般，严裕棠对严庆龄不禁另眼相看。

　　严裕棠极力配合，全力支持。严庆龄如虎添翼，在工艺组织上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改革之际，严裕棠突然被绑架。全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庆龄主张告官，严庆祥坚决反对，他要请杜月笙出面解决此事。众兄弟都觉得严庆祥的主张比较稳妥，于是，纷纷推举严庆祥出面办理此事。严庆祥也觉得自己是长子，人头熟，理当担此重任。他义不容辞，自去行事。

　　严庆祥不负众望，终于在两天后将父亲接回家。严裕棠受此一惊，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杜月笙坚决不让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严裕棠总觉得心里不舒坦，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

　　走近码头，风愈加大了起来，扬尘播土，江浪如山耸。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浮想联翩。他回过头来，望着儿子老泪纵横。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赤手千金，大发其财！

　　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头衔，取名为Union Iron ＆ Foundry 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资本定为法币五十万元。严庆龄任总经理兼厂长，严庆禧为经理，副经理人选是由严庆龄提名定下的支达栓。支达铨是大隆学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严庆龄的主要帮手。为了使人觉得名副其实，严庆龄找了美商恒丰洋行的安特生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小东洋统治，国人因此受欺凌，谁人的心里能好受！何时能还我山河？前思后想，不觉东方发白。飞机声更是震耳欲聋了、这时仆人进来，严裕棠忙问：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爷，大事不好！日本已向英美两国宣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已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已升起白旗投降。据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严裕棠闻听，匆匆起床，洗漱一下，急忙出门。他想尽快见到庆龄。他对庆龄格外关心，不仅仅因为庆龄是老儿子而怜爱少子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个儿子凭其交游之广、经营之得法，实际上已成为严家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他最得力的臂膀。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前些日子，严庆龄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此事干得真漂亮！

　　枪打出头鸟，严裕棠一直为庆龄担心。果不出所料。当严裕棠听说庆龄被日本宪兵部押走了，他仿佛看见用香烟头烧炙人的脸、手及背部，用辣椒烟熏鼻孔，用橡皮包着木棍或铁管打人，还有电刑，最为残酷的是狗咬。

　　严裕棠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厥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马上派人去找严庆祥。

　　此时的严庆祥情绪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早就为严家撑持门面了，但自几个弟弟相继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觉得父亲对他日渐疏远。尤其那笔花纱生意做亏之后，他更加失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去年夏天，政府召集战时被日军接管的华厂的厂主商谈发还复业事，是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被占的大隆、苏纶、仁德三厂。当时，日军提出必须以内外棉收买大隆为前提，对于大隆厂基房屋及原来留存的机器材料只答应支付三十万日金，而严家则必须对于内外棉在苏纶的扩建和存货作三百三十五万日金的补偿，如此，仁德便可无偿发还。在那种胁迫下，严庆祥亲赴日本向内外棉社长活动才放宽了条件。虽然严家仍须以三百三十五万日金赎回苏纶，但大隆的卖价到底还是从三十万升到一百八十五万日金。

　　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活动出来了。

　　严庆龄回厂没两天，日本人借口水电供应紧张，将泰利的水电统统断了。断了水电，岂不是断了工厂的活路！

　　对于泰利的困境，严庆祥巴不得袖手旁观。自一九三五年投机失败，失去花纱界名人的地位后，严庆祥一直被严裕棠闲置一旁。严氏家族的各个企业分别由庆龄、庆祺、庆瑞执掌，他只挂了一些董监事的虚名。

　　如今，严裕棠不得不重新考虑。苏纶、仁德两厂由庆祥出面收回后，理所当然地归他掌握。赎回苏纶，虽然严裕棠忍痛出资三百三十五万日金，但内外棉在占用苏纶时不仅机器设备有所扩充，而且所遗存货甚多，这笔交易也是可观的。严裕棠正是经过反复权衡才拍下板来的。至于出卖大隆一事，尽管兄弟间各执己见，但迫于情势，也怪不得谁。由于严庆祥与日人的关系，严裕棠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事事处处让他三分。

　　严庆祥将当年的亏空一一弥补。收回苏纶之时，纱布正是百货之宝，他便以苏纶为基地大搞花纱投机。为了调转银根，又办了裕苏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总行，在上海、昆山等处设分行，以吸纳官僚资本为主。官僚资本包括“财政部长”周佛海、“中央储备银行副部裁”钱不愧、“江苏省长”李士群以及公馆派的一批大汉奸。其时，他们正利用职权，动用大量公款，以放款的形式贷与某些私人银行或企业公司，中饱私囊。严庆祥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是没法说。

　　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与兄长较量吗？”

　　“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

　　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

　　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

　　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

　　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

　　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

　　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

　　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

　　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

　　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

　　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

　　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

　　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

　　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

　　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

　　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

　　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

　　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

　　“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

　　　　　　　　　　　　　　　　　　　　　　　　　（丽君） 康心如和四川美丰银行 --------------------------------------------------------------------------------

　　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陕西成固，生于四川绵阳。名宝恕，号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去日本留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创办《公论日报》。后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参与反袁世凯斗争。一九一九年开始经商，任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九二六年任经理。依靠刘湘主持，得以迅速发展。抗战期间，自任重庆临时参议会会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等。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病故。

　　　　　　　　　　　　　　 县太爷的二公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但仍然冲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岖。然而，人们或为了谋生，或为了作官，尽管蜀道再险，也要去闯，去攀援。登剑阁，入剑门，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天府之国。

　　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凄凉。一辆马车载着康寿桐一家由陕入川。

　　康寿桐坐在车上，一边吟咏着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一边领略和观赏着山川之险。

　　康寿桐祖祖辈辈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县荣任县太爷的。

　　康寿桐一家途经绵阳时，马车上忽然响起婴儿呱呱堕地的哭声。女仆向康寿桐报喜，说道：

　　“老爷，又添了个公子！”

　　康寿桐乐得合不拢嘴，心想：

　　“既荣任县令，又喜添贵子，真是称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

　　这个生在路上的县太爷的二公子，就是未来的重庆金融巨头康心如。

　　这一年，是公历一八九０年

　　做为县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无忧无虑地在县太爷之家长大。

　　父母的遗传以及家学的深厚与渊博，使康心如自幼聪颖，且才学过人。他耳闻目睹父亲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种种经历，便也非常自然地从小就十分仇视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体系，而对西学东进中的新思想、新知识怀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与兴趣。

　　据载，康心如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阅读涉猎新报，并从中获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岁时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学堂。此间，他开始不断地接受其长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导。

　　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苦读的康心孚不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还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启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亲积极推崇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也成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变法”的积极追随者。“康梁变法”最终失败，使康心孚对封建王朝彻底失望。他于是怀着另辟他路拯救中国、收拾河山的决心、理想和一腔热血，毅然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创立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资主阶级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康心孚为拯救祖国、拯救民众的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影响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还在他们兄弟之间不断往来的书信中，循循善诱地向康心如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以及腐败的清政府必须推翻的道理。当时的康心如，对他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拜和信仰。他从康心孚的信中所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他过去所不曾接触过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发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处的这一块陈旧、古老、封闭、落后、凝滞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简直有天壤之别。于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传的主义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着了迷。

　　此间，康心如不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发康心孚从日本邮寄来的《民报》、《革命军》这一类在日本的革命者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进步书刊。康心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了他的自身价值的实现。

　　康心如在革命书籍的熏陶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热血沸腾，激情满腔，并立志投身革命。他觉得与其在学堂中继续接受旧知识，还不如干脆挣脱出来为革命做一些实际工作。

　　康心如是个行动性很强的的人。他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就毅然中途辍学，年仅十六岁便大胆地开设了“粹记书庄”。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彻底地从按部就班的旧学中挣脱了出来。

　　在长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导下，康心如的小书店除了经销金石碑帖一类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销《民报》、《革命军》、《黄帝魂》、《三十三年落花梦》这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以及可罗版画册等。

　　康心如经营的这家“粹记书庄”虽店面不大，但来此购书的人却络绎不绝，一时间在成都竟小成气候。十六岁的康心如也成为人们议论赞美的对象。

　　后来康心如回忆当年“粹记书庄”的经营，他觉得书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他出售的都是适销对路的书籍。因当时的民众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无力改变，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从国外寄来的进步刊物，渴望从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康心如经销的进步书籍自然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独此一家的“粹记书庄”才可能行销一时，在书报市场中站稳脚跟，并因此而获利不小。

　　此时的康心如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及前途的认识，尽管是模糊的、朦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干什么，但他还是在书店的经营中，发现了自己对经商还是颇有兴趣，而且是具有经济头脑、嗅觉和眼光的。同时他还坚信他自己是能干好这一行的。但这些在当时不过是一时的兴趣而已，因为无论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唯此为大的还是政治的维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觉醒。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岁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沿着“粹记书庄”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热血男儿的姿态，全力投入了他最关注也最热心的革命运动中。

　　　　　　　　　　　　　　　　东渡扶桑

　　民不聊生，何以经商，于是没过多久，康心如关掉了他的“粹记书庄”，离开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

　　康心如第一次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第一次离开了他年迈的父亲和亲人们。

　　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一个个头不高、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在甲板上，穿过茫茫的蓝色大海，向故国回首。

　　命运的船把这个青年从遥远的川蜀大地，送往岛国日本，并由那里开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

　　这个站在甲板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飞的鸥鸟。水天一色中，轮船不时发出沉闷的鸣笛。祖国的大陆已看不见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见，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见了。

　　康心如此次东渡日本，正是在重复他长兄康心孚的经历。他们同样操着一口川腔从上海港起程，同样站在甲板上望着辽阔的大海感慨万千，他们同样怀着济世救国的宏伟抱负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样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几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条求学、革命、救国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为激动。他觉得，由此他的生活将开始揭开崭新的一页。

　　在康心如赴日本读书之前，他已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个内陆省份的知识青年来说，上海无论在哪方面都使康心如大开眼界。大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但康心如并没有被这些迷惑。在长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格外关注的是上海的政治经济状态以及民主文化思想。后来，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康心如在上海很快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决心为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为了储存和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康心孚认为，心如还应首先到日本去深造，唯有在日本才可能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对探寻救国之路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大哥的帮助下，康心如远涉重洋。他信任长兄的安排，甚至这种信任是带有某种盲目性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康心如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和变化。此间，日本国土上美丽的富士山和漫山遍野的烂漫的樱花，没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对日本政治经济的考察中，被“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垄断资本集团经营的宏伟成就所深深地震撼着。康心如对此惊羡不已，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而这同样也是使中国国富民强的出路。康心如对三菱、三井式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这种经济事业。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叹中国的无望，自然也使他更加决心改变中国的封建与落后。

　　此时的康心如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会想到日后他正是以三菱、三井为模式，把他的美丰也经营成了一个巨大的美丰资本集团。

　　　　　　　　　　　　　美丰银行离不开康心如

　　归国后，康心如曾到北京暂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邓芝如的父亲曾在四川当过候补道，和康心如的父亲换过帖，有深交，所以两家成为世交，多年来素有交往。与邓芝如一道来京的，还有曾在重庆“天顺祥票号”当过上街（营业主任）的陈达璋。他们此行的意图，就是想通过京城的活动，为邓芝如争到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位。

　　邓芝如来到康家，显得雄心勃勃，兴奋异常。他大谈唯有同洋人合作干点什么，生意上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并讥讽康心如一辈知识分子是书呆子，百无一用，不会活着。当时的邓芝如对书生气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说是毫无戒心的。

　　邓芝如专程跑到京城寻求洋人作生意伙伴，这在当时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时髦的一种做法。其背景在于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各种优越的条件，于是一时间“洋务运动”波澜壮阔，连遥远内陆的乡绅商董邓芝如这样的人，也不愿错过与洋人结合的机会。

　　邓芝如腰缠万贯，他不信用金钱就活动不出一个合资银行的经理来。他此行北京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的。他一进京便找到了四川聚兴诚银行分行的经理张熙午，并托付在银行业人头熟、交往广的张熙午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动。

　　康心如在邓芝如北京活动的过程中，开始对国内银行业的状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对金融这一行当有兴趣，便也积极为邓芝如出主意、想办法。

　　其间，为邓芝如疏通活动的张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张熙午也是四川老乡，他们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张熙午有些事情愿先同康心如商量。这天，张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丰银行的总经理、美国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麦利已抵达北京。而麦利此行的目的是来京筹募中方股款，并准备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开设美丰分行。张熙午认为这是个机会，何不乘机动员邓芝如与麦利会面，商讨在重庆设立美丰分行之事。只要邓芝如有诚意，就不愁在重庆筹不到华股。这样，一既能创办一家新的合资银行，邓芝如又能顺理成章地捞到经理一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熙午希望康心如能从中积极动员邓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张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开始为促成重庆建行一事而鼎力从中斡旋。这其中固然有同乡的情谊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业谋到一个饭碗的小算盘。

　　康心如发现，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革命事业屡遭挫败，“知识救国”的声浪终于平息了下来，而代之以浪奔潮涌的“实业救国”。即是说，革命者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经济繁荣，才可能国富民强，才可能谈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外，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西方资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进机器、先进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使中国新式企业不断兴起，金融业迅猛发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说，就连四川那样的封闭内陆省份，金融业也日趋发达，并出现了中国银行、浚川银行和聚兴诚、中和、富川等一类的新式银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业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而他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财团的发展，也是同金融业的发达紧密相联的。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对中国金融业的态势也做了深入的调研与分析。他看到，国中纯粹民营发展起来的银行是很有局限的。单就这些银行不可能像国营银行那样拥有合法的“发钞权”这一点，就几乎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国都颇具信誉的聚兴诚银行，尽管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北京活动，且打通了很多关节，要求政府准许他们发行钞票，最后也终于失败。于是这些银行钱庄，只能发行些“执照”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市场的筹码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进展。而与洋人合资的银行就大不同了。这一类银行虽无“发钞权”，但因是直接向外国政府注册，便无须同本国政府打交道。这样便有权畅通无阻地在国内发行兑换券。如遇麻烦，还可以受到外国领事馆保护。这一发展前景，已在当时中国开设的中美合资中华懋业银行、中日合资汇业银行以及中法合资实业银行那里得到了初步证明。应当说，这一类银行的发展是倚仗着洋人的侵华特权而实现的，而拥有这样的护身符，又是国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实业家们所求之不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极力促成四川美丰银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坚信，建行之后，单是“美丰券”的发行，就能够一纸风行，一本万利，这样的赚钱发财机会是决不该错过的。

　　于是康心如开始竭力劝说邓芝如不要再在懋业银行那里费功夫，而是与上海美丰银行的美国人雷文联袂。他邓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钱，又何愁找不到一个可以赚大利的并愿意与之合作的美国财团呢？康心如拿出他宣传革命思想时那三寸不烂之舌，掰开揉碎地对邓芝如游说美丰的好处，并为邓描绘了一个他与雷文合作后的灿烂前景，并将他对国中所有金融业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讲给邓芝如，包括“美丰券”的大有可图。最后，邓芝如终于敌不过康心如的诱劝，同意与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麦利见面。

　　在麦利与邓芝如的数度商谈之后，对于可否在重庆建立四川美丰分行一事终于有了些眉目。经多方联系，未来建行时华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实上真正推动这场商谈并使建行一事粗具规模的，不是麦利，不是邓芝如，而是他们之间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为美方与中方的中间人，总能在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并引导双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后将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全力投入美丰银行的筹谋与策划中，是因为他已看清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一个他弃政从商的难得的好机会。而唯有美丰成功他才会成功，他同美丰绑在了一个战车上，已别无选择。

　　当麦利与邓芝如在北京将建行的一切有关事宜谈妥，只需最后定局时，康心如便敦促麦利向上海发去了电报，请雷文即刻赴京，对建行一事做最后的裁决。

　　康心如并没有想到雷文会成为他未来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经济实力之后，康心如确实受到了启发。雷文财团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康心如认为他倘真的决定弃政从商，那么雷文财团、三井、三菱财团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欣赏雷文的经济战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获得认同，应当说是与他当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分不开的。当时日本的发展不仅使康心如震动，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经验中，康心如又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眼光。从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崭新的成果，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同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将眼光转向了“实业救国”。发展实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是要坚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坚决抵制封建的闭关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农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经济体制与观念，这就使康心如他们这批西化的产业家们与乡绅商董式的买卖人们区分了开来。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契会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财团在当时的不断扩张中，所急于寻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这一类具有开放思想和发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赏康心如，认为人才难得。这就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数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终得到雷文的欣赏和重用，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华股合作对象。在四川重庆建立美丰银行这一举措，原本不在雷文财团的发展规划中。于是，这个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

　　一九二一年炎热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麦利的电报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庆投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具体事宜。

　　几经磋商，特别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当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正式签了中美合资的合同。

　　在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从始至终不卑不亢，不动声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积极同邓芝如联系重庆方面的华股投资，指出唯有跻身“洋务”才可求得发展；一面又和颜悦色敦促美方对合资项目早下决断。最终以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观念以及才”能智慧，将双方在投资以及在日后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分歧迅速归拢到一条轨道上。

　　康心如的这一番苦心奋斗的结果是，他成功地推销了他自己。建行的事情敲定后，康心如不仅获得了中方同乡邓芝如一方的信任与折服，也同时获得了美国雷文方面的信任和赏识。

　　于是，双方在提出组阁名单时，都不约而同地也是真心地邀请康心如出任这个新建银行的协理，并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是离不开康心如这一员干将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川美丰银行按照美国银行法的规定以“美商四川东方银行”（The American Oriental Bank ifShechuen）的名义向美国康涅狄格州正式注册。而当时能够在国外注册的银行，就比纯粹华资银行在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的政策。四川美丰银行的资本额原订为一百万美金，后又定为国币银元二十五万。其中美资占百分之五十二，华资占百分之四十八。美方拥有的股份优于中方。

　　银行总行设在四川重庆市的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

　　在经过了慎密的磋商及协调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银行首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共由五人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别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赫尔德和白东茂均为雷文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两人，均为重庆商贾，他们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协理二人。总经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担任，赫尔德为经理，协理则由中方的邓芝如、、康心如担任。另设一名营业主任由邓芝如亲信陈达漳担任，此人曾在天顺祥票号当过营业主任，多少有些内行，又有邓芝如的鼎力举荐，双方便也认可。

　　在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办过程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但是当雷文及邓芝如中美双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来做协理时，康心如尽管心中暗喜，但还是撑持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绝。

　　其难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实拿不出钱来入股，因此也就不好违反规定，不入股就任协理。雷文和邓芝如对康心如的推脱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很失望，因为他们都知道，倘没有康心如那样的才子从中协理的话，美丰银行就肯定办不好，更不要说发展。足见康心如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其实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钱人邓芝如、陈达璋等辈是决然搞不好的。

　　邓芝如尽管极富资财，但他过去从未出过国门，是个极闭关自守的旧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将陈达璋所谓的经验也是旧票号的，跟这种合资的西式银行业务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

　　而中方的邓芝如其实更不愿因康心如的无钱入股就将他舍弃。因为他也清楚，要想跻身洋务，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这么一个真正内行的帮手。应当说，如果不是康心如，邓芝如是谋不到这个合资银行经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没有康心如从经营上协理，他拿出钱买到的这个位置肯定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来，也许邓芝如更离不开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银行任职。

　　一方无钱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这进退、舍取的两难之中，自认没有“洋务”经验的邓芝如，又一次诚心邀约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庆，共谋美丰发展大业。为了使康心如担任协理，邓芝如借给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东资格，并顺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职。

　　邓芝如的此番义举，对于身处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谋得职业的穷文人康心如来说，不啻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尽管是借，但在当时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笔借款，也才有了协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康心如在接受这笔借款时也很感动，他认为这笔钱不仅使他摆脱了近年来一筹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对他一直养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个救助。康心如发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报。

　　美丰银行人员由于康心如出任协理而皆大欢喜。

　　从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门，他毕生为之奋斗，再没有改过行。

　　　　　　　　　　　　　　 左右为难的协理

　　从筹划开始，前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川美丰银行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庆正式开业。

　　四月的重庆，早已到处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雾遮掩着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城脚下的江水清亮透彻，无声环城而去，给这个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妩媚。

　　重庆之所以自古为城，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仅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陕几条主要通道的交点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长江上游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这葱葱郁郁的早春中，设在古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终于开业了。

　　这家中美合资银行隆重开业，成了重庆工商界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银行华股方面在山城的财政势力，就更使银行的开业成了轰动四川乃至全国的一件要闻。

　　开业那天，重庆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员及各界社会名流、遗老遗少，无不前来拱手庆贺。新街口一带，几乎一天鞭炮声未停。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始终乐声长鸣地站在银行大门的两侧伺候。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与儒雅翩翩、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颜开。酒杯不断碰响，真是一派繁荣昌盛开业大吉的景象。尽管洋人与中国人之间根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双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这一开业的典礼增色添彩了。

　　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

　　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

　　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

　　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入筹备策划之时，康心如就已将他的四弟康心远及林少谷、贺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此后不久，康心如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为即将开业的四川美丰银行招揽人才。他亲自物色挑选，最后聘到了几位对业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员，携他们一道乘轮船回到了重庆。康心如知道最终那些场面上的风风光光什么都不是，而这些对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才是美丰银行的真正栋梁。

　　开业伊始，身为美丰银行协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远。实践证明，像邓芝如那样的旧式商人及旧式的陈达湾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康心如在他们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于出任经理的美方代表赫尔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的行内职员对经营这样一个合资的银行都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可以探索、积累，但中美双方人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几乎把这个刚刚开业且未站稳脚跟的银行断送了。

　　银行开业经营的一年中，尽管康心如苦心筹划，费尽心机，请来业务骨干，开展多种业务，美丰竟然不仅没有营利，而且还亏损了三千多元。这可以说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个污点。这一亏损的事实，使美丰银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压力。出师不利使人们神情沮丧，且相互指责，推诿责任。中美双方的经理、协理人员及双方的职员更是剑拔弩张。银行的经营现状与开张那天浩大的庆贺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事实不仅成为当时报界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了专等着看美丰银行笑话的那些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美丰行在一年之间大起大落，真是谁也不知该怎样扭转败局，或是该怎样收场。

　　就单单亏损一事就很令人苦恼扫兴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搅在中美双方特别是赫尔德与邓芝如之间的争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尽管他在这尖锐激烈的矛盾中，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来，与他结成联盟，坚决同洋人斗争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这场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邓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为中国人的康心如竟没有应和他，没有表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慷慨和义愤，没有坚决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来于他和美国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使邓芝如大为光火。他进而对康心如也产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联想到是他借给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让他当上这个协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这个康心如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们个人的关系已出现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痕，邓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进康心如的任何劝诫了。

　　自然，康心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有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但作为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银行协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虑的。他认为矛盾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业务每况愈下，毛病就出在邓芝如和赫尔德身上。实在是康心如对邓芝如这样的人看得很透。因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场。凭着他对邓芝如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论倘他康心如也参加进去，火上浇油，怂恿邓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国人闹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这一结局，恰恰是康心如决不容许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对邓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争吵越来越反感，特别是邓芝如最后发展到在股东会上散发他专门印制的传单，对美方人员进行恶毒的抨击，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

　　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所面临的永远都是正负的两极。

　　在当时的国情下，跻身洋务必然有大的发展；但在与洋人的朝夕相处中，也难免会产生由于种族、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与隔阂，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视与侮辱。个人的尊严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业发展下去。只有事业有成，人才能更有尊严。这本是非常简单的辩证法，但邓芝如一类人却不能理解。

　　另外，康心如对邓芝如关于赫尔德不录用他的职员的微词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邓芝如一方。康心如认为在美丰这种合资银行中录用的职员，一定是要在知识结构上尽可能学贯中西的、有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而一年来，邓芝如所推荐的人选，则大多数是与邓芝如有各种关系的旧式商人、封建官吏一类。这些人既非业务内行，又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仅英美式会计方式这一条就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所以赫尔德坚决不予录用。康心如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站在赫尔德一边的。他认为赫尔德为美丰银行的发展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对这样一批无用之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他甚至视这些人为美丰银行日后发展的阻力。这并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的原则性。

　　当然，康心如对美方人员，特别是对经理赫尔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赫尔德在个人的品质乃至合作的诚意上，确也不是一个尽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邓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员飞扬跋扈的现象也的确很严重。他们竟可以依仗权势，任意要华人同事为之端茶倒水，随意使唤，似乎中国同事是他们雇来的奴仆。而这一切，都是同赫尔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分不开的，因此这种不平等也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加之美方人员与中方人员之间的薪金收入又悬殊太大，这也就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意识和合作危机。

　　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丰银行的势头大跌。这时的美丰银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此时的康心如，也已无回天之力。美丰银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谁的手中了。

　　面对美丰银行刚刚开业一年就遭如此惨败的烂摊子，康心如很伤心，看来他想在金融界大干一场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与此同时，当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两年来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过来的道路时，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康心如无论如何已同那个血气方刚的刚刚参加同盟会时的康心如判若两人了。

　　因为他要每日里平息那位吵个不停的邓芝如，他自己便反而变得没脾气了，心平气和了，没有锋芒了，甚至圆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觉得，他这种脾气秉性的变化，倒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到处充满了算计、阴谋乃至陷阱的社会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样拥有算计和阴谋，为他人设置陷阱，否则你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就叫谋生的韬略。康心如看得很清楚。

　　表面上看，康心如是得罪了那个有恩于他的邓芝如，但从本质上看，康心如并没有害他，而是为了成全他，成全美丰银行。康心如当然也极不愿意让康、邓两家的世交乃至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毁于一旦，康心如之所以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是因为他更不愿美丰银行毁在这尖锐而激烈的搏斗中。康心如眼看着越发蛮横不讲理的邓芝如一天天像斗鸡般四处出击，又一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惶惶不可终日，很香邓芝如惋惜。他认为倘邓芝如日后真的失败了，那他谁也不该怨，是他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邓芝如的悲剧是他性格上的悲剧。

　　康心如在一筹莫展之中退避三舍。他一来想暂时摆脱那个激烈的矛盾的旋涡，同时又想在总经理雷文最后不得不出山收拾残局之前，认真地捋一捋美丰银行遭此惨败的原因。

　　　　　　　　　　　　美丰券发行的成功和风浪

　　雷文自一九二三年春抵达重庆调整四川美丰银行班子以来，就开始精心物色美丰银行新经理的人选。几个月过去，至一九上三年九月，雷文终于将不得力的赫尔德从美丰银行调走，改派一位叫鄂更斯的美国人赴渝，担任四川美丰银行的美方经理。雷文在鄂更斯到任之前，特别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与康心如密切合作。

　　雷文的这种安排，足见他这个以经营和发财为业的美国人对康心如的信任与支持。

　　对此，康心如也是心中雪亮的。他认为雷文尽管是个美国投机商人，但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来说，他还是具有一定的修养与层次的，分得清好坏善恶，分得清人才与庸才。基于此，雷文才可能力排众议，给了康心如如此之大的权力。康心如对雷文是怀有真正的知遇之恩的，他感谢雷文不仅赏识他的才华和智能，而且还能大刀阔斧地切实地在人事安排上，为康心如在银行业的大展宏图扫清道路。而恰恰是这一点，是他区区康心如徒有发展美丰事业之心，而又无力左右的。康心如觉得他踏入美丰大门，能遇到雷文这样一个美国总裁，能在他最危难艰苦的时刻从遥远的上海来扶助他一把，是他康心如的幸运。当然，康心如也知道，雷文之所以能如此重用他也是为了雷文自己的利益。

　　要将一番事业做成做好，搭档的能否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这是自鄂更斯上任之后，康心如更加体味出的一种经验。鄂更斯接受了雷文的面授机宜之后，康心如在美丰银行施政的方针大略，及其他对业务开展的设想安排，总能够毫无障碍地贯彻执行。康心如在这一段时间的美丰生涯中，可谓是得心应手，春风得意。

　　康心如把这也当做是雷文对他事业的支持。他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也不能忘记要奋力回报雷文，而这一回报最核心的，便是要不辜负雷文的重托，迅速把美丰银行亏损的局面扭转过来。

　　康心如首先紧紧抓住美丰系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拼力扩展银行业务。他利用银行的美资关系，首先将当时重庆的海关、邮局以及各个洋行的汇兑业务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时，他又竭力宣传美丰银行是重庆唯一一家可与美国各地直接通汇的银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丰银行的汇兑收益猛增至六万二千余元。康心如将合资银行的有利条件用足并有所开发，这就使美丰银行充分显示了它独有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庆商帮的市场习惯，开展了原先美丰银行没有的“比期存款”业务。美丰银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尽管比市面上低，但由于人们相信康心如“美丰有洋商资本，不会有风险”的大规模宣传，便也纷纷来存款。因而美丰银行所吸引的“比期存款”逐年上升，自一九二二年六十多万，很快增长到一九二四年的一百二十多万，两年翻了一倍，开始向银行注册的美国政府交纳所得税。当时美丰银行的业务可算是蒸蒸日上了。

　　自雷文一九二三年春天来重庆将美丰银行中美双方的管理人员重新调整后，美丰自当年起就扭亏为盈了。一九二三年仅纯利就达一万一千元。到一九二四年更是势头看好，全年纯利一下子猛增至七万元，股东们并开始分得股息红息，人人对美丰银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其间美方经理鄂更斯更是喜形于色，他不断对沾沾自喜的股东们说：

　　“此实康协理之功！此实康协理之功！”

　　其实不是鄂更斯说，股东们对康心如也是自有他们的看法的。就是在过去对康心如不满意不放心的股东们，在拿到股息红息之后，也自然折服康心如经营管理的才能。

　　康心如是不能小看的。这是北京来的在重庆地界上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根底的落魄文人康心如自己为自己挣出的一份面子，一份光荣。

　　美丰银行由此转机和发展，自然使康心如在重庆市的金融界初步建立了声望。他不仅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还得到了重庆商帮的普遍认同。这一点对康心如很重要，这是使他日后能更加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由此康心如建立了对人生的更加坚定的信心。他更加相信他自己，相信他个人的价值在奋斗中能够得到证实。因为是刚刚起步，康心如这一段的人生成就就显得格外辉煌了。

　　在如此灿烂的前景面前，康心如踌躇满志，决心要在美丰银行好好地大干一场。

　　使康心如乘风破浪、大振雄风的，是他成功地发行了美丰银行的兑换券。

　　发行美丰券，可以说是康心如的夙愿。自四川美丰银行筹建之时，他就对合资银行是国外注册，因此有权发行兑换券这一点极感兴趣，并寄以厚望。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纸风行、一本万利、大有可图的事情，也是能够压倒大批民营商业银行的地方。只是开业几年来，美丰银行始终风风雨雨，内耗不尽，康心如几乎无暇顾及到他一直十分热衷的美丰券的发行。如今风调雨顺，情势好转，美丰银行又是扭亏为盈，且逐年上升，妄想再获得长足的发展，充裕营运资金，就不能只停留在银行原有的业务上。此时，康心如认为时机到了，美丰券的发行已势在必行。于是，康心如把注意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丰券发行的筹备与策划中。

　　康心如一向是个审慎的且计划周密的人。自他在美丰银行掌有实权以来，他每开发一项业务，总要先从调查社会、市场行情以及商帮心理入手，分析自身的优劣短长，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做出详尽的分析之后，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这一次也是一样。康心如尽管对美丰券的发行与成功已胜利在握，但他还是对美丰券发行的诸多背景进行认真的分析与考查，以保障发行工作万无一失。

　　经过调查，康心如发现，当时四川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中银行等都先后发行过兑换券，但后来都因不能兑换而跌至三折，损失惨重。而聚兴城一类的新式银行，也发行过类似兑换券的“无息存单”，但最后也因发现了市场上流行的伪造存单而不得不宣告收销。鉴于这种种失败，康心如吸取教训，并在此背景上，对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前景利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估计。康心如觉得，因美丰是合资银行，在外国注册，加上外资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这就首先保护了美丰券发行时的权益，并确实能有强大而雄厚的外资做后盾。这是得天独厚的便利因素。另外，当时中国，制造假钞票、伪造兑换券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而且也在购券者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惧感，以至于到了人心惶惶的境地，大家都视认购兑换券为禁区，轻易不敢问津。而美丰银行的最有利处在于美丰的兑换券是专门在美国印制的，这样，无论中国境内的伪造技术多么逼真先进，以假乱真，终究对美国的印刷技术无伎可施，这就自然消除了购买美丰券顾客的恐惧心理。

　　基于此，康心如首先为美丰券的发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由此足见当时的康心如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广告意识，并对种种促销的手段有着他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为了美丰券的发行能首战告捷，康心如组织力量不惜工本地在各种场合宣传美丰券的优越和美丰券的独到之处。这样，便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崇洋思想”和迷信“洋资本”的心理，将美丰券描绘得更加“信用可靠”，“万无一失”，非常成功地使很多原本对美丰券有疑虑的人不再动摇。

　　在这个巨大的宣传攻势中，一个极富煽动性的蛊惑便是康心如故弄玄虚地为美丰券编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广告故事。那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在重庆地面上流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了大火，火势浩大，铺天盖地，结果将洋行的所有财产焚烧殆尽，甚至连保险柜里的几千元美丰券都烧成了灰。但恰好所余部分还能认得出号码，结果美丰银行还是将此券兑了现。于是，“美丰券烧成灰也能兑现”的说法，像活广告似地在重庆乃至全省传开了。人们顾不上追问、印证这传言的真伪，而是盲目地顺着康心如所精心设计的广告圈套陷了进去，而且更加坚信美丰券的信用可靠、保值保险了。

　　伴随着宣传，美丰券发行后，即刻在市面上流行走俏。特别是在当时市面上现银枯竭的情况下，一切票券兑换银元（俗称洋钱）都要补水（俗称洋水），即要用超出相应面值的票券才可换得相应现银。但由于美丰券有信用且又有所谓外国资本做靠山，用美丰券兑换现洋居然一律不补水，一比一，这就更进一步抬高了美丰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美丰券发行的势头看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同属西南的贵州、云南一带，做鸦片大烟生意的商贩极多。这些出没于黑道上的鸦片贩子，都需要大量的银元。但前往云南、贵州鸦片生产地的沿途，又常有土匪打劫，于是携带现洋便既笨重又危险，并常因土匪的图财害命而暴尸荒野。为了安全保险，当时的大烟贩子们便纷纷争购美丰券，这样不仅保值保险，携带方便，还可以避免土匪的打劫。就是这一批人所从事的黑道上的特殊买卖，一下子就把美丰券的销售哄抬起来。

　　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以及康心如的精心策划，美丰券炙手可热，很快成了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一带主要交易媒介。

　　美丰券发行的最高额曾达到一百五十万元，大大充裕了美丰银行的营运资金，使美丰银行的经营更上了一层楼。

　　对于美丰券的发行，康心如曾有过一段极诚恳的肺腑之言，他说：“平心而论，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

　　康心如除了有审慎从事的一面，又有他性格中锐意进取的一面。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便总是会大刀阔斧地拓展事业。当康心如看出美丰券的发行确实有利可图，他便放开步子，继续有效地扩大发行。

　　为此，康如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美丰券发行网络，以一种盟主的但又是平等的姿态审慎地选择了大生、金盛昌以及恒泰丰三家钱庄为专点，领用并代销美丰券，使美丰券的发行流通更加广泛。

　　同时，也通过发行美丰券互惠互利，这样，美丰银行便与这三家钱庄建立了极为密切的业务关系。由此，美丰券在这个网络中更是行销一时。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民心不安，特别是在政治环境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美丰券也相应发生过几次挤兑风潮。

　　对此，康心如至死记忆犹新。转眼间，人如潮涌般向美丰涌来，前推后挤地抓住银行外的铁栏杆，争相要将美丰券兑换成现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美丰实力不足且库存短缺的话，美丰券肯定会马上贬值，信誉扫地，重蹈前人覆辙。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康心如知道，面对挤兑风潮，他就是砸锅卖铁，折戟沉沙，也要保住美丰券、美丰行的信誉。他知道，对于他这种要在世面上混下去的人来说，信誉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使康心如得以顺利渡过挤兑风潮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康心如平日维系下的那些曾帮助他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金融界的朋友们。每逢挤兑风潮发生，康心如除了要动用美丰银行的准备资金外，大生、金盛昌、恒泰丰等三家钱庄及总商会等便会鼎力相助，即刻把明晃晃的现洋运到美丰银行内堆起，以显示现洋的充足，使柜台外要求兑换的人们人心稳定。这样便很快平息了挤兑，使美丰银行平安渡过难关，也保住了美丰券的信誉。

　　由于康心如每每遇到挤兑风潮时，在困境中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奋不顾身前来救驾，于是金融界流传起一句戏言，即“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是指这三家钱庄的经理李懋卿、杨怀卿、侯绍清，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卿）”字，且又都在康心如遭困身处厄运时，化为一气，为之排忧解难，帮助康心如渡过难关，转危为安，故而才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之说。足见他们之间无论是交情还是业务上的往来，都是肝胆相照，以诚待人的。

　　康心如之所以在危难之时，能有如此不惜两肋插刀的朋友拼力相助，应当说，这也与康心如平时宽和大度、善结人缘分不开的。

　　发财赚钱所需的狡诈和为人处世所需的善良，始终非常矛盾地并存于康心如的品性之中。康心如对此是有着极清醒的认识的。

　　康心如觉得，要想发财，就必须要有一些在人情上说不过去的手段，这是任何商人都不可避免的。倘不重利，何谓商人？但在发财的过程中，康心如又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和反省自己做为人而不是做为商人的人性。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贸易伙伴，康心如所奉行的从来是讲求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从不坑害他人，并始终要求自己不要陷入重利忘义的人性的深井中。

　　康心如之所以如此，还因为他的人生目的，始终不仅仅是赚钱发财。在康心如筹建、初创、拯救和发展美丰的苦心奋斗中，“实业救国”这个崇高目标，一直占据着他个人理想的最重要部分。

　　康心如也始终坚信，唯有民富，才能有国强。于是，他便更应当巧妙地运用外资，把民族的资本发展起来。

　　由于康心如的发财之道磊落光明，又时时事事与人为善，所以他所主管的美丰银行尽管蒸蒸日上，技压群雄，却没有遭到重庆金融界的反感。反之，他坦荡友善的为人处世原则，倒使他赢得了金融界及工商实业界对他人格及才能的崇敬和钦佩。特别是对他每遇危难，总会有人万死不辞慷慨相助的事情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当时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评价是：

　　“康心如平日处人对事，不燥不湿，善结人缘，故能化险为夷。”

　　这也算是中肯公允的评价了。

　　　　　　　　　　　　　 十三万现洋拯救美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了。这是康心如无论怎样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也无法扭转的大时局。北伐战争的爆发，使康心如重振美丰的梦想再度成为一枕黄粱。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浩浩荡荡从广州出师北伐，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

　　这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四川境内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北伐军出师告捷，军阀武装被纷纷击溃，而呆在中国的外国洋人也都岌岌可危，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这一切对于康心如来说，只能是自嗟命运的无常。康心如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革命真理热爱而执着，但他目前作为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业银行的实权人物，对他曾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追求的革命战争的爆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战争所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不稳，康心如首先深怀一种恐惧。单就这动荡本身，就足以对康心如的美丰造成巨大的威胁。何况，此次革命所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洋人，这无疑就更加重了美丰银行这个与帝国主义洋人的合股银行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康心如是束手无策的。

　　康心如不反对革命，但在合资银行供职并握有实权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与革命拉开了距离，甚至分裂在两个敌对的阵线上。康心如可以支持革命，但要他将自己付出心血的事业毁在他曾经热烈追求过的大革命手中，这却是做为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实权人物康心如所决不情愿的。康心如非常矛盾，他的尴尬身分使他不能对革命表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当然，康心如不会挺身而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也决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他密切注意革命发展的动向，审时度势，以期在动荡不安的形势发展中，寻找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战争中在动乱中保住美丰。

　　北伐战争卓有成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也无情地动摇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势力，动摇了他们侵占掠夺中华民族的基础。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住他们将要失去的“天堂”，便开始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沿长江一带的英帝国主义，更是丧心病狂地不断制造事端，武装挑衅。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三只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死亡。当地部队和百姓怒不可遏，当即扣留了太古公司在四川万县的轮船。九月五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党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在英军的炮轰下，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千人，焚毁民房、商店近千家。这就是中外著名的“万县惨案”。

　　因为“万县惨案”发生在四川境内，又距上游的重庆只有数百余里，就更激发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浪潮。全省上下，同仇敌忾。眼看着同胞遭杀戮，康心如心中也是悲愤异常。

　　“万县惨案”的发生，以及惨案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的集会抗议及游行示威，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声威，终于开始纷纷撤侨。这是北伐战争的一大胜利。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四川省境内的各国侨民也终于接到了撤侨通知，这是中国革命给予他们的最后通碟。于是洋人们纷纷卷起行李及其在中国掠夺的财物，灰溜溜地离开了天府之国。

　　美丰银行的美方人员，也同时收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一方撤走了，美丰银行怎么办？

　　一直与康心如配合默契的美方经理海翼德，在接到通知后也不得不离开重庆。撤离前，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传达了总经理雷文在美方撤离后对美丰银行后事的处理。雷文的意见很无理，即：把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于库房内，然后他们将钥匙带走，待将来局势平静后，他们再回来整理，收拾残局。

　　康心如一听就翻了。他对他一向尊重的雷文的这一决定非常不满。康心如认为，这个决定的本质在于美国人要撤走，美丰银行就得关闭，且不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他们连最基本的二十万华股也根本不予考虑，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了。他们封存了美丰行，也就是连二十万的华股以及后来的全部存款也一道封存了。

　　康心如愤怒已极，他认为这纯粹是美国人气急败坏、狗急跳墙的胡来。而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决定办，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逃之夭夭，那么最受损失的还是中国人。倘美丰银行一旦关闭，大量散落在市面民间的美丰券将如何兑换？大量的银行存款将如何支付？逃亡的美国伦儿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他康心如要管，要交代，要应付，要对得起中国的父老乡亲。

　　康心如当然不能让美国人怎么说，他康心如就怎么做。

　　康心如在美国人紧锣密鼓、慌忙准备逃亡的过程中，终于想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的办法，即以十三万现洋，将美股全部买下。

　　尽管在几天里凑齐十三万现洋并不是件轻易的事，但康心如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再已无其他办法来赎救美丰了。同时，康心如也看透了，美国人在狼狈与慌乱之中，只要能拿到十三万现洋，也就决不会再干涉美丰的死活了，况且他们对是不是真的能再回到中国来也确实是没有把握的。

　　果然，康心如在提出他的想法后，雷文及海翼德即刻接受。美国一方已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康心如能否在美国人撤离之前那么短的时间里，筹集到这十三万元的华股了。这在兵慌马乱中的重庆，要做到也是相当困难的。

　　为十三万元的华股，康心如真是绞尽脑汁。他知道唯有这笔钱弄到，美丰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康心如认为要迅速筹全资金，只有依靠当时重庆拥有最大势力的军阀刘湘了。只有刘湘出马，筹齐十三万现洋才有可能。

　　康心如主意已定，便急如星火找到了美丰的股东周见三。康心如之所以去找周见三，是因为周见三与刘湘是“速成系”的同学，而且周见三当过刘湘的副官长，刘湘素来是颇信任周见三的。

　　鉴于周见三在刘湘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康心如恳请周见三做中间人，要周站在美丰银行股东的立场上，向刘湘陈述美丰银行在美国人逃离之际所遇到的困境，并痛陈美丰如遭封闭的利害得失。康心如请求周见三力劝刘湘此时能出来作主，筹集资金，趁机收买下美资的全部股份，以免造成美丰的倒闭，金融的紊乱，以至于整个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周见三欣然从命，并星夜赶赴刘湘处游说。

　　康心如对拯救美丰的奋斗成果，既抱有希望，又没有全然的把握。美丰的生死存亡，就操在刘湘一人手中了，因之康心如也就在此最后一搏了。就是最后刘湘不肯出面，康心如也不会心有所憾了。他为他的美丰已尽了力了。

　　周见三星夜赶往刘湘处游说之时，康心如在焦急的等待中也是彻夜未眠。

　　他在房间里坐卧不宁地踱来踱去。他设想着猜测着谈判之后的结果，揣度着刘湘可能会出现的态度。总之康心如很焦虑。他觉得世间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般关切着美丰的命运了。美丰是已溶进了康心如的血与肉的一项神圣的事业；倘美丰真的从此被封闭，那么康心如在世间生存的乐趣也就全然失去了。

　　康心如要挽救美丰，要把美丰从美国人的手中赎回来，要使美丰起死回生，而这一切，康心如知道事实上全握在刘湘的手中。美丰的胜败兴衰、生死存亡，就全在刘湘的一声号令了。

　　应当说命运所给予人类的回报大体上还是公平的，心诚则灵。康心如在这一番最后的拼搏、挣扎与奋斗中，终于赢得了刘湘对他的美丰设想的认可和支持。当然，这其中周见三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在刘湘的支持下，最后达成协议，即由曾禹钦（前商会会长）和原美丰股东周见三出面，邀请刘湘的部属奚致和、唐式尊、张泽敷、李劲之、孙树培、向时俊，以及商帮的汪云松、李奎安、曾俊臣等，组成美丰“新财团”，并在此基础上，火速凑集现洋十三万元，在美国人撤出山城之前，将全部美股收买下来。

　　真是刘湘一声令，美丰就起死回生了。此事若没有刘湘出马，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无论康心如怎样热爱美丰，十三万现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可怕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现在筹款的事已积极开始，此刻的康心如才松了口气。而接下来，便是他怎样与刚组成的“新财团”一道，迅速把资金筹集到手，并在交给美国人的同时办好美丰银行的交接转让手续。

　　十三万现洋说一说轻松，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握在手中，确实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自二月份美国人接到撤离通知后，康心如就开始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奔波协商，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大半，而美方经理海翼德也定好了离渝的日期。

　　最后的美丰银行交接手续办理得十分紧张。海翼德奉命必须在三月三十日这天晚上乘船离开重庆，而中美双方股权转移的交接手续竟是直到三月三十日这天才得以办理的。

　　海翼德的轮船就停在江边，不断地鸣笛催促依然在城中的海翼德。

　　寂静的山城已陷入深沉的黑夜中。蒙蒙的细雨打在城中的石阶上，不时无声地落在煤渣路上。

　　从江边吹过来的风，一路呼啸，电线发出唿唿的金属声，风助长了雨势。雨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直向康心如的身上扑来。

　　康心如望着离去的轮船，心中感到异常的轻松。海翼德从此结束了他在美丰银行的应该说是愉快的生涯，而海翼德远在上海的老板雷文也从此结束了他在四川美丰银行与康心如合作的历史。

　　但是，无论是雷文还是海翼德，他们都记住了康心如，他们也都认定，康心如是中国金融界不可多得的能人和才子，康心如是必然会有他灿烂的前程和辉煌的未来的。

　　自此，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合资变成了纯粹华资的银行。美丰从此掀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康心如历尽艰辛，奋力拼搏，终于取得了他所希望的这种新局面。现在大功已告成，尽管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兵荒马乱，但银行已切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康心如觉得他是有能力使美丰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发展的。

　　他坚信美丰成功有望！

　　　　　　　　　　　　　 静以待时，挫败对手

　　报春的燕子往来梭巡，空中充满了呢哺的繁音，又是山城的早春时节。美丰银行在建立整整五年之后，终于全部收归国人手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改组之后的美丰银行，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决定，四川美丰银行的行名不改，业务依旧。董事会一致推举当时重庆的大财阀汪云松为主席董事，并聘请经营有方又有术的康心如担任银行的总行经理。而作为大股东又是主席董事的汪云松，又提出要自己的亲信党羽李星桥出任银行的副经理：商董们因碍着江云松的面子，便也认可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即在美丰银行新的董事会成立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武装政变，阴谋得逞。从此，国民党的势力在全国各地站住了脚。而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的地位，也随之更加巩固起来。刘湘军政府的权力也就越加变得至高无上了。

　　刘湘权势的稳固对美丰银行来说，真是锦上添花。刘湘支持美丰银行，这是当时全省上下的商帮们都羡慕不已而又望尘莫及的。康心如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下，更是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在国民党刚刚平息了全国战乱之际，刘湘就明确表态，他不仅明文允许美丰银行“照常营业”，并且还以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公署的双重名义，为美丰银行发出通告，通告市民照常使用美丰券，尽量减少对美丰的派垫。刘湘此举，实在是帮了美丰银行的大忙。因为当时的美丰银行在社会上，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美国人开设的银行。可现在美国人走了，美丰银行的日子也就像其他洋行一样长不了了。因此人们对美丰券的币信也发生了动摇，以至再次发生了挤兑现象。刘湘的布告便是为此而颁发的。刘湘是当时整个四川全省说一不二的人物，既然刘湘都站出来为美丰银行撑腰讲话，美丰券便很快稳住了阵脚，甚至得以扩大发行。这使得康心如对刘湘其人更是感恩戴德。

　　当时的刘湘尽管军务政务在身，但总是抽出时间“关怀”美丰，他还特别亲自召见了美丰的股东——他的旧友周见三及江云松、曾禹钦等，要他们直接过问美丰银行的事务，并切实给予美丰支持。美丰银行能得到刘湘的如此厚爱和关照，这在当时重庆的钱帮与商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刘湘就是一把大伞，刘湘就是一座靠山。美丰银行的股东及其职员们心里都清楚，美丰有了刘湘的支持，就拥有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康心如自然也是这样看的。刘湘的配合，使美丰银行既有天时，又有地利。但不知道为什么，命运对于康心如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他做什么，怎样做，总是不能称心如意，应心得手。在他奋斗的一生中，总是处处受阻，总有势利小人与他纠缠，致使康心如总是不能专心致力于美丰发展的事业中。这一次仍然如此，康心如又陷入了由新的重重矛盾组成的旋涡和厄运中。

　　新组阁的董事会及其新聘任的银行管理人员，必定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康心如原是有一定的估计与思想准备的。而他采取的对策与方针，则是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他的本意只是要美丰能按照他的规划而长足发展。在新的董事会中占有多数股份的汪云松、曾禹钦等都曾任过重庆商会会长，所以他们在美丰银行的董事会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甚至能按他们自己的设想和意志摆布、左右美丰。汪云松、曾禹钦之辈过去一直认为，最能发财的捷径便是攀附在军阀及其军政府的身上，通过与权力的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而汪、曾他们自己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攀附权力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因此，自从汪云松、曾禹钦以董事的身分掌握了美丰银行后，便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企图把美丰变成一个专门替军阀筹饷的工具，以便他们个人从中与军阀“共同渔利，打伙求财”。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与他对美丰发展的蓝图规划背道而驰。

　　面对这样的急于求财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恼而又无奈。显然，康心如同汪云松那种拥有实力的财阀们绝不是一类人。康心如在美国人撤离美丰之时，之所以四处奔走，艰辛搏斗，想尽一切办法把美丰从美国人手里买下来，就是希望把美丰银行办成真正拥有金融实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银行，而他苦心在美丰发展的也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势力，而是整个民族的金融事业。康心如的理想与目标都是坦荡的、光明的。他不止有着对于美丰银行未来的设计与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决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人要赚的那些大钱小钱，更不能为了赚钱就不惜牺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风度及人格。因此在这个最最关键的办行的方针上，康心如同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在康心如看来，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装糊涂。在美丰银行的施政方针大计上，康心如是绝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于市面上那些没有理想及追求却富足殷实的大腹便便的商帮们。他迎合了他们，事实上就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是要成为一个有声望有信誉的优秀丽杰出的银行家的。

　　而汪云松之辈对于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康心如这种滑稽的设想过于宏伟、过于长远了，甚至是一种奢求。其结果只能是误了他们及时赚钱发财的好梦。他们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规划根本就无法适应时世的变化与动荡，而这种动荡的年代只适合于更多地照顾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与战略。在此思想基础上，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为美丰制定的原则是：不失时机，能捞就捞，宁可所得为不义之财，也只能是为富不仁了。他们根本不愿顾忌到个人形象，他们认为钱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顾到美丰银行的形象及美丰银行的未来了。

　　如此观念的相悻，为康心如的金融事业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康心如不肯与汪、曾之辈同流合污，就等于是他自己将他美丰的权利放弃。做为总经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业务安排，而做为主席董事，江云松、曾禹钦等更有权利对康心如的举措加以责难与否定。总之，在这样不和谐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了。业务开展不起来，他处理什么事都极不顺手，障碍重重。康心如非常愤怒，他对汪、曾的处处干涉、掣肘极为不满，且时有反抗。于是江云松、曾禹钦对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们不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权利，不让他管理业务，甚至还专门授意心腹李星桥处处监视着康心如。

　　美丰银行这样的一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郁闷和苦恼，尽管他凭着往日的挫折所积累的涵养，已练就了一副通达超然、不燥不湿的脾气，但内心深处还是异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当初的遗憾。与其看着美丰糟蹋在江云松、曾禹钦这些商帮市侩的手中，还不如当初就不苦心策划、四处奔波地将美丰买下。现在美丰虽生犹死，名存实亡，看着美丰一天天堕落成某些发财心切的商帮们手中赚钱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于是，康心如在与江云松、曾禹钦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个权利争斗的旋涡。康心如无力改变汪云松、曾禹钦，他便只得改变战略，采取消极应付、“忍耐待时”的方法。他相信终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够东山再起的，他是不会倒的。

　　康心如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时刻等待着重整旗鼓，扭转僵局。他因为终究怀抱着希望而并未觉得这三年的时间是怎样的漫长。他一直静观着美丰的动向，并一直谋划着。

　　一九三０年前后，美丰银行内康心如与汪云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资银行中，康心如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但只要假以时日，“雷文总是要出来并必然会站在康心如一边的。而现在康心如再没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时也看出了事实上刘湘对美丰银行的左右能量。刘湘的这种能量甚至毫不亚于当年的雷文一样。于是康心如认定，在这种危机时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刘湘，他必须抓住刘湘，就像当年抓住美国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刘湘能帮助他改变当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于是，康心如看准时机，暗中通过一向与他交好的周见三、陈学池等人到刘湘处探听刘湘对他的看法及态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过去曾经经历的几度蹉跎，事实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摆脱困境的。于是，当周见三等人反馈回刘湘对他的看法时，他简直是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刘湘说他一向十分钦佩康先生的才干，并暗示刘湘日后会重用康心如的意图。得此信息，康心如便知他扭转局面的时机到了。康心如尽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旧按兵不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声色，私下里却在加紧筹划。他先是估计到汪、曾是决不会贸然将他赶出美丰的，便提出“请假赴北京省亲”，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这样便自然将美丰的业务搁置起来，并使江、曾、李等连同已运转一团糟的美丰银行晾晒在那里。这就在破坏了美丰的正常业务的同时，更加证明了美车离开康心如是不行的。

　　果真不出康心如所料，康心如走后，美丰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经营不善损失了几十万，江云松痛心疾首，他深知自己照这样下去该是什么下场。

　　此时，康心如主动找到惶惶自危而且虚弱的汪云松、曾禹钦。首先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他们在董事会上策划的“倒康运动”，并向他们通告了他自沪返渝后查帐的结果，说明他们工作失职。

　　接下来，康心如便大胆请求辞职，他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因为他已看清惨败之中的汪云松是决不能看着美丰倒闭的。倘若康心如真的弃职而去，美丰除了倒闭就几乎再无其他道路可走了。因此，狼狈不堪的江云松是决不会同意康心如辞职的。

　　于是汪、曾连同整个董事会对康心如的辞职申请婉言拒绝，并坚决请求康心如一定要打消辞职的念头。三年以来，直到此刻，康心如才真正挺起腰杆，扬眉吐气，成了被商董们不敢小看的人物，一个掷地有声地、举足轻重的救世主。

　　至此，康心如自改组美丰银行以来，在被冷淡整整三年之后，终于把住时机，排除干扰，再度重新拥有了美丰银行的实权。这一成功的代价，是整整三年——一千多天的郁闷和苦恼。

　　这是康心如所经营的美丰生涯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康心如也同样又一次在大起大伏之中，反败为胜。他命中注定是不会被赶出美丰的，他的毕生要同美丰共荣共存的。

　　　　　　　　　　　“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又获成功

　　此时的康心如真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了。而他所经营的美丰银行也繁荣兴旺，业务推展得极快，美丰银行进入了真正的上升时期。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决心为他蓬勃发展的美丰金融事业，亲手绘制一幅气魄宏伟的蓝图。

　　鉴于中外著名的大银行大都有设计宏伟豪华的大厦做为银行行址的先例，康心如认为，他的美丰也应当修建这样一座大厦了。这样就不仅能够显示出银行的资力雄厚，以便膨胀美丰的信用，从气势上力压群雄，同时，也是银行的一个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象征。于是康心如决计耗资五十万元，修建这座代表着他的实力与追求的美丰大楼。

　　尽管当时无论是美丰银行的财力，还是他康心如个人所拥有的资本，都足以支付这座美丰大楼的兴建费用，但是长期的经营意识，还是使康心如在是自行拨款还是集资修建美丰大楼这两种选择中犹豫了。自行拨款自然就直接影响了美丰银行营运资金的周转；而集资的方式也并不是能够十分顺利的。于是，康心如既没有采取拨款的方式，也没有采取集资的方式，而是别出裁地想出了一种更为独到的办法，即通过举办“美丰大楼纪念储金”为修建大楼筹备资金。这一项筹资业务对储户的吸引力很大。储期十年，十年后还本付息，而仅利息就将是储蓄金额的三倍以上。

　　康心如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时间，受“美丰大楼纪念储金”诱惑的储户甚多。就这样，康心如凭靠着刘湘的支持、美丰的招牌，加之他一向所最为擅长的宣传手段邀买人心，果然吸引了大批储户，人们纷纷踊跃将储金送进美丰的柜台。这一项活动仅开办一周，就收储了现洋二十二万元之多，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美丰银行及康心如本人的信任与支持。

　　于是，在康心如拿到了二十二万多元资金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请人设计并选择地点。他盼望了多年的美丰大楼终于破土动工，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正式落成剪彩，开始业务运营。整个美丰大楼建筑从购买地皮到兴建总共耗资四十九万余元。康心如的储户们为康心如美丰大楼的建造帮了大忙。

　　这座七层高的美丰大楼在1935年的重庆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它巍峨耸立，同山城的旧式建筑及其因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的石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们对康心如的气魄与杰作都赞不绝口，美丰大楼甚至成了这个古老山城的一片崭新而壮观的风景。美丰大楼所显示的不仅仅是美丰的实力，也是对作为金融家的康心如的一种升华。从此，康心如在金融界更加受人崇拜敬仰，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更是个近乎神秘的传奇人物了。美丰大楼又大大地提高了康心如的知名度。美丰银行的信誉，自然也是随着大楼的建成而被抬得更高。这一切是极力筹划建立银行大厦的康心如早就料到的。

　　美丰大楼使康心如的事业受益颇深，但是，想不到当时为修建美丰大楼所收储的二十二万多元“纪念储金”，等到十年后还本付息时，却使客户的利益大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人们所以争相投入“纪念储金”，大多是因为这项储金尽管年限长，但利息高，每存入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十年后本息加在一起就是整整一百元，这样的高息在当时的重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几个月后，美丰大楼建立起来，而十年后，正值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流通的法币的币值贬得不能再贬了。

　　一九三五年时存入的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在当时可以买到熟米五石；而1945年时储户们所取得的一百元本息，却连一升米也买不到了。结果，这一批“美丰大楼纪念金”的储户们，等于白白送给了美丰银行二十多万元，这个所谓的“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就只剩下“美丰大楼纪念金”这七个字了，而“储”字在十年的变迁中，简直就成了个骗局的符号。

　　康心如结果等于白白利用别人的存款（储金）修建了一座宏传壮观的七层美丰大楼。

　　后来，金融界亲眼目睹康心如修建大楼的初衷与结果的人士们，纷纷“恭维”康心如在兴建美丰大楼上的工于心计，精于营谋。而康心如却解释说：

　　“这件事实非始料所及。”

　　康心如所说确实也是实话，谁又能预料十年后的情况与局势呢？康心如不过是在建楼之初玩了一点招数罢了，而他的此举也确乎是考虑到不要影响了当时的美丰业务。储户的吃亏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他康心如确实是不应在其中负什么责任的。

　　　　　　　　　　　　　 拥资百万的金融大亨

　　随着美丰的兴旺发展，康心如已不是当年那个借钱投资的小伙计了。在十年的百战艰辛中，不仅美丰银行驰名国内，而且他康心如也一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全省拥有百万资财的名声赫赫的金融巨头。

　　康心如为使他苦心积聚的资金翻利，便开始着手大力购置房地产。他除了营建了当时重庆令人瞩目赞羡不已的美丰大楼以外，还在全国各地的美丰分支机构大量购置地皮、房屋，并修建仓库。与此同时，美丰的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张得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康心如为实现他十年间所抱的“实业救国”的心愿，又开始向银行以外的行业大量投资。他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工矿交通、金融保险外，还特别在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投资，完全是一副大实业家的派头。随着他投资的行业越来越多，康心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一九三五年前，美丰银行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利用了刘湘在川的势力，从而奠定了美丰的基础，对此康心如并不讳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入川，刘湘作为地方军阀，其权势便自然遭到了某种削弱。刘湘在康心如的金融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康心如对刘湘，也始终是怀抱着知遇之恩的。他一直宣称，几年来倘没有刘湘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美丰银行的今天，更不会有康心如的今天。但是，康心如同时也看到，国民党的政权进川后，倘康心如继续坚持死抱住刘湘这一棵大树，岂不是限制了自己？最后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封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加之刘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出任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离开了四川，并于一九三八年死在了汉口。刘湘的离任，更促使康心如重新考虑他的未来。他坚信，无论办怎样的事业，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于是，一向善于体察局势的康心如，便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刘湘，并有计划地逐步减弱对刘湘的依附关系，转向寻求国民党政权未来的支持，好更为有力地继续推进美丰银行的各项业务。在康心如看来，国民党蒋介石同刘湘一样，都是政治化身或者说都是政治。于是，他也就依然是首先从经济上靠拢它，然后再要求这个政权能有效地为他的经济发展服务。

　　康心如旗开得胜，他很快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后来，美丰迅猛发展。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这短短五年中，就连续增资三次：一九三二年由原资本二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一九三六年又增至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增至三百万元，为创办时资本二十五万元的十二倍。这可算是美丰的鼎盛时期了。

　　与此同时，在银行的增资中，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的康心如以及同在美丰行内供职的康氏兄弟——康心之和康心远的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

　　第一次增值：康心如的资本由原来的一万二千元剧增为十四万九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康心之股本一万二千元，康心远股本四万元，三兄弟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四十点二。

　　第二次增资：康心如的资本又增长到二十七万五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康心之股本四万元，康心远股本十三万元。

　　第三次增资：康心如资本增至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康心之股本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康心远股本二十一万六千元元，三兄弟共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在这三次增资中，从全银行的资本总额看，康氏兄弟资本所占的比例虽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优势。这样，便使美丰银行一直牢靠地控制在康氏家族的手中，特别是控制在康心如的手中，基本上实现了康心如无论在资本上还是在职位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的夙愿，彻底结束了他任人摆布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此时的康心如可说是稳如磐石地坐在美丰银行总裁的宝座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已无须再左顾右盼，时时防人掣肘，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康心如的经济实力使他获取了比经济实力还重要得多的权力。权力可以使他抹去那些被攻击、遭冷遇的历史，也唯有权力才可以使他真正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除了美丰银行内康心如资本的增长，他投资其他产业所获得的利润，也是成倍翻番。

　　一九三八年，康心如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六十多万之外，还有他个人名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一百万元。

　　这个一九二一年两手空空加入美丰银行的落拓文人，十余年后竟变成了重庆屈指可数的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其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并一跃成为重庆金融界的第一把交椅，被当之无愧地一致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这对于康心如来说，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同是发财致富，但每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人所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和致富者的出身、教养、学识、品性乃至气质分不开的。譬如康心如虽属暴富之列，但绝没有给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印象。在人们的印象中，康心如发财主要是靠他对时局的把握，对势力的攀附，以及总能够及时抓住一切时机，精于营谋，知人善任，加之他身上所独有的那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忍”性。

　　因此，康心如在重庆的银行界内，一向是以他的“处世温和、善结人缘”著称的。特别是在与同行的交往中，康心如从来就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他一直认为，虽身处尔虞我诈的经济场中，但生意却是万万不能欺诈。尤其是在与同业同仁的业务交易中，就更应当守住商人的本分。骗局可以一次两次换得盈利，但没有永远得逞的先例。你骗了人家也就是骗了自己，而一旦把自己堵进这样的死胡同。也就会自然断了茂盛的财源。所以康心如做生意所追求的总是光明磊落，讲君子之义，因之他赚到的钱也是光明磊落。明码标价的。重庆工商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这一点推崇备至、心说诚服，而恰恰是这一从商的正途，使康心如在十多年的经营中，维系下了不少的各界朋友。美丰银行的业务往来也就由此变得更加顺畅起来，形成了一种勃勃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美丰银行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就如同康心如所给予人们的印象一样：稳重温和。康心如每每对他的各界朋友们宣称，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宽和待人、从容办事、忍耐待时”，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并使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能方寸不乱，审时度势，走向转机。由于康心如的宽和、从容，他被重庆的同业们戏称为“泥水匠”，意思是说，康心如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总能够取得折中的立场。遇事能摆得平，抹得光，在尽量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做好。

　　康心如曾反复说，他实在并不在乎一日一时之短长，或是谁优谁劣谁上谁下，更不去做伤天害理使自己的良心和脸面都过不去的事情。唯有这样想，人才会去宽以待人，平等相处。美丰银行能有如此之迅速的发展，到处都有朋友式的贸易合作伙伴，显然是和康心如宽和的处世态度分不开的。

　　美丰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而做为总经理的康心如，对银行的经营方针却是非常清醒的，他从未被胜利冲昏过头脑，他始终坚信，美丰要发展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坚定恪守他十几年来所一直提倡的“信用”。

　　信用是从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银行，是一致公认始终以“信用”为银行的生命的。为使这一精神在行内深入人心，他屡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内职员讲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说，西方世界讲求文明经商，信誉被他们当做从商的第一性资本；而中国的历史上，则自古就有君子重义的人生训诫。尽管要聚资发财，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应坚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郑重严肃地将古语“一诺值千金”当做了美丰银行的“行训”，并与全体银行职员共勉。

　　此间，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赔损甚巨。请示康心如时，他当即指示要当场如数赔损，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钱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银行赶场人员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头寸算错，而差额竟高达数千元之多，经手人均希望能毁约，以使美丰不蒙受损失。请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即赔，该补即补，唯此才能坚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这种“一诺值千金”，以信用为银行生命的经营方针，不仅使美丰银行切实赢得了声誉，而且康心如在同业中，也获得了“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美誉。康心如觉得，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个使美丰银行蓬勃兴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数年来所一直坚持的严格管理、奖惩严明、知人善任。凭着自幼对西学的学习和了解，康心如在经营管理中，非常旗帜鲜明地决心摆脱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尽管北伐战争后，美方的管理人员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终如一地甚至强硬顽固地坚持英美式会计制度，为此，他同美丰银行的历届中国股董们进行过很多次艰苦的较量和斗争，并每每获得胜利。

　　康心如始终非常重用会计人员，并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要由总行派任，并赋予会计相当大的监督业务的实权。这样，便十分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奖惩严明的管理制度。

　　同时，康心如还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这也是同康心如个人的坎坷奋斗历史分不开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将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而雷文及刘湘对康心如的重视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来，几任银行营业主任如陈达璋、李星桥等，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致使银行业务打不开局面，美丰因此而吃亏很大。这是康心如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到了一九三０年，自从康心如再度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实权以后，没有营业主任合适人选的事实更成了康心如的一块心病。他为此而苦恼，觉得没有好的营业主任就等于失了左膀右臂。恰逢他为此事愁肠百结、焦虑万千之际，他在与同行的业务往来中，发现了同业的大成钱庄的副经理彭肇淮为人机智灵活，精通业务，且和钱帮、货帮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是个得力的人才。

　　康心如顿发奇想，如彭肇淮能被拉来美丰，定然是一员出色的干将。于是康心如开始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法将鼓肇淮挖来。

　　后经康心如多方协调，百般劝说，终于将鼓肇淮拉入了美丰。

　　由于康心如看人极准，又任用得力，自彭肇淮一到任，便极切实地将康心如的诸多主张贯彻落实，并力挽狂澜，大大改变了美丰当时在营业上的被动局面，美丰的资金也随之迅速地越积越多。鉴于此，康心如对彭肇淮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还报。美丰每年分配酬金时，康心如总是不顾其他行员的反对，力排众议，不仅发给彭肇淮特别酬金，而且格外地给以重奖，以示优待。而同样，对于康心如这样爱才重才的老板，彭肇淮自然也是涌泉相报。他的工作更是尽心竭力，并从此忠心耿耿终生为美丰工作，直到一九五０年美丰停业。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美丰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就是康心如的辉煌时期。

　　　　　　　　　　　　美丰的结局和康心如的命运

　　一九五０年，重庆解放。

　　康心如对新的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因之他对美丰的未来毫无想法，而只是以一种极为平和的心态静待发落。

　　解放以后，重庆人民政府对美丰银行困难的处境十分关注，并商定由聚兴诚银行负责出面，向美丰银行透借人民币二十亿元，以供美丰的资金周转。

　　但此时的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对恢复美丰的经营也没有一丝信心。康心如在心底固执地认为，美丰及他的命数已尽，所以无论你怎样设法挽救，都将无济于事。加之慢慢康心如对人民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政权的性质变了，那么所谓事业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已不再会为他这种人提供任何发展的机会，美丰再勉强经营下去，也无非是做做样子。与其这样徒耗资金，不如趁早收歇，打道回府，还可留下一笔私产。因之康心如在解放以后，没有听从和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扶持和帮助，于一九五０年四月自动宣告停业，从而结束了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经营历史。

　　又是在山城的一个郁郁葱葱、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是四月，康心如像当初迎来美丰一样，又平静地告别了美丰，告别了他的美丰生涯，告别了他往日的辉煌。

　　康心如坚信他最后的这一次关于美丰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四川美丰银行始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之后走过了二十八年的漫漫岁月，于一九五０年四月宣告终结。

　　美丰从此成了历史。

　　康心如觉得在他六十岁也就是美丰停业的这一年，他就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康心如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欣。他艰苦创业过，也声色犬马过；他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人过，也叱咤风云令万千民众仰视过。他追求过政治也献身过经济，他风光过也落魄过。总之，康心如倘若六十岁时告别人间，他也不枉了生命一场。

　　解放以后，尽管美丰已宣告停业，但康心如也一直是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政府对他这样一位在西南经济界享有盛名的人士的生活境况，也始终是极为关怀的。解放初期，康心如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安排他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市工商联副主委、市公私合营投资公司经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足见政府对康心如的重视。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欧亚十一国返回时，途经重庆，并在重庆做了短暂的停留。二月十日上午，周恩来在打听到康心如之四弟、老朋友康心远、王絮茵夫妇的近况及住址后，便特意专程轻车简从前往重庆宾馆附近的冉家巷康心远家，看望这两位早在解放前就相识的老朋友，畅谈沧桑，并同康心远夫妇一道在重庆的一家川菜小馆吃了一顿家常饭。席间，总理也问了康心如的情况，并提到抗战中他在重庆工作时，同这里的工商界人士都结下了友谊，也都成了好朋友。总理在渝期间，正值重庆市工商联召开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周总理在康心远的热情邀请下，于当天下午，偕同行的贺龙同志一道欣然前往大会看望委员们。

　　周总理在见到这些老朋友时，非常激动，也非常动感情。特别是在见到康心如时，总理激动万千，并极为关切地对他说：

　　“你老了。”

　　当时，康心如紧握住总理的手，心中有无数说不清的滋味，有不堪回首往事的苍凉。他对于已成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与敬重，而总理依然能记得他，关怀他，就更使康心如感奋而激动。

　　解放以后，康心如在学习和逐步深入了解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也曾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祖国效劳。特别是在安置批发商转业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过筹集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其本意依然是无论谁掌政权，他康心如都希望这个政权能将经济搞上去，从而彻底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

　　但是康心如又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就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的几个月后，他却被划为右派。

　　从此，康心如将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数年才得到改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

　　　　　　　　　　　　　　　　　　　　　　　　　　　　 （丽君） 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 --------------------------------------------------------------------------------

　　郭琳爽（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别名郭启棠。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竹秀园村。其父辈创立上海永安公司时，投入二百万元港币。郭琳爽善于经营，几年后便建起永安新厦。抗战时，公司被日本作为“敌产”军管。一九四六年，公司的资本额增加到法币十亿元。上海解放时，毅然留在大陆。文革中去世。

　　　　　　　　　　　　　　　父辈创业海外

　　广东中山县石歧镇南七八公里处有个风景秀丽的旗鼓乡，乡中有个竹秀园村。村后是满山翠绿的旗山，村前是一片平原，村中的一幢幢青砖红瓦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遮掩着。这就是上海百货业富豪郭琳爽的家乡。其父辈郭乐、郭泉、郭葵、郭顺等兄弟，均出生在这里。相传，旗鼓乡一带数百年前，是一片荒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山海关一带的居民才陆续迁来这里，他们相中了这块宝地，于是便盖房种田，开始建设家园。

　　因为村中到处是茂密的篁竹，大家就给这个村起名叫“竹秀园”。

　　郭琳爽的祖父名叫郭沛勋，是个勤劳的农民，靠着耕种二十八亩地生活。生有郭炳辉、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诸子。兄弟六个，农闲时在村塾里学习古文，农忙时，帮着父亲锄草种田，挑禾担谷，一家人日子过得倒还安宁。

　　郭家最早发迹的是郭琳爽的二伯父郭乐。一八九０年，正当郭乐十八岁的时候，家乡遭受涝灾，洪水淹没了稻田，夏粮颗粒未收，再加上清末的苛捐杂税，郭家也过上了几乎断炊的日子。郭乐是个很有心计的青年，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见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便与父亲商量，想到澳大利亚去找乃兄郭炳辉。郭炳辉是他们的大哥，数年前就飘洋过海，卖苦力谋生。父亲不能眼看着孩子们挨饿，便给郭乐凑足了路费，送他上船，去海外自谋生路。

　　郭炳辉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墨尔本给一家财主帮工，收入仅能糊口。郭乐来到墨尔本，见到大哥生活并不宽裕，他不愿拖累大哥，便单抢匹马来到悉尼。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港口，为新南威尔士州首府。城市建在塔斯曼海杰克逊港湾两岸，有南半球最大的海港大桥相连。

　　郭乐来到悉尼，住在一家小旅店里，每天上街寻找工作。一连数日也没有人雇佣他，正在焦急万分之际，在街上，遇见竹秀园村的一位同乡。他早在二年前就来到悉尼，靠做小买卖挣了一笔钱，在悉尼买了五十亩菜园，正缺人帮工。那位同乡听说郭乐就在悉尼找工作，便将他留下，每天给他工资，澳币十二点五先令。

　　郭乐在家种过菜园子，有些经验，便慨然应允。就这样，他在悉尼，施展了种菜的本领，忙得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在这里干了二年，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寄回家乡，没有什么剩余。他想，不能这样靠帮工过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求发展。于是辞去这份工作，沿街卖菜，比给别人帮工要好一些。后来，家乡有一位堂兄名叫郭标，他在悉尼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名叫水生的水果商店，缺少人手，邀请他去帮忙，郭乐终止了沿街卖菜，成为永生水果商店的骨干。他有时收款，有时去进货，有时在柜台卖货，好歹积攒了几百澳磅。

　　恰好，悉尼有一家华侨开办的“永生栈”水果商店，因经营不善，屡屡亏损，老板急于出售。郭乐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邀集同乡马祖星、孙智兴、梁创、欧阳民庆、欧阳品、容子荣、彭荣坤等人，凑齐一千四百澳磅，把它买下来。大家推举郭乐担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八月一日，永安水果商店正式开张营业。这是资产遍及世界各地的郭氏富豪发迹的开端。

　　永安水果商店有批发和零售业务，兼营土特产杂货。土特产有大米、白酒、咸鱼、食用油、核桃、花生、荔枝干、爆竹、药材、丝绸、瓷器、樟木箱等等，这些商品不仅供应当地居民，而且也满足华侨的需求。清末，从广东沿海一带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侨很多，有矿工、木工、园艺工，还有的开酒店、旅店、洗衣店，当街头小商小贩等等，他们都愿到永安水果商店来买货，郭乐也热情接待他们，凡是家乡人来了，点烟、倒茶，格外殷勤周到。

　　因为经营得体，永安水果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郭乐看到时机成熟，便召开股东会义，研究扩大营业面积，在市内又增设三家分店，总店设在安得姆路埠头街。开张时只有七八个店员，陆续增加到六十多人。为了扩大和发展店铺，郭乐就把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先后请到悉尼，协助他操持店务。他也想把为别人当雇工的大哥郭炳辉从墨尔本接来，不料大哥在劳累中已经离开人间。

　　营业额扩大了，组织好商品货源十分重要。当时，香蕉、椰子等水果的货源大部分来自斐济等地。斐济地处太平洋西南部，由八百多个岛礁组成，但仅有一百多个岛上有人居住，人口数十万，盛产香蕉、椰子、稻米、可可等。是英国的殖民地。由悉尼去斐济，航程一千七百四十三里，只能乘帆船，单程需要一个多月，海上风大浪大，常常船翻人亡。永安商店进货只能靠水果商贩，从斐济运来，赚点微薄之利。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乐为此召开股东会议，研究进货渠道问题。有人提出直接到斐济进货；有人说航程太远，十分危险。但从郭氏兄弟之间的争议，却可看出那种深厚的手足之情。

　　郭乐说道：“我们辛辛苦苦卖货，钱都让别人赚去了。能够自己雇船到香蕉园直接去进货，这是最好的办法。”

　　老三郭泉不同意二哥的意见，说道：

　　“在海上航行太危险，我们来到国外经商不容易，还是稳妥一些的好。”

　　“那不行。”郭乐说道：“我们飘洋过海的就是要做买卖，就是要闯一闯，不冒一点风险是不行的。”

　　老四郭葵说道：“二哥说得对，经商不冒风险不行；不过三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让我先上斐济去一趟，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老六郭顺说道：“我年轻，还是让我先去闯一闯！”

　　“你们都别争了，”郭乐斩钉截铁地说道：“大哥去世了，我是你们的哥哥，我比你们来的早，对这里的情况最熟悉，况且我还是总经理，要去，当然应该让我先去。我走后，总店就由老三负责。”

　　就这样，在股东会议上，关于改变进货渠道问题，被大多数股东通过了，并决定由郭乐前去斐济考察。他雇了一条大帆船，带上几个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朝太平洋驶去。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香蕉成熟季节，来到斐济群岛，看到了大片大片的香蕉园。帆船靠岸上了岛，与几个香蕉园主谈生意，很成功，签订了包销合同。这样就使永安商店经营水果打开了新局面，不受人牵制，直接从产地进货。保证了质量，扩大了销售量，大幅度增加了利润。在郭乐的指挥下，永安的大批水果，大部分都从产地直接进货，他们在海外交下了不少华侨朋友，从此打开了销售新局面。

　　营业额上升了，增加了利润，能不能稳步发展，更上一层楼，是郭乐考虑的又一个问题。他汲取前辈经商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信义为本。他嘱咐店员，卖货，绝不要短斤少两，做到童叟无欺，顾客多交的款或者在店内遗失的钱物一定如数返还。使整个悉尼市都知道永安店是一个讲文明、讲信义的商店。他们不仅要店员做到文明经商，而且总经理更要带头做好。

　　据有关文章记述，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郭氏兄弟的商业道德。

　　一天，财会人员患病，郭乐代替他到银行取款。支票上写明五百澳磅，他将支票递给付款员，付款员将装好硬币的袋子丢给他说道：

　　“给您五百澳磅。请将钱查好。”

　　郭乐打开布袋，一查，不是五百澳磅，而是多了一倍，一千澳磅。便说道：

　　“先生，你付的钱不对！”

　　“什么？”柜台里付款员气哼哼说道：“不会少的，我们都清点多少遍了，请仔细再数一遍吧！”

　　“先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不会吧。”付款员听说多了，有些不安起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先生，我绝不是开玩笑，的的确确是多了，而且是多了一倍！”

　　这时候，几位银行职员走出柜台，将硬币倒在柜台上。清点的结果，确是一千澳磅，足足多了一倍。

　　银行行长和不少职员都走过来，向这位中等身材，结实健壮的华侨青年，表示由衷的谢意。

　　从此，这家银行的每一位职员都是一个活广告，他们向来银行联系业务的每个人都宣传：永安店是个讲信义的商店，他们的老板，是位“不贪财，多给勿取”的好人。

　　由于银行职员等人的宣传，华侨和市民不仅愿意到永安店来买货，而且都愿找郭乐等托办一些事情。永安店在市民中的信誉日增。

　　永安店有了信誉，华侨赚了钱，往家乡汇款，就委托他们代办；不会写信，也由他们代写。这样，永安店又增加一项业务，就是，代办汇款。后来，有些华侨就将永安店当成银行，赚了钱，存入永安店，认为这里比银行更可靠、更让人放心。

　　永安店得到市民、华侨的信任和支持，这样就拓宽了业务，增加了资金，实力越发雄厚起来。一九０三年，郭乐又与悉尼永生、泰生两家水果商店联合，在斐济苏瓦埠开设生安泰公司，专为三家水果店组织货源。该公司自备小货轮，在岛上开辟每个占地三四百亩的七个大香蕉园。郭乐任该公司的总经理。这样，永安店如虎添翼，有了更加飞速的发展。

　　郭乐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对于企业的飞速发展，利润的大幅度增加，并不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虚心，忙中偷闲，常到外国开的商场中去学习。英国人在悉尼开设的英地海登公司是远近闻名的大商场，郭乐去的次数最多，他从商品摆设、商品质量、售货员服务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将其优秀、合理的部分吸收进来，改进永安的经营管理。这样，就使永安店在飞速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水果业的佼佼者。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指流动的水不会腐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蛀蚀，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外物的侵蚀，可以经久不坏，将这一道理用于经商是再好不过了。郭乐就是运用这一道理，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就使永安店处于经久不衰的境地，这是郭乐一生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商之道。

　　　　　　　　　　　　　 转资香港，挺进上海

　　一九０七年的春节，永安店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店内上下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职工们尚在欢乐的情绪之中，而总经理郭乐却紧锁双眉在考虑永安店的下一步发展。

　　郭乐在考察悉尼市内的各行各业中，认为百货业是发财致富的最好门路，他要开一个英地海登公司那样的大百货商店，有十多层楼房的营业面积，有上万种商品任顾客挑选，水果只能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大事，等春节之后，这件事已排到他的议事日程。老三郭泉、老四郭葵在给二哥拜年时，就发现二哥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正在过节，不便追问，待元宵节过后，郭泉和郭葵找到郭乐问道：

　　“二哥，近来我们发现你心情有些不好，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我在思考一件大事，尚未得出结论。”

　　“什么大事？能否和我们几位弟兄说一说？”

　　“可以。”郭乐说道：“明天就召开股东会议，把我的想法陈述一下，看怎么办为好。”

　　第二天，在股东大会上，郭乐介绍了他想经营大百货商店的想法，并说出了在悉尼难以完成夙愿的情况。他说，这里实行的“白澳政策”，对华侨有各种限制，白种人租借香蕉园可长达几十年，而华侨只租给三到五年。华侨的商店均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准携带妻子入境，一旦死亡，加收高额遗产税，使华侨毕生所得到的财富大部分归当地银行所有。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若想开大百货商店，肯定不会有好的发展。

　　在股东会议上，大家听了郭乐的介绍，共同认为，在悉尼搞百货业，是行不通的。有人提出，把视线转到香港如何？说已有华人在那里经营百货业，只是规模不大。经过股东会议决定，派老三郭泉赴香港考察一下，如果投资环境好，就将永安的资产向香港发展。郭泉受大家的委托赴香港月余，带回的调查报告说：

　　“目前，香港已成为远东贸易的重要商埠，各国的货物多经香港转往亚洲大陆，市面日渐繁荣，人口陡然增多，过客频繁，商贾云集，在这里经营大型百货业务，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看到老三的报告，郭乐紧锁的双眉终于舒展开，决定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合伙人除了创设了永安店的原班人马外，又加上了郭泉的几位兄弟，集资港币十六万元，作为投入香港的第一笔资金。

　　一九０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开张营业，郭泉任经理。因郭氏家族没有经营过百货业，从进货渠道到柜台摆放直到销售业务都比较生疏，所以按照郭乐的意见，最初的永安百货公司，只有一间营业室，二十余名职工。郭泉在香港经营两年，销售额不断扩大，生意十分兴隆，为建设大型百货商场奠定了基础。这时郭乐来香港进行一番视察，认为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的前景看好，便把悉尼的水果店交给六弟郭顺掌管，一九一二年亲自率领永安的大部分人马来港，扩大百货公司的业务。首先将该公司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金港币六十万元；接着，就将店址迁往德辅道，营业室扩大为四间，员工增至六十多人，仍由郭泉为总经理，郭乐任董事长。在郭氏兄弟等人四年的苦心经营下，到了一九一六年，积累资金一百二十万元，于是经董事会的研究，再次增加投资港币二百万元，营业室面积扩大到三十间，成为香港颇具实力的环球百货公司，经销世界各地的商品。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高档日用消费品，以洋货居多，国产物品只有绸缎、火腿、皮蛋等等。经营管理均是从悉尼的外国公司学来的经验。为了加强职工的职业礼貌、服务规范和业务技能的教育，在公司上层设立了德育、智育、体育三个部，这是一般公司没有的职能部门，这对教育职工，增强公司的信誉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

　　因为永安公司信誉卓著，国内外的银行都愿给以财务上的优惠，可以透支一百到二百万元，这给永安拓展业务所需的资金周转注入了活力，从一九０七年起到一九三二年，在开业后的二十五年间，资本积累达到六百多万元，为原始资本的三十八倍多。在此期间，形成了一个香港永安财团，除了拥有环球百货业务外，尚有永安银号、永安货仓、大东酒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等多家联号，郭氏家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华人财团了。

　　企业的不断扩大，资金的大量积累，郭氏家族等股东都非常高兴，而董事长郭乐并不乐观，在和兄弟的闲谈时，总感到中国人要矮人一等，英国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要使国家强盛起来，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能不能把永安财团的资金转入国内？兄弟们都同意郭乐的意见，建议将资金投入到祖国东方第一大城市上海，在那里振兴实业，为祖的强盛贡献一点力量。经过永安财团董事会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一九一五年春，郭氏财团派郭泉、郭葵到上海考察办店事宜。当时，上海自洋径浜（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的四川路上，已有宝和、瑞记、亲和、茂生、三井、平和、美孚等各家洋行，永安财团就在这里设立了驻沪办事处。郭氏两兄弟住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的四川路上，对上海各个路段都进行了亲自考察，他们认为南京路是客流最多的黄金宝地，如果在这里建百货公司，是比较理想的。他们将此想法汇报给财团董事长郭乐，郭乐听了也很满意，便欲投资港币五十万元，在上海建永安百货商店。消息传出，澳洲、香港的华侨纷纷前来投资入股，将资金增加到港币二百万元。

　　地方选定后，南京路上的地皮却归地皮大王哈同所有。哈同是犹太人，早年来到中国靠走私鸦片、放高利贷发了财，进而购买房地产，成为南京路地产第一大户。

　　经过中间人的斡旋，哈同同意将地皮租给永安财团，但条件十分苛刻。除了每年租金白银五万两之外，租期三十年，期满后，土地归还哈同，地面上的一切建筑物都无条件归哈同所有。郭家两兄弟经过仔细研究，不敢做主，打电报请示二哥郭乐，郭乐回电，同意签约。

　　在筹建永安公司大楼时，郭乐从香港亲赴上海筹划。在租到的地皮上，清除几间旧房后，就开始了大楼的基础建造工程。正当建筑工程忙碌时，老四郭葵操劳过度，突然患病，抢救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

　　老四很有才干，在上海筹建永安公司，立下了功劳。他的去世对郭乐的打击很大，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弟弟悲痛不已。

　　经过二年时间的筹备，一九一八年夏历八月初一，南京路上一座六层大厦建成，有三座圆柱拱形大门，十个透明大橱窗，四楼以下为一万平方米的营业室，五楼为帐房管理办公室，六楼为厨房、食堂。顶层有一椎形亭阁，名为“倚云阁”，整个大楼颇具英国古城堡式风貌。在建筑大楼时，郭乐强忍悲痛，承担了老四的一些工作，一面派出人员分赴英、美、日等国采办货物；一面物色公司各部门的人选，在港、沪两地征聘二百多名职员，成为公司开业的骨干力量。开业前，报上刊登出上海永安公司首届董事会名单，其中有郭乐、郭泉、杜泽文、孙智兴、李彦祥、林泽生、杨金华、欧阳民庆等，这是永安财团的首脑人物，不久皆加入了上海滩名流显贵的队伍。

　　开张的那一天，永安公司大厦张灯结彩，洋号洋鼓吹吹打打，鞭炮凌空炸响，门前舞狮子耍龙灯，热闹非凡，顾客人山人海。开门大吉，营业额达一万余元。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营业额直线上升……许多商品几天就售完。郭乐派出的几路采购人马，原以为备货充足，足够周转，没想到销售如此迅猛，为此，不得不加派人员去各地大量购进畅销商品。

　　销售额不断增加，商品库存量就要加大，流动资金也要相应的跟上。经过认真研究核实，需要增资五十万港币方可应付局面。有人提出向银行贷款；有人说，何不增加股东资金，由他们认购，利息由股东自己得。郭乐认为这是个好办法，立即召开董事会议，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建议。众股东看到永安公司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听到号召他们认购增资的消息，都争先恐后抢购，不到三天，五十万港币就凑齐了。

　　上海永安公司，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优越条件下，买卖越做越红火，成为南京路上最受顾客欢迎的百货业之一，受到上海广大市民的瞩目。

　　上海永安公司建成后，郭乐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是由谁来主持这个企业。早在这个公司筹建时，董事会议曾内定头脑灵活、踏实肯干的四弟郭葵担当总经理，未成想他竟英年早逝，哀痛之余，总经理一职暂时由公司高级职员杨辉庭担任，但为了公司前途着想，必须尽早培养一个接班人。郭乐准备从郭氏家族的子孙后代中遴选。当时郭泉的四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只有老大郭琳爽在国内岭南大学学习经营管理，即将毕业，其余的琳褒、琳骧、琳珊都在国外学习纺织、财经及银行管理等专业。看来，最好的人选就是郭琳爽。

　　郭琳爽一八九六年生于竹秀园乡村老家。儿时聪明好学，受到全家人的喜爱。长大成人后，成为身体魁梧、肩宽脸方的美男子。在中学读书时，性格开朗，学习成绩优异，爱骑马、打球，爱唱广东戏，是一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他从小听了父辈讲述的渡海去澳洲创基立业、历尽艰辛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很受感染，所以他也幻想到国外去闯天下。郭琳爽一开始读的是农学系，原是按着他父亲郭泉和二伯父郭乐的意见，让他专攻农业，打算让他在热带种植业方面有所造诣，将来学成后，去经营橡胶园。岂料，永安财团的经营方向已经离开了澳洲，回到港沪，转为百货业，所以二伯父劝他改学商业，他欣然同意。在岭南大学毕业后，又赴英、美、日、德等国进行考察、观摩，准备继承祖业，为郭氏财团干一番事业。

　　　　　　　　　　　　　　新经理上任二把火

　　郭琳爽去欧美考察商业归来，二伯父郭乐没有立即派他去上海永安公司任职，而是介绍他到香港一家小百货公司去当一名见习助理，要锻炼一下他经营管理的能力。

　　郭琳爽来到这家公司后，从站柜台当售货员开始，然后将内帐房、外帐房、簿记、出纳、收货进货、外栈、庶务、广告等工作都学了一遍，对公司的进、销、调、存等每道环节都掌握得丝丝入扣。

　　据有关文章记述，有一天，一位先生来柜台前买货，挑肥拣瘦，要这要那，一位女售货员态度和蔼，最终使这位先生买到了可心的商品，高兴而去。这是郭琳爽亲眼看到的事情。在向经理汇报时，提出应奖励这位售货员。可是经理说道：

　　“没有必要奖励。”

　　“为什么？”

　　“这是一个售货员应具备的起码的学识。”

　　“这怎么是学识？”

　　“是的，”经理请郭琳爽坐下慢慢说道：“当前是商业竞争的时代，多数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质量和售价大体是相同的，所竞争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竞争就是售货员的服务态度。谁服务态度好，谁就可以卖货多，谁就可以取得竞争的胜利。这难道不是学识吗？”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郭琳爽在见习中学到的知识是广泛的，他感到做为商店的老板或售货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商品、商情等商业知识，除了对所经营的商品的品种、产地、性能、规格、特点、包装等了如指掌之外，还应学一点经济学、市场学、销售学、广告学等，将这些知识运用于销售服务当中，这样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商贸人员。

　　一天，郭琳爽与经理聊天，经理向他发问道：

　　“老弟，您可知道，谁是本公司真正的主人？”

　　“就是经理你呀！”

　　“不是。”他摇摇头说道：“我，大股东们，都不是公司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顾客。我，你和公司所有的职工都是为顾客服务的。股东的资本，你、我的工资都是顾客赐与的，假如没有一个顾客来买货，你、我和股东们哪里会有钱花。所以在本公司工作的最优良的成绩就是能得到顾客的信任，使光临的顾客能够得到莫大的愉快。”

　　经理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使郭琳爽对“顾客是公司真正的主人”这个常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见习期满，郭琳爽回到父亲郭泉身边。郭泉捋着胡须，看到接近而立之年的长子即将赴上海担当重任很高兴，便和儿子并排坐在一起，拉着他的手说道：

　　“你要到上海去了，工作将由你二伯父来安排，我只有一句话，我是在哈同那张租约上签了字的，记住三十年为期，1946年3月，就到期了，能不能争口气，赚回这块地皮和大厦，就看你的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记住了父亲的嘱咐。

　　郭琳爽拜见了二伯父郭乐，郭乐见到大侄子也很高兴，大学毕业，赴国外考察归来，又去见习一年，受到经理的赞誉。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郭琳爽做了比较慎重的安排。他说：

　　“经我的推荐，董事会研究决定，让你担任上海永安公司的副总经理，原来内定的总经理是你四叔郭葵，他不幸早逝，不得不聘用为永安效力多年、经验丰富的杨辉庭顶替了他的职位。你杨叔上任后业绩突出，为永安打开了局面。你现在只做他的副手，多向他学习，不要认为自己是郭家的后代，就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如果有对杨叔不尊重的地方，或有其他闪失，我做为永安财团的董事长，恐怕也不好替你说话了。”

　　“一定记住二伯父的教诲。”郭琳爽说道：“请放心，侄儿决不会为郭家先辈丢人现眼。”

　　郭乐还特意拍电报给上海的杨辉庭：

　　“愚侄赴沪上任，为弟之副手，应严格要求，玉不琢不成器，提携、扶植是为了公司有个好当家，尽到老一辈的责任。”

　　郭琳爽上任时，永安公司已雄踞上海商界之首。营业室里，共分有：西药、热水瓶、化妆品、洋伞、毛巾、袜子、西装、糖果、新装、食品、烟草、洋酒、烧青、南货、五金、绸缎、疋头（呢绒布疋）、京苏、中西鞋、照相、首饰、音乐、钟表、瓷器、皮箱、象牙、车衣、女衣、毛衫等等三十六个销售部，并附设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和屋顶花园。

　　当时上海有四家最大的旅馆，有东亚、远东、一品香和大东旅社。大东旅社与公司同日开业。该旅社装饰考究，设备齐全，并设有大东酒楼、舞厅、酒吧和弹子房。大东酒楼为上海著名的酒店，开业后，顾客盈门。设有中菜、西菜，每天有菜单送至旅客房间，顾客可以随意点菜，服务员把酒菜送至房间。酒楼内还开设大东茶室，每天午后，茶客如云，有穿白衣黑裙的小姐将茶点水果送到茶客桌上。茶室内宁静、舒适，可以在此看书、写稿，也可以约友聚首，清茶一杯，小坐半日，其乐无穷。大东旅社有一百四十多个房间，节假日几乎天天客满，海外华侨或上海富豪都提前来订下套房，全家老少都来这里洗个热水澡，享受一下豪华设施和热情的款待，有的还把亲友邀来同乐。

　　天韵楼有电影院、剧场，这里经常演出海外有声黑白电影和京戏、曲艺等节目。楼内还设有健力打球磅、拳击磅、拎灯桩、高尔夫球场等，游客在这里可以各取所好，尽情玩耍。

　　上任第一天，总经理杨辉庭领着郭琳爽查看上海永安公司各个部门。一楼，摆设的是日用百货，如胭脂、香水、香皂、牙膏之类，顾客付钱取货，十分方便；二楼为呢绒绸缎、服装鞋帽，顾客可以仔细挑选试穿试戴；三楼为珠宝首饰，环境比较清静；四楼出售成套家具和大件笨重商品，顾客可乘电梯上楼选购，由公司代为送到府上。

　　郭琳爽在查看时，最为新奇的是公司内到处是镜子，顾客进入楼内似乎进入了一个奇幻的童话世界。

　　据有关文章记述，查看完毕，他和总经理有这样一番对话。总经理问他：

　　“琳爽，有何感想？”

　　“好，令人耳目一新，杨叔经营此公司费了不少心血，值得晚辈虚心学习。”郭琳爽恳切地说：“二伯父让我多向杨叔讨教，我初来乍到，有几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今后是你、我共同执掌这个公司，有话尽管说。”

　　“那晚辈就信口开河说几句，说得不对请杨叔指教。”郭琳爽慢慢说道：“我们公司是统销环球百货，采购的各国商品很多，但不知名牌货有多少？”

　　“好多都是名牌。密司佛陀香水、丝带牌牙膏、卡布里药皂、老头牌剃刀、鹰牌炼乳、司坦生呢帽……对了，你觉得还缺什么名牌？”

　　“晚辈认为，有了世界各地的名牌固然很好，但是，统销环球百货也包括我们中国货，如果再有我国的名特产品，一定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说得好，看来大侄子这些年大学没有白念，比我们老一辈强多了。现在看来，我们公司经营的多是外国名牌，就是缺少中国名牌，今后一定增加这一项。”接着杨辉庭又深情地说：“我已是老眼昏花；只是神智还清醒，今后就是靠你们年轻人了，你就大刀阔斧地干吧，我做你的后盾。”

　　在郭琳爽的提议下，进货部派出精兵强将，赴各省挑选国内的名牌产品。一路人马去山西、河北采购上乘皮货；一路人马去金华采购火腿；一路人马去江西采购景德镇的瓷器，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和手工艺品，质量好，花色新，受到香港顾客的欢迎，有些海外华侨也乘船来港买祖国的名特产品，一时间使永安公司名声大振。

　　郭琳爽上任后，不仅增加了商品品种，而且在前辈创业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

　　一天，郭琳爽在营业厅察看，看见几位顾客在柜台前买笔，他们在试笔时，皆弯着腰费劲地在挑选。郭琳爽看到这一情况，灵机一动，想到，何不将柜台修得高一些，不让顾客弯腰费劲地试笔。过了不久，来到永安公司买笔的顾客就会看到，出现一个奇特的柜台，它不是一长排或曲尺形，而是一个圆形的柜台，柜台中央有一根石柱，柜台要高出一截。使顾客来买笔免去弯腰俯身之不便。这是郭琳爽上任后别出心裁设计的。这就是当时在上海滩百货业独特的金笔柜台，是任何商店都没有的。永安公司就是在这些细微之处为顾客着想，凡是方便顾客，为顾客服务的地方，都及时加以改进。永安公司除了设计了奇特的柜台之外，还专门选一批端庄秀丽的年轻女售货员，售货时不但彬彬有礼，而且能以流畅的英语对答，专门销售“康克令”金笔。这样的结果，南京路上四大公司都销售金笔，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竞争，可是销售额却总是永安排在首位。

　　郭琳爽上任后，烧了销售名牌产品和改进服务态度二把火，使公司的销售额大增，显示了他的经营管理才能，为他后来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折子购货、发行礼券、代客送货……

　　郭琳爽上任后，总经理杨辉庭年迈体衰，公司的一般事务皆由副手处理，所以郭琳爽可以施展他的才能，使永安公司的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永安公司开业不久，为了方便外国侨民前来购货，采用一种凭折子购货的办法，受到外国侨民的欢迎。一天，几位高层人士来到经理部，提出将折子户扩大的建议，说国内有些人很想凭折子购货。郭琳爽道：

　　“这个建议很好，有人喜欢到我们永安来开户，说明是对我们的信任，开户多，营业额就大，这样的顺水人情，我们为什么不做？”

　　“可也不能太滥，弄不好，货款要收不回来的。”有人劝说道。

　　“不怕，不怕”，郭琳爽笑道：“俗话说得好，水涨船高，折子户越多，先别管营业额多少，起码永安的身价不也就升高了吗？”

　　于是，郭琳爽提出扩大折子户的议案，上报杨辉庭，得到总经理和股东会议的批准。由此，永安公司折子户从几百个一下子增加到四千多个。外折户（外国侨民）一个月一结帐；中折户（中国人）则按传统习惯，每年分端午、中秋、春节三次结算。到一九三五年，折子户一年中所买的商品占公司整个营业额的五分之一。

　　郭琳爽任副总经理之后，在揣摸顾客的心理，研究一年之中的销售规律时发现，除了逢年过节顾客要送礼之外，就是圣诞节前肯大把花钱，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礼品，这时的永安公司忙上加忙。玩具部、饮食部的营业额几乎相当于全年的数字。可是有些富豪大户，他们并不到公司来挑选商品，而是送来一份帐单，上面写明送几份礼，送什么人，住址，每份多少钱。通常都是几十份，几百份。至于每份礼送什么东西，他们概不过问，全由公司代为选配，配好后由公司专派礼车一一代送。永安公司开展这一业务后，一时间大受欢迎。每年这项营业额也占整个营业额很大比重。但是经过几年的代送，受礼者反映，送去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郭琳爽听到这个意见后，认为值得考虑。他和银业部和送货间几位主管商讨，提出发行礼券的办法，就是送礼者，规定钱数，由永安公司代送礼券，受礼者持礼券到公司挑选适用、等价的商品。为了适合上海人图吉利的习俗，郭琳爽又在“永安”这个店名上大做文章。因为“永安”这个词，是永保平安的意思，这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就向庶务部发出指令。礼券必须印得十分精美。经过反复修改，新版礼券印成了，为大红烫金字，字体丰腴，上有龙凤呈祥图案，堪称一幅精湛的艺术品。人见人爱，爱不释手。这样一来，礼券发行扶摇直上。很多持有礼券者并不立即前来换货，而是放在家中，在适当时机方来换取急需的商品。公司由此得到一笔不付利息的资金。据一九三三年统计，到年底未换取货物的礼券金额达到大洋三十余万元。南京路上四大公司都发放礼券，但礼券发行量最大者始终是永安。当时有不少商界人士探其奥秘，众说纷纭，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买礼券要“永安”的，买水果要“永安”的，特别是给亲友或探望病人，宁可绕个大圈子，也要到永安公司去买水果或点心，因为包装篓头或果匣上有一张大红包装纸，上有“永安”两个大字，亲友或病人见了都会十分高兴。有不少人羡慕永安公司，说他们多亏有了“永安”这个吉利的名，认为是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郭琳爽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

　　“店名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永安公司办得好，在于备货足、品种多、花色齐、式样新、质量上乘、信誉卓著，还有售货员训练有素，服务周到，有问必答，这些，恐怕是永安公司营业额稳居全市首位，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永安公司备货充足，商品质量上乘，服务态度好，在上海市可算数一数二，但他们并未就此停步不前。郭琳爽曾经征求来永安购货的常客，问他们对永安还有什么意见。有的说，有个别特胖的人买衣服困难，特大的脚买不到鞋。郭琳爽责令，柜台为这些特体顾客定做服装和鞋。还有一些顾客来公司买蛋糕、月饼等糕点或皮箱、家具等商品，现成的不满意，就由顾客提出样式，可以定做，一律满足他们的要求。有的新娘要穿绣花礼服，可以拿来式样，到苏州刺绣工厂定做。有的服装、皮鞋、家具等不可心，重做一次不行，可以做四、五次，直至满意为止。一家鼎鼎大名的大公司，服务态度如此之好，如此周全，实属少见。

　　在新经理的建议下，公司还增加了代客送货、电话购货等业务。有些老顾客眷恋故里，步入花甲之年，返回原籍之后，想起在上海吃惯用惯的东西，便想起永安公司，给它写一封信，希望能得到这些东西。永安公司凡是接到这样的信函，一律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统统寄去，并附函说明，以后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来信，定当配齐，妥为寄上。老年人最感激的是人间的一片真情，永安公司代客送货的业务不胫而走，以后托购函件越来越多，沈阳、安东、潼关、西安、成都、福州，都有上海永安公司寄去的邮包。后来，公司成立了邮售业务部，使这项受人欢迎的业务，逐步得到了扩大。

　　永安公司在逐步发展中，注重产品质量，增加各种业务，改进服务态度等，是其经营工作的重点，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人才管理，这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司对那些经验丰富、精通业务、手上有一批回头客的售货员或工作人员十分器重，不但年年增加他们的薪俸，提升他们担负重要的工作，还赠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股份”，享受“股东”待遇，使他们可以忠心耿耿地为公司效力。所以，永安公司的售货员，轻易不进行调动，工作岗位比较稳定，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钻研业务，掌握商品性能，了解顾客的心理，销售更多的商品。

　　当时上海有些商店对售货员不放心，深怕他（她）们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业务熟悉，积有经验，耽心被别人抢走，因此，就采取“流动”政策，经常调来调去，使之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样一来，人心浮动，相互猜忌，不知何时售货员就被别人抢走。

　　永安公司对所有的售货员都采取稳定政策，凡是有能力肯干的售货员都长期固定在一定的岗位上，有的提升为班、部长，有的发给A、B、C不同等级的奖金。这样一来，不愁他不努力为公司卖力气。伙食部有一位售货员有不少水手朋友，经常把海员需要的罐头食品、时鲜水果送到船上。郭琳爽发现后，及时提升他为伙食部长，并责成有关部门帮助他解决送货的困难，从而使这位售货员成为公司的管理人才，踏踏实实为公司努力工作。

　　公司各项事业都在兴旺发达，如何树立总经理的威信，使其发挥火车头的作用，也是永安财团经常考虑的一个重大事项。在这一方面，董事长郭乐想得十分周密。

　　据有关材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郭乐培养郭琳爽的一片苦心，亦可看出郭乐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

　　每当新年来临之际，郭乐都要从香港到沪视察一番，给新上任的郭琳爽以鼓励和支持。一九三０年的腊月，残冬岁暮，上海市大街小巷，行人匆匆，旌幡招展。店铺营业正在火红的时候，香港发来电报，董事长郭乐要来上海永安公司视察。郭琳爽乘福特牌小汽车，到轮船码头迎接。船到港口，郭琳爽认出了站在轮船甲板上的二伯父，虽然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

　　将二伯父让进汽车，司机刚要开动。郭乐问道：

　　“车往那里开？”

　　“送董事长回公馆休息呀！”

　　“不，先开到公司去。”

　　“二伯父，乘船一路颠簸，先歇息一下，改天再去公司吧！”

　　“不，多日没看到公司了，想得慌。”

　　于是，汽车很快开到永安公司大门前。只见商场里五彩缤纷，彩旗飘扬，顾客摩肩接踵，人群如潮。售货员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有人还是认出是永安财团的董事长来了。郭乐一边参观卖货情况，一边向郭琳爽询问货源是否充足？商品质量如何？突然又问道：

　　“今年员工的花红什么时候发？”

　　“已经发过了。”郭琳爽回答。

　　“什么？”郭乐有些惊讶地问道：“发了多少？”

　　“二角半。”郭琳爽有些不自然地回答说。

　　“发花红应当报董事会呀，我怎么不知道，况且今年花红至多能发一角半，再说也没到发花红的日子嘛，为什么提前……”

　　郭乐严厉地质问，使附近的顾客惊呆了，售货员也感到莫名其妙。郭琳爽脸上也挂不住了，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场面，也没见过二伯父用这样严厉的语气，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谈话。

　　郭琳爽想，二伯父今天怎么这样糊涂，今年员工发多少花红，什么时候发，已经向他请示过了，是经他同意后，再通过帐房发放的，如今却冒出来发得多又发得早的问题，郭琳爽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晚间，家宴席上，郭乐悄悄对郭琳爽说道：

　　“琳爽，请不必生气，今天的事，二伯父全是为了你。”

　　“为了我？”郭琳爽狐疑不解，反问道。

　　“是呀！”郭乐笑道：“你不是喜欢唱戏吗，今天，我唱的是白脸，你唱的是红脸，怎么样，一出戏还不错吧。为什么要唱这台戏呢？今后你要在这里当家，公司上下都会念你的好，我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反正我已经老了，过几年就退休了。”

　　宴席后，二伯父回到公馆休息，郭琳爽见他背已驼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越来越多。看到老一辈煞费苦心地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将企业交给年轻人掌管好，不惜被员工误解。想到这一些，郭琳爽心潮起伏，不禁暗自流下了泪珠。

　　　　　　　　　　　　　 抵制日货，支援前线

　　一九三一年，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我国蔓延，大量国外商品向亚洲大陆倾销，上海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缫丝业由一百零七家缩减为七十家，到第二年减为四十六家，第三年只剩十家了。永安公司所属的百货公司、永安纱厂、永安木工厂都受到了冲击。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是在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地处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亲眼目睹在罪恶的枪口下，几十个人倒下来，鲜红的血，流成了河。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偷袭我军阵地，一路由江湾路穿越天通庵车站，沿同济路向南包抄北火车站；一路在日本高等小学集结后，沿秦关路、横浜路偷袭闸北；一路由虬江路向西直扑上海火车站。我军将士也分三路抵抗，历时数十天，炮火连天，尸横遍野，上海一些地区的房屋，几乎化为灰烬。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中，永安公司在虹口、闸北的产业和房屋悉遭炮火摧毁，永安纱厂和永安木工厂也遭受严重损失。

　　在祖国大地上，抗日救亡的号角吹响了，风起云涌的“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浪潮遍及十里洋场每个角落。永安公司的商场里播放抗日歌曲，职工上下胸中都燃起一团火。郭琳爽立即决定在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用国货代替东洋货。货架上出现了盛锡福的平顶草帽、上海的线毯、龙虎牌人丹、三星牌蚊香、雄鸡牌毛巾等国货，换下了大批日本货。顾客们无不拍手称快。素以经销外国货著称的永安公司，大批出售国货，在上海影响很大，带动了许多商店纷纷抵制日货，一下子使永安商店站到了抗日救亡队伍的前列。

　　郭琳爽在抵制日货中，与商品部部长们研究，要使国货站住脚，必须帮助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于是他们曾经帮助上海裕华化学工业公司，对产品进行多方面的改进，推出新产品润肤香皂，达到了美货棕榄香皂的质量水平。对于有资金困难的工厂，就给予财力上的支援，使之增强活力，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如双妹牌花露水、龙门牌袜子、鹅牌汗衫等等，都是经永安公司扶植、推销出的名牌商品，逐渐取代了洋货的地位。在抗日烽火中，永安公司经销的国货大幅度增长，到一九三四年国货占进货额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一九三五年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一，一九三六年再升为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大量销售国货，郭琳爽酝酿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就是在位于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交通要道上修建永安新厦，里面辟出一个楼面，开设国货商场。这块交通要道，原是上海有名的楼外楼，曾是轰动一时的游乐场，为黄楚九、经润三经营，后来他们经营的志趣转移，将此地皮给了永安公司，便建起了十九层摩天大楼——永安新厦。永安新厦四楼凌空架起两座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相连，东西两处人员可从空中走廊来往。

　　大厦落成后，国货商场预定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开张，有一千余家厂商前来推销，商场将各类新、特、名、优商品订了几百种，价值数十万元。就在商场即将开业之际，有一个小泥工使用喷水枪干活，不慎将窗户内的羊毛绒线点着了，顷刻间发生了一场大火，商场里的职工吓得四处逃散。这时，使用喷火枪的泥工拎起身旁两个盛装水泥桨的木桶，砸破玻璃，连泥带水泼向大火。有的职工也跟着他浇泥水，将一场大火扑灭了。

　　包工头揪住小泥工，让他包赔损失，郭琳爽说道：

　　“不用他包赔损失，放了他，还要赏他一百大洋。”

　　闯了祸还有赏？包工头百思不得其解。郭琳爽回答道：

　　“不为别的，就是赏他个临危不逃，急中生智，两桶水泥浆救了这么大的商场。从今往后，不论是谁，凡能于工作中化险为夷，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解危排难，我都重重有奖。”

　　在场的员工听到了，都暗自钦佩永安公司总经理的英明和大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八月十三日，日寇向上海大举进犯。敌机竟在举世闻名的南京路上丢下了重磅炸弹。永安公司新建大厦门窗玻璃全被震碎，从底层到四层各商品部的设备和商品几乎全成瓦砾。当场死伤店员、顾客和过路行人近千人。其中永安员工被炸死十五人，受伤者数以百计。公司本部和永安新厦财产遭受损失达法币四十万元。

　　郭琳爽来到被炸的现场，看到墙壁被穿个大窟窿，货架倒塌，五颜六色的商品横七竖八被埋入尘土，尖角、锋利的玻璃碎片到处都是，不少人倒卧在血泊中呻吟、哭泣……这一切使郭琳爽义愤填膺，他率领永安公司的职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等企业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名义，组成了战时服务团，永安公司派出大批职工携带慰劳品，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并奔赴市内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永安公司被炸当天，郭琳爽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使他们能安心养伤，早日康复，所有医疗、住院费用均由公司承担。对死于炮火中的职工，派专人妥善料理后事，安慰家属，发给抚恤金。在公司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向战时服务团送交了捐款和大批食品、日用品。为了支援前线，从永安公司的四辆运货车中拨出两辆，专供向战地运输物资之用。

　　在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不少人四处逃难，背井离乡，有的乡亲跑到上海来找永安公司；还有，广东旅沪同乡会救济难民委员会上门来求助，郭琳爽毫不犹疑，全心全意，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公司立即成立粤属各同乡会旅沪难民捐款处。将各处捐款搜集起来，转送给各处难民，永安公司还将大批日用品、食品赠送给难民们。

　　永安公司的员工上上下下日夜为抗日救亡奔忙。他们不仅捐出大批物资，而且全体员工积极学唱抗日歌曲，到处张贴标语，上街宣传讲演，为抗日战争的展开做出了贡献。

　　郭琳爽原定创办国货商场的宏伟计划，已筹备多日，即将大功告成时，因永安新厦被炸，战火突起，时势骤变，而不少大中型名牌工厂也遭毁损，结果，美好的愿望终未实现。

　　　　　　　　　　　　 注册美国，引来日本军管

　　经过三个月的血战，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不敌日寇的炮火和连番进攻，不得不向西撤退，上海终于沦陷了。

　　日本侵略军开进虹口、闸北、南市等区，而属于英、美、法势力范围的“租界”地区，尚未被占领。恰好南京路在“租界”里，还算太平，永安公司得天独厚，没有遭受日寇的躁躏，然而，商场却被炸得乱七八糟，人员、财产损失严重，员工惶惶不安。已升任总经理的郭琳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有些老员工说道：

　　“郭总，我们的永安公司曾经在香港向英国政府办了注册手续，如今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何不请他们出来向日本军方交涉，赔偿财产损失？”

　　还有一位员工说道：

　　“我们每年都向英国女皇缴税，应当属于英国企业，现在无端遭难，英国政府应该保护我们。”

　　“对呀！”郭琳爽这几天都忙懵了，”咱们公司门前不是挂着英文的英商铜牌子吗？英国政府理应保护英商的合法权益。”

　　于是郭琳爽派高级职员做代表去上海英国领事馆，求见英国领事，一希望得到英国的保护。可是去了多次也未见到领事先生。开头有一个三等秘书出来接见，问问原因，寒暄几句，后来再去，只有差役接待，说领事先生身体欠佳或是公务繁忙，不能接见，请回去吧。

　　高级代表向郭琳爽汇报多次求见英国领事的情况，郭琳爽听了，不知英国领事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正要派人前去打探，香港总督衙门给永安公司发来一份公函，上面只有寥寥几行英文字母，翻译成汉字为：“撤销注册”。

　　郭琳爽读了，气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撤销？难道这么多年一笔笔巨额税款都白交了？如果要撤销，总应该有个理由吧？郭琳爽为了弄明白撤销的原因，派人费了许多周折，找到领事馆的一位翻译，翻译从“内线”透露出两条理由：一、永安公司系中国人创办，其董事、经理以及股东全是中国人，不符合英商注册规定。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公司曾有人参加抗英罢市活动，对英国有敌对行为。

　　公司大多数员工听说了这件事，明白了英国人“撤销注册”的两条理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永安公司是中国人开的，一九一七年在香港注册时早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才提出来？一九二五年的“五卅”事件，已过去十二年，十二年前的旧事为什么今天才提出来？当时为什么不撤销注册，况且，永安公司虽在香港注了册，大多数员工并没有加入英国籍，中国人难道连爱国的自由也没有了吗？

　　其实，真正的理由，不言自明，那就是大英帝国畏惧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一个中国的企业犯不上去惹怒他们。为了省去麻烦，正好乘机一脚踢开这个累赘。

　　当时的上海一带皆落入日寇的魔掌，到处是膏药旗，到处是牵着狼狗的日本鬼子，“租界”成了孤岛。因为有美、英、法等国的保护伞，大批的豪门大户、老财巨贾、地主缙绅纷纷挟资携眷，船载车装，逃来上海“租界”，一时间，孤岛人口激增。一九三八年，人口由战前的三百万骤增至五百万；工厂多达四千七百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这样一来，“租界”里顿时繁荣起来，茶楼酒馆、旅社舞厅，处处爆满，灯红酒绿，笙歌彻夜。一些工厂、商店的生意也兴盛起来。

　　由于炮火连天，战事频繁，永安公司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已不那么畅通，只能由香港把世界各地的百货运来上海。有些洋货比平时销售额增加不少，利润率直线上升。

　　虽然处于战乱时期，郭琳爽尚未忘却扶植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的宏愿，有的迁进“租界”的工厂，缺少设备和资金，郭琳爽仍然给予大力帮助，还有些亭子间的工厂，设备简陋，但技术尚比较先进，能生产出一些比较好的商品。郭琳爽责成进货部长，去考察一下这些商品的质量情况，如果质量上没问题，可以进他们的货。进货部长经过认真考察，发现一批小厂的产品质量很好，甚至可以代替一些洋货。如，健美袜厂生产的丝夹纱和真丝长统丝袜，质量上乘，完全可以代替洋货凯旋牌舞袜；恒泰装横用品厂生产的各色窗帘布，质优价廉，超过洋货；中兴化妆品厂生产的发蜡、冷霜、香水、唇膏、胭脂等全套化妆品，可以代替洋货，进入优质行列。还有羊毛衫、棉毛衫、保暖壶、钢精锅、电吹风、绒兽玩具、各式台灯、吊灯、落地灯等等，一大批商品，质量都很好，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和信任。

　　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也给永安公司带来了好处，营业额大幅度上升。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三九年上升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一九四０年则为百分之三百三十五，一九四一年更达到百分之六百六。也就是说，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一九四一年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五倍半，利润上升了十二倍。

　　上海“租界”的生意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意也是实在难做。“租界”里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霸道，永安公司也深受其害。据有关文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足可说明当时社会敲诈勒索之风刮到什么程度。

　　一天，公司来了位穿着打扮入时的中年顾客，走到柜台前说道：

　　“给我来十瓶三星白兰地。”

　　公司内高级洋酒存货不多，售货员对一下子要买十瓶洋酒的顾客回答道：

　　“先生，目前处于非常时期，存货不多，公司规定，每位只限买二瓶。”

　　“好呀！”只见他两眼一瞪，说道：“对我也一样吗？”

　　“先生。”售货员并未生气，仍和气地说：“这要请你谅解。”

　　“好！不卖，你等着！”顾客气哼哼地转身扬长而去。

　　片刻，三辆大卡车满载了人，开到永安公司门前，从车上跳下二百多人，有歪戴帽的，叼烟卷的，唱小曲的，一齐拥到柜台前，要买香烟，售货员紧急报告总经理室，总经理派出接待部人员出来迎接。好说歹说，白送了一些香烟和洋酒，这些人才乐呵呵上了卡车飞驰而去。

　　这一次的敲诈只是一个开头，接着穿着日本军服的汉奸，戴着墨镜的特务，接连不断地到永安公司来，不是缺少路费，就是没有钱喝酒。接待部只好拿出钱来奉送，以求消灾免祸。郭琳爽看到这种情形十分焦急，原来的靠山英国佬没有了，而下一步又该朝哪里走呢？当前时局变幻莫测，租界环境危机四伏，应当为上海永安公司今后的命运好好想一想了。郭琳爽找到他的堂弟郭棣活，和他商议一番。

　　郭棣活是郭氏兄弟中老四郭葵之子，岭南大学毕业后，郭乐把他送到美国麻省纽毕弗学院留学，专攻纺织工程，第一学年，考试全班第一，获得学院奖给的一枚金质奖章。一九二七年在学院毕业，考试又名列全院第一，荣获美国棉纺同业组织授予的一块奖牌。回国后，到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担任工程师，随后升任副经理、副总经理，郭乐把上海永安纺织工业的重担交给了他。郭琳爽和郭棣活，同在上海，经常见面，有什么大事总要商议之后再行定夺。

　　郭琳爽将永安公司在上海的处境谈了一遍，向郭棣活问道：

　　“英国撤消注册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寻求一个新的保护国？”

　　“按道理应该尽快寻求，不然的话，在‘租界’里，一天也得不到安宁。”郭棣活回答。

　　“从当前时局来看，哪一国比较合适？”郭琳爽问道。

　　“当然是美国了。”郭棣活答道。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郭琳爽说道：“从各方面的消息资料来看，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还保存雄厚的实力，足以与小日本抗衡，日本鬼子对很多国家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对美国还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有所顾忌。”

　　“说得对，凭我的感觉，今后要惩罚小日本，非得美国出商不可。”郭棣活说道。

　　“那么，我们的公司能不能取得美国的注册？”郭琳爽问道。

　　“可以呀！应当是一个上策。”

　　“有什么门路没有？”

　　“上海的慎昌洋行，老板是美国人，洋行曾经在美国注册，我和其老板吉利兰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

　　“那好，就委托你和慎昌联系一下，能否代办，取得美国注册的手续？”

　　郭琳爽请示了香港总部，总部复电说，“可以相机进行。”经过郭棣活的斡旋，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倒很热情，同意帮忙，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可是报告递上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经过再三催促，领事馆回答说：

　　“按照美国商业法规定，华商向美国注册，其总裁、司库都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亦须半数以上是美国人，有了上述条件方可办理注册手续。”

　　这样苛刻的条件，几乎等于把公司白送给美国人，令郭琳爽大吃一惊，但是眼看“租界”的形势危如累卵，找一个靠山，保住永安的大部分财产是燃眉之急，没有别的办法，几位高层人士磋商一下，认为只有取得美国的注册是一条路了，条件太苛刻，派代表和他们商谈一下吧。

　　经过反复磋商，由吉利兰出任上海永安公司总裁，郭乐任副总裁，一位美籍华人樊克令也任副总裁列郭乐之后。郭琳爽仍任总经理，财务正副司库由美籍华人李业棠、刘生初担任。吉利兰和樊克今成为永安公司的大股东（到一九四三年吉利兰拥有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股；樊克令拥有二万六千八百股）。各种手续办妥后，美国商业部才正式核准上海永安公司为美商注册企业。

　　永安公司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没有想到却由此种下祸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同一天，日军的大炮对准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军舰。片刻之间，打着太阳旗的皇军就占领了“租界”，由于永安公司换上“美国注册”的牌子，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

　　吉利兰、樊克令悄悄地溜走了，代之而来的是日本军阀的军管，派会计监督官松山来到永安公司，宣布：立即清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限一周内将公司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送交军管会。由此，郭琳爽总经理的权力已被剥夺，他想支取一元钱或下一个指示，必须报会计监督官松山批准。

　　紧接着，公司的业务也被“军管”起来。进货、销售、定价等等必须首先经过监督官批准。货仓的存货需要出库也必须经过监督官的同意。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熬煎，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松山成为永安公司的太上皇。

　　一九四二年年初，一个汉奸在南京路遇刺，大队的日军将南京路封锁，永安公司自然在内，日本兵拥进公司搜查，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几千匹布、几千箱肥皂却被“查”得不翼而飞。过了数日，春节将到，南京路上又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敌伪军警将永安公司一带封锁，郭琳爽及其夫人被软禁在永安新厦十五层楼里，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拉着他的手所说的话：

　　“孩子，你去上海挑的担子不轻呀！那块地皮的租期三十年，是我在文书上面签了字的，这三十年你一定要管好上海的永安公司，如果管不好，三十年后，连大楼带地皮都是人家的了！”

　　郭琳爽默默自言自语道：

　　“爸爸，您老的嘱咐，我一刻也不敢忘记，今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让这块土地改名换姓，再也不属于哈同的了！”

　　在郭琳爽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李律师竭尽全力斡旋，最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金成交。郭琳爽在他的一批助手，还有李律师的陪同下，驱车赴上海哈同洋行，在购买永安商场大楼及土地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的酒宴上，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道：

　　“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三十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郭琳爽连干三杯，兴奋异常，他虽然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借贷，但终于买下产权，实现了老一辈的夙愿。接着就是实施他重振永安的宏伟计划了。

　　他不仅决心要办好上海的永安公司，而且派出人员到南京、武汉去考察，摸一摸那里的情况，能否将永安公司扩充到内地去。他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辟建国货商场，这是战前早已计划好的事，被一声炮响，将计划化做泡影，至今该是好梦重圆了。

　　他亲自带领几个助手，设计装修的图纸，拟定进货计划。提出文具、箱包、教育、运动以及有关文化方面的商品，营业室要布置得富丽堂皇，进货范围要扩大。他说，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提高国货的质量，宣传使用国货，让国货在世界上为国争光，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国货商场办起来。

　　在郭琳爽实施他的宏伟计划的同时，已经搁置了八年多的唱戏爱好，又拣起来了。这时的郭琳爽精神信心倍增，满面红光，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唱广东戏，进入岭南大学农学系，他是校剧团的支柱，曾经演出过很多戏，如《荆轲刺秦王》、《山东响马》、《武松打虎》等等，他演戏极其认真，唱、做、念、打，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绝不马虎半点。他还喜欢演英雄人物，如荆轲、武松等等，进入角色极其逼真，有真情实感，演武松哭哥哥武大郎，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心里多少有了底。五月十八日，他和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

　　　　　前夜十点又半，大人由美来长途电话，已聆一切，辱

　　　承以侄等留沪，重烦关注，殷殷嘱侄等返港，一而再，再

　　　而三，以至于七番叮嘱，所为侄等安全计者至矣尽矣，感

　　　篆之私，至于涕零，当经由侄在电话中详为解释，惟急有

　　　未尽，爰再专函本达，幸垂察焉：

　　　　　（一）时局发展，前途本难逆料，惟公司纯为工商业之

　　　经营，与政治之演变及党派均无牵涉，持此纯真立场，谅

　　　无横逆之可乘。

　　　　　（二）目下时局严重，事务繁重，侄等尽力应付仍恐不

　　　周，设侄琳爽、棣活离沪，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

　　　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

　　　利，已先见其害，不惟环境尚未臻极劣，而公司等已先见

　　　瓦解，危机孰甚。

　　　　　（三）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

　　　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托侄等，则侄等为后辈

　　　者，平时以惶恐之心，犹虑有未遂，今战祸来临，侄等乃

　　　兼职避地，置公司等存亡安危于不顾，此宣诸长辈付托初

　　　衷，而临难苟免，罔顾责任，又岂侄等所应出此。侄等认

　　　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生命虽危，都非所计，以个

　　　人安危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况于兹世

　　　乱正殷，何处乐土，即离沪又岂能必其安全。

　　　　　（四）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

　　　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

　　　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

　　　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五）此间两公司（指永安公司和永安纱厂）诸同事俱

　　　深明大义，同喻斯理，并深知目前情形，应共同维护，用

　　　是俱能严守岗位，不轻离职。

　　郭琳灾作出不离沪的决定，使永安公司一大批高级职员的情绪，稳定下来，商场照常营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京路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到了半夜，机关枪声，冲锋号声，时时传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位司令官知道上海已守不住了，临逃走时，想捞一把，便把几家富商叫来，以派兵保护为名，要他们每家交五万块银元的“保护费”。永安公司很快将银元凑齐。秘书请示郭琳爽送不送？郭琳爽说道：

　　“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设法收兑，凑齐了就送去。”

　　司令部没有收到银元，等不及了，连连来电话催问，言词中不乏威胁的口吻，秘书又请示道：

　　“送不送？”

　　“慢，等一等再说。”郭琳爽回答。

　　秘书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日，郭琳爽吩咐：

　　“再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还在加紧收兑，马上就收齐了，问他们往哪里送？”

　　秘书拨通了电话，只听电话已接通，却没人来接，正要挂断，忽然冒出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你找谁？”

　　“找司令部主任副官。”

　　“司令部的人，昨天半夜坐船都上复兴岛了。”

　　“他们怎么不要银元就走了呢？”秘书迟疑地问道。

　　“这事我不知道，有事往复兴岛打电话吧，我是警卫团的，马上也要走了。”

　　“看来他们不要银元了？”秘书向郭琳爽请示道：“我们还往复兴岛打电话吗？”

　　“你说呢？”郭琳爽笑道：“他们顾不得银元了，已经跑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晨，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朝霞映红了大上海。一夜不断的炮声停止了，四周一片安静。郭琳爽一夜未曾合眼，刚刚有些睡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披起睡衣，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一角，探身朝外了望。马路上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只见人行道上，一排排穿灰布军装的战士，席地而坐，怀里抱着枪。

　　“快来看，解放军来了！”他招呼还没起床的夫人杜汉华。

　　杜汉华，广州真光中学肄业，婚后主持家务，温柔贤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几天来，日夜陪伴丈夫，寸步不离。昨天傍晚，与丈夫来到永安新厦，也是一夜未曾合眼，早晨炮声停止，刚入梦乡，被丈夫叫醒。

　　“解放军？”她揉着睡眼朝窗外观看道：“怎么，都坐在马路边上？”她也看到了这支从未见过的秋毫无犯的军队。

　　“是啊，”郭琳爽惊讶地说道：“真没想到解放军的纪律这样的好！”

　　就在郭琳爽夫妻交谈之时，永安公司几个青年店员找来两块红绸，缝做成一面红旗，顺着铁盘梯，爬上屋顶，把红旗插到最高层倚云阁顶端。

　　这是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胜利的红旗。

　　上午，欢庆解放的人群走上了大街，扭秧歌，打腰鼓，欢笑声响彻街道上空。入夜，欢庆的人们还在大街上游行，手拿火把，连成一条婉蜒伸展的长长火龙。欢呼雀跃的队伍仍在彻夜不停地行进，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放声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永安公司在解放的第三天就开门营业。

　　　　　　　　　　　　　 随着新时代的脚步走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新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遵循这一政策，永安公司的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的永安公司是销售高档商品的公司，洋酒、西装、呢绒、绸缎、首饰、家具和化妆品等等进口畅销货；新中国成立后，永安公司的销售量直线下降，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原来的老顾客不多了，对新顾客又缺少吸引力，就必然导致营业清淡，资金短缺，甚至出现亏损的局面。鉴于此等情况，郭琳爽陷入了沉思。按照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生意还是有得做的，但是没人来买货，怎么办？于是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这些办法试过以后，仍然起色不大。

　　可是新开张的上海日用百货公司，卖的是牙膏、牙刷、汗衫背心、毛巾被单、针头线脑之类的中低档商品，却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几乎踏破了门槛。

　　郭琳爽在旧社会经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赚了亿万财富，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处于困惑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知之甚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是，他派人找来了《资本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籍，有的内容他看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对于如何发展经济，搞好商业，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郭琳爽又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他在几十年经销生涯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物，遭受到多次打击，凭着他的智慧，总算熬过来了，这次又来个“三反”、“五反”，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上海市商业局公布了三百零三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属于保护对象，郭琳爽三个字列在其中。在商店里进行查帐、检举、揭发，召开控诉大会时，郭琳爽是公司中唯一例外，坐在总经理室“听”控诉大会的。他在总经理室听到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

　　“决不让五毒俱全的双皮老虎蒙混过关！”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些口号；犹如一枚枚炮弹把他轰得目瞪口呆。

　　三百零三户有工商界中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及民主建国会会员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编为六个组，集中在外滩二十号沙逊大楼（现和平饭店）里自我检查，互助互评。郭琳爽每天都到那里去“过关”。经过“批评帮助”、“端正态度”，补交了一笔税款，成为“基本守法户”，“三五反”运动前后两个多月，最后总算过关了。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空前活跃的景象。郭琳爽看到如此大好的形势，就毫不迟疑地大干起来。派出一批精干人马，分赴各地组织货源，大量购进热销商品，如奶粉、乐器、塑料制品、电器、医疗器械、西药、景德镇瓷器、电石、打火机、小五金等。郭琳爽亲自制定了一个在一九五三年做足一千亿生意的计划，赚取四十亿元利润，先在前三个季度赚二十亿，再在第四季度旺季补上二十亿。被人误传为“滚雪球计划”。

　　可是，到了一九五四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逐级传达下来，国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奔向社会主义的高潮。人们的思想都比较激进，做出了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穷”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不问商品质量和价格，“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公”优“私”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为此，打着私营旗号的永安公司就不那么景气了。当时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交完款后，一看发货票上盖着私营的公章，便不买了。这样一来，一九五四年的营业额只相当于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个有三十余年历史的大公司又陷入了困境。

　　在此紧急关头，国家对永安公司伸出了援助之手。国营百货公司和它签定了部分商品的批购合约，并特约专柜代销一些热销商品。一九五五年三月，永安公司又进一步扩大了经销、代销商品。柜台里、货架上到处用楷书字标明“经销”、“代销”商品的名字。在国营企业的帮助下，永安公司的买卖又好起来，摆脱了困窘的阴影，走上了兴旺之路。到了一九五六年，永安公司在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的运动中，又掀开了新篇章。

　　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天，郭琳爽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影响，对公司工会主席说：

　　“绒线业、棉布业已经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商业也可以公私合营了。我们公司也可以合营，前途乐观，我很高兴。”

　　“当前人人都奔向社会主义，我们永安公司不应当落后。”工会主席说。

　　“是的，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郭琳爽说道。

　　郭琳爽有这样的想法，是他看到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所致。

　　十一月二十一日，郭琳爽主持召开第十三届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永安公司申请公私合营的问题，经过一番议论，全体赞成申请合营，会议用了不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下达了批准文件，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是永安公司正式公私合营的大喜日子，南京路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一列列报喜、祝贺的队伍，在爆竹声中，从四面八方涌向永安公司，公、私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全体员工迎候在大门口，人人脸上泛着红光，向永安公司在百货业“一马当先”跨进社会主义表示祝贺。

　　永安公司摘下了老招牌，换上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大招牌。营业室灯光雪亮，柜台内外装饰一新，职工们个个喜笑颜开，为永安公司的新生欢欣鼓舞。

　　郭琳爽被任命为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总经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干部为公方代表，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郭琳爽宣读了一百五十二名科长、营业组长以上职务的干部名单。他又为一个新的永安公司忙碌起来。

　　在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准备联欢会的节目时，有的员工提议：

　　“总经理，公私合营是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又该唱广东戏了？”

　　“是的，是的，联欢会我怎么不能登台呢，不过我老了，我这副嗓子怕是唱不出什么好味儿，你们听了可得多包涵。”

　　联欢会是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六点不到，剧场内已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永安公司职工全部出席，百货业，工商界人士也不少，有的是来助兴，更多的是来一睹郭琳爽舞台上的风采。

　　郭琳爽由夫人杜汉华陪同来到化妆室，在化妆时他对夫人说道：

　　“汉华，今天粉墨登场，很高兴，正应了家乡的一句俗话：十六岁学手艺，六十岁学吹打。”

　　“老公有这份兴致，我也从心底里高兴。”汉华柔声细语地说道。

　　“哈哈，”郭琳爽笑道：“我是‘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汉华，你看，我原先是个大资本家，今天又成为社会主义商店的总经理，怎么不高兴呢？”

　　“老公，看来，上海解放时，你留下不走，这一步真就走对了。”

　　“是啊，”郭琳爽点点头道：“要不是棣活弟同我一起下了决心，哪会有今天。”

　　杜汉华端来一杯微温的白开水，给他润润嗓子，准备登场。

　　今天演的是粤剧折子戏《武松打虎》，锣鼓敲响以后，大幕徐徐拉开。台上出现一个英俊潇洒的武松形象，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唱腔醇厚圆润，特别是“打虎”一场，把一个浑身是胆的好汉演得英姿勃勃，维妙维肖。不知道的，以为是二十多岁年轻人演的，戏迷们可算过足了瘾，不少听不懂广东方言的观众，也被武松的英雄形象所感动。

　　“真想不到，演得这么好，到底是六十岁的人了，也真难为他了。”

　　“不露这一手还真不知道哩，了不起，多才多艺。”

　　感叹声、赞许声和雷呜般的掌声交织在一起。

　　戏演完了，观众久久还不愿离去，纷纷拥到后台把年轻的“武松”团团围住，有的要求他签名，有的要与他合影留念，忙得郭琳爽不知如何应付是好。这时急坏了夫人杜汉华，他知道老公已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演了半天武戏，应当休息了，他叫来副总经理保驾，将他拉出包围圈，脱身回到宅第。

　　郭琳爽今晚的精采演出是他一生中演得最好的一场。他自己满意，观众满意，杜汉华更满意。她回家躺到床上，面对丈夫说；

　　“老公，我看你越活越年轻了！”

　　“说得对，不是有个歌唱的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吗！”

　　杜汉华打了丈夫一拳说道：“真是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

　　两个人皆哈哈大笑起来。

　　　　　　　　　　　　 小心谨慎，终是在劫难逃

　　公私合营之后，郭琳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职多了，社会活动也多了，经常在外面奔波，虽然累点，倒也心情舒畅。

　　当然，自己主持了几十年的企业，在招牌上加了公私合营四个字，说心情舒畅，那是骗人的，但不管怎么说，是大势所趋，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而公司合营之后，确也出现蒸蒸日上的势态。永安公司着手建立和整顿了经营管理制度，原先的帐房间改为财会科，建立了财务、财产管理制度，更加合乎科学管理的要求。商品品种增加一倍以上，好多见不到的商品，如汕头乐器、广东拖鞋、常州梳蓖、苏州刺绣被面、杭州剪刀等顾客喜爱的东西又在柜台上出现了。邮售业务是永安公司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传统服务项目，将过去的邮售组，改为邮售服务部，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外地寄信购货、代配商品、代客装运、本市电话购货、送货上门等等业务。服务对象不分个人、机关、团体，邮售商品也不论多少、大小，不限地域远近，只要顾客所需，哪怕几只钓鱼钩、一件衬衣，都照样寄发。中断多时的代客加工业务恢复了，自做的糕点房又开炉了，男女服装、皮革制品、文具用品、木器家具、绒线编结、绸缎印染、瓷器印花等等，都可以委托加工定制。

　　永安公司变化的结果，营业额增加，费用水平下降，资金积累扩大，利润急骤增长。一九五六年年末，永安公司发放合营后的第一次股息，国内外的股东们喜笑颜开。

　　永安公司的公方副总经理是位通情达理的干部，业务上的工作，他从不干预，皆由总经理去处理。重大事务都尊重郭琳爽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逢年过节亲自登门拜访，偶尔也和他小酌一番。所以，郭琳爽感到他的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以放开手工作。有时他在人代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中肯的意见：

　　“我有一些看法供市商业局领导参考。目前，行业归口中原有的一些协作关系被打乱了，对这一点，我认为是要迅速加以改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关系割断，货堵其流，梗阻不通。举个例子说吧，一向供应我们体育用品的陈秉记运动器械厂，自从有关国营专业公司向我们了解这个厂的供销情况以后，就加重它的生产任务，可是我们到陈秉记却进不来货，向这个专业公司也要不来货。有些专业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批发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认为我们经营体育用品、水果、南货等商品是跨行业经营，似乎是违法的。致使我们商场里的顾客买不到体育用品、高档水果和甲级火腿。相反，我们去进货时，这些批发部门却把滞销商品硬性搭配给我们，供销社批发给我们平湖西瓜，硬要搭上低档的开封西瓜，这种做法，我们有意见，消费者也有意见。希望商业局领导管一管专业公司批发部门，请他们重视我们这家综合性零售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在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郭琳爽的意见提得具体恰当，市商业局领导很重视，遵照他的意见，将商业系统购销方面的疏漏，及时加以改进，使郭琳爽深深地感到他的人民代表没有白当，真正尽到了责任。

　　六十年代一个金色的秋天，云淡风清，碧空万里。德国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后，坐专机来上海参观、访问。特意来到永安公司与郭琳爽交谈道：

　　“总经理先生，能否谈一下合营后的体会和感想。”

　　“概括说吧，合营之后，货源更加充足，有宽裕的资金进行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信任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金，我个人认为，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

　　“很好，”富尔听后笑道：“你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里的职工没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没有固定的股息，营业不能肯定有盈余。我觉得你们的‘生意眼’比我们高明。”

　　“不对，富尔先生。”郭琳爽马上回答道：“这不只是‘生意眼’问题，这是由于两种制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亲身体会，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就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性。”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德语，富尔听了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

　　郭琳爽不仅接待过德国前总理富尔，而且接待过日本、英国、瑞士和非洲一些访华团，他都向他们谈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的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外国友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经理，纷纷和他合影留念。

　　郭琳爽在工作之余，除了爱唱粤剧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养鸡。他在后园中辟出一块地，盖上鸡舍，四周圈上杖子。饲养澳洲黑、河岛红、考克斯和白来亨等几只洋种鸡。鸡圈里，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各种洋鸡，在戏嬉，使后园平添无限乐趣。郭琳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晚常常来到后园，观看他的洋鸡，亲手撒一把玉米、白菜叶，听听它们喔喔喔、咕咕咕的啼叫声，他感到十分高兴。有时他会蹲下身到鸡窝里去摸蛋，摸出一只蛋，拿在手心里，仔细看看，随即满面笑容，宠辱皆忘。有时，他还将他的最好的朋友引到后国观看他的洋鸡群，人们对上海鼎鼎大名的永安公司大老板还有此项雅兴，惊讶不已。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向老父亲请安，同好友聚会。他还邀请他们回到内地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郭琳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步履轻健，身板硬朗，香港的很多朋友，见了都说郭老板这几年不但不见老，而且越活越年轻了。

　　一九六五年，郭琳爽又前往香港给老爹祝寿。这一年内地发生了不少令人惊异的大事，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祝寿宴结束时，老父郭泉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

　　“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在家中畅饮之后，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广东戏，虽多年不唱，嗓音有些沙哑，但仍旧一板一眼，感情饱满。女儿们为老父有如此好的兴致感到高兴。可是，没想到，10月27日深夜，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家人连忙送他到华山医院，在病历卡上填上了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医生立即抢救，诊断是心肌梗塞。眼看病情危急，跟在一旁的家人悄声对医生说道：

　　“他就是郭琳爽呀，赶快救救他吧！”

　　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之后，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八岁。

　　郭琳爽的丧葬仪式很简单。在香港的女儿老四来上海主持丧事，上海第十百货商店（永安公司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商场，后又改为十百）革委会拟了个简单的悼词，送上去审查，其中有一句用了“爱国的”三个字被删掉了，家属只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母亲杜汉华接去香港，总算得到了批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夫人杜汉华回香港后，精神不振，思念夫婿得了风瘫症。每到中秋佳节她总是念叨着：

　　“我就是喜欢吃上海永安公司的月饼。”凡是老上海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自设饼房制作的广式月饼是很有特色的。

　　八十年代之后，永安财团已是由郭氏家族第三代掌管。郭琳爽排行第九的儿子郭志楷多次返回上海投资设厂。到淮海路上他父亲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缅怀其父母养育之恩之余，决定拆掉旧屋，重建新厦。如今，行人老远就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一座二十五层豪华大楼。高七十五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为商贸、居住两用高级公寓，取名为启华大厦。是在郭启棠、杜汉华两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寄托了郭氏第三代对父母双亲的思念。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永安财团在大陆沿海一带大量投资，其中一项是对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原永安公司）进行改建。他们派来工程队，精心设计、刻意加工。商场地坪全部改为大理石，里里外外的霓虹灯全由新颖别致的彩色灯箱取代。橱窗、柜台都用不锈钢、铝合金装饰。如今改名为“华联商厦”，又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店。上了岁数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华联商厦的前身就是永安商厦，郭氏家族老一辈人为创建它历尽千辛万苦，后辈人为改建它又出了一把力，使它面貌一新。郭琳爽在冥冥中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洪宏） 刘鸿生和中国火柴业 --------------------------------------------------------------------------------

　　刘鸿生（一八八八—一九五六），浙江定海县人。一九０五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０六年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靠自身的聪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为百万富翁，名声鹊起，又十年间，投资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元，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七十余家，成为“煤碳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企业资产总估值为人民币二千万元。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

　　这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鸿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所写的“铭”文。

　　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中肯的。

　　刘鸿生的这种为人，特别是致富之道，对今人来说也是甚有借鉴之处的，认真汲取，大有神益。

　　为此，本文试图就刘鸿生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及他所创办的几项重大企业着眼，综述一下他的经营手段与主要特点，以飨读者。

　　　　　　　　　　　　　 善察彀要，巧投良机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定海明清时均属宁波府治，故称宁波人，时称“甬人”。因据地理优势，又积丝绸之利，商业活动出现得最早，并渐次演成鼎盛之势。到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不仅与沿海各省及内地，就连日本与南洋各国亦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甚至与西亚数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迢迢地发生了贸易关系。真个是商贾云集，辐揍交错，经久不衰，也就经久不息地大大地增长着宁波人从商的经验与本领，外人公认称道，他们也怡然自诩：“甬人善贾”。刘家亦在其例。

　　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继承祖业，努力经商，却始终处于中平状态。中年时迁居上海，在上海宝善街开办了一家戏院，叫“丹桂茶园”，收益颇丰。但却日夜郁郁于心：有违父训，不但没有光大父业，而且连守成也还不及！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儿子刘贤喜，人虽不失精明，又长于理财，却不善于生财，使得他不时地摇头浩叹：“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为人佣，而不能佣人。”须知，为人佣者，虽显要而至总管，那总是佣仆哇！后来，他这个名贤喜、字克安、号崧珊的儿子果然一世为佣：做了多年的账房先生。虽是在官办的“招商局”的轮船上供职，但当时的轮船几乎是“买办”的私产，仍为“人佣”，且收入只能维系一家数口的衣食。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刘鸿生出生了。据传，初生时，曾红光满室，禽鹤齐鸣，算命的说，此子鸿运非凡；相面的说，是儿天庭饱满，两国蕴神，福运不浅，聪慧不群。维忠公曾失望于子，寄愿于孙，可这个“非凡”而又“不群”的孙子出生时，他已是无法看到了。而到了刘鸿生只有虚龄七岁时（公元一八九四年），刘贤喜也撒手人寰，抛下妻儿，中年早逝了。

　　刘贤喜为人精明而又宽和，是个理财能手，如前所说却不善于为己生财，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帐房，特别是做到了往来于上海、温州间客轮的总账房，是广有生财之道的。可他却自矜身分，自洁素行，不图污利，结果，往往一年总收入，还不如一个地位最低的“茶房”（船上的临时雇员，相当于现代的服务员）。因而，他活着的时候，家道因其佣金颇丰，尚可维持个小康，他这一死，断了收入，又无丰厚的积蓄，一家数口，立即陷入了困境。

　　因为后文也要涉及到刘鸿生与招商局的一些重大关目，所以，这里费些笔墨对招商局作一概要介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兴起了“洋务运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洋务派首要人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行文委派，犹今之公文属托）经办糟粮的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设办“轮船招商局”。准其领借官款制钱二十万串（每“串”制钱一千文，二十万串，当时折银十二万三千余两）并招徐商股，购买外轮三艘，同时兴建码头、栈房等，开始营运。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设“轮船招商总局”于上海，紧接着陆续在沿海、沿江各埠及日本、南洋等地设分局十九处。同治十三年五月改组，委信和洋行（英商企业）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规定资本为一百万两，广向民商招股，于光绪七年（1881）招足。次年，又招股银一百万两，规模扩大，经营沿海与长江航线的大量运输业务，并以二百二十万两规元（“规元”与后文所涉及的“规银”，均为当时货币流通的一种形式，属“虚银两”，均为记帐单位，是价值符号。是私人或政府约定或规定的标准价值，有实值无实银，后文不再重叙。）购下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码头、栈房等全部资产。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二次改组，以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至光绪二十年已拥有江海轮船二十六只，总吨位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吨，沿海、沿江设了大量的码头、栈房，并备有相当数量的趸船。简称招商局，是清末创办最早、运输能力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也是洋务派所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近代的资本主义民用企业。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兴办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资本兴办民用企业。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又改为官商合办，由官、商双方订立合同，各认股分，共同管理，按股分比例分配盈利或负责亏损。民国时仍保留，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期间，仍叫招商局。每艘船只均委托一个“买办”经营，形式有些类似今日的承包，但由于当时官府腐败，又裙带关系密结，渐次几乎成了买办的私产。

　　再说刘家唯一的顶梁柱折了，立即断了经济来源，三四个孩子，最大的鸿生方只虚七岁，刘夫人没有被困倒，而是强抑悲痛，挺直身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儿女养大，并供长子刘鸿生上了大学，其困难情形可想而知。正如时人所说：家里的银箱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而刘鸿生又因意外的不幸，中途辍学，从此，一个一无所有的尚不到二十岁的缀学青年，走上社会。他全靠自身的精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了百万富翁，三十岁时便名声鹊起，震动了上海滩，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商；再经十年，他已拥有资金折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七十多家，仅总投资额即达五百多万元，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几乎成了大托拉斯，先后享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的称号，名动全国，成了全国少数的几大资本家之一。

　　刘鸿生惟一优于他人的是他的自身条件：生得高大健壮，为人沉稳有礼，聪敏好学。他极善于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全副精力地投入，只要与事有益，不计巨细，不辞劳苦；于事无补，或不相关的，绝不靡费一丝一毫，于金钱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精力与金钱都用在刀刃上，绝不做无益无谓的支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刘鸿生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认准人际的彀要与经营的彀，要相应地投准良机。

　　　　　　　　　　　　　　　 巧授谢培德

　　刘鸿生是一九０六年秋，在读大学二年时缀学的，此时，正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政治上，清廷已在搞“预备立宪”，并于前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因而，经济上也更受制于外国了。这在上海这个开放得最早、外商最多、租界最广、号称十里洋场的大埠，自是反映得最敏锐，也最典型。刚刚年满十八岁，初离校门的刘鸿生直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把谋生的着眼点，放在了租界。初时，不得已暂就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教员，教授巡捕的上海官话，月薪四十元，骑马找马，他很快打听到了一个新缺：由洋人控制的租界司法机关“会审公廨”（相当于现代的法庭）要用一名翻译，月薪八十元。不但薪水可翻番，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触商界的机会，刘鸿生决定把它做为第二块跳板，谋取到手，可谈何容易？这样的位置，说不定有多少专学英语的人在谋求咧。善察彀要的刘鸿声，很快就掌握了个中彀要：能否被录用，关键在一个叫谢培德的总翻译身上。他也就很快地掌握了谢培德的特点：这个人只有三十六七岁，鹰眼、尖腮，奸狡、诡诈而又阴沉，手段灵活，社交广泛。刘鸿生专等了一个单独相对的时机，求见了这个总翻译，恭谨有度，使用英语，未求职先求人，投中谢培德所好，果被录用。又经过短短几个月，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两眼茫茫，怎样才得入此捷径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灵彀大开。

　　　　　　　　　　　　　　　 巧借周仰山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旧案重题，说起当年“会审公廨”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两次“四明公所案”的旧话，使刘鸿生心里一亮：门路来了！原来，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或“宁波同乡会”，是同乡相关照的帮会。宁波府所属的几个县，如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镇海、宁海、象山等在上海聚集的最多，实力也最强，旅沪宁波人同乡会居全国乡帮之首，而成大气候，发大财的人也最多，如叶澄衷、周仰山、朱葆三、虞洽卿等著名大资本家皆是。如蒋介石所说“善贾的阿拉甬人”。善贾而又十分重乡情的宁波人，在前面提到的两次“四明公所案”中，凭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团结起来与法租界展开了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弄得法国人焦头烂额，虽是在由洋人控制、偏袒法国人的“公堂”上，据理不让，多方斗争，两次均以法国人无奈妥协，宁波人胜利而结案，传为一时佳话。宁波帮声望与势力日隆，也就愈重乡情了。

　　对于这两次公案，刘鸿生虽未身经，却也有耳闻。如今，一经提起，当即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原来，此时担任旅沪宁波人同乡会会长的，正是周仰山。这周仰山可谓财大气粗，声名显要，且与洋商关系非凡，正是借重的好人选。周仰山与刘鸿生的父亲刘贤喜，一来是同乡，二来刘贤喜为人精明、恭谨，相交也算不薄，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周仰山一面，此时相求，多半会有所帮助的。想虽如此想，但刘鸿生却没有草率地急欲求成，而是先弄清底细，再订实施计划。因为其父刘贤喜是靠乡情和人缘与周仰山结识的，论经济地位，那是项背难望的。而且，刘贤喜生时两家尚算不得通家之好，如今已死去十多年，更断了十多年往来。本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知还有无那点儿旧情？写信去求吗，也很可能出于同乡之谊，为他略作安置，但“略”而已，绝不会符合刘鸿生的愿望；登门造访吗，一来是没钱置办相应的礼物，二来是如此显贵的忙人，知几时才会得个单独召见的机会、又怎赶得巧正是心平气和之机？于是，刘鸿生便当即下功夫深入了解周仰山的为人与现状。刘鸿生只要一下功夫，便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而且把握得准的。很快，能通过的各种途径都通过了，再经综合分析，认定周仰山是个有胆有识、宽和大量的人，如今财气一大，地位一高，更是重声誉，讲体面，喜欢奖掖后辈中有出息的人。这就再好不过了。经过一天的准备，刘鸿生给周仰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叩安问好，执通家子侄之礼，说幼时良好印象，谈父亲在日无时不由衷赞叹周伯的为人，要鸿生终身视为表率，如今父逝虽久，言犹在耳之类，概不及请其提携之语。这头一封信，不是寄出，是托一地位不低、声誉颇好的同乡入周府办事，面呈的。刘鸿生自信，那同乡对他的印象颇佳，会代他说的，起码引起周仰山对此信的重视，不致于因为忙或无关紧要而不及时看或不细看。

　　果然，效果很好，不久，周仰山回了信，虽短，却也有情，夸奖并约请了刘鸿生。刘鸿生紧接着写了第二封信，除礼节问候外，又提说乃父生时曾一再听嘱以周伯为至亲；临终又嘱咐要于为人方面多听周伯教诲。这些都真挚而又恰当地投合了周仰山的性情，没有几天，周仰山便乘便偷闲亲自到刘家来了。凭对周仰山的了解和自信，这是在刘鸿生的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已。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见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刘家提前用罢了晚饭，精心地整理了室容，刘鸿生便早早地恭候在门外了。

　　来了，周仰山乘坐是当时首先在上海刚刚兴起的四轮马车，铜饰彩绘，很是考究，却高车简从，只随了个跟班。待车停后，帷子一掀，刘鸿生便轻快地抢前一步，满面殷切与喜悦地深鞠一躬，恭肃地说：

　　“小侄恭问周老伯安好！”

　　周仰山身材虽然不高，却很健朗，跨步有力地来到刘鸿生面前，拉住刘鸿生的手，令其直起身来。这一直身，反令中等身材的周仰山须仰视了。对此，刘鸿生早在所备，在直身时，双膝顺势向下屈去。周仰山扳着他的肩膀，仔细端详，喜色溢于言表，连声道：

　　“好！好！高高大大，英英伟伟，好相貌，好气度，克安有后，克安有后哇！”

　　刘鸿生垂手端肃地说：

　　“多谢夸奖！周伯挂念小侄已是感谢，今又屈尊光降……”

　　周仰山一挥手，呵呵地笑着说：

　　“自家人嘛，莫客气！……来得迟了许久了嘛！”

　　待入室坐定，刘鸿生却仍垂手站立，做得如前般甚为得体，显得不卑不拘，出于至诚。看到刘鸿生如此仪表堂堂，执礼如仪，本已甚有好感的周仰山更为高兴，亲切地笑着，以手示意：

　　“坐嘛！坐嘛！我跟你们父亲交同莫逆，不是外人，何必拘礼？”

　　刘鸿生恭谨地回说：

　　“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却不就坐。

　　周仰山也不相强，却益喜欢，亲切地问起了刘鸿生的近况，刘鸿生知时机已然成熟，便微微一皱眉，回答说：

　　“小侄有失老伯厚爱，在会审公廨当了一名翻译，虽说银钿不算少，可那种地方……

　　话至此，有意顿了下来，同时面呈难色。

　　周仰山听了，连连点头说：

　　“是呀！是呀！这碗饭终究是呒啥事呷头的。你该晓得伐？那个啥子会审公廨是专门坑整我泥华人的！哼，倒是我伲宁波人不好欺侮得，单说光绪三十二年那桩子事，不是我伲宁波人硬朗，史晓得要呷多大的亏哟！”

　　刘鸿生面现敬佩与向往地说：

　　“小侄晓得！小怪晓得！我伲宁波人这大的事，小侄怎会？铭记在心？如今实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暂时栖身罢了，岂能在彼久混？”

　　周仰山益发满意，拈须笑道：

　　“好办！好办！听说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出了个跑街的缺，差事虽算不得上等，却体面，清雅，凭你的才智，是大有可为的！这跑街的月薪是一百元，额外呐，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八钱四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你的本事了。我看是不错的，你以为如何？”

　　刘鸿生越听心头越是欢喜，面上却不显露，只是毕恭毕敬地微一点头。

　　周仰山又接着说道；

　　“那煤矿是英国人的买卖，上海办事处的经理也是个英国人，叫考尔德，讲一口流利的、略带些苏州味的上海话，和我是很熟的，你既愿意，明朝我就引你去，亲自为你求取这分差事。”

　　刘鸿生见事已成熟，目的已达，真是喜出望外，端肃地倒身下拜，口中感激地说道

　　“多谢老伯如此提携与栽培！小侄先代亡父谢过！老伯大德，小侄终身铭于五内，也一定不负老伯厚望！”

　　至此，刘鸿生巧握起周仰山这块得力的敲门砖，敲开了通往发财致富的大门。后来也一直不忘此恩，年年探望并送一份厚礼给周仰山。

　　　　　　　　　　　　　　　 巧顺考尔德

　　当时，周仰山的名头很响，加以与英商经理考尔德颇熟，而刘鸿生又仪表不俗，英语流利，善投人意，谈吐得体，是以事情一说即成。话间，考尔德数度唤着刘鸿生在教会大学取的英文名字“O．S”叫好，对刘鸿生印象极佳，临分手时，更拍着刘鸿生的肩膀说：

　　“阿拉喜欢依，阿拉喜欢依！依若喜欢，明朝上班好啦！”

　　“跑街”，是商业行业的“外事人员”，要推销，要催帐，要兼做对外联络，实际上就接近于现代的推销员与公关人员。这样的一分差事，对于年仅二十岁的刘鸿生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则，凭他的才智，机变，灵活，善于迅速察查机彀，是完全胜任的；反过来，是一种对他锻炼与增长才干的机遇。二则，这正是实现他那借助外商以求发达的最适宜的阶梯。一接手的几宗买卖，就显出了他非凡的公关本领。没过多久，经理考尔德不只充分信任了他，而且完全依赖了他。除了真实本事之外，刘鸿生还靠的是一“顺”，二“驾”。

　　对考尔德的基本特点，刘鸿生在上工前，即从周仰山处摸了个清楚，见面后，特别是办了一两件事，刘鸿生凭锐敏的洞察力更进一步地得到了证实，那就是这个因一头黄发被私下里称做“黄毛子”的考尔德是个十足的洋纨绔，自是骄横自恃，淫逸挥霍，嗜酒如命，好色无度，对职务只是敷衍了事。掌握了这个特点，刘鸿生就处处顺着他，不露痕迹却又恰到好处，恰值其需地为他送上些他正需要、正喜欢的酒，或假托，或“代买”些时新名酒。花钱不多（因为公平地说起来，考尔德在钱财上并不贪，而且往往很慷慨）效果却很好。在“酒”上，刘鸿生可以说“顺”得十分得体；在“色”上，初时却使刘鸿生感到十分为难。上工没几天，就发生了这种事。

　　一天，已是下班了，室内只剩下了刘鸿生与考尔德两个人。考尔德一边理着他那漂亮的西服，一面走近刘鸿生诡秘地微笑着，轻轻地叫着刘鸿生的英文名字说：

　　“O．S，陪我到会乐里去白相白相好伐？”

　　刘鸿生听了，心下一突，会乐里？这地方很陌生，但听说是听说过的，与长三堂子等处，是上海出了名的烟花场。虽说，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特别是在上海，有闲人逛逛妓院是不足为怪的，可刘鸿生出身于正经人家，自幼受母亲良好教育，读书时又一向以品学兼优称著，这刚一踏进社会，就去那种场所，莫说传闻出去有失身价与风雅，就是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刚欲婉言拒绝，又当即联想到考尔德的为人，强自顺从地点了点头。

　　刘鸿生是向不为无谓之事的，可事关大计，他只好权从，接着，又陪黄毛去了几次。

　　“顺”，使考尔德又赏识又喜欢，对刘鸿生显得格外亲近。刘鸿生就凭此基础，大展其才了。按说，跑街销煤是只管洽妥用户，定好数额就回报经理的。刘鸿生初时也是如程依序，渐渐地今日“代劳”、明日“不敢有烦”。买卖做得顺当利落，考尔德又乐得清闲，又难得放心，就几乎是“委以全权”了。如此下去，本来对业务就马马虎虎的考尔德就益发荒疏了，往往一些业务细节还得询问刘鸿生了。仅几个月时间考尔德这个经理在业务上就基本上被驾空，而实际左右业务的却变成了一个普通跑街刘鸿生了。

　　被驾空的考尔德是越来越清闲了，可刘鸿生却时刻没有放松，而且越来越加劲，精力集中在业务上，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哪怕一个细节，也不辞劳苦必欲弄清。他销煤，就一个心眼儿用在“煤”和“销”上，他不但仔细观察，而且买了些相应的有关煤的书籍；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用了心，下了功夫，使开平煤在上海的销量日增，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不仅使刘鸿生的收益显著增加，而且使黄毛考尔德更受其益，他的所得要较刘鸿生大得多，而办事处在公司的声望自然也更高了，不用自己费力操心，全凭一个跑街，便几月间获此显著成效，考尔德岂能不格外高兴，又岂能不对刘鸿生格外器重？

　　刘鸿生却意不止此。对考尔德表面上虽十分恭顺，内心里对其为人与能力却大大地不以为然，考尔德不过是他通往发达的又一个梯子而已。他深知受益更大的公司对上海这个理想的市场上的销量剧增绝不会不格外留心，总有一天会过问的。他为此又进一步下功夫奔走用心，勤摸细察，总结出一整套增销的办法，待机而售。

　　这一天机会来了，黄毛酒足饭饱又玩得痛快，心情正好，恰又值无人在侧，刘鸿生便乘此机与黄毛做了一番业务长谈。他先郑重地说：

　　“考尔德先生，多谢您了！几个月间在您的指点下，我学会了不少东西，也受到您不少关顾！”

　　考尔德开心地大笑：

　　“好说！好说！O．S，你是个有心人，好材料，这个，这个……”

　　考尔德的上海话虽好，可终究是老外，遇到“可造之材”一类的雅语却往往卡壳。

　　即便是一般谈话，刘鸿生也是“顺”着这位洋经理的，他英语虽好，为了显出考尔德上海话的水平，他尽量不用英语，而且上海话中也尽量带些苏州味儿。可一到考尔德上海话卡壳，他就不着痕迹地接一句英语，巧妙地代为掩饰，这次也是这样，他又及时地接了句英语，而后说：

　　“就算可造吧，也总得有人造就才行，以往靠先生，今后还得仰仗先生啊！”

　　逊谢了几句，又接着说：

　　“为报答先生，为增加您的收入，提高您在公司的地位，我又想了些办法去增加销量，不知可不可行？”

　　考尔德听了眉开眼笑，连连催促“快讲”。

　　刘鸿生见考尔德已全神贯注，便条理分明地亮出了他思虑成熟的一整套方案。据有关文章记述，方案是这样的：

　　一、设法保住老户头，不断开发新户头。办法是勤跑勤访，保持密切联系，多给老户头些方便，逢年过节再送点礼，加深感情，巩固关系。其中绝不可忽略的关键人物，就是烧炉的师傅，别看是工人，可他说句烧谁的煤好，可有着挺大的作用，而且同行多朋友，还可藉此开辟新户。

　　二、按质论价，坚守信用。现今市场上卖的都是统煤，好坏相混，一样论价，用户也很不方便。如今若把块煤与屑煤分开，分等出售，按质论价，虽费点事，却给用户很大方便，各取所需，销路必然大开，再用中国一句老话“童叟无欺”，绝不以次充好，回头客必多。

　　三、及时供应。勤动脑勤跑腿勤访勤问，抓住一些用户用煤时间，及时主动送达，真正将用户看成衣食父母，依实需做出计划，确保不积压，不脱销。

　　七十年前，一个刚离校门才工作几个月的二十岁的青年能于纷杂的、竞争激烈的销售中制订出如此周密而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是难能可贵，倘不独具慧眼，独秉慧心，又肯下功夫，是绝不会洞察这些市场彀要的。仅分等论价一项就非同凡响。当时，煤炭尚属实际使用不久，统煤销售被视为当然，而居民与一些小炉号多用煤粉，却不得不用高价一并买大块煤；反之，一些专需块煤的用户，也得购进需量甚少的煤粉，又均不能丢弃，实是有些伤脑筋。可这种现象一是为时尚不长久，二是卖的人没经此切身困扰，根本没有想到，偏偏有心的刘鸿生察到了，想到了，当即使销量激增。

　　他尚有更大更好的方案已孕育在胸咧，只是黄毛这一级尚不配亮出而已。他算准了，时机不久就会到来的。

　　果然，销量激增的结果，震动了开平公司的大班（相当于现代的总经理一职），他不信黄毛有这种本事，自然要过问，黄毛也不负刘鸿生，乘机为之请功。大班来电，正式招见了。

　　刘鸿生等的就是这一天。在黄毛兴冲冲地告诉他，已为他请功之后，刘鸿生就用心探访大班的为人与嗜好，且均不着痕迹。比如说，一次乘考尔德喝得面红耳热，兴味正浓时，刘鸿生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大班的身上，考尔德乘着酒劲儿，哈哈大笑着说：

　　“他嘛，别看是我们英国的绅士！喏，可也酷好这杯中之物咧！到了你们中国以后，更酷爱起了你们的状元红、女儿红，常不惜重金从你们的苏州购运新出土的呢！还加了个嗜好：好茶、茶酒酷好的结果，连茶具、酒具也爱成了癖！不像我，酒好就行！”

　　　　　　　　　　　　　　　 智服司脱诺

　　一九０九年深秋，刘鸿生奉召北赴天津，直接面见了英商、开平矿务总公司的大班司脱诺。略一寒暄，刘鸿生便摆出随身携带的几样礼物，说：

　　“匆不及备，几样土产，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接着，一样一样地介绍说：

　　“这套茶具，是陶都宜兴新烧的，用来泡茶，保温，不走味，还有助清醇；这套酒具，是瓷都景德的特产，请您细看：其白胜雪，其薄似纸，其声如馨，用来盛酒，高雅，轻便，还可助兴味；这里是精选的二斤好茶，碧罗春，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一样一样地听来，司脱诺已是兴味愈深，加以刘鸿生的恳切神态，得体的风度，简赅的语言，更使司脱诺备感亲切，以至食指大动，刚刚开口称道，不料刘鸿生又缓缓地说：

　　“尚有一宗薄礼，因携带不便，放存在店内，明日再奉上。先生可晓得乾隆爷六下江南最喜欢的名酒吧？”

　　其实他早就晓得司脱诺知道，而且酷好，只不过卖个关子而已。

　　果然，司脱诺听了兴味更高地叫道：

　　“状元红！状元红！好酒，好酒！又温和又醇厚，你们江南的宝物，你们中国的骄傲！”

　　几欲垂涎。

　　刘鸿生面呈惋惜地道：

　　“可惜，路途不便，只带得两箱！”

　　“两箱？两箱已经够多够多了！”

　　说话间，两个已似成了相交多年的朋友。

　　司脱诺盛赞了刘鸿生一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接着摊开了这次召见的正题：公司鉴于上海的销路大开与市场潜力，决定设一个售品处，作为开平煤在上海的销售机构，拟聘刘鸿生为经理。销路要进一步扩展到整个长江下游，不仅上海，还要扩大到苏州、无锡、宜兴、常州、镇江、南京、江阴、浦口等地，除外商企业用煤外，统划为售品处的销售范围。

　　这种经理，时俗称“买办”，不但薪金甚高，而且社会地位也高，多少人，包括刘鸿生在内，梦寐以求而不得，孰料今日竟一步到位！刘鸿生的内心自是狂喜不已。可是，以他的精明，深知在这个巨富的英国绅士面前绝不可失态，一个“拟”字是留有余地的，须知他如今才只二十一岁，从业时间又短，倘一个失措，必致功败垂成。所以，他强抑住内心的情绪，表面上淡淡但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说：

　　“先生如此信任与器重，鸿生无任感激！倘得实属，定当竭尽全力以报。只是，有几件事，尚须向先生讨教。”

　　司脱诺点头道；

　　“请讲，别客气！”

　　刘鸿生略作思索，便将此行前业已熟拟于胸的扩大销售的方案说了出来：一、需在上海沿江地带购置一块适宜地皮，以做为建造开平码头与货栈之用，有了储备，方能保证及时供应及稳定价格。二、设立煤炭化验室，将煤炭的各种成分化验成单，交给用户，便于按需订货。三、设一锅炉实验室，上海现用锅炉普遍陈旧、落后，倘能帮助用户检查、改进，必可招徕大量用户。

　　看得深刻、准确，计划得周到深远，不由得经商多年富于此道的司脱诺不心悦诚服，当即高兴地连连称道，极度欣赏地连连点头，并站起身走到刘鸿生身边拍着刘鸿生的肩膀说：

　　“好，好！刘先生果比人们称道的还精明！就这么定了，刘先生如果没有异议，咱们就签订一个三十年的由你独家经营的合同！”

　　合同很快就签订了：佣金仍按每吨八钱四分银子计算；每年结帐一次，扣除售品处各种开支外，全部盈余由公司与售品处五五分成；建码头等费用由公司当即拨给；刘鸿生享有售品处的人事、劳资及各项费用开支的全权，总公司定期派员检查。

　　刘鸿生来津前所拟就的三项扩大的方案，原本是想在取得司脱诺好感后作为重大献策以巩固在上海的销售地位，相机提高一下位置的，根本没想到会成为开平在上海第一号买办，这回可真要像司脱诺所说“发大财了”！

　　　　　　　　　　　　　　 一眼看准大财路

　　凭着才智获得了机遇。才智可贵，机遇难得，有了机遇，就唯有不畏艰辛发挥才智，付出努力，才会成功。刘鸿生年纪虽甚轻，经商虽甚短，却深知机遇难得，抓住机遇牢牢不放。回到上海，当即将在火车上思虑成熟的方案全力以赴付诸实施，更幸年轻体壮，精力充沛，又善于通盘谋划，举措得当，很快，售品处的办事机构完善了，煤炭化验室、锅炉技术室、码头货栈相继以最快的速度落成了，并聘请两位专家，规划好了销售布局，较与司脱诺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大截，投入了运营。可这一大截时间，刘鸿生是凭着夜以继日、马不停蹄赢得的，经常是昼夜不息，有时通宵不睡，真正地废寝忘食。

　　大局粗定，略一能放开手，刘鸿生就迅速地展开了销售攻势，一举占领了沪宁线各个城镇的市场，在这富庶的一带打开了销路。采取的是薄利多销、多补佣金、大小用户一视同仁的办法，虽初时所赚不多，可却靠此站住了脚跟，刘鸿生望着那港汊河湾里载煤而去的大小船只，欣慰地说：

　　“就算是赔点儿，能占领这块市场，也是划算的！”

　　一天，刘鸿生带着弟弟吉生到宜兴去开辟销路，于偶然一瞥间，触动了灵机。原来，这座著名的陶都宜兴，陶窑比比，烧窑用柴，几百年来已是天经地义，谁也没曾联想到近几十年才出世的煤。可刘鸿生却一眼看准了，说给弟弟，吉生却担心窑主们习惯了用柴，未必肯接受。刘鸿生当机立断，马上办了两桌酒席，请来当地十几位有影响的窑主。即时便声称要送给大家一条财路，因而客人来得很踊跃。可是，一听说要改柴为煤，几百年的保守经验又使这些客人摇头了。刘鸿生生动而精辟地分析了煤优于柴的三大要点：一、煤的火力要强于柴数倍，而相对费用要低于柴数倍；二、煤的体积小，不易自燃与破损，又易于运输与保管；三、眼见得柴由于砍多于生，日见减少，越少价格会越昂贵，一旦柴源枯竭，岂不措手不及？

　　言之成理，听来可信，可是大多数窑主仍持游移。

　　刘鸿生早已成竹在胸，知这样只凭说很难奏效，就亮出了一个早已思谋好的方案：由他出资建立十几座烧煤的陶窑与石灰窑，供窑主们使用，他派技术人员指导。如果失败了，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绝不向窑主们索要一文；如果成功了，窑主们只承担大部分费用，条件是必须用他的煤，他也凭信用保证用煤质量。

　　如此便宜的事谁个不为？于是窑主们纷纷与刘鸿生举杯盟约。

　　回去的路上，刘吉生很担心，觉得一旦失败了，这可是几万元的大损失呀，刘鸿生却自信地笑着说：

　　“都是燃料嘛，煤又大优于柴，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总会对路的！再说不舍本，怎求利，放心，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来的！”

　　很快地打通了相应的关节，刘鸿生特携锅炉专家金芝轩带领十几名工友同行，在宜兴日夜奋战，很快地建起十几座新窑，试烧结果十分成功，窑主们自是喜出望外，甘愿实践约言，并在刘鸿生的提请下，招收一大批柴民为烧窑工，柴民们收入固定而且高了，也较打柴少了些辛苦，原本的恐惧也自然消失了，而且出于感激，也鼓吹烧用开平煤，一下子赢得了大数量、大批量的用户，销路大开，而且声望日隆，信誉日增。刘鸿生又迅即采取了几大措施，不但在上海增设煤号，而且在长江整个下游各城镇设分号，建码头，并延伸至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农村，改农村几千年烧柴为烧煤，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几年前，开平煤在上海销量甚微，别的城镇更是空白，如今不但在上海的数量剧增，沿江各城乡，销售总量也极为可观。由以往的默默无闻，一举而跃居煤炭销售首位，使同业无法望其项背。

　　　　　　　　　　　　 投准一次世界大战的良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刘鸿生当即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首先是英籍职员必然大批回国，其次是英国在华的轮船也必大批回国，更重要的是列强们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国内民族工业必因此而大发展，用煤量自然也会大增。针对这三点，他抢先行动，一是向总公司提出要求，请得长江下游外商的销煤权，英籍职员果然很快地撤了，这一大宗销售权又归了刘鸿生。

　　二是英船撤离前，就预先与有关船商订了运输合同，英轮一撤，公司大量煤炭堆积在秦皇岛，急得司脱诺团团转。刘鸿生相机提出自运，并乘此压了煤价，而运费虽迅速上涨，船主也只能按原合同收，如此两下里一煞，刘鸿生就大赚了。在秦皇岛交货，每吨煤价约白银六两，每吨运费约为白银三两多不到四两，这样运到上海的每吨成本在九两到十两之间，而销价却在十四两左右，这一周折，每吨凭空为刘鸿生生出了四至五两纯利，仅此一项，三年下来，就是一百万两银子。（是银子！）

　　三是大力加强原煤号的销售能力，高佣金雇佣能手，广开销路，委托英商壳件洋行购下浦东董家渡沿江地皮，与人合建了董家渡堆栈，被时人称做北栈，后一直习惯地沿称。另外是极力扩大销售能力。民族工业用煤量增长甚快，刘鸿生虽说挣了很多钱，可均已投入了扩建，再增建煤号已无经济能力。眼见市场需求大增，而公司又急于大量产煤无法销售，刘鸿生岂能放过这一良机？他首先“献策”，以救公司之急。原来1912年原滦州煤矿因惧于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将矿权交给了开平，自此改称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煤激增至一千余万吨。大战爆发，运输失据，而北方的几个售煤处又不得力，总公司唯寄希望于上海的刘鸿生，深为大量积压而头疼。刘鸿生“献”的“策”是：他可以治妥上海一家信誉好、资金厚、销售能力强的大煤号为总公司销煤，只是总公司得做出些优惠保证而每年订一次合同，注明煤价，一年内销价上涨，出矿价不涨；销价下跌，出矿价下跌；如果与同业竞争不利，出矿价再削。总公司急于销售又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销路，就接受了下来。得到许诺，刘鸿生又转回头来与上海另一家大煤号义泰兴协商，说如果该号肯于接受他的七、三分帐（义泰兴得七，他得三）的原则，他就以这种优惠条件代义泰兴与开滦矿务总公司一年签一次合同。义泰兴的总经理杜家坤觉得这种旱涝保收稳赚不赔的买卖实在做得，也早想销售开平煤，便欣然同意了。这样一来，开滦矿务总公司不再愁积压，也得了利，义泰兴也稳赚几年好钱，可真正得实惠的还是刘鸿生，他两面得好不说，还一文投资不花，一力不费，只一年代签一次台同，借财生财，分得三分红利！

　　这几年间，他鼓足了风帆，一刻不停地拼全力在商海中疾驶，而精力之旺盛，头脑之清醒，洞察之高超准确又少有其匹，他直接经营的煤炭销售量最多的一年高达二百五十万吨，约占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量的四分之一，收益年年在几十万元，最高时达一百万元。十年经营，到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他只有三十岁时，就变成了名震上海滩的“煤炭大王”。

　　　　　　　　　　　　　　　　滚煤成球

　　戴上了煤炭界的王冠，刘鸿生并不满足，他仍在鼓足风帆疾驶，不断扩大煤炭经营。一九一七年，他得知直隶（今河北省）临榆的柳江煤矿招股，就投了十二万元，得任董事与常务董事，并在开采与经营方面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的方案。刘鸿生虽只读一年多的大学，学识却很丰富，而且灵敏非常，干什么，全力钻什么，讲究科学，重视知识，除虚心向富有学识的人请教外，还千方百计购买有关书籍，实在没有英文本的，也买其他外文本再设法请人帮助翻译，由于性灵，基础好，而又用心专一，很快便可精通。比如对煤炭，几年的功夫，随便挑出一块煤，就能准确地指出它的名称、产地与成分。因此，他不仅是“大王”，而且是专家。对煤炭是如此，在他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上，也是如此。

　　成了专家，再加上不断地观察，不断地动脑筋，自会开辟出新的财路。比如，当刘鸿生看到里弄间摊满了新制的煤球时，又当即触动了他的灵机。煤球是上海广大居民唯一的生活燃料，消耗量大，时间持久。刘鸿生当机立断，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约集了几家同行共办了一个煤球厂，采用机器制作与烘干，而且原料是使用的价格低廉的白煤粉屑。一上市，当即深受欢迎，销路大畅。因为白煤虽次，但作为家用燃料，还是完全可以的，而自买煤一家一户手工制作，费工费时不胜其烦不说，场地也往往成问题，这现成的煤球又省事又省心，至于几个钱的差价，人们并不多虑，因而一时间买煤粉的几乎绝迹，刘鸿生几乎垄断上海家用煤的供应市场，那一家一户忽略了的几个钱的差价，纷纷在刘鸿生帐房里积上成山。

　　如今，在上海卖煤球已是司空见惯，却不知这是刘鸿生于七十年前的首创。首创而无专利权，深谋远虑的刘鸿生深知总会有一天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就预做了准备，待几年后，新的竞争者效法而起，尽管新黑煤球在质量上强过旧白煤球，可白煤球已捞足了大钱，而一九二九年刘鸿生新建的第二煤球厂所产的煤球，不但质量好，而且改进了外形，更便于用户使用，在市场上仍是稳拔头筹！

　　一九二九年初，一向重视各方消息的刘鸿生得知位于徐州地境的贾汪煤矿，由于连年内战，交通阻塞，更主要的是管理不善，已负债累累，料准其必将破产。同时又想起年前曾听地质学家丁文汇无意中说的一句话：

　　“老弟经营的开滦煤固好，可还有个贾汪矿，我是认真考察过的，无论储量还是煤质，都是足以与开滦矿相抗衡的，如果说开滦的是无烟煤之宝，贾汪的就是烟煤之珍！”

　　年前的一次无意的闲谈，年后的一则有意的听闻，便使刘鸿生下了决心。由于此时他已投资兴办了许多企业，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资金，所以多方筹集，恰值贾汪抛售时，筹足了八十万元，便将煤矿接到了手。

　　尽管刘鸿生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或扩展，但使他发家的开滦煤的营销一直没有放手，也一直保持与开滦的合同关系，因而如果经营开滦之外的煤，开滦肯定会以影响其销量相诘责甚至改变合同的。经营他投资且为常务董事的柳江煤，因是无烟尚可混过，可贾汪的是烟煤，那就无所遁词了。刘鸿生有刘鸿生的办法，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二日将贾汪矿更名为“华东煤矿公司”，一切主事人名单中，根本没有刘鸿生的名字，却均由刘鸿生牢牢掌握。

　　　　　　　　　　　　　　 一机技成新大王

　　投机倒把，前些年被极左者批得一塌糊涂，令人大有谈虎色变之势，其实，平心而论，这实是经商的要诀，不投机怎得收益？不倒把怎得沟通？不投机倒把便无利润可言。关键是手段是否正当。刘鸿生正是个投准良机的专家。

　　一九一九年夏天，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的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此时年已三十一岁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自不例外，并慷慨解囊自捐了五万元。

　　眼看着日夜流落、拥挤、愁苦于街头的大批难民，刘鸿生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弱因为可怜，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也陷入了灾难中，空有力气，换不得饭吃，岂不可憾？“年轻力壮”，对！正可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恰在此刻，又得到一位同乡的提示，刘鸿生便订下了个大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

　　办火柴厂！

　　一则，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难民；二则，火柴为家家必需，而价低、量大，上涨些微，人不为意，可大宗些微就成巨大，效益定为可观；三则，他早有在苏州办一火柴厂的宿愿，今日适逢其机；四则，目前市场销售的本国火柴多为极不安全的黄磷火柴，几家生产安全火柴的又规模甚小，倘能生产出像样的安全火柴，不愁销路。

　　说干就干，仅几个月的时间，在未影响其他经营活动的同时，刘鸿生读书之外，还抽空到日本考察，熟悉了有关火柴生产与销售的一切，不惜重金聘用了中外专家，购足了进口设备，于水灾的转年，即一九二０年春即以十二万元的总投资兴办起了鸿生火柴厂。此时办厂是最好的机会，因为大批难民实是重大社会负担，单靠救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办起实业来安置才是正途，是一种为灾民提供生产自救的办法，即当时流行的所谓“实业救国”。有了救国救灾之名，深得人心，买地皮，办注册，请贷款，直至税收都得优惠，而灾民又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刘鸿生善于经营，又投准了这一良机，不仅开工迅速，获利丰厚，而且声誉日隆。过去虽说声誉也挺不错，但到底顶了个“买办”之名，辛亥革命前还好，特别是“五四”以后反对列强、抵制洋货的口号日响，便有些不妙了。如今有了救国实业家的称号，自是甚得人望的。客观地说，刘鸿生是爱国的，对灾民是同情的，绝无趁火打劫之意，但也不排除乘机取利之念，实是名利双收。仅经几年的辛苦经营，就又获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

　　　　　　　　　　　　　 投准一机，下仨大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得机迅速发展，上海尤为显著。而战后，相对于内地及沿海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局势是偏稳的，因而许多外地企业不断向上海渗透，其中包括开滦矿务总公司。该公司鉴于一战之初的困窘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市场的日益看好，便也加紧对上海的渗透，决心不再只依靠一个刘鸿生，在以考尔德为经理的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滦煤矿上海矿务局。由于国内局势的动乱与变化，外地入沪商业日增，到了1926年夏更有抬头之势。刘鸿生早已察觉并关注着这一动向，锐敏地预料到上海的一些有关商办厂的固定资产必然走俏，特别是地皮，更特别的是沿江沿海的地皮，势必是越炒地皮越少，越炒地价越高。基于这一判断，刘鸿生眼睛盯紧了沿海，心里盘算起了地皮，终于给他选准了两块，一块在浦东，他买下来建了他的新码头；一块在浦西，买下后却不使用。浦西这块叫日晖港，在当时较浦东周家渡那一块要冷清得多，而价格却很昂贵，用了白银三十五万两，而且是托了财政要人才于一九二六年尾购置到手的。因系“重金”，原主将地上的一应浮产其中包括一个叫做日晖的织呢厂的全套厂房与设备，也一并转给了刘鸿生。对此，一些人感到困惑，可没困惑得多久，便豁然了。仅过了几个月，地价便飞涨了起来，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开滦矿务局出于扩大销售的原因，急需一沿海码头，而沿海地皮几乎罄尽，现成码头谁还转卖？即使有，价格也高得吓人，只好转而“求助”于老相识刘鸿生，刘鸿生“慷慨”相助，将浦西这块地皮转卖给了开滦矿务局。“便宜”作价为九十万两银子，并附加两个条件：延长十年合同、浮产仍归刘鸿生所有。这样，刘鸿生“投”准了这一次地皮之“机”。“养”了仅只一年又四个月，就为他下了三个大“蛋”：一，净赚白银五十五万两，是原购价的一倍半有余；二，开滦在上海建立公司后，实有自家经营起码不再依靠刘鸿生之意，一九二四年刘鸿生重订合组售品处合同时，只订了个五年，刘鸿生却以浦西一地皮换取了延长合同期十年的承诺，保住了经营开滦煤的财源；三，用原日晖织呢厂的厂房材料与机械设备在浦东周家渡兴建并开办了一个“章华毛纺织厂”（初时曾一度取名裕华）。五十五万两白银、十年合同、一个厂，三个“蛋”都不小。

　　　　　　　　　　　　　 两践誓言，弦外有音

　　刘鸿生二十岁前曾两次受辱遭轻，两次他都立下了必报的誓言，后来也果然实践了。因此有人认为刘鸿生的这两次举动纯是出于耿耿于怀，为出一口气。实际上，从刘鸿生的日记、为人，特别是从处理这两件事的结果分析，绝不尽然，而是另有深意，这也是刘鸿生的善察与精明处。

　　这两件事，一件是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社交馆；一件是收购苏州燮昌火柴厂。两件事都须从头说起。

　　　　　　　　　　　　　　　 折服洋校长

　　刘鸿生十三岁考入圣约翰中学，十七岁再考入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人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刘鸿生除聪明、懂大体外，还深知家境贫苦，因而学习十分用心，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成绩突出，品行端正的。又生得健壮，体育成绩也属优良。这样一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谁不看重？连向以喜怒无常、盛气凌人的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洋校长也对他格外重视甚至垂青，可垂青下，却给他带来了不幸。

　　一九０六年深秋，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只有十八岁的刘鸿生被洋校长卜舫济特别召见了。这位洋校长素性骄慢，在中国人面前更自我优越感弥天，刘鸿生虽是出了名的高材生，可在这洋校长眼里也是一只较好的羔羊，因此他无须向刘鸿生商讨，就以救世主的口吻通知刘鸿生，说他与教会的克莱夫主教对刘鸿生的成绩很欣赏，已决定送刘鸿生留学美国深造四年，回国后做牧师兼英语讲师，月薪一百五十元，还拨给一幢漂亮的带花园的洋房，一切待遇均按外籍讲师标准，这对当时的中国的一个穷学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真可谓“一步登天”。因此卜舫济讲得洋洋自得，结束时还居高临下地连呼“上帝”，满以为这个中国穷学生还不得感激涕零，应答不迭？谁知这个穷学生偏不买帐，竟沉了一下回了个“回家与母亲商量商量”。“商量”的结果，适与洋校长的所料相左：不去。这不仅是刘鸿生的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刘鸿生本人。受父、祖的影响，刘鸿生自幼便立志宁为人主不为人佣，学好知识与本领振兴家业。洋校长的许诺虽极具诱惑力，但在刘鸿生的潜意识里总以为做洋牧师一生传播的总是洋教义，有违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本，且就算做到红衣主教又会怎样？还不是与自己大振家业的志向有违么？所以，他态度果决地一口回绝了。众多同学，甚至连宋子文那样的学友都认为这是难得的良机。这不仅大出洋校长的意外，也甚为恼火，认为刘鸿生不识抬举，也有伤他这个大校长的面子，一怒之下，痛骂刘鸿生为“上帝的叛徒”，以“上帝的惩罚”将刘鸿生当即开除出校。

　　走出校门。刘鸿生依依回望，深知再留恋也须离去了，而凭他的家境读一个月有十元补贴的教会大学已难，更莫奢想再入其他大学了。被这个学校开除，就意味着就此失学，唯有谋生一途了。想到此，他百感交集，尤为气忿，世道竟如此不公，洋校长竟如此跋扈！他望着校门，暗下决心：

　　“等着吧，总有一天叫你睁开眼见识见识我刘鸿生！”

　　当时，他倒是纯出于一种意气，到了他成了煤炭大王时，仍是耿耿不忘，加上另有用意，便打发秘书去知会卜舫济，说他刘鸿生不忘母校，欲为母校有所捐赠，约洋校长来他的办公室一议。这倒真是反转来居高临下，有意煞一煞洋校长的威风，出口当年的恶气了。殊不知卜舫济以贫富论高下已惯，毫不在意地应约上门拜访，竟毫无愧色地说：

　　“我早已看出您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前途无量的！”

　　似乎是他造就了刘鸿生。

　　这次会见的结果，刘鸿生决定为母校建一社交馆。在资金足、办事效率高的刘鸿生的出资与督促下，一座豪华的社交馆在圣约翰大学内落成了。依事先的约定，落成典礼当天，校方召集了历届校友会，这才是刘鸿生捐建的主要目的。他要借此扩大声誉影响，借此联系校友感情，特别是宋子文兄弟。为校建馆，自必然联想到离校时的情景，正是在他失意踏出校门时，一个同学为他介绍认识了比他小了五岁、正在读教会中学的宋子文与其弟子良。后来得知，这宋氏兄弟也正是毕业于这所教会大学。尚有几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虽不及宋氏兄弟尊显，却也甚是不凡。用为母校捐建豪华社交馆这样的体面事足以打动各届校友，落成典礼是最适宜、最有效的接触良机，足以大大拉近感情，开阔社交途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欲从历届校友中，物色、聘请一些专门人才，以为其企业之用。这两个预期目的，都圆满地达到了，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在校友暨全校师生大会上，卜舫济郑重地宣布特别授予刘鸿生以名誉博士学位，并聘为该校的主席校董事。这一举数得，绝非那建馆的一笔钱所能衡量的。至于说到刘鸿生没在会上羞辱那位前倨后恭的卜校长，除了大度宽宏外，更重要的，这不是他刘鸿生此举的真正目的。

　　　　　　　　　　　　　　　 回报老泰山

　　一九０八年夏，年方二十岁的刘鸿生为推销煤炭滞留在风光明媚、美人辈出的苏州。江南出美女，苏州尤为最，可二十岁以前的刘鸿生从未留意过。一来是他一向用心读书，无暇思及；二来是他自身条件优越，眼界颇高。刘鸿生不仅相貌出众：一张椭方脸，上宽下窄，真正地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如抹，丹目若漆，且含闪着智慧而又亲切的光；长鼻挺直，头尖圆，唇有楞角，嘴角有力。而且在南人普遍偏于中等的身材中，他独显高大魁梧，壮健有力，而且活力充沛异常。每到一处，多得女性青睐。自从受了黄毛考尔德的“诱引”，触及男女情事，深恐一旦把持不住，落入不正当途径，那是他素行所鄙而且有害于他全力以赴地实现宿愿的，因而，近日来便思谋起了成家，也自然留意于寻求配偶了。此来苏州，也算天缘凑巧，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中，一眼便看中了一位清雅、大方、热情、活泼的名叫叶素贞的小姐。

　　据有关文章记述，这场婚姻结局很美满，而在刘鸿生的心里，却留下一个很深的情结，演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叶小姐也深深为刘鸿生非凡的仪表与高雅的谈吐所动，两下里可谓一见钟情，刘鸿生滞留苏州的几天里，便已情深如故，待二度相逢，便已约订了终身。可这终究是私订，尽管是上海，那个时代也是作不得数的，又何况门第悬殊呢？叶小姐的父亲叶世恭在苏州是有名的人物，所开办的燮昌火柴厂很有名气，怎容得独生女儿如此“下嫁”？叶小姐的哥哥更气得暴跳如雷：

　　“一个穷跑街也要吃天鹅肉，真是岂有此理！素贞莫不是疯了！”

　　素贞没有疯，而是爱得深，尽管父、兄一再阻拦，恶语相加，甚至胁迫，她都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公开郑重地声言：此生非刘鸿生不嫁！几经争执，毫不动摇，甚至要动员亲友与社会舆论相助。叶老先生万般无奈，只好听任她与刘鸿生结合。求婚时，刘鸿生虽忍气吞声，恭谨有礼，可也受了些冷遇与轻慢，又加以听到叶氏父子背地里对他侮辱性的议论，实是气忿得很，因而新婚后，他便当着妻子叶素贞的面决断地说：

　　“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在苏州办一个火柴厂，把老头的燮昌厂打倒！”

　　一九二０年，刘鸿生投水灾之机办起的火柴厂，厂址果然选在了苏州，名字有意取为“鸿生”。叶素贞曾责怪他不该“心机太重”，有意与其父唱对台戏。刘鸿生笑着回答说：

　　“世上你争我夺，心机不重行么？记得刚结婚时我立的誓言吧，就是要和老头子唱唱对台戏，就是要把燮昌打倒嘛！”

　　接着，他又郑重地解释说：

　　“厂址选在苏州有许多便利处：苏州火柴兴得早，有基础，又都产惯了不安全火柴。如今人们欲购火柴必想到苏州，而苏州又只有我这一家安全火柴，销路不是得天独厚么？”

　　缓了缓又道。

　　“老头子的燮昌，就算我不打它，你是晓得的，早晚还不自倒么？如今老头子在，虽一味保守，仍可勉强维持，一旦老头子去了，你那纨绔哥哥能撑得几天？”

　　这后一层意思，在九年后，即一九二九年的一个晚上，刘鸿生在送四子念智去英国留学前的一番教诲中，就说得更为透彻：

　　“你外公经营一世，也称得起出了名的老牌‘火柴大王’，临终还留给你舅父十五万两白银。可是我看穿了你舅父只晓得寻欢享乐，断断不会守成，更谈不上发展。人已成性，劝是没有用的，帮他也是多余，且未必承情。所以我有意把火柴厂设在苏州，没多久，你舅父把家产败光了，只好变卖燮昌厂来还债，我买到了手就近并入了鸿生厂，使你外公的心血不得外流，也供养起了你的舅父。这件事几度引我沉思，特别是每当见到你舅父的时候。留心地查查历史，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家族，能得兴旺三代以上的少而又少；再考查一下近代与当代的资本家保持三代兴旺的我迄今未见，特别是暴发户，几乎是两代而衰。所为者何？概因‘富贵出骄儿’也！纨绔可怕，只晓得温适挥霍，毫不知艰辛，多大的家世能不败光？我因此在教育你们时格外用心，你们可也千万要时刻警策，万万莫堕落成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瘪三儿啊！”

　　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实为难能，至今日亦未尝没有其借鉴作用，亦可见建火柴厂于苏州，并非纯出于与老泰山治气。

　　　　　　　　　　　　　　　把握用人彀要

　　把握用人彀要，善于用人，特别是有知识有专长的人才，是刘鸿生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企业发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用人上，在稍后一些时间里，世人所乐于传诵的几句话，或者说几句名言，正是刘鸿生的用人之道：

　　“要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用人是一门学问。”

　　“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学会善于使用他们。”

　　“用人要舍得花钱，也得允许别人赚钱。”

　　这些经验谈，不只对刘鸿生的子女亲信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对同时或稍后的资本家也颇有影响。

　　下面分别谈几个特例。

　　　　　　　　　　　　 三顾“华”庐请“太师”

　　二十年代初，刘鸿生成了“煤炭大王”并着手兴办其他企业，就用心搜寻一个既能理财、又广有智谋的人才，做为助手与参谋。他觉得刘备在新野有了点小小根基就渴求贤才，三顾茅庐请诸葛，如今自己的根基已然不薄，势必需要诸葛亮一类的人物来相辅佐了。可说起来易，做起来并不易。因为经过实践固然可断定是否人才，可初始的时候却很难判断，一旦将庸人当人才那损失可就大了。因此，刘鸿生在广泛寻求的基础上认真识别有用之才。凭他的头脑精明与观察敏锐，很快就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华名润泉，曾留学英、日，当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会计师，是个精通法律又极擅会计的专家，而且为人机变，足智多谋。对此人，刘鸿生早有耳闻，又经过一段认真地考察，认定是个理想的帮手，就决心请为己用。

　　第一次造访华府，尽管刘鸿生谈吐不凡，执礼甚恭，态度恳切，华润泉仍觉得他年纪太轻，根基不够太深，虽未谢绝，亦未应允。

　　第二次较第一次效果为佳，却仍未最后敲定。

　　第三次刘鸿生不仅带来了重礼，还奉上了第一个月的高薪，并重申重诺。华润泉见刘鸿生不仅态恳意诚，而且所许条件优厚，就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总会计师职务，投效了刘鸿生。

　　他也果不负刘鸿生的厚望，在刘氏的几大企业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了刘鸿生的第一号智囊人物，因此被时人冠以“华太师”的称号与“诸葛亮”的别号，既有“三顾”之实在先，又有“诸葛亮”之称继后，人们也自然联想到刘鸿生恰如“刘备”。刘鸿生也果有刘备的用人之能。到了一九三三年，由于企业逐步发展，刘氏收支日益频繁，旧帐房老体制已不能适应，刘鸿生就安排华润泉接替了老总管曹裕堂，以其所精通的新式会计制度当起了总帐房，亦即总管家。组办保险公司、创办银行的一些具体办法就是华润泉为刘鸿生谋划的。其中挽救章华毛纺公司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章华毛纺公司，就是刘鸿生从浦西拆来日晖织呢厂重建于浦东周家渡的原章华毛绒纺织厂，始建于1929年。到了一九三一年即受到了意外的、强烈的冲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毛纺织品来势汹汹，而事变又引起了灾乱相乘，购买力降低，毛纺公司困难重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不足一年时间内四易经理，仍是无法挽回颓势。刘鸿生毫不慌乱，而是与华润泉认真磋商后，采取了果决措施：先引咎自责，辞去了在章华的总经理一职，只仍自任董事长；紧接着，接受华润泉的推荐，聘请华润泉的外甥、与中华银行关系密切的程彭年为总经理，索性又请华润泉的儿子华尔康就任襄理并兼发行业务课主任，并要华润泉出任常务董事，同时毅然割爱出血，砍出他的八十万元股金的四分之一，即二十万元，交由华润泉分赠给程彭年十二万，华尔康八万。

　　家人、亲友中大多数甚为不解，并相继向刘鸿生道出了他们的担心：

　　“如此一来，岂不是把章华全交给了华家？再说又何必赠送那么大的数目，值得么？”

　　刘鸿生只笑而不答，只对他的儿子说出了心里话：

　　“这几年各业都不景气，我又做了招商局的局长，忙不胜忙，许多细节不及过问。章华困难重重，我不能只去顾它，还有比它重要得多的待我自理呢。既然把章华交给了程彭年，就是不想由华家左右，也得由华家左右了。再安排别人又有何用？弄不好反而易生掣肘与借口。如今全部交由华家主持，他们同心合力，尽心尽力，定会有成效的，总比管理不及，白受拖累与赔损要强的。至于赠送股份嘛，那更不算什么了。倘章华的困境不改，几年后赔损的恐怕何止十万、八万？莫忘了一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有了他们那么多的股份能不竭尽全力地设法重振章华么？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就会赚更多的钱的，他们两个分一万，我可就得三万哪，总比赔了强，总比他们多，不让人家多得利，自己怎么能得大利？”

　　这也正是他“也许别人赚钱”的原则的一个注脚。

　　果不出刘鸿生所料，事关名声与信誉，更关系着重大的切身利益，华家父子与程彭年尽心谋划，使出了周身解数。

　　程彭年一入章华便卖力地解决了一大难题，即资金困乏问题。是他那中华银行的关系发挥了作用。接着，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加强措施；建立起一套成本会计制度，以监督生产；聘了一些留学生、大学毕业生担任工程技术人员；招聘一部分有文化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深入调查市场，供其所需，如察知市场上粗呢有普遍需求的趋势，便决定当即上粗呢，迎合了需求；将工人的劳动时间从原来的每班十小时，延长至每班十二小时，即所谓“六进六出”，虽然薪水支出增多了，可赚的仍是大头。还有一些细节，不再赘录。

　　如此一来，章华很快便扭转了局面，并向盈利发展，粗呢之外，还发了一笔“时髦”财：一九三三年“抵制日货”情绪高涨，刘鸿生又投准了这一良机，告诉章华立即组织投产一种新种类的毛织品，要考虑价格相宜与男女适用，名字上要有反日色彩。程彭年，特别是华润泉亲自坐镇当即做出相应反应：很快地生产出一种新呢料，由于质料薄，价格不高，颜色多为藏青，也有部分墨绿与元色，很适宜做中装与旗袍的原料，男女咸宜，特别是那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商标：“九一八”薄哗叽，更使其吸引力大增，因而销路极好。

　　刘鸿生通过宋子文、孔祥熙、朱家骅（当时任国民党的“交通部长”，招商局即属交通部管辖）、杜月笙等人，一靠交情，二靠“赠送”打通了关节，同时及时满足了经手人员的需求，全部承揽了国民党部队的军用呢料，上海邮电部门的制服用料及部分学校的校服用料，使章华的生意日益红火，而大赚的果然还是刘鸿生！

　　　　　　　　　　　　　　　 坚信林天骥

　　一九一九年冬，在火柴厂开工前，刘鸿生赴日本考察磷寸株式会社的火柴厂时，就留意聘请技术人员，经过挑选，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日本技师，开工前夕即来苏州鸿生火柴厂，讲定传授技术，培训工人。可想想又不放心，就又留心抓紧查访，从朋友们推荐的几个人中，他选中了林天骥。林天骥曾留学美国，并获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归国后曾做过沪江大学的化学教授，为人沉稳，注重学问。一面之下，刘鸿生便看中了，便以每月二百元的高薪聘为鸿生火柴厂的总工程师。后来的雄辩的事实证明刘鸿生这一重大举措是十分必要与富有远见性的。

　　那个日本技师虽享着高薪，却甚为惫赖，只肯交出一般的配方，而对生产中的两大关键问题却不予解决：火柴头上的氯酸钾易于受潮以致因此而脱落；火柴盒两侧的磷片不耐久用，往往一盒火柴未用光，它就先破损或脱落了。这两大问题不仅直接造成产品损失，而且也影响销售。这本是日本技师分内该当解决的，可他却推三阻四，拒不解决。类似情形，在其他企业，如水泥厂、搪瓷厂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搪瓷厂，花高薪聘了主任技师村井十郎以下六七名技师，可他们居然坦而然之地享着极优厚的待遇，却不尽职，连主要配方也保守秘密。逼得担任经理的李拔可只好出高价另买主要配方，并气得大骂。可刘鸿生并不一概地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论，他却觉得，外国人之所以如此，除其自私本性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自身太弱，外人才更一技自珍，瞧不起我们，不肯公平相待，我们只有图强，才能图存、图发展。这首要的就是培养我们的人才，依靠我们的人才。外人仍然要用，仍然要付高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总会有肯于尽心尽力的，只是既要依靠又要加小心，备有自己的人才罢了。这样，总有一天我们会强起来，那时就不怕他轻视，不愁不平等相待了。

　　基于这一观点，他既诚聘了日本技师，又甚为重视地聘用了林天骥。过了不久，刘鸿生见日本技师一味藏私延宕，已无指望，就辞了这个惫赖的家伙，而委林天骥解决两大难题，首先择急处理解决霉雨季返潮问题。可几个月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人们便不满了起来，一些当事者不但疑虑而且发出了责难，这在刘鸿生的一位好友，火柴厂厂务经理篑敏伯自外地写给刘鸿生的一封信中，反映得最为典型：“……林君畏葸不前，迟迟数月，不但未获成绩，抑且各埠客家，纷纷来函，谓为劣货，弟曾亲往调查数次，实属无词可对。况近来销路续减，更为劣货之明证。弟既鉴于本年出品，比较任何同业为窳，不得不亟救办法，以免本厂固有之名誉，丧失殆尽……”

　　最后要求刘鸿生立即辞退林天骥有的人也力附此议。刘鸿生经过深入了解后，态度坚决而明朗地力主留任，向篑敏伯等人解释说：

　　“我细细询问与查阅了林君的劳作与实验之过程，确已认真尽力，且颇有进展。科学之事，非同一般，需付出艰深之努力，相当长时间，并不知多少次失败，方得成功。吾闻火柴业最先进之瑞典，设有专门技师，埋头孜孜反复研究此事已达六十余年，方始有今日之成就，何况我国？如今林君愿再以六个月为度，不论成否，届期而止。六十年与六个月，孰短孰长，何不拭目以待？渠意并非留恋，实具一种决心，必欲使其成功，并为名誉计，大有不能不得一解决火柴过霉季之道……倘明年霉季固能解决受潮问题，中国火柴全体不致为世界竞争与科学化之战败也！”

　　理解人才，保护人才，从宏扬科学与为中国火柴业与科学界争气增光的高度出发，充满信心，下定决心从大局、从长远上解决根本问题，其立足点不可谓不高，其心志不可谓不美，其眼光不可谓不锐。

　　以说服有力压下了纷纷众议后，刘鸿生又专门找林天骥恳切地作了一次交谈，鼓励之外并做出保证。此后，他便不但保证林天骥的高薪，减除他的一切他务，专事研究，而且常常或委人或亲临存问困难，从优予以解决。

　　信任、决心与关照更激励了林天骥，他不负厚望，埋头专一，孜孜以求，终于在留试的六个月内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主要办法是改用了一种美国乳胶。时序恰值返潮最剧的霉季，林天骥研究的新火柴投产销售后，完全抗住了返潮，十分坚固，用户甚为欢迎，一时销量大增，原持疑虑者也与大家一道纷纷称赞了起来，更有知机者尤赞刘鸿生有眼光、有心胸，善用人。

　　　　　　　　　　　　　　　 借重朱葆三

　　还在一九二０年，火柴厂已一切就绪，准备开工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刘鸿生又萌新念，办起了他企业的第三大支柱——水泥厂。

　　火柴厂创办热潮仍高时，头脑高效运行的刘鸿生就在思谋另一个新问题了。那就是在煤炭销售中出现的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问题，既占地又费劳务，且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很令他头疼。他曾多次试图寻找过处理途径，却多数行不通，唯一可行的是用做制造水泥的燃料与参料。制造水泥用劣等烟煤为燃料是可以的，而煤屑正是水泥的参料之一。可如果单纯地推销给水泥厂，一来，如今的厂家不多，二来人家也未必愿买，即使买，给价也绝不会令他满意。

　　正自思虑不已，有人找上门来了。

　　原来，上海的一家叫做生锰矿务公司的经理李翼敬很懂得水泥生产而且久有办工厂之志。只是当时兴办水泥厂需资甚巨，许多人无力独资经营，李翼敬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串通了英办信和华顺栈的买办刘宝余，一道来找新崛起的百万富翁刘鸿生。

　　这正中刘鸿生下怀，当即答应共同筹措，并立即着手准备，除联络股份外，他又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市场与熟悉业务的活动。很快便一切就绪，了然于胸；股份已联络二十多，预计资金差不多了，水泥的有关业务知识也掌握了，大家就公举他出面主持。可他却认为尚缺一主要条件：水泥是国内新兴的大企业，必得有个资望深、地位高的人物主持，坐镇，方能打开局面与稳定大局。他年轻资浅势难应付，可这个人到哪儿去找呢？他很快地就想到了朱葆三。

　　朱葆三，浙江黄岩人，一八四八年生，大刘鸿生四十岁，现已七十有二，曾是上海金融界、实业界著名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担任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间的上海总商会的协理、总理（即后来的会长）。是个论资望，论地位都很理想的人选。刘鸿生发达以后，曾见过朱葆三，于是，略事准备便执同乡晚辈之礼，登门造访了。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的会面交谈是这样的。

　　待话入正题，听清了刘鸿生的来意，朱葆三不动声色地问：

　　“诸君是怎么兴起了兴办水泥厂之念呢？”

　　刘鸿生端正而有据地回答道：

　　“晚辈等经过认真察查，我国建筑的大趋势已日渐西化，且必愈来愈为普遍，成为主导形式。而水泥乃西式建筑的主要材料。不仅道路、桥梁、堤防等公用建筑，即便日后的民宅、公馆亦必须大量水泥，因而整个建筑市场对水泥的需求必将日增月盛。欧战前，国内水泥均为洋货，一半来自其本国，一半来自设在其附属国及设在我国境内之厂家。欧战发生，致其供应锐减，国内始得自产。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五个厂家，而且还有两个是日资的。就年产量看，华资三厂共约百万桶，日资两厂共约三十万桶，总量在一百三十万桶左右。而据晚生认真测算，目前国内年用量已超过两百三十万桶，即出现百万桶、数量近半的供差，且需求大有增进之趋势，因此，办厂实为市场所需，销路当十分看好。”

　　朱葆三对刘鸿生非凡的仪表与得体的谈吐甚有好感，近年又盛闻其名，是以听得很认真，眯起一双老眼，拈着数茎疏须，静静地听，不时地暗含着点头与赞许：

　　“此子名不虚传，果是有见地、有城府的后起之秀，真个是后生可畏呀！”

　　但仍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如今欧战已结束两年有余，倘洋灰再大量入境，又当如何？”

　　刘鸿生胸有成竹地答道：

　　“如今盛产水泥之洋商均在万里之外，且多凭水运。水泥笨重，又甚忌潮湿，远渡重洋贩运，所需费用甚高，其成本再低也加高数倍，而国内得就地产销之利，成本相对为低，只要质量过关，就必在与洋货竞争中稳操胜券！是以兴办之势，宜速不宜迟，宜坚不宜疑，朱老以为当否？”

　　朱茂三不觉点头道：

　　“贤契所论极当！洋灰新业，本埠更无厂家，实为一大缺口，只是……”

　　略一沉吟，又缓缓地道：

　　“正因为是新业，如贤契所知国内华商才只三家，可见国人通此技术者更为寥寥，而无质量又无从谈起竞争，这质量又何从保得呢？”

　　对此，刘鸿生早有所备，因而也知朱葆三必有此一问，乃答道：

　　“前辈所虑极为此举关键，晚生岂敢稍有疏略？近日以来，晚生已全力搜集了可能搜集的水泥产销情况与相应的生产技术资料，且已基本研讨掌握了其要领，尚有一个更有利而重要的条件，就是有一名叫马礼泰的德国人，是个水泥专家，现任湘北华记水泥厂的工程师，晚生与刘宝金君均与此人效颇深，已事先与之商定，我们一旦办厂，他就应聘来做工程师，且可绍引我们去其国内考察见习、购买设备，晚辈已做了相应的准备，一旦朱老首肯，便诚聘马礼泰，选购最好的德国全套设备，学习德国技术，培训自己的技术底子，只凭朱老一言定夺了。”

　　朱荷三拈须而笑道：

　　“好！可好虽好，只是老朽已是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七十三了！体力、精力均已不堪重任，且财力不足，恐负诸君厚望了！”

　　刘鸿生应声爽利地答道：

　　“这都好说，晚生早已计议过了。朱老精神健旺，更重要的是德高望重，不敢烦朱老过劳，只出面主持，于晚辈等足矣，诸般杂务概由晚生辈操持就是；至于资金，可多可少，听由朱老自便。晚生初步估略一下，当需一百至一百二十万元，目前粗略估算已可征得八十万以上，余资不难筹集，只要朱老一句话，晚生便当即全力以赴！”

　　由于借重了朱葆三这位地位高的名人，水泥厂的一应筹备、兴办包括登记注册等事，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人赞叹说；

　　“找准一个人，省却多少事，又省了多少钱！”

　　其中有一件事更值得一说。那就是英商的利诱与干扰。

　　刘鸿生要主持与挑头在上海兴办水泥厂，自是很快地便传得家喻户晓了。其中，对英商设在上海的怡和洋行的震动最大。因为近几年来，这个洋行一直在上海几乎是独家销售设在香港的水泥厂的“青洲”牌水泥，倘刘鸿生在上海就地办起水泥厂，而他又极擅经营之道，势必影响英商的利益，因此，几次托人乃至英商亲自出面加以劝诱，并撒下重利钓饵：以请刘鸿生独家包销“青洲”牌水泥，做为刘鸿生不办水泥厂的交换条件。刘鸿生一来觉得办厂比包销有利，二来也确实出于振兴民族工业的心理，一次一次均婉言谢绝了，管自忙于筹备。软的不行，一方面，与刘鸿生有着利害关系，不好扯破脸皮，而刘鸿生也不是好相与的，另一方面，有朱葆三那块大招牌戳在那里也不能动硬的，英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鸿生火火腾腾地将水泥厂筹备了起来。

　　上海水泥公司的发起人，除刘鸿生、朱葆三、李敬翼、刘宝余外，刘鸿生还拉了一些有影响、有能力的人的股份，而且这些人都与他过从甚密，也都是乐于与他合作并甘愿受其控制的，如义泰兴煤号经理已与刘鸿生合营了浦东董家渡货栈（时习称“北栈”，并沿习多年）的杜家坤；买办、涌记煤号经理韩云根。富有心机的刘鸿生将其弟刘吉生也算了一股，总共为二十三人。由于刘鸿生的声誉，更加上朱葆三这块招牌，正在资金出困时，又招徕了清末状元、大实业家南通张春兄弟的巨股，补足了预料资金的不足，也是借重朱葆三的作用之一。

　　无论筹备中或在后来的经营中，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刘鸿生是善于用人与善动心机，善察彀要的，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他迅速、准确而又全面地成为本行的专家为基础的。如在筹备会上在议定厂址时，刘鸿生的提议与分析就是令人十分信服而赞佩的。刘鸿生精辟而独到地分析说：

　　“企业地址的选择，不外取决于两个条件：接近原料产地或接近产品市场。根据上海的情形与水泥产品的特点，我主张厂址设在上海市内。理由是从价值差算中得出的。我认真计算了一下，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白石，一百吨白石可产水泥七十吨。白石价低又极易包运，而水泥不止价高而且包运困难，运费高出白石甚多，更要付出防潮手段费用。运七十吨水泥与运一百吨白石至上海，其差价，奚啻一倍？再加以水运为多，将水泥运至上海长途之中，难免走漏、返潮，一损即为巨价，白石则无此虞；倘万一不免翻入水中，一船水泥与一船白石差价当孰贵孰贱？鉴此，厂址不设在白石产地而设在上海市内，则不仅省心，而且省用，可自然生利！”

　　说得如此精辟，余人岂能不从？因此，上海水泥公司的厂址就设在了上海龙华，故而，时人也称其为“上海龙华水泥厂”，每联及“龙华”二字，当年深知内情者，无不由衷赞叹刘鸿生的决策英明。

　　　　　　　　　　　　　　　 借重马礼泰

　　刘鸿生善于用人，首先在于善于识人、交人，他的朋友很多，且不乏至交，连外国人不例外，最典型的就是马扎泰。客观地说，马礼泰是个有学识而又较为正派的德国人。刘鸿生与马礼泰认识虽早，而真正论交还是在动了办水泥厂的念头之后，经刘宝余介绍的。然而，很快就成了至交。在决定使用十分可观的重金：月薪两千元之后，马礼泰更是乐于效力。

　　前文已说过，刘鸿生办啥务啥，而且务求迅速精通，成为专家。筹备前虽做了细致的市场调查又研读了足够的学术材料，但刘鸿生仍觉不够，仍要实地考察。筹备中他就北上参观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水泥厂家——唐山启新洋灰厂，紧接着三下东洋，到日本著名的小野田水泥厂参观学习。由于日本此刻正在大量向中国输出水泥，更欲进一步控制中国水泥市场，便百般守秘。三返而不得要领，刘鸿生气愤地说：

　　“你小日本儿自秘其方去吧，不信你东方不亮那西方也不亮！”。

　　他就转请马礼泰帮忙。经马礼泰的安排与介绍，刘鸿生偕夫人叶素贞，当即西渡重洋到德国去考察。由于马礼泰的关系很起作用，更加上刘鸿生的外交有道，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德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厂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并与该厂工程师结下了较深的友谊，就便在该厂签购了一整套生产设备，夫妇二人可谓满载而归。

　　顺便说一句，刘鸿生精力一向专一，绝不有丝毫旁鹜，莫说在国内，就是数度出国，他的脑海转着业务，哪怕一个细节，与他花钱一样，无益的决不滥舍一文，可此次去德国，是他的笃爱的发妻陪着他的，他也就破例陪着夫人观光了德国。

　　建厂后，马礼泰以高薪每月两千元就了厂长兼总设计师之职，刘鸿生还额外供给他一座高级花园洋房，并许诺于盈余项下分取红利。马礼泰尽心竭力，在水泥厂的开创与生产中起到了明显而又重大的作用。不久，虽因病不得不回国，可为水泥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马礼泰回国后，刘鸿生又从德国请了个名叫里昂赫脱的水泥工程师。鉴于对此人不似对马礼泰般了解，加上以往日本技师的教训，刘鸿生只安排里昂赫脱任工程师，而厂长一职则动用了他当初有意联络的校友关系，聘用了吴清泰。并聘请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机电工程师华人彭开煦为业务主任，做为技术辅助与后备力量。果然是有备无患，里昂赫脱傲慢暴躁，动辄打骂工人，几乎导致工潮，刘鸿生只好辞退了他，而改以彭开煦为总工程师。

　　筹备建厂时，刘鸿生因已开办了不少企业，本不欲再担任水泥公司的总经理，故而，在发起人筹备会上，公推了韩云根。可是，韩云根解决不了也不愿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坚请辞职。一来，刘鸿生股份最大，占总投资额一半以上；二来众股东都一致认为总经理一职至关重大，非刘鸿生莫可，非刘鸿生莫属，一再坚请，刘鸿生无奈，只好就了总经理一职。也就因这一诺使他在总经理位置上生了根，凭他的才智，在中外，特别是对外竞争中，大显身手，企业愈办愈大，终于又获得第三顶王冠：“水泥大王”。

　　　　　　　　　　　　 与坏人魔鬼打交道的学问

　　谢培德，本文开头已然交代，只比刘鸿生大了六七岁，为人处事灵活而奸狡，门槛很精，门路很广，曾做过租界会审公廨的总翻译。刘鸿生曾投其所好谋得了翻译一职，仅几个月的相处，刘鸿生就摸透了他的为人，后来也正是看中他的这些好少坏多的特点，特地聘请他为中华码头公司的总经理。

　　中华码头公司，是一九二七年刘鸿生在原来的几个码头堆栈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中包括他初做买办时购置的位于华东招商局东西沿江的开平码头；一九一八年购进并建立的董家渡煤栈（即北栈）；一九二一年购进的占地二百亩的浦东义泰兴董家渡码头（即南栈）；义泰兴白莲径栈与煤业公栈，加以统一管理，并统一了业务布局；以周家渡、北栈两处为煤码头，而以南栈为杂货码头，共计仓库十二座，总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其中水泥仓库三座，均为最新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并通过英商壳件公司（这个公司刘鸿生一直设法与之保持良好关系以便利用，因是当时专营上海土地注册与码头业务的，所以刘鸿生购买地皮多是通过它，自然所奉的好处也格外从优，以巩固关系。）办理注册手续，并挂起了英商的旗子，还聘请了这个洋行的股东霍金斯担任码头经理。

　　对此，他向他的堂侄、被他安排在码头上管理业务的刘念祖曾说出了他如此做的苦衷与机心。他说：

　　“上海开埠以来，列强势力不断侵入，且日渐嚣张，挤压得国人苦不堪言，为叔自也愤恨不已，只是他们的势力太大，长时间都无法反掉，既是如此，何不加以利用？”

　　接着，他便列举了这样做的六大好处：

　　一、我国码头、仓库业务的权力权关都操在洋人手里，委托洋人出面，自是便利许多；二、洋轮几乎笼断了航运业务，委托洋人出面，自易招徕洋人生意；三、依海关规定，洋人的“关栈”存进货可以不立即缴纳关税，挂上洋人的这一特权招牌，货主自然愿意将货存到栈房；四、凭洋商的信用，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可保资金方便地周转；五、如今社会恶势力横行，却很少敢碰洋人，这也是一种庇护；六、洋人比国人更懂码头业务。

　　结末，他又笑着说：

　　“洋人中不乏坏人与魔鬼，可坏人有坏人的用处。他们英国有句名言，叫做‘与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与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我就尽力熟悉这些洋魔鬼，他要欺压咱，咱却偏要转过来利用他，关键在于‘熟悉’二字，才能做得准，也要保持自家的分寸，这样，既不失我国人本分，又利用了洋魔鬼，不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么？”

　　后来，刘念祖发现了谢培德许多劣迹，有的实在看不过，便于192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乘送刘鸿生的四儿子十七岁的刘念智赴英留学的机会，讲给了刘鸿生。

　　谢培德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滩的一个地痞头子，他身边笼络、豢养了不少流氓、痞棍与包打听。做了中华码头公司的总经理，薪金优厚，可刘念祖细心观察，这个总经理却从来不到码头上来！更可恨的是他手下的那批地痞流氓经常在码头上作威作福，还勾结官府、警察、青红帮欺男霸女，更不断地初时还背些人后来公开地盗窃码头上与仓库的物资，凡是仓库里多余的“包子”，包括米包与糖包，还有码头上剩余的“地脚煤”，统统被他们偷运出去，再分别卖给杂粮行、糖行与煤炭店。刘念祖是个有心的人，冷眼从旁观察，并暗暗做了估算，仅这两项一年下来就不下几千吨，价值在两三万元左右。更探听到，他们的这种所得，谢培德独占七成，余下的三成分给了他的爪牙们。对此，刘念祖早已愤愤于怀，可见堂叔对谢培德很倚重，就没有贸然说出。今日借送堂弟之机而堂叔刘鸿生又顺便问起了码头情形，便忍不住在刘鸿生的追问下和盘托出了。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这次谈话的。刘鸿生只是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听，不时地追问一句，在刘念祖说完后仍追问了一句“还有么？”便笑着说：

　　“这些我都晓得！”

　　望着闻言而惊愕的子侄，刘鸿生微笑着说：

　　“你们都坐，念智也坐！”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开导一下子侄，特别是未涉世事的儿子，深深地讲一下用人之道。

　　待子侄坐定，刘鸿生方缓缓地道：

　　“谢培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人，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十七岁的刘念智听了很吃惊地反问：

　　“那，爹爹您为什么还用他，给他那么高的薪水和位置呢？”

　　刘鸿生笑道：

　　“用人之道是一门大学问，光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读书之外还要用心地观察与捉摸，我捉摸的道理是：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人，只要你善于处理，各种人都有各种人不同的用处：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文有文的用处，武有武的用处。关键在于你得善于使用，把各种人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注意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古话所说的‘量才使用’、‘扬长避短’，使其‘人尽其才，各尽其用’吧！我记得对念祖说过，英国的那句名言，‘与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与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魔鬼尚且如此，何况坏人？关键是要在这‘熟悉’上下功夫，才能运用。”

　　顿下来，望望注意倾听的子侄，又继续说道：

　　“谢培德是个典型的坏人，这没谁否认，可人们只看到了他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有用的一面。坏的另一面是隐着长处的。”

　　说着，转向刘念祖道：

　　“你说他与官府、警察、青红帮有勾搭，手下有那么多可恶的流氓与包打听，这从正面看固为可恶，可那反面却可凭得当的处理变为有用。如今的上海，特别是码头上恶势力横行，没有个强硬手段，还不得日受其苦，不得安宁，甚至无法经营？正因为那些包打听消息灵通，正因为他谢培德在必要的时候对警察、巡捕可以随叫随到，是个‘兜得转’的人，咱们的码头才得平安无事。你们，甚至包括我在内的公司里的其他人哪个做得到，又肯于做？许多事情，就说我当年购买码头地产的事吧，那有多麻烦：有的以不卖相刁难，有的敲诈勒索、捣乱破坏。闹得我百般无奈，几欲半途而废，还不是亏了谢培德？他当即打通关节，软硬兼施，很快很顺利地就把地皮买到手了，这不是汗马功劳么？”

　　见子侄们已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又宽和地对刘念祖说：

　　“说他不在码头上露面，这无关紧要，码头交给他了，我们只看他管好管不好，码头正常不正常，平安不平安，他不露面总有他不露的办法，凭他的手下，他虽不在，还是巨细皆知、有人代为处理的，何必去究问？说到在外面欺男霸女，我与他只是雇佣关系，要管自有该管的地方；在码头欺人，没有告的，有告的也自有该管的。劝绝劝不了，管又管不得，也不必太计较了。”

　　刘念智乘话间一顿插嘴说：

　　“那他监守自盗呢？”

　　刘鸿生回道：

　　“这我心中有数，他有他的分寸，我有我的分寸。至今为止，他偷运出的东西也仅止限于多余的‘包子’和地脚煤。积累下来，固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可要咱们回收，不仅费力，也不会收得那样多，就让他弄去吧。再说，连这点油水都不让人家捞，人家还肯长期为你效命么？用人，特别是用真有本事的人才，是不但要厚酬，而且要宽宏的。这样，人家才肯为你出尽全力，须知到头来赚大钱的毕竟是我们哪。自己赚钱也得让别人赚钱，做买卖不要计较别人赚多少，只要自己能赚大钱，别的钱尽可让别人去赚，俗话讲‘有财大家发’嘛！”

　　说到畅快处两眼熠熠生光，听得刘念祖不住地点头，刘鸿生又道：

　　“你可注意到了我几次问你‘还有吗’了么？”

　　刘念祖点头道：

　　“侄儿晓得了，叔叔是想时刻把握着那谢培德是不是过了约束他的‘分寸”！”

　　刘鸿生点头赞许地说：

　　“好，你明白了就好！”

　　这也正是刘鸿生安排其有心计的堂侄在码头上管理业务的深意，这层深意也表现在七年后对留英回国的这个四儿子刘念智的安排上。

　　刘念智归国几个月后，即一九三六的一个晚上，在父子交谈中，刘鸿生问起几个月来儿子对企业的感觉。刘念智回说“很好”，接着，便很有分寸地说：

　　“只不过……只不过人们对华太师颇有微词。”

　　他深知华润泉是父亲的智囊，关系至密。所以不敢说得太过冒昧。

　　刘鸿生听了，笑着鼓励儿子说：

　　“说嘛，都有些什么说法？”

　　刘念智这才大胆地说：

　　“人们说您给他的权力太大，他又很不自量，竟利用您给他的大权培植他的私人势力，近年来尤甚！又去与谢培德这坏人勾结。人们都担心有朝一日尾大难掉，客大欺主，两人合起来找您的麻烦。”

　　刘鸿生听了，敞声地哈哈畅笑，笑了一阵后，对儿子说：

　　“好，好哇！人们，甚至连回来才几个月的你都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了！隐蔽着是危险的，暴露了出来，人们都清楚了，自然也就好解决了！”

　　说着，又转凝重地道：

　　“办事业是离不开用人的，用不到人才或用不好人，必将无成。孟尝君不弃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险；宽待一贫如洗、自称一无所能的冯援，得以高枕无忧；平原君不卑视默默无闻的毛遂才获得了与楚合纵，这都是明例。咱们不敢以古贤人自况，可古贤人的成功之道则必须借鉴哪！用人而又厚酬、宽和，因可得人用，可时间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日久难免生变。何况，人各不同，又无一完美。兴汉三杰该是了不得的人才吧？可张良博浪一椎虽可称猛，未免失于匹夫之勇；韩信贪下齐之功，致真正说降三齐的郦生于死，迹于贪狠；肖何引韩信入未央致死，于人实有不义之嫌。这些大才尚且如此，何况世人？你要记住，我本着这个认识，总结了我用人之道的另一个要诀。”

　　说着，加重了语气：

　　“既要用人不疑，又要不可不防。这‘防’是从正面着眼的，即欲长期共事，必须不但深知其长亦当熟知其短，以便相应地采取措施，华太师长处突出、但亦隐着贪心与过于自信两大短处，如今自以为功劳太大，又长时间处于优越地位，掌管起了我刘氏企业的一些要权，他魔鬼的一面就膨胀了，甚至失去了他一向贪而不露的风度。这是个诸葛亮式的能人，只是却欠缺诸葛亮的自知之明罢了。”

　　这个评语下得甚当，近于陈云对这个“头戴瓜皮小帽手拿水烟袋”的华师爷的断语。

　　刘鸿生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

　　“有些人把华太师比做诸葛亮，因而也把我比做刘玄德，古人我不敢比，但有一条：刘玄德做得了人主却做不得军师；反之，诸葛亮是个少有的超众出群的军师，却做不得人主。这正如刘邦之与兴汉三杰。刘邦统一中国，即位后庆功，群臣争相歌功颂德，刘邦皆不以为业然，但他本人却深知一个根本之点，即比起三杰的独特的本事他皆不如，然而他能驾驭使用他们，这就是他成功的要诀。驾驭，而且长期驾驭人才是个很难很难的事。韩信攻下三齐，自请假王，刘邦初听时很生气，还不禁骂了出来，可是在张良的提示下，他想通了，此刻只有笼络，所以他立刻转怒为喜，说：‘既是封王，何用假？就实封了吧！’可他后来有了适当的机会，就把这个居功自傲的韩信杀了。无论如何，刘邦还是驾驭了三杰，始终为他效力，不力时也有应付他们的手段。我不比刘邦，绝不因怀疑杀人，也绝非斤斤计较者。华润泉也好，谢培德也罢，因为他们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只要他们不越分寸，我是绝不计较的，可我也有足够把握的一点，那就是我对他们熟悉，熟悉他们的过去，更熟悉他们的现在，就算他们真是魔鬼，我凭了这个熟悉足有信心驾驭他们，除了家人之外，我都有充分准备与布置。而且你也会发现，华、谢之间有利害一致处，更多的则是利害冲突处，我会很好处置的，既利用他们的一致处，又利用他们的冲突处，令他们不得联手为害于我，却依附于我！”

　　果然，没过多久，刘鸿生就用他的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长子刘念仁接过了华润泉总管家的职务，只体面地保留了华润泉水泥公司与华东煤矿的总经理的职务。这一取代，尚是由谢培德“举荐”、华润泉“提议”完成的，刘鸿生的心机实是非同凡响。

　　　　　　　　　　　　　　不惜重金培育人才

　　刘鸿生办企业甚重效益，对金钱甚为珍惜，可花可不花绝对不花，可谓辎株必惜，在动用心机、花费力气上也是如此，唯独对两件事，他费心最甚，下力最多，投资最厚，可谓不惜一切，那就是创办企业与教育子女。他与叶素贞两情笃厚，生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八个儿子以念字辈行依次以仁、义、礼、智、孝、梯、忠、信为名。后来，刘鸿生又纳了两个妾，也各生一子。对这十子三女，他一视同仁，均相继送往外国留学。当时送一个留学生再培养成材，几乎相当于兴办一个中型企业的资金，可刘鸿生十分乐为，一再以果断的口吻说：“我舍得！”

　　顺便说一下，刘鸿生在有钱人中十分正派，从不像一般富豪般寻花问柳，只是不得不应酬时作作应景文章，对叶素贞始终诚爱，虽后来纳了妾，仍不改此情。对子女教育有方，从不大声呵叱，从不苛责，是个典型的既严又慈的良师，要求严又不失真正的体贴，从不强其意志。比如，有一次他要四子刘念智应杜月笙之意拜杜为师，刘念智表示不适当，他当即说：

　　“不拜也好。你大了，凡事应该自己主张，我不勉强你，只是再嘱咐一遍：千万不可得罪人！”

　　五子刘念义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他察觉了，虽觉得很危险，很担心，也很关心，但绝不叮问，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都长大学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绝不干涉。”

　　孩子们对他也非常尊敬，从没立下规矩，可是在他面前，特别是受教与交谈时，从不擅坐，即便命其坐下，当问到重要事时也不自禁地站起来回答。

　　前文说过，刘鸿生对“富贵出骄儿”的恶果是十分重视与警惕的，他曾几度集中与分别地、语重心长地讲给子女，特别是出国留学前，留学归国后，平常也不时提醒，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更深知，光是说还是不够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话说“要有非常得体的措施才行”。主要的措施就是要子女们学知识，学本领，知礼仪，习自立。输送出国留学的目的便在于此。留学回国后，按说正是二十几岁学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别家企业求职，在那留学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还不谋个体面的职务？可刘鸿生却将他们一律放在小职员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层。比如，他四儿子刘念智留英七年回来后，刘鸿生就叫他做了一年多普通的会计员，而且不在他的三大企业内，而是在他刘氏的中等企业码头公司中，并且一再叮嘱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并且拜其为师，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轮，中午与工人一道吃饭等等。他的子女们也都理解他的苦心，均各乐于接受，认真地从基层做起，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体察艰苦，锻炼自立能力。虽说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袭着传统的美德，对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时有意地到父亲的办公室或乘家中聚会之机与父亲谈谈，一来有娱亲、交流之意，二来也愿听听教诲。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鸿生的十三个子女无一骄奢、庸碌，便是刘鸿生不惜工本苦心教育的成就。

　　对子女的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对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为他整个刘氏企业聘用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说，他还曾为几个技术人员的出国或在国内培训出资，为企业立了功的丁继尧更被送去留学深造，当然他负担全部费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宝座时，就亲回原籍定海，捐款独资办了两所中学：定海中学与定海女子中学；后来更先后助资输送定海七名学子出国留学深造。

　　　　　　　　　　　　　 对权要与恶棍的利用

　　刘鸿生社交十分广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与同乡关系与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蒋介石都建立了联系，但仍是他那一贯清醒的态度：把握好分寸，极力避免介入这几个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两次登门诚请，宋子文一再写信、派人敦请要他出任招商局的总办（不久即改为总经理），他均婉言谢绝。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入侵造成了刘氏企业与全国民族企业一样的灾难，而已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屡派要员敦请，并做了些承诺，刘鸿生一则无法再推，二则也希望从宋子文的承诺中获得些企业的转机，才出任了这一官职。

　　对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时已是愈加腐败，权要图私，恶势力充斥，船上的买办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员，船上的雇员们也敲剥客户，连茶房也刁剥顾主，私卖、挟私司空见惯，营私舞弊、损公肥私已积成习，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规定的各船的“定额包缴”也往往不予兑现，每年损失白银多达五六十万两。国民党曾下决心派得力干员赵铁桥总办整顿，赵铁桥的决心也很大，可是无论是权要裙带，还是地方恶势力，他都无力惩治，结果郁愤成病，浩叹着：“偷漏成习，积重难返！”遗憾而死。

　　刘鸿生本来还有一层打算：在刘氏企业中运输是个薄弱环节，往往因此受制于人，欲乘出任招商之便好好地熟悉一下航运业务，岂知面临的情况竟是如此之糟！对招商局的情况虽有耳闻也有准备，可坏到如此地步，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还哪有心思顾及其他？

　　事业心与责任心是一致的，一向事业心最强的刘鸿生此时也甚感责任重大，他虽已明知局内的权要与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又实难招惹，可他忿然难忍。大费周章、大费精力，刘鸿生在所不惜，这回他还要对更庞大的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大下一番功夫，立誓几年内彻底革掉几十年的积弊，使其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也深知其难，所以下了很大的功夫，迅速地摸清了来龙去脉与要害的所在，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饬计划，并取得先决条件。

　　这先决条件有二：一是取得政府要员的批准与明确支持，一是取得恶势力头子的认同。前者好办，宋子文首先点头，交通部长朱家骅更是态度明朗，后者却要费一些周折了。

　　对于恶势力，他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背后不置一词，当面恭敬有礼。早在他刚刚发迹为百万富翁的1918年底，就曾有意结纳。当时，他在如今的淮海西路、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西段起造了一幢占地三十亩，拥有含办公间、健身房、跳舞厅在内的一百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大楼，并附带五个草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成为上海最豪华的住宅之一，受到上海滩广泛地惊叹与赞佩。落成典礼时，贵宾如云，刘鸿生格外注意着对当时在上海举足轻重的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接待，亲自陪进贵宾室。如今，杜月笙已跃居黄金荣之前，成了上海“三大亨”之首，已名动全国了。刘鸿生到任翌日就丰盛而隆重地又宴请了这“三大亨”，自是要着意寒暄一番，才打出了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的王牌，恳请杜月笙鼎力相助，并不着痕迹许以优厚条件：聘请杜月笙为本局理事会副理事长，并附加一些优惠条件，取得了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的认同与支持。

　　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对刘鸿生也很看重，后来特请刘念智为他那两个妾生的已十七八岁准备留英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特别是英国的社交语言和礼节。对这件事，刘鸿生十分热情而得体地答复下来，并说服了初时甚不愿接受此请的刘念智。教授中刘念智端方、严肃又甚得法，收效甚为显著，几个月间，就使那两个纨绔子弟大大变了样，有了绅士风度，喜得杜月笙连声地真诚道谢，并设盛宴招待刘氏父子，席间破例亲为刘念智敬酒。

　　在上海史乃至中国史上，莫看杜月笙只是个黑社会头子，其影响却是十分大的，三教九流，乃至政府要员都对他敬畏有加，而他不只穿着，连谈吐举止也是一派大家风范与儒者气度，以“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为信条，实是那段特定历史下的一代风云人物。

　　刘鸿生着意结纳杜月笙却决不与其同流合污，用意无非是两个字：利用。利用他的关系，刘氏企业至少不受恶势力的干扰与侵害，如今又利用他获得了整饬招商局的根本条件。有了这个根本条件，并请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会理事长，杜月笙为副理事长。挂起这两块招牌，又增设了监事会，再从他的企业里挑选精干得力人员掌握了机要部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整饬，除积弊，破陋习，辟新线，购新船，码头、货栈整饬一新，特别是船只管理，尤见功效。刘鸿生废除了买办制，建立了船长制，统由局业务科承办航运业务，连船上的所有茶房都由局里正式雇用与考核，仅此一项，每年即可增收近百万元。使招商局大大变了样，不但当局，连内外人士都刮目相待，对刘鸿生的干练甚为赞佩。这固属刘鸿生的本领非常，可内中一大关键是他对权要与恶势力的得体的利用。

　　可也因此为刘鸿生种下了祸胎。原来蒋介石有一表兄叫俞飞鹏，系“党国”要员，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势力也自然伸进了招商局，且十分得势。刘鸿生大力整饬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刘鸿生已查得俞飞鹏的这位舅子劣迹甚著，而且松动一人就会影响全局，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

　　“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

　　气得俞飞鹏暴跳如雷，发狠报复。也是冤家路窄，一九三六年春，朱家骅解职，继任的竟是俞飞鹏！精明的刘鸿生自知难为，便呈请辞职了。可他这三年多一点的任职，却使颓倾的招商局虎虎生风，辟出一片新景象，当然在俞飞鹏的操纵下很快就面目俱非，又回复了旧观，而且每况愈下了。

　　　　　　　　　　　　　 竞争与实业救国彀要

　　竞争是商业的特点，也是一门学问。而在当时，外商持特权与先进科学横行，民族工业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仅内外税就不知要高出洋商几倍，与外商竞争，谈何容易？可刘鸿生硬是凭着他的精明，实准彀要，抓紧时机，不惜劳苦地在竞争中屡挫洋商，取得了胜利。他采取的主要手段被后人称为“联华制夷”。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他三大支柱企业中的两例。

　　首先是火柴。

　　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在国内不仅名气大而且为质量之首。然而，已积数十年火柴生产之经验并在科学上先进于中国的外商火柴，特别是瑞典火柴却远非中国火柴可比。瑞典火柴享誉国际已久，对中国滚滚倾销，其势甚猛，正如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所说：

　　“瑞典火柴托拉斯，挟其庞大之国际势力，乘战胜日本火柴业之余威，又转向我国进攻。以我国火柴业资本之薄弱，组织之散漫，对日竟争尚嫌力有未逮，今一举而应大敌，更何能胜？况瑞商之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以图一举而将我国火柴厂家，悉数摧毁……”

　　果然，仅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的火柴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刘鸿生在这强大的攻势与压力下，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挺直腰杆，艰苦挣扎，使出他特有的全部才智与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他首先意识到集中与分散虽是形式，却直接关系到先进与落后的经营问题，瑞典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本业大大小小，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承受力很弱，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同业联合，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很有号召力，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发发可危”的局面，力主联合。接着，他便全力实施起了他的联合计划。

　　在分散陋习已固的当时社情下，或眼光短浅，或心胸狭窄，或得过且过者甚众，联合谈何容易？刘鸿生屡控不馁，渐次就近联合了几家，同时展开了求助政府庇护与宽待的活动，几度请愿，几次上书，并拉上宋子良，动用了他与宋子文、孔祥熙与蒋合石的关系，虽说国民党政府出于不敢开罪瑞典与削弱列强特权，在税收上不敢大有更改，在对外条件上更不敢更动，然而到底多少地争取了一点，并且在联合一事上得到了孔祥熙一点支持。经一年多的时间，刘鸿生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法促成了大联合。他的方法是：对于小厂，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型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以致合并，他先抓住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家：荧昌与中华。其中，荧昌火柴公司的规模较鸿生厂为大，但在刘鸿生有意展示下，使荧昌看到了合并的三种好处：一、刘鸿生经营得法，在三大家中亏损最少，对刘鸿生经营信得过，保险系数大；而单独支撑，鸿生厂犹可挣扎，中华拖不过三年，荧昌拖不过两年，就有倒闭之虞；二，刘鸿生有其他企业特别是煤炭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在资金方面却很难通融；三，设备以鸿生厂为新，技术力量也以鸿生厂为雄厚。而合并条款，刘鸿生又开得颇为优厚，因而欣然接受了刘鸿生合并的建议，中华厂也继而表态同意，合并了这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其他的便较为容易了，终于在一九三０年组建起中华火柴公司，共有七个火柴厂：苏州鸿生厂、周浦中华厂、上海荧昌厂、镇江荧昌厂、九江裕生厂、汉口炎昌厂、杭州光华厂；一个辅助厂：东沟梗片厂。总资本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量约占华中总产量的一半，为十五万箱。刘鸿生当然地被推举为总经理，至此，四十二岁的刘鸿生不仅担任了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的主席，还控制了火柴产销的半壁江山，“火柴大王”的名头更加响亮了。

　　可刘鸿生并不醉心于这一称号，他真正关心的是“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巨型的民族工业”。这是他写给他留英的几个儿子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雄心壮志，在同一信中，他明白表示：

　　“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有关企业合为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指“火柴大王”）。”

　　由此可见他的心胸。

　　有了雄厚的资金与生产能力，有了统一的产销布局与计划，生产稳定，销路畅通，瑞典火柴的压力自然解除，而由于运输优势大大抵消了瑞典火柴低成本优势，站稳了市场脚根。瑞商在欲图霸中国市场之初，就意识到了刘鸿生是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几度通过人收买鸿生厂，均被刘鸿生严词拒绝，他说：

　　“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

　　这体现了他的豪气，也体现了他的骨气。

　　在办水泥上，他也是通过反复奔走协商的方式联合了唐山启新厂与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统一步调，划定市场，互通情报，协调产销，大大煞了日本著名的小野田厂的气焰，将其“龙”牌水泥，大半击下了大海，为保护民族水泥工业立下了大功。

　　在经营中，特别是在竞争中，刘鸿生不仅在经营形式上，而且在经营思想方面都萌生了现代色彩，如他不惜重金于1930年在四川路六号建造的八层企业大楼，就是为要实施他的统一经营管理的设想而造的。

　　尚有许多精明处，如他的创办银行、“分篮放蛋”的办企业，以及教育子女的原则，都是可贵的。篇幅所限不再多述。

　　刘鸿生是爱国的，这在文中已有提及，如不惜被学校开除而拒绝当牧师；解囊救灾；捐建学校；拒绝利诱，立足于振兴民族企业；实业救国等。另外，他还为一家医院每年捐赠一万元；为了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的轻蔑，不惜与交往很久、交谊颇深的黄毛考尔德翻脸争吵，义正辞严地据理力争；对每个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明确规定不许与外国人结婚，学成之后必须归国，为振兴民族工业竭尽所学；为二十九军的上海抗战出资出力；拒绝日本占领军的“合资”诱惑；一九四九年毅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由香港回归大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率先执行“赎买政策”，将价值两千余万元的产业交给了国家……当然，他也有作为大资本家的另一面，因非本文范围不予谈及了。

　　刘鸿生虽死多年，但他的从商之道在今天看来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仔细揣摩，当知此言不谬。

　　　　　　　　　　　　　　　　　　　　　　　　　　　 （肖舫） 吴志剑和政华集团公司 --------------------------------------------------------------------------------

　　吴志剑，一九六０年生，湖南常德人。深圳政华集团总裁。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中，“文革”中曾下乡“插队落户”；参军后担任军分区司令的警卫员，此间创作的反映老干部军旅生活的剧本曾被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获全军优秀作品奖；复员后，在常德市公安局工作，此间创作的电视剧本《白全环》被拍成由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

　　一九八五年二月下海，先后办鸡场、混凝土预制板厂、文化俱乐团、电子管厂、食品厂相继失败。

　　一九八五年秋，闯深圳，初时只是承包了个小商店，却硬做起了大买卖，创下基底，开办了政华公司。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内贸、外贸、印刷厂、出租小汽车公司，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至一九九五年，已拥有了一个下属数十家公司、总资产二十八亿元的政华集团公司。

　　个人财产，据一九九五年较准确的估计，为十二亿元。

　　人类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文明进程大大加速；待二次大战后，则其进程更不再是以世纪计，而是以年代计，且愈行愈速，变成以数年计，一年计，以致日新月异，真正接近了“瞬息万变”。

　　时势造英雄，机遇出良才。可时势并不能将每个人都造成“英雄”；机遇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良材”，只有适应时势，抓紧机遇者，才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时势是历史的大气候，可谓“时势面前人人平等”；机遇是大气候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即时性气候，有它特殊的选择性与规定性。要适应形势，要抓住机遇，就必有预先养成的优势条件，要有超前的意识，也决不可缺少地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艰苦奋斗的决心。

　　这些是笔者从吴志剑创业史中悟出来的道理。

　　吴志剑正是这种具有优良禀赋、超前意识、善于适应形势、把握机遇，又毅力坚韧、奋斗不懈的英雄、良材！

　　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青人，能够拥有十二亿元财富的，虽无权威部门的统计，然而也可以断定，还是寥若晨星的。是他得天独厚么？是有什么强大的靠山或意外的奇遇么？都不是。他的家庭不过是个很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多以千万计，可以说平常而又平常；他的社会关系也极为一般；他的经历，也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都经过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只是他凭了敏锐的超前意识，认准了时势，且把握了时势的发展，下了决心，坚定了信心，顺应时势，寻找机遇。一旦机遇当前，他就紧抓住不放，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立足点、出发点高远，才由小而大，发展起来，时势才造就了这位英雄，机遇才成就了这位良才。

　　客观的时势与机遇的外在条件，大体上说，对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政治气候中的人来说都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换句话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完全可以弥补这些客观差异的。因此说，吴志剑的成功虽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却绝非高不可攀。既是时势造英雄，你也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中，何以不能成为吴志剑那样的英雄？？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坐羡吴志剑的成功，不如认真分析一下吴志剑的成功之道，以为借鉴，“下海一游”！

　　本文试图就已掌握的吴志剑的材料，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浅陋在所难免，供共有志于此者参考。

　　　　　　　　　　　　　　平凡中的不平凡处

　　　　　　　　　　　　　　　　逆境不折

　　一个禀赋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先天因素之外，多半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的砥砺。

　　吴志剑的天赋是较好的，他自幼聪明好学，又好强刚毅。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事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湖南常德，中华腹心之地，芙蓉山水之乡，从屈原、宋玉直到宋教仁、蒋翊武、袁任远、林伯渠、帅孟奇、丁玲、翦伯赞，皆秉于常德的山灵水秀；陶渊明、王昌龄、刘禹锡、杜牧、范仲淹、米芾都倾心于常德的钟秀灵奇。外祖父吴铁铮饱学刚正，识见不凡，深明太义；母亲吴启梅受乃父熏陶，亦是娴静聪慧，诗书画俱精；父亲彭信理才华不俗，亦喜写作，建国后，曾较长时间地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并曾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由此可见是一个“书香门第”，因此说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上列的各种条件，具体地看，是比较优越的。可要宏观地看，这种种条件不过也很平常，平常到千家万家，一般地说，谁个幼时不有些令人喜悦的长处？祖国大地，因历史悠久而又得地势之优，天赐之厚，“天涯何处无芳草”！谁个不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建国后生育的子女，己身不足，尚要请人弥补。因此说，吴志剑的身外条件，既有它独特的具体性，也有它宏观的一般性。

　　父母的教育与影响，固然是重要的，但对吴志剑来说，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与影响，则更是分外重要的，他说：

　　“我从小就在外祖父膝头上长大，深受他的爱国思想影响。”

　　一个“膝头”上，不仅表现了老人对小外孙的无限疼爱与珍视，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在耐心地、认真地开导与教育；也流露了吴志剑对老外祖的深深依恋与崇敬，承多少亲切而难忘的教诲与关怀，充满着融融的天伦之乐！只有爱国思想高尚的人才能于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为后人打上深刻的烙印，也或者是因为对外祖父无以报其慈情吧，吴志剑才从了母姓。

　　为了便于加深对这种影响的理解，我们不妨概略了解一下吴铁铮老辈的情况。

　　吴铁铮，湖广常德府安乡县人氏，出身寒族，又逢水灾，家计维艰，只好于十三岁便离乡背井四处打工以维持生活，从湖南沿着长江，步履艰难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挨到了上海。贫穷没有困倒他，流浪式的打工，更使他阅历深广，也更体察了国穷民疲的痛楚，励志自强，考进了上海水产学院，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更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其时，他参加了那场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运动，并在北京天安门做了演讲。几乎是放下讲稿，毅然投笔从戎，入了黄埔军校，并与聂荣臻结成至交，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中，险被屠杀。一九三五年后，欲奔赴延安，不幸被中途截回，充任了胡宗南部的中将军官。一九三八年以与红军有往来嫌疑被捕，坐了四年监牢，一九四二年出狱后，降为中校，留守石家庄。清风店一战，被俘，聂荣臻当即召见，并要他留在解放军中工作。旋即接受组织派遣，做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后来，湖南常德的华容、南县、安乡三县，都是因他只身涉险，说动守军将士而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为国家与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出任了常德地区的粮食局副局长。这样一个“当权派”，又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要职”，那场大动乱岂能放过？运动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自然也株连了那也戴顶小小乌纱帽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黑女婿”与“黑后代”的吴志剑的父母，并因问题“重大”而“清楚”，当即遣送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唯将年只六岁的吴志剑留在家中。

　　六岁以前的“膝头”之教，对吴志剑是深刻的，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基。老外公的慈爱与敦教，对小外孙起到了异常良好的效用，使吴志剑已初具了良好禀赋，而动乱所带来的巨变与苦难，由于良好的禀赋能面对现实，自我挣扎，就更完善起来。一个只有六岁的“学龄前儿童”，骤然间自己景仰崇敬的朝夕与乐的外祖父变成了受人斥侮的“残渣余孽”，父母也变成了“牛鬼蛇神”，这精神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物质上更由不忧温饱，不知吃穿何由来，变成了倘不自谋便致冻馁的境界，融融之乐，变成了凄凄之悲，一个如此幼小的孩子承受得了么？

　　逆境，人类社会生活申的低谷。一个不慎成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了进去，是惊慌悲观，还是奋力自拔，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前者会伤痕累累，以致一蹶不振；后者倘得奋斗不懈，不仅于脱困，尚有所益，是所谓的“祸兮福所伏”。

　　一个仅六岁的幼儿，一下子变得孤独无依，衣食不能确保，又遭离亲之痛，歧视之困，无异于骤落可怕的深渊，要自拔谈何容易？

　　可六岁的吴志剑做到了！

　　他居然于绝境中寻求到了自力谋生的手段。

　　他居然自处在凄楚苍凉的居室中克服了长日的孤苦，暮夜的恐惧，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

　　他居然咬紧牙关承受了因之而来的屈辱与种种苦难！

　　是外祖父十三岁便闯江湖自力谋生的根基与那具体经历的鼓舞。

　　是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的激励。

　　是对外公、父母情深依恋与不与亲长添忧的初始情愫的支撑。

　　他居然能想出并且认真地去到街头拾取人们丢下的烟蒂，那怕风雨中，烈日下，他那有神的大眼搜寻得那样专注，他那尚不足以握住一包香烟的小手，竟拾得那样快捷。拾回去，集中起来，仔细地一个个剥开，收集，一点一点地集少成多，再央求大人去卖掉，换些差可糊口的米粉——是求生的手段，也是经商的萌芽！

　　他居然以六岁尚需人背的年龄背起行李，在常德通往外祖父接受“改造”的农场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顶着隆冬的寒风步行十几里，去探望他那甚为敬仰、十分思念的外祖父！虽有外祖母同行，可是同行而已，老人家已步履艰难，不要他扶已是够了，又岂能助他行走？这份天伦之情，这份赤子之心，是何等的深厚与宝贵！

　　他居然在看见外祖父后，没有似一般孩童般号啕欲绝，委屈无以自持。只是见他外祖父赤着双脚，站在冰冷的地上，肩上压着沉甸甸的担子。头发零乱，面容推淬，衣衫破旧，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的外祖父么？”他心疼得流下了眼泪，是为外公而不是为自己。当他的外祖父放下担子轻轻地摸着他的头，说出“红红是好孩子，红红不哭”时，他果然止住了眼泪。祖孙心意相同，那简单的一句话，两度亲切的称呼，饱含无限亲情，不必哭，哭也无用，何必做无益之举？坚强些、正视一切的含义俱在抚摸、慈目与话外音中！

　　他居然领略了外公的话意，益发坚强了起来。回到常德，一些大孩子骂他“狗崽子”，他权做不闻；打他，逼问他“服不服”，他一声不吭。大孩子气恼的打得更重，问得更凶，他仍是抿紧了嘴唇置若罔闻，直如不觉，直到大孩子没了劲儿了，泄了气，悻悻地离去，他爬起，掸尽身上的土仍是梗起颈项走路。得不到恶作剧的乐趣，大孩子们不再去做“无益劳动”，不再打他通问他了。

　　不是三天，五日，也不是一年半载，可他硬是奋力挺过来了，这多靠了他良好的坚韧刚强的禀赋，凭了这一禀赋度过了人生底谷，也反转来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特有的禀赋。因而，在他再度陷入低谷时，尽管衣食无着，拣易拉罐糊口，睡公厕栖身，仍能安之若素，以求奋起。

　　　　　　　　　　　　　　　　顺境不滥

　　人，必须有高尚的志趣，远大的目标，并以不断的学习与奋斗去追求、实现，方可有所成就。立志不高尚，目标不远大，则缺少动力；学习不刻苦持续，奋斗不竭力倾心，则无以保障。“取法乎上”尚且“得乎其中”，何况取法乎下？

　　“复课闹革命”了。有了“复课”，吴志剑就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家长，特别是外祖父的家教中，他已初具了正大的志趣与目标。因此，他读书极为用心，极为专注刻苦。可那“复课”的后面还有个“闹革命”呢。不是说小学生便闹不得革命，而是说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能“闹”出什么样的“革命”呢？“闹”来“闹”去，闹得只上半天课者有之；只上一堂课者有之，索性三天上两课者有之。“闹”到操场里去还好，“闹”到大街上去，“闹”到家里去，“闹”起闲逛来，“闹”起各种把戏来也大有人在。

　　做墙头草，做水上萍，随风摆动，随波逐流，永远是草、是萍，且被呼为弱草、浮萍，是绝成不了大气候的

　　对“一世皆尚同，愿君泪其泥”的“忠告”、屈原只做不闻，依旧追求不已，虽死不悔，终于名传百世，为后世代代所景仰，这才是有志者的榜样与先范。

　　多“闹革命”，少读书，唯有你，教也学，不教也学；人走了，你不走，都走了，也不走，专注于课堂，埋头于自学。谁逼着么？难道没听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没见着不读书也照样红？

　　能在大气候与具体环境的直大影响下，仍不改素行素志，是须有坚强的毅力的。

　　不为环境左右，人多荒废我独攻，许多与吴志剑年龄相当、成就相仿的人大半皆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没有足够的知识想成就大业是断无一例的，有，也是极不正常的。那么从吴志剑的这种学习精神与毅力看，他今日的成就不就有迹可循了么？正是首先具有了这种精神与毅力才读得好书，也在读好书中更锻炼提高了他的这种毅力，更完善了他的禀赋。

　　为国家为人民而学、而用，学以致用，吴志剑才学得更用心，更自觉。一个初中的在校学生，居然凭了他所学习与自修的物理知识，特别是在电视机刚刚在国内出现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时，组装出电视机，并且能给家人看，是怎样的了不起，是怎样巨大的学习成果！因此，尽管对儿子十分熟悉的父母，在看了儿子自制的电视机中的图像后，仍是感到意外的惊讶，以致仍旧难以置信。当然，这是在那成功的前面有着不晓得多少次的失败记录的。而那不知多少次的失败，也不知耗去他多少精力、心血与不眠之夜，也不知有多少次濒临绝望的边缘：大学生，专攻物理的大学生，电器技师，电器工程师，在只听说，尚未看见电视机时敢么，能么？你呢？初中还没有毕业吧？可这些他明知道，却仍自信着：既然已经有了电视机，有了一些有关它的资料；既然是二极管、三极管、显象管的组合，就必有装成的一天！这就是他的禀赋，这也正是他日后赴深圳闯世界的先导式缩影。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多少学生苦闷、茫然，因失望而大发牢骚以致破罐破摔，可他不，他还在“既来之则安之”认真地劳动，做农民就像个农民，乐观豁达，还不时地拍着别人的肩膀劝上两句：

　　“乐观一点儿，坚持下去！”

　　他坚持得最为典型：劳动出色，与人无争，尊重农民。繁重的农务，使大多数学生无法承受，吃罢晚饭几乎都是倒头便睡，而他却借助于原始的油灯坚持读书，沉湎于文学世界，凡能找到的中国古典与世界名著，如唐诗、宋词、鲁迅著作以及印度泰戈尔的诗、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而且越读越为“贪婪”。

　　正因为如此，他下乡不久赶上征兵，在二百名选一中，他被他所在的慈利县境的公社选中，输送到梅州军分区。这不仅他本人，连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黑五类子女”能否应征入伍也毫无信心，父亲写信时只是随便提及，要儿子试一试。他以“忠诚老实，正直积极，吃苦耐劳，有上进心”的优良表现，获准入伍，实在是表现极为突出。这又是他在逆境中仍能自持，仍能不断奋力向上的结果，也是他特有禀赋的一次典型的表现与升格。

　　能够参军，在当时知青来说简直如步青云。可他仍是不懈、不惰，当兵就像个当兵的。三个月的紧张、艰苦的新兵训练之后，竟因被司令员一眼看中，被分配到司令部的警卫班，做了司令员的警卫员。在众多新兵中，可谓“出类拔萃”、“独占鳌头”，自然有人羡慕，也难免有人嫉妒，可大多数人是以赞许的眼光看待他的。

　　一正式当兵，就进了司令部，当上了司令员的警卫员，也可谓处境更“顺”了。然而，以他的禀赋，绝不因此而骄，因此而稍有放纵。而是凭藉着这优势的境遇，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敬业殷勤，学习刻苦，司令员又是位性格豪爽、平易近人的老军人，（在老军人中，有多少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欣慰而又骄傲地依恋啊！）不但爱护、关心着这个新警卫员的生活，而且更指导、帮助这个新警卫员的学习，热情而又殷切，见这个新警卫员爱读书，爱学习，就将他自己珍藏的书籍借出来，而且还特地为这个新警卫员出面去借那些他认为该读的书。他对吴志剑讲述戎马生涯以为“传统教育”，许多话曾对他起了重大作用，使他铭刻在心，譬如：

　　“人来到这个世界，要么与世无争，平平淡淡过一生；要么就干一番大事业。男子汉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有所作为！”

　　这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一定的程度上说，几乎成了吴志剑的行为准则，也为他“干一番事业”坚定了信念。

　　刻苦的学习，文学氛围的熏陶，再加上军营的沸腾生活，使吴志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开始了习作——像他在校学习时组装电视机那样地习作：写了改，改了写，必欲成功地反映他身边的好人好事，要象他组装的电视机那样真实，却更为艺术地反映现实。一直关注下属特别是这个新警卫员的司令员岂能不觉察？一天，将吴志剑叫至身边，豪爽地笑着问：

　　“小伙子，怎么，偷偷摸摸地写起文章来了？”

　　在司令员面前，他毕竟还只是个大孩子，也就大孩子般不好意思地笑了，却无以为答。

　　司令员却很高兴，也很认真，不但鼓励他努力地写下去，还特地安排出时间，找来军区的宣传干事加以指导。较组装电视机时，可谓条件优越得多了。于是，他写的通讯报道便开始见诸《解放军报》了，并渐渐涉猎了文艺体裁，竟然创作出了一个反映部队老干部生活的剧本，而且差强人意，虽说也经过了反复修改，可那终极结果是令人喜悦的。司令员认真地看了，高兴地把他找去，拍着那厚厚的剧稿，赞许地说：

　　“嗯，你这个毛头的小伙子，可以嘛！剧本写得不错，主题切中要害！”

　　很快，司令员就把吴志剑这两个月心血的结晶推荐给了广州军区话剧团。剧团的领导看过之后甚为满意，认为这个剧本情节生动，贴近生活，反映问题尖锐，是个值得上演的好剧本，于是便决定了排演。

　　由于演出的成功，剧团自是获了奖，剧本更获得了全军优秀作品奖；也因此，梅州军区授予了吴志剑三等功。

　　这成功，固然是由于吴志剑的勤奋与努力；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在那特殊十年间的初中生，已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介入知识的高层次了。

　　这么好的小伙子，谁不喜欢？连司令员那位豪爽、热情的妻子也格外看重，甚是希望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须知，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尽管是警卫员，也只是一个兵，而这个兵又有“家庭问题”，虽说时尚还没那么讲究门当户对，可“路线”问题、条件差异可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呀！很明显，是这个小伙子本人的有效值太显著了，才将那些问题放在小数点后，忽略不计了。

　　司令员是他景仰的，司令员的妻子他是尊敬的，对司令员夫妇，他有父母辈尊长的亲切感；而那位司令员的四女儿也与他年貌相当，是个好姑娘。可这涉及到那神秘得无以言传的爱情！倘换了某些人可能会受宠若惊，巴结犹恐不及。可吴志剑有吴志剑的禀赋，没有思想准备，没建立起那种感情，他觉得不适宜，何况在他的潜意识里，那自立刚强、不依附于外力取巧的素秉也起了内在的作用，使他虽不便明言，却以沉默对司令员妻子热切的探问表明了不肯接受的态度——爱情不是条件的搭配，在局外人看来是美满良缘，在两个当事人的眼中却不一定是理想的伴侣。因此，爱情是不宜有勉强的成分的，一小四儿”自会寻到在她来说较吴志剑更理想的丈夫，吴志剑自有吴志剑的适宜伴侣，“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宗的爱情标准。

　　答应了这门亲事，自会更加亲密；不答应，难免相处间介入了一个很令人不舒服的“尴尬”。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吴志剑提请“复员”了。尽管豪爽的司令员表明“不要为那件事烦恼”，恳切地希望他“还是留下来好”，他仍觉得留下已不适宜，于是在司令员放之不甘、他本人辞之不爽的气氛中，他离开了军营。

　　　　　　　　　　　　　 解放中的彻底解放者

　　科学的时代，首先最需要的是科学的头脑，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头脑，才能对眼前纷纭繁杂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变化，做出清醒的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并以此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所谓“站得高，看得远”，那是要有超前意识的，也只有看得远，才能看得准；看得准也才能抓得正，走得快捷。

　　反之，没有科学的头脑，时代的眼光也必趋于近视，只觉得眼花缭乱，前路蒙蒙，无所举措，无所适从。只好泥于保守，随在人后，亦步亦趋。在随波逐流中不时地发出惋惜不已的哀叹：“唉，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却也不时望着那些失败，包括意外的、不可避免的失败，自矜了起来。“哈，我说怎样，是胡来不得的，多少年了……”“幸亏我我有老主意，哼！……”——这只能令人叹惋：已是时至今日了，阿Ｑ的种子怎么仍然不绝？

　　　　　　　　　 从高台阶跳“下海”——思想彻底解放

　　我们说吴志剑的意识是超前的，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也正是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经过勤奋的学习，更充实与强化了他的科学头脑。

　　复员了，自然按正常情况“复”到了常德，以他的条件，被分配到了常德市公安局，并被安排在局办公室主管宣传。他就努力地“宣传”了起来，一上任就写出了几条漂亮的报道，以后，接二连三地反映公安战线生活的新闻稿件便屡见于大小报端，以他的特有的禀赋，不但是称职的，而且是出色的。且得工作性质的方便，他有了更充分更广泛地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向认识与写作深层发展的条件，又有创作过优秀剧本的基础，他介入了那敏感的综合的艺术领域，用俗话说是“触电”。不久他创作了名为《白金环》的电视剧本，并被拍摄成电视剧，并且主演又是唐国强，其影响效果，可以想象。紧接着，他又创作出了另一个电视剧本：《黑影》。如果不是他自动改变了生活路线，沿着已开辟了并已经获得可靠的首战成果的创作道路走下去，自会“道路越走越宽广”，如今恐怕早已是名满全国，甚至誉出国门的剧作家了，公安战线题材的电视剧不知要增添多少鲜艳的花朵。

　　可是他却投笔从商，辞官“下海”了！

　　改革开放，到了一九八四年，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最热门的话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议论中心，成了生活中方向性的话题。

　　头脑科学、意识超前的吴志剑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现实的主体反映使他看见、看准了未来的趋势，所以，他经过认真地思考，三个夜晚的判断，毅然做出了决定：弃政从商，辞职下海。

　　须知，他并不是“待业青年”，也不是职务不如意，工作不顺心，业务不对口，有才难得施展的任何一种工作人员。正相反，一个普通的、只有初中学历年仅二十四五岁的复员兵，能坐进市一级公安局的办公室已是“够理想”的了，而他的工作成绩之好，工作成效之高，又多了一顶世人视为高尚产品的电视剧创作者的桂冠，真是“够辉煌”的了！可谓年纪轻轻，成绩斐然，持续发展下去，还愁没有更美好的花团锦簇的前途么？如此年轻的共产党员，如此素质良好、成绩突出的公安干警还不是当然的、理想的“苗子”？没人逼他，也没人劝他，他却心甘情愿地辞掉了那被世人（哪怕今天）视为铁饭碗乃至金饭碗因而羡慕、向往的职务，一下子变成了与“待业青年”等同的平民百姓。没有调查，但当时肯定有人在背后指责他“犯傻”，起码会认为这种举动是不明智乃至荒唐的，惋惜、抱怨都在所难免。连一点后路也不留，办个“停薪留职”不也可以有个转寰的余地么？可那不是吴志剑！吴志剑的禀赋，决定了他做什么事绝不三心二意，绝不愿贪逸图便，并也绝不盲目滥为，他之所以如此决断，如此地“破釜沉舟”，正是他超前意识起了绝对作用。即，他已正确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国策不会变，而且要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政策，一种重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国家不但“让”，即允许，而且会提倡扶持，以便以“点”带面，因此，不富起来，是绝不可能的。既已是政策性的措施，有国家的承诺与保障，而这一政策又甚符合国情，适应世界的大气候，就必然化为现实。当然只能是“一部分”，可这一部分的作用却是很重大的，它足以起到强国与带动大部分乃至逐渐波及全部。因此，争取进入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不仅于己，而且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利的，是既不违背外祖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训导，也符合班主任老师“……运用知识，去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的教诲，与父亲“一定要为国家尽力，为人民造福”的叮嘱。他才毅然地、毫无保留地弃职为民，辞官下海。

　　在他明确的坚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常德市公安局终于批准了吴志剑的申请，从此，他失去了公职，走进了市民之中。

　　像十九年前他外公与父母被遣送下乡时一样，他又得靠自己动手来维护他自己的生活了。虽也免不了因不了解他辞职的内情或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而引起猜疑、误解，甚至轻视、流言，可吴志剑根本没去想，也没有理。还是那些当年曾与他一道插队落户的集体户里的“一家人”与他颇有同感。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一定有吴志剑看得那么高远，那么准确，可他们有的没甚出路，有的不甘于现状，在寻求，在探索，希冀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在集体户里，这个与众不同的吴志剑便似年纪小的“老大哥”般开导与帮助过他们，有干啥像啥且能干好啥的威信，自是乐于共谋，故当吴志剑找到其中几个人时，一提出要合伙做生意，当即响应。

　　别看已到了一九八五年，改革开放了已经八九年，而且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其后又屡屡强调。此刻仍在强调。不用说那具体情形，仅是中央这一再强调，就说明了许多人的思想仍然没有或不肯解放，也难怪，“一朝被蛇咬”尚且“十年怕井绳”，屡遭蛇咬的人自然不但怕见，只恐连谈井绳也会“色变”的！中央的强调的另一方面，则更充分证明了这“解放思想”的极大的重要性。正因为许多人尚未“解放”，“解放”了也尚不“彻底”，中央才一再强调。恰在此刻，吴志剑用毫不保留后退余地地辞去了优越的职务下海经商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已彻底“解放”了！

　　　头三脚踢了个稀烂，几乎踢腾光了老本，唯余下了他那更坚定的信心

　　失败，是人生旅途中、各种事业中都应该设法避免，却必然难以彻底避免的；是人们极不愿意承受而又必得承受，而且得正面承受的。

　　既是难以避免又必须正面承受的，那么一旦面临失败，就必须冷静地、镇定地去正视它，解决它，不能转败为胜，也要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它造成的损失，这才是积极的态度。那种在失败面前惊慌失措、颓唐沮丧，消极被动的态度，必然导致失败得更惨，损失得更大。至于跳楼、投水，无疑地等于以生命的结束宣告彻底失败，是断不可取的，故项羽路绝，杜牧仍不以其自刎为然，仍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卷土重来未可知”。

　　能妥善地处理失败，认真地分析失败，汲取教训，于再战中获胜，才是英雄，所谓“跌倒了自己爬起来”，才是对待失败的唯一正确手段。祖辈说了千百年的“失败者成功之母”乃是至理名言。药物“606”不是经历了六０五次失败，才获得成功么？而英主如刘邦，尚且“屡败于项羽”而“核下一战成功”，倘若“606”在一百次失败后使自甘放弃——六０五次则更为可怜，刘邦在几败之后使也灰心丧了气，那么今天怎么会有那种可贵的药物，历史上又怎么会有盛大的汉王朝？且看今日的吴志剑。

　　（一）头一脚，踢光了仅余的两千元稿费。

　　伙伴们兴高采烈、七嘴八舌地议起了办个什么企业好。有人提出了养鸡。好，养鸡，本钱小，见利快，可以很快地积累些资本——他们哥几个腰里可没得几多“资本”哟！

　　吴志剑献出了他全部的现有积蓄——稿费，花剩下的两千兀。

　　劲头儿足了。分头跑信息，挑鸡种，选场址，三下五除二，两千只鸡买了进来，热热闹闹的鸡场建了起来，伙伴们笑开了眼，搓着手，净等着由鸡生利了，本来嘛，养鸡谁没见过？在集体户里，哪个农家不有一群鸡？鸡长得快，几个月就可食肉，当年就可生蛋。肉、蛋都是人们菜谱中日常性优良品种，没得大“资本”，办个鸡场，打个“鸡”础，还有“啥子难”哟！

　　可是生活中虽说“意外”不过万一，但是必须是将“意外”计在其中的，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即是。鸡场办起来了，鸡们也在令人喜悦地长，可怎料到一场意外的鸡瘟偏偏光顾了他们的鸡场，而且“光顾”得既迅雷不及掩耳又“干净彻底”：一夜之间，两千只鸡死了一千双！一鸡带走吴志剑一元，两千元正好被那两千只鸡一鸡一元地背着飞去了阴山背后！真是个鸡尽蛋打，扫地精光了。

　　那些伙伴将日前高扬起的笑脸变成了低垂的苦颜，跳跃的双腿屈了下去，蹲在地上，甚至抱起了头。唯有吴志剑仍然挺直着腰杆，并劝告伙伴们打起精神，再干！

　　把失败丢在脚后，他们又出来寻找出路，寻到了林里县，与县广播局协商，办起一家广播开发公司，结果因对方中途退出，他们也只好半途而废。

　　（二）第二脚踢疼了脚板，也踢起了反思。

　　还干什么？干是要干的，可干什么？此时各类基建工程正在“上马”。各种工程队应运而生，常德市也到处是脚手架与塔吊。一时间，各种建筑材料，包括各种混凝土预制件迅趋紧俏。吴志剑又动员他的伙伴们办起了混凝土构件厂，只是由于缺乏技术力量，故只生产单一的预制板。初时尚好，不久，对建筑工程要求严格了起来，他的小厂既无先进的设备，也没有专业人才，由于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而断了销路。改进设备，没钱；请技术方面的专门人员么？莫说请不起，就算请得起，也由于这类人员正在走俏一时间请不到，只好被迫停产，散伙了事。

　　初时，还觉得从小打小闹开始积累资金，算不了什么，可是两脚踢下去，踢疼了脚板，才觉得不对头了。可他的思绪里绝没有退却的线头，而是认真思索了起来。经过再三地思索、探究，他理出个头绪：办公司。办厂，缺少必要的设备，没有周密的计划；经商，视野又局限在狭窄的空间，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市场行情——必须研究，研究经商之道才是经商的必备条件。于是用心找到了有关经商法规与经济理论书籍，闭门武装了起来。

　　几个月后，他读遍也读透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书籍——他相信学习能获得知识，能因获得知识而处理好实际问题。几个月的钻研也果没有辜负于他，使他增长了知识，也因之开阔了眼界，开始以新的眼光来捕捉新的项目。

　　第三脚踢出个彩球，那彩球却在腾空欲上时，遭到了“恶风”的冲击，冲击下，变成了破碎的肥皂泡！

　　他的禀赋本来是极佳的，只是终究年轻，下海之后，没有很好地去认识这个“商”字。下决心经商，走首先富起来的路，这在战略上绝对对头。然而在具体的战术上，却失于匆草。总结了经验，武装了头脑，他那优异的禀赋又起了重大作用，超前意识又敏锐了起来，很快给他发现了最佳目标，也抓住了最佳时机。较那“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的几年，社会经济好转得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相对地有了明显的提高，可是文化生活却停留在以往的水平，那也是“崩溃的边缘”。人们因不再为衣食而占去大部分精力，便感觉到了业余生活的单调与贫乏。追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就会愈来愈迫切，办这种事业也必然愈来愈红火。他迅速地看准了，也迅速地行动了：集资、选址、办理手续，皆是快镜头，高效率，痛快漓淋地办起了一家俱乐部。

　　多少年后，吴志剑仍在不无怀恋地谈着那个场面：

　　“开张大吉之日，出乎我意料，人声鼎沸，场面异常热闹，生意兴隆，办俱乐部的钱渐渐收回，可以说，这是我在商场打的第一个胜仗。”

　　很快地收回了投资，再经营下去只会越来越赚，从这个角度看，足见吴志剑的禀赋与识见非凡，也说明了要从商没有深透而全面的经商知识，没有能从纷杂的事物中迅速提取出最佳目标的分析判断的能力，没有迅速把握时机的本领，只是似没头苍蝇般乱撞，是不会立于商海而不败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干扰，吴志剑肯定会自此一跃而起。

　　然而，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国家尚没有走出科学的低谷，许多“难返”的“积重”还不止一端地残存着，令我们举步维艰。吴志剑对他那个俱乐部由五光十色的彩球一下子变成破碎的肥皂泡，记忆犹新：

　　　　　我和同伴们正体味着初战告捷的喜悦，谁想到麻烦接

　　　踵而来。先是我们俱乐部的歌舞厅由于装修得比较漂亮，主

　　　管部门检查人员挑毛病，白眼一翻，说道：

　　　　　“太花梢了，重新搞！”

　　　　　俱乐部的一些合法的经营项目也被卡死，就连演员穿

　　　什么服装也要严格限定。无奈，只好按“上级规定”办，直

　　　到检查人员无话可说。

　　　　　祸不单行。刚刚通过检查人员的“关节”，社会上闲散

　　　小青年又上门闹事来了。

　　　　　一天晚上，一个粗壮高大的青年带着一帮人，无票硬

　　　闯歌舞厅。我闻声出面劝阻。粗壮青年斜睨着瞟了我一眼，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我气得嘴角颤抖，紧紧咬住牙齿，我必须忍耐。

　　　　　但这人仍不罢休，握紧大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说：

　　　　　“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爷爷是什么人？爷爷就是没有

　　　票，今天非进去不可！”

　　　　　说着，推开我就往里闯。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还没等他

　　　反应过来，我又是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痛得直不起腰，

　　　两腿发软，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好容易挤出一句话：

　　　　　“快给我打！”

　　　　　那些与他同来的小青年这才反应过来，一齐动了手，我

　　　的伙伴们也跟着动了手，双方打在了一起，那帮人人多势

　　　众，不但拼命地打人，而且疯狂地砸东西。结果，歌舞厅

　　　的桌椅被砸坏，玻璃被打破，闹得到处破烂不堪。

　　　　　俱乐部终于夭折了！

　　就算如今听起来，也不由人不感到心情沉重。一些有志青年，从国家的富裕、民族的强盛的高度出发，费偌大心力办起了实体，本来由于深受欢迎面兴旺发达，但却是被那些有关部门特别是其中的“有关”人，百般刁难卡制，要小心应付；更糟糕的还是一批地痞强盗式的打砸以致毁败！

　　俱乐部夭折了，可吴志剑的办企业的雄心并没有夭折。

　　许多人已经认为是山穷水尽了，甚至一些局外人都从吴志剑这头三脚中深感到了商海茫茫，甚为艰难，唯有望洋兴叹，以致望而却步。也甚为吴志剑惋惜：这样一个好青年，而且是前途远大的青年，竟然要在下海之初就被浪涛击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吧！

　　可吴志剑不回头——不回到出发的此岸，而是要游渡到彼岸。这固然是他特殊的坚毅、顽强的禀赋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与历史的发展，科学与科学的进步，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进行综合分析，超前地意识到“一部分”必定会富起来，而这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措施，只有不断地完善、不断地进展，不可能中断或走回头路，因而他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他要改变的不是决心，而是方法。因此，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大口地吸烟，不停地踱步，紧张地思考，从前三脚的失败中，反复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再寻找出路，他终于大有所悟，下了最后的决心，最难得的是他的坚毅与远见，也难得的是他那几位患难的伙伴对他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当他再度走出房间，召集起他的那些伙伴，问道：

　　“你们还愿意跟着我干么？”

　　他的那些伙伴居然毫不犹豫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回答：

　　“愿意！”

　　　　　　　　 置之前沿而后生，超前意识的几个闪光音符

　　既然你决心从事某项事业，那么你最好到这项事业的前沿去，并不思后退，唯图前进。

　　他要到哪儿去？

　　“去闯深圳！”

　　简捷有力，四个字，一句话。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充满决心与信心的宣言。

　　他从俱乐部的兴旺与毁败的分析中，悟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道理：到深圳去他才有大发展，也必有大发展。俱乐部一开门就那么兴旺，很快收回了投资，倘不是那些“恶风”，他定会办得越来越兴旺因而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兴旺，说明广大消费者需要；欢迎，文化的饥渴与文化事业的贫乏是普遍的，常德如此，深圳也必如此，且在深圳只要下苦功夫，认真观察探索，也必有相类的项目。当时全国的开放城市尚不多，深圳是最早，也是最大的，俨如近百年前的上海，且比当年的上海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主要是政权、海关权都在我们自己政府手里，受不到洋人的气和盘剥，却可受到较内地各地都强的保护与扶持。“恶风”虽也难免，可那保护措施会越来越有力；扶持自然要有着重点，几十年，甚至几年后必见成效——这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会坚定不改，而且会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得到保障——他在一九八五年就意识到了一九九二年：党和政府肯定会以重大举动与措施强化这一政策，更会首先扶持这个前沿的！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

　　　　　　　 破釜沉舟，卧薪尝胆，他仿佛又回到了六岁的梦

　　“闯深圳”，人生地不熟，九个人只集得八百元“资本”，便远离家门，去千里之外叩开那个致富之门，可也真叫“闯”，真个是闯深圳的众多外来户中的“少数人！”

　　可吴志剑信心十足，决心至大，绝无返顾之念，他向他的八名同伴一再明确地表示要“破釜沉舟”，当年的项羽渡河大战时破釜沉舟尚有战将十余、子弟兵八千，可他却只有八员大将“率”了“八百”！“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作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目的是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不是说来轻松的，那是要艰苦鏖战，有进无退，舍死忘生的。

　　他们在深圳只有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只有一间铁皮房。

　　这个熟人只是吴志剑的一位战友，当年又不属于一个连队。

　　这个铁皮房只有两层：下层是小店，有张柜台，几把椅子，上层是卧室，比下层标准为低，以睡下一家人为限。如今一家人之外，又来了九个彪形大汉，容纳一个已显出空间的紧张，两个已经要超过饱和点了，就只好一夜之间数次地爬上爬下轮流就卧，余下的则坐在柜台的几张椅子上打盹儿。小店要营业到很晚，“夜间”并不长，还要轮流，一个人能得多少睡卧？几天以后，生计寻不到，那“八百”可虽再紧缩“投战”也消耗得差不离了。战友的小店也实在难以承受了，总不能自己难存也拖得熟人受罪呀。于是，他们狠了狠心，从那所余不多、极为珍贵的“残兵败将”中硬是抽出几个钱，买了几块床板，几张席子，凑和着能铺开挤下九个人，便“移兵”夜晚里的公厕。公厕的回廊上，白天放着许多用于盛尿的塑料桶。到了晚上，他们就把这些塑料桶抬出去，放在墙边，铺开“统铺”挤着睡下。时刻受着成群的蚊子的袭击，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深圳的公厕虽不似某些无人管理的公厕那么苍蝇乱飞，粪便横陈，可终究是厕所呀，睡在里边，那扑鼻的腥臊臭气也是催人欲呕的。吴志剑却一再用“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同舟共济”鼓舞士气，他要卧薪尝胆，以求远图。可破釜沉舟，没有项羽兵多，卧薪尝胆，也没有勾践只在早晚苦那么两次那样的简单，他们要成夜地挨粪熏！住，可谓苦极臭！食呢？八百元残剩无几元，没钱吃什么？——九个大汉不吃行么，吃少了行么？吴志剑的禀赋又生了奇效，他可以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求生，他又想起了他的六岁，那时候都能从别人丢弃的烟头上想出主意，如今已是四个六岁了，还想不出求生之法？当然不能把眼光再停留在烟头上，因为此时就是你能拣到大批烟头也没人买，何况哪儿拣那么多去呢？难，难不倒有心人，很快，他就敏锐地发现了生计之路。有个小孩迅速避开人抓易拉罐的“镜头”，使他灵机一动：小孩如此刻意地去抓易拉罐，那东西必有价值！一打听，那东西果然一个可买七八分钱，八九个大汉在众多的弃罐中拣它个百儿八十的还是有把握的。于是，他们便分兵行动，果可一天对付个七八元钱，能换得填饱肚子了。读过书，插过队，大小伙子，拣起来自比小孩子强得多，很快便熟知了“产源”与技巧，两个人拣也可维持糊口了，余下来的就去“跑业务”，管他别人怎样看，怎样想，反正酒店越大易拉罐越多，进去拣就是，于是他们便成了几家大酒店香江、洋溪、南洋、锦湖……的“常进常出常来常拣”的顾客。

　　吴志剑又走进了他六岁的梦。

　　是六岁的梦启发了他，也鼓舞了他，不但为他打下了基底，而且为他带来苦尽必是甘来的信心。

　　梦与真，往事与现实何其相似乃尔！

　　有人说，他六岁的梦是被迫的，今天的苦真是自找的，想想一个共产党员，市公安局办公室的干警，笔杆子，剧作家，与眼前这人不堪其苦的境遇相去是不是天渊？他该多悔——不，他不但不悔，反而勉励别人不悔，他把海默的名言记得很牢，并用来自励与励人：强者不梅，负疚之情，只会败人意志！跌倒立刻跳起，不看脚下的石头，也不掉犯打土，前进，只有前进，才能成功！

　　优异禀赋加超前意识，吴志剑是强者。

　　　　　　　　　　第一个高音“i”，他续起了中学梦

　　　　　　　　　　一个人只有两千老本就敢辞职下海；

　　九个人仅带八百资金竟要闯荡江湖！

　　有人说荒唐。

　　有人说好胆气！

　　其实是胆略。如同他当年读中学时组装电视机一样，他已成竹在胸，那时候是认准了电视机只不过是二极管、三极管、显像管的组合，只要不怕失败，肯费力气，肯花时间，总有一天会组装起来，电视总会在不久后大普及的，普及前他要认识它，熟悉它，以便普及后把握它，他顽强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辞职下海与闯深圳不过是那中学梦的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至于他第一步电器的经营，不过是中学梦的延伸。

　　两路分兵：两个人操持生计，七个人跑业务，终于找了个门路。

　　市政物资公司下属的一个叫做华东的商场破产，正准备包出去，不敢错过任何机会的吴志剑们，当即扑上门去。

　　“每月上缴四千元，一年后还清八万元银行贷款。”

　　一个小店，开出的条件也太高了！

　　可有什么办法，走投无路中这总算一条路，总是个深圳内的商场，战友的铁皮屋不是在做生意么？上缴的四千，有一个月，三十天的机会，八万贷款更有一年的经营机会在前头，条件不苛刻早让别人接去了，还轮到你这九条“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好汉么？丑寡妇将就穷光棍，物资公司狮子大张口也不易找到承包对象，能甩脱这个包袱自然好，又见吴志剑等九条好汉有头脑，决心大，且一再恳切地要求，便答应欠帐承包——不包出去那烂摊子也没用了，还得继续干耗；虽说欠着，总有个指望，何况看样子也欠不黄。

　　摊子烂到门窗走样，柜台积尘，积压的货物上挂满了游丝蛛网。在当时又地处偏僻，离文锦渡关口很近的春风路段此时还刚刚修路，大面积的蔬菜还生长在后面的地里。

　　智慧和力气是这九条好汉当时的唯一的也是雄厚的资本，全面出击，很快就整饰一新，门面宜人，牌匾醒目，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在火爆的鞭炮声中唱得好热闹——谁也不知道是借来的！热热闹闹地开了头，也得红红火火地去经营，每一天都得加速运转，因为每三十天他们就得付出四千元哪。要保证运转就得先有资金，那些服装因价格超过人们认定的穿用价值而积压了起来。降到人们认可的程度自也就有了销路，再稍降些，肯定会迅速地换来一笔资金，有了资金，也就活了。事实也果然如此，积压的服装卖完了，资金有了，经营起了电器，一有经营，就必然介入竞争。可叹的是，我们中的某些人对待外国事物偏偏要做苍蝇，传统的美德不继承，先进的科学的不学，专一逐臭！不是靠不断强化自己取胜，而是一心将走在前面的人拉回来，且手段低劣。一个潮州人的商场就在华东的就近，他倒是“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却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大耍无赖手段，雇些痞子不时地去华东制造混乱，破坏声誉。吴志剑忍气出面交涉，那潮州人却始而豪横地不屑理睬，继而逞凶欺人，开出了“每月拿三千元孝敬我”的条件——包个店才四千元哪！可吴志剑仍极力忍着，与其讲理，这家伙竟恶棍相更加十足地叫：

　　“你若是识相，马上给我送钱来，再给我叩几个头。如果不识相，我马上让你关门倒赔一身黄！”

　　欺人太甚！

　　吴志剑先礼后兵，凭他灵敏的嗅觉与熟稔的公安知识，很快地捉住了这只癞皮狼的尾巴。正当那潮州人偷偷地将一批走私货水运到他那蔡屋围的“地下仓库”时，当即被早已埋伏在彼的公安与工商人员当场人赃俱获，封店罚款之外，更将其遣送回乡。

　　打扫了店里积尘，又扫除了店外的“垃圾”，吴志剑开始与他的伙伴放手大做了。

　　可第一笔较大的买卖，却出了问题：一批销往哈尔滨、大庆的电冰箱的制冷效果差，噪音又大，客户反映很不好，怎么办？负起责任来么？这可是动用了经营以来辛辛苦苦赚取的全部所得换取来的，而按照合同规定，客户已然验收的产品，商场是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吴志剑却认为：不行！

　　信誉，历来是生意好坏的根本所在。那种只图赚钱，不顾信誉的经营，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丧失了长远利益，市场经济愈发展，愈完善，便愈是如此。世谓“盗骗不富，宽绰一步”，便是谓此。

　　虽说一九八五年当时，市场经济特点尚未完备，一些不讲信誉的经营者仍可获一时之利。与远在北疆的彼地也不过是“一锤子买卖”，国家之大，市场还不是宽阔得很？然而，吴志剑是吴志剑，他的目的不是只在于眼前的这点钱，不是打上快拳，捞上一把就凯旋而归，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要扎根深圳这块特区的土壤大发展。企业要扎根，首先在市场上必须扎根，可正如他初来深圳时一样，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上，他还根本没有立锥之地，此其一。其二，放眼未来，无论业主还是销费者都必越来越重视商品信誉，这是发展的必然。他似乎又重温起了中学的梦：父母看着他刚刚组装起的电视机，惊诧地难以置信地睁大了双眼，他自豪地说：

　　“我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准能卖钱！”

　　六岁时商品观念萌芽，如今已由朦胧意识转向初步的自觉意识。“产品”便是由这个角度发出的信号。至于“准能卖钱”的自豪与自信，则是基于他对他的“产品”质量的充分把握，质量好，才“准”。如今他又续上此梦，既然“质量好”才“准能卖钱”，那么首先就必须使人相信你的质量好，这就是信誉。经常卖质量好的，偶尔有那么一两次质量差的与经常卖质量差的，偶而卖两次质量好的，在广大消费者中的信誉就截然不同，倘若将那偶尔出现的一两次质量问题完满地解决了，那么，这信誉就显著地提高与巩固了。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消息的传播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迅速的，一人做，百人瞧，举措的当与不当甚为关系重大。正是吴志剑当年正确的商品质量信念得到现代的深化，以致超前的深化，他才正面而果断地做出了权威性的决定：“换！”

　　只这一个“换”字，就换掉了他十七台电冰箱，“换”掉了他眼看到手的全部利润所得不算，更“换”得赔了一万多元！“换”掉了他与他的伙伴多日来辛苦经营所获得的那点唯一的资本。正如一个穷汉已于其饿极时好容易辛辛苦苦地赚到一碗饭，竟一个“换”字出口，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地又舍了出去！但他决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与莽撞，而是看准了，再勒一下裤带，那一碗饭会很快地换来一桌丰盛的宴席。果然，这个响亮的“换”字，立刻如那初始音符“i”一般高亢悦耳，换得了八方的喝“好”，由当年的“准能卖出去”扩展为“准能大批地卖出去”。“换”字的反馈，是那些得以次冰箱换得满意的好冰箱发出的感激的讯号：送达《深圳特区报》的饱含盛情的一篇又一篇的感谢信！报纸极为重视，发表了题为《春风路上春风吹》的消息，对这一可喜事件做了可贵的报道与评述。一个“换”字化做一个带有高音符的“i”，使华东商场名声大噪，不仅原订货的七个单位认定了“华东”，一直来此订货，东北的几个厂家也接踵迎门而至，并不断地做义务广告，扩大宣传，仅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华东”仅电冰箱一项，就销售一万七千台，十七变成了一万七千，一千倍的增长，岂同等闲？这正是那个高音“i”起了神奇的作用。

　　吴志剑详细介绍了此时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鞍钢百货商场经理是大庆劳动服务公司介绍来的。看了我们的小商店，他没说什么就走了。回到鞍山，他无功而归，就给大庆的老朋友挂了电话。老朋友一顿责备他，说：“你老兄是用内地眼光看深圳。商场小？经理年轻？我们跟他做过几宗大生意，他们都很讲信誉！”

　　对方这才醒悟过来，二下深圳，跟我们订购三千台电视机合同。货发回去，商店争销，百姓抢购，质好价廉，鞍钢深圳皆大欢喜。

　　中学的“准能卖钱”的电视放大了！

　　　　　　　　　 一个休止符“Ｏ”将他再度打入低谷；

　　　　　　　　 几个“２２２(乐谱符)又使他跃上了高峰，

　　　　　　　　　　　　又经历了一场《白金环》梦

　　大海无风三尺浪，何况是初开的商海多暗礁？

　　扬起了得意的风帆，一年多就驶入了深海，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首先是他的家乡常德：这小伙子真行，白手起家办得如此油烹大烈，是个能人！于是抓住不放，于“华东”方兴未艾时的一九八六年十月正式以市政府的名义委任吴志剑为新组建的政华公司的总经理。“政华公司”则是由原“华东”的班底与常德市物资公司联营办起的深圳新企业，一个公安局办公室干警经过一段商海的扎挣与拼搏变成了公私联营的总经理。

　　有了丰厚的基础，吴志剑的注意力转向了国际市场，展开了一连串的国际贸易活动，借深圳的地利天时大展身手，很快地使新组办的政华公司的贸易额达到了四千多万元，创汇十多万元，可谓顺流行船正好风！

　　事物本来就是复杂的，何况新事物？注重商海的风浪，却一个不慎，触上了船底的暗礁！

　　一个业务员，一批过境电器。

　　有个业务员是从广州聘来的，倒也称职，岂知在同银川联谊商场签订八百台收录机合同时，竟起了贼心，乘机拐走了三十万巨款。

　　经营中，接受了一批台胞过境的计有二十多种的家用电器，由于初涉此项，对有关的法律不了解，因而在处理时触犯了有关条款，被罚款一百万元。

　　被拐掉三十万，又被罚了一百万，两处均为巨创，已难忍受，又被撒了一把盐——通报批评：用人失当，策略失误！负债五十万元。

　　三者结成了一个休止符“Ｏ”——公司停止运转，面临倒闭。

　　此刻，吴志剑的那些与之一道拣易拉罐、住公厕的伙伴已然星散：失意返湘者有之，携款远飏者有之，另谋高就者有之，唯余了他孤零零的一个，独坐在沙发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又抽起了闷头烟。

　　可他仍不悔。

　　可他仍自信。

　　他向家乡提出了申请与保证，愿戴罪立功。常德市政府也深知事出意外与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一个能人，一个优秀的经商人才，外贸局领导以积极的态度表示支持他们公司东山再起，并从常德派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以为增援。

　　得到了大力支持，吴志剑更加大了运行速度，就资金与条件的极大可能，充分地转动了起来，在政华公司的楼上办起了招待所，将原来的两个商场扩展为三个；又筹措五百万元资金，在布吉办起长虹彩色印刷包装厂，三个月投资，第四个月即以八百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净赚了三百万元；利用市场信息，快、准、稳地进货、出货，内贸、外贸，什么利润高就做什么生意。

　　由于措施得当，很快就挽回了濒临垮台的颓势，站稳了脚跟，增强了活力，转而大跨度地前进，资金又滚滚而来。

　　一宗拐骗案，一场涉法官司，多么像他当年的创作梦。但这一回做的不是美丽的《白金环》式好梦，而是一场飞去的黑蝴蝶的恶梦！一个休止符被打入了谷底！

　　可是靠他的禀赋，没在触礁、堕谷中失措，凭家乡的精兵猛将，企业的挖潜更新，经营上的快、准、稳，三个附带音符的222，又走出了谷底，跃上了峰头！

　　　　　　 一个高调“ 7”，超前急转舵，他驶入了商海的深层

　　从长远利益着眼，向深层发展，才是经商的根本所在。有了基础商业，有了高强的基本功，才能在一场又一场的激烈商战中打得赢，才能在风云变幻、波浪滚滚的商海中稳舵前航，只在浅层中蹦来跳去，逐热浪，打快拳，漂浮不定，花拳绣腿，倒也或可小打小闹地获些眼前利益，可终究是不牢靠的。一旦遭遇那不可预见的随时可能出现的惊涛骇浪，必将无以自持，摇摇难撑，以致于遭受灭顶之灾。愈是时代进展，愈是改革开放趋于完备，愈是如此。

　　向深层经营发展，这在一九八七年当时，有此预见与决策的尚不是多数，可刚刚下海不久的，初获兴旺的吴志剑却凭他的超前意识，锐敏地察觉到了，并当机立断，将主舵扳转，使他的商船来了一个响亮的“7”，形成大转弯。

　　一九八七年，经济实力已然丰厚的吴志剑，做出了一项颇为重大的决定：花了三百万元买下了当时的深圳最具商业象征的国贸大厦第三层的写字间，随即将政华公司的总部迁了进去。

　　进入现代，任何一个企业的外部形象与内部空间的优劣，都有着重大的心理效应，这三百万元的花与不花大有区别。表面上看，三百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企业尚无这份经济能力，当然不可硬花；一旦有了这份经济能力，花了这三百万元，由于象征性强烈，企业形象会因之而显耀，自我的，特别是社会的心理效应所产生的无形效益，无论是在即时性还是在长远性上，都绝非那有形的三百万元可比的。特别是在像深圳这样现代商业最集中最敏感的环境中，注重企业的象征性，强化企业形象，对扩大企业影响，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在银行界、消费界的可信度都大有稗益。这也算经商的一种基本功。可以回味一下，那个鞍山的客户虽经可信度强的朋友介绍推荐专程往深圳“华东”订货，只因为看到“店小”，“经理年轻”（那时候可能还难免有些“寒酸”），便宁肯千里迢迢白跑一趟。“打道回府”，空手北归。倘不是他一时兴动欲“埋怨”一下推荐者，那推荐者又再次力荐，只怕那一大笔买卖就会因此而告吹。

　　当然，这不过是基本功之一，最重要的基本功还在于由丰厚的知识基础而产生的科学的观察力、判断力与决策能力，——特有的敏锐的商业眼光，迅速捕捉商业信息，并经科学的综合分析，做出准确的果决的判断——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与机变的角逐能力，艺术的谈判本事等等。特别是能从纷纭繁杂的信息中分析出短期内与不久将来的市场变化，预为采取相应的措施尤为重要，这就是说要具备超前意识。

　　前文已有过说明与交代，吴志剑的超前意识是非凡的，也是他获取重大成就的最主要的基础。

　　应该说，他是靠家电起家的，到了一九八七年，家电与电子产品已是销路大畅，内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购买家电热，甚至许多人都老早托下了人，极力设法购买。一批货进来，当即一销而空，甚至卖发票、走后门也应运而生。可是已然因此获利的吴志剑却不但没有乘势大作，反而当机立断，刹车转向！为什么？怎么会做出这样决策？这正是吴志剑意识超前处，正是吴志剑之所以为吴志剑处！

　　是不错，他是在家电尚未形成热时，做起家电生意才发了家。也幸在尚未成热时，凭他的超前意识断定改革开放带给广大中国人的必是生活的提高，再提高，办俱乐部的经验使他更确信，文化饥渴势必导致为原本薄弱的文化事业迅猛地发展，电冰箱、电视必然会逐渐增加势头地走进千家万户，生活提高的速率越大，变化面越大，需求也必数量更高、质量更好。所以他在一见势头起处，便及早动了手，尚在人们刚刚认识，需要推销时，抢前一步，获得了优势，因此他才能在资金极其匮乏，甚至一文不名时大做，大赚；倘过了一年多，即到了一九八七年，他再想凭那薄弱的资本做这种生意，岂不成了“天方夜谭”？反过来分析一下，改革开放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明显的提高，可电视终究属于高档消费，而少数人才能富起来，一部分人才得以温饱，在十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终究是不大的，而电器又不是短程消费品，一旦需求满足，谁还去再买那相当于一般工资家庭一年多的收入的“复式品”？当时，特别是不久后以至于今的许多“热”多半是人们盲目地“炒”起来的，一时间油烹火烈煞是热闹，转眼间瓦解冰消，秋风扫落叶，许多望之眼热，在那疯狂的狂潮中不惜投入了全部积蓄的人，结果赔了个焦头烂额，叫苦不迭。何况，一旦形成“热”浪，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国外的不法商人乘虚而入，国内的各种骗子也应热而生，一个不慎，上了大当，那就会遭灭顶之灾！虽看国内许多人吵着、争着、抢着买，有的很快买到了手，有的认购的已在途中，中国幅员这么大，进口又得一定的时间办手续，就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档，这些人也在吵着买，甚至本来不大买得起，或者不大想买，也凑着热闹，跟着大吵了起来，直吵得一些“海”里“海”上的有些资本或有调动资金能力的人一轰而上去抢着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再大作电器，要不了多久就会后悔不迭。

　　正是凭了超前的意识，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吴志剑便在家电与电子产品炒得昏天黑地，令人头昏脑胀的最烈时刻，毅然挥旗发令：转舵！做战略转移，实行多种经营，全方位出击！

　　弯子转得实在是太突然、太快速，一下子就转舵成“7”形横折，向前快速漂飞惯了的同船人不由得头晕，发出了疑问：

　　“搞贸易来钱快，赚钱多，投资少，又省力，可以说短、平、快。何必去搞投资大，见效慢，我们又不懂得的实业呢？”

　　吴志剑耐心地晓之以理，他从市场现状，发展前途，从不同角度，不同数据，不同预测，全面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走向，分析了特区的生产结构与发展模式，摆出了当前世界各大集团公司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深层发展与浅层经营的重大区别与实际后果，摆出了这些大公司无不是在具备一定规模时便转向深层发展的事实。有力地阐明了只有转向深层发展，企业才能扩展，否则必致步履艰难，以致没落。同时也更具体地分析了他们公司的具体情况，指出转向办实业，向深层求发展的即时与长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经过大量、有力的说服工作，人们总算是乐于接受了。

　　于是，他不仅在深圳，而且向内地伸展开了触角，扩大了投资面，设立起众多的实业点。

　　首先办起的，是深圳的政大食品加工厂。

　　最先开放又甚得地利的深圳的发展是飞快的，初以年计，此时要以月计，当然不久后便以周甚至以日计了。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自然很多，其中流动人口潮涌般地拥来，便使那本来发展得很快的食品业跟不上需求了。而且流动人口，甚至常住人口的增长势头还会更猛的。政大食品加工厂适时地应需而生，自然生意红火。

　　另一个在深圳办起的实业，是深圳德泰华真皮精制有限公司，生产能力为真皮二百万张以上，为国内唯一的厂家，可以说是填补了一项国内实业的空白，仅此一点便足见重大，何况产品销路也很好呢。

　　在吴志剑的家乡湖南常德，采取引进外资与利用当地畜产资源的优势，办起了“常德真皮加工厂”。

　　在广东湛江更是双管齐下。与人合资（政华投大股）兴建一座装璜华丽、现代气氛浓的大酒楼，取名“水晶宫”。名如其实，果是水晶宫般迷人豪华。开业之后，便甚为兴隆；再就是置地起厦，成立了“政华常德分公司”，负起了组织内地农副产品出口，开发内地资源及进一步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任务。

　　如此一来，多种经营，实业起步，统一管理，向纵深大大跨了一步，也就向集团化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大大地接近了一步。

　　吴志剑在向深层经营方面转化得很快，成效也取得甚为快速，但他并没有丝毫满足于现状，而是更加精神抖擞，向更深层探索。对信息更为关注，目不稍霎、耳不旁听地倾注于国内外市场，终于又给他捕捉到了一个重大的信息。

　　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国内电子工业的突飞猛进式地发展，许多与电子工业相关材料，都相应地大大发展了起来。由于我国电子工业的基底十分薄弱，几乎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兴办起来的，而发展的势头却很猛，这样，一些相关的材料的生产就明显地跟不上了。开始时多数靠进口，可总不能长期依靠，谁都能算这笔经济帐，何况还有长远利益问题？因此，一些有关材料的生产企业也都在积极兴办与积极筹备中。

　　其中，由于应用于电子工业的电气绝缘材料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也就越突出了它的重要性。印刷电路板是各种电子设备，是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收录机、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等等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所生产的印刷电路板，正在向高密度、高精度、高可靠性方向发展。而印刷电路板的主要材料又是敷铜板。因此，印刷电路板需求量大大增加，相应地，敷铜板也必然大大增加，仅日本一家大厂的耗用量，就约占世界总需求量的百分之五十，自然也要进口。于是我国的进口量进口价就难得保障。而国内的生产水平又很低，不但品种少，质量差，而且供不应求，尤其明显紧张的是与彩电配套的阻燃纸基敷铜板，更是在数量与质量上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

　　就是这种用于电器线路板的基本材料，中国国家电子工业局每年要花费大量的国家外汇进口，而国内数以万计的生产电器的厂家的需求量之大，实在难以满足，各厂家只好自己千方百计地抓外汇，抓进口敷铜板，严重影响了我国电子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吴志剑就是从一则消息上得到启发的：国家计划配额的敷铜板给湖南省的配给量不足所需的四分之一。这么少？绝大部分得不到配给量怎么办？当然不能停产，总得有个补救办法，自筹自足要贵得多，也难得多，这是一大块商业空白。且不只湖南，国家绝不会厚此薄彼，单薄湖南，全中国的情形也必然如此！

　　有了这个飞速反应，吴志剑当即迅速地投入信息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充分掌握了上述的总体情况，两只慧眼发出了熠熠的光辉，当即组织人员，传下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调研行情。并着重地强调了三个字“要准确”。

　　令下如山倒。负责调研的人员们火速地投入了紧张的活动之中，且办事效率极高。几天下来，一份引据充分、条理清楚的报告送了上来，调研人员个个疲惫不堪的脸上都流露出了欢欣的笑容：他们觉得老总的察微能力太高，课题出得太好了！因此甚至催促吴志剑说：

　　“吴总，你放心，绝对正确——只是行动要快！”

　　可吴志剑心中有数，此刻国内外人士尚没有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三两天的时间，不会误事，他要利用这三两天的时间好好地研究一下那份调查报告材料，不仅仅要看它充不充分，准不准确，而且要从那充分准确的材料中权衡一下可能，他也要亲手认真计算一下各种数据，看有没有兴办的必要。几天下来，几个心动于此又沉不住气的人反复来催，吴志剑却益发冷静了下来，他是“总”啊，一句话关系全局的兴衰”，岂可不思考周严？又过了两天，那个周严的思虑就以浓缩的程式清晰地反映出来了：国情需要——市场需要——发展需要！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在企业与国家都是很重要的，这种实业办起来立刻会大受欢迎，因而也必大利于企业，有利于国家，办下去，会与电子工业的发展一体并进的，这是何等把握、何等辉煌的前途！

　　他拍板定案，并当即付诸了实施：与外商合资一亿元，兴办一个中国最大的敷铜板厂！

　　决心下了，资金定了，吴志剑立即着手安排行动：项目审批，工商注册，资金投入，土地开发，分兵并进，很快地办理完毕，紧接着全国范围地寻求专门人才，由上海、北京、西安等地聘请到了技术专家，先到深圳共议，决心办成一个设备一流、产品一流、管理一流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厂址选在了八卦岭。

　　事关重大，吴志剑在整个筹备组建过程中一直全神贯注，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随时做出相应的决定，确保了建厂的速率与利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港商。

　　兴办之初，有一位港商提议由他投资百分之四十，负责引进设备。经多次洽谈，签下了协议，那港商当即大喜过望，在国贸大厦五十三层旋转餐厅开了四台大席宴请大陆宾客。从那些言谈举止的细微末节，从那过分喜悦的一个闪神儿，从那大事铺陈中的忘情窃笑等种种迹象中，吴志剑从第六观感中滋生了戒备。果然在他的严密防卫下，那港商暴露了他的投资目的。

　　原来，因为敷铜板厂是一拟投资一千万美元的大企业，光引进国外的一流设备，就需七百多万美元的资金，以便在设备与技术上保持优势。港商以百分之四十的投资，换取了占总投资百分之七十的设备引进权，在他，是以为政华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对这方面的设备都是门外汉，想借获得引进设备权之机，以次充好，大捞一把。

　　由于眼力非凡的吴志剑及时觉察，预作了准备，特地专程亲赴上海，请来了国内一流的敷铜板生产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厂长、专家，组成了公司的核心，负责监督与保证引进设备的质量。

　　此举一记击中，那港商望着这么多专门人员精明的监督，自知预谋难逞，又不甘于就此放弃，就拖了起来。他承诺的投资迟迟不汇入公司的帐号，自然拖住了工程的建设速度，几经交涉，那港商请出的说客们只是百般狡辩，却又不肯先提出来毁约不干。吴志剑见事已至此，岂能叫那个毫无诚意的港商长期地拖着后腿！便掷地有声地说：

　　“合同上明明写着港方是投资入股，却至今仍迟迟地不将资金投入，只能说明你们没有诚意履行合同——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速度快得很，不久，一个年产敷铜板六十三万平方米、年销售额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大型企业就在深圳建立起来了。

　　但是，高负荷、高效率运转的吴志剑却病了，以黄胆性肝炎住进了东湖医院。尽管他高烧不止，脸色焦黄，眼窝下陷，明显地消瘦，可他对他的公司不放心，公司最需要他，因此，往往是打完点滴，拔下针头就运筹工作，制订发展计划，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因此，可以说，他住院两个月，治疗在医院，可实际上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岗位。

　　一位由上海请来的敷铜板专家，望着那崭新的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敷铜板厂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和由衷的赞叹：

　　“从六十年代起，我就呼吁中国要有自己的一流的大型敷铜板厂，千呼万唤了二十年，直到今天才实现了我这一宿愿。吴总裁，你有胆识，有眼光，中国实在需要你这样有志气的实业家！”

　　这专家说得好；中国像需要一流的大型的敷铜板厂一样，需要有胆识、有眼光、有志气的吴志剑；也像需要吴志剑这样的企业家一样需要一流的大型敷铜板厂。是吴志剑为国家捧出了一大实业，自然，这一大实业也必然使吴志剑长远地功不可没。

　　“7”，一个响亮的音符，一个急转弯，吴志剑驾驶的航船箭一般向商海的纵深驶去，披浴着更灿烂的霞光。

　　　　　　　　 在“再上一个新台阶”中，他抢先了一步，

　　　　　　　　　　　 就使得他的企业更上了一层楼

　　1992年，《深圳特区报》以《东风吹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记实》为题的报导，即后常说的“南巡讲话”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吴志剑读过之后，当即意识到，改革开放会因此而更加深入，国内经济，特别是特区经济必将很快地受到更大的重视，得到有效的政策保护与政府扶持，他必须提早行动。因此，在“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口号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喊响前，吴志剑已奋力地跃上了新台阶。

　　他当即行动，抓紧时机，投资一亿元买下了位于深圳的黄金地段内的四十八层嘉宾大厦的发展权益。

　　紧接着又麾兵东进，快速度地踏入上海，占领阵地，成立了：

　　长寿旅游小汽车服务公司；

　　上海华大实业开发公司；

　　上海政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斯寿林广告公司；

　　并在上海中山北路、光新路口兴建起了一幢二十二层的“政华大厦”。

　　在深圳：

　　再建起一座大政华大厦，高二十八层，作为政华公司的总部；

　　在宝安二十八小区，他又投资一亿元创办了面积为两万三千平方米的政华科技城；

　　投资五百万元建龙润制衣厂；

　　投资一千多万元建美实达工业公司；

　　紧接着，又参加了深圳市第四次车牌竞投。提起这次车牌竞投，不妨回顾一下，一九八八年首次竞投，就可从中看出吴志剑参加竟投的动因与效果。

　　一九八八年七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一批小汽车营运牌照公开拍卖，让特区与港澳企业一道进行公开竞投。吴志剑甚感兴趣，当即召开了董事会进行研究，不料董事们异口同声地反对。

　　吴志剑只好耐心进行说服，他当时的一席话，正道出了他的超前意识的非凡见解，现摘录如下：

　　湖南省在深圳的企业一百多家，全国各地在深圳的企业五百多家，可是没有一家是搞汽车营运的，都被深圳当地垄断了。为什么不打破这个垄断？商业就应该有个公平的竞争的环境，市政府此举还是有胆量的，为何我们不做一下尝试？现在市场上出租车漫天要价，拒载现象严重，只是单纯为了赚外汇和中饱私囊，许多司机只拉港客，不载内地人。

　　小汽车出租业营运是一个城市的镜子，外国人和内地人来此地，常常是通过这面镜子来了解这个城市的。事关特区的荣誉和影响。

　　如果我们办一个“的士”公司，以高质量服务享誉社会，这对改善深圳市出租车服务水平，提高政华公司的社会形象大有益处。况且今后必按经济规律办事，营运车牌也必都纳入商品化轨道，早买总比晚买好。

　　这番话清楚准确地分析了当时深圳小汽车出租业的情况，道出现状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必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被淘汰，代之以“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商品化轨道。此时恰是提前动手、展开公平竞争之时，办一个“的土”公司，既可改变目前的状况，又可以以“高质量的服务享誉社会，改善深圳出租车服务水平”，“提高”公司的“社会形象”。此时赚钱才是良机。

　　有理有力，明白透彻，董事们岂能不心服口服？

　　拍卖会搞得很隆重，政府也格外重视，市委、市政府领导亲临现场，连前来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亲自出席。临场观战的尚有深圳市百余家企业的领导，几十家竞投的企业经理更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吴志剑带了办公室主任、公关小姐与未来的汽车公司的经理（汽车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选定了，可见志在必得）坐在了竞投的行列之中。

　　第一锤敲响，拍卖人放出起价：

　　三万。

　　二十八条手臂立即响应，高举的号牌不断升值：四万、五万、六万……直举到九万，仍有二十家迎战。

　　十五万十家。

　　十九万六家。

　　在魔术般的数字升值中，吴志剑一直风度潇洒地以目向负责举牌的公关小姐示意：上！

　　竞投规定中标五家，如今只多了一家，价格已然较起价高出六倍多。看谁挺不住！

　　公关小姐就挺不住了，早在十九万以前，已经连连地向吴志剑说：

　　“吴总，价格太贵了，我可不敢再举了！”

　　吴志剑略一环视，便看清了仍在举牌的另外五家：深圳小汽车出租公司，深圳汽车运输公司，冶金有色金属联合公司，金田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家香港企业。不行，非争得一席不可！

　　在空气已是极度紧张中，又响起了拍卖人的叫价：

　　十九点四万。

　　公关小姐实在是没有再举牌的勇气了，吴志剑微笑着果决地接过号码牌高高地举起，胜利了！香港的一家于最后关头放弃了竞争，拍卖人一锤定音，中标的五家各买到了二十八台的“的士”牌照。

　　当晚，深圳电视台播放了日间的竞投盛况，各报刊也纷纷刊载了记者们的采访报道，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仅这竞投本身，就提高了政华公司的声誉，更进一步完善了政华公司的社会形象，也自然扩大了影响。

　　由于预有所备，政华公司的“国润小汽车公司”率先成立了起来。

　　本来“国润小汽车公司”发展得很快，到一九九五年统计，这个公司已由一次竞投获准的二十八辆，发展到四百七十八辆，每年创利两千四百多万元。另外，车牌本身就增值了四千多万元，不但赚了钱，也大大提高了政华公司的声誉，壮大了政华公司的形象，一切与吴志剑的初料相同。完全可以不再增添车辆，或缓增了，而且一九九三年以来由于国家正在紧缩银根，资金甚为短缺，已形成了谁手头有现金，谁就掌握主动权，谁就是“上帝”；谁的资金匮乏，谁就寸步难行，以致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局面。正因为这样，不但公司里不赞成，许多朋友也力劝吴志剑不可再花大钱来参加竞投，吴志剑却说：

　　“国家缺乏资金，我们企业家就更应该积极地参加市场经济运作，共渡难关，走出低谷！”

　　他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超前地预料到，经济会有个大好转，特别是深圳，用不了多久，银根就不会如此紧缩了，乘别人正在犹豫彷徨之际，抢先一步“再上一个台阶”，把钱花在刀刃上，才是最值得的，因此，他不但竞投了，而且由于这次竞投远不如第一次竞投那么激烈，他买下了更多的牌照，“国润”之外，他又办起“奥润”、“运华”、“安润”三个新的汽车服务公司，用了只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别人怕花，他却大花。因为他心中有数，接连地又花了几大笔：

　　出五百万元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政华计程有限公司”；

　　在湖南常德市投资一亿元，兴建一个占地十五万亩的政华广场，一座二十八层五星级的银座大酒店；

　　与邮电部合作，成立了“深圳泰增迪通讯实业有限公司”，投巨额资金生产大哥大与BP机。

　　投资百万元，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合作，在深圳和上海分别成立了“深圳吴氏软件研究开发中心”、“上海迪通软件研究开发中心”，充分地发挥着两地信息中心的作用。

　　超前一步，优势无穷，当别的企业起步“再跨上一个新台阶时，”他已经遥遥领先了。因此，仅只两三年的功夫，便又大见成效，内贸、外贸遍地开花。两千元下海，八百元闯深圳，经历了“鸡飞蛋打”，“肥皂泡破碎”，拣易拉罐糊口，睡公厕过夜，三年河东，四年河西，十年沧桑，神奇的资金原子式的裂变，到一九九五年二月，正好是他由公安局辞职的十周年。也就是说，他从“高台阶”上跳下了海，奋游了十年，乘上了“政华号指挥舰”，做了有九十余家电子公司的集团总裁，使得“政华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集高科技产业、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交通、轻工、食品等为一体的大型企业，可以说已步入了托拉斯式的现代化科学经营：

　　员工由初来深圳的“八大员”变成了一万五千；

　　资产由“率领”来此的“八百亲兵”变成了二十八亿；年利税一亿五千万元；

　　他个人占有的财富也在十二亿左右；

　　公司成了深圳市十大内联企业之一；

　　他本人也被列入了中国十大富豪榜，中国十大杰出企业家之一。

　　改革开放的大好天时，深圳特区的优势地利，他那特异禀赋与超前意识的充分发挥，三者的综合奇效，使他由拣破烂的穷汉变成了超大企业的富翁，这也反过来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与改革开放的重大作用与意义。

　　用句俗话说，“这还早着呢！”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深化，时势的大气候只能越来越适宜于英雄的产生，为有志者提供更广泛、更频繁的机遇；吴志剑也远没有松劲与满足。他说：

　　“我要把企业办成一流的集团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我要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家，拼搏与创造财富是必须的，为什么世界一百位企业家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呢！”

　　他要雄纠纠地走向世界，要大办现代的“康采恩”与“辛迪加”。

　　他要跻身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家的行列，是出于荣誉感，更是出于民族的自尊性。因为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世界一百位企业家”中，没有一位中国企业家入列，他感到自尊受到刺痛，因此，他要加大步伐，更加努力地去拼搏，昂首挺胸地跨上世界一流的排行榜。

　　改革开放，来日方长，吴志剑又是如此的年富力强，未来将更加辉煌！

　　　　　　　　　　　　　　 一部分与大部分

　　赚钱、有钱是很重要的；赚了钱，有了钱，怎样花钱、用钱，也是很重要的。“守财奴”、“奢侈狂”均不可取，那么怎样才是适度呢？

　　吴志剑深沉地说：

　　“一个企业家，赚钱再多，又于己有什么用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所创造的财富还是要留给社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应当是属于他的祖国的。居安思危，为国解忧，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创造财富，留给社会，“居安思危，为国解忧”，这就是吴志剑对待金钱的“度”

　　他已经进入了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却时刻没有忘记那尚未富起来的“大部分”，于是，他把他自己所赚的“大部分”献给了社会的一部分。

　　　　　　　　　为了家乡的“大部分”，他投入了自己的

　　　　　　　　　 “一部分”，让传统的酒文化更加灿烂

　　一九八九年春天，湘南酒厂陷入了困境：设备老化，没有能力更换，就算更新一下老生产线，也很难跟得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的要求；想要更换成现代化生产线吧，既无资金，又无进口条件，生产能力落后，就自然难以形成规模生产。酒厂的人们干着急。怎么能眼看着富有几千年优良传统的美酒，团团转地没有出路呢？人们在团团转中想起了他们省的常德，出现了一个堪称富豪、令人瞩目的青年企业家吴志剑。乡土情深，他又神通广大，手里有钱，何不向他去讨出路？于是酒厂的厂长带上了他的几个助手，抱着很大的希望，南下深圳，找到了他。

　　好年轻！好气派！好帅气！也好精明！果是名不虚传——见面更胜似闻名！

　　见面之下，厂长和他的助手们更为高兴，便直截了当地向吴志剑提出了他们的希望与要求，并再三陈述了他们对发展祖国酒类饮料工业的强烈愿望。

　　酒，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她，她是人类的好相知。可在整个人类世界里，有哪个国家有像中国酒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哪个国家有像中国酒这么多品种？而在多品种中又有多少不同的美味？那令人中而欲醉，陶怡无限，受享无穷的色、香、醇，又有哪个国家可与之比美？

　　近些年来，曾有人一再夸耀“这是进口的世界上最好的酒！”可就把那最好的最新最贵的进口酒和我们“入口”的贵州茅台、四川五粮液、山西汾酒、洋河大曲，甚至烟台葡萄酒、贵阳贵州醇，比上一比，看上一看，品上一品，哪个入杯更神奇，色泽更纯正，口味更香醇？严格地说，外国许多被叫做“酒”的，不过是甜饮料，酒有酒的基本“性格”。曾有多少真正饮酒的外国客人，一喝到中国酒莫不惊为天液，拍案叫绝，这才是酒！可就是这酒，竟然“屈尊”国内，既不能使世界各国的喜饮者享此美味，又不能为民族增光，为国家创汇，岂不可惜而又可叹？

　　吴志剑正是忿于“如此酿酒大国，众多美味佳酿，然而酒厂却举步维艰，难于跨出国门，何以如此？！”他表示：“扶持祖国传统的酿酒业走向世界，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他一口答应下来，一定尽快地亲自去湘南酒厂看看，也一定尽力。

　　没过几天，吴志剑就专程如约而去了。

　　他独自驾车前往，十足的“轻车简从”，自深圳出发，一路飞驰，来到了衡山脚下。

　　衡山，响震古今的名山，五岳中雄跨南天的南岳，雄伟壮阔，行李往来，遂出大邑。衡山之阳，自隋唐以来，便有城峨然，这就是因名山而成名城的古老的衡阳。因千百年游山雅士连翩络绎，诗酒之兴自不待言，故衡阳的西渡镇便成了名声久远而广达的“百里酒名乡”。环境之雅，酿酒之精，亦可想而知。湘南酒厂就座落在这西渡镇上。

　　吴志剑自衡阳南入，一路行走，对名山名城名酒乡甚为心仪，他更加坚定了为祖国佳酿打出国门尽力的决心。

　　湘南酒厂厂长一见吴志剑，真是喜出望外，他没想到这位名气很大的青年企业家如此守信又来得如此之快，更没想到如此“大款”竟然只身驾车，专程而来！自是竭诚欢迎，一面安排人去妥为安置那长途奔驰而来的“奔驰”，一面张罗招待，而吴志剑却急于看看酒厂的现状。

　　在厂长的陪同下，吴志剑专注地、详细地察看了每一个车间及每一个生产环节。边察看边认真地听取了厂长及有关人员的介绍：湘南厂的主要产品；黄龙玉液，西渡湖芝，曾经连续三届被证明为省优产品。一九八八年又荣获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铜牌奖与法国巴黎世界之星奖。两种酒双双打入国际市场后，深受外商欢迎；其次，所生产的可乐、高橙等系列饮料，也甚有声誉，曾先后获省、市优质产品，科研成果，新产品开发等奖二十五次！是湖南商办工业中的伎伎者。

　　而尤以湖芝酒为最，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名闻遐迩。《衡阳县志》专为列目：“此酒始于西汉，盛于唐。”宋时更被定为皇家贡品，可见其自古以来身价是何等渲赫。本酒厂占地数千平方米，一九五０年建厂，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

　　吴志剑一边察看，一边听，一边品味着那清醇可口的佳酿，一边思考：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酒厂，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工人经验丰富，产品名不虚传，厂长与工程师的介绍果然不虚。只是设备乃是四十年前的落后东西，又已陈旧、老化，远远不能适应规模生产。而且包装落后，促销手段缺乏现代化意识，才致使产品打不开销路，更难进入国际市场。只有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改革现有的生产机制，才能使这个老厂焕发青春，进而走向世界。这就需要钱，需要相当数目的一笔钱。“湘南”找到他这位企业家也正是希望他首先解决一下，在他们看来的一笔巨资。

　　有他自身的特异，有老师、父母，特别是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与影响，他的禀赋，他的意识，都在促使他，为了家乡，为了国家，为了让“湘南”的美酒能摆上国内外豪华的餐桌，去脍炙人口，去证明中国酒独具的特殊的地位与价值，拿出“一部分”来！

　　参观一毕，当即表态，很快地签订了与“湘南”联营的合同，约定由政华公司投资三千万元港币，引进先进的制酒设备，重新装备“湘南”的生产流水线。

　　一次行成，干净利落，从到厂、参观，谈判，直至合同签订完毕，只用了半天时间，行动干脆，效率之高足见其大家作风。

　　对此，酒厂上下自是求之不得，欣喜若狂，屡请资金多少年，只是呼唤不应；忧患焦灼几多时，只是一筹莫展，如今一旦迎刃而解，怎能不如释重负，如获甘霖？更何况有深圳的大公司为后盾，何所往而不利？

　　吴志剑更是雷厉风行，签完合同，不假稍停，连夜返回深圳。一成决断，他要的是高速度！他要高速度地落实资金，高速度地赴港考察，高速度地利用深圳这个甚得地利的窗口将“湘南”的美酒打出去！

　　引进的先进设备很快就到了衡阳西渡镇，也兵不解甲，迅速地在湘南酒厂里扩建了黄龙玉液、西渡湖芝酒与可乐饮料三条新生产线；同时，从日本引进了SB—29O型PET塑料瓶生产线，也很快地调试通过，正式运行了。一栋五层的高楼新厂也拔地而起。清醇的酒香伴着欢快的喜气，充满了国门，飘洋过海，香缭五大洲！

　　　　　　　　 用他的“大部分”成就了未来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

　　从事国画教学多年，在国画上颇有成就的国画家毛啸巍先生已是名声蜚然，素来极重文化的吴志剑甚为敬佩。便以政华公司的名义与中国对外交流协会、宋庆龄基金会以及香港冯平山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有关部门洽商，联合发起并主办了在深圳的毛啸巍教学活动与国画展览会。对这一举动，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甚为关注，徐向前亲自题写了会标，胡乔木主持了开幕式，艺术大师刘海粟撰写了前言。展览会办得甚有声势，甚为成功。

　　毛啸巍先生是来自上海的国画家，多年来坚持致力于少年国画的教学探索，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少儿中国画人才，已遍及全国，名副其实地桃李满天下。而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探索扩大培育途径与范围，提高培育的效率与质量。来到深圳后，曾多次多方地向经济利润可观的大企业求助，希望得到经济支持共办少年国画的教学阵地，可由于谁也不愿在投多收少，甚至只投不收的文化事业上白扔资金，因此，皆以“爱莫能助”婉言谢绝。这几乎已令毛啸巍先生失望了，恰在此刻，吴志剑送上门来。

　　看过毛啸巍的展览会，吴志剑很受感动。他的经历，他的酷好学习，以及，倘不是他勤奋地学习，他不但不会写出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好的电视剧，更不会有他的今天，因此，他不但深知文化知识对个人的重大作用，也深知没有优秀的文化素质，对一个民族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而眼前的深圳特区又是处在大建设的初期，尤其需要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总不能让孩子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赚钱，赚钱，赚钱！”根本大计，是让孩子们多增加一些文化知识，以改进与提高他们的素质，他觉得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在画展一结束，就主动向毛啸巍先生提出：

　　“毛先生，由我们公司投资，兴办一个少儿中国画研究培训中心，您看是否可行？”

　　毛先生大喜过望，频频点头，连说：

　　“好啊，好啊，那可太好了！”

　　吴志剑当即拍板说：

　　“既然毛先生认为可行，那就由我投资三十万元在深圳把这个中心兴办起来，由毛先生担当主任，我们为特区文教事业图些善举，毛先生可肯屈就？”

　　屈就？——求之不得！他几度求人不得，如今竟有人反求上门来，而且当即划出了具体的投资数目，——足够大的数目，毛啸巍简直如获至宝，高兴得称诺不迭。

　　吴志剑又发挥起了他办企业的高效率来办这个中心，他选地址，请教师，聘顾问，审批，办照，兜得飞转，很快便一应齐备。而且，地址要便于交通的；教师要富有经验的；顾问则更是名人：刘海粟、吴作人、古元、华君武、李可染、朱妃瞻、谢稚柳、蔡若虹、田恒、沈迈士、陈佩秋、张乐平，几集画界精华。而这种益于社会、利于久远的事业，哪个爱国者不乐从，哪个部门不乐助？没多久便开学了，而且发展得也快，初时还是四个班，很快就发展到了五十个班，先后接受培训的幼儿多达一千五百余名。成效也见得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大多数幼儿掌握了绘画的初步要领，更出现了一批好画。1988年入选为国内外参展的作品近百幅，有些作品被编入了香港国际画展册，有些被授予了“国画参展证书”，深圳一个名叫伍润森的五岁幼儿的作品“枫叶老了”还被选入了“香港国际儿童画展”。其余的像罗玉玲、赵镇东、李浦等六岁以下的幼儿的作品鱼、孔雀等也童趣盎然，甚为喜人。

　　事业办得好，各界反映自然也好，也自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党和政府自然委托扶持，各界也自然会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徐向前、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陈再道、朱学范、康克清、荣毅仁、周巍峙以及王光美等都亲自过问过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接见了毛啸巍主任。

　　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型的教学机构，就需要参与事业的人们不断地付出努力，更需要投资经办者不断以财力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吴志剑承担了这一事业的“大部分”，而使深圳一地——全国中的“小部分”人得到了造就。他是甘心情愿的，也是甚为欣慰的。

　　　　　　　　 “一部分”又“一部分”，撒向人间都是爱

　　消息传来，吴志剑的故居省份湖南，竟有众多的贫困儿童因无法继续读书而辍学。吴志剑感到震撼肺腑的惊讶与椎心刺骨的疼痛！少部分是富起来了，大部分人尚不富裕，而另一小部分人尚未脱贫，甚至十分困难，有的竟困难得使孩子无法继续读书！那是什么？那是根本性的损失，那将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提倡普及基础教育的国度里，若干年后仍会出现一批文盲，可怕地拉着文化素质下降！而少年儿童又多么需要也多么渴望读书哇！他因之联想起了他的中、小学，联想起了那动乱造成的荒废，致使他们这一代中许多有志者不知多费了多大的力气去追补；也不知使多少人困于文化低谷，因而欲有所作为而不能！他痛心，但一时间又无力改善，唯有尽自己的一部分财力，能挽救多少就挽救多少了。当时他的财力并不强大，但是，他决然地向湖南省团委的“希望工程”捐赠了十万元，先使一百多名辍学儿童重新返回了校园。一百多，在全湖南不算多，可一个吴志剑就挽救了一百多，倘若一百个吴志剑呢，岂不全部挽救了当时湖南全省的辍学儿童？再若是成千个、几千个吴志剑呢，那十亿中国的全境内还会有什么辍学儿童？十万元分给一百多人还算不得是什么大数目，可在当时尚在发展中的吴志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数目，即在今天的一般人手里也何尝是个小数目？

　　辍学儿童的刺痛，在吴志剑心中久久难以平复，他因此而更清晰地联想到他故乡的许多仍很贫困的乡亲，于是，从1890年，他每逢过年都亲自率领着公司的骨干，携带现款，返回常德，向一些孤寡老人以及残疾人拜年，以资助他们。一九九四年元旦前数日，下了几场大雪，吴志剑更担心起了家乡中的贫困山区，他当即发动员工，开展了“政华扶贫万里行”活动，千里迢迢地给石门、澧县、临澧的数千贫困户与灾民送去了八卡车价值二十多万元的三千套棉衣、棉裤以及过冬用品，吴志剑更自己捐出了八万元，以为石门等地贫困户中的二百七十四名白内障患者的医疗费用，结果，使这些患者因得到手术治疗全部明显好转，其中百分之九十得以复明。

　　一九九四年六月，又得知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因交通通讯手段落后与职工住房条件紧张，以致治安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常德是他的家乡，他又曾是常德市的一名公安战士，与武陵分局是一个公安系统的战友，他了解做为一个公安战士没有住房的困难，也甚知一个公安部门交通通讯手段落后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又慷慨解囊，捐赠了十七万元，使武陵区公安分局的干警宿舍楼得以续建，也配备起了五十门自动程控交换机，缓解了燃眉之急。

　　一九九四年冬天，政华公司董事长、吴志剑的父亲彭信理二赴石门山区考察，旨在寻求扶贫项目。经过认真考察与研究，于转年春，一九九五年二月九日拿出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与石门县畜牧局及十几个贫困乡镇联合设置了扶贫项目：马牛羊发展有限公司。以投放种畜、有偿养畜等运作手段扶持脱贫。例如，一个贫困户如果能饲养三十头羊的话，一年下来，即可纯收入四千五百元。另外各贫困乡除了得以按股分红外，尚可收取百分之五的管理费。用两万元入股启动，就可形成五十万元产值的养殖规模，有力地促进了贫困乡镇的经济发展。

　　一九九五年六月，湖南水灾，常德一带尤为严重，吴志剑闻讯当即派人送去人民币三十万元，方便面五百箱，衣服五干件，尚有些日用品。

　　有人统计，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五年间，仅吴志剑对家乡湖南与政华所在地深圳两地教育基金会及深圳儿童福利基金会、一年一度的“深圳荔枝节”以及六届全运会体操比赛项目、全国健美大赛活动等的捐献总额，约为几千万元。

　　他就是这样，将他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的“大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撒向他所热爱的祖国各地，这是他的禀赋所决定的，也是其不断地闪光的地方，好一个吴志剑！

　　吴志剑应改革开放而富裕发达，为改革开放而不断奉献；他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需要他这样的企业家。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改革开放在辉煌地进展，吴志剑更是长足地奔向辉煌！

　　祝愿吴志剑更长足地发展。

　　愈多愈好地再多几个吴志剑！

　　　　　　　　　　　　　　　　　　　　　　　　　　　　　 （肖舫） 卢俊雄和华隆发展公司 --------------------------------------------------------------------------------

　　卢俊雄，生于一九六八年，籍贯广东，毕业于华南师大经济系。华隆集团创办人。十岁便偷偷背着家人，带着十多元买来的外国邮票到武汉闯荡。上大学时，曾和邮商订两万元的邮票，接着，他用四千元办《南华邮报》，该报印数达五万份。离开校园后便开办华隆邮票经营部，以炒卖邮票为生。

　　开业初年，这门生意令他进帐逾一百万元。一九八九年，他创办了华隆商行，曾进行多项投资，但都失败。一九九一年底他去东南亚考察，回到广州后投资房地产，在广州建立了城市百货中心、东方车行等，开展招租商场业务。

　　估计他的财富超过二亿元。

　　　　　　　　　　　　　 别出心裁的公司徽记

　　浩瀚无际的汪洋大海，海阔天高，白浪撩云，渔帆点点，景色非凡，这便是河流纵横、水量充足、四季皆可通航的广东。它以珠江为主通过西、北、东江及珠江三角洲扇形辐射河网，将全省半数地区联系起来。

　　广东海洋运输业发达，有大小港口一百多个，黄埔港和湛江港是我国南方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巨轮可直驶亚、欧、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担负着巨量外贸物资的吞吐。

　　它不但航运四通八达，公路、铁路、空运也都十分发达，横贯全国，通往国外。

　　由于广东的独特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对外贸易最早的地区，所以民性活泼，习于经商远游，华侨占全国侨民的三分之

　　走进二十五层高的华隆大厦，一眼就可以看到墙上那块牌子，神气活现的公司名竟足有五十个，华隆发展公司仅为其一，很不起眼。

　　“华隆”挤在这么一大堆公司之中，却把自己的这两个字译成walkalone（独行），还赫然印在公司微纪之卞，看来是有点不一般的想法，在一个大厦里就挤了五十个公司的广州，哪条路上不是摩肩接踵人碰人，要想独行，谈何容易？

　　华隆发展公司总裁卢俊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把挂扇，上书“天生我才”四个大字。

　　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没有时间娱乐，身心都在满负荷运转。

　　他上个月刚过了二十七周岁的生日，圆圆的脸上架副眼镜，中等身材，头发乌黑稀少，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若有所思和天真的神态。他侧面轮廓的线条全是圆的，但并不因此而失其刚强。他现在处于人生中深沉和天真几乎相等地各占思想之半的时期，在困难重重的境遇中，他完全可以愕然不知所措；把钥匙拨转一下，他又能变得卓越不凡。他的态度是谦逊的，冷淡文雅的，不很开朗的。由于他的嘴生得动人，嘴唇无比地红，牙齿也无比地白，微微一笑便可以纠正整个外貌的严肃气氛。有时候，那真是一种奇特的对比，额头高洁而笑容富于美感。他的眼眶虽小，眼神却广阔。

　　　　　　　　　　　　求知饥渴中萌动的商品意识

　　广州仓边路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

　　祖母，当工程师的父亲，做财务工作的母亲，兄弟二人，无海外关系，全家月收入一百元，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

　　一九七九年七月，卢俊雄跨进了中学的大门。这时，他才十二岁。

　　卢俊雄是个爱读书的孩子，特别喜欢看小说。每当走到书店门前，他总是恋恋不舍地站在橱窗前，望着那崭新的书，不愿离去。后来，他经常去书店站在柜台前说：

　　“阿姨，请您拿一本《战争与和平》。”

　　营业员马上递给他，他便站在柜台前看起来。直到快要关门，他才把书还给人家。这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书中的情节像电影似地浮现在眼前。

　　第二天，他又是如此，把书拿到手，接着前一天继续看，他感到很过瘾。

　　书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常常使他垂涎三尺，书店每天来了什么新书，他都了如指掌。

　　当他看到书架上新放的一套《史记》时，他拿到手里，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听爸爸说过，这套书非常好，是司马迁写的。这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武帝时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史事。他翻开看了看，价格十元零一角。他摸了又摸，放回书架上。这时，他才发现书店里只剩下自己了。

　　他恋恋不舍地走出去，在路上，那套书一直在眼前晃动着，一套十本仅十元零一角，不算贵呀！

　　后来，书店接二连三进了《三国志》、《隋唐演义》、《后汉书》等一系列他最喜欢的书。

　　他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书，他知道这个愿望只能靠自己来实现。

　　于是，他开始动脑筋想办法：为了买书，要自己挣钱。

　　开始他把自己家的牙膏皮积累起来，连同家中的废报纸一起卖掉，可以赚点钱。后来，他发现卖旧报没有卖新报挣钱多，便改行当了报童。

　　他每天放学回家途中就在路上卖报，羊城晚报、广播节目报……卖五份报，赚一分钱，他就这样一分一分地来挣钱。

　　从此，每天中午或下午放学，十二岁的卢俊雄就小跑着到邮局取了报纸，沿街叫卖。

　　那时，政府和学校都不允许学生干这些事。为了防备缉查，还得时时躲闪。就这样，他每天回家途中就有一毛钱的收入。

　　这就是他走上社会的开端。

　　卖报攒到近十块钱时，卢俊雄怕有一天终被家人和学校知道，于是改换了一个“危险性”较小的行当。当他往收购站卖牙膏皮时，发现收购站收购的旧书中有许多是有价值的书。于是，他脑袋一转，便想出了新点子。

　　从此，他每周到仓边路旧货收购站一两次，看到有人来卖旧书，便迎上去说：

　　“叔叔，卖书吗？”

　　那人点头说：

　　“是呀。”

　　卢俊雄说：

　　“收购站给两毛一斤，我出三毛钱一斤”。

　　那人二话没说便卖给他了。

　　他把书拎回去，清理一番，挑出有价值的，转卖到北京路旧书回收部。由于这里不论斤两而按原价打折，总有些赚头。回到家里一算，自己花三毛钱一斤买的旧书，转手卖到旧书回收部可卖两块钱，比卖报纸收入要高。

　　有一天，他整理完旧书回到家里，刚踏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家里像过年似的，欢天喜地。奶奶的两只小眼眼笑眯眯的，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仅有的一个牙。因为没有什么陪衬，这一个牙看着又长又宽，颇有独霸一方的劲儿……卢俊雄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便悄悄地问奶奶：

　　“奶奶，今天有什么喜事啊？”

　　奶奶激动的眼泪在脸上横流。脸上肉太多，泪珠不容易一直流下来。她兴奋地说：

　　“你爸爸被评上工程师！工资调到六十多元啦！”

　　这时，他才发现爸爸也和平常不同了。他本来生得厚厚敦敦的，矮个子，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睛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今天却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卢俊雄急忙上前说：

　　“祝贺爸爸！”

　　父亲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母亲端着菜往桌上摆放，卢俊雄这才发现，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四个菜，一个汤。肚子早就咕咕地叫了，他坐在桌旁盯着桌上的菜，好像要流口水了。母亲看见他，故意板着脸问：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卢俊雄胆怯地说：

　　“我去同学家了。”

　　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力咬着嘴唇。卢俊雄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着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奶奶忙替他开脱说：

　　“孩子有事，晚回来一会儿，是避免不了的。”

　　说着，便向卢俊雄使了个眼色，说：

　　“快！洗手吃饭吧。今天是大喜日子。”

　　卢俊雄望着全家喜气洋洋的情景，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他很少看到全家像今天这样高兴。

　　这一天，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一九八０年，有一件事改变了卢俊雄的命运。他“企图”到白云宾馆买些宾馆专卖给华侨的书再“炒”到大街上，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

　　这天，他放学急忙奔到白云宾馆门前，只见从宾馆里走出一个老头儿，身量不高，可长得挺富态。宽宽的肩膀，因为上了年纪，稍微往下溜着一点。头发雪白，往后拢着。腮边一部白胡子，把嘴盖得怪好看的。鼻子不十分高，可是眼睛特别深，两上小眼珠深深地埋伏着。老头的衣着非常讲究，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华侨。卢俊雄忙上前搭话说：

　　“老伯，您是华侨吗？”

　　老头回过头，看了看卢俊雄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华侨呢？”

　　卢俊雄满脸陪笑说：

　　“我看您老人家挺富态，估计错不了。”

　　老头点了点头说：

　　“小家伙挺机灵，你多大啦？”

　　卢俊雄作了个鬼脸说：

　　“老伯，您猜猜好吗？”

　　老头用手摸着胡子，看着卢俊雄说：

　　“十一二岁吧。”

　　卢俊雄竖起拇指说：

　　“老伯您真有眼力，我十三岁啦。”

　　老头笑着点点头说：

　　“上学吗？”

　　卢俊雄点头说：

　　“在实验中学读书。”

　　老头满意地点点头说：

　　“那可是好学校啊！看起来你也是个好孩子。”

　　卢俊雄低下头说：

　　“是呀，我很爱读书，但没有钱买书。眼下，只得来此想请您老人家帮忙，在宾馆里买些书，再到大街上卖掉，赚些钱买书……”

　　老头听了，思忖半晌，叹口气说：

　　“还算好孩子，不过你要小心，千万不要上当呀！”

　　卢俊雄望着老人，点点头说：

　　“老伯，我记下了。”

　　老人终于满足了卢俊雄的要求，替他买了些书，卢俊雄欢天喜地地接过书，谢过老人，一溜烟似地向大街跑去。

　　最热闹的地方是集市中心那片广场，那里的地摊有卖菜卖蒸糕、煎饼、芝麻酥饼的，有卖字画代写书信的……

　　吆喝叫卖声在集市上空喧嚣，喷香的诱人食欲的气味在整个广场里弥漫。

　　卢俊雄找了个稍微僻静一点的地方站住了，他拿出书摆在地上，对着过往的行人喊道：

　　“卖书了，卖书了，《福尔摩斯探案集》。”

　　不一会儿，围上一群小青年，他们你撕我夺。两人争吵起来，卢俊雄见势不好，忙上前解劝。可有谁能听呢，事情越闹越大，只能警察来解决了。该着有事，结果还没等卖书就给派出所扣住了，至晚八时才放了他。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已晚。路上的车迹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立刻收住脚问道：

　　“谁？”

　　那人忙说：

　　“是我。”

　　这时，卢俊雄才看清是同学，只见他慌慌张张地说：

　　“大事不好！你爸爸到处找你呢。几乎每个同学家都去了。”

　　卢俊雄听了，心里一动，心想：事到如今只好和盘托出了。回到家里，全家人正严阵以待，一见卢俊雄进来，奶奶马上迎上来说：

　　“可把奶奶急坏了！饿了吧，快吃饭吧。”

　　吃完饭，爸爸便问道：

　　“今天为何回来晚了？”

　　卢俊雄如实“供认”了一切“不轨行为”，但开明的父亲听完说：

　　“就算穷一点，也不能这么干，人要有好的情操。这样吧，我给你三本邮票，你去集邮吧。”

　　　　　　　　　　　　集邮：小小方寸，价值连城

　　卢俊雄接过三本邮票，不解地问：

　　“爸爸，这不是邮票吗？它有什么用处呀？”

　　卢俊雄的父亲笑笑说：

　　“邮票，这小小的方寸小纸，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但它吸引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不论是稚气未消的少男少女，还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不论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身居高位的上层人士，无不对它向往，对它倾慕。从一八四０年英国的第一枚‘黑便士’邮票开始发行至今，全世界在邮票上投资的人数已达数亿人。在美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参加集邮。在日本，有百分之一的人参加集邮。在我国，集邮人数已超过了一千万人。”

　　说着，卢俊雄的父亲打开集邮册，指着一张英国女士的头像说：

　　“这是最早的邮票，叫‘黑便士’，至今已价值连城！”

　　卢俊雄听了，才仔细看了看那张叫“黑便士”的邮票，只见票面印着维多利亚女王十八岁即位时的侧面头像，面值为一便士，不禁吃惊地问道：

　　“有一百四十多年了！”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是呀，关于邮票的出现，在英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八三八年夏天，英国有位教育家罗兰·希尔在苏格兰高原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避暑。一天早晨，他在村中散步，看见邮递员把信交给一位姑娘，那姑娘向信看了一眼后，说：‘我没有钱收信，请你把这封信退回去吧！’按当时英国邮政规定，邮费是由收信人交纳的。邮递员与姑娘发生了争执。希尔看到这种情况，就出钱代付了邮费。邮递员走后，姑娘对希尔说：‘你可知道，先生，我家很穷。未婚夫在军队里服役，每星期写一封信。我收一封信，几乎要付一周的工资。因此，我们预先约定，如果他平安无事，就在寄来的信上画个圆圈，我看到这个暗号，就不必再花钱取信了。’希尔明白姑娘拒绝收信的原由，既同情她，又觉得这种事情在邮政收入上是个大漏洞。于是，他便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寄信时由发信人出钱购买邮票，贴在信封上，作为邮资已付的凭证，不再向收件人要钱。同时他还提出，不论信件路程远近，邮费一律为一便士（英国的辅币名）。这个建议当时遭到政府内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订这样低的邮费，会影响政府收入。但希尔深信，降低邮资后往来信件必然增加，政府的收入将比从前按路程计费时收入更多。希尔这个‘一便士邮资法’提案经过辩论后，终于在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七日获得英国议会通过。

　　“一八四０年五月六日，英国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正式邮票。图案为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侧面像，是根据威廉·威恩刻的纪念一八三七年女王即位的纪念章，由派金斯、巴肯和比茨三人复刻的邮票图案。这次印刷的邮票为黑色，因此通称‘黑便士’邮票。

　　“‘黑便士’邮票发行以后，除作邮资贴信外，还当印花税票使用，因此头一年的印数就达六千八百万枚。

　　“维多利亚女王看到她的肖像印在邮票上，非常高兴，在她统治英国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所印邮票始终都是采取她十八岁即位时的侧面像。此后，英国历代统治者也都以自己的头像作为邮票图案。

　　“邮票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可只是一些萌芽和雏形，都不是国家正式发行，因此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被公认为是‘黑便士’”

　　父亲说到这里，喝了几口水，看了看卢俊雄，见他似乎有了点兴趣，便继续引导说：

　　“继英国之后，陆续开始发行邮票的国家有：一八四三年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美洲巴西；一八四五年的美国；一八四九年的法国和比利时；一八五０年的奥地利、瑞士联邦、列支敦士登；一八五一年的加拿大、丹麦；一八五二年的德国……

　　“随着邮票发行数量的增长，应用范围的扩大，邮票的种类、形状、图案也随之层出不穷。依次出现的是：一八四五年荷属东印度发行了欠资邮票；一八五一年奥地利发行了新闻纸邮票，加拿大发行了动物邮票，北美新不伦瑞克发行了斜方形邮票；一八五四年西班牙发行了公事邮票……这些邮票爸爸只是听说过，在有关资料上看过，咱家唯一保存的比较有价值的就是这张列宁像的邮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邮票图案的题材和内容也有了新发展。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发行了第一枚苏维埃邮票，图案是工人脚踩妖龙，妖龙象征资本主义。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后，发行了最早印有列宁像的邮票。

　　“一九一三年三一八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期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印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像的邮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两洲建立，不仅使得邮票发行量大增加，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邮票的题材和内容，通过邮票优美的构图，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等方面的状况。很久以来，邮票除作为邮资已付的凭证外，还是人们喜爱和珍藏的一种艺术品，并且成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的一座桥梁。”

　　卢俊雄听得入了神，他曾记得自己小时候，爸爸常带他去买邮票，有时要去许多趟才能买到。爸爸拿着邮票时如获至宝，仔细地欣赏着，当时自己还觉得很奇怪，现在才知道邮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他见爸爸喝着茶水，似乎在品尝茶的味道，他等不及了，便问道：

　　“爸爸快点讲呀。”

　　父亲看着儿子，知道他要上道了，便慢条斯理地说：

　　“一百四十多年前，邮票刚刚诞生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邮资凭证，人们只是用它来寄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并不仅作为一种邮资凭证而存在，它已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小型艺术品，一种‘国家名片’。它具有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人们对它投资，主要是为了它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邮票这个小小的方寸天地里，汇集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情况，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如花鸟虫鱼，江河山川，人物风貌，科学发明，真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在它上面，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一株株菊花争香斗艳，一座座高山雄伟壮丽，一条条江河奔腾向前，一个个世界伟人叱咤风云，一部部世界名著万古流传。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画面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纵观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邮票，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富饶美丽的大好山河，还可以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从而激发人们的斗志，使人们不忘过去，向往未来。基于此，许多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把父母给的零花钱一点点积攒起来，用来集邮，并从这个‘百科知识’宝库中吸取营养，得到启迪与陶冶。一些年轻人通过集邮，使自己更加富有朝气，知识面更加广博。集邮给人一种心旷神。冶的感觉，使人忘掉了忧愁，丢掉了烦恼，把自己融进了艺术的天地之中，得到美的享受。”

　　卢俊雄拿到爸爸送给他的三本邮票，异常惊奇。他如获至宝，翻阅着，欣赏着，脑子里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不解地问：

　　“‘集邮’一词是怎么来的？”

　　父亲看着儿子，知子莫过于父，他知道儿子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于是微笑着回答道：

　　“‘集邮’一词，最早出现于一八六四年，而集邮活动，则于一八四０年英国发行世界第一枚邮票后不久便开始了。

　　“一八四二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位少女征购旧邮票的广告，据说她收到一万六千余枚邮票，用来进行室内装饰，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据可查的集邮活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发行邮票的国家渐多，一八五二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邮展。一八五六年，英国已有集邮商店。六十、七十代后，集邮书刊与集邮团体纷纷问世，集邮成为一项流行的文化娱乐活动。

　　“我国自一八七八年发行第一套邮票后，次年即有人在上海《申报》上刊登收购‘信封老人头’的广告。”

　　听到此，卢俊雄问：

　　“什么叫‘信封老人头’呀？”

　　“就是邮票。后来到一八八０年，上海《花图新报》刊出《各国印馆之信图》，为我国第一篇关于集邮的文章。辛亥革命后，集邮爱好者逐渐增多。一九九二年，我国第一部集邮专著《集邮须知》问世了。不过，在解放前，一般群众还很难问津。解放后，集邮活动才逐渐普及。一九五五年，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同年创刊《集邮》杂志。”

　　这一年，全国第一届邮票展览在广州市文化公园举办。父亲带他去了。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大雨，把空气洗得怪清凉的。今天的天气特别令人喜爱，树叶嫩绿嫩绿的，处处都充满着绿意。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点缀得如花似玉，真不愧为花城。色彩美观的红棉绚丽多姿。草木吐出新芽、绿叶，桃花接着杏花，喷着沁人扑鼻的香气。清清的溪水，潺潺地流着，像仙女身上美丽的飘带，从高崖上伸展到遥远的地方去。山崖上，半空中，林木间，莺、画眉、百灵、黄雀，得意地飞翔着，鸣叫着。鸟鸣和着溪水的流声，在春风里轻轻地回荡。

　　四季如春的旖旎风光，使人们的心情格外舒畅，

　　卢俊雄今天可大开眼界了，各种各样的邮票被镶嵌在镜框里，各具特色。自一八七八年至一九八０年如此大跨度的年代，小小的邮票却真实地记录着每个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真令人感叹不已。

　　这一次参观展览对年方十三岁的卢俊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走上邮票经营之路。

　　他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从未见过的邮票，有的只听爸爸讲过，此番大饱眼福！他亲眼看到了墨西哥发行的椭圆形邮票，一八八七年巴拿马发行的地图邮票，还有爸爸曾讲过的一八五一年奥地利发行的新闻纸邮票和第一枚苏维埃邮票……他简直激动得要跳起来。

　　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文化公园门口站着一群群人，他们三五成群不知谈些什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也挤进人群，听听人家说些什么。他一眼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枚“文革”期间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这张邮票他非常熟悉，他的集邮册里也有这张邮票，只见那人十分得意地说：

　　“这张邮票在汉口有人给我二万五千元，我都没出手。今天有事等用钱，有谁要，出二万二就行。”

　　卢俊雄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面值八分钱的邮票竟要二万二千元，还声称有人给他二万五千元。莫非他是疯子吗？看样子不像，他莫名其妙地望着那个人。这时有人上前还价道：

　　“我给你二万如何？”

　　那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说：

　　“太便宜了！”

　　卢俊雄越发感到奇怪，他看见身旁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便上前试探着问道：

　　“大哥哥，那位叔叔的邮票为什么卖那么贵，面值才只有八分钱呀？”

　　那青年低头看看卢俊雄说：

　　“你还小，不懂。”

　　“谁说我不懂，集邮是百科知识的宝库，可以启迪和陶冶情操。”

　　众人听了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卢俊雄见此情景，知道他们是在奚落自己，他的脸一直红到脖子，仍然不服气地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为什么笑我呢？”

　　还是那个青年人把他叫到一边说：

　　“小兄弟，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只是那些人都是票贩子，怎能接受你的说法呢。”

　　卢俊雄听了，不解地问：

　　“什么叫票贩子？”

　　青年人笑了笑说：

　　“为了邮票的艺术价值而进行邮票投资的人主要是广大集邮爱好者。有一些腰缠万贯的人买邮票不是为艺术价值，而是为了倒买倒卖，他们是整版、整封、整盒买进邮票长期储存、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邮票储蓄户，看中的仅仅是邮票的经济价值。现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邮票投资，也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现在邮票投资者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为了保值，以免货币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他们认为，邮票不仅是永远增值的，而且增值率较其他任何商品都高，特别是邮票的价格有时高得惊人，令人咋舌。”

　　卢俊雄听了，突然明白了。心想：难道倒邮票还能比卖报、卖书更赚钱吗？于是，他迫不及待地问：

　　“那张邮票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青年人点头说：

　　“据说值二万二千元。”

　　卢俊雄听了，惊讶得张了张嘴半天没合上。他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青年人。那青年人看出他的意思，便慢条斯理地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邮票作为艺术品，它的审美价值可比不上那些名画和古董，但它的价格却使那些名画、古董自愧不如。一枚一八四七年的蓝色毛里求斯邮票。现在就值一百五十至二百万马克，约合人民币六百七十万元。我国建国后发行的特十五《首都名胜》第三枚《放光芒》邮票，售价四万元人民币。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市场价格在五千元左右。J42《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香港》（小型张）、T41《从小爱科学》（小型张）市场价格在人民币千元以上。此外，我国‘文革’中发行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诗词》等邮票，每套价格都在五百至千元左右，就连一九八０年发行的T46《猴》生肖票，价格也在二百五十元左右。”

　　卢俊雄听得入了神，在他的思维里又出现了许多疑问：

　　“所有的邮票都能这么值钱吗？”

　　那青年摇摇头说：

　　“不一定，一些名贵的邮票价值连城，一般的邮票就不一定了。”

　　“什么样的邮票是名贵的？”

　　”名贵邮票是因为它们是邮票王国里的珍品，不过，它们之所以‘珍’，大部分在一个‘错’字上。印刷和设计上的错误导致某些邮票成为邮票王国中的珍品。邮票不仅在印刷中会发生一些差错，有时在设计、工艺等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差错，邮电部门一旦发现这些错误，就会马上停止发行该种邮票，而流到社会上的少量错体票就必然珍贵起来，使它们的身价顿时增加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物以稀为贵嘛！”

　　卢俊雄恍然大悟地说：

　　“我明白了。过去我总听人家说错体邮票，一直不知道什么是错体邮票。原来印错的邮票叫做错体邮票啊！”

　　那青年人见卢俊雄非常认真地听自己讲述，心里很得意，对卢俊雄也产生了好感。他觉得这孩子很好学，而且很有头脑，以后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集邮爱好者。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集邮很有意思，它们中间还有许多故事呢。闻名于世的毛里求斯邮票之所以价值连城，就因为它是错体票。一八四七年九月三十日，英国驻毛里求斯代理总督的夫人戈姆，要举行一次化装舞会。在此之前，她请了一个叫巴纳德的宝石商自制了五百枚邮票，用它来寄发请柬。但巴纳德在制作邮票时把邮资已付印制成了邮局请柬，把这种错体票带到了毛里求斯全岛，但可惜没有一枚流传下来，只有少量剩下未发的邮票，被轮船运到了欧洲和印度。目前，二便士蓝色毛里求斯邮票全世界仅存十二枚，其中四枚未用的，八枚用过的。巴纳德的错误使毛里求斯邮票成了集邮界的传奇。”

　　卢俊雄听得津津有味，见那位青年停下来，生怕人家离他而去，便急忙说：

　　“大哥哥，你知道得真多，再给我讲一些有关集邮方面的知识呗。以后咱们交个朋友吧。”

　　那青年爱抚地摸着卢俊雄的头说：

　　“你和我当年一样，对集邮一无所知，只知道欣赏那些优美的画面，甚至把每张邮票的故事都叙述得很熟练。一点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方寸纸片能价值连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说着他的脸红了，看得出他感到很惭愧。过了一会儿，他才叹口气说：

　　“我还是给你讲错体邮票吧，全世界在邮票的设计和印刷上出现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智利邮票上，哥伦布的头像总是画成留着胡子。进入二十世纪，人们才发现，这同历史记载有矛盾。于是，后来发行的邮票上的哥伦布光着下巴了。一九七二年，古巴发行了一套有关航海史的邮票，其中一枚画着苏联的‘列宁号’破冰船航行在北冰洋上，背景是一群企鹅，后来才发现，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企鹅只生长在南极州，北冰洋根本没有企鹅。

　　“在我国的邮票发行史上，错体票也不少。在民国邮票中，就有不少错体票，一枚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邮票，居然把孙中山的头印倒了。这种印倒的孙中山头像票，早已成为民国票中的珍品。我国建国后发行的纪20伟大的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邮票，开始印成了《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多了“苏联”二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十月革命时，苏联还未成立，那时是俄国。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枚蔡伦票，开始将蔡伦的生年印成了‘公元前？’，多了一个前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革’中出现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在地图上把整个大陆印成红色，把台湾印成白色，明显含有台湾不属于‘全国’范围的含义，这一政治错误马上被发现，还未在全国公开发行就明令收回。但有的邮局在公开发行前几天就卖出少量此种邮票，这些流人社会的少量错体票顿时成了珍品，它的身价现在已经提高了二十多倍。

　　“就大多数投资邮票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舍得在邮票上下本钱，并非看中了邮票的艺术价值和少数邮票价值连城，他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邮票惊人的增值速度。”

　　卢俊雄不解地问：

　　“难道邮票没有贬值的时候吗？”

　　青年人摇着头说：

　　“在邮市上，邮票不是作为一种邮资凭证而出现的，它是作为一种有价票证、一种特殊商品而出现的，人们买它是出于艺术享受和赚钱的需要。它的价格共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面价，用这个价格是很难在邮市上买到的，只有到邮局，才可以凭邮票购买证买到一套。第二层是国家集邮公司公布的价格，它根据邮票的印制时间和数量来决定，供邮票交易使用。按照这个价格在邮市上也是很难买到的。第三层是邮票市场成交价，它以国家公布的牌价和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受国家政治、经济、银行利率、股市价格、新闻导向、炒票大户的资金投入、国家政策等的制约。

　　“人们只要拿出一部分钱投进邮票市场，就必然导致邮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若大大小小的邮捐、邮商们再从中哄抬邮票价格，就能够使邮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涨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八分钱一张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票卖到二万二，增值二十七万五千倍；一九八０年发行的《猴》票，卖到三百元，增值三千七百五十倍；一九八八年发行的T131《三国演义》（小型张），卖到五十五元……有些人在几天内就赚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许多人由于在邮市上赚了大钱赚红了眼，一刻不停地在邮市上买进卖出，饭也顾不上吃，拿几块饼干，边走边吃边转，有的人转得头晕眼花，居然分不出东西南北，甚至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

　　天已经黑了，夜幕笼罩着大地，卢俊雄与那位大哥哥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他满面春风，圆润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这时他的脑子里想起了刚才在文化公园门前的所作所为，真是荒唐可笑，于是暗笑起来，笑得那样欢畅！

　　在路上，他越想越开心：爸爸送给自己不单单是三本邮票，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是源源不断的进财之路。

　　回到家里，他默默地、喜气洋洋地躺在被窝里，最后微笑着睡着了。他的闭合上的眼帘轻轻地颤动着，就像舞台的帷幕颤动一样，可以想象出来，那里正在编织着美好的未来。

　　卢俊雄从邮展回来就不再去卖报，他开始热衷于集邮。有一次，他发现市面上解放初期的邮票非常走俏，自己手中恰巧有四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邮票。他便到市场与一个外国人交易，那外国人拿一张外国邮票，两人交换后，那外国人掏出一叠钞票塞到他手里说：

　　“我的邮票没有你的价值高，这是给你的补偿。”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卢俊雄愣了许久，才如梦初醒。从此他更加体验到了邮票不仅仅是艺术品，而且也是一种商品，商品意识就这样从这个上初中二年的少年心中萌动了。

　　他很善于行动，很快就办起了广东省第一个中学生集邮团体：省实验集邮社。他自任社长，发展了八十多名会员，这是他做出的第一个“第一”。

　　有一次，学校通知学费提高了。卢俊雄听了心里一惊，只觉得顶门上轰的一声，那颗心不住地往上乱蹦，要不是气门挡住，险些要蹦出来，脸上的气色大变，回家的路上他的心一直提着。吃完晚饭，卢俊雄颤巍巍地对父亲说：

　　“今天老师通知，学校的学费又提高了。”

　　说完，便把学校的通知交给了父亲。只见父亲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撂在桌子上，脸色渐渐有些发白。两手扶着膝盖儿，目不转睛地怔着，望着那张通知书，良久良久，沉默不语。

　　母亲坐在一旁，看着儿子。卢俊雄在那目光的注视下，脊背上掠过一阵阵寒噤，膝盖和小腿不由自主地剧烈地抖动起来。他想用手绢擦一下额头的汗，竭力平静一下自己，但拿手绢的手在脸旁像是拿着粉扑往脸上扑粉一样，明显地抖动起来。

　　这件事使他终身难忘，时常回忆起来，就像刚发生似的。

　　于是，他开始动脑筋了。他想起了那天他和父亲去文化公园参加首届邮票展销会时，公园门前那三五成群换邮票的人。他灵机一动，办法有了，他用卖报卖书的几十块钱，在市青少年宫、火车站、邮票公司等处，“炒”起了邮票，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现在的卢俊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卢俊雄了，不是那个在文化公园门前出尽“风头”的卢俊雄了。现在他对集邮已有所了解，他对邮票的种类了如指掌，什么“普通邮票”、“老纪特邮票”、“J、T邮票”、“民国邮票”、“区票”、“东北贴用邮票”、“文革票”、“编号票”、“欠资邮票”、“改用邮票”、“航空邮票”、“小全张”、“小型张”、“小本票”、“生肖票”、“信销票”、“盖销票”、“新票”、“暂代邮票”、“首日封”、“邮资明信片”、“极限民信片”，他都能辨认出来，并且初步掌握了怎样收集邮票和辨别假票的基本方法。

　　有一天，他到火车站邮票市场转悠，发现有位青年人东张西望，好像有急事似的，他便上前搭话：

　　“你有票吗？”

　　那青年人忙近前说：

　　“小兄弟，我有张珍邮，是我父亲临死时留给我的，我现在急等钱用，给个价就把这张邮票卖了。”

　　卢俊雄看了一眼那张珍邮，摇头说：

　　“既然是珍邮，你开个价吧。”

　　那人可怜兮兮地说：

　　“一万元”

　　卢俊雄没回价就走开了。一个集邮朋友上前问道：

　　“他要多少钱？”

　　卢俊雄伸出拇指说；

　　“一个数”

　　集邮朋友拉着卢俊雄说：

　　“如果不是赝品，还是很便宜，同我一起看看去。”

　　这位集邮朋友经过仔细检查，认为不是赝品，便开价说：

　　“质地不算好，如果你有诚意，给你三千元。”

　　那青年显出一副气愤的模样说：

　　“你识不识货，这可是珍邮！三千元，也太小气了！”

　　说着就要走开，集邮朋友见势不好，急上前拉着那个人说：

　　“好商量！都是朋友，有话好说，你说个价吧。”

　　那人思忖半晌说：

　　“我有急事等钱用，不然的话，你给我多少钱也不卖。既然都是同行，五千吧，可不能再回价了。”

　　于是两人便成交了。

　　事过之后很长时间，卢俊雄一直看不见那个集邮朋友。后来，才知道他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原来那天买的那张珍邮经过专家鉴定，乃是假票。当时他想，该票的市价已超过一万二千元，以为可以大赚一笔了。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卢俊雄从中吸取了教训，不再投资高档票或珍邮，只投资于散票，积累经验。

　　从此，他投资时，选择那些设计精美、色彩鲜艳、内容高雅、富有生活气息的邮票。如古典名著、古董、古画、著名风景、花鸟虫鱼、江河山川之类的邮票。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避暑山庄》、《杜鹃花》、《红楼梦》等，从不选择带有政治色彩的邮票。

　　他为同学们组织讲座，请人讲授集邮知识和历史。他常叮嘱同学们说：

　　“邮票投资者都希望通过进票和放票得到较高的利润，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上当！刚开始集邮，切忌过量投入资金。由于自己的鉴赏能力和专业知识有限，不要参与邮市的大宗买卖。可以先收集，培养兴趣，逐步积累经验，先收集自己国家的邮票，然后再逐渐扩及外国。另外要先收集现在和最近发行的邮票，再逐渐扩展到过去的邮票。

　　同学们都非常佩服卢俊雄办事果断，能力强，头脑灵活。于是便找到他说：

　　“你对集邮有经验，同学们的集邮就委托你代办算了，能者多劳嘛！”

　　卢俊雄欣慰地接受了。

　　从此，他便同时兼作起邮票生意，帮助爱好集邮的学生代买各种邮票，一般都提取“劳务费”。

　　到初中三年毕业的时候，他靠邮票积攒了四十元钱。

　　　　　　　　　　　　　第一次远行做邮票生意

　　升高中考试考完后，毫无信心的他，订好一张发通知书那天去武汉的火车票，准备一旦落榜，就弃学从商，浪迹天涯，靠邮票为生。

　　他的智商不低，那边卖报集邮，这边却考上了实验中学的理科实验班。

　　当时，这样的班全国只有十个，用的是丁肇中编写的大学教材，毕业后可以直接升上大学，这无疑使同龄人万分羡慕。在他的面前，展现的是理科学士、硕士、博士……一条通往神圣的科学殿堂的坦途。

　　他考上了，但他没有退票，真的北上汉口了。

　　原来有一天，他在邮票公司“炒”邮票时结识了一位集邮朋友，两人很投机，便聊起天来。从那人那里得知汉口的邮市很兴旺，于是他决定跑一趟，可是他摸摸兜，身上仅有七元五角。他咬了咬牙，乘火车来到了汉口。在火车上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地叫了，他想忍耐一会儿，可怎么也支持不住。他细看前座吃饼干的孩子，一直到孩子把饼干的最末一块送进嘴去，他仍在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买了一盒饭，花了二元钱。不知为什么，越怕饿越饿，到了汉口车站，肚子又饿了，无奈只好买了一条脆麻花和一碗豆浆，花了一毛三分钱。

　　下车后，他无心观览汉口的名胜，只是顺便瞻仰了“二七烈士纪念碑”。碑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周围繁花簇拥，青松环抱，巍巍壮观。还瞻仰了“八七会议会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三烈士亭”、“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古德禅寺”，寺址在汉口解放大道东侧。清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由隆希和尚创建，名古德茅篷。现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幻觉舍、观音堂、藏经楼等。主要建筑大雄宝殿是仿缅甸阿南陀寺形式建造的，顶部象征九龙拜圣的九座佛塔、九十六个九莲花墩、二十四天菩萨等，布局巧妙，结构谨严，门窗墙壁设计精致，修饰华丽，显示出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

　　他用身上仅剩的几元钱打发了三个晚上的住宿费和几顿便饭，用所带的邮票在邮局门口等待交易。刚到汉口，人生地不熟，第一天只是看了看行情，他突然发现有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

　　“国家最近整顿邮市了，听说公安局准备上邮市来抓人，邮市太乱，国家发行八０年的邮票过剩，邮电局的集邮发行不下去……”

　　只见他们说得唾沫星子乱飞，活灵活现，有时又故意一个人对其他几个人说悄悄话，并由此编出许多叫人信以为真的小故事，用以欺骗众人。

　　卢俊雄一眼便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心想，广州邮市的邮倒们要比你们刁钻。于是他便坐待时机。一天过去了，当人们相信这些谣言后，邮价便下跌，越跌越没人买，越不买越跌。这时，他们乘机大量吃进。第二天下午，又有人四处说：

　　“前些时候听说的消息都是假的，不知是谁编瞎话骗人……”还装模做样地骂一顿。

　　第三天，奇迹终于出现了，邮市突然出现两个港商，大模大样地在邮市逛了一圈说：

　　“我要收购八０年的邮票，此票很受外国人青睐，谁有此票都给我送来，多多益善。”

　　人们听说，蜂拥而上，卢俊雄借此机会，把自己带来的邮票脱手。当地人见卢俊雄坐收渔人之利，哪肯罢休，他再也不敢“恋战”，匆匆南归。

　　可他在高二的时候，却咬咬牙舍弃了那条并非虚幻的坦途，从理科实验班转到了文科班，勇敢地站到了中学生谈之变容的“黑色七月”的面前。或许，他隐约中听到了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召唤？他的生命之舟陡然转了个方向，驶向蒙着神秘面纱的市场大海。

　　高二那个寒假，他组织了大陆第一个“中学生集邮冬令营”。各个学校有不少人报名。然而开营举办邮展那天，除组织者外仅来了一个营友。原来，报名者都忙于补习功课，有的班主任不让来。地市集邮协会负责人、校教务主任等赶来参加开营的典礼，卢俊雄的眼睛湿了。“异端”，他不过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异端”。

　　卢俊雄把他的心情写成一篇文章，寄给香港《邮票世界》杂志，竟获刊登。更奇妙的是，一些海外邮票商纷纷来函寄钱，托他购买邮票。因此，卢俊雄进入了“国际市场”。买到了一百元人民币的“错体票”（漏色、印倒、变体的邮票），寄出去可获一百英镑的收益。

　　一篇报道使他走向了世界。

　　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香港的邮商纷纷给他来信建立联系，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福田一郎也成了他的邮友。他们互通信息，有时一个月的交易额就高达一千英磅，盈利一万多元人民币。在那个时候的中学生眼里，这可是“巨额交易”了。

　　　　　　　　　　办起油印的民间报纸：《南华邮报》

　　一九八五年对于他是重要的一年：满了十八岁。他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独立思考，高考分数很高，明明可以进入国家包分配的班，他却一定要进不包分配的自费班。他宁愿“浪费”考试成绩中的若干分，尽管是“分分皆辛苦”，宁愿每年交八十元学费，那时可不是小数目。他就是想拥有以后能做自己想做之事的那份自由。他向来不在意那些在旧的价值观念中备受赞赏的东西。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卢俊雄却又接到了另一个“残酷”的通知：两笔共投入八千多元的邮票，英国利物浦的商人托辞没有收到，他由此交了大学前最大一笔“学费”。

　　卢俊雄上了大学，他经营的路子更宽，胆子更大了。

　　各种滋味他都想尝，一边读着经济管理学专业，一边练着“下海”的基本功。

　　他为一个县的贸易公司推销茶叶，背着茶叶样品骑车到处跑，工厂、机关、学校、客户就是要一斤茶叶，他也送上门。他的报酬是百分之二十的提成。为了多销，他让利百分之十给客户，薄利多销，靠的是他的汗水。

　　他跑各个工厂，力求将茶叶当“高温劳保品”推销出去。他踩坏了一辆自行车，卖出一千多斤茶叶，每斤赚1块钱，终于够交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用了。

　　一九八六年底，卢俊雄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帮深圳大学的朋友组织贺卡货源，第一笔只是六百元的生意。他去个体摊档一开口，却是“要一万元人民币的货”。于是，人家告诉他不够货，要货得找谁。一个个扯下去，他大街小巷地找便宜货。终于找到了广州最大规模、而且价格最低的批发商，他说：

　　“要去年的积压品。”

　　这些不值钱的旧货在一年之后的深圳都是高价出卖了。他为了在约定时间把货送到，买不上火车票坐中巴，三个小时吐了二十多次，深圳人感动之余，给了他更大的订单，十天不到他赚了三千多元。

　　他还像少年时代一样爱读书，使他大大受益的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松下以三个人的小电料行发展成十六万人的电器企业集团松下城。如此宏大的业绩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是极具感召力的，他一口气读完了松下四十九本一套的著作。这样一句话印在他的脑子里：

　　“只按照一般的想法去经营恐怕不行吧！”

　　本来就喜欢独立思考的卢俊雄开始按照不一般的想法去做事。

　　有一天，卢俊雄在街上无意中遇见过去相识的集邮爱好者。两人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滔滔不绝地攀谈起来。卢俊雄热情地说：

　　“你现在怎样？”

　　那人兴致勃勃地说：

　　“还是老本行。”

　　卢俊雄惊讶地问：

　　“怎么，还在倒票呢？”

　　“难道你不知道，现在集邮可红火啦！”

　　卢俊雄摇头说：

　　“最近，一直不去邮市，对集邮行情一无所知。”

　　“嗨！现在的集邮市场空前热闹，全国各地新闻接二连三发生，可热闹了。”

　　卢俊雄将他接到小饭店，要了两杯啤酒，那位集邮爱好者便讲起来了：

　　“现在，随着集邮队伍的不断扩大，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随着邮票供求矛盾的不断加大，民间邮票市场的出现便成为瓜熟蒂落之事了。

　　“改革开放前，有个集邮爱好者到保定出差，只见邮局门前比大商场还热闹，平时就常有人在进行邮票的交换与买卖，星期天、节假日交换和买卖邮票的人成几倍几十倍地增加。据说，在许多大城市，民间邮票市场更是呈现一派分外奇特的景象。

　　“在武汉，集邮爱好者聚集在马路一侧，正在从事邮票交换和买卖活动时，执法人员如天兵降临，将集邮者团团包围，命令所有在场人等蹲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然后一个个搜包。奇怪的是俘虏中有局长、教授等社会名流。”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卢俊雄边笑边问；

　　“你又在编故事骗我。”

　　那人摇手说：

　　“骗你是孙子。在成都，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了整整一条窄而短的街道。大家你挑我的票，我翻你的本，有的在换票，有的购买自己短缺的而又喜欢的珍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忽然，眼光机灵的集邮者惊叫了一声：‘联防队的来了！’顷刻之间，这些人卷书收本，纷纷夺路而逃。

　　“在北京，一个邮局门前，买卖邮票的人挤满了整条横街，大家摩肩擦背，几乎到了插足不下的程度，交通为之堵塞。突然警车飞驶而来，跳下若干名执法人员，四面分兵把口，不仅没收邮票，有的还被押上警车带走。这些人中有北京的，也有外地来京的，有买卖邮票的，也有换票的。有的甚至是多年的集邮爱好者，仅仅是带来了几枚珍品来京请人鉴定，也不料被卷入其中。”

　　两人越说越投机，那个集邮爱好者神采奕奕，像决了口的洪水似的滔滔不绝地说着：

　　“特别值得告诉你的是，这种场面前几年在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城市时有发生，查抄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倒卖有价证券、影响市容、妨碍交通、破坏卫生等等，因此，有关部门对此屡屡取缔和打击。然而，一些大、中城市的民间邮市几经取缔打击，不仅没有被禁止，民间市场的规模反而呈现越来越发展壮大之趋势。以咱们首都北京为例，邮票市场西边抄了，东边又搞了起来；今天禁了，明天又冒出来。从六部口转移到三里河，再转到三里屯、和平门、礼士路、台基厂……从事集邮交换和买卖的人们总是转换了一地又一地，顽强地生存着，周旋着，人们戏称其为‘打不散的游击队’。

　　“无可置辩，邮票作为艺术可以陶冶情操、美化生活。但它作为商品进入集邮领域就要发生买卖行为，那么邮票的买卖，就应当有邮票的市场。想当初把集邮污蔑为‘封资修’的年代，自然不会有邮市的立足之地。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了，一场群众性的集邮热如春潮澎湃，以空前的规模席卷神州。要集邮，邮票从哪里来？新发行的邮票可以从邮票公司购买，要补充以前的邮票就必须从民间邮票市场上购得。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除了邮票公司之外，必须有民间邮市作为必要的补充。

　　“经过广大集邮爱好者反复呼吁，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集邮活动发展形势的需要，咱们政府有关部门确认，集邮领域的邮票作为特殊商品，允许进入经营范围。于是，一个个以交换、买卖集邮品为目的，以为集邮者服务为宗旨的民间集邮市场，在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成立起来。凡是公开建立了民间集邮市场的城市，那支在马路上的‘打不散的游击队’便立即消失了。从此，我们国家民间集邮市场便堂堂正正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决定我国民间邮票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重要依据是交易价格。近几年，我国民间邮票市场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的趋势。“文革”前发行的邮票中，《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在上海交易价格超过五千元。另外，有人单独核算过《红楼梦》（小型张）民间邮票交易市场交易数额。《红楼梦》（小型张）在一九八一年发行时面值是二元，发行了七十万枚。总值为一百四十万元；按邮票公司定的牌价，它现在是四十元一枚，总值升到二万八千元；而民间交易市场上，一枚二百元左右。总值达一亿四千万元。另外，一九八０年发行了《猴》票，发行量五百万枚，如果现在有一百万枚存世的话，官方牌价七十元，计算出的总值就有七千万元。当然，这些存世的邮票不可能都进入市场交易。但是，因为民间邮市上已经出现了大批有雄厚资本的贩子，如果有半数的邮票上市交易的话，这个市场的交易额将是十分惊人的。仅以这几种邮票为例，民间市场的规模可想而知。

　　“国内民间市场的建立和不断扩大，使广大集邮者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乐土。他们在这里寻觅自己需要的邮品，丰富自己的收藏，民间邮票市场在建立和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外的中国邮票热。最近港、澳、台邮商纷纷向邮票公司追加订货数量，以致不得不改变供应方法。”

　　这位集邮爱好者，一股脑说了这么一大堆，到现在为止才算喘口气，似乎感到一种满足。卢俊雄一声不响地倾听着他的报告，时而被他那信息所感动，时而被他那对集邮的一片挚诚所感动，时而为我国集邮形势的发展所震惊。他似乎看到了集邮的前景是那样光明，他为这支庞大的集邮队伍感到骄傲。他钦佩地说：

　　“你对全国的集邮形势了解得如此详细，真下功夫了。你满可以写篇论文啦！”

　　那个集邮爱好者欣慰地笑了，拍拍卢俊雄的肩说：

　　“咱们都是集邮爱好者，这种心情你还不知道？集邮已经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两人分手后，卢俊雄的心又开始发痒了。好些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种支配欲的本能、一种癖好，或者简单地一种自从开始说话开始想事时就苏醒了的欲望。

　　卢俊雄自从孩童时代起，就想看书，想看遍天下所有的书，为了看书，他绞尽脑汁赚钱。后来他又迷上了集邮，这两样爱好似乎是他终生向往的自由王国。一九八七年新年之后，卢俊雄自知不是干力气活的，又转回方寸邮票之间。

　　卢俊雄又开始出入邮市，他现在已经善于把握邮票进与出的时机，而且还学会了分析邮市人们的心理。当看到邮市热潮已到火候了，他灵机一动，马上到邮票商那里定了二万元的邮票。他没有那么多钱，于是，他对邮票商说：

　　“我先交二千元定金，若两个月内不取，定金分文不要。”

　　邮票商听了，点头说：

　　“一言为定！”

　　卢俊雄拿到邮票后，每当星期天，他整天蹲在邮市。他认为这正是放票的最佳时机。到了星期一、星期二复习课程。过了一个月，他果真销出了二万元邮票。

　　同学们都非常佩服卢俊雄的胆量，纷纷要求他介绍一下经验。卢俊雄若有所思地说：

　　“说经验，我确实很惭愧，谈不上什么经验，我还很嫩，还很欠火候。不过，我只有一点体会，那就是掌握时机。邮票的投资者都希望某种邮票最低价格时吃进，在其价格最高时抛出，这样，就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票的最低点和最高点是稍纵即逝的，人们一般很难抓住。并且，在票价处于最低点和最高点时，价格极易反弹和暴跌，很不好把握。所以在进票时，选择比较低的价位即可吃进，选择比较高的价位即可抛出，万万不可太贪心，贪心人往往要吃大亏。那么，如何把握票价的较低和较高价位呢？这就靠对影响邮票价格的经济、政治、社会、舆论、资金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然后再得出结论。一般来讲，邮市的低潮期正是进票的大好时机，高潮期是放票的最佳时期。

　　“当邮票价格暴涨暴跌之后，又回到涨价以前水平时，这时就可以进票。

　　“当邮市上的大部分人都认为邮价要上涨时，可以适当进些票，不过，这时要提高警惕，仔细分析这种要涨价的信息是否真实，以防中了邮倒们设下的圈套。

　　“在邮票市场，若发现炒票大户开始出货时，也要赶紧把自己手中的存货抛出，因为随着大量邮票的抛出，必然引起邮价的大幅度下跌。

　　“在把握邮票进与出的时机时，还要学会善于分析。邮市人们普遍认为赚大钱了，就连过去无人问津的邮票都大量吃进。而当邮市处于低潮时，热门票也无人过问。这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别人都买我卖，别人不买我买，就会出奇制胜。

　　“在邮市上，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卖票的很多，但成交的很少，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先动手，一旦有人开始打破僵局，大家便一拥而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首先打破僵局的人。特别是在卖多买少的情况下，更应下定决心，及时行动，万不要随大溜。

　　“对于大多数的邮票投资者来说，一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天去从事邮票交易的，所以，邮市上星期天人特别多。这正是放票的最佳时机。即使价格不太理想也要赶快抛出，否则，到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价格还会低。正因为如此，星期一、星期二是进票的好时机，这时，邮市人员大为减少，人们不愿意把票压在手里，星期天低百分之五都不肯出手的价位，这时让百分之十也可能抛出。

　　“在选择进与出的时机时，要敢于当机立断。遇有失败，要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逐步把握进与出的时机。”

　　卢俊雄见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会心地笑了笑，继续说道：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涉足邮市如何讨价还价。在邮市上，同一种类型的邮票，有人以五十元成交，有人却用四十元购得，这差异就在于会不会讨价还价。

　　“讨价就是买主要求卖主开个价。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买主，首先要在行动和态度上为自己创造出有利条件。对于自己想要买的货，最好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给卖主一个漫不经心，并不一定要买的印象。这样，你就在交易中赢得了主动，易于使卖主降价。否则，卖主认为你非买不可，就不会轻易让价。作为卖主，开价不宜过高，比心中想卖的价略高些即可，因为人们决不会只在一个地方问一个价就买。开价过高等于把顾客推给别人，如对方还价太低，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吵架或打架，因为这是商品交易，买卖不成友谊在。进货不易，利润少，别处也是这个价。如买主确有成交的意愿，还可在价格上稍作让步，这样一来，就很可能成交。

　　“作为买主，当卖主开价后，应学会用言辞让卖主把开的价降下来，其主要技巧是：

　　一、找缺陷、挑毛病。任何商品，从不同角度来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或质量不是上乘，或图案不精美；或内容不吸引人，或款式不新颖；或品相不好等等。总之，你要千方百计指出这种邮票的不足之处，这就为你降价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二、作比较，举例证。你要想买某一种邮票，你可以对卖主说，刚才有人卖这种邮票，价格很便宜。这样，就可使卖主把价格降下来。

　　三、论形势，说利害。为了使卖主把开的价降下来，你可以站在卖主的立场上晓以利害，说明现在邮市价格看跌，劝其早早低价出售，以免明天价格更低，吃亏更大。这样，卖主很可能把价降下来。

　　四、讲困难，显诚意。你若看中了要价一百元的邮品，很想买下来，就可以对卖主说，我身上只有八十元钱了，来一趟邮市不容易，您要肯卖，我就买下，不肯就算了，如果一百元是虚价，自然能够成交。

　　“邮票的价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讲价钱要因人因货制宜，因时因地制宜。上述技巧可以一种为主，也可以几种并用。对那些开价过高、漫天要价的商贩，不妨‘以毒攻毒’，一开始就把他的要价大幅度降下来，然后再进入实质性商谈。

　　“当卖主开价后，买主还价不可太匆忙，要先在邮市上多转转，多看看，多问问，对某种想买的邮票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还价。

　　“买主还价，还要注意整个邮票市场的涨跌趋势，以及邮票交易的成交率。当邮市趋于热潮时，邮价不断上涨，成交率很高，还价的幅度可以适当小些，甚至不还价，以免货被别人抢去。当邮市趋于跌势，成交率较低时，还价要低些，以免吃亏。”

　　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喊道：

　　“讲得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卢俊雄向同学们摆摆手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邮价暴跌怎样应付，邮市上之所以会发生邮价暴跌，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炒票大户把邮票炒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大量抛出手中的邮票，这势必引起邮价暴跌。二是由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政府干涉邮市的活动，使邮价大幅度下降。

　　“第一种因素造成的邮价暴跌，时间性一般不会太长，少则五六天，多则半个月至一个月。当炒票大户抛出的邮票被邮市消化后，价格就会出现反弹，由低价位开始向高价位发展，而涨价幅度很可能比上次还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沉住气，手里的票不要急于出手。如果手中还有富裕资金，可以多买一些低价票放起来，等到邮价涨到一定程度时再抛出。

　　“如果邮价暴跌是出于第二种原因，那时间一般都比较长，少则半年，多则几年。在这种情况下，手中压票的人应该看清形势，及时低价卖出，有利时就是‘跳楼’价也要卖，不要怕亏本，否则，邮价可能还会更低。

　　“如果手中压票的资金是本人的积蓄，而目前又不急等钱用，那就完全可以沉住气，‘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把票压下，等待有对机再出手。在压票期间，邮价不会总是很低，它还要有一点点升值的，这种不太大的升值率，一般和银行利息差不多，所以，压票不会吃太大的亏。

　　“如果急等钱用，想把手中的票赶快出手，而本地邮价又实在难以接受，那就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听一下全国其他地方的邮市价格情况，遇有合适的邮价，就可以把手中的压票抛出。这些都是我自从集邮以来的看法。几年来，我也是按这些规律去做的，卓有成效。”

　　同学们又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卢俊雄站起身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他迈着矫捷的步伐走下讲台，同学们围拢上来，堵住他的去路说：

　　“不行，卢俊雄太保守了。你从小就爱好集邮，出入邮市，可以说百战百胜，哪能这么三言五语就全部说完了呢。”

　　另一个同学抢着说：

　　“今天他不把发财之路传授给咱们，咱们就不能饶了他！”

　　其他同学也迎合着喊道：

　　“对！’

　　说时迟那时快，一帮同学一拥而上，把卢俊雄抬起来，向空中抛，卢俊雄拱手抱拳道：

　　“各位同窗，卢某已全盘托出，再没有妙方，请诸位原谅！”

　　说着，拱手抱拳，向大家鞠了九十度礼，不知哪个同学喊道：

　　“不行，他又来哄骗我们。他在邮市转习惯了，和那些邮倒们学得可狡猾了。”

　　旁边有一个平时与卢俊雄很要好的同学说：

　　“是呀，俊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不少是农村来的，家里生活都非常贫困。来上大学时，家里都是东借西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你就带着同学找个财路，就算同学们勤工俭学吧。”

　　同学的一席话，打动了卢俊雄的心，自己何尝不是为自食其力，减轻家里的负担，一步一步走上了这条道。几年来，酸甜苦辣都尝到了，今天手上能有几个钱，也是来之不易的。回想到当年为了看书这个小小的愿望，自己从卖报开始，卖五份报才挣一分钱，一天要跑广州半个街才能赚二角钱，一点一滴地积攒。眼巴巴看着书店橱窗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书籍，真是垂涎欲滴，那时多么向往有属于自己的图书王国呀！想到这里，眼圈有些湿润了，他情不自禁地说：

　　“我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其实，说有什么诀窍倒谈不上。在邮市投资首先要微利即抛，薄利多销。从事集邮买卖的老手之所以获利较多，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微利即抛，薄利多销。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资金周转加快一次，利润将提高一倍。如一个月资金周转一次获利百分之十，而周围三次获利百分之三十。薄利多销在市场竞争中能使目己处于较有利的地位，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薄利多销从战术上看，好像吃了亏，但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死货变成活钱，用它可以投资于任何类型的邮票。如能买到热门票，可能还会大赚一笔。

　　“再则就是顺势投资，乘胜追击。在进行邮票投资时，如果能正确分析邮价上涨或下跌的主要因素，对邮价的发展趋势有正确的预测，那么，采用顺势投资法，即顺着邮价的发展投资，必然获利。一些人能够正确的预测出邮价发展趋势，但获利后，或是怕担风险，停止不前了；或是不清楚如何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战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你认为邮价有较长时间的上升趋势，那么，就要乘胜追击，继续买进卖出。不过，买进的数量要随着价格的上升逐渐减少，并在预定的价位打住。如果出价还在上涨，那么，就可将手中的部分邮票抛出，然后逐渐扩大抛出的数量。这样，可能“收益最大，风险最小”。这种方法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在购入邮票阶段采用了分批递减法，使得投资人在避免风险的同时，把越来越多的低价票掌握在手中。只要预测邮价会继续上升，就必然会赢利，当停止购买后，如果邮价继续上升，不是一下子抛出手中的全部邮票，而是逐渐扩大出手量，使得卖出的邮票平均收入仅比最高价位卖出略低些，同时又避免了较大的风险，真是一举两得。

　　“三就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对于刚开始进行邮票投资的人来说，进入邮市后，先要冷静地观察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买卖。开始时，先买一点，然后逐渐加大交易量，这样才不会吃亏。在进行邮票投资时，切莫超过自己的财力大量进票，特别是不要贷款搞邮票投资。这样，搞不好就要倾家荡产，所以，刚开始进行邮票投资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另外就是信息，信息就是金钱。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在商品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要靠信息来了解邮票的发行情况况，了解全国邮市的价格情况，了解价格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在邮市上谁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准确的信息，谁就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说，信息就是金钱。

　　“随着交通和通讯工具的现代化，全国各地邮市的变动越来越趋于同一化了。当北京的邮价发生变动后，上海以至全国各地的邮票价格都会随之发生变动，时间最多相差一二天。所以，在这一二天之中，掌握了邮市价格变动的信息，很可能收益甚丰；而那些信息不灵通的邮贩子往往要吃时间差的亏。

　　“对于邮市上听到的各种信息，要进行认真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时，一些炒票大户为了抛出某种邮票，就散布大量假信息，而一些头脑简单、信息不灵的人就会信以为真，正好上了炒票大户的当。对邮市上传播的信息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如果认为是假信息，不妨将计就计，来它个反其道而行之。

　　“任何投资活动都具有一定风险性，只不过股票和邮票的投资活动风险性更大些。在邮票投资活动中，不论技术多么高超，经验多么丰富，还是可能遇到风险的。从一定意义上讲，邮票投资的风险与收益是一对孪生兄弟。风险大，利润高；风险小，收益也小。既想赚大钱，又不想冒风险，是一种天真的、不符合实际的想法。这就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从事邮票投资会赚钱，但这个钱不仅不好赚，赔的可能性还相当大。实际上，吸引人们投资邮票的只是能够赚钱的可能性，而往往忽略了赔钱的可能性。其实，不要以为在邮票上的每一次投资都会赚钱，因为影响邮票价格的因素很多，有时某一方面分析不到，就会吃亏。有人对邮市上的赔与赚做了一种较为客观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人通过邮票投资赚到的钱的数额，正好与另一部分邮票投资者赔进去的钱的数额相等。有赚必有赔，这就是邮票投资中的辩证法。

　　“初入邮市的新手，看到邮市上有一些价格较低的冷票，认为价格便宜，就想买，须知‘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这种票是买不得的。人们之所以不愿买这种冷票，是因它们一般都有问题。它们或是图案设计不好，人们不喜欢；或是样式不吸引人；或是印数过大；或是有些忌讳等等。这种票对于初入邮市的新手来说，由于缺乏交易技巧，很容易压在手中出不去，或是导致只赔不赚，得不偿失。

　　“在邮票投资中，选择吃进、抛出的时机比选择何种类型的邮票更重要。这是因为、不论是价格升值较快的邮票，还是价格升值较慢的邮票，它们的市场价格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经济变动的客观情况，为人们取得买和卖的差价提供了可能性。即使你买的是升值较慢的邮票，只要能在价格较低时买进，在价格较高时卖出，就能获利。另外，价格升值快的邮票和价格升值慢的邮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影响价格的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它们的增值情况很可能倒过来，升值快的变慢，升值慢的变快。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即使买到了增值较快的邮票，也要随时注意邮市的发展动向，以及影响邮价的各种因素的变化，以便选择最佳时机把手中的邮票出手。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买卖邮票的时机的确比买卖何种邮票更重要。

　　“在邮票交易中，人们都希望低价买高价卖。但是，邮市价格变化是无常的，价格下跌时可能是暴跌的前奏，也可能是回升的先兆；价格上升时，可能不久就要下跌或暴跌，也可能持续上升。任何投资高手也无法准确指出一定时期邮票价格的最高位和最低位。相对来说，时机把握得好，买卖之间的差价可能大些；时机把握不好，买卖之间的差价可能小些，甚至亏本。当邮市价格处于上升期时，可抓住时机多买一些风险较大的邮票，因为这一类邮票的邮市停滞期受到的冲击最大，价格常跌到一个相对低的水平，在上升期买该种邮票，邮票价格会很快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在邮市高潮时，邮价不断上升，人们纷纷大量投资。这时，最好是只抛不买，要买，也只买一些风险小的邮票。因为这类票的价格波动小些。在邮价下跌时，特别是邮价即将暴跌时，投资者必须将手中的高风险邮票迅速出手，收回资金。因为这时邮价下跌速度比邮价上涨还快，抓不住时机就会亏本。以后我一定找机会把同学们容纳进来，咱们一起干。”

　　大家欢呼雀跃，又一次把卢俊雄抛起来了。

　　卢俊雄没有失言，他又开始动脑筋了。他通过《集邮杂志》和邮票公司搜集了全国二千多个集邮爱好者的姓名、地址，用卖贺卡赚的三千多元钱办了个报叫《南华邮报》，八开，铅印。这是我国第一份民办邮报。从集邮协会抄来会员地址，免费寄出二千四百份。报上有集邮文章，有他待售的邮品目录。他第一次以智力投入代替资金投入。邮报是铅印的，又是免费的，一下子得到了读者的信任。他的邮票自然销售顺利。

　　这份邮报出第二期的时候，卢俊雄便将同学们吸收进来了。抄信封、装报纸，宿舍成了小小的作坊。他的《南华邮报》后来大约为每两个月出三期，每期印到五万份，每份报纸的成本两角钱，他一共投进去二十万元。从这个数字可以想象，他的邮票生意已做到了何等规模！

　　同学们第一次体验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欣慰。女同学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她们将一把一把的彩纸屑抛向卢俊雄。同学们蹦呀跳呀，别提有多开心了。卢俊雄容光焕发，他那不高、结实、精神的身体里的全部精力由一个看不见的电池充了电，给他的两眼和皮肤增添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光彩。

　　《南华邮报》上的大量外邮信息引起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刊《集邮》杂志的关注，他们要求把这些信息载到他们的刊物上。这样，外国邮票的广告开始出现在官方的杂志上了。

　　　　　　　　　　 全国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邮品商行

　　一九八八年，二十二岁的卢俊雄离开大学校园。他怀有的信念一如几年以前：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和官办公司的铁交椅对于有才干的年轻人并非最佳选择。他一直对这一信念保持着绝对忠诚，从未象旧体制中的知识分子对分配不公那样埋怨之声不绝于耳，他决心靠自己的实力去打破不公。

　　又是一个第一，他注册登记，办起了全国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邮品商行——华隆邮票经营部。广州闹市区文德北路七十三号三十平方米的门市，成了集邮迷们频频光顾的去处。他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奠定了大陆第一邮购商的地位。那时，这个经营部几乎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外邮市场。后来，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邮行、邮社、邮屋，集邮活动也随之升温。

　　随着事业的发展，卢俊雄年轻的心已不是那方寸世界所能容纳的了，他要策划新动作，干“大买卖”。

　　一九八九年临近年关，他办起了大型展销会，名为“迈向九十大行动”。消费者不明白“大行动”要干什么，无人进门，只落得个“高处不胜寒”……

　　这是发生在他三十三岁以前。二十三岁毕竟是个输得起的年龄，况且，如果没有这一次次失败为他垒起的基石，他或许不会有以后的高度。

　　一九九一年二、三月至七、八月之间，由于股市整顿，邮票市场非常兴旺，尤以京穗和四川为最，邮价大致上涨了五倍。卢俊雄在“策动”这一热潮中乃风云人物。

　　国家允许开办民间邮票市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换的场所。广大集邮爱好者将自己的多余邮品出卖，再买回所缺邮品，达到“以邮养邮”的目的。他们买卖的公式是“票钱票”，其全部着眼点就是邮票，活动的时间主要是公休日、星期天或者节假日。在邮票市场上也有“全天候”的专业邮贩。他们的买卖公式是“钱票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真正的集邮爱好者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很厌烦，但是有时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这些邮贩子通过各种渠道搞来集邮爱好者所需的各种邮票，他们为集邮爱好者解决了部分票源。尽管这些邮贩子也存有宰人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价格还不太离谱。

　　此时的卢俊雄羽毛已经丰满，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卢俊雄手中有大量外票，于是他便参照“米歇尔”、法国“香槟”、美国“司科特”等邮票目录，决定中国票一般不超过公家牌价的两倍。华隆邮票经营部一向讲信誉，邮迷们几乎每天都来光顾，在这里他们经常可以买到得意的邮品，卢俊雄的经济效益也很稳定。

　　但1991年初开始，卢俊雄发现民间邮票市场骤然见旺，邮价扶摇直上，近十年来发行的邮票甚至最新面世的一些邮票，价格都被抬得很高，邮票面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最大的高达上千倍。

　　对于集邮方面的信息，卢俊雄可以说了如指掌。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形成了中国的四大集邮市场。这里每年吞吐着价值数亿元的邮品，左右着全国的邮票行情。近些日子，这四大邮票市场都风云突变，卢俊雄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于是，卢俊雄开始密切注视全国集邮市场的动态。他雇用一些人，给他们配备上“大哥大”，派往全国各种集邮市场，随时反馈信息。自己坐阵广州，信息反馈回来，他便将成包（五百版）邮票寄往各地。卢俊雄将手中的资金全部用在邮票上，凡是外地人员可以坐飞机联系业务。后来，卢俊雄亲自出马往返于上海、北京、成都等地。

　　一时间，全中国各地邮票市场刮起一阵阵旋风，直刮得集邮者六神无主，刮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短短几个月，各类邮票价格连连暴涨，许多邮市上的行家老手无不为之瞠目。

　　被视为邮市珍品的《猴》票，国家标价七十元，春节期间邮市只要价一百元左右，然而进入八月，各地邮市已突破二百五十元大关，涨幅最高的是小型张和邮资明信片、邮资信封。“文革”前发行的邮票中，《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在上海的交易价格超过五千元。“文革”后发行的邮票中，《红楼梦》（小型张）在北京的市场交易价格为二百元一枚。《三国演义》（小型张），国家售价六元，而进入八月的北京、成都，每枚售价已迅速超过五十元。就连一九九０年亚运会时新发行的面值十元的小型张，半年过后就涨至七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如此上涨的邮品交易价格，为建国以来所仅有，这对广大集邮者及全社会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在议论邮票：

　　“买邮票去，来钱得很！”

　　“做邮票生意去，啥手续都不要，完完全全是自由市场！”

　　人们在传说邮市好挣钱：

　　“不信你去看看，钞票像报纸一样，一捆一捆地数都不数地交易！一天捡它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上万元的都有。”

　　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邮市，更是空前活跃，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也陆续成市。市场上从几十人、几百人很快升到千人以上。其活跃程度仅从北京月坛公园邮票市场的情况即可略见一斑。

　　北京月坛公园是有关部门确定的邮票自由交换场所，往日门票只卖几百张到一二千张，一九九一年初夏，突然每天增加到五六千张。人们像潮水般涌进去，一些邮票贩子，也闻风而至。每天都有邮商大口大口地“吃”进，大版大版的“吐”出。一些“大款邮贩”（钱多的邮商）在这里常常整封、整包地吃进邮票，一天的交易额一般都在几十万元以上。他们有时为了垄断某种邮品，集资上百万元到这里收邮票。

　　这种买卖数量早已超出正常集邮者的行为范围。一般集邮者会成套地买邮票，也有些人成版地买，而邮贩子们在邮市上则常常论包买票，对小型张一般则论封（一百枚）地买，出手就是几万元。这些邮贩子到底赚了多少钱，无人能够详知，但他们在邮市上资本越“炒”越大，交通、联络设备已具现代化水平，平时他们大多甩“大哥大”联络，一听说某地邮市有空子可钻，马上就登上飞机赶去翻云弄雨。卢俊雄派去的人在成都邮市之外三十余米处，在三个小时，倒手六次，获利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元。卢俊雄运筹帷幄，做总指挥，派往各处人员专在“第一线”收集零散邮品，已经形成协调网络。上海著名的“杨百万”等股市大户，在投资邮市过程中，都与他成为好朋友。

　　　　　　　　　　　 从华隆经营部到华隆集团公司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卢俊雄独行东南亚，他喜欢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此行他的足迹遍及香港、澳门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他花了几万元，买回一些全新的感受。留在他脑子里的，不是东南亚绚丽的风光，而是在那另一种秩序中生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新加坡商场完全是个人租用柜台分区经营；香港人工作节奏紧张，一个人可以打几份工；泰国房地产商对土地成片开发后卖给外国人经营……在这些非常具体的经验的带动下，他本来就灵敏的脑子中涌动起一个又一个念头。他独行三个月回到广州后已是一九九二年一月，随着邓小平南巡带起的改革之风再度劲吹，卢俊雄不失时机地创办起华隆发展公司，构想了雄心勃勃的大动作。青春的理想一遇良机，是会令人全身心地燃烧的。

　　卢俊雄除继续他的“邮子屋”、“大龙邮票行”等邮票业务外，开始涉足百货贸易、商铺招租、旧楼交易、房地产中介、房地产开发。大约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间，“华隆发展公司”已成为一个拥有上百员工、数名外国业务代表、数千万元资产的企业集团，员工平均年龄在二十四岁左右。

　　他有了说多不算多、说少不算少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来源于房地产生意的尝试。他当时没有经营房地产的实力，却已介入其中。

　　他收集大量信息行情，比较之后挑选一些市中心地点好的旧房子，他先找到旧房的房主说：

　　“我先付五千元定金，一个月以后按每平方米八百元买下。”

　　房主思忖半晌说：

　　“若过期此合同无效。”

　　卢俊雄果断地说：

　　“一言为定！”

　　就这样，事情算敲定了。接着，他马上找港商或外商协商道：

　　“你们出图纸出费用，华隆公司代为改建修配电话等项目，一个月以后每平方米二千元交房。”

　　外商见此条件，觉得求之不得，于是马上签定合同。来广州买房的老板多的是，卢俊雄买旧房卖新房的生意十分兴隆。而他最聪明的点子是，如果客户以后不用了，他保证以不低于买进价帮他卖出。他知道房子总是在升值的。

　　他又一次使用了靠别人的钱赚自己钱的方法，就像过去做邮票生意一样，他出售的实际就是一种社会需要的服务。为数众多的港商、台商、外商来到广州，他们需要舒适漂亮的公寓，因而买旧房卖新房的生意挺兴隆。这笔收益，为华隆公司奠定了基础。

　　一九九二年初，卢俊雄将他原来的华隆经营部扩展成为华隆集团公司，接着又策划了几个大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完成得很漂亮，他们在中山七路建造了一座占地一千四百平方米的“城市百货公司”，有中央调控、扶手电梯，充满现代气息。商场实行招租柜台。招租在广州并不新奇，有些商场的柜台一年都租不出去。但由于卢俊雄的招数高，只用二十三天就把二百二十多个摊位全租出去了。奥妙在于他使用了更好的退还租金的方式。通行的方式是十年后一次性还租，他们的方式是一个摊位一次性收十年租金五万元，每年退其中的百分之十，还包括利息；另外每个摊位每月再收取比市场低三分之二的管理费。二百二十多个摊位的租金就是一千多万，华隆公司等于只在报上花费了二千元的招租广告费，就建起了一个大型商场，这个办法是很巧妙的。

　　卢俊雄的资金全是活的，在这个项目上得到收益，马上会投入下一个项目去增值。

　　有了大钱，卢俊雄马上进行第二个大动作。即在人口稠密而又缺少商店的西华路彩虹时装购物广场花二百八十万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个一千平方米的；日商场，建造成购物城。这次招租方式又有不同，租期五十年，装修先由摊主提供自己需要的摊位面积，再按他们的要求分割成玻璃房间，每平方米五十年租金是五十七万元，二十年逐年退还。华隆收到四千四百多万元的租金，每年向租用者退百分之五的租金。而最有吸引力的是每租用一平方米摊位，就在新塘华隆已买下的土地中送一百平方米地皮。新塘在广州东边，马上就会得到开发，地价肯定猛增，承租者大大有利可图，闻讯者纷至沓来。很快，卢俊雄又得到几千万元的租金。

　　他是一个领悟力奇快的人，与他谈话，你说了上半句，他就知道你下半句要说什么。在生意上，他屡屡抓住了一闪而过的灵感。有个熟悉他的人说：

　　“此人非常胆大，有点玄。”

　　他的手下则说：

　　“跟老板干事，怕跟不上他的节奏。”

　　他的眼光随时超过现在投向将来，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汽车、摩托车的消费者肯定升温。他在东华东路规划了他的第三个大动作——兴建东方车行，迎接社会即将出现的对汽车、摩托车配件巨大需求的浪潮。这一次招租退款方式又与前两次不同，热衷于承租摊位的人又排起了队。

　　第三个大动作的风险在于华隆公司每年要为承租者退款，退款的资金如何保证？第四个动作应运而出：当广州市政府决心在三年内把所有的大排档（临街食摊）赶进室内的信息传进他的耳朵时，灵感给他带来了又一个机会。他相中了中山路临街的一排旧房，马上规划设计广州市第一个美食城，大酒店的格调和管理，大排档的价格和服务。三层大厅分别经营广东风味、外国风味和南北小吃，摊主各自经营，食客统统坐在中央，服务员统一雇用，还可电话送餐。这个美食城的收益，就是前三项招租商场退款的来源和保证。

　　四个动作：百货中心、购物广场、美食城和车行，照一般的想法去建，卢俊雄有多少钱或得有多少贷款才能建得成？可他有的是不一般的想法，他投进了少量的钱和大量的智力，所以办成了。他实现了松下的经营思想：

　　“用天下的钱和天下的人来经营事业，我售出的是一种服务。”

　　这四个连环套的大动作的成功，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受香港人几处打工的启示，华隆公司中聘用了数千名商务代表。公司初建时，他招聘了二千多名商务代表，后来竟增到四千多名。这些商务代表有其他公司的业务员、大学在校生、主治医生、政府公务员等。从十七岁到六十岁，老老少少，方方面面。公司并不给他们发工资，只是经常把近期要做的事通知他们，如找旧房，找项目，提供各种信息等等。这几次推租摊位，他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商务代表的报酬亦很可观：提成百分之三。聘用商务代表当然不是卢俊雄的发明，但能像他这样用得如此之好的却不多。

　　卢俊雄不肯安静的头脑里总是有一堆势不可当的新鲜念头往外冒。泰国的整片土地开发对他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显然，他喜欢难度更高的动作。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由中国人自己开发，土地开发权应当尽可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在广州东边的新塘买了一千亩地，他认准了那是一片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

　　一个念头跟着一个念头。去新塘的路上他看到黄埔长洲岛，这个九平方公里的海岛曾哺育过国共两党众多的将帅人才，今天却显得那么陈旧。陈旧有陈旧的优势，他马上与长洲镇政府联系，组织专家上岛考察，论证开发的可行性。镇政府任命他为开发办公室主任，将全岛陆地面积的一半交给他，应允他以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这片土地的开发权。在卢俊雄的蓝图上，长洲岛将建成一座海上花园、旅游度假胜地。他已决定投资的两个项目是：在黄埔军校的旧址建造“统一陵园”，免费安葬海峡两岸已去世的黄埔毕业生，以利国家统一大业；在海滨建造世界第一个残疾人宾馆，由残疾人管理，主要接待残疾人，收益的百分之四十捐给全国残疾人联合会。

　　长洲岛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蒋介石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实况的地方。到这里旅游观光，体味一下蒋介石当年心中的滋味，对人们一定有吸引力。为了方便旅游，卢俊雄的蓝图上还有一座跨海大桥，当然他还会使用天下人的钱来造天下人的桥的妙法。

　　汕头对面的南澳岛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一九八八年前是海防前哨，不开放也不建设，如今它却有了很辉煌的前景。靠近台湾、香港，又濒临国际主航道，这成了它极大的区位优势，更何况还有希望成为被政府“扔向太平洋”的自由港。

　　能慧眼识南澳的人已经有一些，而现在就前去探个究竟、试个深浅的则多是实力雄厚的港商、台商或大陆官办公司的老板。在这些大老板中有个“小老板”，就是卢俊雄。他敢向县长说：

　　“官方集资并不一定就比我快，他们的方案也并不一定就比我们好，可以公平竞争嘛！”

　　他首先看中的是现在的金岛宾馆，与县政府联营投资二千万元扩建金岛宾馆为三星级宾馆，以适应海岛日益开放之需。

　　南澳有八个海湾可以建港。卢俊雄选了烟墩湾。他要在这里建国际深水良港和码头，投资在十亿元以上。华隆发展公司与南澳县政府，正式就烟墩港事宜签订合同。与填海造地建港这样的项目相比，华隆发展公司的资金是太微乎其微了，可卢俊雄在以不足二百万元资金就完成了百货中心、购物广场、车行和美食城四个大动作之后，已经学会了“用天下人的钱办天下人的事”的妙法。他仍将不用银行一分钱贷款，一如既往地完成他的更高难度的动作。

　　卢俊雄很年轻，他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很年轻，没有一个超过二十七岁，连见多识广的澳门赌王何先生都感慨地说：

　　“这么大规模而有这样年龄结构的公司，我还没见过第二家。”

　　华隆是一个大家庭，卢俊雄的秘书那里有一个特别档案，记录着每个员工父母的生日，公司到时都会派人送去一个礼物，父母们无不感激这群儿女们的孝心。

　　员工之间，不以职务相称。何秘书叫“何小姐”。总裁叫“卢生”，下了班了叫“阿努”，那是他的英文名，叫起来亲热。

　　“阿努，玩一盘飞镖吧。”干累了，伙伴们敲开总裁的办公室，输了的，请吃一餐盒饭。

　　卢俊雄和他的华隆公司以其年轻，以其高文化、高智力的优势，自立于广州公司之林。

　　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智囊团，都是一些离休或者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同志吃盐多于年轻人吃米，经验丰富，影响犹存。他们并不计较你请他吃一顿饭，给他多少报酬，只在乎这个年轻人能够念旧，能够恭敬地向他们请教，能够重温自己当年的风采，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不遗余力地扶掖后辈了。

　　卢俊雄深晓处世之道：世界很大，也很小，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一抓一大串朋友，该找的人总在里面，该办的事也就畅通无阻了。卢俊雄对成败有他自己的理解：

　　“失败与成功都是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对结果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经验。”

　　他并不在意那些世俗的财富，他曾捐赠广东民族文化促进会二十万元，还要以残疾人的宾馆收益捐赠残联……他最欣慰的是他能比同龄人更自由、更充分地把握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

　　与他对未来的巨大热情和在社会上实现自己存在价值这一信念相比，他觉得已做成的一切都是无足道的。当为了应酬之需陪着客人在酒会舞厅时，他书生气的脸上常常露出沉思。

　　他喜欢的仍然是书籍和邮票，在那些小世界里有他的大世界。

　　　　　　　　　　　　　　　　　　　　　　　　　　　　　 （丽君） 陈展鸿和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 --------------------------------------------------------------------------------

　　除展鸿，一九五五年生，籍贯广东，学历高中。个人资产估计一亿五千万——二亿元。

　　一九八四年，研制出的一件连衣裙，用第一个“１”树起了创业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一九八五年，在广州举办了“青年时装展”，借助其时代魅力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着手创办了“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从而孕育出后来驰名申外的“壹加壹洋服”。

　　一九八九年，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经过几年努力，壹加壹洋服店由一间发展到七间，还在各大商业城市设有壹加壹专卖店。

　　一九九三年，陈展鸿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一九九四年被评为“首届广州杰出青年企业家”。

　　　　　　　　　　　　 “青年时装展”一举成功

　　广州，也称羊城，在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北部，地跨珠江两岸。广州是我国华南最大的城市，又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这一天，蓝湛湛的天空像空阔安静的大海一样，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湿润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广州颇高档的文娱场所——广州友谊剧院门前，人流如鲫，这里正在举行“青年时装展”。只见台上走着几个妙龄女郎，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尤其身上穿着齐膝的连衣裙，肩窝与项下露在外面，雪白的皮肤，一阵阵好似由毛孔中射出甜蜜的乳香。这时，走出一位不高不矮的姑娘，身上那件别具一格的连衣裙将她那饱满而健康的胸脯、圆而有力的双肩，全部显露出来了。和她那丰润的、什么时候都露着笑意的脸容很相称。又一位姑娘走上来，连衣裙那独特的线条把这位少女胸膛上的一对由于青春的催促而突出出来的鼓蓬蓬的乳房、圆圆地鼓起来的臀部、细细的腰，都显得那么适度大方。姑娘在这合体的连衣裙衬托下就像一朵新开的嫩荷花，捉住了所有人的眼睛。

　　人们被这些五颜六色、款式新颖的连衣裙吸引住了。姑娘们多么渴望自己也能穿上这样具有时代感的衣着。她们奔走相告，成群结伙寻找这种新款式的出处。

　　这个“青年时装展”的幕后策划者陈展鸿，由此便名声大噪，掷地有声。人们传说着，陈展鸿连同他的公司是一个神话——一个体现着智者的勇气与胆略、开拓与奋进、追求与创造的神话；一个揉合着水的奔腾、山的风骨、花的热烈，给人以思索、激情、感奋的神话！

　　　　　　　　　　　　一台缝纫机到一个成衣作坊

　　一九八三年初，陈展鸿还是一无所有。他曾经学过缝纫手艺，靠着自己的一台缝纫机过活。

　　“鸿仔，鸿仔在家吗？”随着声音走进一个老婆婆，只见她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像枯菜叶，颧骨往上翘，嘴唇往下瘪。满脸都是荷包褶。

　　没等老婆婆进门，迎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生得一张端正的脸，清秀的鹅蛋形，细致的轮廓，鼻子在正中把它分开，他貌不惊人，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他非常热情地打着招呼：

　　“老婆婆，有什么吩咐？”

　　老婆婆笑着说：

　　“婆婆求你件事，你兄弟上学时跟同学打仗把裤子撕破了，麻烦你给补上。”

　　这位青年人就是陈展鸿。他接过裤子看了看说：

　　“婆婆，没打你孙子屁股？这裤子撕成这个样子，还能穿吗？”

　　老婆婆摆摆手说：

　　“莫要声张，若让他爸爸知道了，又要挨打。我给你五角钱，给他补上对付着穿吧。”

　　陈展鸿笑笑说：

　　“街坊邻里的，还要什么钱呀？一会儿来取吧。”

　　老婆婆颤巍巍地说：

　　“不行，使不得！你们兄妹就指着给大家缝缝补补过生活，怎能不要钱？只求快些补出来，让我那淘气的孙子穿上，不让他爸爸知道，免得又要吃板子。”

　　陈展鸿满口答应着。是呀，他就是靠着一台缝纫机给街坊邻里补衣、剪裁维持生活，收入非常微薄，可是，陈展鸿非常大度，尽量少收邻里的钱，有时小里小气的活儿就不要钱了。一天晚上，邻里们嚷着：

　　“走呀，上前院看电视，今天有《上海滩》。”

　　陈展鸿也随着人流拿着小板凳来到街坊家里。只见方圆十五六米的房子已经挤满了大人、小孩，他们密密麻麻坐在十二寸的电视前面。由于陈展鸿来得迟，虽然手里拿着小板凳，但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他只好站在门口，对付着看。

　　突然，不知道陈展鸿发现了什么，他从人群中挤出去，跑回家里，找出纸和笔，又跑回去。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见他这样挤来挤去，都不耐烦地用眼睛瞪他。陈展鸿顾不了这一切，挤到门前，原来自己的一小块地盘已经被别人占领了。他只好从人们头与头的缝隙中间瞄着看，还不时地画着什么。

　　晚上回到家里，他伏在剪裁案子上，继续画着，注视着，再画，摇着头，又低头画。直到最后达到自己满意才欣慰地笑了。他站起身，哼着《上海滩》中的插曲，拿笔的手还不时地打着拍子。

　　是什么事使陈展鸿这么开心呢？原来，他在电视里发现一些连衣裙，使他非常感兴趣，尤其剧中主人公程程的服装和一些配角的服式，使他产生灵感。

　　从此，他就和妹妹一起上街，看到新颖的布他们便上前说：

　　“同志，你的布怎么卖？”

　　“一元钱一尺”

　　“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

　　“能买多少？还要让价。”

　　“如果便宜的话，就买一匹。”

　　“好，九角钱怎样？”

　　“八角钱怎么样？你这布的花样一般，不好卖的。买卖做活点，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打交道。”

　　那人思忖半晌说：

　　“我太赔了。你再多给点，怎么样？人家做买卖都不容易。”

　　陈展鸿果断地说：

　　“好吧，既然你张口了，买卖不成人情在，给你八角五分了。”

　　就这样，兄妹俩搬回一匹花布。妹妹不解地问：

　　“哥哥，人家这花布设计多好看，在市场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怎么说人家布一般呢？”

　　陈展鸿哈哈大笑道：

　　“傻丫头，这叫买卖经。常言说，褒贬是买主。你若看中谁的货，就挑它的毛病，找缺陷。如果他不降价，你就跟他作比较，举例证。你可以说，前边有一家也卖这种布，和你的一样，价格很便宜。若卖主还不肯降价，你与他论形势，说利害……”

　　没等陈展鸿说完，妹妹笑了起来，陈展鸿愣住了：

　　“你笑什么？”

　　妹妹笑着说：

　　“我笑你，你疯了。你要买人家东西，跟人家讲什么形势？”

　　说着，又笑了起来。陈展鸿也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解释说：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为了使卖主降价，你可以站在卖主的立场上晓以利害，说明现在市场布价见跌，劝其早早低价出售，以免明天价格更低，吃亏更大。这样，买主很可能把价降下来。”

　　妹妹摇摇头说；

　　“我就不信！如果人家还不肯降价，你该如何？”

　　陈展鸿不慌不忙地说：

　　“还不肯降，还有招法。你就跟他讲困难，显诚意。”

　　妹妹又笑了起来，说：

　　“怎么，你以为人家办慈善事业呢。”

　　陈展鸿摆手说：

　　“你不明白，你以为我去乞求他们呀，哥哥从不干那种事。这也是一种策略，你若看中二百元钱的东西，很想买下来，你就可以对卖主说，我身上只带一百五十元钱了，来一趟不容易，您要肯买，我就买下，不肯就算了。一般情况下，卖主一定会让步的。”

　　妹妹上下打量着陈展鸿半天，才说；

　　“哥哥，你什么时候学会滑头了。”

　　陈展鸿嬉皮笑脸地说；

　　“当今是市场经济，你若不懂点生意经，还能站得住脚吗？”

　　妹妹不解地问：

　　“怎么，你还想做买卖吗？”

　　陈展鸿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不好说，以后干着看吧。反正不能像现在似的受穷。我想好了，以后咱俩在市上挑颜色艳丽的花布买，回来后就自己设计，自己制作款式新颖的服装，送到农贸市场的服装摊上去卖。你也注意观察，收集一些香港的服装款式。年轻人一定非常喜欢。现在青一色的中山装和干部服，太单调了。看好销路，我估计问题不大。”

　　妹妹听了陈展鸿的话，点头说：

　　“我明白了，咱们多留心一些画报之类的刊物，那里常有一些港台的服装款式。”

　　哥俩说干就干，他们参照香港慢慢渗透过来的一些服装款式，自己设计、剪裁，做成成衣，再放到农贸市场的一些服装摊上摆卖，每月净收入一二千元。他做的服装由于款式较为新颖，花色也较艳丽，在当时主要流行中山装、干部服的年代里，颇受一些年轻人的欢迎，销路看好。慢慢生意越做越大，他和妹妹忙不过来，于是，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想来想去，对妹妹说：

　　“你和那些在街旁补破烂的人较熟悉，你去找他们，有谁愿意到咱这里干活，每月工资五十元，若活多时还多发工资。”

　　妹妹没有使哥哥失望，没几天就找来十多个人。于是他就办起了一个成衣作坊。

　　　　　　　　　　　 是厂长经理的料，就是当不成

　　陈展鸿的生意做得很红火。有一天，他所在的街道主任找到他说：

　　“鸿仔，你的服装生意做得真不错！咱街道的服装厂就要倒闭了。眼看着几十个职工就要失业，大家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咱街道委员会决定聘请你带领大家干，给你个官衔‘扭亏增盈领导小组’组长如何？”

　　在那个年代，能受聘于集体企业担任重任，陈展鸿连作梦都没想到。他听了，有点受宠若惊，脸上立刻充了血，红起来，心咚咚地跳着。先是脸红。后来蔓延到脖子，直至到胸脯上。他兴奋得声音有些发颤，打着哆嗦说：

　　“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重托！”

　　陈展鸿一直把主任送出很远，一再表示着自己的决心。回到家里，他兴奋得半宿没睡着觉，他仔细考虑着如何办好这个厂，如何改善工人们的劳动条件……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晨光来临了，东方现出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接着，黎明的玫瑰色彩，天空的种种奇妙的颜色，全显现出来了。陈展鸿望望天空，他再也等不及了，胸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着。他迈开大步，直奔服装厂。人们还没有吃早点，他已经来到工厂，把工厂的里里外外都看遍了。等工人们来上班时，他已经把所有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首先向工人们宣布了约法三章：不准迟到，早退。不准无故不上班，有事请假。工作时间不许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每天都要按时完成本天的工作，保质保量。

　　后来，他又逐步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实行三包，组长包组员，工段包组长，车间主任包工段。完成任务，保证质量，有奖励。没完成任务或出现问题，要重罚。

　　他热情似火，兢兢业业，仅用三个月时间，就使这个服装厂扭亏为盈。其时，广东省侨联正在想办法解决越南归侨的安置就业问题，看到陈展鸿的街道企业甚是兴隆’便找到陈展鸿说。

　　“我们是省侨联的，当前有件事与你协商。根据上级精神，要求侨联负责安排越南归侨的就业问题。我们看你的街道企业办得很好，侨联决定投资十五万元和你联营办厂。你考虑一下。”

　　陈展鸿闻听，吓了一跳。又是惊又是喜，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十五万元，这么大的数字！是国家的钱，我怎敢拿！真是胆大包天了！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说：

　　“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只是，这么多钱，我实在担当不起。我提个建议，你们可以把这笔钱投入到街道服装厂。我可以向街道反映成立一个新厂。”

　　侨联的负责同志听了陈展鸿的建议，觉得也有道理，便马上拍板说：

　　“好！一言为定。”

　　就这样，街道上又成立了一个服装厂，命名为“华侨制衣厂”。陈展鸿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这个厂的厂长。

　　常言道：枪打出头鸟。这个日见兴盛的街道华侨制衣厂使人眼红，于是有人开始动脑筋，想插手，他们先找到厂里的供销员说：

　　“陈展鸿是个体户，怎能当国家工厂的厂长呢？上级领导一直对他有看法，经济上又不清楚，你作为国家的主人，应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据说，他常发给你们供销员回扣吗？”

　　供销员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马上回答说：

　　“陈厂长发给我一些奖金，我从来没听说过回扣。我得到的奖金是理所应该的，那是我的劳动报酬。”

　　那人改变语气说：

　　“你受党教育多年，难道不明白我是代表组织的。什么奖金，只是名词不同罢了，其实都一样。只要你能出个证明，以后，组织不会亏待你的。”

　　供销员经常与陈展鸿共事，他深知陈展鸿的为人，不忍心害陈展鸿。他知道陈展鸿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工厂，为了大家。于是他果断地回答道。

　　“我不能说昧良心的话，更不能无中生有陷害好人！”

　　说完，便扬长而去。

　　此人本想以陈展鸿给供销员回扣为由，想审查陈展鸿，没有想到能吃闭门羹，既然没有找到有力的把柄，只好作罢。于是，他又去查陈展鸿的家庭作坊，最后以“搞投机倒把”的罪名查封了他的家庭作坊。

　　结果，陈展鸿就这样成了无业游民。当陈展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事实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片嗡嗡声，仿佛有一面铜锣在他的头脑里轰鸣。他感到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似地悸动，脑袋象给什么东西压着，快要破裂了。他没有说话，眼睛呆瞪瞪地四下张望，然而他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他发出一阵可怕的大笑。

　　成了无业游民的陈展鸿别无他法，只好拿些报纸来叫卖。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到邮局门前候着，一开门，便第一个挤进去，批发一摞报纸，满街叫卖：

　　“谁买报呀！羊城晚报！卖报！卖报！”

　　他跑了东街，跑西街，几乎跑遍了广州市的每一个角落。卖报一个月，没赚几个钱，只好放弃。

　　他决定批发一点服装，去练摊。陈展鸿做什么事都认真，他不怕吃苦，肯动脑。他又是早早赶到批发市场，把服装批到手，再赶往市场。

　　进了市集，愈加热闹了。各种货物用品布满在狭小的街道上。由于长年沿袭的传统，各种不同的货物都在固定的地段摆放叫卖。这一片是各色各样的地摊，数不清的杂物：烟嘴、烟杆、小剪子、顶针、锥子、挖耳勺，还有一些别的日用小家什，走过去是菜摊、肉案。野味铺子前挂着野鸡、野鸭、野兔、野鹿；河鲜挑子上吆喝着：

　　“黄河大鲤鱼！运河大青虾！……”

　　左边一条小巷是服装摊，妇女用的脂粉花朵、梳子篦子、质量低劣而又金光灿灿的首饰、鞋袜；右边一条小巷则是陶瓷器皿、瓦罐水缸、木桶木凳、策篱竹篓，应有尽有。

　　陈展鸿第一个走进左边小巷，他把服装摆放好，在周围拉上绳子，把一些服装挂起来。然后，就耐心等待有人前来光顾。约九时左右，市场便热闹起来了。这一天，很幸运，刚刚上人，就有好几个围上来，打听着各种服装的价格。陈展鸿见此情景，来了精神。他热情地招呼着，与他们调侃起来。这时，走过一个人，他望着陈展鸿好一会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姓陈？”

　　陈展鸿上下打量着来人，他突然认出眼前这个人是当初自己在华侨制衣厂当厂长时的关系单位负责人。陈展鸿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支吾着。那人热情地说：

　　“陈厂长，好长时间不见，还以为你又高升了呢。怎么你们厂的服装销路不好吗？怎么大厂长亲自出马来推销啦！”

　　陈展鸿闻听，更有些不好意思。事已至此，只好实话实说了。他也没有心思做买卖了，开门见山地说：

　　“我已经下野了，现在是无业游民。”

　　那个人愣住了，不假思索地说：

　　“凭你的才干，当个厂长都算屈才。怎么搞得这么惨！。”

　　陈展鸿笑笑说：

　　“才干不敢当。不过，这事倒挺窝囊。真是一言难尽呀！”

　　接着，陈展鸿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那个人听后，同情地说：

　　“不知你是否肯屈就？如果你肯的话，到我们厂，给我作副手。另外，我还可以帮你个忙，你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就算了。你可以向个体劳动者协会和青联上诉。市青联统战部有我一个老战友，可以跟他打招呼，帮助你弄清事实真相。一个七尺男儿，怎能受这种不白之冤呢？”

　　从此，陈展鸿便不停地向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市青联上诉。市青联统战部通过他上诉的材料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经营人才。于是，等陈展鸿又去青联时，市青联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他：

　　“陈展鸿同志，组织上认为你很有经营才干，准备聘请你担任‘青年服装公司’的经理。”

　　这是陈展鸿求之不得的，又一个突如其来的喜讯。他怀疑命运在和他开玩笑，为什么三番五次开这样的国际玩笑呢？他反思了许久，怎么也解释不了所发生的这一切。摆在陈展鸿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可以施展才能的康庄大道，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他又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和上一次一样，他不分白天黑夜，组合青年服装厂的生产结构，制订规章制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他觉得组建新厂子，虽然累点，但能有个好的开端，以后也好管理。于是他干得热火朝天，整天忙在车间，办公室从不见他的影子。

　　有一天，他正在车间处理生产问题，办事员急匆匆跑来说：

　　“陈厂长，部里来电话找你。”

　　陈展鸿赶到办公室，操起电话。电话里响起了他熟悉的声音：

　　“陈展鸿同志吗？”

　　“是我。王书记，一你有事吗？”

　　“是呀，想请你到部里来一趟。”

　　陈展鸿不解地说：

　　“厂里很忙。能不能在电话里说说呢？”

　　电话里没有回音，过了一会儿，王书记吞吞吐吐地说：

　　“有些话不好说。你还是来一趟吧。”

　　陈展鸿马上意识到又有什么灾祸要临头了。他屈指一算自己来厂已经两个月了。可能又要干不长了，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

　　他的希望一个一个地毁灭了，他的心都发凉了。他凝视着窗外灰色的天穹，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凝结成一块坚硬的石块，慢慢地，沉坠在一个六尺见方的地洞里。上面，有人用粗糙的土屑一撮一撮的撒下来，打着他的冰冷的心。一个肥大的和尚，用嘶哑的声音，念着令人不解的咒语。木鱼沉重地敲着，发出空虚的巨响……于是他觉得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已远远地把他遗弃，只有在他僵硬的脑子里，画着一个悲哀的问号而已。

　　他不知不觉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久。他觉得好像应该到了，他站住脚，站在街中，环视着周围的一切。他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没反应。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在心中激励自己：你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什么力量也压不垮的。这时，他才辨认出市政府大楼已经走过了。他又调过头，往回走。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的命运也和走路一样反复地走着回头路！

　　来到部里，书记拿出中央文件给他看。原来，中央发文不准党政机关办企业。他那拿着文件的手不住地抖起来，文件纸给抖得跳起舞来，发出“唏唏嗦嗦”的尖细的响声。他刚筹备起来的摊子只能解散。

　　他傻了。他还是一无所有。

　　　　　　　　 终于挂上了“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的牌子

　　他感到痛苦，悔恨自己懒惰成性和麻木不仁。以前的一次次教训和失败，都没有使自己觉醒。其实我又何曾有过什么理由反复地走回头路？要是这样懒散迟钝下来，就很容易虚度年华，了此一生，在一生中没有做出任何一件使你生命具有意义的事来。如果为了虚无飘渺贪得无厌的幸福与虚荣，像蝼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将重要得多的东西弃之不顾，那就让这些无聊的生活见鬼去吧！因为这会把你的生活阉割得毫无意义。你的生活应该是自立的，不受任何人左右、按你纯个人的生活轨道安排的。事实上，如果人的生命还充满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那么这首先就是人格，独立的人格。要牢牢掌握自己的人生轨道。

　　陈展鸿重新认识了人生的轨迹，他决心东山再起，干自己的，但不是去摆小摊，开家庭作坊，而是在“青年时装”几个字的启发下，自己搞时装的设计与生产。

　　一九八五年元旦刚过不久，陈展鸿又开始他的大行动了。他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广州友谊剧场推出了一场“个人时装表演”。他们启己设计，自己加工，自己请时装模特，自己出费用。这中间，当然离不开广州软科学技术开发公司的支持、帮助与谋划。这家公司的领导思想解放、远见卓识、爱才如命，为陈展鸿的事业开了绿灯。这些在现在看来并不十分时髦、新潮的时装，在当时样式单一、花色单一的服装世界里，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众人的极大兴趣，就连香港的舆论界也为之侧目。展览会结束后，广东民族歌舞团专门找到陈展鸿说：

　　“陈老板，能否把服装借给我们用一下？”

　　陈展鸿不解地问：

　　“你们借它有什么用？”

　　来人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设计的服装款式太富有时代感，不瞒你说，我们最近到各地巡回演出，穿上你们的服装效果一定最佳。”

　　陈展鸿受宠若惊地说：

　　“不敢当，你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有自己的服装设计师。我们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来人啼笑皆非地说：

　　“我们可以付给陈老板报酬的。”

　　陈展鸿被他们说得没法子，只好同意了。后来有一部分服装始终没有送回来。原来他们在全国巡回演出，引起很大的反响。效果非常好。于是，他们又选出一部分服装出国演出。

　　陈展鸿在东方宾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与气势宣称；

　　“我们不仅要开拓国内的时装市场，还要把中国的时装打入香港市场，销往国外。”

　　《南风窗》杂志在创刊号上以《投个眼风给巴黎》为题，把他们豪迈的宣言传向四方。

　　要办这么一个敢于先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青年时装展，对陈展鸿他们来说，确实要用足吃奶的劲才行！且不说制作这百来件新颖的、有时代感的、又能表现当今青年人自主意识的富有个性的靓衫需要多少勇气、智慧、胆识与金钱，且不说为了这个时装展览需要担当多大风险，承受多少由于僵化保守而带来的偏见与压力，万一砸了锅呢，可不是闹着玩的，陈展鸿他们的心一直悬着的，连觉都睡不安宁。

　　有一天，陈展鸿刚刚入睡，忽觉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使他立刻惊醒，吓得喘不过气来。在黑暗中他神秘而又恐怖地冷冷一摸，吓得他魂不附体，屏声静气，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毫无动静，万籁无声，他又继续听了半天，仍旧毫无动静，最后他又进入睡乡了。

　　他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他坐起来，周围深沉的静寂使他能够辨别出一下重一下轻的呼吸声。这呼吸声饱含凶猛的精力，绝非人类所有。无限的恐惧，加上黑暗、静寂的幻觉，使他的心冰凉了。他睁大眼睛，在黑暗中看见两道微弱的黄色光线，他几乎连毛发直竖的痛苦也感觉不到了。起初，他以为这些光线是他自己瞳孔的反光；可是过了不久，黑夜的光亮帮助他逐步看清了自己是在一个山洞里。不一会儿，他看见一头巨大的野兽躺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这是一只老虎，他恐怖到了极点。他像受苦刑似地耐心倾听和注意这呼吸的各种变化，绝不忽略任何动静，自己却动也不敢动。忽然，那只老虎站起身，向他走来，他吓得魂不附体，堵塞的喉咙突然发出声音。当他完全清醒过来时，才明白原来是一场恶梦。浑身已被汗浸湿了，他瘫软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力气起来了……

　　当时，他们把这个展览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他们是用生命作抵押的，即使陈展鸿作了一夜恶梦，他还是早早起床，跑到歌舞团请女演员。当他来到歌舞团，看到那些亭亭玉立的少女时，他想象着自己设计的那些服装穿在她们身上，会有何等效果呢！一定会像天女下凡，一定会把全广州的青年吸引来。想到此，他的热血沸腾了。

　　他找到了教练说明了来意。教练听后，感到非常惊讶地说：

　　“我们是舞蹈演员，怎么能去做模特呢！”

　　陈展鸿好说孬说，总算同意了。教练思付着说：

　　“一个演员的出场费最低也得一千元。”

　　陈展鸿一听，好象吓晕了。他无可奈何地自消自灭了，跑了好几天就这样泡汤了。

　　他只好去“街边”物色。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个女孩很合适，便上前搭话说：

　　“小姐，我们办了个青年时装表演，想请你作模特怎么样？”

　　那个女孩瞪了他一眼，没有理睬他。陈展鸿以为她没有听见，便跟在她身后，又说了一遍。只见那个女孩怒目圆睁，愤怒地说：

　　“流氓！快些走开，不然我可要喊人了。”

　　陈展鸿感到一种耻辱，他的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心想：事到如今就像遇到老虎似的，不能坐以待毙。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他咬了咬牙，又去寻揽了一个，这个女孩更厉害，白了他一眼，说：

　　“滚！”

　　陈展鸿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脸皮也厚了起来。他耐心地解释着。那个女孩厉声说：

　　“你再罗嗦，拉你去派出所。”

　　陈展鸿见此情景，只好作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合适的人选。有一天，一个老太婆跟踪来到陈展鸿家中，只见她脸红脖子粗地寻根问底，像查户口似的。问完后说：

　　“你家竟想搞什么鬼名堂？”

　　陈展鸿只好满脸陪笑说：

　　“大妈，帮帮忙。这也是一件好事，以后您姑娘出了名，您老就该感谢我了。”

　　谢天谢地，模特总算选定。接着就是排练，翻来覆去，这小小舞台的天桥不知留下多少痴男痴女的汗滴与希望。总算可以“见人”了，柔和的灯光下，妙曼的乐曲奏起，大幕徐徐启动，姑娘们似天仙下凡，或亭亭玉立，或袅袅而行，可谓风情万种，有板有眼哪。“青年时装展在羊城爆棚！”谁也想不到这总导演竟是无名小卒——无师自通的陈展鸿！

　　一九八五年春，在各类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向外冒的时候，陈展鸿与三位年轻的朋友也想办一家实业性公司。服装是他们所熟悉的，因此目标也就盯住了服装业。于是私营性质的“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于一九八五年六月正式挂牌了。

　　由此，陈展鸿为自己辉煌的人生旅途夯下了一块坚厚的基石。

　　　　　　　　　　　　　 抓住机遇就赚一百万

　　尝到了时装展览的甜头，陈展鸿与三个年轻的朋友，信心十足地办起了一家时装设计公司，注册资金声称七万，那设备真是“壹加壹”了——一台缝纫机，一台压边机，四个工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四个工人。他们要在这五羊城闯荡一番了；他们要在七彩世界、市场经济的波峰浪谷中，“考验自己的意志、力量与智慧。

　　这一年，对陈展鸿来说是亢奋、热烈、艰辛而又难忘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壹加壹”这块让人捉摸不透的、又令人愕然大悟的招牌，他的伙伴问：

　　“为啥起这个名？”

　　陈展鸿说：

　　“做任何事情，首先从基础做起，基础打好了，就能进一步发展。‘壹’是最基础的数字，喻意我们的事业从最基础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公司要发展，需要巨额资金。怎样才能获得一大笔钱来使公司兴旺发达呢？

　　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成立不久，资金短缺的陈展鸿得到信息，第六届全运会要在广州召开，广东为筹办这届全运会，发行奖券筹措资金。

　　这是一次难得而极富风险的机会。

　　窗外，摇曳的棕榈，清香的玉兰，烂漫的杜鹃，在习习的南风里，在轻快的夏雨里交流着美的信息。陈展鸿眼望天穹，心潮起伏。

　　时装展览成功了，壹加壹的招牌也挂出去了。随之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最头疼的是资金，经营要上规模，才可赚钱，赚到钱，才能长袖善舞，才能财源广进，扩大再生产。钱在哪里呢？钱在我们的脑子里，要有好点子，抓到一个好点子就义无反顾地、千方百计地干下去！

　　他把三个年青伙伴找了来。三个人不知什么原因把他们招来，只见陈展鸿严肃地说：

　　“咱们的招牌是挂出去了。可是能不能挂长久，就要看我们的造化了。当前公司的当务之急就是资金问题，如果等闲视之，我们可就惨了！我把你们找来，是让大家想个好点子，让咱们的公司发达起来e”

　　一个人站起来说：

　　“好点子从哪里来呢？”

　　陈展鸿斩钉截铁地说：

　　“靠贮存在大脑里的信息，各种来自大千世界的信息，它们奇特的碰撞与组合。”

　　当今世界，可谓信息世界，信息千条万条，瞬息万变。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流动。信息长，信息短，个个企业家都在念，但陈展鸿念到节骨眼上了，念出一片灿灿的新天地。

　　这时，一个人说：

　　“最近听说全运会要在广州举行，我们能利用它什么呢？”

　　陈展鸿眼睛一亮说：

　　“机会来了”

　　几个人都愣住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陈展鸿的意图。陈展鸿若有所思地说：

　　“信息可以超常组合，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可以杂交成非马非驴的良种骡。”

　　大家听了，都哄堂大笑起来。陈展鸿没有笑，他似乎又在琢磨着什么。突然他吩咐说：

　　“你们分头找门路买下六届全运会会徽和文化衫的使用权，并将全运会人场式向导服装设计及生产任务承接下来。”

　　几个人马上分头去办了。他们走后，陈展鸿突然想到省政府准备发行奖券，向社会集资，但由于种种原因搞得不理想。一下子，他脑袋里的服装和奖券，两个互不相干的信息猛烈地碰撞了。杂交的结果是：服装，照干不误，奖券，为什么不可以用“民办自愿”的方针发行呢？他认为，机遇，在叩响你大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就看你耳朵尖不尖了。于是，他拿起电话，把公司所有的智多星们都招来了，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号召众人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在最短的时间里对市场进行分析，对各种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筛选、组合，写出可行性报告。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奖券降低为五角。五角钱，一包烟钱，一顿早餐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如果是原来的二元，老百姓买奖券时就要想一想，把手缩回去了；其次，是开奖定期，每月的八日，绝对讲信誉；再次是大奖五万，让人感到确实是只“肥鸭”，有刺激，并且在奖券上印上“感谢你为全运会多做贡献”的字样；最后一点是六百万元作风险担保，若砸锅，他要陪三百万元，不但是倾家荡产，可能还要坐牢！他灵机一动，动员了健力宝、广东省农行、《体育之春》杂志社等十个单位一起组办。

　　他把可行性分析报告，交到了省委。马上得到省长叶选平的批准。叶选平特意问他：

　　“你的设想很好，不过，这要冒风险。你不怕吗？”

　　陈展鸿斩钉截铁地说：

　　“一笔生意有百分之十五的希望就应该全力以赴，假如百分之百，那你就要考虑，谁都能做了，还轮得到你？”

　　叶选平点了点头说：

　　“很好！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陈展鸿说：

　　“我认为，风险与机会同在，看准了就大胆拍板，就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叶选平满意地说：

　　“好样的。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回来后，陈展鸿便精心策划起来。他一面与广东的“三报二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广东省电台、电视台）密切配合，紧锣密鼓地发动宣传，一面组织人力奔向全省各地，马不停蹄地跑了两年，东西南北，纵横数千公里。单单他本人就跑坏了两辆摩托车，深入到每个村寨城镇。

　　他走上了一条条被林中树木遮蔽得不见天日的阴暗小道。树木几乎只肯略微让开一些，使这条狭窄的小道婉蜒穿过，接着马上又从后面把它封住。

　　接着，他又来到了荒原，望望那高高低低的大路，路上空荡荡的，上首伸进山峁子里，下首伸进河滩里，跟河滩上的乱石混淆，不能辨认出来。

　　他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不肯放过一个机会。他像个演说家，不论到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不论是妇女，还是老太婆，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也不论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被他说服了。他说得头头是道，让你心悦城眼地拿出钱来。

　　他一经踏上黑谷的斜坡，景色立刻改变了。在两旁都是高高的荆棘的道路上颠簸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在深谷里行走，可是这些道路本身便是深谷。沉没在树梢后面的太阳，使得这些道路呈现出一片奇特的、又幽雅又荒凉的景象。这些隐藏在浓密阴影里的神秘的远景，像翡翠般绿色的峰峦，把他引到迷途、死水潭、急转的斜坡那里去。这些斜坡，车子一走下去，就不能再上来了。多亏陈展鸿骑的是摩托，而且有较高的技术。

　　他还要去工厂，跑印刷厂，去农行综合发行情况……

　　那些日子里，陈展鸿整天骑着摩托车走街穿巷，他好像不知道累，一股劲往前奔，从不想回过头来看一眼，也许是不敢看吧！

　　命运第一次对陈展鸿倾注了厚爱，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行奖券，果然赚了钱。陈展鸿饮了信息的甘露酿成的头口汤了！对于这件事，有人说陈展鸿吃屎吃了豆，此言差矣。陈展鸿的精明就在于他有市场观念的头脑，“奖券额降到五角”，看来是个小动作，其实，却是至关重要的“大动作”，是对买方市场——市民心理分析的结果，是信息论的胜利！世上的事，有时就因为“一点点”的差距，让人感慨万千。这样的启迪在商场，在绿茵场上不是比比皆是吗？

　　最后，他分得一百多万元的利润，也使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扩大了知名度。

　　　　　　　　　　　 “快”和“新”轮番轰炸市场

　　陈展鸿明白，自己的公司一诞生，等待它的就是严酷的市场法则：适者生，违者死。

　　要想在商战中取胜，必须靠精明的策略。陈展鸿把他一流的商业头脑投入到构思市场的谋略上，以至妙招迭出：

　　“排炮战术”是陈展鸿把握市场的一条原则。陈展鸿说，他每设计一种新产品，”就先搞一批排头兵去摸市场行情，确定出第二批的生产量。每批新产品投放市场都要留有余地，不要造成积压。在前一种新品种最畅销时，下一个新品种又成熟了。这样，不停地以“快”和““新”轮翻轰炸市场，确保市场的控制权。

　　这之后，陈展鸿又瞄准了西装：一、广州老百姓的荷包胀了，要扮靓了。二、广州人，以及大江南北的中国人，出国旅游、出国访问的人越来越多了；三、中外合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如雨后春笋，一座座宾馆拔地而起，西装革履是他们员工的日常便眼；四、时下广州市商店出售的西装多数是剪裁比较粗糙的大路货；五、在当时的广州还没有一家制作精良考究的洋服店；六、胖子、瘦子、特矮、特高、斜肩、驼背，要想弄一套合身的西装美化自己更是难上难等等。

　　在这众多的信息面前，陈展鸿又一次地进入创造性思维的临界点了。他高高举起“壹加壹洋服”的旗帜，他不惜重金聘请了几位香港、上海、广州的西装名师，确立了“壹加壹”洋服的特色，亮出了“量身定做，手工精细”的广告，并在服装行业中率先推出“终生保养”的服务。这是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征眼顾客的了个绝招。这样一来，壹加壹的名声大振。

　　这个“壹加壹”特有的办法，吸引了大量的顾客，以至于他专营西服的服装店由一间扩展到七间，还满足不了需要。

　　“兵贵神速”，以最短的时间把信息变成产品，是陈展鸿的一贯战术。由于做服装生意，陈展鸿经常接到大批国外服装订单和所提供的款式，这为陈展鸿设计投放到国内市场的新品种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启发。他有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聘请上海、香港、广东等地的服装设计师们，作为技术骨干，同心协力，刻苦攻关，以最短的时间把信息变成产品。在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投放国内市场的新品种也马上面世。

　　陈展鸿常对员工们说：

　　“你们只要到中山五路、北京路、上下九中逛一圈，大大小小的服装店、服装摊多如牛毛，竞争白热化！老板们会告诉你服装市场瞬息万变，服装生意不好做，这是事实。不好做也要做，那就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我们靠的是什么？是千方百计地去适应服装行业的竞争市场、了解市场，分析市场，做市场的主人，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驾驭信息的能力。信息还可以滚雪球，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公司大搞多种经营，横向联系，注册在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属下的，除制衣外，还有印花、制鞋、装饰设计、西餐馆、中餐酒楼、工艺品、房地产等二十多家企业。我是获得一个好消息，就如获至宝。但是，人只长了一个脑袋，脑子里的点子不够用，还没多大把握，怎么办？就借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脑袋里的信息——智慧，与他们合作，为我所用，共同富裕。这样一来，你就长袖善舞了，你就主动了。近年来，我也搞房地产。这行业，斗权力，斗财力，风险极大。我就看菜吃饭，看准时机来个‘小打小闹’。我们在香禹、大石、芳村等地开发房地产，每年十幢八幢，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有人劝我成片开发别墅区，我不‘玩’，不是不想‘玩’，时机未到，中国人有多少人能达到这‘阳春白雪’的水平？还是普普通通的二房一厅最受欢迎，那是雪中送炭啊！事实证明，我的思路是对的。”

　　陈展鸿的这番话令人深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刻转变！

　　有了信息，有了正确的义无返顾的决策，有了漂亮的公司招牌，一个像模像样的企业亮出来了。但是，要站得住，要进入良性循环，要被社会认同，要兴旺发达，那就要靠管理了，向管理要效益。

　　陈展鸿很感慨地说：

　　“广州天天出现好多新公司、新面孔，广州天天又有许多公司关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现象，房地产中有，广告业中有，饮食业更是如此。有的酒楼老板像走马灯似地换门楣，一变再变，为什么？问题的核心在于管理。”

　　　　　　　　　　　 他成功的基础是从“一”做起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发展过程，陈展鸿体会到，要想事业有成，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大展宏图。他为自己的企业取名“壹加壹”，表示的就是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步发展的意思。

　　“壹加壹”的成功，是陈展鸿从基础抓起，抓好企业管理的结果。

　　质量是一个企业在市场海洋里得以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企业的生命。壹加查实业有限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职工把关制度，把流水生产线中每一道工序的质量要求落实到人头。如第一道工序的质量不合格，被第二道工序发现，就罚第一道工序，奖给第二道工序；如被第六道工序发现，就罚一至五道工序，奖给第六道工序，以此类推。若最后被质量员发现，所有工序都要罚；如果产品出厂后因质量问题退货，就罚质量员。这种连锁质检制度，使每个人在质量问题上都不敢马虎，人人关心质量，产品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壹加壹公司对管理的认识是，首先抓质量的管理，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企业的声誉是建立在质量的基石上的！

　　陈展鸿认为，我们不仅要按照市场指令办事，还要按照“爱”的指令办事。我们壹加壹的西装，每一个针眼，每一个钮扣，每一道工序，每一件成衣都要渗透着我们壹加壹的爱心。看起来是抓产品质量，实际是抓人的质量。在我们手中，哪怕出千分之一的次品，到用户手中就是百分之百的废品。“宁可停产，不出劣品”这个观点，这个口号，我们反反复复地讲，反反复复地念，已成为我们全体职工的共识！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感动顾客的。一位广东南海的顾客到壹加壹定做了一套西装，十分满意，喜气洋洋地出国旅游去了。几个月后，人胖了，腰转粗了，他怀着“试试看”的习惯来到壹加壹要求：

　　“这套西装瘦了，能否修改一下？”

　　门市部负责人听了，二话没说，热情地对他说：

　　“OK！”

　　事后，他逢人就说：

　　“壹加壹名不虚传，真讲信誉，说话算数。”

　　结果，他介绍他的朋友来公司定做了几套西装。

　　有位顾客花三千元定做了一套西装，前后改了三次。这一天，他又来到门市部。服务员把他的西装拿出来，他穿上，觉得还是不满意，说：

　　“花这么多钱做衣服，越改越糟，怎么穿呀。”

　　服务员耐心地说：

　　“已经改了三次，我们尽力了。”

　　这时，正好陈展鸿来门市部有事，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就走到近前听了听。当他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立刻吩咐道：

　　“马上选料重做，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宁可我们自己吃点亏，也要让‘上帝’满意。”

　　烟台市一家企业来定做一批工作服，价值百万之巨。公司看了他们的“样板”之后，好心主动在电话中提出女装“收腰”好看，虽然要多花工夫，难度也大，但价格不变。对方表示十分乐意，待到交货时他们借口“货不对板”，拼命杀价，公司负责人拼命与他们理论：

　　“你们应该讲道理，当初已经与你们通过电话，你们十分赞成，现在倒打一耙，太不仗义了。”

　　那个厂家说：

　　“现在做事都凭证据，咱们有合同在，就按合同办事嘛。”

　　负责人将此事向陈展鸿反映了，陈展鸿指示说：

　　“这笔生意我们虽然吞了一只‘死猫’，但公司的信誉更重要，人家不诚实，我们要诚实！人家耍了滑头，捡了便宜倒打一耙，我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结果只能五折结帐，全厂上下无不为之惋惜。

　　质量，在陈展鸿的心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这在服装行业尤为突出。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年年变，月月变，变得你“眼花缭乱”，那你就得“乱中取胜”，市场流行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这当然对，但只对一部分。这样，”有时你会跟着“流行“的尾巴走，产品反而积压。你得有个预测，有一种超前意识，当然也不能超过头，要“适度”。

　　今天我们熟悉的办公室上班服，是白衫衣、结领带，再加一套相同质料的西装。这套设计简单的打扮，起自十八世纪初期。它的出现，是为了符合经济原则和思想感性，同时也方便中产阶级男人进行高层管理工作。

　　在政治上，现代上班服表现出理性和冷静，也代表能力和权力；在经济上，穿着整齐现代西服的人，则是以资产阶级的身分来淘汰贵族阶级（以前贵族的衣着总是重重叠叠，十分隆重，且极不便）。

　　现代男性服装发挥经济及权利的效果，名正言顺是PO—WER DRESS。在近二百年来，这套约定俗成设计的服装，基本上都很稳定，没有多少变化，色调以黑、蓝、灰为主。如果要求变化的话，那只可在领带上打主意。

　　基本上，白衬衫是必然的，花纹或者杂色衬衫都只偶尔穿之，只适宜休闲时间内，至于在隆重而严肃的场合中穿上杂色衬衫，其实并不适当。

　　白衬衫现时只有领口才有一点变化，种类主要有四：一是小尖领，适宜圆脸形或阔脸者；二是圆领，适宜配长脸的人；三是阔领，适宜配椭圆脸形的男士；至于领口可扣钮的那款衬衫，通常是为了方便没时间打理衣服的人，避免衣领向上翻起的不整齐之感。

　　于是，陈展鸿便推出了“写字楼”服装，是专门为在办公室工作的男性设计的。他说：

　　“壹加壹洋服根据所掌握的国外洋服的信息，每周都推出一种‘新款’。我们要领导‘流行’，我们以此来增加顾客对我们西装质量的信赖。我们还推出‘空姐’、‘宾馆酒楼’等服装系列，任人挑选。有的朋友聊天时会妄下结论，说西装款式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一回事。那有点外行，我的看法是：西装是男人服装的灵魂，一既然是灵魂，那就相当复杂多变了，光是潮流最时兴的双襟西装就有‘双扣’、‘回扣’、‘六扣’之分。颜色与面料的搭配就更有研究了，口袋也有明袋暗袋之分。而领子的变化，更是风格各异，可大可小，可宽可窄，可长可短。还有，我们拥有中外各种西装面料达二千多种，而对这样的‘五花八门’，顾客往往会不知所措。那我们就得根据顾客的年龄、职业、爱好、进行‘综合治理’，建议他们定做怎样的西装。所以说，质量是个流动的概念，因为市场是流动的嘛。这样，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人才，是公司的擎天柱。陈展鸿非常注重广招人才，这是他事业“做大”的基础。目前他手下有大学生十六人，中专生二十三人，工程师三人，会计师二人。还有硕士、博士，’有出国留学的学子。经过在基层各部门锻炼之后，优秀者吸收进高级的管理层，有的成为公司决策部门——智囊团的成员。陈展鸿量才聘用厂长、经理，按业绩予以提升，或给予一定的股份作为奖励。陈展鸿善于对高智商大脑者的智慧进行集成，这也可谓他在管理方面的诀窍。

　　有人问陈展鸿；

　　“这些年，壹加壹公司人心很齐，凝聚力很强，你作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怎样使麾下一千六百多名职工五音不同而声调一致，五味不同而能融合的呢？”

　　陈展鸿笑道：

　　“这也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要管理得他们开心，管得他们乐意，管得他们心甘情愿为企业做出贡献。”

　　原来，陈展鸿也遇到了这方面的苦恼。有一天，他招收了几个工人，经过陈展鸿的考察，觉得这几个人基础很好，脑袋灵活，善于思考，上进心崛。于是，就把他们分配到重要岗位，并替他们找了名师指导。他们进步很快，马上就能独立操作，后来成了技术骨干。

　　有一天，陈展鸿正忙着处理国外的订货单，突然听到有敲门声。他很奇怪，因为他身边的职员都知道，他有个规矩，在他工作时间，也就是忙的时候，任何人不能打扰。听到敲门声，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抬头向门望去，见是前不久来的青工，便莫名其妙地问：

　　“你有事吗？”

　　只见那个青工很尴尬，陈展鸿以为他年轻，有什么为难的事难于启齿。于是，十分关心地问道：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

　　那个青年略略抬起头来看着陈展鸿。还是那张带着稚气的脸，只见他动了动嘴唇，好像想说什么，却又讲不出来，只把右手稍微举了一下，又放下了，好像不知道放在哪好似的。陈展鸿看到他这个样子，很怜悯地问：

　　“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不要不好意思。”

　　“我，我，我想辞职。”

　　陈展鸿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样一个朴实、憨厚的年轻人，怎么能把技术刚学成就不干了呢？于是，他又问：

　　“为什么要辞职？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大家会帮助你的。”

　　那个青年摇摇头说：

　　“没有困难，就是不愿干了。”

　　陈展鸿完全明白了。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他辞职了。

　　可紧接着，又有好几个人，都提出辞职，他们先后都离开了公司。

　　为此事陈展鸿非常苦恼，要知道培养一个熟练的能胜任工作的工人、管理人员并非一朝下夕的事，而且走马灯似地出出进进也影响军心。

　　在那冬日的夜晚，陈展鸿觉得心闷，便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走着。脚下发出咯咯吱吱的声响，他心中还在想着公司中辞职之事。他深深地吸着寒冷清新的空气，四周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只有他孤独一个人。

　　他觉得太孤单了，寂静向他侵袭过来……苦恼，刚淡忘不久，现在又回来了，更为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他向闹市走去，他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找不到吗？人群匆匆地来去，没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陈展鸿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

　　他的心中一直叨念着，这些“养不熟的麻雀”开始来时干得好好的，可不久偷了师，学了艺，就跳槽了。如何能制止这种现象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不久，壹加壹公司率先搬出了“股份制”的办法。他们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既是职工又是老板，对于公司各部门的骨干，根据其职位高低，贡献大小，配给一定的股份，股金一半由公司奖给，另一半由职工购买，甚至还可以分期付款。这样，公司的成败与职工的利益就拴在一起了。大家坐在一条船上，只有用心划，才能乘风破浪。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有了人就有了一切，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问题是怎样使人变成宝贵的财富。陈展鸿用过各种方法，把人的智慧、干劲充分地释放出来，有的行之有效，有的作用很小；而陈展鸿的这一招是从市场经济开发制定的。有了这个办法，他的管理艺术更有魅力了。

　　陈展鸿常对员工们说；

　　“我们虽然是一家私营企业，但规模较大，我不是作坊主，与生产队长天天派工不同。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整个公司正常运转。我们私营企业同样存在一个接受广大职工群众监督的问题，我要力争当一名堂堂正正、透明度很高的企业家。”

　　陈展鸿的这种认识，在他的同行中是高人一筹的。在广州荔湾区的私营企业中，壹加壹公司率先成立工会。工会代表职工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协调职工的合法权益，为职工办实事，排忧解难，使企业的管理更上一层楼。

　　“1＋1”是一个简单而丰富的命题，陈展鸿深刻地领悟了这个命题的哲理。他抓住了在市场经济海洋的搏击中永远不能舍弃的基础，并努力打好这个基础，才使他的事业一步又一步地扎实迈进。

　　　　　　　　　　　　　 没有“气派”的大亨

　　有一天，有位记者来采访陈展鸿。他正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接待。记者见事不好，便自己想办法要和陈展鸿见上一面。于是，他开动脑筋，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便等在陈展鸿的门前。当他看到陈展鸿家门有动静时，就马上迎上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堵住了陈展鸿。记者根据陈展鸿的照片，认出这个人准确无误时，便上前搭话说：

　　“您就是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吧？”

　　陈展鸿点头说：

　　“有事吗？”

　　记者闻听，知道没有错，便自我介绍说：

　　“我是记者，已经找你好几天了。今天特意来此堵你。见你这位大总裁，比见美国总统还要难！”

　　陈展鸿笑了笑说：

　　“这是见面礼吗，我的大记者同志？我比不了你，你是吃皇粮的，我是捧着饭碗挣饭吃，挣不来就要挨饿。不但我一个人挨饿，还有一千六百多口子呢。”

　　两人说话间来到早茶市，陈展鸿说：

　　“咱俩坐在这儿，喝着茶聊一会儿算了。我确实没有时间，你辛辛苦苦跑来，也不容易，别让你白跑，这样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嘛。”

　　两人聊得很投机，陈展鸿侃侃而谈，使记者深受感动。当陈展鸿掏钱结早茶帐时，记者发现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富翁，竟与记者相似。原来，陈展鸿付钱时，将钱包掏出来，身上没带多少钱，既没有常见的大钱包加一叠大钞所表现的厚实，也没有常见的挥手而出的万通、牡丹、长城卡所表现的潇洒。

　　他已经成为亿万富翁，有充分的财力过起奢华的生活，但他的生活是俭仆的。

　　他没有小车，从早晨到夜晚，整天骑着摩托车左冲右突。一天吃两顿饭，中午一个盒饭就打发了自己。

　　他不抽烟，喝酒也不太会。时麾的卡拉OK歌舞厅他很少光顾。

　　他总是说：

　　“我的时间太紧张，我最爱看巩俐主演的电影，但没有时间看。”

　　他似乎缺乏大老板的气质，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老板。他把每一分钟用在最有效益的地方，把每一分钱花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

　　　　　　　　　　　　当今的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

　　让我们看看今日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的成就。

　　大凡中外游客来广州，热情的东道主会请你去逛繁花似锦的越秀公园、清静幽雅的兰圃；会让你到东方乐园留个影，南湖碧波泛轻舟；会邀你饮茶“白天鹅”，神聊旋转厅；当然也少不了到气象万千、壮观恢宏的天河体育中心及广州高科技的龙头——广州经济开发区。

　　广州城里又添了一处新的景观——

　　那就是广州私营企业的骄傲：查加壹实业有限公司。它是一家融服装、饮食、电子等二十二家企业于一体的集团公司，属下员工达一千六百之多，固定资产总值超亿元。它以服装为主，以壹加壹洋服为龙头产品。它每年上交国家税利总额达一千二百万元，出口创汇达到一千多万美元，因此被评为“广州市先进私营企业”，“九三年度纳税先进单位”。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展鸿被广大市民推荐为“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陈展鸿与他的壹加壹公司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从不同层面进行报道，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新闻传播媒介，介绍壹加壹的文章有百篇之多。近年来，壹加壹公司敞开宽阔的胸膛，迎接中外的客商，一批又一批。他们兴致勃勃而来，眉开眼笑而去。美好的语言编织成芳香的花环，戴到壹加壹人的胸前。但是，以陈展鸿为代表的壹加壹人并没有受宠若惊，依然按他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朴实的品格，脚踏实地对待生活，对待人生。

　　一次，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来壹加壹公司采访，环视四周，见办公室的墙上，赫然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耸耸肩，故意问；

　　“陈先生，据我所知，在中国的企业已很少挂这些画像了，你为什么要这么特别？要知道你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要消灭私有制的，他们看到你这资本家会怎么想呢？”

　　陈展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这几位伟人是值得千秋万代怀念和敬仰的。没有他们便没有新中国，当然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陈展鸿，记者先生也不会千里迢迢而来采访本人。如果我也算资本家，那我就是社会主义的红色资本家。在我的企业里，最低工资的员工每月也有五百多元，多的可达几千元，上万元，按贡献取酬。另外，我们公司实行了股份制，每个职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公司的主人。还有，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全国人大通过了的，入了‘法’的。这一切，那几位伟人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人富裕。我要向记者先生强调一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一位德国记者采访陈展鸿，开头，他以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位陈经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在他面前朴实无华、服饰平常、没有派头的青年人，竟是偌大广州市私营企业的大亨。当他知道对方是地地道道的“正宗”时，拍着后脑勺哈哈大笑了：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陈展鸿也笑了：

　　“也可以貌相的，中国确实有一些发起来的大红大紫的老板，他们西装革履，出入‘奔驰’、‘宝马’，‘大哥大’舞来舞去，手指上的大钻戒的光芒在你眼前晃动。这是他们的活法，不能干涉。但我陈展鸿自幼家境贫寒，习惯俭朴的生活，再说穿金戴银油头粉面，也不能代表我和我的企业的品位。做生意，靠诚实，靠信誉，靠过得硬的产品。有钱，我就投入到发展生产中去，企业兴旺发达了，给国家上交的税利多了，员工生活福利越来越好了，我心里就最舒服！”

　　这就是陈展鸿，一个红色资本家。

　　　　　　　　　　　　　　　　　　　　　　　　　　　　　（肖舫） 宋棐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东益都人。中学时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一九一六年，十八岁时，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一九一八年，二十岁的时候，不待大学毕业，即转学美国，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岁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批发商号。一九三一年倡建“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实业救国，强化现代经营手段，一年内即名噪天津，跻身于大实业家行列。一九五０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岁。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刘少奇

　　没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谈话，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他本人也成了“反动资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叫起撞无价大屈！也一定会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憾不迟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个翻天覆地、历史意义重大的年头。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又打响了淮海战役，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使其大丧元气；十二月初，结束了辽沈战役只有两三个月的东北野战军又挥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天津解放。

　　经过这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于是，“战犯求和”，蒋介石发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吁请，并以“引退”来缓和那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制定了在全中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并将中共中央迁入了刚刚和平解放三个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等一系列号召。当百万大军逼压长江的时候，当蒋介石发出和谈吁请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一边倒”向的“苏联老大哥”，也认为以当时的解放军的简陋装备，强渡素以“天堑”著称的长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测，有些人预言，有些人劝告，要“南北分治”。这不仅说明了能取得这场重大的渡江之战的胜利，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之强大，强大得不但出乎敌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后方齐鼓劲儿”，军民团结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绝不可稍加忽视。南京虽然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攻克上海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却仍在物资上处于十分贫乏的境地，仍须继续地“前方后方齐鼓劲儿”，这“鼓劲”的对象，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当时划分敌我的总口号是“三敌”、“四友”。三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四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是友，是团结的对象，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国策，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也确实是大多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华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棐卿的“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夜访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指示：进入天津后，要争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护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发展民族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组织好了护厂队，还亲自搬进厂内，并将各部主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轮流值班，保护好工厂。而且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将库存的毛线、呢子、布匹、红糖、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实行分散。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家属的临时避弹所。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毕鸣歧、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和平运动。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起和平运动，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顺乎民意，停止对抗行动；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组织警察，维持治安。陈、杜二人虽曾犹疑，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李汉元也主动投诚。在解放军入城时，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组织工人纠察队，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棐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在军事上，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在政治上，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庆，中南的武汉，华南的广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而天津，开埠最早，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情况与那些大城市相类，十分典型，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是最理想的传达、落实、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刘少奇不负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实而灵活地、积极而有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会议、谈话，日不安席，却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谈锋犀锐，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见显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触了工商业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放、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在会上，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则。宋棐卿自然在邀请之列。听了刘少奇的传达，他甚感兴奋，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为救国的强大实业。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抗战胜利后，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而拼搏，可国民党却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无以招架，遑论发展？因此，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我的梦》，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天津解放了，他虽对解放军拥护，却更觉梦已成空。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一席态度明朗、语气肯定的话，一席充满信心、饱含鼓舞的话，他中枢兴奋，旧梦重圆，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动得他已年届“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曾几何时，当四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一向醉心于实业救国、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东亚”的他，曾精神萎顿，心灰意懒地说：“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天不助我，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此时，他似乎觉得忽然之间“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实在叫他兴奋不已，兴奋中竟似勃勃少壮般，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梦》。“梦”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吸收资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梦”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化；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完善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使针织、成衣形成系列，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基础。这个“梦”编织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细纺，名动全国的“抵羊”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那么华丽，又那么致密、细匀、严谨；像“抵羊”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废话与败笔，还绘有精制的图样——好美的一个“梦”！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他从未轻易示人。可今天，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喜悦，也是重大的抉择。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时，不仅是郑重地双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这个“友”所棒献的一颗心，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梦”，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读识了这个“梦”。他很为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基于实业救国所做的梦而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梦》，如果你中共认同，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叫我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如果反弄个“剥削”，那是自不可为的。既然连“东亚”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还将那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而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只简单、孤立地运用“剥削”与“反剥削”的概念，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是反客观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棐卿的话，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点。做为宗旨，无须怀疑，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要消灭剥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个“过渡”，既是“过渡”，就不会消灭，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且话中的“剥削”，正是针对宋棐卿的话而来，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而是相对的变化义。这番话，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党政领导外，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员，共计近二十人。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因为提到了“剥削”，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并指出“剥削”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及其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谈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三民主义主张，谈到共产主义理想，还向与会者推荐了《资本论》与《社会发展史》，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

　　接着，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大会上，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它是合法的，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传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的，甚至先部队而行，产生了无论对战争，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为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所谓的“江浙财团”。那里开埠最早，企业也兴得早，办得多，实力雄厚，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关系，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两大难题。因而，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不仅天津一地，而且对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具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为了打倒刘少奇，自然动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将刘少奇的话孤立于历史现实之外，断章取义，甚至加以歪曲、篡改，变成了“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不仅面目全非，野蛮地抹煞了历史，而且变成了“死不改悔”、“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重大罪状！

　　宋棐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个地下有知，能不为刘少奇大鸣不平，为他自己在死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叫起撞天大屈么？

　　历史是客观的，时间是无情的，总是要还其本来面貌的，刘少奇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宋棐卿的问题，也于近些年来经有历史责任感者做了艰苦认真的调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举家危难之际反遇良机

　　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长而不凡。古老的东土，新颖的西风，苦涩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强这个内涵壮丽的字眼儿，他要靠这个自强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路，走出历史的沉郁。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这是山东益都最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它几乎毫无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来唯有勤劳度日的最单纯的人生追求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倾注全副精力于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码、最单调的条件，岁月将他的黑鬓染成二毛，也将他的语言更沉浸于腹底，一日难得几句话，与世无争，不计劳苦。这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这块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许是那个只有百日的变法维新，给这个狗年生的人带来了异于习俗的命运吧？宋fei卿这个属狗的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极普通的家庭却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国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变化。

　　这位英国人，是位牧师，名叫库林（Coilin），中国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称他为库牧师。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兵舰轰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转年的《广州和约》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经济侵略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列强们均不甘落后，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既近海又富饶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益都虽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地处胶东扼要，不仅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乡，因而，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余座教堂。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传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现一些，甚至一两个，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因而资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来，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西大教堂”的教务。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苍蝇”，也不是掠夺成性的“野兽”，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库师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贫苦教民，钩织花边，再联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挣了不少钱，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办起了“花边庄”。夫妇俩实不愧虔诚的基督徒，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均关心贫寒，乐善好施，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与一般乡邻般困迫，岁租薄田数亩，倘赖“天恩”，只能维持全家个半温半饱，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货卖来填充。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道，又听得那么专注，表现得那样虔诚，（他多么希望像教义里说的那样啊！）就产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却已挑柴入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为其改名“传典”，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从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宋棐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识的土盲了。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他才没有象他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在他父亲挑柴入城叫卖的年龄，他已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在他父亲刚读完小学功课的时候，他已经考取了齐鲁大学。他父亲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难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诣也绝非他的父亲可以望其项背的。也可能真个是造化宜人，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学府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引起了世界的较大变化，库牧师夫妇因此归国了，其产业也留给了他们的四个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传典。于是在益都最繁华的西街上，一个名为“德昌号”，有三间门面、十几间倒座房的一座内局式收购批发花边的新店铺，便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择吉开张了。这就又给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进齐鲁大学。可只读了半年，这个十八岁小伙子却又大大地感到不满足了。乘暑假归家之机，向父亲正面提出了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的请求，并系统地提出了理由：一、山东已完全为日本控制，极为闭塞，亦极无保障，日人横行无忌，国人，特别是文化人难得交流与施展；而北京却是国际社会在华的中心，各国势均力敌，非为一国控制可比，消息自是灵通，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相应地为大。二、齐鲁大学虽也为教会大学，进行的是西式的先进教育，然而，却是在孔圣人的故乡，传统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处一隅，岂如北京更为开化，更为人才荟萃？地域之差，环境之异，对知识的增长大大有关。直到今天，父亲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这小子长大了，似乎仅上大学的半年功夫，就长成了既健壮又精明的大小伙子了！听，他的议论多么有条理，多么有说服力，莫说是叫他在儿子这个十八岁，即使今天的四十多岁也想得、说得没这么周严。他满足，一个挑柴叫卖者不但做了业主，而且有了这么个超群出众的儿子；他高兴，有这样的长子，定能顶门立户，不但继承也必将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师恩赐，继在他手中发展的“德昌”。因此，乘高兴之际，他问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读完书，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他等待着儿子令他最喜悦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呗，将来让德昌一定要更红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见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老子的高高的兴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实业，投资大，见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值么？可他不忙发火，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以实业为本？唯有咱们中国，实业薄弱得可怜，国家也弱得可怜，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乡，生在清王朝，对那齐家，然后治国，国治，然后平天下的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话，望着儿子的脸：你小子再能，左不过尚未弱冠，竟不知艰难，奢谈起治国来了？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不先想齐家，却着谈治国——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对儿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他明明赞成，却由于那不快，只是缓缓地摇手，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支持着他，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只读了不到两年的经济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不及毕业，便通过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这所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业的经营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考，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终于谋得了一次机会，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隐隐地感到悲哀：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时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层人员，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尽情地争论。总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导引向正题，推波助澜，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总裁总是冷眼旁观，时而眼角牵动，时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争论中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但在总体的氛围里，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岁的宋棐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回来得正是时候，老子宋传典因买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当上了县议员，进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东凋敝，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个贾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学成归来，岂不是甚为及时？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担子，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许多主意，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儿子的目标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这小子真个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板，从基督徒到省议长，容易么？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这分量看在限内，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孙，至少是儿子记住，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业。因此，他搬进了省城济南。由县郊搬进县城，开办了个德昌号；由县城迁进省城，建起了发网厂，立起了德昌总号，益都的老字号与新设在青岛与潍坊县的新字号都是德昌的分庄。买卖做大了，而且连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变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变成了宋家的独资企业，儿子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岁时流露出的“发展实业”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纺厂，甚至连购买机器的国家都想好了！他虽在表面上淡淡又说了句“从长计议吧”，内心里却未免有些恼火，但这点火却很快被儿子的行动扑灭了。

　　竞选议长，兴建工厂，开办分庄，用去了宋传典的所有积蓄；而当上了议长，应酬花销激增，钱呢？没钱，莫说官场，连工厂也难以维持了。可当父亲正感燃眉，儿子已经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动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国留学，如今已在一家英商办的洋行中任职的同学，不动声色地拉来了一笔巨额货款，不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济南与上海间银元兑换铜钱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长利，一月间就净赚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盘棋。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连着就来了个双滚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发网庄几年来已遍布山东，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传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将德昌发网庄改组为德昌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出口花生、发网、核桃、地毯、草帽辫等；进口五金、电料、自行车、布匹、呢绒等。做了一阵子，生意蛮好，可是这绝不是宋棐卿的目标，他是决心要发展实业的。特别是留美中的认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工业先进，而且美国的财团巨头无不是实业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会就亟谋在实业上的进取。他以为既然中国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国，为什么要用英国的毛线，何不自纺？于是，他就瞒着老子进口了一部英国纺制毛线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纺织，英商卖给他的又是一部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也就销不出。无奈，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结果赔了几万元。这还了得？老子锱铢必较，茹苦含辛，非不听话玩什么实业，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实业，说是留学美国学商，居然也学起了纺织，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将军”（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张宗昌督鲁，听得“德昌”是家资金雄厚的进出口洋行，东家又是省议会的议长，就要德昌为他进口几台小汽车。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开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业大埠，近海多便利，经营进口最为合适。这主意却很“牢”，宋传典采纳了，可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养多年、办事牢靠的心腹华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并密嘱毕正宣设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举动，必须及时向他通报，并将宋棐卿的学友在公司任职，已成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归来的几个人也一律降职使用。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跑了，陈调元来了。张宗昌已刮地三尺，陈调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还当什么省主席？哈，一条肥鱼在这里——张宗昌唯一没刮的“德昌”！于是，宋传典就“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国府要清算军阀，何妨将宋传典列入张宗昌等的“四凶”之内？县今尚可破家，况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办令发了出来，宋家全部财产的封条贴了上去！宋传典百口莫辩，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现款，仓惶间，化装后连夜混进三等车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缉令发了出来。

　　于是，军警频频登门。

　　于是，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户纷纷伸手，通过各种途径：商会，省府、中介人追索货款，合同索赔，闹得沸沸扬扬。反而闹得陈调元不敢贸然吞下这块烫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觉得机遇来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灾，而是要收拾残局，保住天津这块阵地，以求救父与东山再起，兴办实业。

　　　　　　　　　　　　按着既定目标积极着手筹备

　　发展实业，像一团火，熊熊烈烈地躁动着他，他要把现代的经营机制引进德昌来，将德昌这个带着泥土味的字号和传统的封建老财式的经营彻底革掉，托出足以强国的实业来，让上流社会多一个名字：宋棐卿；让津、沪的工商巨子多一个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风中，两辆小车向法租界六号路驶去，在挂着“德昌贸易公司”的牌子门前，戛然而止。

　　年满三十岁的宋棐卿下得车来，后面是与他年龄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讯赶往车站迎接的经理毕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显得更成熟了，他虽内心里滚烫着对临头大难的愤懑与对乃父的担心，可脸上却平静如水，危难当头，宋家唯有他这么个主事人，是万万乱不得阵脚的，正相反，他要以极大的冷静，凭天津这个地利，靠“德昌”这点儿家底，寻求人和，力争尽快振起，设法出脱乃父的莫须有罪名。这需要一大笔花销哇，而他的家，除了天津这点产业几乎已别无长物了。

　　毕正宣可完全不清楚。初时，他还只以为少爷是来避难的，乃至少爷宣布住下来，自任经理，告知他举家迁津后，他才毫无准备地唯有诺诺连声。

　　宋棐卿要大做，绝不再像以往般，做几个赚几个。他的成熟更得力于购买粗纺机的失败，他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实施他的经营方式就必须有得力的臂助，华正宣是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因此叫毕正宣做主管帐目与往来文牍的副理实是难得的内务之助。可只有内务之助也只是一半，另一半，外务之助却更为重要。天津的老班底加上他新带来的人，无一足堪方面者，他要不惜重金厚礼寻求。终于很快地寻到了赵子贞。

　　赵子贞，曾经留学法国，专攻机械，更对汽车构造与性能专有所长，为人聪敏灵透，辩捷思谨，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兼公关人才，当时正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宋棐卿寻到了赵子贞，也诚聘了赵子贞，更礼遇重任了赵子贞，一到公司就任命为副经理。赵子贞也不负厚望，上任伊始就凭他出众的交际本领拉了一些上层主顾，特别是进口了“飞得禄”牌汽车，兜得飞转，自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业务。五六个月间，德昌财势大振，声名大噪，崛起于同业之间，扬名于津门内外，宋棐卿也成了热门人物。

　　名、利双涨间，宋棐卿分外镇定。一来，这还距他的目标很远，二来津门大埠，巨富如林，较那些巨头大贾，他也差得远，位卑而资弱。然而，总算是立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有了可靠、可资实现愿望的基础。

　　他首先要跻身于上流社会。

　　他动用了他的经济与人事的双重基础：一笔可观的费用，几个留美同学。他加入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团体——“联青社”。与许多著名大亨，如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北方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永利久大集团的李烛主、陈调甫，大陆银行副理胡哲甫，西湖饭店经理、大买办雍剑秋等共为社友。在这个社会高层的团体里，无论是置身其间的自愧不如还是经常听取西方信息，再加上一次大战以来新兴的棉毛纺织业的红火，就更煽烈、助旺他心中那团火，发展实业，办毛纺厂！

　　他不忘故土，山东大地，益都故居，他都甚为眷顾；可他又深恶故土的闭塞，深恶那陈腐守旧式的经营。因而，他甚为庆幸自己终于由闭塞的山东迁来了开阔的津门。他要办实业，也首先要为父亲解脱罪名。“青年会”的能量很大，陈调元又下了台，通辑令取消了，可宋传典也物化了；过度的兴奋激发高血压骤增，因而导致脑血管破裂，未及离沪，便遭猝死。

　　丧亲之痛，推心绞腹，不及交代便奔丧离津。可赵子贞不愧信人，亦不愧能人，经理不在，他一如在时，仍在尽力拉生意。在得到韩复渠（当时尚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欲向德昌订购一台“飞得禄”牌汽车的信息后，当即主动订约，殷勤周到而又甚为得体地亲自把一台新的“飞得禄”送进了当时尚住在北京的韩复渠宅邸：绒线胡同。乘机与韩复渠的副官长孟晓峰攀上了交情。他的学识、口才以及忠诚得体的风度都深得孟晓峰赏识，专门推荐给了韩复渠。赵子贞对韩复渠又以极内行的口吻畅谈了用汽车改装铁甲车的技术与军备的重要性，使韩复渠赞佩之余，大为动心。不久，便为他的亲信孙桐萱所率的二十师改装了四十部铁甲车，专请赵子贞协助。不仅在经济上大有益于德昌，即在关系上也使德昌受益非浅。没几个月，即一九三０年九月，韩复渠即被调任为山东省主席，“德昌”的买卖也因货贾于军、政两途而获利益丰，益都被封的财产也因而得到了启封，因而，也更调来了一笔钱——连根移植天津了。

　　条件具备了，毛纺厂梦该圆了。当时间推移到一九三一年，宋棐卿三十三岁时，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可靠的纺织技术专门人才时，他的二弟宋宇涵，这个留美一意学纺织的学子，学成归国了。

　　出击！

　　可尚未进军，只一略地，便深感实非易事，津门的地皮寸土如金！宋棐卿凭他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四出活动，终于辗转托请比利时商办的天津房地产公司，在意租界五马路（今河北区自由道）租到了一座附带数座仓库的办公楼，占地十五亩左右，月租白银一千二百两，租期十年。宋棐卿将那几座仓库略加修葺，就变成了厂房，只待进设备了。那套曾令宋棐卿首战败北的英国粗纺机一直依宋棐卿的安排妥善地保存着，如今，总算是派上了用场。厂房粗定，宋棐卿就立即派人日夜兼程地将一套设备运到了天津，经宋宇涵组织安装，厂房内首先具备了一定的设备能力，更委派二弟宇涵通过英商买得四套绒线机，行家弟弟自然不会像外行哥哥当年那样上当。

　　可以开工了么？不行，宋棐卿绝不匆草行事，他要大办实业，因此必须有专门的过得硬的技术专家。为此，他专门委托精明灵透、关系广泛的赵子贞全力物色，并给以决定全权，赵子贞再一次不负重托，拉来了张汉文。

　　张汉文曾留学法国，专攻纺织，恰好也是一位基督徒。学成归国不久，即在上海章华呢绒厂任工程师。章华是个老牌名厂，专织军呢与精纺呢绒，张汉文已在章华任职多年，自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成为章华的技术台柱。

　　要把这样的一个人从章华老厂中挖出来，谈何容易，赵子贞可谓用尽了周身解数，又奉上了优厚的条件：月薪银元三百（与经理的标准接近），配备专用小车一辆，由厂方承租一栋小楼为其安家。

　　宋棐卿开始了他全新的经营。

　　　　　　　　　　　 招股豪胜，商标定为“抵羊”

　　一上手他就把“德昌”这个传统内局式的牌号连同它的单一家长式的经营方式连根拔掉，说绝不再做代理经营，要真真正正地发展而且大大发展实业。

　　宋棐卿幼萌商志，不愿为官，何况其父一场议长梦，落个悲惨下场，使他更不想涉足官场了。可他深知，不涉足是一回事，借重它又是一回事。在美留学考察中，他强烈地意识到，福特财团的总裁看似不参与政治，对政治亦似不感兴趣，但是，他通过各种高级有益的娱乐活动，保持着与上层政界人物的频繁接触，以金钱与实力赞助着一些人在参众两院的竞选，不仅对议会，就是对白宫、五角大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作用。而当时的中国，倘无军政要人的襄护，实业家们几乎寸步难行。因此他不要做官，却要联官。另外，干就大干，既摒弃了传统的稳妥而又牛车式的缓慢的经营，就得放开手脚大作。厂房的租赁与改造，设备的购置，人员的安排，一开始就是大实业的架式。宋棐卿虽赚了较他父亲更多的钱，又转来了济南的家底，可经这一花，已所余无几，乃至捉襟见肘了。这势必严重地延缓发展速度。他不能这样干，一些重要的骨干，如赵子贞，也在看着，是让他们仅做个雇员，还是参与企业的股份，这是他们决定尽多大力，乃至决定去留的条件。益都的“德昌”初始是库牧师与库师娘安排的四股，守旧经营的结果，先两个后一个退剩了宋传典独资，这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也是老一套的必然结果。宋棐卿正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将宋家一家经营变成多家的股份公司。为此种种，他在厂子刚一定型，尚未投产时，便郑重地提出招股，办股份有限公司，并做出正确的招股决策。仰仗并全权委托副理赵子贞运筹，自然也郑重地申明了招股的理由特别是原则。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倘以他本人出面招取，一则他当时还基本是“人微言轻”，二则没有赵子贞那样的社交上高超本领与能量，三则，委托赵子贞，吸收了赵子贞的股份，也使赵子贞因有了进一步利害关系，并得到倚重而更增向心力。赵子贞有与韩复渠及其重要部属的交情，首途济南，在他的说眼下，韩复渠以其子韩嗣燮的名义投资银洋五万；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也动员其亲戚张慧中入股了五万银洋，一下子拉进了十万官股。加以宋棐卿又拉进了些山东老乡，很快集起十四股，总计二十三万元，并组成了以宋棐卿、赵子贞、宋宇涵、徐燕珊（宋棐卿拉进的股东，他在“联青社”的社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亲侄）四人为董事的董事会，由宋fei卿任总经理，赵子贞、宋宇涵为副理，并再度重申，赵子贞仍旧担任德昌贸易公司的副理。有了足够的资金，也有了较强的班底，毛纺公司武装完备。

　　厂名与产品的牌号，在现代经营中实属关系非轻的课题。它们往往不仅影响着实业的形象，而且也反映着主持者的心态。

　　现代经营意识强烈的宋棐卿，绝不掉以轻心，而是郑重地召开公司骨干会议，认真地进行商榷。在厂名的选定上，他首先否定了老字号“德昌”，并指出“德昌”老矣，且一直是代理商的土形象，再沿用于毛纺公司，势必易生仍为代理商的误会，老气横秋之外，叫起来也不响亮。他在形式上抛弃了这个老字号，也在实质上摒弃了老字号的老一套经营方式，并向人，首先向赵子贞表明，他已从感情上放弃了以往的独家经营。因此，在赵子贞的赞同下，取名“东亚”——词新、义新，位于东亚，要崛起于东亚，振奋国人，面向世界。于是，企业的全称就定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产品的牌号呢？第一批毛线曾以厂名为牌，称为“东亚”，可宋棐卿总觉得不尽人意，这是中国人自己用那些自产原本上用于出口的羊毛纺出的自己的“国线”，牌号应响亮地道出中国人的志气与雄心。是以，他于生产不到几个月，便又召集骨干会议，认真探讨。在宋棐卿扬中国人威，长中国人志，与外货抗争的主导思想下，赵子贞又根据当时外货的情况，提出了“抵洋”。顾名思义，自是抵制洋货的内涵。实是既响亮又有气魄，宋棐卿当即拍案叫好。可宋宇涵却觉得太直露了一些。然而，对于这个响亮而气派的名号，宋棐卿是必欲使用的。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实业救国，图的就是要与英日的纺织巨头们一较短长。因此，他的脑筋剧转：英商博得运厂的产品牌号是“学士”、“蜜蜂”。日商加滕洋行经销的产品牌号是“麻雀”。“蜜蜂”、“麻雀”、“麻雀”、“蜜蜂”，好，宋棐卿眼前一亮——变洋为羊，羊，特别是雄健、勇猛的抵羊，不足可以驱逐这两只小动物吗？“抵羊”又与“抵洋”同音，听起来具有那么响亮的抵制洋货的感受。两羊相抵，双角峥嵘，四日圆睁，毫不退让，这不也是企业的豪壮形象与拼搏精神么！“抵羊”，“抵羊”！东亚抵羊就是要争雄于世界！因此，宋棐卿在认定商标标准样时也格外苛求，否了不知多少精心的设计方案。最后，他命人带起相机，专门拍了多种两羊相抵的实景照片，这对抵羊也是专门选购、再精心训练的标准羊。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与用心的良苦。终于，在众多的照片中选出满意的一张，于是这极富形象力的商标便启用了。

　　　　　　　　　　　　　　　三局精彩的棋

　　竞争伊始，他下了三步好棋：弃车保帅，联手车，求和；以退为进，后手发动，四面图将叫杀，获胜；高射炮打马、车，取胜。

　　当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切准备就绪，正欲试车投产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意外变化：天津商界的佼佼者，仁立公司的总经理朱继圣也看准了毛纺，在其公司之下，大张旗鼓地筹建起毛纺厂来。“仁立”的经济实力之雄厚，手段之强劲，朱继圣名望之隆盛，都远非东亚与宋棐卿可比，“仁立”要建的毛纺是完整的从粗纺毛纱、粗毛织品，到精纺、染整、呢绒系列化大型生产模式，与东亚几乎是同日问世，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正如一盘己方尚未出车，而敌方已重炮当头，双车掐肋一般，很可能在强大对手的攻击下，被“大刀剜心”，使“东亚”夭折于竞争中。宋棐卿深知不能硬拼，唯有舍卒保帅，联车求和。他凭借着“联青社”社友的关系，具帖恳请朱继圣聚食一叙。朱继圣也是位非常之人，明达睿智，心胸宽广，识见不凡。得帖后，欣然如约，前往天津名气最大的雍剑秋开办的店如其人的西湖饭店与宋棐卿相见。

　　略一寒暄，两下里就座。两个年纪虽轻，但阅历甚丰、学识渊博、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企业家，宾主同辉。饭店是高级的，排场是宏大的，酒席是丰盛的。据有关文章记载，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和进行的。主人首先擎杯礼宾：

　　“年前家父一难，多蒙继圣兄鼎力相纤，小弟刻骨不忘，今日聊表芹意，实难补报于万一！”

　　态诚意切，毫无造作之态。

　　朱维圣举杯还敬道：

　　“数年前的往事，小弟无非略尽应尽之绵薄，何劳棐卿兄如此念念？我辈中人，理当相互扶持。何况如今同为社友，当年留美时亦可忝列同学，至少还都是‘十字架与宝剑会’的成员吧，同胞乡泽之外，在上帝面前亦为兄弟，卿兄可是见外么？”

　　宋棐卿边听边深为感慨地点头，听罢，喟叹一声，道：

　　“继圣兄说得虽是，可营救家父大恩，为人子者，岂可稍忘？倒是兄说及昔日之事，未免令小弟汗颜！还记得吧：在美国的一个晚上，我两兄弟扼腕于国弱民穷，立誓以实业救国的那场谈话，小弟至今仍耿耿在怀。救国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大力兴办实业，没有实业，无以扶民，无以养军，何谈强国、救国？这是兄与小弟的共识，岂敢稍有或忘？然而，兄台如今已在身体力行，小弟刚刚起步，汗颜之余，不揣冒昧，还望兄台多多提携。”

　　朱继圣深为他的旧情，特别是诚挚、坦荡的大义之情所感动，当即爽快地答道：

　　“你我同心，故交难得，又得新交共处，理当携手共进，但有所命，愿尽绵薄之力！”

　　宋棐卿面转欣慰道：

　　“小弟以为，举办实业，‘三北’（东北、西北、华北）的丰厚资源实不可忽，大有用武之地。东北无实业大家，而交通便利，产源丰厚；华北中原腹地，传统富饶之乡；西北古老而多畜，羊毛数大而价廉。而天津以早开大埠，吞纳‘三北’实是理想的兴办之地。实业不兴，则必三败俱伤：‘三北’的大量资源不为国用，民众守着金碗要饭吃，谈何脱困？此其一；其二，国货匮乏，必使洋货日趋倾销，自己的钱不断地流入他人腰包，国力怎能不更为空虚？其三，一味洋货，一味依赖洋人，必导致民众的依赖洋人，崇拜洋人的心理增长，因而相应地削弱了自强之志，消长之下，唯有亡国一途。是以小弟不揣力薄才微，知其难而行之，筹建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实本于兼顾‘三北’兴办实业以救国的素心，倘不得兄台相容，小弟唯有中止此愿了。”

　　这番话，说得尤为推腹倾心，朱继圣待着聆听毕，正容道：

　　“棐卿兄如此坦诚相待，不泯昔日雄心，且更胜于昨天大志，令小弟不只钦佩，亦受教匪浅：说句良心话，津门毛纺诸公，如下野的旧军阀曹锟子侄辈，虽所办的恒源毛纺厂投以两百万银洋的巨资，可在小弟眼里，无非是个臃肿庞杂，虚浮孱弱的空架子，那些酒囊饭袋，不堪一击。今日听见台的一番宏论，识远而谋深，虽以不足三十万元起步，但确实是小弟竞争上最强的对手。然而，实业大计，救国共谋，根本所系，唯有相互提携一途可循，请兄放心，仁立只有支援东亚的一面，而绝无妨害东亚的一面，此酒为证！”

　　说罢，举酒一饮而尽。

　　宋棐卿亦兴奋万分地举酒还礼，连声称道；

　　“兄台如此大度宽仁，网开一面，使东亚得以生存，日后东亚的一切，即兄所赐，来，请再受小弟真诚的一敬！”

　　酒酣意畅，两大家的秘密会晤更增进了情谊，至此方真正地结成了至友。朱继圣更进一步爽快而主动地向宋棐卿介绍了羊毛市场的总体趋势与详细现状，以及有关毛纺织品经营生产方面的经验。并主动限缩了仁立的生产门类；集中以为传统的出口地毯提供纺织毛条，与生产销售制服呢及斜纹呢为主，让开东亚的毛线一路。最后，真诚地祝愿东亚能背靠“三北”，立足津门为实业救国而飞黄腾达！

　　宋棐卿于还敬还祝间，几乎落下激动的眼泪：多么难得的友情，多么难得的心胸！介入商界几年来，他领教的只是尔虞我诈，同行是冤家已成了一些生意人的信条。竞争无情，人有情，自古惺惺惜惺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这一美德在朱继圣的身上具体化、现代化了。

　　朱继圣为宋棐卿让开了一条光明大道，宋棐卿弃车保帅求和了第一盘棋。可道路岂止一条，棋也不能只下一盘，头三脚难踢，他只凭实业救国这个大题目上的共识，踢开了第一脚，接下来的第二脚、第三脚却是真枪实弹的遭遇战了，这就是应对一家洋行兜头泼来的中伤脏水与后起“祥和”拦腰一记的釜底抽薪的严重挑战。

　　有宋棐卿的现代式经营手段，有赵子贞一类的公关与管理人才，有张汉文那样的几个技术专家，有朱继圣那样胸怀坦荡的实业家的让路与支持，东亚很快就名声鹊起，“抵羊”四出，在天津的市场上崭露头角，且大有独领风骚之概，这不能不引起同行的嫉妒与担心，也自然不会不有所举动，首先发难的是一家洋行。

　　这家洋行位在上海，是一家由中国人代理的专门经营进口毛线的洋行，虽是中国人，却甘为洋人之仆，心理也居然变态为半洋半土，而且每一半都不是那“出产”国的优质部分，而是洋破烂与土杂碎的混合！背靠主子洋洋自得，谀媚洋大人则十足奴才，欺凌国人俨然半个主子，还自得于肥利之中而不羞耻！

　　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但产量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别是那“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更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恨鼠连累大眼贼儿，连一切外货都打入了不受欢迎之列，“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门，直达内地、沿海，增长之势仍在看好，而洋行本因一个“洋”字而消沉，如此一来长时间更形明显。依洋人之势豪横惯了的洋行代理商气急败坏之下，竟不顾起码良知与道德。反诬一口，竟放肆地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望风捕影地硬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质量，那么物的销路，那么大的产量？抵制日货吗，何不抵一下“抵羊”？好卑鄙，好阴损，也好险恶！

　　消息出自报纸，来自经销大户，人们又无由鉴别，自然会影响“东亚”的销售，甚至有人登门叩问真伪，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门隔山重炮远远地震天价轰来，这盆脏水斜刺里甜头泼下，做为三军主帅的宋棐卿，一不惊惶失措，二不采取正面回击，而是高姿态地走出一招迂回跳马的好棋：立即商请工商与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与他新进深谊的“仁立”总经理朱继圣，一直关心并欣赏他的大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与他来往较多，对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团的实业巨子李烛尘等出面，转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以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部门与团体主持公道与以为声援。同时，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上海滩上素有名气的大律师江庸），以为公开斗争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广智深的赵子贞南下寻求社会途径，说动以上海社会局局长谷良民为强大后盾的华南潮帮帮会头目杜之绅出头，从私的角度干预。待这一切“备战”的紧张活动就绪，宋棐卿就正式地以报纸的严重声明首先回击报纸的发难，在十几家报纸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证启事”，吁请全国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线是以日货为冒充的证据。倘无人提供，则中伤东亚的洋行就必须拿出他们持言的充分实据来，否则，将诉诸法律。

　　“启事”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发重炮弹，对炮互攻，也是总攻的信号，宋棐卿已联络好的上层人士与社会势力、工商界组织一齐行动，展开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战略反击，渠道之多，来头之大，攻势之猛，使那个骄横已惯却又愚蛮的洋行代理商，迎战不暇，焦头烂额。初时，竟因骄横已惯，全不将小小的“抵羊”放在眼里，岂知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锋力猛，一跃反击，就令他措手不及，阵线瓦解。而接踵而来的是，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以沉默对待宋棐卿的“启事”。时间是无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时间过去，各种报纸便连篇累牍、劈头盖脑地向他发出了谴责，斥他打击国货，骂他为虎作怅。这在反日排外、热衷实业的大气候下，无异斥他为魔鬼，骂他为败类。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夹攻，他一个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这是洋奴成性害人终害己，又怨得了谁？又谁个同情于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极端劣势的情形下去与被伤害者对簿公堂，那下场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丧失了洋奴的威风，转而低声下气，辗转托人说情，求得东亚的谅解，以登报声明辟谣，公开道歉，赔偿一切有关损失，才得以解脱，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则奔在一九三四年。

　　竞争是无惰的，然而，竞争也应该是公平的。商品经济愈趋向现代化，竞争愈显出它的公平、合理与正大的属性。那种不择手段，动用阴谋以击垮对手的过时了的竞争，则在历史的发展中，愈来愈站不住脚，愈来愈被社会文明的进展所不容，即使一时侥幸，也难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涌出了一个新的毛纺厂家，名字叫做“祥和”，兴办人叫袁绍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学府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赴美留学专攻纺织的学有所长的人物，曾办了多年的染厂（字号“华光”），创下了较好的声誉，也在天津工商界颇具影响。眼见得外货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线又如此大受青睐，他又食指大动。他以为，虽说都是留美学生，可在纺织上他要较宋棐卿优势得多，而兴办资金也比“东亚”兴办时为厚，自信办家毛纺厂，一定会胜过“东亚”，因此，他迅速地办起了“祥和”。“东亚”在前，已走了两年，是他晚办的“祥和”的压头对手，因此，他在筹办之初，就加进了竞争参数。不过，手法却很不“祥和”，也是因为以常人的标准过低估计了宋棐卿，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动用高薪，挖走了东亚一批工人与职员。他以为这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充实自己“祥和”的实力，又可以通过釜底抽薪之计，让“东亚”沸沸扬扬的“汤”落下滚儿来，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场。待“东亚”经过一番挣扎再缓过气儿来，“祥和”已站稳了脚跟，反过来以优势的先入者来威压“东亚”。

　　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东亚”刚由稳定走向兴旺，正自春风得意，欲平步青云之际，突然釜底一冷，脚下一沉，登时一阵冷落，周身不适！一时之间，大批的技术工人与经营里手，纷纷辞职，井然有序的厂里出现了混乱，热火朝天的生产呈现了萧条，就像是一架开足马力的船，突然减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横，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当即行动，敦请“东亚”的股东之一，南开大学的资望甚崇的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求袁绍周退回这批职工。可袁绍周虽十分敬重老校长，却因利益既得，而这批职工在保证“祥和”所产“飞艇”牌毛线的质量与“抵羊”不相上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亦已颇为畅销。如此下去，此长彼消，要不了多久，“祥和”所产的“飞艇”就会将“东亚”所产的“抵羊”取而代之。他将产品牌号取名“飞艇”，就蓄志非小，“飞艇”是飞机的别称，对“抵羊”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那些洋货中的佼佼者，“蜜蜂”、“麻雀”，自也是“高高在上”，他很欣赏他的那一招高棋：槽头牵马，反手卧槽，这一军将得“东亚”措手不及，实难补救。因此，他拒绝了老校长代宋棐卿转达的要求，满以为必操胜券，宋棐卿不久就会认败服输。倘不甘破产，也只有为他兼并的一条生路，因而未免有些陶然自得，纺织起了美梦。可是，尚未待他美梦得圆，便被晴天霹雳似的一记“高射炮”声所惊醒；宋棐卿于危局中驱“炮”出击了。

　　请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人，实是宋棐卿的先礼后兵。原冀同行之间息事宁人，本也不抱多大希望。可只这一先礼后兵，就使他占在了理上，得道多助，而置袁绍周于寡助。他也就师出有名了。正因为对和平解决没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张伯苓走进“祥和”的同时，他也步入了“仁立”，请他那位老同学新朋友朱继圣出力相助。朱继圣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东亚”临时应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稳定了，“抵羊”又稳稳地占住了市场，而且由于对方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励了“东亚”上下的士气，同仇敌忾，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反而更上一层楼。

　　宋棐卿要以牙还牙，组织更猛烈的反击了。他首先调动起了股东优势。

　　正是为了强化企业实力，宋棐卿才拉进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股东，不少在天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东亚”，自不会坐视“东亚”由火腾腾上升因遭暗算而跃落，何况又有总经理的面恳？于是，商会之外，一个名为“线业公会”商界同业组织便应时间世了。“线业公会”，顾名思义，是棉、毛、丝三线生产或销售厂家的同业组织，会长就是经销“抵羊”毛线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隶属于总商会，几乎囊括了经销毛线、丝线、棉线的所有厂家与百货店，对内协调各家的关系，控制了价格、市场与商品的分配；对外代向官方交涉有关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中小业主利益的作用。会长是“东亚”的关系人，“东亚”又在组会时捐了一笔费用，开宗明义第一桩就是协调了“抵羊”的市场价格，使其利润相对地得到了提高，有此种种，谁还宁肯少赚而去经销“飞艇”，得罪“东亚”？

　　你不是“飞艇”吗？赵子贞提出搞个“新武器”：“高射炮”！用成本低廉的国产羊毛纺织，只保住成本线销售；再利用“抵羊”的副产品出一种“双羊”以致成“群羊”、“王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的羊系列副牌产品，于是，天津的通行大街，一些商号门前便如雨后春笋般竖起了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广告牌，“高射炮打飞艇”；于是便出现了“双羊”伴送，先是买二送二，渐次买一送一。热热闹闹声势浩大地向“祥和”展开了全面进攻。宋棐卿为了加强火力，又专门宴请了一位叫做郑润卿的走街串巷的灵通人物，这人毫无资本却甚有能量，也成了宋棐卿的同盟军。进攻中，宋棐卿又进一步巩固了阵地，一以道理，向“东亚”的员工广为宣讲本次商战的起因与目的；一以经济手段；决定每月从员工的工薪中扣除一定比例，年末加倍发还，名曰“蹦蹦利”。比如，工人每月扣除一元，年末则返还二元，倘中途自行退厂，则不予返还所扣部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话说透了，员工们对贪利跳槽者无不切齿痛恨，甘愿将这扣除部分改为捐献。人心大振，凝聚有力，宋棐卿自是高兴万分，激动万分，谢绝了员工们的捐献，就此进一步进行了战斗动员。士相严整，车马炮一齐出击，仅那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就已使袁绍周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仗是他挑起的，如今反而转为仓皇应战，顾头顾不得尾，再无办法也得甩价销售，忍痛应付，没有多久，他那本已不太丰厚的资金便见告匮，股东们见袁绍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节节败退，败局已定，便纷纷索债般讨起股金来。四面楚歌，又祸起萧墙，袁绍周已进退失据，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深悔当初一招失误，引起满盘皆输。可又不能硬挺，只得老着脸皮再去反转来求告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调停。结果，“祥和”将全部设备加尚存资金，一并做价为三十万元，以入股的方式并入了“东亚”，做了“东亚”公司下的一个分厂，厂址仍在原来的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路），厂名却改成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一个不慎，决策错误，本欲迫使“东亚”向他“祥和”投诚，以“飞艇”压倒“抵羊”，却不料东亚的“高射炮”的火力太猛，终于击败了他“祥和”的“飞艇”，反落入了“羊”群之中！

　　他悔，他愧。

　　宋棐卿却不自骄，亦不盛气凌人。

　　真正善于经营者，在激烈的商战中自当“分毫不让”、“寸土必争”，绝不手软。可一旦竞争的对手认败服输，绝不赶尽杀绝，相反，应伸出友谊的手拉对方一把，才算得有气度，有良知。更何况对手既能坚持战斗许久，必有其长，因此而毁了他，岂不是使社会失去一个有用的人才？

　　请老校长居上，宋棐卿与袁绍周这位昨日敌手，今日的股东坦诚地公开了他在这场商战中的每一环节的具体安排，并肯定了袁绍周在经商特别是办纺织实业方面的长处与本领；袁绍周也表示心服口服，日后甘为部属。宋棐卿也当即表示愿聘袁绍周为东亚公司的业务部主任，袁绍周也欣然接受了下来。（第一分厂的主任已委了曾追随宋氏两代多年的李静山。）一度合作愉快，后不久，由于袁绍周去经营了华光染织公司，才辞了职务，只做股东了。

　　一和两胜，三局棋下过，“东亚”更盛，宋棐卿实业救国之心较“东亚”尤盛！他到处宣传以至演讲实业救国的道理与方法，直至上书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痛陈为救国强国必须扶持实业的道理，使孔祥熙颔首称善。宋棐卿愈加孜孜以求。

　　　　　　　　　　　　　　“抵羊”占尽风光

　　生产起步，“抵羊”的牌号较实物先行。他使出周身解数，施出多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紧锣密鼓、直墨浓彩地宣传“抵羊”，“抵羊”名上云霄，身登显位，大展“抵羊”雄姿，大显“抵洋”功效。

　　还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司成立之前，宋棐卿在物色专家同时，就物色下了宣传能手，他要使舆论先行。因此，在确定了“抵羊”牌号之后，有关“抵羊”的宣传手段已先一步实施，牌号先实物一步传向了四面八方。

　　以广告与相应的手段扩大企业与本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使其以崭新的形象传播久远，深人人心，甚至熟悉得开口欲谈、沉思必想的程度，是现代化经营不可缺少的最佳手段。

　　首先，宋棐卿在做广告上是重点放在最佳环节，普遍铺开，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心。

　　其次是实物宣传，亦无所不尽其极。

　　做广告，宋棐卿的手段很多，也很高，大体上说可分为：

　　制做永久性的广告牌。繁华去处绝不遗漏，而且越是繁华，他的广告立得越超群出众，必欲以势夺人。例如在官银号设置的灯箱，就甚有威势，甚为显眼。官银号地处通衢，在天津市东马路与北马路的交接处。明与清代之初，天津尚只是个卫所，隶属于山东静海县，这里就是卫所所在地，后来天津卫由于近海开埠得早，遂扩大为天津市，人们仍以天津卫沿称，而这个交汇路口则更为繁华，被当地俗称为“东北角”。由于洋务派头子，清廷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在此处设置官银号，被叫出名。自清末至抗战，此处一直是繁华之所，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与许多繁华处吻接：就近即是日租界，西行一过路口就会过界。东扼金刚桥，桥接大马路（今中山路）；北通沽衣街，街连北大关；南起南马路，路达南大门。天津人说：这是天津卫最哏儿的一块“中国地儿”。如此冲要地界儿，宋棐卿拉上好友朱继圣第一个大下了功夫。你好瞧吧，就在那最显眼的地界，就在那人们出入“正兴德”、“五和”等大商号的必由之处，瞧见没，那大灯箱！好家伙，一码儿的一对两只，只只三丈多高——那叫十多米呀，好嘛，得花多少钱？甭提这么大的灯了，就看那箱上的字吧，大老远就瞧得真真的，好功力，好清爽！正正中中，一只上两个大红金字，一书“天马”，一书“抵羊”，羊、马行空，赏心说目。赶情这不是卖的羊、马，是人家两个厂子的产品，那上边不是标着呢么：天马头上是“仁立”，“抵羊”角顶是“东亚”，下级的字也是龙飞凤舞亦很醒目：“国人资本，国人制造”，好爽悦人眼，好振奋人心！如此巨大的灯箱，入夜以后，特别是人定店关的月黑之夜，更显得格外明亮，整个路口一派光辉。这是嘛？咋这亮堂堂？不知者必由于好奇而问，待得到答案后必也是一番赞叹；左近消夜者，往来夜行人，这多方便，还是“东亚”“抵羊”、“仁立”“天马”好，好极了！

　　在繁华的南京华楼迤北，“天津国货售品所”的楼顶特写似地安装着一组八个大字的霓虹灯：抵羊毛线东亚国货广告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之处，只要具备扩大宣传条件的地域或设施，宋棐卿就不惜工本地必欲一做。

　　例如，东亚公司兴办不久，有人在日本租界内兴办了一家娱乐场所，取名“大罗天”（故址在今八一礼堂）。开业之初，自然要大大酬宾，又是新场所，亦不乏猎奇逐新的富足之辈，宋棐卿认准了这是一个做广告、接受广告、传播广告的很理想的去处，便向“大罗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处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的要求。这要求使“大罗天”老板吓了一跳，好嘛你老，我这可是刚来，你老就上来了，这是日租界，你老那两只大“抵羊”别叫人家日本人搞毛线的看了烦，惹得起人家么？可这位老板也不便明白的拒绝——都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不想达成生意的高招：您老要做广告么？好嘛来吧，这钱可是少不了的，多少？漫天要价，一个字——听清了没？是一个字，一个月——记仔细了，是一个月，一千元——别马虎了，是一千元。这三个“一”你老可是别就地还钱！成！宋棐卿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交上了四千元。于是，新娱乐场“大罗天”的入口处便赫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刚把门似的四大广告牌，甭说那牌子的大小，就那字，一个就六尺多高，中等个的人举起手来够不到顶！这大代价做广告，谁这么大的手笔，什么东西这么值得破费？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东亚公司的产品“抵羊”是嘛玩艺儿？——那四个大字不是写得明明白白：“抵羊毛线”。新建的又在日租界的“大罗天”，可说是往来无穷汉，出入尽富翁，用毛线么？在那儿见过，是叫“抵羊”，那么肯花钱，必是个好产品。更有一层深意：传扬出去，人们定会说：好家伙，这“抵羊”可真是名副其实呀，居然闯进日租界里去扬名儿，好胆识，好骨气！这样的实力，这样的气派，不买国货岂不在“羊”前丢人？买国货而不买“抵羊”，岂不是目不识货？这题外作用，又怎是那四千元衡量得的？也有人向宋棐卿建言：放大地宣传“抵羊”，却对“东亚”只字不题，未免失之偏颇。须知国人传统，历来是重店而附之以货，店的名声大了，买卖自然好做得多。宋棐卿却说：老一套是老一套，我正是要反这老一套。老一套是内局式的买进卖出，啥行好干啥；新一套却是产品定型，开放型经营，产品领路，质量、信誉当先，产品出去了自有人来找你，我但愿人人只识“抵羊”，不知“东亚”，只认货，不认人，这才足以保障发展！宋棐卿五十多年前的产品广告观不是与今天的十分相近了么？

　　在报纸上登载。报纸在电视等现代手段未兴之际，是最好最可靠的宣传媒介。人们当时读新闻，找信息，最好途径也是报纸。因此，在报纸上登广告是影响甚大的。宋棐卿登广告也是不惜重金。且不仅一报一时的，像《大公报》这样举国闻名，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与《益世报》这样倾向面较明显的专报，宋棐卿都买下整版整版的版面，大作广告，并且不只一度。

　　在电台上播发。原来只是在早晚节目中穿插。后来，为了宣传有效，宋棐卿亲自出面与托人代办，重金礼聘京剧名角，或曲艺界知名演员为商业电台演出节目兼做广告，手段已与今天相似，已形成专业性广告，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二家。

　　利用其他文艺形式。向电影院付酬加演幻灯片。这在解放初是常事，可在当时却没有多少家；出资组织演唱会、文艺晚会作产品宣传；雇用军乐队，热热闹闹地先导，宋棐卿亲自带领队伍上街，扛的扛，抬的抬，拿的拿，各色标明厂名、品名的彩旗，各式各样醒神悦目的斑斓鲜艳的宣传牌上的“东亚”、“抵羊”与生动、放大的彩绘商标如游龙走凤，吸引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随观者。在行进中，宋棐卿不时地向随观者致意，有甘为呐喊助威或表态支持者，就相应地赠送毛线，让人们既看熟了“抵羊”的名号，也身受了“抵羊”的实物，宣传效果甚佳。

　　利用社会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当时的社会活动是比较多的，如教会活动，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商会的活动，商界同仁的联谊活动，地方帮会活动等等，几乎是周周不断，宋棐卿也就次次不落，抓住活动契机，大做商品广告，亲自宣传。更通过关系争取到教育团体的邀请，去做兴办实业、提倡国货、宣传“抵羊”的演讲，在天津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几乎无不涉足，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甲级商科学校、培德女校以及英国汇文与美国圣约翰教会学校等等；外地学校也适机必用。他的母校，故乡的齐鲁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自不待说，连设在烟台、青岛等地的教会学校，他也争取去演讲，去宣传。

　　对经理商家与代销点的广告优惠。宋棐卿规定在原留利的基础上，再做出千分之五的让利，做为经销者的宣传费用，并鼓励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经验收合格，由“东亚”追补费用，而让利费用照常；倘宣传不力，永久性广告牌不合格，则中止供货，不再委托其经理。当时“抵羊”走俏，又得政府保护，谁不愿意经销？而且设立广告牌不仅对销售有益，往往也在经济上有益。设在自家号前的自有东亚付款，设在繁华地点的更能赚东亚一点儿钱，何乐而不为？有此种种，“抵羊”毛线的广告牌在全国七百多家经销与代销的商号门前与许多城镇的繁华路口如雨后春笋般醒目地纷纷而立，名满全国，广为人知，甚至如今东北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毛线，犹说“抵羊”！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举办展览，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甚至做为具体规定：同仁中，凡有通报各地举办展览会消息者，奖励银洋二十元；凡有促成东亚参加展览会并为东亚谋得有力地位者，奖励银洋一百元；凡有为“抵羊”公开展览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实可行者，亦奖励银洋一百元，并另赠“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寻求、亟谋参与，“抵羊”的展览几乎经年不息，“东亚”已不仅在东亚，在东南亚也驰誉享名。而且，展览形式亦不断翻新。如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

　　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欢迎、了解与《方舟》关系密切的“抵羊”，更何况“抵羊”还不时地活脱脱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这样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宣传“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说也“抵羊”，家里、厂内，交际之间，无不“抵羊”，逢会必强调“抵羊”。在一次高级职员会上的一番话，正是他对“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说：

　　“东亚这篇文章的大题目就是毛线，一切遣词用字都不能离开毛线。而毛线要靠毛线养。所以，我宁可放弃德昌的‘飞得禄’，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还用‘抵羊’收尾。别人交往应酬多是请客吃饭，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却是某某饭庄的厨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应酬中尽量是赠送‘抵羊’牌毛线。有人说我这样是侵犯了股东分花红，其实，这正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宣传东亚，没有毛线，就没有东亚，自然也就没有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是需要东亚同仁平心静气多加解释的。”

　　连夫人也被他调动了起来，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场合，见到宋夫人都会发现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编织着什么，其熟练程度更为令人惊佩；一天能织一磅多毛线量，而且细密、精巧，花样翻新，高速地编织出来，再快速地送了出去，这特殊的礼物自也宣传了“抵羊”。

　　由于长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灵活多样、无所不尽其方的宣传，“抵羊”在洋货倾注的高压下冲刺有力，走向全国，畅通无阻，在许多民族实业产品出路难中，独树一帜，奇迹般地突飞猛进。这固然有着许多经营上的关系，而格外地注重产品宣传这个现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为接近，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宋棐卿的经营意识是超前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现代化经营意识最浓烈者之一。

　　　　　　　　　 “东亚”厂内会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绿洲

　　在陈旧的习俗包围中，他高举起《东亚铭》，向现代式文明进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小环境”，新鲜而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绿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经营中，也有着花花绿绿。然而，尽管只从形式上看，也脱离不开传统的张灯结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败絮在其中，环境氛围除热闹些外，很难寻求些进取的迹象，更不消说制度管理，目标规范，精神建设了。甚至有的企业，竟以为多余，只单纯将眼光盯在赢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标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设方面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资金的。

　　一个企业的内部形象，往往反映着它的精神面貌、经营情趣，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视他的企业的内、外形象的，一进东亚，便觉得爽然一新，虽每日里都有数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线的频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见其脏亵，也不见其零乱，办公楼、厂房都给人一种洁雅脱俗的感觉。进入公司内部，第一观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设中“标语上墙”、“目标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大饭堂里迎面显眼的大墙上则是用黑油漆刷写的巨幅横额，明晶晶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

　　且每字之下，俱以英文对照。

　　左方，及人稍高地立着一块特殊的标语牌，这牌不是单面，而是数面叠合，面面都是浅米色胶合板，精裱细装，形同书页，可供翻阅，一体的爽目黑字，扉页上赫然标示：“东亚公司主义”，逐页翻去，便是这“主义”的总括内容：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

　　右方，对村而立的也是一组标语，标明着：“东亚公司厂歌”，看下去，那歌词中有：

　　工友齐努力，实业救国，实业救国，中华得振奋。

　　爱护东亚，精诚团结。

　　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织纺生产。

　　尚有一分更为重要的要人人必有、家家必备的公司要求标准《东亚铭》，亦即东亚公司东亚同仁的座右铭。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每个职员的座位旁，在每一个正式职工的家里的正面墙壁上，都悬挂起这印制精美、裱装于精制的镜框中的《东亚铭》，铭文共分九部分：主义，公司主义，做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耶稣圣训。每段铭文均采用格言与韵语式，简明通俗，读来上口。易于记忆，也较为切实可行。

　　这些不是摆设，当时也无须做出样子来供什么检查部门检查。横幅、标语、《东亚铭》自然并不必检前一陈，检后一边扔，正相反，总是维护其清新。检查也是有的，只是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他们自己。

　　为了保障这些精神建设不致流于形式，也为了更扩大精神建设的范围，并使其不断深化，扩展，宋棐卿着意留心选择专门人才，特聘了曾在国外留学专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主持对职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训练。宋fei卿是因事聘人，恰好何博士归来，当即重礼聘用，后来成了他的妹夫；绝非因人设事，先成为妹夫，后聘为人事部主任。是宋棐卿重视精神建设，才专设机构，重聘专家的，可见他用心良苦。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实属难能可贵，具有独创性，现代性意义，贡献非小。

　　在宋棐卿授意下，何清儒用心编写了《东亚精神训练讲义》，出自博士手笔，又加以用心，自是甚有价值。《讲义》还分为甲、乙两种本，印刷成册，分发下去，甲种本供向职员们宣讲，乙种本则面向广大工人群众。

　　而且，宋棐卿做为制度，规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为宣讲时间。届时，各车间管理人员须及时召集本车间员工认真听讲，做为考核手段。职员们每周还必须参加一次公司举办并出资的全体职员聚餐会，有时还邀请部分工人，一般都是由宋fei卿亲自主持。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端肃。会上，除总结式地对各部门主管至每个职员提出表扬或批评外，必由宋棐卿对“东亚精神”进行一次宣讲。对此，宋fei卿犹感不足，不久后，索性将全厂工人编组，分批脱产专门学习，每批两周，并举办了专门的培训班，叫做“东亚精神培训班”。办班期间，除工资照发外，参加学习的工人还可以一日三餐免费享用公司提供的丰盛的伙食，还可有组织地外出参观，一般都是教堂、学校、孤儿院，也参观监狱与其他工厂，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实业救国的意念，增进文明进取的心态。一批一批地轮流，而宋棐卿却一直坚持在讲坛，他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是掌握着“东亚”与“德昌”的大经理，已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显赫人物，是高级人士，可他没有甘于高高在上，坚持为培训班工人学员讲课，力争与工人之间的沟通与淡化隔阂与差别，对拿工薪不付学费又享受优厚待遇的工人学员来说，他是在尽社会义务，是以知识为工人服务。直到如今，“东亚”尚存的老工人谈起来犹如在眼前，备感亲切，与同辈外厂人相较而自矜，自慰。

　　别看宋棐卿仪表端庄，平素里不苟言笑，可他一在台上讲起来，就似变了一个人，一改常态地谈笑风生，声音洪亮，用语有力，表情丰富，妙语连珠，人也平易，话也平易，极易感染听课的工人。他一再强调要以基督教义为本，发扬敬业精神，宣传“劳资互惠”，“劳方就是资方”。

　　有尚存亲聆其语者回忆说：宋经理，特别会讲故事。并举宋棐卿在向员工赠股会上讲的一个故事为例。

　　宋棐卿一直积极提倡并认真推行他的“让员工都成为股东”的设想，除吸收员工股份（哪怕几元）外，还在年终岁尾时按“花红”分得量（实际上是利润奖励）不同数量地向员工们赠送记名股票，经年后可凭票获息，亦可转让。在一次这样的会上，他讲了下面的故事：从前，一家三股分家时，婆婆赠给每个儿媳一颗麦种，大媳妇不屑地一丢；二媳妇不以为意地一嚼；唯有三媳妇却经心地种在了地里。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收获了一大批麦，两位长房却仍两手空空……

　　宋棐卿还将工业革命时的英国的一个理发匠由于苦心钻研发明织布机而变成巨富，美国的一个穷工匠发愤图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一类事，编成故事，讲给工人听，印给工人看。

　　《东亚精神训练讲义》中，尚有一章叫“实业困难”，讲的是当时的国家经济现状，内弱外欺，洋货倾销，有钱人只顾享乐，放高利贷而不肯投资实业以多养闲人，多产国货，图存图强，以致国人不识国货，令人痛心。为此，每个从事实业的人都应争一口气，忍辱负重，努力做事。

　　他如同格外重视工厂的外观与内视的形象一样，强调员工的仪表形象，他要使他的厂容厂貌，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物至人整齐划一地现代化、文明化，容不得一点儿的低俗。这在当时是难有其匹的，即如现代，也是可行的。

　　“东亚”公司对工人的仪表要求是严格的，从着装到精神面貌都有具体规定。比如，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蓬头垢面者，均不得入厂。宋棐卿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营“东亚”公司多年，身在公司里时，总是穿着那套整洁的旧西装，不系鲜艳的领带，东亚的女工也从不许打扮得珠光宝气，妖艳骇俗。基本上都是淡雅的一袭旗袍。公司发放的工装，从厂长到工人一律布质制服，统一着装。因而，一到大型集会或活动，一拉上街那整洁划一的着装，那惯以军营约束的整然有序的队列与步伐，那意气扬扬的精神面貌，那行进有致飘飘洒洒的各种彩旗，不禁令观者耳目一新，嘛？这是便衣军吗？咋这哏儿呀！——“东亚”的嘛，看人家，厂是厂，人是人，货是货，那才真叫哏儿呢！人称羡，厂传名，声誉自更隆，宋棐卿也常常为此而自豪。

　　宋棐卿还通过办内部刊物《东亚声》与其他种种方式坚持对职工的培训与教育，有时不惜占用生产时间，可谓不惜工本，用尽苦心。“东亚”人在历史的风浪中，极力以公司利益为重，对宋棐卿一向乐从，与这种举措，关系重大。

　　劳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处理得妥善与否，是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兴衰的。

　　宋棐卿是怎样处理的呢？他强调“劳资合作”，“劳方即资方”，并设法使他的员工们认识到兴办实业的社会作用，他更关心着员工们的教育事业，也关心着福利事业，关心着他们的生活的发展。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关心并且大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是宋棐卿又一突出之点，可谓贡献非凡。

　　人事部企业教育之外，宋棐卿还在“东亚”公司内又支持组织了一个“东亚青年会”，下设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与群育部。多半由公司具资，大办群体活动。

　　德育部下，又设有几个小团体，如“读书会”、“道德研究会”等，主要活动内容是研究、宣传、推广公司的“东亚精神”与基督教义。旨在强化员工队伍的道德意识。

　　智育部，顾名思义，旨在努力于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与认识水平，以期使整个队伍的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们热心地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与现有队伍的文化水平，有效地深入浅出地编写了一些工人课本与教材，组织起职工夜校，开办了四个民众教育班，依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甲级班设有国文、数学与普通英语，修完全部课程，学员的文化水平可达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乙级班开设的是国文、算数、常识、初级英语，通过补习可使学员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丙级班与丁级班其实都接近于扫盲班，开设的也只有国文、算术、常识，通过补习冀使学员文化达到初小（四年）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丁级班是女工，国文也只开《千字文》。教师来源有二，一是以厂内员工能者为师，一是从社会上聘请知名教师代理任教。

　　从前面提到的“东亚精神培训班”加上“生产管理学习班”（也是轮流脱产与集中培训的学习班，由宋棐卿主持，宋宇涵讲课，旨在提高人员的管理素质），加上“民众教育班”，形成配套系列。职工的修养与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明显的提高。当时也有些个人企业家办班的，但都基本上侧重于技术，像宋棐卿这样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进行教育实未听过尚有第二人。

　　文化课也与精神教育一样，宋棐卿更有时拉上他的弟弟宋宇涵，亲自登台授课。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水平相当高。在教授英语时，他往往高了兴，就说些英国俗语，与使用英语说些中国歌谣，有时候也叫起青工与他用英语对话，自是应对不及，引起哄笑，他也分外愉快。

　　夜校之外，公司还设了图书馆、阅报室。藏书上万册，报纸十几种，书购精华，报选正大。

　　体育部、群育部则分别负责厂里的文体活动。将全厂员工依其不同爱好编组为三十六个运动队：足、篮、拍、网各种球类之外，尚有体操、武术以及各种田径运动，由公司具资购置了足够的运动服装、器械与各种球类，几乎是不成文法则：每天至少训练四十五分钟。公司还特地具资租养鱼池并雇人养鱼，供员工于休闲时垂钓寄趣。

　　文娱活动方面，由京剧业余爱好始，渐次发展成了有颇具名气的“劳晶话剧团”为主的多种文艺形式的业余队伍，全公司百分之八十的员工介入了活动之中。亦由公司具资购制服装、乐器、道具，提供良好的场所，演出时公司还组织送慰问品，员工们情绪很高。

　　有力的、经常而有效的文体活动，收效甚著，各项活动在天津都甚负盛名，很具实力。如厂篮球队全盛时，队员多达八十余人，多次与其他厂或专业队竞赛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名气很大，其他的几个队，如体操、排球等，抗战爆发前一直是天津极活跃的民间体育劲旅之一。文艺活动甚为经常与火爆，话剧团曾成功地演出数场好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宋棐卿曾向员工们强调说：

　　“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们得到这样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就是大家学到真本领，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利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会记得公司的好处。我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但要求大家爱公司。爱公司不仅是热爱你们的今天，也是热爱你们自己的未来。”

　　社会上对“东亚”公司也是高看一眼，一致给以好评，特别是认定“东亚”公司的从职员到工人，总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层次高，训练有素，技术、劳纪都属上乘。因此，“东亚”始终是同行企业挖人才、挖职工的最佳目标。有人说：

　　“东亚的职员到哪儿都能独当一面，东亚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

　　因此，哪怕是只在“东亚”工作过几个月的“日工”（即临时工），再寻纺织活路也较条件相等者为易。

　　将钱花在文体事业上，而且是花了大钱。从表面效益看，是只图了个热闹；倘从长远的实际效益看，却不是那些花掉的钱所能衡量万一的。员工们身体、情绪多数是企业的最有效的保障，而心理效应，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进的动力与持久的活力，却是全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

　　上述各项只是一个方面，即积极进取方面，另在预防保护上，“东亚”公司也是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现代管理意义的。这重点反映在“东亚”公司所制定的各项福利制度上。

　　正如前面所说，他“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所以，他从不将“东亚”的福利权柄握在他个人的手中，控制发放，以求得个人笼络手段，而是明确地以制度管理，制订出规章制度，公诸于众，依制执行。

　　具体的福利制度有：

　　正式职工实行夜班补贴，并提供免费夜餐一顿。

　　病伤补贴：每月内不超过三天者，工资照发，超过三天者，酌情处理。

　　伤亡抚恤：发给固定的金额，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

　　疾病疗养：发给一定数额补贴，工龄三年以上者，因病休工一个月，工资照发，超过一个月扣工资，三个月内发放疾病疗养金。

　　婚丧补贴：给以一定数额补贴，并有相应的休假规定。

　　另外，还设有生活困难补贴、工衣补贴、子弟奖学金等等。

　　探亲待遇：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日期的探亲假，照发工资，公司并承担路费。还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宿舍，每日提供三餐集体伙食，只收取较少的一部分费用，超支补贴，不限量，每星期改善两次，有肉（这在当时实为难得）。正式职工还每日免费供应两餐。

　　医疗待遇：公司自设厂医，对员工的一般伤病，免费医疗，还可到宋棐卿赞助开办的一所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因该院对“东亚”公司的治疗有数量限制，员工就诊，需经公司介绍），宋棐卿还特邀他参与捐助兴建的我国第一家结核病防治病院每三个月为“东亚”公司员工作一次结核普查，发现结核病者，“东亚”公司负担三个月的治疗费用；还与人合资共建了一所疗养院，位于北平西山一棵松（当时尚是郊区），职工经医生鉴定可免费三个月往该院住院疗养；通过宋棐卿个人友好关系与资金支援关系，女职员可免费到水阁医院（前身是有名的妇产科专科“洋女医院”）定期体检，发现妇科病亦可免费治疗。

　　休假待遇：“东亚”公司的职员每年可休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休假期间，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养，并定期到协和医院体检，费用亦由公司承担。

　　春假待遇：每年春，由公司出资，组织全体员工到北平春游，宋棐卿亲自带队，游览，参观。赏名胜，循古迹，登长城，上西山，开展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竞技游艺，共进野餐，尽兴而归。

　　退休待遇：养老补贴按工龄计：工龄在五年以下者，以每年一个月工资计发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两个月工资计发放；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三个月工资计发放；二十年以上者，以一年四个月工资计发放。

　　家访制度：由人事部审定专人，称家庭专员，均为女职员，慎审定，严要求：不准烫发，不准涂脂抹粉，也不准穿绸着缎，常年的短发，蓝衫，布裤，布鞋，极其简朴。依每月公司下达的固定指标，深入员工家庭，详细体察情况，发现有特殊困难者，由女专访员直接代向公司为其申请困难补贴，还负责排难解纷，调节员工的家庭矛盾，维护和睦。设有专门的夜间接待室，对于那些在家庭中不易或不便调解的纠纷，就将其请到厂里，转请熟人感情亲近者协助调解，由公司出资款待。

　　婚丧料理：“东亚”公司将员工的婚丧大事的料理，纳入人事部的正式工作议程，遇有发生，当即有人事部派人出面协助料理，并以公司名义致送礼金，以示关怀。员工双亲中逝世者，可享受“一七”带薪丧假，并补贴给相当于员工本人三个月的工资，以示公司尊重人伦之情。对一些事父母至孝者，宋棐卿必身着素服，登门吊唁，哀戚如亲，行礼如仪，并个人赠金，以示哀痛与敬重……

　　这一切一切，多么类似现代经营，有些地方尤为可敬，须知，那可是二三十年代呀！是旧中国，万恶的旧社会呀！是私人企业，是现代化意识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尚未被接受的六十余年前！宋棐卿的一系列所为，尚不被一些同行理解与接受，甚至有些人会认为他“胡来”、“发了疯”，可这却是事实，如今来说则是史实，绝不是“天方夜谭”，也并非依现代模式的编造。且不说他是何等地出类拔萃，独树新帜，也不说他是何等地胸怀不凡，识见卓绝，起码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现代经营意识浓烈的实业家，至少不能再定他为“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与“东亚”相终始

　　他一生根本愿望的所在，就是发展实业，以实业救国，实业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更是他生存的凭借。“东亚”是他的躯壳，“抵羊”是他的灵魂。有了“东亚”、“抵羊”，就有了他的一切；发展“东亚”、“抵羊”，就是他存在的一切；没了“东亚”、“抵羊”，也就没了他的一切。他向他的多年的患难与共的心腹部下曾痛陈肺腑：“我提倡‘劳资一家’，只求企业的发展，何曾要给自己争什么？我想我赚钱用于扩大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我个人，我的私蓄到死也花不完。”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不顾父亲的叮嘱；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犯难涉险，赔了几万元而大伤父心，大失父怙；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不惜背弃了父亲的意志，毅然奋行而不返顾。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心急只嫌路行慢，倾全部家底，拼力拉股创下了根基，厂名“东亚”，产品“抵羊”，已足证了他发展实业的锐志与雄心。从兴办起他就丝毫不留任何退路，不畏艰难险阻奋而直前。

　　“东亚”开工定在旧历的二月，早春的北方，寒意料峭，为了确保开工，为了赶在春季羊毛下剪的前头摸清情况，争取主动，他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这位留洋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亲自出马，请了个羊毛商做向导，顶风迎尘，跋山涉水，奔走、操劳，远涉张家口、大同、包头，累极了，就临时找了个毛驴车代步，坎坷颠簸，餐风咽尘，却不顾少息，就奔走于养羊户间，认真考察。到了夜里，就随便觅店下榻，往往是住在那种走家串户的小羊毛捐客才住的粗疏陋店里，第二天又早早爬起，继续全神贯注地赶他的考察路，往往在风沙与冷热变幻里步行几十里，完全似一个久惯劳苦的经纪人，有时因被环境弄得蓬头垢面，更似一个乡农中的小贩。他考察时分外用心，从剪毛、收购、拣样、过案、估定净毛率直到打包、监秤、装运的全过程，他无不全神贯注，也掌握得好快，半个多月间，他就稔熟了一切。甚至很快就能凭肉眼识别出搀假的羊毛。待回到天津，他在业务上实是满载而归，可也“满载”了一大堆虱子，人却轻装了：又黑又瘦，与初行时，简直判若两人！可他略一休整，又一头扎进了刚开工的厂里，一连多日吃住在厂，外出联络，也竟似大禹般九过其门而不入！说不清是工程师张汉文与副理留美专攻纺织的他的弟弟宋宇涵陪同了他，还是他陪同了这两位，一直在生产车间，他亲用秒表掐着时间，张工程师与弟弟副理供他咨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考察，一个分秒一个分秒地计算，精确地掌握了生产的全过程。在这段日子里，除去了必须的总经理的应酬之外，他一概不问他事，只一心扑在生产上，吃不择食，不应时，睡不及席，不宁息。醒着就扎在车间，紧张地忙在车间，太累了顾不得择座，就坐在羊毛堆上，别人可以嗅出他一身腥膻，他则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了”。有记录尚存的人回忆当时情景的一段话：

　　“他那一阵，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他是非常讲究仪表的，但那时却是衣衫不整，满身羊膻。他那时经常发脾气，眼神发直，样子吓人。有一回，还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个钟头，刚醒，就又找人谈话。”

　　“非常讲究仪表”的人，是决不轻易地不讲究，甘愿“衣衫不整，满身腥膻的”，累得“晕倒在地”，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这是怎样的苦干法，不待细说。他是总经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德昌”是他个人的，“东亚”却是大伙儿的，为“德昌”他没费过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为什么——理想！发展实业，救国图强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华，必是灿烂而高贵的鲜花！

　　更有深层的动机在鼓舞着他，东亚开工于九一八后不久，东北沦陷，大批难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难受，尽管他为了办“东亚”，资金紧张得卖掉了许多东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饰，已是毫无积蓄了，可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毅然捐献，在“山东同乡会”等团体发动的募捐活动中，他几次出钱出物，有人记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现洋五十元，向“联青社”捐赠的一次是玉米面两千斤，大米一千斤，现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经济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这些衣物钱粮，他实在是要勒勒裤带的。因此，他才更要办好“东亚”，早日办好“东亚”。在研究筹备建厂事宜的会上，他曾一再激动地表示：集资办厂，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何况如今又国难当头？请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钱，不要再存在外国银行里却心安理得地为个人与外国生息，还是来仗大义兴办实业为国家与民族争利吧L要力争“东亚”尽快开工，早开工一天，就等于为国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挚的语言，积极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东亚”、“抵羊”，实业的具体实体倾注着这样一分滚滚的热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躯壳更为重要么？

　　第一批毛线，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无非是试生产的产品，可是“东亚”不富裕，要销出去才有下一步运营的资金，心里装满了“东亚”的宋棐卿，此刻也满满装着东北难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个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说实在话，相当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实在是不够档次的，不仅站在一起相形见绌，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语言。宋棐卿对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却要向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

　　“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缓拿薪金。

　　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

　　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

　　“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乡。

　　宋棐卿历史真面目尚待彻底还清。

　　他的经营意识，实业救国精神，很值得时人认真一想。

　　　　　　　　　　　　　　　　　　　　　　　　　　　　　 （肖舫） 吴蕴初与中国味精业 --------------------------------------------------------------------------------

　　吴蕴初（一八九——一九五三），江苏嘉定人，吴蕴初是位值得称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国人，是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先后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说他是位资本农，毋宁说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与著名的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足堪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

　　　　　　　　 资本，不取决于金钱 而取决于素质与知识

　　他的家业，谈不上富裕，连温饱也不足以保障；他开创实业时，几乎是一文不名。有的只是良好的素质与知识，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也是最可靠、最强大的资本。

　　吴蕴初可谓出身于清门的良家子。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基本群——本分、善良、勤勉、忠厚，自力更生，与世无争，“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绝无诡诈奸狡之心，亦无巧取豪夺之行。重身分，重素行，亦重仁爱之道。祖上几代，均以教书为业，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一直从私塾教到公学，后来才做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教师。一家十口，老人之外，六个孩子，就全靠箫舫公的洋“束囗”度日，其清贫可想而知。

　　“穷有穷志气，富有富心胸”，穷得起，也富得起，是中华民族的正派传统，不麻烦他人，不招惹恶人，不亏待好人，不卑服坏人，诗礼传家，正直做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家训。吴蕴初的这种“承训”条件非常充分；“饱学”的祖父已是“赋闲”在家，又甚喜欢这个长孙，故自吴蕴初呀呀学语起，便将其所学所悟或直接或间接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灌输给他的“细娃贵崽”。待这个“细娃贵崽”稍大之后，读书之外，老祖父又总是要其伴在身边，教其做些“细务”：洒扫清理，捧烟打水，传拿递取。“细娃贵崽””也做得十分麻利与愉快。吴家虽说不上“出入尽鸿儒”，可也称得起“往来无白丁”，到吴家与吴老爷子攀谈的多是读书人，话题无非是诗书、先贤与时事。由于吴蕴初常伴于旁，“细务”又做得快，多半时间端正了身子，仰起脸儿来望着、听着，先贤名人的许多勤奋向学、英勇报国，正直做人、刻意为民的动人感人的故事，自然激励着吴蕴初；时事的“国耻民难”也对吴蕴初产生着重大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因为事往不久，痛感犹新，在吴蕴初五六岁时，时常听祖父与人谈起这一话题。特别是有几个持新学的亲友，将这国耻民恨谈得更为具体，见解更为深灼。

　　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鲜东学党起事，朝鲜政府请援于原宗主国清政府出兵助剿。早已着意侵吞朝鲜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也以此为借口当即向朝鲜出兵，并占据了汉城附近战略要地。清庭准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于当年五月率部赴朝进驻牙山。是时东学党已平。于是，清驻朝道员袁世凯照会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小孩子自然会听成“大乌龟姐”——外国的坏蛋也没个好名字！）按约同时撤兵。日本岂能失此良机？拒不接受，反以助朝鲜改革内政为由，继续增兵，进而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中日决裂在即，清廷始下令叶志超、聂士诚部戒备，并于六月又派北路军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分别由卫士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统领，是为“四大军”共三十二营，约计一万三千五百人。当月，日本有预谋地水陆并进，攻击清军：水路，日军在半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败清舰；陆路由汉城进犯牙山清军。清政府于七月一日被迫宣战。由于李鸿章妥协避战，致清军处于被动。八月，平壤一战，清军败绩，退回国内。八月十七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十二艘兵舰护送兵船抵鸭绿江口大东沟，次日上午准备返航时，与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礻右亨所率松岛号等十二艘军舰遭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即所谓“甲午海战”）。日舰以其速度快、速射之长，绕过定远、镇远两舰，袭击清舰之侧翼，使清舰队处于劣势，未几，提督丁汝昌被伤，但是仍立于望楼督战。致远号重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大气凛然地指挥鼓轮撞击日指挥舰吉野号，不幸中鱼雷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带伤奋战，直至沉没。接战五时许，日舰首先撤离战场。此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定远等六舰受创，死伤官兵千余；日本舰队的松岛、赤诚、吉野、比野与西京九受重创，死伤官兵六百余。从此，日本得以控制了制海权。九月，日本第一军渡鸭绿江，入中国境内，十月，侵占凤凰城、九连城、安东（今丹东）；日军另一路，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取道海上，于八月尾自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十月连陷全州、旅顺；十一月陷海城；十二月再陷盖平、荣城并侵入山东半岛，水陆夹击威海卫；转年一月，威海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二月，日军又占牛庄、营口、田庄台，山东半岛陷落。清廷无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本以二人“不具全权”为由，拒绝与其谈判，清廷只好于二月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二月二十四日起，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宗奥尧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款》，即惯称的《马关条约》。议定，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后来，由于列强害怕日本占利过剧出面干涉，辽东半岛没有割成，却要中国“补偿”“赎辽”银三千万两！

　　这一切，国人渐为所知，无不切齿，数年愤愤地议论不平。甲午时，吴蕴初才只三周岁，癸已时也只四周岁，可国人盛议时，他就已是六七岁，已进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国事之痛，有识者无不扼腕，无论年老的、年轻的时有人来与祖父痛忆此情，赞英雄，骂日倭，慷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且反复多次，不厌其详地陈说，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灵秀的吴蕴初幼小的心灵里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为国家为民族，不计一切，直至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敬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还凶的日倭可恨可恶！从几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又大举进犯，蛮横无理地占我土地，杀我国人不算，还要在大劫大杀之后，要我国出钱“赔偿”；明明是抢占了土地还要“赎”还，比绑票的土匪还要凶恶、残忍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曾有人摸着吴蕴初的小脑袋说：

　　“那两万万三千万两，连你也得摊上五文钱——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几天的‘束囗’呢！”

　　爹爹的几天“束囗”，若是一家十口呢？岂不是爹爹一两个月的“束囗”，也就是说得一个十口之家一两个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过来，如果不是被人抢夺了去，那么所有的十口之家，特别是那些不得温饱之家，不是至少可过上一两月的好日子么？——非得强大起来不可！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大肆烧杀，且逼迫清廷订下了《辛丑条约》，索取的所谓《庚子赔款》（“杀人放火掠夺费”！）更高出《马关条约》多多，这些对吴蕴初爱国图强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质，再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影响，怀有奋发向上的志向，所以在当时当地的一干学童中也甚是不凡与出众，还在未满十周岁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０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即考取了“童生”。旧制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资格的最初级“学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库学”，进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监”、“人贡”，再参加“秋闱”的乡试考举人，而进一步参加会试考“进士”。中举即可做官，此时秀才也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础条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与十岁的吴蕴初开玩笑说：“阿贵大人还没得扫帚长，就进得学了，好聪明啊！”可是“阿贵大人”，家不足贵，而且属于“贱”类，那学校的执教者不堪为“师”，以门楣变脸色，歧视贫寒，屡屡侮辱吴蕴初，气得吴蕴初采取少儿恶作剧的手段反抗：从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学堂。

　　不去考那捞什子秀才、举人，学点本事，找个出路，至少可以赚两个钱添补添补家用。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吴蕴初十四岁时（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进了广方言馆。由于光绪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等大员的奏请，厘定了公学各级学校章程与学制，基本上以张之洞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兴办了不少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便是这一时期与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广方言论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进这所学校，祖父是反对的，老人家出于爱国心理一向不喜外国的东西，而且也觉得国家太弱，即使外语学得再好，也难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这个他最喜爱也最寄厚望的长孙说：

　　“读洋书，学洋文，到头来国人不喜，外人不用，还不得给洋人去倒夜壶？”

　　可十四岁的吴蕴初以为，学，他就要也必然学好，学好了，也就学懂了洋人的东西，“我学好了，有了作为，说不定还叫洋人给我倒夜壶呢！”于是，他坚持着进了上海广方言馆。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负有心人的，何况他又十分聪明，没多久就学得很不错了，再加深造下去，那么纯熟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可父亲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饱渐已长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长子、长兄，不能不分担家庭之重。于是只好于学了刚刚一年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洋书本，仍回到了嘉定县西门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学，凭他学的那点儿“ABC”，做起了英语教师，收入虽说不多，可也于家计不无所补。但是，时局的变化，又使他渴望学习的劲头大大地增长了。张之洞等大臣会订的“学章”，已得正式颁用，决定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后，“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各科学额分别停止”。并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充任。丙午会试以后，各省学堂已“办齐有效”，故于当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颁令废止了科举，推广学堂。上海兵工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建的，相当于稍高于中专的档次。毕业生多数安排去向是上海制造局，待遇自比小学教师好得多。科举一废止，上海兵工学堂便开始传出了招生的消息，吴蕴初听了跃跃欲试，便向其父箫舫公提出了报考的要求。箫舫公虽深觉家用开支愈来愈大，自己已独力难撑，可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略一沉吟，便应允了。可是有两个条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那么点儿底儿，考上与否，实是未知之数；考上了，家里是无力负担的，须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争取自立。吴蕴初信心十足，也十分乐观，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说：“父亲大人放心，孩儿不但在经济上会自立，还要多赚点钱来贴补家用！”

　　箫舫公听了深觉对不住这么小的儿子，至于“贴补家用”，他相信这个长子不是随口说说，定会当回事去做，可他才只十四五岁呀，内疚与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进了上海兵工学堂的化学专业！

　　“兵工”不“兵工”，对他并无大的影响，这“化学”却自此为始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使他得入了科学殿堂之门，直接关系了他终身的事业！

　　他凭他的特有的智慧，坚定的信心与努力，实现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凭着他顽强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劳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另一个诺言：自立并贴补一些家用。他入学伊始，就挤出尽量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而且很快就获得了奖学金。虽是几块钱，可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特别是他这个无家人负担却要负担家人的穷学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码认真节省着够他的学习费用了。另外，一方面是他学习勤恳，成绩突出，另一方面是校长体恤学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学堂的附属小学兼教算术学。可得到六两白银的报酬。这对于他来说又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可他仍不满足，仍是挤出时间去打工做苦力。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他都不畏寒热，不辞劳苦，出去寻求几文可以补贴家用的小钱！并在外白渡桥边找到了这种出大力挣小钱的“基地”。外白渡桥位于交通要津，是运输生活物资进入上海的要道，又距兵工学堂不远。很快地十几岁的吴蕴初就凭他特有的观察力发现了这个特点，那桥高，人力车辆，甚至驴马车通过时都要加大力度，他就选中了这个可以出卖力气的场所，一得闲便等待于桥下，发现上桥吃力的车辆就奔上去帮人推、拉，然后得几文“回谢”。

　　夏日炎炎的黄浦江，上晒下蒸，令人目眩气滞；朔风凛烈的白渡桥，冷风寒浪，中人刺骨钻心。但凡有点办法的人谁不在此刻或树下纳凉或家中纳福呢？可对吴蕴初来说，最冷最热的时候，却恰是学业较轻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的日子，而愈是最冷最热，过桥的车辆才愈需人助力，“回谢”也会多那么一文两文！酷暑中，那破皱的汗衫不能蔽日，皮肤多处晒红，甚至晒破；严寒里，那在实验中被烧得遍是孔洞的棉袄，绽着一处处的棉花，亦即张着一个个风洞，那得避寒？往往令他瑟索不已！上海的瘪三、痞子几乎与十里洋场并生，像阴湿屋角的跳蚤般到处择人而噬，拖人下水。因而，也曾有那么几个这种东西，见吴蕴初身强体壮欲将其拉去。“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吴蕴初只感到委屈，丧气，对这些人只是不屑一顾地避开。

　　吴蕴初从十四岁起，真正地自立了，而且十分自强。能考入兵工学堂的学生多为富有子弟，一些清门寒族也还是供得起的，无须去自谋生路，而且，课业之紧，之重要，也使其他学生就是想去打工也不得功夫。而吴蕴初却身兼三务：化学专业学生、附属小学教师、外白渡桥苦力！却又都做得那么好：坐在课桌前是好学生，站在讲台上是好教师，走在桥板上是好苦力！教学、苦力都没有累及他的学业，而且成绩优异，校方嘉奖，老师喜欢，同学佩服，德籍教师杜博尤为赏识。这位异国良师深感吴蕴初是个素质甚佳的可造之才，格外重视，分外关心，毫不保留地谆谆施教，在吴蕴初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自幼的诗书传家加以勤劳的教育再经在兵工学堂的“三务一身”的刻苦的学习与锻炼，使吴蕴初幼而少，少而青，踏踏实实地培育起并形成了良好素质，掌握了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这就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雄厚的资本。

　　　　　　　　　　 救国自强是他职业追求的唯一标准

　　满清政府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结果，终于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得墙颓户倒，被动地弄个门户大开。帝国主义者如强盗——比强盗更强盗，连一些痞子流氓式的传教士、奸商们也来作威作福，任意地践踏掳掠，弄得主权殆丧，国格被侮，种种屈辱不堪言状。这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可恶，可你自身呢？倘若强大，倘若先进，倘若富足，泱泱大国，芸芸众生，相对而言，列强不都成了“小国寡民”，他们想欺侮，敢么？能么？

　　一块肥肉，再大再美，放在一个藩篱下牢又十分败腐的环境中，招来的只能是苍蝇、野兽；且愈大愈美，时间愈长，招来的也就愈多；一棵梧桐，根深干粗，枝繁叶茂，招来的只能是凤凰与灵雀。苍蝇、野兽是不仅贪婪无厌，而且肮脏性蛮，自只能带来祸害，而且是无边的难容难忍的祸害，且不容香风吹人；凤凰、灵雀，却不仅能为梧桐生色增辉，而且那美丽的歌喉更增了无限的佳音妙境，且不许恶鸟擅临。

　　列强各国，自也是世界的，人类的，而凡有人群的地方，无不好与坏并存，就是说既有“苍蝇、野兽”，也有“灵雀、凤凰”，过去是这样，如今与未来的苦干年内也必是如此！

　　在有关吴蕴初的材料中，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记载，可就他的为人与生平，却分明是这样认识的，他恨那些强盗，却也看到与亲身感受到不少洋人并非“苍蝇、野兽”，且是“灵雀、凤凰”，如他在兵工学堂的老师杜博。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才不单纯地怨恨列强，而是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上，首先是他介入社会的职业。

　　吴蕴初是在二十周岁，即一九一一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学习，从兵工学堂学成毕业了。这一年也正发生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结束了封建帝制，辛亥革命成功了。所以，也可以说吴蕴初是在帝制下生、长、读书的；是在新制下奋斗、前进的，晚年则做了新中国的干部，可说是跨了三个历史时期。

　　毕业了，家里自然要为他成亲。于是，吴蕴初便于他毕业后，被学堂安排去上海制造局实习前与戴懿小姐结成伉俪。虽非自由恋爱，却两心相投，两情笃烈。戴懿小姐娴静大方，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且与吴蕴初志同道合，是丈夫事业上的不可缺少的好助手。

　　一年的实习期满，吴蕴初又被校方请回，做了助教。同时社博老师又格外安排他到化验室工作。这不仅使他在助教薪水之外又可得一百元的收入，而且对他化学知识的巩固与增长大有神益。“衣食足然后知廉耻”、“仓谋实然后知礼仪”，古先哲的话说得甚好。现代则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吴蕴初则谨遵“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别说薪水，就那化验室的一百元也绝非昔日的几块钱生活费、几两银子补贴家庭可比，有了牢靠、较多的收入，他的“后方”放心，自身也不必为了衣食再去兼课与做苦力了。他便决意静下心来，将精力集中在化学上，从中寻求救国自强之道。因而，一开始就埋头其中，几乎不问身外事。可他不问，“身外事”却来“问”他，不让他平静地埋头研究了。

　　帝制是推翻了，然而只是推翻了而已，整个的封建观念却根本未被摧毁，连体制也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久，袁大总统就又要“登基”做“皇帝”了，连“洪宪”的年号也拟了出来。而且是石敬塘般做儿皇帝！天下震怒，齐起讨袁，各省纷纷独立，动乱所及，上海制造局停产，兵工学堂也随之停办。“办”都“停”了，助教还助谁去，教谁去？想借在实验室之便，在化学方面有所进展与突破的希望落空了不说，这衣食不是又成了问题么？也幸亏了他那老师杜博，又通过朋友，凭其威信，将吴蕴初介绍到了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官督商办”的当时中国第一大铁厂，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张之洞督办起来的。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０九），字孝达，又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南）人，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累官至两广总督，力主“洋务”，设广东水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立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筹办卢汉铁路，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很重视的实业，曾下大力扶其发展，可是，在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代刘坤一督江后，即渐为德国人所控制，变成了德商的附庸了。尽管他不久后又回来再任总督，也无力改变了。

　　吴蕴初到汉阳铁厂是做化验师的，薪水也颇可观，虽说远离嘉定老家，以数日船程方到汉口，衣食是不用愁的。只是，不愁衣食，哪怕是锦衣玉食也并非他的目的。他要的是一个救国图强的途径与手段。在汉阳铁厂可以不愁一家生计，甚至做个几年还可望生计更好，可他要的是“兼济天下”，汉阳铁厂的化验师就不适于他了。因为推荐他的杜博，只是个教师，在德商眼里不算什么人物，因而对吴蕴初很不重视，只让其做些单项的、次要的化验。清闲算什么？主要是期望在学术与实际上有所深造，那是宁愿受大累的。既与自己的目标相违，吴蕴初便果决地离开了这里，去另谋新路。不料，却撞了个钉子。

　　到了1915年的冬天，天津有几个人想集股办个硝碱公司，通过人约了吴蕴初去一同筹办。吴蕴初觉得硝碱当时在国内还没个像样的厂家，办好了是为国家民族增添了一分实业，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就欣然答应下来，并知会了汉口铁厂，整装北上了。岂知满怀热望、千里迢迢地赶到天津，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股东们不干了。于是他就被困在了天津卫。客居外地，举目无亲，又没了工作，自也没了收入，实是度日艰难。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在天津找找出路看。天津的冬天不似上海，是较冷的，而他所住的房子里又连个火炉也没有，实在是苦不堪言。直到1916年春，接到汉阳的来信，它才重又南返。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汉阳铁厂决定试制在国际上已采用于筑炉的效能很好的矽砖与锰砖。而所有的有关技术人员施出了周身解数也试制不成，花费不少，毫无结果，怎么向厂方交代？正自进退维谷，突闻吴蕴初已返回武汉，便如获救星。吴蕴初虽说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可他是上海兵工学堂化学专业的高材生，在汉阳铁厂的一年多化验中也甚为称职，料必有些把握。即使不成功，那也可以从旁证明一下，试制不出来，并非完全是他们无能。于是，就把这项试制的担子推给了吴蕴初。

　　吴蕴初是有备而来的，矽砖与锰砖他虽未制过，也没读过有关的技术资料，可凭他的化学知识与分析，觉得这个难题虽大，他还是比别人有些把握的。何况国内矽砖与锰砖基本上还是空白，一旦攻下这个难关，不仅于汉口铁厂，对全国的冶炼企业都有好处。他早已立志就是要找难题攻，就是要为前人之所未为，否则，如果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又怎谈得上救国于自强呢？列强之所以强，主要强在他们科学进步、技术先进上，他们使用的许多东西都较中国是先进得多的，中国必须先加足了劲，把他们有的都也有起来，就是说撵上去，然后再设法超过去。不然，何以言强？而要有所无有，列强是不会给你的，就只有自己去努力创造。如今矽砖、锰砖的试制正属于他要寻找的类型。莫说还大有油水，就算对他的好处没有一般人希冀的那么大，他也要干！莫说还有些把握，就是再多费些力气，多花些心血，他也要试制成功！何况一旦成功，对他的本领与身价自也会得以明显的提高，也就更便于实现他的愿望。因此，他的决心甚大，自然也就信心十足，他不相信外国能为的，他不能为，而且也并非特别艰深的课题。他觉得他一定能也一定会办成。但他在接受下来的时候，仍是留有余地地说：

　　“这许多同仁都攻不下的课题，我也很难说会攻得下来，尽全力而为吧！”

　　吴蕴初是吃得苦的，只要他下了决心的事，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任务一接到手，他就到处奔走，收集查找材料。凡有关的技术条件与数据，哪怕是细微到一句话，甚至只有些间接关系，他都认真地、一字不遗地抄录下来，再带回来汇总、综合、分析，几乎是夜以继日。每每废寝忘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出了完善的方案，经他亲手试制了几次，很快便成功了。这是中国人制造矽砖与锰砖的首例；也为中国企业使用矽砖、锰砖做了良好的开端与重大的贡献；也是吴蕴初在步入第二十五个生命年头在化学事业上取得的首次成功。首战告捷，是无限喜悦的，自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在矽砖、锰砖的推广使用中也使他的名字不胫而走，重于一时，他因此出任了砖厂的厂长，更被当时我国最早、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看中，知他是个化学上难得的人才，聘他为该厂的制药课课长，并授予少校军衔。一时声名鹊起，地位与薪水俱高了起来。仍不断地有人打与他合伙或请他入伙的主意。对一些他认为与他生命目标有距离的事，他都一律拒绝了。唯有对汉口燮昌火柴厂（当时火柴业的“燮昌”不只一家，不但广东有个“燮昌”，而且苏州也有一个是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开办的“燮昌”）老板宋伟臣的邀请一口答应。原因是宋伟臣提出要与他合办一个硝碱公司，由宋伟臣出资，他出技术并任总工程师兼厂长，利用兵工厂的废液生产氯酸钾。当时中国火柴业的原料多购自外国。莫看它是小小的一根，很小的一个头儿，可这个小头就需要几种原料：硫磺、洋蜡、赤磷、白磷、氯酸钾。氯酸钾多是购自德国，远渡重洋相去万里要一大笔运费不说，出关、入关的关税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受多少冤枉气！正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正是去天津办硝碱厂没有办成，吴蕴初才在宋伟臣提出合作时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吴蕴初便一身兼起了三职，开始在他希望的道路上跨越有力的步伐了。可是，中国人的命运，当时并不操在中国人的手里，吴蕴初刚露头角时，列强还陷在一次大战中，一是无暇东顾，二是将原来设在中国境内的一些企业也多数放松，甚至撤回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以喘了口气，乘机大发展了起来。可是，一次世界大战总不过四年，到吴蕴初决定与宋伟臣合办炽昌硝碱厂时，大战已告尾声，待吴蕴初将生产氯酸钾的整套技术工艺研究成功，交给炽昌硝碱公司，付诸生产时，一战早已结束，战乱早已平息。连战败国德国也医治了创伤。列强的大批货物又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这个巨大的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市场卷土重来。凭借着他们攫取的在华特权，实是进行疯狂的商业掠夺！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又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四分五裂之中，各路军阀都只顾自身的地盘与势力，为保住枪杆子，为与其他势力争夺，还顾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拿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为讨好列强的手段，各寻靠山，争相媚外，反而较满清时尤有过之。有了这么多握有重兵的狈，才引起实力雄厚的狼，狼狈为奸，还哪儿有民族企业的好儿？洋老子的东西，不好也好，洋老子的需要，不行也行；至于国货，好也不好，国人的要求，行也不行！何况洋人霸占中国市场已惯‘，绝容不得你中国人自搞化工产品，汉口居然有了个生产氨酸钾的炽昌硝碱厂，这还了得？洋商们便将他们生产的氯酸钾大批运入，甚至与炽昌的平价竞销，他们生产历史久，工艺又先进，再加上中国有人用枪杆子为他们开路。一个小小的刚刚起步尚未走稳的炽昌，如何承受得了？就是认赔去与其周旋，把汉口燮昌火柴厂全部资金都动员起来，又能拼得多久？何况，宋伟臣也是决不肯这么做的。因此，运行不久的炽昌就只好被迫转产，改做火柴的另一种原料——牛皮胶了。可你仍是火柴的化工原料，你中国有了，岂不是不再用他外国的了了那也不行，于是又涌进了大批牛皮胶用来湮泯炽昌的新产品。可想挤垮牛皮胶，并不像挤垮氯酸钾那么容易。这回吴蕴初来了劲，技术上更求精，工艺上更完善，成本也大大地降低了，如能有足够的资金，再有几家大火柴厂购买，是可以在价格上与洋商打个持久战，并获胜的。可是宋伟臣一方面是被氯酸钾的被迫转产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他的火柴厂也越来越不景气，资金告急，他是再也不肯也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吴蕴初见宋伟臣已无能为力，而他又不死心，此刻又风闻上海的刘鸿生于一九二０年已在苏州办起了鸿生火柴厂，很是兴旺，不久又买下了其岳父叶恭世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更加兴隆，已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便亲自赴上海找到了施耕尹。施氏原为上海兵工厂枪厂厂长，吴蕴初兼任着汉口兵工厂的制药课课长，两厂有来往，往来中两人有了交情。此刻便托施耕尹出面与刘鸿生商讨合办事宜。刘鸿生也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此刻已经有了几大企业，火柴厂是他企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也一心要将外国火柴连同原料一道驱出中国市场，因此满口答应。于是，便由刘鸿生出资在刘鸿生购得的上海日晖港附近的一块地皮上又办起了牛皮胶厂，厂名仍叫炽昌，不过加了个“新”字。新炽昌牛皮胶厂的厂长也仍是吴蕴初。经过一段生产后，市场仍不景气，瑞典、日本火柴又大量涌入，刘鸿生的火柴厂也遭到了冲击，眼看着牛皮胶也难得持久，吴蕴初又打起了用电解食盐的方法生产盐酸烧碱的主意。可刘鸿生也没了兴趣，吴蕴初枉有技术能力，却毫无经济力量，又无相应的社会地位，只好望“盐”兴叹！

　　　　　　 天字号系列的连锁效应 微小颗粒引发的巨大的喜悦

　　他从不在歧路上徘徊，而是本着他自己确立的救国自强的目标勇往直前，义无返顾！所以，尽管荆榛丛杂，每每路断，但还是走下去，走出前人没有走出的路。

　　到了一九二一年，新炽昌牛皮胶厂又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江浙的几家大火柴厂已是自顾不暇，无力购买大批的牛皮胶，刘鸿生又开办了他的第二大支柱企业——水泥厂，为此出国考察去了。对牛皮胶厂也不再过问，实际已无暇过问，吴蕴初更是无力支撑了。但他并没有失望，也自然没有颓废，他仍怀着极太的信心，坚持着他初下的决心，极力从生活中去寻求、探索那通往目标的路。他在严重的挫折中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着，思索着。他从“炽昌”的氯酸钾与牛皮胶的悲惨命运联系到这一命运的成因：外货的涌入与优势。只有在质量与成本方面造出较外货都更为优良的产品，方能在市场上立住脚，也才能将外货抵制出去。外货虽然数目庞大，可终究是有数的，只要人人属意于此，今日一种，明日一种，不愁没有将其全部驱出中国市场的一天，至少它不至于如此垄断，如此霸道，可在贸易上取得起码的平等。群敌林立，择其弱，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种最弱呢？众难当前，从其易，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最易掌握呢？诸利群列，择其大，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是最易获利又可长久获利的呢？以这几个选择标准，他很快就选中了日本的“味の素”。

　　“味の素”，是日本原包装产品，中国人称它为“味之素”，它之所以被吴蕴初优先选中，就是因为它符合了上面所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不用说很早，就是六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日伪时期铁路沿线，大街小巷，几乎是凡为人流较大或簇居集散处都彩绘着甚为醒目的“仁丹”与“味の素”的广告。这种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产品宣传，说明厂家能力强，而且生产厂家多，生产量也大，可也因此而有个弱点；一旦遭到较它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当即积压成山，不是另寻出路，就得停产。日倭的可恶，在吴蕴初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从明代以来的强盗式的掠夺愈来愈凶，特别是幼时那听了多次，次次为之切齿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他终身难忘，时时想象着他如何能像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纵马摇枪，麾动铁骑去痛快淋漓地驱倭出境。如今他已经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凭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不握倭刀而是一手握枪、一手握着“味の素”的日倭较量较量了。其次，“味の素”体小单一，便于研究，吴蕴初也有可能去研究。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来说，是承受不起复杂庞大的实验活动的。最后，像“味の素”这样的产品是最易得利的，因为它是人们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调料。有钱人的山珍海味需要它，吃不起山珍海味的广大贫苦百姓也需要它，一碗素汤，一碟儿青菜，只需放上那么几粒，就似魔幻般产生了奇效，鲜美的味道既可是一种较山珍海味廉价得多的享受，又可增进食欲。几乎家家可买，餐餐可用，销量自会极大，见利自也会极快。

　　可是光想是不行的，总得做出来，首先是知道它是什么做的才行。

　　要认识它，就得分析它。吴蕴初主意一定就跑到商店花了四个银角子买回了一小瓶“味の素”。莫看东西小，可因为它些小之量就可生巨大的神奇作用，因此也难免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世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日本又甚秘其方，可以想象，当初日本人研制它的时候，不知投入了多少资本，动用了多少人力，购置了多少设备，设置了多大的实验室。可如今的吴蕴初年龄只有三十岁，全部依据只有那用四个银角子换来的一小瓶，全部资金也只有几十个那一小瓶的价值，整个“实验室”，也不过是他夫妻在上海租用的一间半卧室，家庭手工实验，能行么？行！吴蕴初行！

　　吴蕴初是有信心的，然而吴蕴初也是很谨慎的。因为他深知，日本人其秘其方，至今尚无同产竞争者，正说明了研究制造它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吴蕴初将那一小瓶拿到手中，就觉得沉甸甸的。要认识它，就必须首先做化学分析，分析的结果，吴蕴初发现，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当时化学上的中译名称为“哥罗登酸钠”。既然成分并不复杂，只是一种，而且对哥罗登酸钠吴蕴初并不陌生，他是读过有关资料的。最早从植物蛋白中提取这种物质的是德国人，日本人自是受了德国人的启发。日本人能从德国人的启发中获得这种产品技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日本人的启发下获得这种技术呢？只要能提炼出哥罗登酸钠，就解决并获得了与“味の素”相类的产品。放在吴蕴初眼前的那一小瓶“味の素”已幻化成彩色的哥罗登酸钠的分子式与结构式，要将眼中的分子式与结构式再凝成如眼前这瓶“味の素”般的白色结晶小颗粒，那就得着手实验了。

　　环境小，条件差，吴蕴初又得仍做着“新炽昌”的厂长，时间也很紧，又得多半靠“业余时间”。条件差，化学反应就不会进行得很完美，速度也必缓慢，因此往往需要几个昼夜的连续地观察与记录，一个只靠“业余时间”的人是无法坚持的。于是这个具体的、日常性的试验活动就只好由助手代替了。请助手，吴蕴初没那个条件，也因为要保密而没那种可能，就只得依靠他的夫人戴懿了。戴懿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说很低，连初小还没有读完，根本不知道化学为何物。但是，她慧心独具又极忠于丈夫的事业，硬是全心全意地在丈夫的指引下坚持着工作。每日里认真地观察着各种细微的反应，一点一点地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里，经常是夜以继日地摆弄着那些瓶瓶罐罐与酒精灯，比摆弄锅碗瓢构的次数还不知多出多少倍；而且不一仅要付出如此大的精力与劳务，还须不时地向人赔小心，因为那试制中不时逸出的硫化氢臭气与盐酸的酸味弥漫着整个亭子间，再溢入邻家，邻家自然会很不满于这种污染。吴夫人每当此时，只好事先往邻家去致歉，以求得谅解。

　　当然，哥罗登酸纳是不那么容易提取的，否则日商不至于那么自秘其方，也不至于垄断了国际市场，何况吴蕴初又几乎除哥罗登酸纳是什么之外，其他的有关提炼数据与材料根本是空白，而试验的条件又如此之低，几乎等于一切从头开始的科学发明，莫说不会很快地获得成功，倘不是抵制日货，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救国图强的高尚的目标与巨大的动力支持与鼓舞着他，倘换了别人，不是始望而却步，就是半途而废。可他顽强地坚持，夫妻同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而繁细的工作，终于掌握了哥罗登酸钠的制作方法。是将从面粉中经过过滤提取的面筋，放入容器再加入相应定量的盐酸，加热数十个小时使面筋呈液态之后，再行一次真空过滤，将其酸度减至一定程度，再静待其恢复固体形态后加入氢氧化钠与水，中和了余酸，再行过滤以消除面粉的原色素。将再度成液状的原料放入酒精中沉淀后，以离心机的波动促使酒精全部挥发，所得沉淀物，就完全与日商所售的严加技术保密、一直垄断市场的“味の素”完全是相同的了。夫妻俩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辛苦苦结晶出了几十克颗粒细微、白光耀眼的晶体。虽只几十克，可这标志着日后的无数克；标志着自此中国人凭自己努力获得优质的化学调味品。“国产”，这就是成功，这就是骄傲！“国产”就足以将那泛滥而入的“外货”抵出国门，因而将那些因外货泛滥而入兑出的白花花银子流转向国内！至少这些自家的白银可以做为他创办基础化学工业的资金，为国家而不是为别人所用！

　　　　　　　　　　 天字第一号：敬请国人入“天厨”

　　试验是成功了，可是将实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尚须一大段过程与不少的条件：资金呢？厂房呢？设备呢？这些能力可以说吴蕴初是根本不具备的。他只有再度寻求。

　　好在大气候对他颇为有利：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促使国人更加觉醒，尽管军阀仍在混战，民族意识还是不断地在国人中加强。实业救国，抵制外货，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意识，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趋向了成熟，许多有识有志者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尤其如此。这就给吴蕴初提供了一个好条件，易于找到合伙人。可是他宁缺勿滥，绝不大事张扬，他要冷静地访察，挑选个既识货又热衷于实业救国的人来合伙。于是他就手握专利，明察暗访，欲以梧桐树，招得凤凰来，获得充分的主动权。

　　茶坊酒肆鱼龙混杂，也自是藏龙卧虎及各种消息汇集与迅速传递之所，于是，从不轻易涉足的吴蕴初也踱入了其间。冷静地用他那独特的眼光观察着，搜寻着，终于给他找到了良机。

　　在群象纷纭中，他发现了一个人，此人三十上下，做商人打扮，操宁波口音，精明灵活，肯定是个经商的行家里手。“阿拉甬人善贾”，宁波如同绍兴出师爷一般地“盛产”精明的商人。这是个理想的对象。经有意地不露声色的探询，得知此人姓王名东园，系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拥有十几个酱园，资金可谓雄厚，他本人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中过举，头脑灵活，声誉甚佳，为人宽厚热忱，正派有识，实是吴蕴初欲寻的理想合伙人。他不急于去面见这位老板，而是要通过那位精明热情的善贾的宁波王东园来做中介。于是，他有意地跟着王东园进了“聚丰国”。

　　这是一九二三年春天的一天，上海的春光是宜人的，而今天又格外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聚丰园虽不太大却是以雅著称的饭庄。天气好，环境雅，人们自是心情格外舒畅。

　　有关文章记述了他和王东园的相识。吴蕴初选了个距王东园不远的桌子坐定后，丢出两角银币，要了两菜一汤一碗饭，“食公之意，不在吃”，他有意地端起汤来喝了一口，在嘴中夸大地品了品，再有意加大动作地摇摇头，微皱一皱眉，便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瓶，招摇地高高举起，缓缓地抖了两抖，几点不易为人察觉的粉末落入汤中。以眼角余光他瞥见这些举动已引起几个人的好奇：这位相貌老成文静、衣着整洁不似江湖术士的先生在弄什么玄虚？

　　好，取得良效，吴蕴初这才不慌不忙地端起汤碗浅尝了一口后，便大口地喝了起来，喝了两口后，又啜嘴咋舌大有其味美不胜收之概。

　　同桌对面的一年轻人实忍不住好奇，便开口问道：

　　“喂，依在汤里做了啥法，好香啊？”

　　吴蕴初笑而不答，将那魔法无边的小瓶，对准那年轻人的汤碗抖了抖，而后说：

　　“依阿品品看！”

　　年轻人却起了疑心，怕这位表相斯文的人乘机给他下上什么毒药，拒不肯一尝，也动了火。

　　这一切自然落入了精明的王东园眼中，他深信这位斯文的先生不会害人，也深知在这大庭广众中也没人敢无端害人，便凑上去要尝一尝。待喝了一口吴蕴初的汤后，品了品滋味，不禁脱口叫道：

　　“好！好！好味道——你再买一碗吧，阿拉付钱，这碗就归阿拉吧！”

　　吴蕴初说：

　　“先生何必客气，再来一碗归你，我给你放点儿这东西就是。”

　　王东园移桌相就，喝着吴蕴初给他兑好的汤，赞不绝口，当得知这位先生就是吴蕴初后，恍然地叫道：

　　“怪不得，怪不得！先生就是炽昌的吴厂长，有名的化学家，久闻，久仰！是阿拉有眼不识泰山，先生鉴谅，先生鉴谅！”

　　一番逊让后，王东园又报上姓名，说：

　　“是先生研究得与味の素一样的东西吧？何不办一个工厂？”

　　吴蕴初点头说：

　　“你很识货！这正是我研究的足可与味の素抗衡的东西，我也正是想用这东西将日本的味の素挤出去，将他们赚去咱们的白花花的银子夺回来！”

　　王东国听了连声叫好，在得知吴蕴初尚缺乏资金后，主动提出介绍他的老板张逸云与吴蕴初合作。

　　王东园是位办事功效很高的信人，张逸云也是个爽快的业主，第二天便约了吴蕴初仍在聚丰园中相见。有关资料记载，他们这次聚会是这样的。宾主相见，略事寒暄，两个饱学的读书人又极为投合，便已倾盖如故了。张逸云起身拦住欲叫菜的吴蕴初说：

　　“今天咱两谁也别请谁，合伙作东：我出饭菜，你出调料，公平合作如何？”

　　吴蕴初开怀大笑。

　　尝过经吴蕴初加料的汤后，张逸云喜形于色，连赞此品绝不稍逊于“味の素”，吴蕴初更是兴奋异常，说：

　　“您使我相信，我的实验目的是达到了，至于更大的目的，就需要先生您支持了！”

　　张逸云正色道：

　　“吴先生，我辈读书人岂不知民族兴亡的道理？您有话只管直说吧，可是要阿拉合作？”

　　待吴蕴初点头后，又道：

　　“阿拉出钱，你出技术经营就是，你开口吧，先要好多？”

　　吴蕴初说：

　　“就请先出五千银洋吧！”

　　于是，两下里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决定共办一个生产如同“味の素”一般的调味品厂。

　　第一步资金到位，两东主便议起了厂名与品名。

　　一个企业及其产品的名称也是重要的经营要素，不仅关系到是否吉祥，更重要的是响亮与否的市场心理效应，关系自是重大。因此吴、张二人研究得十分认真，而张逸云则于此事甘为参谋，很是尊重吴蕴初，吴蕴初也不负其望，名字起得甚合其意。先是产品的名称，吴蕴初经过一番熟虑后，说：

　　“阿拉以为，国人素以‘精’字来名状上品，最美好的称‘精华’，最上乘的称‘精品’，最香的香水称“香水精’，最甜的东西叫‘糖精’，咱们的东西不愧为“精”，故也取这个“精”字；另外，本品是为调味之精品，而日货又以‘味の素”通行市场已久，用一“味”字，不仅道出其用，也可搭上‘味の素’，因利乘便，兄以为以‘味精’名之如何？”

　　张逸云点头称是，连说：

　　“好！好！既与日货搭上界，利于销售，又独具一格，使人一闻便知为调味精品，便思精美之味，是极！是极！”

　　吴蕴初欣慰地呷了口茶，缓缓地放下杯子说：

　　“这‘味精’二字，又使我产生了一些遐想，它是提炼自植物蛋白，是素的，却兼有鲜肉之美。佛门之徒，食素已惯，必更喜欢，乐于享用。佛在天堂，供佛所用的珍馐美味自也多集中于天堂之上，天上的厨当为世上信佛吃素人向往的庖厨。咱们的厂子就叫它‘天厨’好了，进了咱们厂子，就使人如入天上的庖厨，不待功果圆满，就可享得天上的美味！并且将商标也与佛门搭起界来，采用佛手为图，张兄以为如何！”

　　张逸云拍掌称绝道：

　　“妙极！妙极！你何止是位大化学家，简直也是位大学问家，鄙人望尘莫及，这‘天厨’可太妙了！佛手御天厨，令人向往不已，放心，放心，有您这等高才，阿拉坚信天厨味精厂一定办得成人间天厨！”

　　继而，吴蕴初连产品的包装装磺也设计出来了，他说：

　　“味の素是享誉已久的商品，抄袭一点它装模的长处亦无不可。比方那分装的小瓶子，看上去薄薄的偏偏的，不仅雅观，也似很有容量，其实容量并不大，是大为可取的。至于外观色调，即着佛气，则应以素雅为主色调，蓝黄二色就是净素的标志，可做为净界上气的象征，以为商品包装的基本色调。”

　　张逸云自也赞同。

　　大事已就，吴蕴初便四出紧张地筹备。很快，在唐家湾蓝维霭路（今肇周路）的福源里租了两间房子，紧接着又迅速购置齐全并安放好仪器。一切因陋就简，于聚丰园奇会后不到两个月，即一九二三年夏初，就开工生产了。由吴蕴初夫妇共同上阵把关、主持，雇了七八个工人参与劳务协助，完全是家庭手工生产规模，月产味精五百磅左右。然而，这个厂房低小、设备简陋、从业人员很少的家庭手工业型的企业，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味精的厂家，不仅首创，填补了产业空白，具有不可泯灭的历史意义，而且正是它，就凭着那近于原始的生产手段，极小的规模，硬是将历史长久、设备精良、生产手段先进的日商“味の素”击败在脚下！

　　味精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很快地强过味の素，有其两大原因：一是成本作用，二是心理效应。

　　天厨佛手牌味精是从面筋中提取的，而日本的味の素则是由鱼类、大豆及其他蛋白质中提取的。相比之下，味精后来居上，成本本来相对为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又得了个近水楼台的便宜。纺织业也需要面粉，而所取点不同，织布浆纱主要所需是面粉中的淀粉部分，面筋则变成了纺织厂的处理余品，自然价格更低。而上海这个最早的通商大埠，纺织业不但兴办得早，而且厂家也越来越多，收购起来极为低廉与方便。又是就产就销运费微乎其微，而味の素则须越国跨海，无异又拉大了成本差。在质量相当的情况下，价格是竞争的最重要手段，成本低自具极大的天然优势，降价竞争的结果，成本高的一方一旦被迫将价格降到成本线以下，如无特殊原因，势必被迫自动退出市场。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先进与落后只是相对的，是受时间参数制约的。一时的先进，如不再接再励，不断更新，泥于保守，时间的推移，必导致后来居上，先进反而成了包袱。从中也可以看出吴蕴初的历史作用。这是成本优势。

　　心理效应，一是具备了国人当时因备受列强侵害，对列强，并因列强而及洋货，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的普遍的现实作用；二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厂名、品名及商标的听觉与形象作用，及张逸云、王东园的广告作用。张逸云于味精厂开业之初，便将新产品佛手牌味精移来门面好、信誉高、历史久的张崇新酱园一并销售，在他那福建路临街的大门脸上几乎贴满了彩色斑斓、令人醒目的广告：“天厨味精，鲜美绝伦”；“质地净素，庖厨必备”；“天厨味精，完全国货”……王东园又是位很出色的“公关人员”，眼光敏锐，机变灵活，每天几乎一刻不停地驾着一辆小彩车，作着生动活泼极为吸引人的宣传。小车上插着五彩缤纷的小旗，旗光闪动间是一条醒目的标语式广告：“天厨味精，胜过日本的味の素”。车行时缓时停，广告声却一刻不断，后面还跟了几个敲锣打鼓吹喇叭的人，大助声威。王东园用他那甜而亮的宁波腔诱人地喊着：“天厨味精，天厨味精，佛家妙品，人间享用！”“国货味精，国货味精，完全国货，与洋货不同！”“超过味の素，价格更公平，不信您就尝，一尝保相中！”……

　　每日价酱园前、小车旁总是观者如堵，议论纷纷：“这味精可是新货色，是不是能和味の素一样？”“尝尝，尝尝，反正用不了几个钱，好了就买么！”“总是国货嘛，就算差点，比吃洋人的肚里也舒服！”

　　一尝，果如宣传的一般。物又美，价又廉，还是国货。吴蕴初又根据用户对新产品难免疑虑的心理，将工厂厂址，特别是采用的原料公诸于众。面里取的嘛，可以去看看，不会有毒的！打消了某些人的疑虑，并澄清了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舆论，谁还犯傻不买味精去买味の素？五百磅当即供不应求。

　　张逸云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准了味精是大有前途的新产品，可没料到经营情况会这么好，市场的越来越大的需求，已使得那凭家庭手工业式经营月产五百磅的小天厨远远不能适应了。于是张逸云便向吴蕴初提出了增加资本，扩大生产的建议。吴蕴初是没有钱的，张逸云一时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于是便在张逸云建议与主持下集成十股，每股五千，资金增至五万元，较原资金扩大了十倍，办成了合股公司。很快，张逸云就拿出了集股方案：张逸云总揽八股，其中，他本人四股，他的亲友四股：李云书、郑赞臣、王东园、陈甄市各一股；余下的两股是大东工业原料公司的老板一股，吴蕴初一股。

　　集股，符合吴蕴初扩大实业的愿望，自是很赞成的，然而将他算成了一股，他的那五千元的股金又去哪儿筹措呢，殊不知，张逸云早有了安排。

　　说办就办，张逸云头一天公布了集股方案，第二天就在其家中的会客室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这距离天厨正式开工只有两个多月，正值吴蕴初三十二岁生日到来之前的几天（本文月分均用农历）的一九二三年八月。

　　会上经讨论议定对吴蕴初的待遇是：一、一次性偿付发明费两千元；二、每生产一磅味精，提取发明费一角；三、负责味精生产，与总经理享受同等红利待遇。

　　议定后，张逸云说出了他的打算：

　　“蕴初的两千元研究费就不支付，算做他的股金了。”

　　又转对吴蕴初说：

　　“你不是还欠三干股金么？叫我家老三拜你为先生，学技术，由我来出那其余的三千，就算拜师费了。”

　　张逸云可谓精明而且重义，识大局，善团结，不计小利，对吴蕴初甚为重视也甚为关照，两人自是交成莫逆，配合默契，实为实业之幸！

　　会上还商定了合股公司的上层人选：张逸云为总经理；吴蕴初为经理兼技师，主持业务与厂务；王东园为营业经理。

　　公司组成后，立即向上海商标局办了“味精”专用名称与佛手商标的注册手续，一边生产，一边扩大厂房，没多久便在上海新桥路租得台州公所的寄枢所房屋十间，做为粗制工场；另租了三北烟草公司在菜市路（今顺昌路）的旧址，做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并相应地添置了设备。如此一来，天厨味精厂已由两间简陋小屋扩展为一百多间厂房，十余部各种机器的工厂。莫说是味精生产的全国独一处，即在全国的调味工业中也算得最大的厂家之一了。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二四年。

　　这一年由于列强的货物不但已恢复了一次大战前的水平，而且均有过之，大量洋货的倾轧下，民族企业多数苦苦挣扎，而军阀间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给交通与工农业直接造成了严重危害，原料、产品运输困难，市场购买力普遍地下降，许多民族企业主都几乎是愁眉难展，唯独天厨味精厂一枝独秀。他不但没被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垮，而且冲垮了洋货。由于前面交代过的成本、心理效应等竟争优势，逼得日本味の素节节败退，难以招架，在多种洋货逞凶、众多民族企业屈侮中，独争了一口气，反败为胜，大快人心！

　　这一年年产量由初建一年的两千多公斤飞快地翻了两番多，达到了九千公斤。转年，一九二五年，因有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相助，日货更受抵制，本来无力与味精竞争的味の素更趋颓萎，连南洋的华侨也弃日货味の素，改用了国货味精，进入了“天厨”。佛手牌味精不但打入了南洋各国市场，而且很快就成了该市场的紧俏商品。产量也因之较一九二四又翻了一番！直到一九二八年，几乎是年年翻一番，产量自一九二四年起翻了近五番。此间，每年除扣除公积金外分红两次，每次一股得银洋一万七千五百元，总经理和经理尚有额外所得，须知一九二三年秋集资时，每股才是五千元哪！事业如此之兴旺，经营如此之红火，莫说较那些艰苦挣扎的企业，就是当时的整个工商界也是很少见的。岂不令股东们额首称庆，国人拍手称快？

　　仅管产量大幅度成倍增长，仍是供不应求，而滞销于一隅犹如困兽的味の素，由于无人问津，只急得经销商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厨就乘机派出人去私下里压价收购，再集中在一个亭子间里改换成味精的包装，投放市场。

　　日商多少年来都已惯于以居高临下的优势与海关等特权雄踞中国这个广大而优厚的市场，尽情地攫取，如今一旦被味精将其味の素击得狼狈不堪，如何能不又急又气？气急之下，又采用了他们一贯的霸道野蛮手法，鸡蛋里挑骨头，硬是牵强附会地将天厨产品的名称“味精”说成是由他们曾做过的味の素广告词中“调味精粉”中截取下来的，于是抓住这根稻草由日商铃本株式会社出面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商标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取消天厨厂味精商标的专用名注册，企图以此破坏味精的声誉。迫得天厨只好派营业经理王东园携上重金赴北京去打官司。

　　王东园不愧公关老手，天厨又不惜重金，再加上任何腐朽政府中都会有民族良知未泯者在，这场官司总算打赢了。与气势咄咄逼人的日商打赢了官司，也是天厨的一次扬中华之威的贡献。更大的贡献，则是一九二六年的专利申请。

　　一九二六年，张逸云与吴蕴初决定将味精制作方法公开，以做好向欧美行销的准备，便决定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专利，也取得了这个权利。这可是我国化工业产品获得国际专利的首例，自也增了国威，其意义是很重大的。这也正是吴蕴初、张逸云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从吴蕴初本人来说，也应被视为对我国化学工业的重大贡献。

　　他靠他的奋斗，孜孜不倦的目标追求，终于将国人从饮食上以及精神上请入了“天厨”。这贡献，人们自也不会忘怀。

　　天厨的令人目眩的大发展真个势如破竹，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一个极简陋、资金只五千元的家庭手工式的默默无闻的作坊，一跃而变成了资金雄厚名震全国乃至载誉南洋的大型化工企业，而迅猛的发展势头仍不稍减，因而，到了一九二八年冬，各股东都觉得原来的合伙结构形式，已跟不上甚至限制了发展要求，于是一致决议将天厨厂改为无限公司，增资十万元。由于产品产量的激增，仅靠各纺织厂家的面筋已大大供不应求，在吴蕴初的主张下，他们订购了加拿大小麦，因为加拿大小麦面筋含量高达百分之六十。为适应生产能力的发展，他们将原租用的菜市场地皮买了下来，拆除旧房，重新建起了钢筋混凝土楼房，并在瞿真人路也盖了新厂房，增设了淀粉车间，制造淀粉、糊精、葡萄糖、酱色等供应市场，增加了一份附属企业，而淀粉车间的副产品面筋却正可补充市场供应之不足，一举两得。

　　　　　　　　　天字二、三号：请赴“天原”观“天盛”

　　他凭了雄厚的知识资本与高远的人生抱负，从极微小的味精开始，不弃埃土以成高山，不捐细流以成大海，他赚了大钱，却绝不大花钱。因为那些钱是奋斗来作为实现救国图强这一远大目标的基础，他毫不犹豫地又都投入了新的化学工业之中。

　　他也证明了，知识才是景可靠最宝贵的资本，不断丰富与加深的知识，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资本”。

　　天厨厂终于从几颗微粒变成了大厂，为它的股东们，特别是为吴蕴初创造了可贵的财富。说可贵，就因为这些财富到了吴蕴初的手里又发挥了可贵的作用。

　　佛手味精大量生产，自然所需原料也随之猛增，这也就越发显出原料的重要性了。吴蕴初制造味精的原料，主要是面筋，其次是盐酸。面筋的来源，除纺织厂供应外，还有自己的淀粉厂，都是就地取材，数量上也能得到保证，是不成问题的了。主要的不成问题，次要的有了问题，也就上升为主要了。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生产盐酸的厂家，国内用盐酸基本上靠进口，也基本上靠从日本进口，自是价格十分昂贵，日商也往往用以卡中国的民族企业。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二六年吴蕴初就很想自办个电解食盐厂生产盐酸，为国家增添个化学工业项目，争口气，摆脱日商的钳制，甚至将日货挤出中国。但当时因制酸耗费的资金太多，他那时只是想想罢了，可要去做却丝毫没有经济能力。如今，有“天厨”做后盾，办厂的条件已具备了，完全可以办了，何况又有天厨的原材料之需？更何况日货已较以往的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抵制日货的呼声越来越高，说不定几时便断了来源；更重要的是用味精抵制了味の素是应该的，那么有了条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盐酸也抵制并取代日本的盐酸呢？二是味の素被挤出了中国市场，日商一旦省悟了味精的原料中有盐酸在内，串通起来，用以控制甚至破坏味精生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三是天厨大批生产之后，吴蕴初才更痛切地体会到使用盐酸的极大不合算：盐酸属危险品，必须用防酸陶罐盛装，运输中须格外采取保护手段。包装、运输费竟高出盐酸本身价格许多，一箱净重仅五十公斤的盐酸，一般到中国的售价高达四两白银。岂不是花了许多冤枉钱？有了自己的盐酸，不但自己用起来方便保险，无形中省了一半钱不说，还可以解脱国内一些厂家所受的日货控制与盘剥。

　　有此种种，吴蕴初便决心将电解厂办起来。可是说来也不容易，尽管理论上已经掌握，可是理论到实际还有段距离，要保证投产还得花费一些心血去探讨研究。国内又没有先例，无可参观借鉴，自是要费不少的功夫、要下不少的本钱才能研制出来，再则，设备呢？难度都不小。但是吴蕴初决心办起来，金钱他毫不吝惜，投到科学实验里，失败了也值得，精力也是如此。他于是便开始收集材料研究了起来。或是“真心感动了天和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出现了：越南有个法国人办的盐酸厂，由于经营不好，刚好倒闭。它倒闭的是时候，吴蕴初得到消息也是时候。一闻此信吴蕴初抓住良机不放，当即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了越南的海防，亲自仔细地考察了那个厂的设备状况，对那些机器的性能，使用期等要点一一做了确认：电解槽是美国产的，机器是法国造的，在当时称得上一流，且使用时间也不长，产品的质量也基本上与日本的相当。自是更加喜出望外。经与那法国人磋商，以九万银元的价格购下了这全套设备。那法国人本是困窘已极亟欲脱手，对吴蕴初肯出这大的货价，千恩万谢，口口声声定按合同办事，可是只办了一半：全套设备运出越南。另一半却用“假货”做了搪塞。合同规定：由卖方派出一名工程师赴买方负责安装全套设备，直到正式出货为止。可卖方派来的，是否工程师无法得知，但对安装这套设备却根本是个外行！这使吴蕴初很气恼。可气恼有什么用？他只好亲自动手，所幸他还熟于此道，否则岂不要糟？

　　机器尚未到达时，吴蕴初便先期赶回，迅即集资二十万，在上海周家桥购置了地皮，建起了厂房。还是厂名先行，因其是为天厨味精厂提供原料的，故吴蕴初为它取名为“天原电化厂”。且“天原”还有天府乐原之解，自是响亮而吉祥。

　　不到一年的时间，天原厂于1929年正式投产了。日产盐酸两吨、液碱四吨、漂白粉三吨。这些产品与味精一样，在此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如果说有，那么天原电化厂就是第一个，为中国的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起点，不仅是标志着吴蕴初的化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其拓宽了前进道路，而且充实了民族工商业的实力，壮大了工商企业的阵容，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产量在今天看来是很小，然而在当时却是很大的。盐酸一项不仅满足了天厨的全部供应，而且大部分外销，解决了一些企业的急需。碱与漂白粉则全部销出，市场上见到了令人扬眉吐气的国货！而且这国货也很值得国人扬眉吐气！商标也与佛手般巧妙得出人意表，亦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产物；一幅阴阳分明、八卦清新的太极图！妙得很，电解是阴阳两极，是现代科学才发现并应用的，可那奥妙无穷的太极图却远在上古，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是傲慢不可一世的列强们的故土上还是一片蛮荒，其祖先尚在衣革裹草、茹毛饮血时就已神奇地问世，它阐述着大千世界的根本理论，预知这“阴阳”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相对而生、相互依存的真谛。“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阴阳之理早已产生了几千年，如今运用起来，只是顺理成章而已！大张了民族之气，又甚是自豪地激励了国人，销路也因之而得以开阔，真是一举数得。这也是吴蕴初才智之外，民族气节与爱国忠心的创造结果。

　　商标不凡，产品也不凡，质量绝不次于日货，且有过之，而那成本之低，又是日货绝对难以望其项背的。质量好，销价低，国货！国内应用的企业，哪个不争购天原电化厂的“太极图”？日货当即冷落不堪，首先是盐酸被狼狈地赶出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市场。漂白粉更显出了它的优势，因为它是时效性很强的化工产品，它的主要作用：漂白，是以出厂一月内为最佳，过了一个月就要减效，时间长了更会失效，保管条件要求又高，尤忌潮湿，见水就会因产生反应而当即失效，无论是过期还是由于保管不善等原因，一个不慎就会变成一堆废物，反成了负担。洋货远渡重洋，当时又主要靠的是时速尚不很高的轮船，几经装卸，跋山涉水，很长时间才能运到中国，就算幸未遭什么客观条件的侵蚀，又登岸即售，也较天原这得天独厚的就地产销相差甚远了。洋货价格又要略高于“太极图”——这是吴蕴初的得意安排，包括味精在内时刻灵通地掌握相同品种的洋货的价格信息，使国货始终跟踪保持略低于洋货的水准。人们又不是傻子，何苦弃堂堂国货而不买，却去买那质量不保、价格又高、尚被国人鄙夷的洋货呢？烧碱亦是如此，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外商的震动则更大。可惜那时候国弱式微，列强欺侮已惯，眼见得竞争不过，就耍起了他们一贯的蛮横，欲用他们在中国抢到手里的特权横加破坏。首先发难的是老大帝国英商的卜内门洋行。当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又在财力、势力上相差悬殊，迫得吴蕴初无奈，只好求人、花钱平息了这场风波——可为之一叹！

　　风波平息了，吴蕴初又致力于发展，因为他一心要填补好这项国内空白，而市场已越来越供不应求，唯有力图拓展。便于一九三一年增资扩建，为了更全面更完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吴蕴初在制定好天原的扩建计划并做了具体安排后，便启程远渡太平洋到美国去参观学习。对美国的发达先进他是在读书时即有耳闻的，如今亲眼一看，更具体地领略了人家的发达、先进与富裕，与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相比简直是无以置信的巨差。这令他喟叹不已，也痛心不已：古老的中国有它高度文明的光辉历史，两千年前的汉王朝，一千多年前的唐帝国，是何等地令世人敬佩；伟大的中华民族，又涌现了多少令人瞩目与崇敬的英雄人物与学术精英！可如今具有那么多值得骄傲的古老的泱泱大国不仅颓朽破败，任人宰割，而且穷得与人无法相比！他泪在眼中转，血向心头滴，爱国自强之心益发坚定了。因此，他毫无心思去领略那异国风光，只全副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参观学习之中，收效甚快，收益颇丰，回国后，脚一踏进厂内就当即着手改进，并不惜重金送厂内的一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去进修学习。

　　一九三三年，吴蕴初又对天原厂进行了二次扩建，生产能力更加明显提高，市场上源源涌入了威仪而鼓舞人心的“太极图”，洋商们大为惊恐，也大动了肝火，不惜赔钱，针对天原的产品一再降价倾销，各路洋商纷纷出动，其势大有包围、吞噬天原之概。

　　吴蕴初不存任何幻想，严肃地面对现实，向股东们冷静而有力地分析了竞争则存、后退则亡的道理，而“我们为了民族工业的利益和生存，唯有降价竞争！也唯有大大发展民族工业，使国富民强，才能摆脱被掠夺被欺凌的屈辱局面。为此，就是赔上了也要与洋商周旋到底！”

　　降价竞争。天原由于得“天”独厚，成本原本就相对为低，质量又好又可保，利润较大，降价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因而几个回合过去，天原产品价格尚在成本线以上时，一些洋商因其产品已降到了成本线以下，纷纷偃旗息鼓败下阵去，唯余下了英、日各一家分别为产销硝碱与漂白粉的厂家。日、英两厂仍不甘休，恶狠狠地作殊死之斗，将本已降在成本线下的价格继续压低，以致拉得天原产品也很快地降至成本线下，且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吴蕴初早有准备，尚在激战前夜，他就预料到贪横斗狠的洋商凭其“重兵”在握，绝不会善罢，即使动用“后备军”也要分个胜败高低，倘不“预伏奇兵”是很难战胜强敌的。因此，他一挥回击的战旗，就刻意研究降低成本的方案，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原产品没有降下成本线几天，便又因成本下降而在成本线上了。

　　对烧碱，吴蕴初采取变晶体为液体的手段降低成本。电解后本来就直接产生了液碱，须经沉淀、结晶等工艺处理方为晶体。如今直接出售液体碱，不但省了工艺程序，而且用户可以不必费事再化，直接使用。“天原”本得因是国货的“天缘”，又得地利，出厂即销。这是洋碱无法匹敌的，他们总不能将液碱跨越千里乃至万里直接运来。同时，吴蕴初又采取了新的工艺手段，进一步降低了碱内盐的含量，因而提高了质量，方便，又好，谁不买国货？

　　对漂白粉，吴蕴初采用了改换包装的办法来降低成本。他把原包装的一次性的木箱，一律改成了可回收循环使用的铅皮桶，综合概算可降低费用百分之十五左右，登市不久，就将已被洋商苦苦牵至成本线下的烧碱，又相对地推到了成本线上。

　　初时，英、日两商还苦撑不已，虽已“损兵折将”到了元气大亏的程度，而“天原”仍然傲然挺立于疆场，并且毫发无伤，两商只好哀叹弗如，认败服输而退避三舍了。

　　一场激烈、艰苦而又持久的商战，在吴蕴初，闻惊变而不乱，遇强敌而不慌，料敌机先，运筹帷幄，于强敌环伺间，太极在握，屡出奇兵，终以“天原”全胜而告终。综算起来，整个大战期间无亏有赚，更重要的是大大地扬了国威，出了国人久抑的一口气，在市场上更牢地站稳了脚跟，得以兴隆发达，这才是根本性的胜利。

　　大战方歇，吴蕴初就带着战后的疲劳与喜悦，马不停蹄，又亲赴欧洲考察选购生产硝酸盐的设备，并就道专程探望了已定居瑞士、年登耄耋的老恩师杜博。

　　回国后更是励精图治，对天原电化厂则依最先进的手段不断扩建厂房，改进工艺，增置设备，使其产量、产值、利润持续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前，电解槽已由建厂时的五十个增至三百个；产量也与这一数量并进，恰好也是初产的六倍；资本则发展到了一百零五万元，已成为规模可观的大化工厂了。

　　也是归国不久，几与强化天原的同时，吴蕴初又办起另一个“天”字号新厂：陶器厂。

　　尚在归国途中，吴蕴初就深切地感到创办耐酸陶器厂已经条件成熟，而且势在必行了。中国的陶业虽精，却从未烧制过耐酸陶器，因为千百年来，尚无那种必要。近代化学有了酸类产品，它才应需而生，当然是“生”在产酸的外国。直到此刻，天原盛装盐酸的“盐酸甏”还是日产。价格昂贵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不彻底，如味精般，必须全部原料都能自产自给才行。可生产耐酸陶，也不是很容易的，不像一般改变一下工艺就可的新式陶制品，那要有科学研究的参数在内的。吴蕴初硬是凭他的化学基础与曾制过矽砖、锰砖的经验很快地“啃”下了这块“骨头”。在归国的当年，即一九三四年即着手实施；在龙华济公滩购了地皮，亲自带人由厂房到设备全部自行设计制造出来；聘请了曾多年从事制陶业的李思敬担任厂长。吴蕴初运筹有方，李思敬操办得力，几个月后，一九三五年初，便正式投产了。窑炉是新式的，机器是绞拌挤压机，原料是取自天然的著名的宜兴陶土，整体生产方式为半机械半人力的组合。初始时月产量为二十一二十四吨，产品除满足天原的需用外，还销往国内的化工厂与军工厂。厂名仍是吴蕴初的巧思，以产天原产品盛器为因，取做“天盛”。当诸多游商打快拳似地逐利于浅层经营时，吴蕴初立足长远，出发点高出一筹。踏踏实实地构筑着基础化学工业，不断向深层探求，以“天盛”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化学陶器的空白，天厨——天原——天盛，如同化学的连锁反应方程式一般，互为动因与补充，形成一个完善的天字号系列，虽有先后之序，却在国内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化学工业企业，这贡献不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么？

　　　　　　　　　　　 天字第四号：请以天利效家邦

　　一九三三年，几与筹备天盛的同时，吴蕴初又动脑筋于白白放走的氢气。也恰逢时机，又筹划起了另一个天字号的化工厂。

　　电解食盐时挥发出的大量氢气，只得少数用于制酸，余下的大部分均因“无用”而放掉了，对这制酸已多余却很难得的化学元素，吴蕴初只觉得弃之可惜，却又一时没有利用的手段，正急于无措时，美国人送机会上门了。美国老牌大企业杜邦公司余下了一套设备，正在寻找买主。原来杜邦公司为了搞合成氨的试做，在西雅图置了一套相应的设备。试验完成了，设备也就无用了。一时又找不到买主，就想到了在当时已很有名气的中国吴蕴初，于是主动上门来销售。吴蕴初一来是因制作硝酸会引起与军事部门打交道而犹豫不决，二来，一个刚只做过一次性实验的机械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虽无异于全新，但在美国杜邦公司这样显赫的大家来说却应被视作淘汰下来的处理品。因此一半真一半假地表现得很不热衷与积极，而卖主见吴蕴初并未拒绝，只是犹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动。吴蕴初便索性大杀起价来，将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变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脱手，居然答应了下来。十八万已是“处理价”了，再只花九万岂不是便宜到家的拣了个厂子？吴纽初便筹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苏州河畔购了块地皮兴建起了厂房，甚顾信誉的杜邦公司更依约派了位责任心很强的工程师来负责安装。一九三五年试车生产并继之投产运行。果然难度不小：虽说日产量很低，不过四吨，可全上海由于当时对液氨尚无认识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吴蕴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为，可为了救国强本，开拓化学工业，他必欲为之，这就是他常说的，特别是办硝酸厂时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又再赴欧洲考察并选购法国的成套设备，又认真地参观学习了一段，才回国亲手安装了新设备，一改往昔市场“黄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亏一位日商帮忙，才打开了销路。

　　这个日商经营的是青岛的“维新工业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试用之下，觉得甚为“约西”，便不但大量购买，而且到处宣传，甘做义务广告，使销路大开，一天强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吴蕴初将其厂名也顺应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厨——天原——天盛的连锁反应的分子结构式上又多了一个反应链——天利。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吴蕴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学时以篆体刻在汉白玉章上，再传给儿子为座右铭。

　　　　　　　　　　　 天字第五号：请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重债，绝非其无条件投降能偿还得万一的。唯有化做严重的历史教训铭记于中、日子孙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来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吴蕴初这位高尚的爱国者，怎肯与敌合污？他忍痛弃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设备，冒着巨大的危险迁往了内地，并请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开办的香港天厨分厂。一面努力医治企业的战争创伤，一面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他去新疆办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时目的与为国开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长远用心。

　　新疆地处僻远，远离抗战前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仅可增进其工业底数，而且就算日寇再扩占内地，对新疆也是鞭长莫及，可为国家保留一块基地。到新疆去办企业，在当时一些企业家中恐怕根本没人想过，首先是犯不上，远离繁华，千里蛮荒，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搭上老本；而那个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无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却步。莫说主动，就是有人甘愿出钱请，许多企业家也会摇头拒绝，吴蕴初却甘之若饴，自不是为钱，而是为国。

　　吴蕴初经过考察，觉得新疆的化学工业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兴办。由于审慎得体，不仅取得了盛世才的认同，而且这位“主席”大人更是积极了起来。于是，吴蕴初两入新疆，并带了个化工小组进行考察及与有关人士协商，很快在天山脚下筹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术专家沈祖囗为厂长，招聘得化学家沈熊庆为副厂长，产品首先针对边防军的弹药、筑路、开矿的所需，以炸药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吴蕴初不仅要身在重庆主持医治前四厂的战争创伤，还要南下香港，北顾天山，实是为国为民自承了重务。

　　入“天厨”，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实是无限风光！

　　　　　　　　　　　　 金钱在他手中的化学反应

　　如果将他的事业的每一个进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学的反应，那么，金钱则是每一个反应环节甲的“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与化学的反应过程，而不参加反应结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结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吴蕴初对金钱的要求，只在于“足够”，而且这个“足够”的标准并不高，相对于他的获得而言，甚至可说是很低很低。这个标准也正是传统的“贫则独善其身，这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们行为准则的发展与延伸。当他家境清寒，读不起书硬要读书尚须贴补家用时，即“贫”时，他拼命地用功学习之外，要教学，要为了几文甚至一两文钱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桥卖苦力，只为“独善其身”；到他“足够”而大有余时，名声也已大盛，即“达”时，他又以较“足够”数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济天下”。所以说他将这一闪光的古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得甚为典型。他一贯如此，一生如此，下面仅择要举出几例：

　　　　　　　　 兼济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为国做智力投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为春烂漫。

　　吴蕴初是极力向化学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着眼点既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也不是为个人独攫巨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他不但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甚至设法让别人能超过自己，起码尽量多地为国培训出化学人才。

　　当一九二八年，天厨厂为他和他的同伴股东们刚赢了五年利时，他觉得他已达到了“足够”的标准，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组建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顺昌路）租下了房屋，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相应的化学试验仪器与试剂，聘请程在章博士为所长，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员，他则自任为董事长，研究化工产品与接受化学研究的委托项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合并，该会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选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为理事长，吴蕴初则为副理事长。恢复了《化学世界》杂志，还办了小型图书馆。这是个对吴蕴初来说只赔不赚的“买卖”，然而他乐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资自己试验，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胶人造丝等项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所也成功了不少试验项目，如抗战前对饮料、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都有进展性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进行了军工方面的实验及对四川的一些地产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够”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积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由他出五万元做为基金，聘请几位化学界人士为委员。同时又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化学奖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投资捐办了理化教室。由基金会主持每年对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与高中一年级学生分别考试，从中选出十余名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发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费用，标准三百元。获得这种奖金的多为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绩，这种奖金只于一年级时获准资格便可一直领到毕业。而吴蕴初却掏出了他全部专利所得，须知此时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为关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当年相类的学生，也为了鼓励更多的化学学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乐为了。而前后获奖的近百学子，且受其鼓励波及的更多的学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济的普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办实业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吴蕴初的味精获得国外专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依据奖励工业产品法，准予天厨保持专利权五年。此时佛手味精正炉盛火旺，虽价格一直在“味の素”的批发线下运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连包装在内）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味の素”又已处于狼狈的境地，天厨独自垄断市场别说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润也是绝非一九二八年天厨本身可比的。可是，对这可获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专利所得，吴蕴初却是拒不肯受，据有关文章记载，他说：

　　“一个天厨味精厂对我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提倡与便于国人从事此项事业，我甘愿放弃国内的专利权！”

　　这一爱国举动自是深受各界赞许的，类似味精的厂家也就兴办并越办越多了起来，一时间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麦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鲜味晶”、天香厂的“味宝”、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拥入市，国货充盈，使得味の素无立足之地，很快地从中国腹地被扫地出门，缩回了大海之中。仅东北一地凭了日本的特权保留了一块市场，吴蕴初正是需要的这点。

　　一九三三，张逸云病故。可惜这位智达见明又宽厚的企业家不寿，而子女又因纨绔而骄奢，堕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惨逻辑之中，恣意挥霍了起来。因天厨是无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吴蕴初为顾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将天厨改为有限公司，清产作价，资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润分红在外）。在吴蕴初的主张下，由这两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总资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进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计数按比例发给每一个职员与工人。这样一来，原来天厨味精厂的所有的职员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股东了，自是皆大欢喜，积极性高涨，自也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绝不否认，天厨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间裂变成四大厂，赚了许多钱，都基本是吴蕴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经营的结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认为他的所得理所当然，而且还是不断地向别人让利。比如，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终身总经理吴纽初发明权报酬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等。这项发明权报酬量是大得无法预估的，仅一九三六年天厨的味精产量就已高达二十三万公斤（不是当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来的公积金会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谁预估得出？那数量大得将是十分惊人的。可吴蕴初却在1936年公积金尚未结出的时候，便正式以书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写给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对此点做了明确地决断：

　　“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住这点提出两点：一、质量不好；二、必须修好。倘能有所赔偿，愿为保密。洋行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誉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还赔偿了一架小型全金属教练机，反而赚了钱，于是大出风头，味精赢利也大幅度增长。

　　　　　　　　　　　　　　 身外虚名何足计

　　吴蕴初的名气，随着他的事业的不断成功而越来越大，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屡有大义光明之举而不断提高。具备了这种社会优势，再加以国民政府中也有识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为了与德国洽商，授其以资源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赴德全权谈判。他代表了中国，争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庆后，又正式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也做过参议员。但他对这些头衔向不为意，只是由于有了这一串“委员”，可有利于发展他的事业，他才挂起它们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参议”，他却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开发新疆，开创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国府的嘉奖，“国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还亲自将一枚“景星”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着，由国民党要员亲自出面，双手为他送上了“党证”。他却从不佩带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勋章。更不以国民党员自居，要高人一头。他只是用党证吓唬过特务，并以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务跟踪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引退”之前，曾亲自召见了他。蒋介石被急转直下的形势逼得除大骂“娘希匹”之外，已无法可想，却将希望转向一些社会声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些人出面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吴蕴初便是被选中的这种人之一。蒋介石对吴蕴初一向客气，他虽然不能像对刘鸿生那样称呼“阿拉宁波人”，可对吴蕴初却可以说“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见或宴请吴蕴初，都表现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时局向吴蕴初“讨教”，并说：

　　“我决定请你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并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与中共谈判，我也知道，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

　　做经济部长，好大的官！可绝非吴蕴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势下，他也不愿当官。因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备了振兴实业、强国强民的相当条件，凭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况如今又是这种局势？谁胜谁败，在他都无大关系，只要能振兴实业就好。眼见得是国民党腐朽不堪，共产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这种谈判之中。因此他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骤得如此高官，受宠若惊；也没有什么失态的举动。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所以脸上也是平静的，听毕蒋介石的话，只是淡淡而诚恳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辞，蒋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虑”为结。

　　他也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实地放在化工企业上，“无暇他顾”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以后，周恩来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即驻在重庆，并兼领导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号，被人们称做“周公馆”的简陋房子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吴蕴初初时一心扑在实业上，虽耳闻周恩来是个非凡的人物，可并无心去仔细过问，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园”民主之家受到过周恩来接待的民族企业家一再向他夸赞，才引起足够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贸易界的一些头衔能很便利地见到周恩来，不似别人那么特别小心。在数次交往后，他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见解，无不深为佩服。后来，国民党严格地监控起来，以吴蕴初的素性，有了这种麻烦，他必不肯因为个人印象与交情而费心费时影响他的事业再与之交往，可他对周恩来不同，仍是设法保持往来。抗战胜利后，他更见到了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方面积极设法甚至不惜电令大战犯、日寇侵华总司令同村宁茨就地等待国军接收，抵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所谓“进犯”；另一方面却做出和平态势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八月二十日再度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同机飞到重庆。

　　为增进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谈判期间举行了数次座谈与会见，工商界自也在邀请之列。为使被邀的人士无后顾之忧，就决定由中共与一实业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请。由中共干部、与实业界有联系的胡子婴、罗叔章物色人选。在找了两位遭拒后，胡、罗二人便通过吴夫人戴懿提出了请吴蕴初出面这一要求。吴蕴初与夫人认真商讨之后，当即打电话给罗叔章，相约在天原电化厂所在地猫儿石一见。吴蕴初在与罗、胡二人议定后，便与王若飞联名发出邀请。

　　九月十七日下午，应邀而至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学会及西南实业学会三个团体的代表：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人，来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上清寺的和桂园。在会客室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讲完话后，吴蕴初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到会者发言，到会者却以为他这个东道主应该先讲一讲，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吴蕴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发展工业以图实业救国的发言。

　　这次会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与民族资本家是朋友，绝不会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工商企业家们都大大地放心，决心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专派了王若飞、邓颖超往天原厂向吴蕴初辞行，并做了亲密无间的长谈。王若飞盛赞了吴蕴初烙忠敬业、重视公益的高尚精神，将其誉为“化工界的一颗巨星”，并邀吴蕴初有机会往延安看看。吴蕴初也盛赞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邓颖超的敬意。谈话完全是以私交形式进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泽东、周恩来自不待论，王若飞倘若不是飞机遇难，在新中国一定会有他一个重要位置，且也必为新中国增誉立功。他对吴蕴初的评价是出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飞能活到建国时，吴蕴初也必及早与其联络。

　　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 --------------------------------------------------------------------------------

　　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

　　“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

　　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

　　“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

　　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

　　“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

　　孩子们都愿听先生讲故事。此时，他们望着先生那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他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

　　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讲道：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避难逃往鲁国。孔子3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年轻时过着贫贱的生活。他曾在鲁国贵族季氏门下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立志笃学，以好学闻名远近。孔子在而立之年创办儒家私学，任教四十余年，一生乐此不倦。他虽然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鲁国三桓分公室、政治实权落于季氏之手的情况下，孔子见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鲁国实现，便率领弟子们到列国游说，到过齐、宋、卫、陈、蔡、曹、郑、楚等十几个国家，但却到处碰壁，不为诸侯赏识。尽管境遇困难，但孔子却不辍教学。在从曹国到宋国的途中，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在陈蔡断粮时，他还饿着肚子讲学。孔子在外历经十四年，返回鲁国后，一方面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用作传授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招收弟子，发展私学。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晚年时博学多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子也越来越多。不少弟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投奔孔子，来进行学习的。孔子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学校。他的教学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私学的时候，孔子主张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无论是华夏族或是夷狄族的，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当时的官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族类差别。各国的贵族们多认为夷狄族是异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说‘戎狄豺狼’，当然不会把夷狄之人作为接受对象。另外，贵族们还认为‘礼不下庶人’，一般民众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原则冲破了贵族官学的界限，一方面把教育及于夷狄之族，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楚国是当时的蛮夷之邦，孔子弟子中就有楚人公孙龙和秦商。孔子曾想乘坐木筏浮于海上，居于九夷之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曾经到楚国招收学徒三百人，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住在贫民区，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他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知识，可见他是劳动者家庭出身。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年轻时曾亲自种瓜，并帮助母亲织布。另外，身穿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贱人之子仲弓、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曾为大盗的颜琢聚等人，也都不是贵族出身者。”

　　周先生饮了几口水，接着说：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日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孩子们听了，议论纷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中，在他幼小的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

　　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

　　“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

　　父亲长叹一声说：

　　“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他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揪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多年来，他努力攻读，刻苦钻研。因为他看到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自己奔向光明的唯一一条路。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是一瞬间；渴望有朝一日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终生委身于一个永远贫困、永无出头露日的小乡村，过着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人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不过他觉得，当时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父亲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两次向财政总长周学熙递交辞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出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

　　“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

　　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猖，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狂妄了啊。批个“准”字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劲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让反对派们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可怕！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了个下马威。

　　后来，周学熙无奈，只好求助他的两位心腹。平日里他们称兄道弟，无话不说。周学熙夺得财长之位也全仰仗着这两位运营筹划。他的一个心腹开门见山地说：

　　“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官当吗，给他当就是了。在南京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艺儿价值难以估量。”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程。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这两个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他早就谙熟。

　　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两个心腹异口同声说：

　　“这好办，就说是人事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块钱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并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

　　第三天，周作民被委任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有关部门的致歉，说他们一时马虎，使他受了委屈，遭了冷遇，等等。

　　这场风浪就这样过去了。

　　事过不久，财政总长由熊希龄担任。周作民大显身手，深得总长赏识，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库藏司长。年纪轻轻能得此职位，可以说是盲运亨通了。

　　不久，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有了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时，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他不过的周学熙再次上台。

　　刚听到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静心仔细一想，觉得不必过虑。周学熙重任财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任库藏司长不过两年，任期未满。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不见得有好处。周作民想到这些，心里平静了。

　　周作民作事一向雷厉风行，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王其康是周学熙和他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说。所以，周作民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风。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过一阵再说，待到找着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又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把希望寄托在王其康身上，耐心等待着王其康的回音。不料，一连五六天没有消息，而且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这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唯独不找他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去找他。

　　周作民闻听不由一惊，他仔细揣摩，觉得这议论好像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示意我主动找他，故意拿我一把，让我低三下四求情。

　　周作民预感情况不妙，连夜找王其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王其康避而不见，周作民完全明白其中的因由了。

　　周作民心想：周学熙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放风让我去找他，求他。他一定会编出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要我今后对他服服贴贴，唯命是从。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了！你错翻了眼皮，认错了人！想到这里，他立刻展纸奋笔疾书。

　　几个时辰后，周学熙案头上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窃喜。此时，周学熙安详地、舒服地微仰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乳白色吊灯的明亮而又柔和的光辉，照射着铺着暗红色地毡的套间房的外间客厅，照射着他那眯眼含笑的大脸盘。他的左手思索地慢慢摩挲着白瓷茶杯，右手很舒服地放在锃亮照人的栗色的沙发本扶手上。香烟在他食指和中指间，升起着袅袅青烟。他冷笑道：

　　“终于沉不住气了。写信不好使，非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的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哪行！也得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让他晓得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

　　他把信封举到眼前凝视片刻，才拿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然后连同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出展阅，好像他已经知道信里的内容。他又点燃一支洋烟，闭着双眼儿慢慢儿地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了一半时，他忽然觉得不放心，又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此时，周学熙的心里如同打翻五味瓶一般。他把周作民辞呈丢在一边，决定置之不理。心想：让他琢磨去吧。

　　那天，周作民送走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他仔细酝酿后，便走进了交通银行会客厅。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周作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接着把向周学熙送去辞呈的缘由讲述了一遍。

　　这个行的总经理叫梁士诒。过去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情。只见梁总经理慢悠悠地说：

　　“本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明天就到职吧。”

　　周作民感激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了，梁总经理！”

　　一刻钟以前，他心里还在打鼓，甚至谋划着三个月找不到事做怎么办，失业半年怎么办……

　　此时，梁士治微笑着说：

　　“不必多礼。你我过往虽然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耳闻，银行界的同仁们对你评价极高。咱国家的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需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我们早就打算聘请你来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们挖它的墙脚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的产系，所以未敢启齿。尽心竭力地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他来到这间会客厅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事情居然这般顺利！周作民摹然有了找到用武之地的感觉。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而失眠。最先想的是要有所建树，为交通银行作出贡献，报答梁士请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的情谊。后来他又想到：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经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周作民一想到这，周学熙的形象立刻呈现在眼前。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他一想到周学熙，便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自信自己有能力，实践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同仁更是公认自己有能力，别说财政部的司长自己可以胜任愉快，就是当财政部次长、总长也绰绰有余。可就是因为与周学熙的关系不洽便屡遭打击，任你有天大本领也无从施展，除落个一腔悲愤，别无所得。

　　从此，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唤雨。于是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人文环境。

　　　　　　　　　　　　　　　与魔鬼打交道

　　周作民到交通银行没多久，梁士诒又委他兼任国库课主任。一天，他因国库课里的业务去找梁士诒，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看见文书课主任和钞票课主任迎面走来，他隐约听到“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等几句断断续续的言辞。

　　周作民回到办公室后，两位主任的说话声仍在耳际回荡，他突然意识到“莫非是行里想在安徽有所举措”？周作民心里一振，“一定是的。在安徽督军倪嗣冲那里卡壳了……我要是能……”他沿着这条思路想呀想的，愈想愈远，想得如醉如痴，物我两忘。下班的时间早过，他思想的翅膀还在高深玄妙处邀游正酣。

　　倪嗣冲的关键在哪儿？这位督军大人听谁的？……他是皖系，皖系的祖师爷是段祺瑞……如有法接近段祺瑞就好了……对，好好琢磨琢磨，把这堡垒攻下……送礼对这老头子不灵，据说他在这方面极为清廉，在外界已经有名。为保住名声，他不可能为谁破例。传闻，一位南国封疆大吏曾想巴结他而大搞感情投资，送了十次礼品十次被退回，次次原封不动，弄得送礼者很是尴尬，同时也很纳闷儿：段老爷子究竟喜欢什么？十次礼品次次不重样儿，金银宝石稀世奇珍无价古玩儿无不囊括其中，他居然一样也没看中。他段祺瑞绝非至圣贤人，为什么不喜欢别人送东西？常言道，“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段祺瑞偏偏怪癖如此……那封疆大吏愈想愈觉得段祺瑞其人琢磨不透。突然间，他生出个恶作剧念头，精选了个奇大的南瓜，派专使给段送去。心想：“华夏广袤数万里，产瓜无数，独独不产傻瓜，倘若产有傻瓜，即便重金购买，我也送他一个！我如今居官盛产南瓜的湖广地域，就将此瓜权当傻瓜给他送去。这老家伙也跟这老南瓜差不多一样，基本算得上是个傻瓜，看你老傻瓜接此南瓜如何处置！”殊不知，段祺瑞见到大南瓜格外高兴，欣然收下，还专门给那地方官写了封表示热忱的长信，并赏给送南瓜的使者不少银两，这对段祺瑞来说也是破例了。后来，但凡想给段祺瑞送礼的人只送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特产，大多为瓜果梨桃之类。送上十次八次，也值不了两把银子。只有不想真送礼的人才送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样，既可以充门面好看，又不损失什么礼品，总能如数退回的啊。

　　周作民想、段祺瑞这样资深年老的高官儿，倘若送礼不灵，便很难结识。我与其相比，地位悬殊，即便走通路子得以相识，也难相知。求人办大事只有两种关系靠得住，一金钱，二情谊。第一种关系能见速效，第二种则不然，非情投意合知心换命不可。

　　周作民绞尽脑汁，突然想到了徐树铮。

　　徐树铮，将军府事务厅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参陆办公处（即执行大总统、三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主要负责人。因受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信任，执掌着三军的军令和军政大权。他还为段祺瑞运筹决策。内阁凡有重大举措都与他有关，或约他建议，或由他授意草拟，或出于他的手笔，故有“小扇子军师”的美称，被军政要人们视为段祺瑞的“灵魂”，炙手可热！所以，巴结他的军政大员极多，终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

　　周作民知道，单凭自身活动，诸如送份厚礼前往拜谒之类根本无法与徐树铮结识。于是，他决定找徐树锋的好友汪志农。

　　汪志农，字竹杉，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寒，出身卑贱。为了糊口，十三岁进入天津一家妓院充任杂役。因干活很卖力气，为人机警，工于钻营，有心计善筹划，深得妓院老板赏识而当上杂役头子，成为津门妓界有名的“大茶壶”。不久，他另立门户，自己开妓院。凭着吃喝玩乐样样在行，特别是精于赌博的本领，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一些有眼光谙世事的朋友劝他说，妓院虽能赚钱，究竟声誉不雅，难成气候。大丈夫处世，应该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才是。他接受友人建议，把妓院移到别人名下，自己退居后台暗地里操纵，对外则声称“今生不再操此业，只一门心思改行经商”。他先后做过木材、粮食、食盐、军装、军火等生意，样样顺手，财路通达，短短几年就积存了丰厚资财，在商界站稳了脚跟，显露了头角……

　　于是，他变得油滑鄙俗，善于揣摸他人心理，娴熟与各种人物交际之技能！

　　周作民听说汪志农并记住其姓名有三四年了。那时，周作民随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北迁北京不久。他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就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其因由不是周作民的记忆力太强，而是汪志农有“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这“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周作民多次放弃了与汪志农交往的机会。他们不止一次被人邀请赴宴并同席吃喝，不止一次在街上相遇，周作民总不愿与他言语，有意回避。

　　事到如今，周作民感叹着说：

　　“有些时候，明知是魔鬼也要与之来往。”

　　周作民来到汪志农住处。

　　汪志农高兴得无以复加。寒暄间，汪志农就抽空吩咐家人叫车。烟茶方罢，未及说话，汪志农便拉起周作民往外走，说是“要陪周主任找个好去处逛逛，散散心，周主任终日公务缠身，案牍劳烦，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出来，应该彻底轻松，玩个痛快才是”。汪志农根本不征询周作民的意见，一凭自己意愿行事，言谈举止倒有几分见面熟的雍容气度和江湖侠客的倜傥雅量。

　　汪志农引着周作民走进一个大院套小院的去处。屋宇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豪华。美丽的侍女奉上茶点。一旁的八仙桌上摆放着骨质麻将牌，四张精致的红木太师椅围桌而设。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周作民当即反应出即将发生的事，他不由暗中叫苦。此时此刻，哪有闲心玩麻将游戏呢？对于玩牌，下赌注，周作民之技能虽未炉火纯青，但也相当娴熟，即便遇着高手也能玩个平局，绝不至于输掉本钱。他曾向友人戏言夸口：

　　“吾人倘若落到被奸人陷害挤兑求职无着时，便去赌博耍钱儿也可养家糊口，其银两金钞之收入说不定强似如今供职京都的薪俸而过上小康生活。”

　　可是，他找汪志农旨在寻觅成就大事之路径，而且希望速成，时间不允许他运用“迂回战术”，他只能开门见山“直取中军”。他早已分析过了，只看汪农对他的态度，“直取中军”已有八成成功把握。谁知这姓汪的见面之后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周作民心里有事儿，哪有心思与这些人寒暄，于是他只点点头。汪志农指着自己的小皮包悄悄对他说：

　　“这里有两万现钞，你我对半儿，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别犹豫，玩个痛快。”

　　这时，周作民才发现他手中拿着一个玲珑精致的小皮包，胀得鼓鼓的。汪志农不待周作民说话，便将他生拉硬拽到牌桌前。

　　周作民被摁到坐椅上。他腾地站起，抱拳施礼说：

　　“真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扫你们的兴。作民今日拜访竹杉兄，原有要事相商，未曾想一路急来，还不及向竹杉兄陈明原委就……”

　　“噢，明白了。好，改日再玩，只下回不失约就行。”中年人站起来，说罢悻然而去。

　　周作民又连连向汪志农致歉，说：

　　“我实出无奈，请仁兄多多包涵才是。我拜谒仁兄，是有……”

　　没等周作民说完，汪志农便打断他的话说：

　　“这里不是谈正经事的去处，我们走吧。”

　　周作民只好跟他上路。心想：“有求于人的事儿无论多么着急都得耐着性子，客随主便嘛。身居客位，只好任凭主人安排。”

　　上了车，汪志农对司机吆哈一声，卧车启动了。

　　回到汪府，他俩便如同有数十年交情的挚友一般亲密了。汪志农满口答应次日下午三点带他去徐树铮处。其实汪志农也非常欣喜，原来他穷追不舍地花大钱儿费功夫与周作民结识，就是奉了徐树铮之命。徐树挣早闻周作民之名，知其有才，欲拉其入伙以壮皖系实力之心由来已久。

　　　　　　　　　　　　安徽之行，折服督军倪嗣冲

　　北京初夏之夜，空气相当凉爽。高高的、动得很快的云在蓝色天空中飞过。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聪明的周作民所选择的契机。

　　梁士诒满脸愁容地走在花园的小道间。周作民紧随其后。试探着问：

　　“总经理，您像有心事？”

　　“碰到一桩难事。”梁士诒声音很轻，但每个音符都充满忧郁。“半年前，我在董事会上建议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设个分行，董事们一致通过……”

　　“这样的提案哪有理由不通过！”周作民的口气使人一听就觉得他的赞叹是由衷的。“多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啊！那里的茶叶贷款和押汇业务都大有可为！咱们搞金融的就该向那样的地域开拓！”

　　“只可借……”

　　梁士诒欲言又止，转过身来摁着周作民的肩膀说：

　　“听说你是江苏淮安人，安徽和江苏毗连，那里可有熟人？”

　　周作民不由激动起来：总经理终于想到了我，并对我寄有希望，十多天来的努力总算没白费！他按捺着兴奋，回答说：

　　“在安徽我暂时没有熟人。不过，要是需要，通过关系，认识些人不会太难。总经理有用得着我处，我随时恭听驱使。”

　　于是，梁士诒立刻委派周作民前去安徽，并说：

　　“那就派你去‘砍’，‘砍’成了，芜湖分行经理就由你兼任。钱，你大胆花，实报实销，只要办好就行。”

　　“当不当经理我无关紧要，完成您的重托才是头等大事。大海口我不敢夸，让那姓倪的老丘八点个头的门路还是能找到的。”

　　周作民见到了徐树铮。他们一见如故，一谈便是三个钟头。徐树铮很惊讶，周作民竟然如此投他脾气，“缘分不浅呀！”他暗暗感叹着并庆幸自己派汪志农结交拉拢周作民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徐树铮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周作民来见他以前专门琢磨了他几个小时！周作民的一言一颦一笑，都事先作过预演，只拣他徐树铮喜欢的爱听的上，“要甜的端蜜罐，要酸的拎醋瓶”。于是，徐树铮委派汪志农帮助周作民办理一切事务。周作民从汪志农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

　　周作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终于找到了突破倪嗣冲的切入点！只待搞清倪嗣冲集团的人际关系，便能操掌胜券。

　　蚌埠。安武军总司令兼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会客室。周作民与汪志农、汪甫闲谈，话很投机，有说有笑。半个时辰前周作民才被两位姓汪的领到这里，等候倪嗣冲会见。周作民来皖四天了，还未见倪嗣冲。不是求见倪嗣冲困难，而是周作民不急于与倪嗣冲对话。他入皖后并不忙于拜访这个求见那个，只问何处风景最好，何处名胜值得一游，仿佛酷爱游山玩水的骚客文人随心所欲地挥洒逸致闲情。

　　四天来，周作民只让江志农引见一人：汪甫。他们只谈了两次话，每次都未超过一小时。汪甫问：

　　“衔命来皖公干，为何不先见督军？”

　　“有两个原因：一、倪督军年老体弱公务缠身，不好随便打扰；二、见您汪镇守使和见倪督军无异。”

　　只此一言，即令汪甫眉开眼笑，心比蜜甜。

　　汪甫，倪嗣冲的亲戚，刚过而立之年便当上皖北镇守使，在皖军握有实权，将领中数他最年轻。他聪颖好学，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头脑，且喜诗词歌赋，文章也写得不错，很受倪嗣冲器重，也深得徐树铮赏识，被倪嗣冲视为股肱，并作为继承人栽培。他的话在倪嗣冲那里很占地方。所以他有幸被周作民作为第一个会见人选。这时，汪甫陪着倪嗣冲进来。周作民迎上鞠躬行礼。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他们这次会见的谈话。倪嗣冲握着周作民的手说：

　　“让你久等了，很抱歉。”

　　“督军公务繁忙，晚辈本不该打扰，只是在京都时，段芝老（即段祺瑞，其字为芝泉故称）和国务院秘书长徐公树铮君以及和其他知名人士特别是军界政界要员对倪督军赞誉有加，称颂不已，使得晚辈早闻督军大名，心中仰慕已久，今日既然得便来皖，倘若错过良机，不来拜谒求教，将会遗恨终身，再者，晚辈离京时徐秘书长曾反复叮咛代向督军问候，所以，便不揣冒昧，只请督军鉴谅。”

　　“这几日总听汪督办和汪镇守使称赞周先生博学多才，年轻有为，今日得见，方知两位言之不谬，周先生果然潇洒倜傥，气度不凡。”

　　“督军过奖了。”

　　“请用茶。”倪嗣冲礼貌周到地向客人打手势。

　　“好茶，好茶！不是龙井，也非碧螺春铁观音……哪产的？”

　　“就是敝省安徽呀，黄山毛峰，又称猴葵，已颇有名气了呢。”

　　“是吗？”周作民让惊讶的表情略作夸张。“作民孤陋寡闻，让督军见笑了。”没等对方有所表示，他继续说，“这可是宝呀，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享用的佳品，只不知产量有多大？”

　　“它是拔尖儿的，略次一些的产量可大了。但究竟一年能产多少我说不好，谁都无法估量。这么说吧，黄山、安庆、芜湖一带，广袤千里均盛产此物……”

　　“这可是绝好的生财之道呀！……”周作民高扬手掌啪的一声击在沙发扶手上。他故意做出这貌似忘情的动作打断主人的话。倪嗣冲眼睛蓦地放亮，一声“生财之道”震动了他的中枢神经。他正为生财无道食不甘味，卧不安席。好些日子了，他总是绞尽脑汁想呀想的，想得头昏眼花、精神恍惚，以致无法把思想集中到一事一物上，做起事来丢三拉四忘东忘西的。军费，把他搞苦了。他又不能不扩充实力。作为军阀，有兵才有一切，没兵狗屎不如。身价地位全由兵之多寡决定。他不满足眼下局面和既得利益，他要扩兵，往高处走往大里奔。

　　周作民看准这一点，才把它作为打动倪嗣冲的王牌亮出来。果然一矢中的地勾住了倪嗣冲的腮帮子，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这茶怎么与生财之道扯到一块？请详细说来让我听听。”

　　“在安徽，抓住皖南茶叶生财之道便走通一半儿。”周作民慢条斯理地说。“只不知督军对此有无雅兴？发展皖南茶叶，若督军有兴趣便亲自抓抓，一年就有收成。至于销路不用愁，国内市场广阔不说，国外市场也有很大的需求量。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都很欢迎中国茶。这方面的知识和行情，汪公汪督办比我渊博比我熟悉。我有几位朋友做茶叶贸易。如有用得着我时，打个招呼即可效劳。”

　　“只可惜资金……投少了，怕意思不大，小里小气之事我不愿为之。投多呢，一时半会儿又不甚方便。”倪嗣冲叹口气说。

　　“我有个建议。如果督军采纳，一年之后，皖省财政收入便可大增。”

　　“请说明。”

　　“我此来是为敝行考察事儿。噢，”周作民作忽然想起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倪嗣冲。“我临来时，敝行总经理梁士诒嘱我向倪督军致意的同时面呈倪督军一信。”

　　“回京替我面谢梁老总。还接着刚才的话茬说。”倪嗣冲阅毕说。

　　“贵省茶叶业既然大有可为，我打算给敝行写个呈文，建议向皖南发放专项贷款鼎力扶持。倪督军如果同意，我便着手准备，争取一个月内办妥，年底即可收益。此事倘若促成，皖省仅税收数目就十分可观，往少里估计其款项也够两个到三个师之军需开支。”

　　“好。”倪嗣冲高兴地看着周作民。“我这里没说的。只要对贵行和敝省都有利，我祈盼早日促成此事。晚上在我这儿吃顿饭，也好有时间谈充分点儿详细点儿。”

　　他把脸扭向汪志农：“去张罗一下，酒和菜都要本省产的。到新地界儿就该品尝一下地方风味。丰盛些儿！”

　　当周作民即将启程回京时，倪嗣冲郑重地说：

　　“请转告梁老总，我只欢迎你来此办行，别人不行。”

　　于是，周作民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办银行——找到了支点

　　从此，周作民身兼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

　　一九一五年秋，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便与交通银行往来。交通银行成了代理倪嗣冲集团的金库机关。

　　这年冬天，倪嗣冲集团里凡爱财的将领都成了周作民的朋友。他们爱财也罢爱周也罢，反正周作民支使他们办事，他们全都尽心竭力，不打折扣。

　　此时，倪嗣冲又动了请周作民替他们办银行的念头，并派汪志农向周作民游说。于是汪志农经常请周作民喝酒，周作民乘机游说他存款说：

　　“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款子放着也是放着，何不存到银行里让我周转运用？我算给你最高利息，既能帮助你解决头寸紧张之困难，对你也不无好处。”

　　“要说帮你，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分内事嘛。”汪志农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心想，时机来了，何不试探他一下。他故意来了一声长叹，“可对我好处恐怕有限。利息能给几个钱儿？说句掏心的话儿，帮你还不是帮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盈利天大对你个人有多少好处？大不了赏几个零花钱儿。你还不知道吧，我和督军办了个银号，经理叫郭善堂。虽然郭经理能力有限，银号里也缺专业人才，但投进了资金还是增值可观。现在倪督军有意让你帮我们办银行，只是……”

　　周作民听得心潮翻滚，感慨万千：有道理呀有道理！我这些年来虽然卖了不少气力，成效也算显著，但我个人终归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不难想象，如此下去再干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和进展。何况交通银行是官办的金融机构呢。官办机构难免随官场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上台用你，明天换别人上台就可能把你一脚踢开，管你以往表现如何有无建材呢，业绩贡献统统不作数……一句话，在交行供职跟官场厮混没有区别，都是“五日京兆”……他不由记起在财政部供职的往事，愈觉道路艰险，前途渺茫……三十多岁了，该知道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危险性了。要有属于自己的玩艺儿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祖宗，对不起良友恩师，对不起青年时代的满怀壮志！为实现志向，在逝去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学点本事不容易啊，该有自己的事业了……要是自己办个银行呢，有了建树是自己的建树，创下产业是自己的产业……一切的一切全归自己，都记在自己的名下，那该是多么畅快的事情啊！倪嗣冲、汪志农他们对金融业一窍不通，还开银号而且赚大钱儿呢。在业务上我比郭善堂辈熟悉得多精通得多。他们都行我有啥不行的，我要干起来绝对比他们有前途！只是两手空空……他们，倪嗣冲、汪志农辈要乐意，再拉上若干个如徐树铮、吴鼎昌之流的要员和财主，就能成事！

　　周作民知道，关键是要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

　　“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你们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拥有重兵，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了。办银行之事非同一般，需从长计议，待我考虑成熟再说吧。”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是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该大有作为才好。”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也信它，只是有了‘支点’怎样充分利用好，才是关键。”

　　据有关文章记述，筹办银行之事，与倪嗣冲交谈时是这样的。

　　周作民仔细考虑后，便找倪嗣冲和汪志农共商此事。倪嗣冲见周作民前来便知有了眉目，于是迫不及待地问：

　　“办银行关键是什么？”

　　没等周作民回答，汪志农抢着说：

　　“当然是资金，资金问题……”

　　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

　　“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

　　“对外，至少得号称二百万元，不然，让人觉得气派不够，对开展业务不利。实际上五十万可以开业。要少于这个数就难免有周转不开之虞。”

　　“实际五十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倪嗣冲摸摸秃头，嘿嘿一乐，“这样行吗？”

　　“曹操当年东征西代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只有天知道是几员将校几伍士卒。干金融跟带兵打仗相似，天下一理嘛。”

　　“高论。”倪嗣冲一翘大拇指。“周先生要掌兵，也一定是位好统帅！”

　　“不敢当。”

　　“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只是五十万元几个月前倒是有来着，如今都派了用场，近期怕难以筹够，我最多能筹措十五万到十七万元。过一年两年筹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怕是周先生等不得呢。汪督办是大财主，只不知……哈哈……”

　　“倪督军要办的事儿，志农敢不跟随吗？我拿十万。我眼下也手头紧，到明年底，筹上四五十万都不难。”

　　周作民想，我两手空空不得不借鸡下蛋，有二十七万元已不算少。军阀之“鸡”不可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欲达利用之目的，须从多处借“鸡”。若“鸡主”太少，必受其控制，没有主权。如果自己作不得主，事业必发展不快，还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危险。那样便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涉足政坛或再得其他了。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我跟你们，至少跟你姓汪的最多也只剩下酒友牌友的交情和见面时说“过年话儿”的份儿了。他想着，说：

　　“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是等不得了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的大名儿就能办个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余下部分作民再想办法。款子筹够马上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

　　“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军务忙得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不可以挂名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我不任董事长，不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撕掳开，这就够了。投资挂在我儿子倪道杰名下。”倪嗣冲笑着说。

　　“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今晚我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

　　周作民回到北京后，四处奔波。一天，他来到交通银行高级职员任宏的住宅。佣人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的客人谈话，请他稍候片刻。

　　他随便在客厅里踱步，无意中看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苍苍翠翠，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的季节。不由想起两年前和梁士诒谈话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创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奔走一个月，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使命，大受梁士诒赞赏。未满一年，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使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有意提拔他为交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那里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行的“龙（建章）、虎（叶誉）、凤（苞）、麟（关赓）”四大将之上。然而，梁士诒已拟好了提拔周作民的报告正要送上去还未送上去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毙命，袁政权垮台。一九一六年七月，梁士诒被通缉……

　　周作民回忆起往事不寒而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倘无坚强后盾，实在不能恋栈。同时，备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得此“支点”，即便不去“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若遇时机，对己胃口，也不妨重入官场溜达溜达，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一九一二年初到北京和一九一五年夏财政部易主之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门难平，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政部。一则为过官瘾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看看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比他们坐得自在潇洒。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向前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之泥潭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总也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干嘛不杀进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添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可凭借之“好风”，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也似地骤增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内能坐获厚利而外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民终于集资成功。银行取名“金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公推周作民为总经理，负责组织一切。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马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

　　　　　　　　　　　　　　 识时务者为俊杰

　　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看窗外心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他南下视察一个礼拜，积下不少公务。现在的周作民今非昔比了，原来金城银行成立一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人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竞争激烈得吓人。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这两个国家级银行竞争的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周作民深受吴鼎昌先生的启示，吴先生去西洋考察之后说：

　　“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

　　周作民听了，认为句句真言，字字不谬。于是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了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这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机构，遇点儿风浪也不用心慌了。

　　这时，列车咪当一震减速，停住。周作民如梦方醒，他才听清高谈阔论着的邻座们的声音：

　　“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冯玉祥有两下子，胆也够大。”

　　“军阀嘛，哪个没本事哪个没胆？”

　　“嘘！莫谈国事……下一站就是北京，当心警察把你从车站直接请到号子里去。”

　　“听说黄郛代理内阁总理，还摄行总统职权。”

　　“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如今成功了，冒了偌大风险参予政变的黄郛还会客气吗……”

　　北京政变，周作民一过山东就听说了，但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一九０五年入同盟会，一九０七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予策划护国反袁军事。一九二三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周作民这次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回北京通报给黄郛呢，谁曾想黄郛却在北京爆出偌大新闻！

　　周作民恨不得一步跨入北京看个究竟。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也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

　　“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

　　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

　　“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

　　“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

　　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

　　“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

　　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

　　“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

　　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

　　“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不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

　　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黄郛傻冒儿，一旦名声毁坏，便再无希望可言了……”

　　　　　　　　　　　　　 丰泽园饭庄好友密谈

　　据有关文章记述，周作民发起北方金融界为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送去劳军款，使者返回北京后，周作民邀集使者钱永铭和黄郛有过一次如下的密谈。

　　北京丰泽园饭庄。陈设考究的雅座单间里，周作民、黄郛、钱永铭酒兴正浓，跑堂的来请周作民接电话。

　　“烦人，吃顿饭都不得消停安生。”周作民嘟哝着跟跑堂的出去。

　　黄郛笑着对钱永铭说：

　　“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才知其含义，真个妙不可言。一年多来，我悠哉悠哉好不自在，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这份闲情这份逸致，在位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你看作民兄，吃顿酒三个电话，我呢，就不会有人再找……”

　　钱永铭笑道；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半年多以前，我跟你一样，可现在又套上枷锁了……”

　　“你老弟不甘寂寞，自找的。怎么样，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之简称）储蓄会副主任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兼两职于一身，权力不小于你曾在任的交通银行协理，只不知好不好干？”

　　“处此乱世，无论官职大小差事多寡，没有好干的。”钱永铭喟叹着，暗地里却在冷笑：你黄郛何时甘于寂寞？南方北方，数你活动最凶，一天不做官难受得如丧考妣。透个消息给你吧，也让你高兴高兴。于是他说道：

　　“你说小弟不甘寂寞，怕是冤枉呢，友人相邀，且情真意切，敢不从命？实话说了吧，闲云野鹤的日子于你黄兄也不会太久。”

　　“此话怎讲？”黄郛口气平淡，貌似无意，实则关切异常。他知道钱永铭刚到武汉见过那位曾是自己部下现在却已飞黄腾达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肯定听到不少消息，特别是有关黄郛的消息。想当初在日本在上海，他和蒋介石相处何等亲密！又是结拜为盟兄弟，又是提拔蒋介石为自己手下团长。不曾想，蒋介石发迹，对盟兄却冷漠若此。他被撵出官场，在家呆着无聊，便给盟弟写信，一封接一封，盟弟他竟毫无反应！钱永铭曾与他们先后留学日本，三人私交都算不错，他俩在武汉见了，蒋介石还能对他黄郛不闻不问吗？即便蒋介石薄情，把盟弟忘却，但蒋氏心志高远，要问鼎中原逐鹿北国统一天下，总得用人吧。他黄郛的才能盟弟不是不知道……

　　黄郛天马行空般地遐想正酣，周作民返回，见状不由笑道：

　　“二位运气练功呐，这地方可是用杯运筷的去处。还按原先说好的，喝一杯酒，讲一段趣事儿，笑话、好消息也成。一人一段儿，大家开心就好。来！喝酒。”

　　说着喝了一杯。黄郛明知轮到钱永铭，却故意发问，因他惦着钱永铭的话茬儿，急欲知道蒋盟弟对他的态度；

　　“该谁说了？”

　　“我说吧，”钱永铭笑道。“不然黄兄又有话把儿可抓，说咱们小了几岁便有意捉弄他云云。可说些啥好呢……”

　　周作民压低声音说：

　　“讲你武汉之行吧。这屋安静严密，隔墙无耳，已跟饭庄经理说好，我们不叫便不许跑堂的进来，放心谈论无妨。”

　　“作民兄，还是你有眼光，你筹款劳军的建议太有见地，太是时候了。”钱永铭由衷地说，蒋总司令对我们送去劳军现洋四十万，甚是高兴，说钱虽不多，但说明金融界拥护我，我会记住你们的。他详询北方和江浙一带金融界情况后，又听我讲劳军的经过报告。蒋总司令说，他对江浙金融界比较熟悉，对京津地区知之不多。他询问作民兄的情况十分详细。当他问到同仁们为什么公推我做劳军代表时，我回答说，是金融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意，说我是总司令的同乡，而且早在日本认识，易于接近。蒋总司令听罢哈哈大笑，说周作民不但能干，而且很有脑子，你回去转告我对他的谢意。告诉他我会记住他的。总司令又问黄郛兄近况，叮咛我们多和黄兄联系。他说，黄兄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都很强，是多面手，要我们向黄兄靠拢。并要我转达黄兄多注意北方情况，以便将来为国家负起北方责任。”

　　一席话，听得周作民和黄郛欢天喜地，连连举杯。

　　“周兄，说正经的，你很值得我敬一杯。”黄郛边给周作民斟酒边说。“你怎么想起发动金融界朋友筹款劳军？这主意真真绝妙！”

　　“你们还记得当年少帅张学良部下把我绑票，在他们老帅、少帅都发话放人的情况下还要敲诈四十万吗？从此我得出一个银行家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周作民郑重其事地说。

　　　　　　　　　　　　　　 酒后之言弦外音

　　从1926年筹款委托钱永铭去武汉劳军之日起，周作民对北伐军胜利抱极大希望。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呈上了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接着，又多次给宋子文等人献计擘划，在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中立下汗马功劳。嗣后，除在财政方略上继续为政府做了优秀金融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外，还在对日本外交上充分利用自己与日本朋友的关系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诸如给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顾问，向蒋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日本要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出面组织政府不便挂名的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进会，并任考察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产生极大反响……他只想不遗余力地工作，凭学识才能，凭拼搏得来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取得政府信赖，委以适当的能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的职务，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强大多做事情。岂不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未有区别处。只说掌管财政吧，非孔即宋，全凭裙带关系。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驱驰劳碌奔走呼号整十载，除落几个如岳军（张群）者之友外，只是听到些“好话”。回想起来，那一堆堆一套套的“好话”全是哄人卖命逗人玩的。好在他周作民还未傻到不识“逗”的田地，几年前就定了新工作方针，使得金城事业朝着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现已有所成就，聊可自慰……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周作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子似的，他抑制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苦恼的过去。据有关文章描述，周作民的这种心态，在一次接待张群的酒宴中，微醺之际，曾将心中的隐秘有所暴露。

　　那天，周作民和他为金城银行特聘的高级顾问何廉驱车来到北平西城什锦坊胡同的一幢豪华住宅。何廉曾留学美国，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曾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一道在行政院任职，有“学者从政派”之称。周作民很尊重他，出入门户都让他走前面。

　　“我很久没见岳军先生了，这些年他平步青云当大官儿……啧，还是您先请吧。”何廉打着手势往后躲。“人们都说您跟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日本？”

　　“我和岳军都去日本留学不假，但当时不认识。”周作民回答说。“黄郛介绍我和他认识，真正交往不过十多年，当时黄郛在北京组阁，他是黄郛的总务处长和交通部司长。”

　　“一九二四年对吧？”何廉有所发现一般惊喜。“知道吗，听说岳军和蒋委员长认识虽然很早，但关系密切也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那是交友吉利之年呀。”

　　“是吗？”

　　他们跨过院子走上大门台阶。

　　“这房子很不错咧。”何廉打量着。“听说您专为接待岳军买下的？”

　　周作民点点头：

　　“这些年，岳军先是为东北那位少帅易帜的事，后来又为与日军争端的事和华北政局的事总来北平。他肩负蒋委员长重托，身负国家大任，整日价车马劳顿，该有个像样的安静去处下榻歇息才好。所以，我买了这房子。岳军不在北平就让它空着，只有至交来才偶尔用用。民国二十二年，内务部长黄季宽代表中央往内蒙百灵庙宣慰，往返就住这儿。到客厅恭候吧，从这儿进。”

　　他给何廉指示路线，对佣人说：

　　“去禀报张部长说我们来了。”

　　“二位，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张群笑容可掬地走下楼来，抱拳施礼。“啊，何教授，您好！‘学者从政派’人物，国之精英呀，幸会幸会。”

　　他先跟何廉握手。

　　周作民说：

　　“请部座起驾。”

　　“干啥去？”张群问。

　　“给您洗尘呀。”

　　“不必了吧，这住宅环境好，厨师也好，在这儿边吃边聊反而随便自在。记得民国十七年七月，你代表北平银行界在西山饭店欢迎蒋委员长。那家西山翠微峰下的饭店从环境到菜肴均属一流，赴会的也全是好友，委员长平易近人，且少你三岁。想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还不至于精神紧张吧。可事后我听说，你不但没喝好，饭都没吃饱呢。我说的意思是到外面怎么都不如在家里好。”

　　周作民说：

　　“陪客只有何教授一人，非常熟悉的至交，再说去的地方跟在家里一样，甚至比家里还好，保您喜欢。”

　　“哪儿？”

　　“丰泽园。”周作民凑近张群悄悄补充说。“放心，不是中南海丰泽园，是煤市街丰泽园。”

　　“啊，哈哈……”张群会心大笑。他忆起了往事。

　　一九三三年前后，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常衔命前来与黄郛密商对日外交。周作民深知张群嗜酒成癖，且酒量奇大，除指定稽核主任吴延清专司招待张群之职外，自己也三天两头陪同张群畅饮。不几天，他发现张群对煤市街丰泽园饭庄酒肴甚为满意。便包下雅座一席，每天陪张共进晚餐。当时，对日外交最是棘手，张群和黄郛整日关在黄郛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磋商再三也无良策，弄得焦头烂额。稍有余暇必去借酒浇愁。一日酒酣，张群对周作民慨叹：

　　“我愿在此丰泽园醉卧竟年而不愿去那丰泽园待上半刻。”

　　张群所说的“那丰泽园”在中南海里，是黄郛当时办公的地方。

　　周作民、何廉和张群驱车来到煤市街丰泽园饭庄。

　　三个小时后，三人喝光了一瓶茅台酒。

　　张群微醉，对周作民感叹道：

　　“你我能结下今日之情谊，全赖膺白（黄郛）。想当初膺白对我俩何等爱护提携，唉，没想到，他已沉菏缠身，也不知在莫干山上疗养得怎样……”

　　周作民感叹道：“膺白历任要职，虽劳累致疾，也不枉活一生。”

　　“想你当初白手起家，现已创下举世瞩目之基业。论年龄，你刚及五旬，做大事正属年富力强……”

　　何廉连忙附合着张群说：

　　“是呀是呀，你不但在金融业上建树显赫，在工商、运销、保险、发展农村经济等等诸多行业中成就斐然，更令人钦佩敬慕的是你近年在政府中所兼各职，胜任愉快，政绩卓著，声誉日隆，实在可喜可贺！来，为你的成就干杯！”

　　一番话，又勾起周作民重重心事。他强忍不愿想起那些往事。对何廉的提议，既未婉拒致谢，也不露心安理得之色，只连连举杯。三杯下肚，四语出口：

　　“五年未满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

　　宵吁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

　　此时，张群已醉，酒兴已尽。但人醉心醒。好朋友的弦外之音他听得明白，但无言以对。只拍拍周作民的肩膀，其意尽在那几掌中……

　　　　　　　　　　　　　　 不拘一格用人才

　　香山，双清别墅。

　　青山耸翠，碧岫堆云。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名花瑞草掩映其间，环境十分幽雅。它比浙之天台更奇绝，比闽之武夷更巍峨。它的主人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有“香山王”雅号的熊希龄。

　　金城银行新行员集训班在这里举办。学员全是各大城市名牌大学毕业生。因经严格考试遴选，个个品学兼优。

　　“有人说，咱们的职业是‘金饭碗’。因其待遇优厚于其他行业而且相对固定。知道这‘金饭碗’是谁给你们的吗？”周作民兴奋地问着学员。未待回答，就指着何廉说。“是他，何教授给你们的，是何教授建议金城吸收你们为行员。你们被金城录取后，咱们的大股东老股东、我的好老师、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老先生主动把别墅让出来，使得咱们有这么好的去处集训。身兼数职、学贯中西的何教授在百忙中拨冗来给你们授课。地点，在堪称胜地的世界第一流的风景区内；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第一流的教授。只此两点就足以证明咱金城有能力、有条件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企业，更证明金城的领导者对你们厚爱有加，高度重视，并寄托着极大希望！金城锐意革新，决心清除一切陈规陋习，使行务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甚至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这任务极其艰巨。而你们就是完成这艰巨任务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保持朝气，不搞拉帮结派勾当，为扩展金城业务，提高金城知名度做出贡献。金城的未来属于你们，你们很快就结业。我本打算再来一次，也出几道题考考你们。但很遗憾，已安排好去香港视察行务，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考你们。请不要紧张，会计学、商法、数学和公文程式这些你们现在正学着的课程，我一道题也不出。这方面的试卷由主讲教授命题。考前，宣布两条规定：一、考试不许外泄，换而言之，考完试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考试内容；二、个人在卷面上填写的答案不许外泄。”

　　他向门外招招手：

　　“马秘书，发试卷，一个小时后收上来交给我。”

　　晚上，周作民挑灯阅卷。

　　他出的全是学员们无法想到、书本上也找不到答案的题。很久以来他就深深感到精通金融业务的人才已不够用。几年前，他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了。现在保险事业、运销事业、辅助小农工商事业，工厂管理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等项都有不少已盈利丰厚，成就斐然，为社会所瞩目，顶不济的也已具规模，打牢了发展的基础。

　　所以，他想出这招数亲自物色各方面人才。

　　“你在受训即将结束面临分配的日子里，想必对各分行情况特别是经理们的业务能力、人品、资历等情况都私下作了调研，请就你所掌握的情况，试析这些人做各分行经理的根据及理由。”

　　周作民拿起一张试卷，念着自己亲拟的试题，细阅答案：

　　“……从金城创立近二十年的人事安排概貌看，周总经理用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适一灵活’，即适人、适时、适地，根据实际需要和当时政治形势等情况灵活掌握。比如，金城初创时，皖军首领倪嗣冲等人是主要投资者，而总行又设在银号势力强大的天津，周总经理便根据这两个特点，适合皖军首领们的意旨，提高与银号的竞争能力，聘用了皖军首领们介绍的曾在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的和天津商家、银号和纱号关系极深的天津人阮寿岩为总经理，宋相臣为副经理，还有北京分行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凤藻，等等，均属此类情形。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需有较新头脑的与执政官员说得上话的人，于是延聘了留日学生为分行经理，如王毅灵、吴蕴斋。为扩大影响，金城创办了经济研究室，聘用诸如顾翔群、董洗凡、金子玉、王一吾等一批留学欧美人员。北伐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变了，政府里掌财政经济大权者大多数为留美学生。为提高金城在社会上的声誉，也为便于与政府机关联系，周总经理很快罗致一批留美学生，或从事调研工作，或担任大城市分行经理，如金城顾问何廉、顾问兼农贷主任金绍文、武汉分行副经理徐国懋，香港分行经理周兆元、副经理杨培昌，重庆分行王恩东等等。再举例，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多军政要员逃到大连设立分行，可那里日本势力强大，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周总经理延用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一九三一年设哈尔滨分行也由他兼任。又如汉口分行，地处长江中游，欲往大西南发展业务，必须跟四川方面疏通关系，融洽情感。周总经理便聘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麇集之地，洋行林立，便用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因吴氏不但精通日语，英语也说得异常流利。青岛日人关系繁多，西洋贸易亦多，便用陈图南为青岛分行经理。因陈氏为留美学生，懂外文，国际友人也多，还是曹汝霖的女婿，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个小青年不简单！”周作民拍案称赞。看了看卷上的名字，想象不出那学员模样。要在别处看到此文字他一定认为作者是年已半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然怎么能对自己用人意图分析得这般准确透彻！他兴奋地翻到最后一页。只要最后那道题的答案令他满意，他便让那学员见习少时即调回总经理处委以重任。

　　“……据我所知材料分析，今明两年金城存款额有望达到一亿五千万甚至一亿八千万。到金城二十周年时存款额可达两亿一千万甚至两亿四千万元，相当于创办头一年的四十倍到四十五倍左右，在各地的分支行处也可望增设到六十至七十个

　　周作民毫不犹豫地把那学员的名字写在专记机要事项的笔记本上。他又看了十几份卷，均党平平。算算卷子，还剩十余份，决定一气阅完。

　　“金城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虽然增资高达五百万元之巨，联合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多家银行，保险业务也由水、火、船只、汽车等发展到兼办玻璃、邮包、行李、蚕茧、木驳、电梯、兵、盗、信用、意外、人寿等，并与安平、丰盛等保险公司横向联营，组织了总经理处。但为了真正实现周总经理提出的‘挽回权利外溢’的口号，还应暂时与外商保险公司联合，以更快壮大自己……”

　　周作民在卷首写下“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工作”字样。

　　“关于辅助小本农工商业和发展运销业之我见”，周作民见到卷上这般字样不由诧异。他没出这类题目，为何答非所问？待他往下细读才明白学员意图：

　　“因我对金融诚心热爱，便想全面熟悉并做了何时研究何题之规划。只可惜初来乍到知之甚少……无奈，只得离题而乱说……”

　　“我离课题而考，他离试题而答，有其头目必有其下属乎？我怪僻他怪僻，怪僻之缘分乎？”周作民会心一笑，细阅其卷。

　　“我国百姓贫困，小本农工商业举步维艰，最需要金融资助，然只求近利者不屑为之。而我金城却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不怕繁琐，只贷十元小额也办，接着又在南京、青岛、镇江、苏州、天津、汉口、武昌、兰溪等地成立类似机构多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行动足见决策者爱国扶贫之善心。据概略统计，借户已达六万余户，款额累积却不过百余万元。据闻，总经理处最近又提出‘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使其有计划生产，以免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之口号，并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此乃扶贫救弱之大善举，盈利虽微，却能为民族工业之发展壮大筑路修桥，实属功德无量……

　　“运销业……”

　　周作民心想，不需要再看了，字里行间能见其忧国忧民之心。考察试用半年，倘若他之所行也副其所言，便破格提拔，界以高薪，令其专司此职……他想着拿起另一份卷子。

　　“此公老实有余，机灵不足，小职员材料……”他把卷子丢开。

　　“华而不实……”卷子又被丢开。

　　“工厂管理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怎么净是些“旁”业“专家”，倒要看看他到底了解多少……周作民一目三行地看着。

　　“……据说周总经理基于‘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具规模，且有较久历史，但受洋人掠夺，大伤元气，应切实改进，以求复兴’之思想，与中南银行合资创办诚号信托公司，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朱梦苏、曾伯康、赵抵士、童润夫等等；并根据纱厂机器零件亦需进口等情况，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厂，专为维修机器配制零部件……设置纺织实验所，专司研究棉花和棉纱质量，使各大纺织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棉的现状。周总经理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充足的原棉供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联合清华、金陵、齐鲁、南开等大学和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从美国购进斯字四号良种繁殖，待其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即在冀中大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推广种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等农业贷款，为此，周总经理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专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等近十个机构共同组织河北棉产改进会，由周作民为会长，设会址于北平东城赵家楼二号。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当年增产皮棉二百二十万担……与此同时，金城还联合交通等十家银行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等多种贷款……

　　“这是从生产到收购、运输、纺织及纺织机器制造的一套完整的棉业托拉斯……”

　　周作民没有想到这些青年对金城的事业知道得如此清楚，对他周作民的意图了解得这般透彻！有的数据是保密的，他们却估计得这样接近；他的许多想法也极少宣扬过，只是考虑成熟了便努力去做，做出成果，他们却能以成果为依据分析推理

　　他又一次印证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生力量的决策之正确。尤其让他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居然对他这样理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位置。

　　“把恨抛弃，弃得远远的！把爱拥抱，抱得紧紧的……”他像吟诗，像立誓，发自内心，充满情感，声朗若钟，铿锵有力。

　　　　　　　　　　　　　 难处之时，自有妙计

　　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即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是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

　　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

　　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

　　“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

　　“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

　　他回屋抄起话筒：

　　“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

　　夫人忧郁地问：

　　“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

　　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

　　“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里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银行经济研究主任吗！我算是他妈的看透了！”

　　“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和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

　　“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

　　“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

　　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个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入里间，被蒋经国教训了一番，最后冷笑着对他说：

　　“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

　　回来后，周作民马上活动。经多方说情有所松动，周作民说：

　　“事不宜迟，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

　　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自豪的感觉。

　　　　　　　　　　　　　　　 平安的归宿

　　一九五０年八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政治原因辞去的金城银行董事长。

　　一九五一年，周作民提议成立“北五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等五家银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并出任董事长。

　　十月，周作民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任由六十家行庄组成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地说：

　　“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有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

　　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向周作民迈近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

　　“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

　　声音亲切，真诚。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

　　他接触过的大人物可谓多矣。

　　北洋政府时期的倪嗣冲、徐树铮、熊希龄、段祺瑞、黄郛……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无一不是为自己私利，希望他为他们所用，为他们赚钱。

　　日伪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要人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是为了拉他下水，希望他做他们的卖国帮凶和抢掠帮凶，坑害民族，蹂躏百姓。

　　南京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张群、吴鼎昌、钱大钧、顾祝同、何应钦、戴笠……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有的还在生死攸关时为他消灾免难，可他们看中了他创办的金城和金城投资扶持的若干个工商企业。偌大余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能够为他们巩固政权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质财富，为他们中饱私囊拓宽财路。

　　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掺杂私心，可以信赖的。

　　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到家里便熟睡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发作，八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神情安详，恬静，看得出他非常欣慰，他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地作着重合终点和起点的努力。

　　他觉得自己的结局很圆满。

　　在他的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是自豪与慰藉的流露。

　　　　　　　　　　　　　　　　　　　　　　　　　　　　　（丽君） 唐星海和“保丰”、“庆丰” --------------------------------------------------------------------------------

　　唐星海，江苏无锡人，生于本世纪初，一九四八年迁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经营的上海“保丰”、无锡“庆丰”两纺织厂，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已名满江南，资产已有几十亿法币，当时无明确核算，当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 获得祖传根基

　　唐氏是无锡大姓，可谓名门望族，“门”，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又“进士及第”，且为一门双进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时；“族”，不仅人丁兴旺，如今已不下数百口，分居国内外，而多有声名显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则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千”字辈，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内外：国外的三十六“千”无不居于要津：多为企业家、金融家，余为专家、教授；国内的二十八“千”，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六十四“千”中，如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为显要。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后留学美国，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家。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事董事长。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向祖国大陆投资，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些“色彩”一代较一代辉煌、斑斓，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发达、强盛，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在旧中国时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得以造就了“千”字辈中的许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启作用，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长支”，他本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嫡长”，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并予以发扬光大，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靠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撷众长的特点。为了明确说明此点，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荡到无锡扎下根

　　明朝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便濒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闽最凶，后波及江苏、山东，虽有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盐民奋力抵抗，其势稍减，怎奈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明争暗斗，怨声载道，崇祯中又“天下大乱”，倭势复炽，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当游居常州武进时，适逢倭患正凶，只好举家随众逃难，仓惶间，唯沿大运河南下，待至无锡倭患已息，又听人说“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今已无锡自然宁静。惠山、锡山、大运河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赋予无锡高雅神韵，便决心在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并选定了双河庄。幸无倭患，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渐渐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庄，为求吉利，取名“恒升”，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的基业之根。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客，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得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并以一凤泗大贾的！临别赠言，改了字号。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客，一再强调“时常”，他就索性将“恒升”布庄改为“唐时常布庄”，也果“时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兴旺发达，到了1860年前，传来了“长毛要攻打无锡”的消息，为避兵灾，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上，小桥流水人家，长烟垂柳物华，可在当时既僻处一隅，又无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为显。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他和儿子虽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孙子君远，重孙翔千（即前文所说的唐翔千）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谓轰轰烈烈，大光门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置地六千余亩，旧业布庄“春源”之外，又开办了“德仁兴”茧行、“同兴”木行，建了唐氏仓厅，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

　　　　　　　　　　　　　　花开八朵单表一枝

　　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为：浩镇，字郛郑；滋镇，字保谦；济镇，字若川；（四子阙名，早夭）；漾镇，字申伯；泳镇，字纪云。孙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房的次子保谦，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参与诀别，也正是为此，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

　　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读书时，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实行科举，虽说“洋务运动”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举”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风。梓良公家道殷实，决意“投资”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将长、次、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家塾。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特别是长子。后来发现三子反而较次子更好，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因为这个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称其为大富大贵，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诱导，自免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苦读圣贤书，善理天下事”之类。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算术、算盘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数的。因此，哥哥郛郑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转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两科，乡试中金榜题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缄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０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详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郛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说历次对外赔款，仅庚子赔款一项，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九丰”面粉厂。当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就是说莫说青壮年，连每万个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九丰”面粉厂的代价！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呢，哪止一个“庚子”！这不但使唐保谦与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好经营，以实业救国的决心。于是，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诱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经营，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经营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申庄”的驻在机构，选人做为“九丰”的代表，为“九丰”搜集情况，宣传推销“九丰”的面粉。回无锡后，深得蔡缄三的赞同（此时他们已成了儿女亲家），并以此类推，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并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场情况，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买卖越做越活，越兴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动手早，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发展，新建与扩大了埠栈。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利用了大量麸皮零售，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唐保谦于“九丰”兴旺中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手实施他的宿愿：办纱厂。

　　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远非当年的两千大洋可比，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于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进行集股办厂，可这得要请个有财力、有威望、有见识、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才行，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较唐门更为显赫，官高爵显，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不仅在当地，就是在整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薛南滨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钦命”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病死于上海。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不久入李鸿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扰”辞官，不久，即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所经营的“金双鹿”牌生丝享誉国内外，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

　　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士鸣弦助兴，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赏景，听胡琴。地雅、乐雅、人雅，雅兴盎然间，议妥了办厂大计，于是由薛南溟出头，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谦六弟唐纪云、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东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谦的提议，定为“庆丰”，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接着便买地，建厂，进设备，招收工人，紧张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开工。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斜纹织布机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及英国GEIOOKW发电机一座。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八月二十日（旧所）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车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乱跳尺许长的鲤鱼。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自是喜庆非常，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恭谨地向双鲤拜了三拜，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双鱼吉庆”，副牌名定为“牧童”，自此，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也必供上双鲤，认真地顶礼膜拜，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极讲信誉，“双鲤”大跳龙门，销路大开，门庭若市，致有一些纱号、布庄竟至或自动提价，或预先付款，一求索购。

　　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来，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缄三退居下来，不久，唐保谦见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将厂子交由六弟纪云与长子肇农管理，他想喘一口气了。可他这口气尚未喘匀，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长子肇农不幸于刚回厂接任没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沉重的打击，几乎使他难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厂总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来位助六弟纪云管理厂子了。

　　景溪公决没料到他传下的布庄会在六房里发扬光大，植根无锡，打入上海变成规模不知扩大几许倍的大纱厂；梓良公也根本没预料到是他这个仕途最没出息曾被称为“夹板少爷”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门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没白钟爱这个孙子，那遗训中的“学习一业”真是点石成金啊——更万万没有料到，更予以发扬光大的，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辈中的“老二”！

　　　　　 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负盛名的“庆丰”不过是辆老牛破车

　　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名阙，当时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晔华（名亦阙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应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这个肇农，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际，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幼子晔华虽说年幼，却也聪明，读书肯于上进，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愈老愈是舔犊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唯独次子星海，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人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为出众，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独厚，身材竟高达一米八０以上，在当年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是个高得可观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算个“大个儿”。又生得方面广颐，天庭饱满宽阔，地阁方圆劲挺，浓眉重目，直鼻阔口，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阔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团和气大相径庭，这也许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若川虽不及婚娶，总是一房，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伯”，人虽说仍留在他身边，教育、供养一由己任，可有了这个名分，在家训严森的旧族中，总觉得较长、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骛不驯，已上了清华大学，居然还对“祖训”，不能背诵如流，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祖训”真正放在心上。那不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猜，而且必不会认真继承祖业，那还了得？这“祖训”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谦老先生对这个“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远不如长、幼二子那么可靠。认为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自然“难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果然，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经商也甚得其法，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家风，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了几个根本之点：一是，“祖训”是将做官（“中举”自是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甚至连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尽管是出于世情动乱，时官腐朽，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祖训”。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最差”的“夹板少爷”么？可人愈老愈偏执，对次子星海实在是越看越轻。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夺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长子，虽悲痛欲绝，可总得面对现实：幼子尚小，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说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纪云虽为手足，百年之后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于是，他便发出急电，召两个儿子回来到“庆丰”理事。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了他的内心，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要其立即弃学返锡，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一个“立即”，一个在“立即”前加个“学成”，就不但有了时间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读完大学，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且去美国深造，却要“学成”。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晔如，不必星海了。而回来之后，又不似对长子般，列为一户股东，董事，与其叔纪云共管工厂，而是“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两个不顶一个！

　　唐炳源（星海）在清华结业前夕，曾有意恭问其父，准备让他做什么，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

　　“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

　　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从清华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他风度潇洒，又是舞场高手，网球健将，人又聪明好学，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而且进步很快，他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因为他离家赴美时，老父已明确交待：要办纱厂，他必须学有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至于打球，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核心：学成学好，将来继承好祖业，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目的明确，动力足，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什么清花机、钢丝车、并条机、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织漂染厂已然投产，他更加紧了学习，并设身联想，似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学得好，结业得早，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

　　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电，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一来这是他的家，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当即加紧准备，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乘船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业，他想了很多很多。

　　在美国，由于他的条件优越，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郎“黄”、“绿”之睐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来重于学习，二来也无足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从未虑及婚事。却不料于归来之始，刚刚踏入国门时，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

　　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烂漫。就在他父亲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而举办的舞会上，他一眼就从华丽、摩登、争芳斗艳的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甚为倾心的大家闺秀。她似金秋般丰满，如春花般艳丽，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丽脱俗，如画的眉目，饱含温情、丰腴的姣靥，流光泛采，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举止，高雅出尘。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礼貌而姿态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待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他似觉有耳闻；同样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虚”！后经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不仅才貌双全，风华绝代，而且门楣甚高：祖辈做过满清高官，海军大臣；其父温宗尧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其母也出身名门，与上海声名极为显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三女宋美龄也嫁给蒋介石。即使此时，也已富倾天下了）。

　　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两情巧合，珠光玉灿，相映成辉，方为神仙眷属。经人撮合，保谦也可谓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温家的富足（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保谦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结亲的），便发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温金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终身大事”，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

　　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到他家的“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埋在群居中浑如一体，毫无爽目之处。第一印象就是：土！太土！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这怎么行？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唐星海只觉得：乱！太乱！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计，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因而又显得暗、脏，给人以压抑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养也极不科学！因此，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车！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满，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旧！太旧！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连一些职员、帐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连他那年纪甚小、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与神气！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那神态举止更仍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俗，太俗！根本没有，也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涉及一点现代管理，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唯一的“先进”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数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车间全面责任的领班，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似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所用心；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差，太差！土而乱，旧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车”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

　　可那些惯于此习的主事人们却完全与唐星海的看法相反，特别是他的自居要津的六叔庆丰总管唐纪云，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陶然于其中，怡然自得，攸然而乐：本来嘛，就算是老牛车也比手推独轮有用百倍。何况在他眼里庆丰简直是辆无与相匹的驷马高车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无锡这座古城里，庆丰虽谈不上首屈一指，也不是位居其末，就是有些不如人处，那名声响亮的“双鱼吉庆”也足以压倒无锡一切同行，一美庶百五！有钱赚，有名气，这大的厂子，这多的人，还要什么？只要守成就是了。因而便觉得陶醉无限，安逸无比，乐孜孜地安于现状——“保守”的形成，多半如此。

　　这样一个陶然自得、易于满足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传统思维占据的封闭、保守式的经营王国里，忽然闯进了一位对现代管理学有所长、习有所成的，锐意进取的高大青年，是怎样的不协调，时代差又是怎样的显著！那碰撞也定是势在必然与猛烈的。

　　唐星海是满怀激情与信心应父命回国主持产业的，他自信，只要他一到厂，他父亲就会很重视他，至少让他参与管理。谁知，父亲有父亲的标准，也有他的打算，吸了一阵水烟之后，不紧不慢地吩咐道：

　　“炳源，你刚回来，情况还不太熟悉，就先协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

　　协助！参谋、副手都怕谈不上。只是个跑腿学舌的助手罢了，做封闭、保守的土财主老太爷式的六叔的助手已够委屈，而且竟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过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总共也不过先回来几个月，难道就熟悉了么？

　　父亲知儿子不会满意于这种安排，见他沉默了起来，就又安慰地补充说：

　　“别不高兴，叫你回来，就是要依靠你，特别是技术方面，日后工厂的工程师当然非你莫属了。技术方面的问题，你有权参与董事会并提出你的报告。”

　　唐星海这才舒了一口气：是呀，厂里情况还不甚熟，何必操之过急。只要能参加董事会且是报告他专擅的技术问题，他就不愁争取不了大多数董事，因而得以施展他锐意更新的抱负！果然，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他的慷慨而富有理性与感染力的陈辞就打动了大多数董事：主要是为了发财入股的，这留美归来的“洋”工程师的宏论，实为分外有生财之道！于是便多数决议升唐星海为庆丰厂副总管兼纺织工程师，并划定一个车间供其更新实验。这不仅是在会上的争议中挫败也必然地伤害了唐纪云，这决议也大失了这个六叔的体面，连深觉儿子说得甚为在理的保谦公也感到儿子的做法未免太过火，对不起乃叔。可大多数董事欣赏赞成，特别是董事长薛南溟一再奖掖，必欲如此，两老兄弟也只好认从。

　　　　　　 在新与旧鲜明对比、先进与落后激烈碰撞中锐意更新

　　拿出一个车间来实验，六叔唐纪云深不以为然：哼，说得好听，可得做得出，倒要看你碰钉子的样子，还这么狂亡自大，目中无人不？还这么空想太多，不切实际不？

　　叔叔看热闹，父亲又施压力：

　　“炳源，你答应下来，就要一定做出成绩来！”

　　一个包围在陈旧老大而又习惯保守势力强大的车间，如同被重重腐土掩起的新枝，能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来，就看这新枝的本身具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脱颖而出了。不仅他那在董事会上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的六叔纪云蹩足了劲要与他较量较量，而且大多数宕头、领班也由于深不服气要拚全力一争，可他们不懂现代管理，不懂现代技术，只晓得以打骂手段迫紧工人，硬逼鸭子上架，结果适得其反，劲儿使得越大，反而越糟，抵制情绪与高疲劳的反馈是：生产下降了！

　　实验车间呢？由于唐星海在技术与管理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新，他本人更是深入车间，扎在车间，直接管理，亲自进行技术指导与技术更新，一年的实验期结束，效果十分显著地表露了出来

　　实验前，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五十六转；

　　实验后，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转。

　　实验前，每个工人只能挡一台布机；

　　实验后，每个工人已能挡四台布机！

　　实验前，每件纱的售价只有一百八十元；

　　实验后，由于质量的提高，每件纱售价也相应地提高到了一百八十四元。

　　虽说单机、单件提高的效率幅度不是很大，在全厂数百机，近万件，该是多大的效益呀！赚钱才是经商的主要目的，如今事实充分地证明唐星海确有使庆丰赚钱且很可能赚更大的钱的本领，董事们不是笨伯，岂能不加以重用？也恰好有了机会，老总管六叔纪云一方面在具体事实面前对侄子心服口服，一方面总觉得因此失了体面，于一九二六年告退还乡，且赌了一口气，切合子女：“我家日后不得事棉纺，欲继祖业，唯以毛纺！”儿子也听话，他长子唐熊源后来果与其堂兄、景溪公二子竹山公之孙著名的大企业家唐君远等共创了无锡毛纺织印染厂，而且大成气候。在这种情形下，小弟晔如也不愿与争，连老父也因之而完全引退了。有此种种，董事们便一致决议，任唐星海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至此，唐星海这个“次子”也以新取胜，获得了祖传的基业。虽说此举对六叔大为不敬，对小弟失于“兄友”之训，因而也使乃父虽因其成才而欣慰终深怀不安！甚至于退隐之后仍满怀内疚地去敦请六弟就任九丰面粉厂厂长。可新与旧的更迭几曾风平浪静而又温文尔雅？磕打碰撞于亲于友都在所难免。

　　　　　　　　　　　　　 锐意更新 称雄东南

　　　　　　　　　　　　 “忠实勤奋，励精图治”

　　这八个大字，是唐星海就任庆丰厂经理伊始就手订下的“厂训”，他要全厂员工一体凌遵，他本人更是恪守不移。“励精图治”的首要一条是摧旧制建新制，广为招揽与使用人才。原来封闭、守旧，不图进取也无力进取的老班底是绝不适应也不能够实现全面现代管理的，那些对现代技术与管理一窍不通，只会作威作福、坐享清闲的领班、宕头、工头们对实施现代管理不仅无益而且大为碍事。这就需要大换其血，“大易其制”。

　　他首先“大修”了这台“老牛破车”，取消了原来的一套封建式治厂手段与家长式的管理体制，而逐步地全面推行了他在美国学得的管理体制，取消了稽查处，代之以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工务处；取消了总管督办制，而代之以厂长领导制，下设工务、事务两处，分领三部六科。分工明确，责属清晰，并关心到工人的食宿，专设了膳食科与宿舍管理员。

　　“车”已修饰一新，就需要换“牛”为骏马了。在这方面，唐星海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的。在他争取得用人全权之后，他极力搜求、高薪聘请了许多能人，内中不少是在我国现代纺织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被他聘为厂长的著名纺织工程师骆仰之，曾为他主持电机工作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机电工程师范谷泉与张功焕，南通纺院的高才生、后来成为名列中国十大纺织工程师榜次的王方揆也被他重金挖来充任庆丰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因担任戚墅堰机车厂经理成绩卓著而名气斐然的吴玉麟也被他请来任厂长。更可见其重视人才的实例，是不惜以十根金条、一座洋房的代价将日商内外棉厂厂长魏亦久挖来给庆丰做厂长！

　　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

　　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

　　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

　　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小报告”，对老板说陈竟擅自将雪白的棉纱降为“回丝”，结果常被女工们带回家去使用。这可是大大违反了唐星海亲手制订的严格的厂纪的。于是，唐星海很恼火地把陈鼎司申斥了一顿，陈鼎司据理力争，表明绝无此事，并耿介地回责唐星海不该轻信一个无文化少知识却善嫉妒爱嚼舌的老太婆，而误解一个忠心耿耿的他亲手培养起的学生！唐星海便放弃了追究，自此也就益发倚重与信任这些他费了许多心力、投了不少资培养出的学生与训练出的学徒了。

　　　　　　　　　　 制度治厂，名牌领先，向纵深发展

　　破“车”修成了好“车”，“老牛”换成了“骏马”，还要“笼”“套”兼备，佩饰光鲜，驾驭得法，方能高驰远奔，甚至“日行八万里”！

　　这“笼”、“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饰”就是以名牌为领先的质量、信誉。至于“驾驭”术，自是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在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订下了大量的具体细微、切实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产、生活甚至员工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检查制度尤为严格，由于年深日久，许多具体内容已然阙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残佚。根据有关书籍的整理记载，大约可以肯定为当时确已实行的有：

　　《本厂职工规则》。可据实的内容为“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摒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附若干具体条款。“进出签到时间，送厂长查阅。察其勤惰。”

　　“各职员应力戒五点：不许调戏女工；不许吸食鸦片，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斗殴”。

　　尚有十余条。

　　《膳厅规划》。强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接着是有关节约的若干条，有关饮食与环境卫生的若干条，有一条是明确规定不得留外人，哪怕亲友进厅就餐的。

　　有关宿舍规则。规定每室须选一名室长，以便管理，各室间俱有比赛性条款，明文规定。“应准时就寝，勿高声笑谈妨碍他人”，对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规定，如要求整个宿舍整洁美观，室内包括床上不许堆放杂物，凡暂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都须交宿舍管理员统一分别保存于固定的储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须折叠、摆放得和军营一样地整齐，雅观。

　　有关工卡制度。特从美国购进并安装于相应的位置的子母钟、计时钟与更钟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如要求员工上班时须将工卡放在计时钟里，这时自动控制的钟就会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进厂时间，即使迟到几分，甚至几秒，也会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较到工房签到制不仅省时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强。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个最忠于职守的监督岗。依规定，厂内巡警夜间巡逻时务须在几个设在厂内偏僻处的更表上打下到达时间，而更表又是装在上了锁的更箱里的，锁上的钥匙俱不相同，一锁一个专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无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们想偷一点懒也是办不到的。其实已成了制度电控化。

　　有关请假制度。此项对职员工人，男、女工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规定，如病假，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请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但具体职务不同待遇标准也就因之不同；对事假的天数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定。

　　尚有生产方面的许多具体规则，如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规则等都定得很明细、很具体。

　　各种制度、规则均注明具体奖惩办法，但总的看奖明显地少于惩，其实际作用在于约束，可谓“威”。

　　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是必须立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性的明文约束，岂不是乱了套？关键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订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大部分是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许多方面与具体条款在五六十年前旧中国就已初具了如今现行的管理科学性与优越性，又全面严密，自也行之有效，实是难能可贵！

　　立威之外，必须辅之以“恩”，这就是兴办与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福利事业。一唐星海所兴办的员工福利事业，在当时来说，可谓“全方位”的，浴室、医疗、学校、宿舍、合作社应有尽有，还有近于劳动保护的部分手段。

　　浴池：职员与工人分开，男女分开，各设专池，应合工作性质之便。

　　医药室：抗战前一直保持的规模是：设医师一人，助理医师一人，护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数张。

　　子弟学校：抗战前即已开办，具体情况已失于查证，抗战后共五个教室，分七个年级（低年级设复式班），常在校学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师近三十名。

　　宿舍：居住厂区的工友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前设女工宿舍三十余间。宿舍一律为绿纱窗，室内设上下铁床，并无偿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间；职员宿舍二十二间；职员眷属房厂建九幢，租赁民房两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属的使用，收费只相当于市场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对于一部分居住于数里外的老工人，则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日之“班船”，每月由厂方直接向船主支付费用，以一九三六年计，每位工人的费用为零点五元，并以每月奖励五元的手段鼓励船主及时送工人上班。

　　伙食：抗战前只供应职员，而工人自理，只供应开水；战后建立食堂三所并规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荤二素一汤，每日只扣膳金男工每人一角五分，女工一角。

　　合作社：供应员工日常用品，兼处理布头。

　　工资福利：设有年终奖，节日奖，考勤奖，职员的红白喜事给公假四至十四天；女职员产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女工分娩照准假，无工资。相对当时各纺织业中对女工一经怀孕便行辞退的做法，这一规定，无疑是种示惠手段。

　　当然，惩罚订得也是不轻的，对女工搜身的现象也仍保留，但总的说已明显地强于同业。

　　由于“恩”“威”并施，行之有效，庆丰厂运营机制完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或提高，经济效益自也明显增长，董事们岂能不更加信任与尊崇这位年轻的经理？

　　制度、规则的落实与执行的关键在于主持人认不认真坚持，带不带头执行。唐星海就坚持得十分认真，头也带得甚好，订下的东西，一旦公诸于众，他就连细则上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不但认真贯彻检查，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膳食规则制订后，他在家里进餐都严格家人厉行节约，每餐有菜有汤，只要剩下，他绝不许倒掉，往往是他一人包了儿。

　　工作制度中规定各级自负其职，犹如今之岗位责任制，他都严格依规定考核，有如执法般严格，该奖的，除本人外，也同时奖励其上司；对违反制度者，他也责问责任者之上司。亲自下厂督促检查各项制度、规则执行情况，几乎成了他每日必行的管理内容。就是后来企业扩大驻在上海，也是不时地亲回庆丰检查。而且行动起来雷厉风行，行动敏捷而迅速，陪同人员须紧走或小跑方能赶得上他，可他情况谙熟于胸，目力又过人，一走一过，或一瞥之间便能察明情况，抓住问题。如果被他发现哪一处不整洁，甚至哪个职员的抽屉零乱，他当即批评，严令整理，触违制度者，则依制处理。而且一个机器的很微小的差异音，哪怕纺纱机有没有落上绒花，一个职员的微小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据有关文章记述，在一次巡视中，一眼发现有个技术员正在车间里背着手悠闲地漫步，他就叫住了这个新来的尚为陌生的人，问过姓名之后又问：

　　“你是干什么的？”

　　回答说：

　　“保全保养。”

　　他就叫那保全保养工把手伸出来给他看看，待看到那是一双雪白的手后，他不高兴地说：

　　“保全保养要采取跟进式检查，这点你该是学过的。也订有制度。跟进就难免不时地触摸机器，否则不及时发现障碍，等到致使停机，不但会造成机器磨损，而且会影响纺织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么？”

　　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做庆丰的保全保养技工？那人当然回答“知道”。唐星海就语转严厉地说：

　　“你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触摸机器的样子么？你哪儿像个做保全的！”

　　如果发现浪费。哪怕一根被随意抛掷的简管，他也要当即传唤来车间主任与技术员，要他们当时亲手拣起来，不去直接追问工人。

　　如果发现哪个工人没有依制操作，或者机器擦得不净，他也不直接处置当事者，而责问该管车间主任。他也总是下班后最后一个离厂，绝不搞特殊，因此职员们也不敢擅自早退。

　　从严要求、率先垂范的结果，不但在厂内甚见效验，连外界都肯定地说：

　　“凡是能在庆丰苦能吃得又事做得好的人，到任何厂都好去做了！”越是这样，人们也就越愿在庆丰做事或任职。

　　工厂的运行机制不断地得到加强，有了良好的基础，产量显著增加，车速也自然在强化。与此同时，唐星海又注以大力地狠抓了质量。他对几项直接关系到质量的环节牢牢抓住不放；提高机械的效能，选用优质棉花，合理配分，妥善处理等，必以躬亲，而且闻善必从，只要一听到哪里有了先进措施，立即前往参观学习，而且务必学到手。又增添了许多测检机器，多方面努力地提高质量，甚至不惜工本，用三十二支纱纺二十支甚至十六支的双鱼纱。原本质量很好的双鱼纱经这样一来，质量更上了一层楼。名声响亮，在市场上进一步站稳了脚跟，而且名优价亦优，较当时无锡各同业同类纱的价格高出数元乃至十几元，名列榜首。有的材料上开列了一份当年无锡各厂纱价对照表，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百五十六支纱行情，现抄录如下：

　　　厂名商标名称价格

　　　庆丰纺织厂 双鱼吉庆牌纱 二百二十九元一角

　　　豫康纱厂　　月娥牌纱　　　二百二十五元二角

　　　振新纱厂　　织女牌纱　　　二百二十二元二角

　　　申新三厂　　人钟牌纱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广勤纱厂　　球圆牌纱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业勤纱厂　　升丰牌纱　　　二百一十六元

　　提高质量不仅要多花力气，而且势必也要多投资金的，可这种买卖只能顺差，绝不是逆差，赚回的钱是会多于投入的钱的，庆丰的大发展便也同步而进。

　　接过父业后，唐星海固然发挥了他成绩优异的所学，采取了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然而他并不是完全地、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庆丰当时实际情况较灵活地运用。对于乃父的多年经营的许多长处、祖上的“时常”殷勤，待客的优良传统，他都是认真地继承的。甚至乃叔在管理上多年积累的某些长处，他也有选择地学习，继承下来。承业不久，即将其父设在北塘财神弄的批发处改名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部”扩大了经营；设在上海的管理所也升格为办事处，虽说仍是每天以寄出号信向无锡报告信息，反映情况为主，然而，不但范围更广、传递更快，而且更为翔实准确，效率更高了，使唐星海得以身在无锡，却对沪上了如指掌。并于1931年筹备起了第二工场。

　　下面再在有关资料中抄录几表，以便从中看其发展。

　　1925～1930盈余对照：

　　　一九二五年 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元

　　　一九二六年 八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

　　　一九二七年 八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元

　　　一九二八年 四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元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元

　　　一九三０年 三十一万九千五百０六元

　　从下表，历年产值与盈利平行上升表，亦可看出其发展状况：

　　　年代　　　　　 盈利（单位万元） 产值（单位万元）

　　　　　　　 1930年　　　　 31.9506　　　　　 514.1678

　　　　　　　 1931年　　　　 61.0571　　　　　 619.8497

　　　　　　　 1932年　　　　 46.8917　　　　　 660.4360

　　　　　　　 1933年　　　　 0.1562　　　　　　707.3546

　　　　　　　 1934年　　　　 8.2303　　　　　　903.7557

　　　　　　　 1935年　　　　11.9944　　　　　　978.5097

　　　　　　　 1936年　　　 110.0652　　　　 1143.5798

　　几度设备增加情况：

　　　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

　　　一九二九年，增锭一万一千六百枚

　　　一九三一年增锭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线锭一千五百０四枚

　　　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场，增锭三万一千枚

　　　一九三四年扩建整理漂染设备

　　截至一九三四年统计，已拥有纱锭六万二千二百枚，线锭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设备。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经过不到八年的奋力经营，庆丰不但在企业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观，尽洗了昔日灰尘，而且规模与质量、产值、利润各方面的指标几乎跳跃着上升，绝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了。

　　为了扩大再生产与引进最新设备，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筹建第二工场。他亲赴英国买设备，选购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纱锭，二百台狄更生织机，转年又购得日商织机二百台，再亲赴瑞士经慎选购买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发电机，备足了“粮草”，动工扩建。

　　厂房工程开工时，恰值纺织养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学生毕业，唐星海便将这批经严格训练的学生全部派往工地，对施工进行分别地有效监督，一来充实了这些学生的实际经验，二来无论进度、用料，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由于验收严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营记营造公司蚀尽老本。

　　庆丰长足发展，第二工场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强大的态势勃然而起，在无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界尤为热烈。当地的《新无锡报》屡为称誉，大加赞扬，大小报导屡见诸于报端。从有人已摘引的两则中，便可见一斑。

　　一九三四年的一则，主标题是：“华纱商不景气声中，庆丰力谋扩展”，副标题是“机械新颖，出品优良，管理纪律化”。文章先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特别是省、县内华商的经营情况，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况，再指出庆丰一枝独秀，然后报导说：“锡山通讯社记者，昨日赴该厂参观，始知该厂又在力谋扩充，此际纱界不景气声中，该厂独谋积极发展，此减本邑实业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为最新单程式，系英国道勃生厂出品；粗细纱机为英国好华特及立达厂出品；棉条机有电气制止运动；细纱机用车头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

　　一九三五年另一则报导，更赞誉说：

　　“自第二工厂开幕以来，其鹿鹤同春商标，虽不及双鱼吉庆商标有悠久的历史，然其产品特优行销至户，各式花线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线尤脍炙人口。”

　　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红火，一旦机遇到来，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中，民族企业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对整个商界来说都是难得的，唐星海则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动快。

　　谨遵父命，唐星海绝不做官，也绝不与官场缔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问政治，正相反，对官场的更迭，时局，包括国际时局的变化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一切都密切关系着企业的兴衰。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反对日寇侵略与随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货几乎已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内市场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立即锐减，以致被轰出，倒出了一大块市场空白。

　　尚在淞沪战争之前，“抵制”之声方兴之际，唐星海就看中了这一契机，超前动手，一方面极力扩大庆丰的生产，从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场，并率先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货为佳，原来是日本漂染布稳居该市的市场之首，市场接受量也较大。一旦日本货被轰出市场，大量的这一品类的市场需求就势必转向国内。而国内的多数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无力与日货相匹，均不以生产此种布为主，生产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积压，庆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丽新印染厂，因系专营，即产即销，此刻竟已供不应求，竟致将库存一销成空！唐星海虽早有预料，怎奈本厂由于设备不全，且多陈旧，自然能力甚小，他就当即两手并施：委托代印，同时自筹设备。他当即与丽新印染厂订了约，约定丽新每月为庆丰漂染白坯布两千尺，委托了代印，他深知市场需求量将日益增大，这种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要利及长远，还得自家具备与增加本厂的漂染能力。所以，他一手委托，一手抓紧自办，当即行动。到英国去购回了设备，又扩建了基地，于一九三三年施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投产，特聘了漂染专家工程师周家骏负责管理。丽新果于几个月后因市场需求激增，而以“业务繁忙，无力承受”为由，终止了委托代印之约。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行动迅速，没几个月的功夫，庆丰自己的漂染能力已大大增加，绝不仅仅是超出两千尺几倍有余，而且工艺之完备，技术之高超已鲜有人匹。于是，大批量的带有“决胜图”、“香妃图”、“庆丰图”等豁亮而诱人的商标的淡士林、深士林、黑布、漂白布交映成辉泛着眩人眼目的色彩，翩翩跹跹源源滚滚地流入市场，冲击得满目青蚨冉冉飞来，很快就占领了无锡漂染布的大半市场，不仅此地无其匹，而且延及了沪宁一线。

　　两三年的功夫，即截至一九三六年底，庆丰漂染厂的资本，已由原来集资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激增至流动资金三百万元，固定资产五百七十万元。总资金已是原投资的十倍左右。经营范围也得以大大拓宽，东达上海，西至临潼，北接徐泗，南到广粤，经营网络灵活而有致，设了上海、临潼、徐州、广州代营机构：办事处或营业所。并将上海的原办事处改为总公司，为了这通商大埠的各种优势条件，唐星海也将重点移至上海，他本人也坐镇沪上，运筹调度，瞻顾全局。此刻庆丰漂染厂已由初创时的名重无锡而响震东南半壁了。

　　　　　　　　　　　　　　 风急浪紧照扬帆

　　　　　　　　　　　　　　　　家庭暗礁

　　唐星海的“航”速应该说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帆风顺”。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让，固然可视做为新战旧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没有彻底服输，而且老父也在时时不放心，三弟更渐生了敌意。而厂中的守旧的保守势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扬帆前进中，也总是多多少少轻轻重重地遇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逆浪冲击。而唐星海毅然稳健地操舵前行，不为所动。

　　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间领班严重失职，依厂规理应开除，待找到那领班责问其车间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乱时，那老领班竟以“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相抗，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那老领班自持老资格，公然拦截唐星海的包车以老卖老大肆吵骂与无理取闹，唐星海十分冷静地对待，坚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答应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领班闹得也自认没趣，偃旗息鼓时，唐星海才声称出于老厂故交，赠给了那老领班一笔钱，就此了事。

　　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工头，一来是积陋成习，二来也是没有对制度管理引起重视，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

　　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

　　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

　　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

　　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

　　“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

　　“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

　　保谦公大不以为然地说：

　　“未必！未必！依我看还是漂染布牢靠，四时适销对路，不怕市场中断，四季长青，老少咸宜，这才是本分。那印花却花梢得很了！既有个季节性限制，又有那不断变化的需求，打个快拳还满好，怎保得长久？夏天过了，就少有人光顾了，待下一年又知人们喜欢上了哪一种花色？积压起来，可是大有风险的！”

　　听了这番话，唐星海只觉得老父越来越趋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谨小慎微，大体上已丧失了年轻的雄心壮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脱口反问您当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时逢此刻，他怎好开口？只好尽力平和地试图说眼地道：

　　“父亲大人，儿子已经一些与专门人员认真做过了市场调查，届时随时掌握好信息，灵活应变：适销对路时我们就加量印制；已过时的我们就不印。只要不辞辛苦，看准抓牢，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尽管语气与用辞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来仍是不听父训，要一意孤行，老人动了肝火，斥责了起来，并搬出了陈年旧事。

　　原来，在唐星海主持庆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变故，特别是马日事变、四一二大屠杀，与后来的一些变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断，内地棉花无法运至无锡，沿海一带的棉花又被日商抢购一空，致使庆丰一度“断炊”，自当年8月15日起，被迫停产了十五天。这实在对“上台实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场很严峻的考验，自也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因无棉花而致停产的原因尽人皆知，可严重的后果，人们不会不终于归咎于主持人，何况人们的迷信程度还很深呢？——莫不是你这一身洋服洋气的经理“妨”的？董事们屡屡火急地过问不说，工人代表也一日数问：

　　“唐经理，什么时候开工？”

　　“十五天以后。”

　　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

　　可代表们仍是一再叮问：

　　“唐经理，到了约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证开工么？”

　　唐星海仍是果断地回答

　　“保证开工，绝不食言！”

　　十五天，不过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唐星海来说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实朋友与部属，特别是被保谦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顾叶舟、张秋舫，而且还调动他在学校与归国后新交的知友，真个是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地调动，才凑上了“口粮”，一批批棉花运进了庆丰，如期开工，实现了他的诺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职工，建立了威信。可却因此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产生了一种困集备需的想法。不久后，就远渡重洋，亲赴美国，订了一大批美棉，结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贯压制中国民族企业的心理，多方设难，垄断了远洋船舶，使唐星海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运输工具，眼看提货期已到，却不敢提货，濒临失望，他没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顿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货，结果此行竞赔了三十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庆丰来说实在是巨大得很的，幸亏了顾叶舟、张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着脸皮赊帐进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纪云也体念亲情从九丰面粉厂调给一百万元资金供其周转，才渡过了难关，这大概可以说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终生最大、最惨的一次失败，虽说时隔数年，唐星海已不仅为庆丰赚回了几个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严厉地说：

　　“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

　　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

　　“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

　　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

　　“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

　　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

　　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

　　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

　　“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

　　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可兄弟间至今日的不够和睦，还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来乏于现代管理经验，却时时欲染指庆丰漂染厂经理一职！倘他真有本事，让他取而代之倒也罢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爱于他罢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辩，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着头，退了出来。

　　离开父亲的寝室，赶紧又去安排了下请医生的事，稍一空下手来赶紧将那全套印花设备运去上海保存了起来，以免再传到老父耳中，惹出烦恼。可是，这种烦恼，除非人真个地下有知，保谦公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尽管唐星海竭尽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医院，并自请了不少上海、无锡两地的名医，可是人力无法可回天，保谦公也自觉无望，临近病情恶化，坚持回无锡，他必须死在这个他们唐氏借以发达的故居，安安稳稳地葬在祖茔，回无锡严家桥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长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岁，系仍按故习以虚龄计算，当时当然要报寿为“七十一”）。

　　枯枝连弱枝，保谦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档、老亲家，此时早已隐居且自号为“退庐老人”的蔡缄三。在强撑着吊唁了保谦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半，便追随其老友兼亲翁于地下了。

　　保谦公的葬礼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隐患也是巨大的。

　　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

　　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

　　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

　　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

　　“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

　　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

　　“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

　　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

　　“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

　　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

　　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０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０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

　　　　　　　　　　　　　　　　　　　　　　　　　　　　　　（肖舫） 黄楚九和“上海大世界” --------------------------------------------------------------------------------

　　黄楚九（一八七二—一九三一），浙江余姚县人。十五岁时跟随母亲闯荡大上海。三十五岁时已是上海有名的富豪之一。一八九０年开办中法大药房。一九一七年创办大昌烟草公司，不久又创办了福建烟草公司。并插手娱乐业，开办“新新舞台”。一九一三年开办“楼外楼”游乐场。一九一五年开办新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七年开办“大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九年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同时开办“日夜银行”。一九二七年投资房地产失败，急恨交加，从此重病身。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在气恨中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死后，他的资产合价仍有六百多万元。

　　　　　　　　　　　　　　 一代宗师的后裔

　　浙江省余姚县，东临波涛汹涌的大海，南靠巍峨挺拔的四明山。川流不息的姚江流贯全县的东西，用她的乳汁世世代代无偿地哺育着两岸的华夏子孙。在这风景秀丽的余姚县，明末清初时曾经出了一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黄梨州）。时隔一百八十多年，黄氏家族又出现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大企业家黄楚九先生。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乳名小三子。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清同治十年岁次壬申三月初二）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其父名叫黄知异，为黄宗羲的后代子孙。

　　黄氏家族世代行医，尤以医治眼科疾病出名。黄知异承继祖业，为余姚县远近闻名的眼科医生。

　　黄知异的原配夫人已经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楚琳，次子楚善。这两个孩子从小贪玩，不爱读书，不求上进，令黄知异十分失望。黄楚九为黄知异小妾蒋氏所生。蒋氏出身贫贱，年轻貌美，鹅蛋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得到丈夫的宠爱。当生下黄楚九后，在家庭才有了一定的地位。黄楚九出生后，活泼可爱，两只眼睛酷似母亲，清澈明亮，炯炯有神。算命的说，三公子是大富大贵之相，额角宽广，准头（鼻子）危耸，地角（两颊下端）饱满，将来一定大有出息，会给黄家光宗耀祖。

　　黄楚九二三岁时，聪明过人，对于事物反映非常机敏。懂得观察父母的脸色行事。当他淘气时，只要蒋氏使一个眼色，他立刻就乖乖地停止了。母亲教他识字时，一教就会，还认识一些中草药名字。蒋氏曾在丈夫面前夸奖小承乾，说他的三儿子脑瓜子灵，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丈夫听了，点头得意地笑了。

　　由于黄家世代为医。黄知异的医术高明，桃园村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来求医。因而黄知异的门诊很兴隆。每当丈夫忙着给患者看病，蒋氏总是在一旁殷勤地侍候，充当丈夫的助手。小承乾瞪着一双眼睛，好奇地观看，在潜移默化中，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承乾长到五六岁时，黄知异将他送到历山镇的一所私塾里去念书，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等，小承乾很快都学会了，背得滚瓜烂熟。接着又学习“四书”、“五经”。老师只是让学生背诵抄写，很少讲解。小承乾对老师只读不讲很不满足，回家对父亲抱怨：读了圣贤书不知其意，读了又有什么用？黄知异听了以后，觉得孩子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白天行医，晚上给三个孩子讲书。别看承乾年龄最小，在三个儿子中，他最聪明，领会得最好，回答问题最快，所以经常得到父亲的表扬。

　　黄知异讲书时，不管讲孔孟圣贤的哪部经典，最后总要联系到祖先黄宗羲的学说，总要加上一句“吾家先祖梨洲公如何如何说”。

　　黄宗羲（一六一０—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学者们都称他为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黄宗羲的父亲名叫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名士，后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而死。黄宗羲十九岁那年，到京都诉讼父亲的冤案，袖内暗藏长锥，当堂将仇人许显纯扎伤。明思宗称他为忠义孤儿，释放他回家。清兵入关后，他避难到南方，召募义军，成立“世宗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命为左副御史。明亡后一直隐居，致力于著书立说。清康熙年间中举，被称为“博学鸿儒”。清政府曾屡召他进京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他的两个弟弟黄宗岭、黄宗会也是奇才，黄氏三兄弟有“浙东三黄”之美称。

　　黄氏祖先出了如此杰出的人物，难怪黄知异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十分赞同黄宗羲的思想和学说，经常向孩子们讲述黄宗羲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使小承乾从小就受到熏陶，滋润着他的幼小心灵。因此黄楚九从小就极富同情心，常常把母亲给的用来买早点的铜板送给沿街乞讨的小孩子或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承乾越来越喜欢读书。放学回家后，经常翻看父亲的藏书柜，不管什么书，都必拿过来认真读一读。黄知异知道后，不仅不加以训斥，反而给予鼓励和嘉奖。他见长子楚琳、次子楚善成天在外面胡闹，只有三子承乾好学上进，有时将两个大孩子叫来，严加训斥，让他们好好向弟弟学习。哥俩在父亲面前，不敢反抗，但转身背着父亲辱骂承乾，内心里更加恨他。

　　小承乾在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一部名叫《治眼七十二症方》，为黄家祖传手抄本医书。蒋氏一再叮嘱儿子，要认真阅读这部书，这是黄家祖传治眼疾的秘方，学通了之后，将来继承父业。小承乾是最听母亲话的乖孩子。他上学回来后，就在家里攻读这部医书。

　　黄家治疗眼疾，可谓远近闻名。他们把小小的一双眼睛的疾病，区分为七十二种症状，并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总结出各种眼病的主要症状及病因，例如“两目平空昏”、“目赤大红角”、“临卧不见物”、“上下皮肿硬”等等症状，然后再对症下药，攻朴相济，疗效自然就会很明显了。黄知异治眼疾名声在外，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常常使黄知异应接不暇。每当这个时候，蒋氏就成为丈夫的好帮手，而承乾也常常围着父母转，学习中草药名，看父母如何治疗眼疾。这为小承乾继承父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承乾念书时，“大奶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楚珩。她眼见亲生的两个儿子不务正业，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身上，想让他与承乾争个高下。可是，楚珩太小不谙事。而承乾一天天长大，越发显得有知识，明事理。黄知异将四个儿子相比较，心目中选好了接班人。他在妻妾面前说道：

　　“儿子都是亲生的，我没有正出、庶出的偏见，将来谁有才干谁就是黄家的眼科医生继承人。现在看来，老大老二不学无术，四儿子太小，唯有三儿子承乾聪明好学，我认为今后继承祖业者非他莫属！”

　　小承乾听到父母对自己的议论，更加刻苦学习医道，经常看父亲如何给病人看病、把脉、看青苔、开处方、抓药等等。有时来了病人，父亲看完病后，他在一旁也给开一剂处方。等病人走了以后，他再拿给父亲看，有的得到父亲的首肯；有的有错误，父亲帮他改正过来。后来，黄知异为了培养他，有些小孩来看眼疾，就让承乾来诊断、开处方，最后由自己把关。由此承乾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黄知异还指导承乾练习毛笔字，这是学习中医、开药方必须要练的。小承乾每天清晨，用毛笔醮清水，在清砖上练字，还将《治眼七十二症方》用毛笔一字一句抄写一遍。有了这部书，以后他走到哪里随身带到哪里，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承乾满十五岁。春节刚过，黄知异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卧床不起，日夜咳喘不停，有时还咳血。据有关文章记述，黄知异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在世之日屈指可数，便留下遗嘱，并单独把蒋氏母子叫到身边，说道：

　　“我不行了，就把承乾托付给你了。我不在了，你们母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黄知异断气前，对守候在身边的蒋氏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意思是放心不下三儿子承乾。直到蒋氏呜咽着连连点头表示已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黄知异去世之后，“大奶奶”为一家之主，完全不把蒋氏母子放在眼里，动辄呵斥、辱骂。她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更令人可气的是，黄楚琳、黄楚善从小不学无术，对医术一窍不通，却挂上“世代祖传眼科中医师黄楚琳、黄楚善”的牌子，利用祖先的声望，糊弄病人，而指使蒋氏母子充当他们的下手，遇到疑难病人由她们去治疗。承乾觉得这实在是欺人太甚。父亲一死，看来他们兄弟的手足之情已经到头了。他将“楚九”之号改为“础玖”，借字明志，以此来激励自己。

　　蒋氏在黄家门里，只是个小妾，地位卑下。丈夫一死，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原指望有个儿子，在黄家占有一席之地，而儿子也不被重用，窝憋在这个家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蒋氏一想到丈夫临终前对她的嘱托，应当把承乾调教出个模样来，不然的话，将来愧对黄家列祖列宗，也无颜去见九泉下的丈夫。恰好，黄知异生前的几位好友，见蒋氏母子在黄家受着窝囊气，便劝他们离开黄家，出去闯一闯。这样，承乾才会有出头之日。蒋氏听了，正合她的心意——是应该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有人介绍，上海、宁波一带很繁华，有不少人去了都发了大财。蒋氏毅然下定决心，要带儿子到上海滩去闯一闯，如果把儿子培养成人，出人头地，也算对九泉之下的丈夫有个交代。

　　　　　　　　　　　　　　小楚九闯荡大上海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夏天，刚满十五岁的黄楚九，跟随母亲蒋氏，离开了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先乘船到宁波，再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

　　上海，七百多年前，只是长江口上的一个鱼村，古称“沪读”。渔村中只有几十户农民、渔民或盐民。这里因为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水上码头，商业活动开始兴起。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海关，航运和贸易日益繁荣。但是上海成为大都市，还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上海被迫“开埠”之后。外国人在上海设置了各种“租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然而“租界”也将西方的经济、文化等一齐带来，给上海带来耻辱也带来繁荣。所以，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是中国的经济、贸易、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很多人都要赶到上海来淘金。

　　黄楚九跟随母亲来到上海。这一年，上海已“开埠”四十四年了。在码头上，一边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还可以看到密如蜂窝的棚户区。在黄浦江上，停靠着插着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国旗的轮船，泊满了班轮、货轮、煤轮、平底货船、舶船、帆船等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这些船只和江岸的隙缝之间，停着许多小船。船上住着一家家渔民，男人在补网，女人在摇橹，光着身子的孩子用绳子拴着，在船板上嬉戏。还有靠岸边的一些小船，船上穿着褴褛的船民领着龌龊不堪的孩子，向正要下船或上船的人们讨钱，哀求着。

　　她们母子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南市区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个多月后，经人介绍，在小客栈附近租到了一间价格便宜的房子。蒋氏将楚九送到城隍庙前的清心书院去念书。为了母子二人的生活，蒋氏在住房前挂出“眼科中医师黄知异”的招牌。当时，上海南市区穷苦人比较多，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有病只好硬挺着。蒋氏挂牌行医，收费低廉，还自制了一些医治常见病的中成药出售。蒋氏把在黄家几十年从丈夫那里潜心学来的本事全都用上了。

　　蒋氏的门诊开业以后，治好了不少病人，自制的一些中成药治疗效果明显。这样，上门来求医买药的人逐渐多起来了。门诊的收入除了供给儿子读书之外，两口人生活还可以维持。蒋氏勤俭持家，忙里忙外，日子过得很清苦。她的愿望是认可自己苦一点也要把儿子培养成才。可是来到上海不久，蒋氏发现儿子读书并不专心，常常在外面闲逛。放学之后，很晚才回家。有时在家里手拿本书，两眼发愣。这使她十分焦虑，可又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黄楚九从外面回来，将他最近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他说，他最近认识一位青年，他白手起家，成为一位富豪。他就是上海有名的“浆糊大王”。

　　租界里有条宝善街，有位外地来的青年，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整天在街上游荡，想寻找一条谋生之路。他在走街串巷时，发现一些店铺经常需要粘贴各种东西，或贴商标或封固信函，因手头没有浆糊而到处去借。这位青年看见了这种情形，便有了主意。他脱下身上穿的外衣，到当铺当了一百文铜钱，花三十多文钱买了一只瓦盆，六十多文钱买了面粉，余钱到茶炉打来开水，将浆糊调好，然后在马路拣来别人扔的香烟盒，每只都装满浆糊，分送给各个店铺。老板很满意，有的店给三两文铜钱，有的不给钱。给的他很高兴，不给的他也不要。这样，一天可收回一百多枚铜钱。第二天，用这些钱再买面粉和开水调成浆糊，仍然按店铺分送，大的店铺当场给钱，有的店铺暂时不给钱，留到月底结算。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已积存几百文铜钱。接着再向福州路等处扩展，也受到店家的欢迎。每月可有上千枚铜钱的收入。等到一年以后，收入即达到上万枚。然而，这位青年并不满足，第二年，他又发展到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一带，后来他越送越远，生意越做越大，没几年功夫，他终于成了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浆糊大王”。如今这位青年早已娶妻生子，买了房子，成了富翁。

　　黄楚九认识这位“浆糊大王”以后，对他十分崇拜。他决心要向他学习，在上海干出点名堂来。他向母亲介绍了“浆糊大王”发家致富的情况以后，蒋氏明白了儿子的想法。有关文章这样描述了这场母子对话。母亲说道：

　　“发家致富可以有很多道路，不愿念书也可以，但是必须由勤致富。古语说，‘大富由命，小富由勤。’母亲不指望你大富，将来能小富也就算没有辜负你父亲的一番苦心了。”

　　“妈妈，你放心，我一定要学习那位‘浆糊大王’，在几年内发家致富。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决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

　　黄楚九的想法，得到母亲的赞同以后，就不再去读书，而是跟着她一起行医售药。蒋氏在家看病，儿子外出卖药。这一年黄楚九刚好十六岁。他为人热心，待人接物很机敏。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医，对医道颇有研究，医术也不错。来看病的人都管他叫小郎中。黄楚九的相貌长得很像他的母亲，眉清目秀，长圆的脸庞上一对清亮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宽阔的额角。有的人用宁波话打趣说：“相貌像阿娘，银子好打墙。”蒋氏听了很高兴，心想说不定有一天我家承乾真会发财哩！

　　黄楚九在城隍庙的得意楼前摆摊行医卖药，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唱无锡滩责的艺人袁仁仪、说唱艺人杜全林，都和他比较要好，情同手足。他们利用说唱的方便，在唱词中宣传黄楚九。杜全林是卖梨膏糖的，艺名叫“小热昏”，在城隍庙前家喻户晓。他在兜售梨膏糖时，就编了这样的唱词：

　　　　又香又甜的梨膏糖啊，

　　　　啥人吃了我格梨膏糖，

　　　　保险叫伊身强力又壮，

　　　　弗信请依去问黄楚九，

　　　　黄大医师验方最灵光。

　　　　呜啊呜哩哐，呜啊呜哩哐……

　　经过宣传，黄楚九的名声不胫而走。他还常常免费为一些穷人治病送药。城隍庙一带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黄医师，医术高明，药效神速。

　　黄楚九出售的丸药有四神丸、圣灵解毒丸，还有秘方鸡肝散、明目菊花散、清净膏、珍珠虎液膏、九龙丹、破瘤完功丹等十几种中药，皆为祖传秘方精制而成。他看到上海滩上抽大烟的人很多，便开动脑筋，制成了“戒烟丸”，很是畅销。这样，黄楚九的生意做得红火，挣了一笔钱。没想到却招来一场灾难。

　　一天，黄楚九正在得意楼前卖药，突然来了几个衙役，把他的药摊子给砸了，并把他拘捕到县衙门，不容本人申辩，痛打四十大板，打得黄楚九皮开肉绽，然后鸣锣游街示众。

　　黄楚九被抓走后，他的好友到门诊所报信。蒋氏听了甚为焦虑，不知如何是好。邻居们出主意说，这种事不必着急，要想救黄楚九，赶快多凑银两，疏通衙门放人。蒋氏拿出看病、卖药积攒的钱，还有邻居、朋友的赞助，总算凑足了一千两银子，设法打通了衙门关节，将银子送给了县知事王欣甫。王知事说，黄楚九在街上卖春药，有伤风化，所以被抓；得了银子，又说该犯被抓以后，经过教育态度较好，决心痛改前非，提前释放。

　　蒋氏亲自去县衙将儿子接回家，给他治伤调养。黄楚九弄不懂自己犯了什么法，无缘无故被抓被打。有人告诉他，这是做生意不懂当地的“规矩”，没有孝敬城隍庙一带的地头蛇和巡捕，特别是青帮，如果不“孝敬”他们，必遭皮肉之苦。要想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首先要补上这一课。

　　当年在城隍庙一带得势的青帮，经常在得意楼喝茶聚会。青帮头子黄金荣就是这里的常客。

　　黄金荣比黄楚九大几岁，祖籍也是浙江余姚县人。其父在苏州县衙当捕快，后全家迁居上海市区张家弄。黄金荣少年时期曾在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整天和他们厮混在一起。后来当上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队长，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结为把兄弟，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欺压人民。蒋介石在失意时，也曾拜在其门下。一九二五年，黄金荣与杜月笙等开设“三鑫公司”，贩运鸦片，并从事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一九二七年与杜月笙积极参加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雇佣一批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枪杀共产党员。黄金荣等还常常与县衙和巡捕们勾结在一起，在商店门前打架斗殴，抢劫偷盗，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无恶不做。黄金荣一方面指使他们干坏事，另一方面又去告密，并由他亲自带人去破案邀功，前门抓进来，后门又偷偷放掉。这样抓抓放放，既可从中渔利，又得到步步高升的机会。

　　黄楚九从县衙被放出来后，在得意楼前摆摊卖药，重新开张。这回他学会了在上海安身立命之道。在开张之前，先买了几瓶好酒和几条好烟，外加红包，亲自去各处打点。重点是黄金荣处，该孝敬的都孝敬到了。以后，又隔三岔五地请客送礼，这样才平安无事，再也没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开药房发家致富

　　黄楚九和母亲，一个在家行医看病，一个在外摆摊看病卖药。母子俩节衣缩食奋斗了二年，积攒了一笔钱，在三马路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取名“异授堂”，意思是为了纪念父亲知异公在天之灵的恩授。开张时，披红挂绿，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店堂里挂着“妙手回春”、“仙丹灵药”之类的匾额。好友袁仁仪、杜全林等都赶来祝贺。巡捕房的巡捕、地痞流氓也赶来贺喜。黄楚九已经明白了社会上的一些习俗，首先向巡捕、流氓等人点烟倒茶敬酒，并向他们手里塞红包。他们拿到了实惠，又吃喝一顿，才扬长而去。这样，异授堂才能顺利开张营业。

　　异授堂开业后，保留了黄氏一家看病的传统，穷苦人、老人、小孩免费看；店内备有药炉、炭火；还有热水、水杯等供患者使用。黄楚九母子对病人热情，服务周到，治疗效果也好，上门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黄楚九和父亲所学的是中医。他每天忙于看病抓药之余，常常翻阅中西医书籍。在阅读过程中常把中西医作比较，发现中医有很多地方不如西医。中医只讲“五脏六腑”，而“五脏六腑”中缺少脑脏，这是很不圆满的。西医却比较周全，并很重视大脑，专门设有脑科。黄楚九认为必须改“五脏六腑”为包括大脑在内的“六脏六腑”才比较科学。

　　黄楚九对西药也很感兴趣。他发现，中药每剂都要开十几味，煎熬两三次，每次要喝一大碗苦药，成年人还可以，小孩或老人喝起来就费事了。而西药只是一小片，衣服纽扣般大小，吞服非常方便。另外，中药的药效比较慢，对治疗慢性病比较合适，但对有些急性病，中药就不如西药见效快。特别是针剂，几针打下去，就药到病除。黄楚九看到在上海，西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在市场上有走俏的趋势，便下决心在经营中成药的同时，还要销售西药。

　　销售西药，投资很大。缺少资金，怎么办？一位朋友介绍，有一位姓张的寡妇，很有钱，可以向她借钱。黄楚九便托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富婆。第一次向她借了大洋三百元，借期两个月。刚到两个月，黄楚九就付较高的利息还钱，富婆很高兴。接着又借四百大洋，借期也是两个月，这次提前三天归还，除付高额利息之外，还送给两瓶补药。富婆更加高兴，确信黄楚九是个讲信用的人。其实，黄楚九这两次借的钱都放在家里，他怕投入周转，一旦到期收不回来。就失去信用，为了取得富婆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他将借款分文未动，贴上利息，及时归还原主。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如此工于心计，实在不凡。

　　经过两次考验，富婆对黄楚九已经很放心。接着，她一次又借给黄楚九三千块大洋，借期延长到一年。有了这笔钱，再加上自家的积蓄，黄楚九准备进一步扩大经营。

　　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黄楚九将“异授堂”从三马路迁到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为“中法大药房”。除了继续销售中成药之外，开始研制销售西药。

　　中法大药房开张时，黄楚九大肆宣传，张灯结彩，宾客盈门。为了突出本店兼售西药，请人做了一块外文招牌：

　　GREAT FASTERN DISPENSARY

　　商标定为“万象”，其图案是大象背上驮着一盆万年青。用其“万象更新”、“万年常青”之意，象征着中法大药房生意永远兴旺发达，吉祥如意。

　　中法大药房开张不到一年，资本积累达到一万元，药店的营业员增加到七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黄楚九又把中法大药房从大马路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这里商店集中，顾客很多，十分热闹，药店生意更加兴隆。

　　黄楚九为了找个靠山，使商店的发展有一定的保障，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张葡萄牙国籍证，然后在葡萄牙驻中国领事馆办理了中法大药房的注册手续，在药品包装、信封、信笺上都印上了“葡商”的字样。这样，他就摇身一变，成了葡萄牙商人。有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初，中法大药房又搬到湖北路口提篮桥总会隔壁。开业时，门面重新装修，还请来一个音乐班子吹吹打打，鞭炮声震耳欲聋，顾客成百上千，湖北路口的交通为之堵塞。此时，总经理黄楚九坐上了橡皮轮包车，西服革履，挺胸昂头，在大街上来往，令人刮目相看。过了不久，他又把中法大药房搬到南京东路香粉弄口。过了几年，又搬到英租界的四马路，湖北路口；到一九０四年，又迁到汉江路。黄楚九迁移店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寻求最佳的商业地点，二是为了扩充门面。他从不满足于现状，一旦有更好的店址，他便想法设法要达到目的。每迁一次新址，都要搞一次宣传活动，都大事张扬一番。每支付一次搬迁费用，等于开支一笔宣传、广告费，引起新老顾客的关注，就是说，以后买药，请到中法大药房来。

　　黄楚九的药房逐渐兴盛之后，便劝母亲停诊歇业，在家享福，颐养天年。母亲见儿子有了出息，买卖越做越大，生活富裕起来，便不再在前堂出诊，只是遇有眼科疑难病症方请她出来会诊，并拿出祖传秘方给予调治。母亲歇诊之后，最为关心的是为儿子择媳。

　　这一年，黄楚九年龄二十刚出头，眉清目秀，额角宽阔，鼻梁笔直，长得一表人才，出入坐着自备的胶轮黄包车。黄包车乌漆油亮，铜饰耀眼，篷布簇新，绣垫软座。车夫是个穿着新衣服的精壮小伙子。风采照人的黄楚九坐在如此耀目显眼的车上，出入于上海的大街小巷，的确引人注目。蒋氏有了如此替她争气的儿子，内心高兴自不必说，所操心的是儿子的婚事。见提婚者蜂拥而至，蒋氏在几十位提婚者中，选定贡家闺女为媳。贡家乃大户人家，历代书香门第，其闺女年轻貌美。在蒋氏一手操办下，择日完婚。也该黄楚九有福，贡氏生性温良贤淑，孝奉婆母，体贴丈夫，家中杂务均由她一手包揽，为少有的贤内助。黄楚九也十分爱惜妻子，怕她为家务事所累，特意请了个女佣帮她干活。

　　蒋氏为儿子娶了媳妇，一桩大事算是落了体。然后又一心盼望早日抱上孙儿，使黄家人丁兴旺，招财进宝。贡氏果然不负所望，头胎就为她生了个大胖孙儿，使蒋氏和黄楚九高兴得不得了，在家中大摆酒宴庆贺，还连连在祖宗遗像面前焚香叩谢，祷告不已。贡氏以后又生了两胎，都是女儿。使黄楚九不满足的是，他的大儿子从小受祖母娇纵溺爱，生性玩劣，不爱读书，不思上进。

　　黄楚九后来娶了二房华氏。华氏进门后，也很贤慧，第二年喜添贵子。蒋氏与黄楚九喜出望外，可是此子长到四五岁时，乃是个弱智低能儿。华氏后来所生，也是两个女儿。蒋氏见自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孙子，不肯善罢干休，又劝儿子娶了三房，可是三房不能生育，一无所产。蒋氏眼看儿子在上海滩成为富豪，而家中男丁不旺，后继乏人，甚为焦急，于是又劝儿子娶了四房。四房姨太王氏，很为王家争气，替黄家又生了一男二女。这个老儿子虽然智商不低，但后来逐渐长大后，并不是经商理财的高手。黄楚九眼看子息辈难成大器，甚为失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

　　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和农民起义军以及洋人的势力不断争斗。农村饥民遍野，动乱不已。农民纷纷涌进大城市，为厂商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消费，使城市的商品经济更加活跃。黄楚九经常关心国内外大事，看到了这股势头，便决心大干一场，大展鸿图。

　　一九０四年，中法大药房迁到汉口路以后，药品增加数倍，营业室面积扩大，又拉了几位股东入股。由此，药房改独资为合资企业。资本扩大了，股东之间也因其利害关系而时有矛盾发生。黄楚九很善于周旋，不断采取措施调解矛盾。有的股东急需资金，想抽走股金，黄楚九就以公平的价格买下这些股份。这样，他所占股份越来越多，股东还感激他。当黄楚九实力雄厚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将各个股东的股份收购回来。最后，中法大药房又成了他的独资产业，而这时的规模和资金比合资前又扩大了四五倍。

　　这时，黄楚九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雄心勃勃，志向高远。虽然药房的名声很大，生意更加兴隆，但他很不满足。他想，不能仅仅经销别人的药品和家传的几种中成药，应当生产自己的名牌新药。不仅销售到国内，也要走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当时外国医药商独霸世界的时候，敢于走出国门与外商抗衡，准备去赚外国钱的，在国内商界可谓凤毛麟角。

　　黄楚九虽然已有了百万元的资产，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但他眼看着外国人发疯似地大赚中国人的钱，很不服气，“洋鬼子能发大财，难道中国人就不会发大财？”黄楚九时刻观察国内外的医药市场，研究什么样的药品可以赚钱，不仅能治病，还能在国内外畅销，受到大众的欢迎。他睁大了眼睛，敞开了心扉，处心积虑在捕捉实现他的宏愿的机遇。

　　　　　　　　　　　　　一本万利的艾罗补脑汁

　　如今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稍加回忆就会想起，在五十年代初期，充斥大陆市场的一种补药，就是艾罗补脑汁。享受公费医疗的干部或一些老年人都吃过此药，服后均说有效。此药的发明者，就是中法大药房总经理黄楚九。他发明此药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正当黄楚九绞尽脑汁、寻觅新药方剂时，一九０五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财神爷”来到黄楚九跟前。

　　一位名叫吴坤荣的药剂师，他有一张安神健脑的滋补剂处方，被黄楚九看到了。黄楚九深明医理、药理，对保护大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根据吴药剂师的处方加以调整、改造，又亲自配方制药；并且自己多次试眼，感到确有疗效。于是决定正式生产和推销这种补脑汁。在试制过程中，他还接受别人的建议，在药剂中加一些咖啡因。咖啡因是兴奋剂，作药用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虽然咖啡因属于毒性药品，吃多了能成瘾，但在当时，医药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也缺乏医药知识，老百姓服了补脑汁，立马有精神振作之感，人人称道这种补脑汁有神奇的效用。

　　补脑汁研制成功之后，还得有个名称。黄楚九经过再三斟酌，杜撰了一个“艾罗”博士，说该药是根据美国医学博士艾罗的处方配制而成，取名为“艾罗补脑汁”，英文名为YALESTIMU LANT REM EDY。在药瓶上贴上印有中英文名字的商标，而且还印着一个外国人头像。每瓶药附一份英文说明书，说明此药能治各种脑病，是真正的“补脑灵药”。

　　黄楚九研制的补脑药，为什么取了个“艾罗”的名字呢？这是利用当时人们崇洋媚外的半殖民地生活的心理。经过黄楚九的打点和包装，将补脑汁变成十足的“西药”，这样就可以畅销国内外。黄楚九在取名上还留了一手。原来“艾罗”的英文拼写“Yale”即为“Yellow”，译为中文乃是“黄色”的黄字，亦即黄楚九的本姓。他还在商标的外国人头像下面印上“DY．T．C．Yale”字样，看上去仿佛是T．C．艾罗博士名字的缩写，其实“T．C．”又是“楚九”二字英文拼写的缩写，所以T．C．Yale实际上就是黄楚九名字的英文缩写。黄楚九在补脑汁取名上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

　　艾罗补脑汁上市之后，十分畅销。中法大药房天天门庭若市，每天的营业额高达千元。就此一炮打响，成为热门拳头产品。由于供不应求，药房的制药车间日夜加班加点赶制。后来，一口大铜锅即使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熬制，补脑汁还是供不应求。黄楚九就向外商定购大桶黄色糖浆，在糖浆中配制几味安神补脑的药料，贴上艾罗补脑汁的商标出售。

　　这种号称“补脑灵药”的药汁像流水般涌向市场。有时候，送到柜台的药汁刚出锅，还热乎乎的就被顾客买走了。这种极为畅销的“灵药”，大瓶售价二元，实际成本只需四角；小瓶售价一元二角五分，实际成本只需二角五分，获利百分之四百。黄楚九由此大发其财。

　　艾罗补脑汁在上海畅销以后，黄楚九就考虑如何使它行销全国；进而打入国际市场。他还是靠大事宣传、大做广告。他的广告并不胡吹海夸，而是从“以理服人”开始。他极力宣传自己的中医的“六脏六腑”之说，推行“健身必先健脑”的道理。然后再说到艾罗补脑汁为“滋养脑力之圣药”，不但可以长智慧，还可以祛百病。最后说此药小则强力健脑，大则兴国安邦。这样，大肆宣传之后，此药的神奇名声不胫而走，不久便摆上国内各大城镇药房的柜台，并远销香港及东南亚各国。

　　艾罗补脑汁为中法大药房带来了声誉，也成了黄楚九的“摇钱树”。紧接着又推出“艾罗解毒九”、“艾罗肺疗丸”、“艾罗精神丸”、“日光丸”、“月光丸”等等艾罗系列药品。这些药未必都是新药，只是原有的中成药，冠以“艾罗”之名，便身价倍增，十分畅销。

　　“艾罗”系列产品，不仅给黄楚九带来巨大财富，也招至同行的妒嫉。有个华洋药房的老板黄德馨，动起了要挖这棵摇钱树的念头。

　　黄德馨花钱买通了药剂师吴坤荣，也把艾罗补脑汁处方弄到手。他在华洋药房推出一个新产品，名叫“真正艾罗补脑汁”，在市场上销售。他的补脑汁冠以“真正”字样，黄楚九的补脑汁就成了“假货”，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只得对簿公堂。

　　中法大药房在英租界里，不仅开业时就在巡捕房登记注册，而且经常打点进贡，巡捕们喝补脑汁是敞开喉咙灌。而黄德馨只是看别人发财眼红，并没有向巡捕房下过大力气。两家打官司的结果，自然是黄德馨认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有位葡籍医生正在上海行医，碰巧他的名字也叫“艾罗”。艾罗补脑汁刚出台时，他并不知道。后来，此药的广告满天飞，名声日大，这位“艾罗”医生得知后，认为中法大药房盗用他的名字制销药品，因而向法庭提出诉讼。黄楚九不得不二进公堂。他向法庭申诉，“艾罗Yellow”汉语译为“黄色”，“T．C．”即楚九。此药系黄楚九医生发明，与葡籍艾罗医生无关。法官见黄楚九说得通情达理，当然还有巡捕房的证明，于是判黄楚九胜诉，准其照常经营“艾罗补脑汁”。

　　两场官司之后，黄楚九不仅丝毫无损，反而名声大振。商界老板们看到黄楚九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均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另一桩奇事又落到他的头上。

　　在上海突然冒出个美国流氓，自称名叫小艾罗，其父为老艾罗。他声称艾罗补脑汁是他老父所发明。他是老艾罗的合法继承人。黄楚九未征得其父同意，大量生产此药，侵犯了老艾罗的专利权，要求黄楚九赔偿损失。黄楚九明白这个美国流氓是来敲他的竹杠。本想再次打官司将其搞臭，但又一想，已经打了两场官司，担心“艾罗博士”乃是子虚无有，真相传出后会砸了艾罗补脑汁的牌子，便灵机一动，将计就计，把这个美国流氓请到大饭店，盛宴款待，并请来许多商界名流作陪。据有关文章描述，这场宴会的场面和宴会后的交易，十分有趣。黄楚九向来宾们介绍说：

　　“这位就是发明艾罗补脑汁的老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先生。小艾罗先生远道从美国赶来，与鄙人商谈进一步扩展业务事宜。今天承蒙各位同仁在百忙中应邀出席作陪，本人不胜感激和欢迎。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小艾罗先生的健康，也为在座的各位同仁的健康和财运亨通，干杯！”

　　美国流氓假艾罗也举杯答道：

　　“OK！干杯，大家都健康，都发财！”

　　酒足饭饱之后，黄楚九将其送到宾馆，向假艾罗说道：

　　“小艾罗先生，请开个价吧！”

　　假艾罗自知理亏，原想敲诈一万大洋，但怕人家不给，只说出了一千。

　　“好，一千就一千，马上给您。”

　　一千块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美国流氓不费多少力气即得到了。他正在得意之时，黄楚九说道：

　　“请不要着急，您已经得到了银元，但要给我开个手续，写明您是艾罗博士的儿子。申明艾罗补脑汁今后归中法大药房独家经营，一切专利、权益均转让给中法大药房，其他人从此不得过问。”

　　美国流氓本是讹诈，只要有了钱，干什么都行，一切按黄楚九所说照办不误。

　　黄楚九破了点小财，却换得了“真正的”艾罗博士发明的补脑汁的独家生产与经营权。有了这张字据，黄楚九又发动宣传机器，大肆张扬。凡有来客，说起此事，他都将字据拿出来让人看，说明今日才真正得到这项发明的专利权。从此，艾罗补脑汁名声大振，中法大药房的门槛都要被顾客踏平了。

　　黄楚九的财力雄厚了，他首先想到如何扩充、拓展事业。由于地盘受限制，黄楚九开始动中法大药房左邻民国茶楼的脑筋。

　　民国茶楼也开设在英租界三马路湖北路口。中法大药房与它为邻已有多年。茶楼生意一直很好，有很多阔佬都到这里喝茶聚会。还有流氓、地痞、帮会黑道上的人也把这里当成聚会的场所，到这里分赃聚赌，宿娼亵妓，抽吸鸦片。一天，没想到有两伙流氓在这里谈判，话不投机，双方扯出家伙拼杀起来。砸凳掷壶，杯盘横飞，打成一团。结果打死三个，重伤一个，其余皆逃之夭夭。老板向巡捕房报案。巡捕把酿成三条人命案推到老板报案迟误之过上，责令他出资收殓，并承担那受重伤的流氓送医院治疗的费用。

　　经过这场浩劫，民国茶楼老板无心再经营了。他想，说不定哪一天，又来流氓斗殴，他实在是承受不了。正好黄楚九要扩展地盘，经人介绍，民国茶楼老板将他的茶楼卖给了黄楚九。黄楚九将中法大药房扩充为八开间门面。职工、学徒增加到四十多人。过了不久，黄楚九又花了六万元巨款，将八间门面统统推倒，造了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洋房。楼上为制药部，楼下开设门市部。这样一来，不仅生产规模扩大，而且产销连成一体。在药业同行中，中法大药房在上海药业的地位首屈一指。

　　黄楚九成了大财东，将橡皮胶轮黄包车换成了小汽车，这在上海也曾轰动一时。上海开始有小汽车是在一九０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有个匈牙利人叫黎恒的运出两部小汽车到上海。黄楚九于一九０六年就有了私家小汽车，在当时的上海，的确是凤毛麟角。小汽车就是财力的象征。黄楚九经常乘着乌黑发亮的小汽车，飞驰于南京路，故意地招摇过市，为的是给中法大药房做广告，说明他生意做得好，老板暴富。生意好，必定货色好。由此，拥向中法大药房的顾客也就更多了。

　　　　　　　　　　　　 具有“迦门头脑”的人物

　　黄楚九靠“艾罗补脑汁”发家致富之后，并不满足，他又与副经理徐斌才商量，开发新的药品。

　　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缔结新约，计划十年禁绝鸦片。国内宣布禁烟政策，群众要求禁烟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清政府虽然宣布禁烟，但实际上吸毒者越来越多。中外商人大量贩毒，官僚政客，富豪巨贾，不少人都成了瘾君子。一九０九年（宣统元年），万国禁烟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有四十一个国家。国内外开明人士要求禁烟者日益增加，上海人民更是大声疾呼，要求禁售、禁吸鸦片。

　　这场禁烟运动被黄楚九看中，成了他大发利市的好机会。他和徐斌才说，趁当前禁烟的声势日渐高涨之时，如能生产一种戒烟药，必定大受欢迎，生意也一定会做得好。徐斌才很明白黄楚九的用心，他和几位药剂师反复研究，也未研制成吃了能够戒毒的新药，请示黄楚九怎么办。黄楚九本人也是个瘾君子，吸食鸦片成瘾后，感到体力日衰，面黄肌瘦。他认为吸食鸦片有瘾后，最难受时是烟瘾上来之时，这时候如能吃点代替鸦片的药，定能使烟瘾缓解一下。徐斌才说，稍稍加一点吗啡如何？黄楚九认为可以。这样，天然戒烟丸算是试制成功了。每丸主要成分是：积壳若干，广陈皮若干，吗啡零点零零零四克。

　　每当吸毒者毒瘾发作，寻死觅活地难熬之时，只要服下“天然戒毒九”，立刻就能消停一时。

　　黄楚九一面大量生产“天然戒毒九”，一面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他说，他本人原是身强力壮、面色红润、血气方刚的青年，自从吸食鸦片成瘾后，感到体力日衰，面色黄暗。服后已戒除恶瘾。上海不少市民，看到广告，真是喜从天降，人们纷纷前来买药，迟了唯恐买不到，生意旺得不得了。

　　“天然戒毒九”上市之后，很受吸毒者的欢迎。当他们的鸦片瘾上来之后，吃几丸“天然戒毒丸”，症状立刻缓解。不知底细的人以为这是药理上产生奇效，殊不知吸吗啡照样有瘾。谁要是吃上了“天然戒毒丸”，就是由吸鸦片改吃吗啡，从此天天离不开这毒丸了。黄楚九就是用这种骗人的药，使中法大药房每年获利十多万元。

　　黄楚九十五岁跟随母亲到上海滩混事，到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五岁时，已成富豪，在西药界名声显赫，为上海市屈指可数的几位财东之一。他在社会上神通广大，身价百倍，似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正当这一年，他的“天然戒烟丸”畅销国内之时，上海另一家大西药店中英药房的药剂师谢瑞卿想筹股另办一家药房。他自己资金不足，来请黄楚九出资入股，并用他的威望，邀请别的投资人。黄楚九正想开拓新的事业，所以很快答应下来。他不仅自己出资，还把中英药房的老板陈烈清也拉来入股，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粹芳也是投资者。

　　就这样，由黄楚九、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合股开办的上海五洲大药房于一九０七年正式开业了。开办资金为一万元，店址设在广西路福州路口，谢瑞卿出任经理，黄楚九为终身董事。谢瑞卿研制了一种成药，开始取名为“博罗德补血药”。“博罗德”是英语“血”的译音，笔画繁多，中国人不懂，毫无吸引力，后来改名为“人造自来血”。这剂成药，经过黄楚九的宣传，不仅在上海，还在华北、南洋一带打开了销路。成了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

　　五洲大药房钱赚多了，股东们出现了矛盾。一九一一年，经理谢瑞卿借故退股，由黄楚九出面邀请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出任经理。项松茂很有才干，与黄楚九过从较密切。黄楚九去汉口推销“艾罗补脑汁”时，曾得他鼎力相助，对他的为人与才干铭记不忘。当谢瑞卿提出退股辞职时，黄楚九马上想到了他。便打电报邀请他来沪出任五洲大药房经理一职。项松茂碍于情面，便来到上海走马上任。

　　项松茂经营的特点与黄楚九有些相似，都是开拓型的，敢想敢干，重视广告、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动一场改革，将店内的豪华摆设变卖，充实资金周转，迁入新址，改变内部机制，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一方面扩大药品进口，一方面开拓自制成药。除“人造自来血”之外，又增添了女用调经活血的“月月红”、“女界宝”，健胃补虚的“补天汁”，清血解毒的“海波药”，健脑润肠的“树皮丸”，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项松茂的改革，加上这些成药的问世，使五洲大药房的声誉大振，利润也成倍增长。

　　五洲大药房和中法大药房一样，在上海出名之后，股东内部不断发生矛盾。项松茂拥有一定的实力后，决定在天津自设“五洲”分店，自行发售“五洲”本牌产品，独立扩展业务经营。为此，他与黄楚九多次商谈，终于达成协议。黄楚九将他拥有的五洲大药房的股份让给项松茂；项松茂将他所拥有的“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黄楚九，再由“五洲”补偿黄楚九现金二万二千五百元，作为回收黄楚九在“五洲”的终身董事权和终止“人造自来血”抽佣的补偿。达成协议后，双方委托律师登报声明。这样，到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五年）六月，黄楚九完全脱离五洲大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

　　黄楚九成为富豪之后，他的生活方式也大为变样。在豪华的大雅楼饭店，有他常年包租的房间。在这里三天两头宴请宾客。每宴除了美酒佳肴之外，有时还叫来名妓把盏助兴。宴会上，常与朋友或谋士们谈天说地，这是他获取信息、商讨生财之道的重要途径。他的好多生意经，就是在这里与朋友们谈出来的。例如有一天，大家酒足饭饱之后，谈到人有百样关心，说来说去最关心的还是性命，从小到成人，关心健康，老年人冀求长寿。黄楚九突然想到，既然这性命是人人最关心的，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开发财源呢？

　　黄楚九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朋友个个开动脑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建议生产长寿保命一类的药，有人提出经办人寿保险。黄楚九听到“人寿保险”这四个字时，眼睛放光。他本性就喜欢标新立异。搞人寿保险，在当时是很希罕的事情。黄楚九当机立断：中法大药房兼办人寿保险业务。他还发起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团体“同征长寿团”，意思就是一齐努力共同为长寿而奋斗。把人寿保险与开展向长寿进军活动结合起来。怎样为长寿而奋斗呢？黄楚九大力宣传道：

　　“要多服用滋补养身、增寿保命的药。这些药品质量最好的就是中法大药房所销售的有关药品。请顾客们踊跃购买吧！”

　　黄楚九是个商人、企业家，他的一切举措最终都要落到他的生意经上。这样一来，中法大药房兼营的人寿保险业务，客户盈门；所销售的滋补养身药品，诸如“艾罗补脑汁”、“艾罗精神丸”、“艾罗日光丸”、“艾罗月光九”等等，畅销一时，银元像水一样滚滚流进黄楚九的腰包。

　　黄楚九财大气粗，朋友们都围着他转，不少人吹捧他为“迦门头脑”。黄楚九连说：“勿敢当，勿敢当。”

　　什么叫“迦门头脑”？当时上海滩势力最大的外国人主要是英、美、法、德四国人。上海人称英国人为“大英人”，美国人为“花旗人”，法国人为“法兰西人”，德国人为“迦门人”（实为“日耳曼”的不正规译音）。德国人以头脑精明、思谋严密著称，所以对善于动脑子想点子的人则以“迦门头脑”赞誉。

　　黄楚九不愧为具有“迦门头脑”的人物。

　　　　　　　　　　　　　 “龙虎人丹”的故事

　　一九０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发出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商界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一呼百应，纷纷抵制日货。在此期间，黄楚九作为爱国实业家，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大长中国民族工商业志气的好事。

　　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的商品大部分都受到了抵制，只有一种大众普及药品——仁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它的踪影。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可以见到仁丹商标的翘胡子头像。黄楚九对这小小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无忌愤愤不平。他一心想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新药，来与日本“仁丹”相抗衡。

　　一九０九年（宣统元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黄氏祖传《七十二症方》中有关方剂，经过反复研制，终于拟制出新的方剂。以薄荷、冰片、丁香、儿茶、砂仁等十余味芳香健胃药为主要成份，做成比绿豆还小的药丸，取名为“人丹”，以龙虎为商标。从此，“龙虎人丹”这个药名便响亮地传开了。

　　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黄楚九在浙江路租了两幢房子，成立一个龙虎公司，由黄楚九亲自监制，并且一再改进配方。他顺应抵制日货的潮流，大力宣传“中国人请服中国人丹”。同时，在装璜上下功夫，药袋上商标十分醒目，左边是腾飞的龙，右边是呼啸的虎，颇有龙吟虎啸的气势。

　　龙虎人丹上市后，虽经黄楚九大力宣传，销路仍然不好，质量一时也难以赶上经营多年的“仁丹”。经营了一个阶段之后，人丹的销售仍不见起色。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黄楚九将龙虎公司连同龙虎商标及所用家具等作价四万元，转卖给中华书局董事长陆费逵和总经理沈知方，他们改名为中华制药公司，继续制造销售“龙虎牌人丹”。

　　陆费逵和沈知方长期经营出版业，对医药并不在行。他们对大量倾销中国大陆的日本“仁丹”束手无策。经营两年多，将资本几乎全部赔光。无奈，到一九一五（民国三年），陆费逵只好作价二万元，又把“龙虎人丹”连同“中华制药公司”退还给黄楚九。

　　黄楚九收回“中华制药公司”后，附属在中法大药房之下，继续制造“龙虎牌”人丹。为了大肆宣传，他把公司里的学徒和药工们分成几路人马，赴全市各地，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龙虎人丹”广告，与其展开竞销。结果，销路仍然不畅，一年只卖了一百多箱。黄楚九并不气馁，他继续大做广告，并采取放帐赊销，扩大批零差价等办法吸引零售转销。他OJ还抓住夏令时机，将“龙虎人丹”与艾罗解毒药以及罗威蚊虫水配套出售，作为“夏令必备卫生品”。黄楚九的这些措施果真奏效，“龙虎人丹”终于销路渐开，先在上海走俏，逐渐推向全国。

　　日商东亚公司的“仁丹”销售部设在上海河南路。他们早就发现中国人制造一种“人丹”，要与他们竞争。因其味道、色泽、效力皆不佳，也没有人愿意买，故而没有理睬。如今眼看“龙虎人丹”销售量大增，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中华制药公司制销“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丝毫不怕，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官司逐步升级，一直打了十多年。一九二七年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最后由内务部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在十多年的诉讼期间，“人丹”的名声逐渐扩大。胜诉之后，“人丹”的销路大增，生产扩大了几倍。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抓住时机，大事宣传“人丹”之妙用。他在报上刊登广告：

　　“时疫猖獗，防传染，救危急，不可一日无此二者——人丹、急救时疫水。上海三马路中法大药房发售。”

　　由于黄楚九抓住时疫流行，居然使与霍乱无关的“人丹”和“时疫急救水”成了畅销药，中法大药房因而又大发了一笔财。

　　黄楚九与日商打了十多年官司，花的诉讼费、疏通费、人情费共计十余万元。他既不心疼，也不后悔，他说：“这是给我自己出了一口气，也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一帖“百龄机”又赚大钱

　　黄楚九步入中年之后，经常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因而消化功能减弱，食欲不振，大便秘结。自己配一些中药吃，疗效并不好。有位高手给他开了一副药，黄楚九吃了不仅症状大减，而且此药竟成了他又一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巨大财富。这位高手是谁呢？就是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

　　据有关文章记述，黄楚九选臧伯庸为婿，制售“百龄机”，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的四房妻子生有三男六女。三个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皆不成才。那么，这一大摊家业由谁来继承？黄楚九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他有六个女儿，如果有六个精明强干的女婿，也一样继承他的家业。所以，黄楚九对于选婿，十分重视。

　　当长女到了结婚年龄，他就开始物色女婿。他把他认识的年轻人认真挑选一番，中意的一个也没有。后来想起过去在北京认识一位名士叫臧瑜，他有个儿子叫臧伯庸，长得英俊挺拔，一表人才，而且志向高远；准备东渡日本学医。黄楚九便给臧瑜写信，表示要把长女嫁给他儿子为妻。臧瑜很快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一九一二年，臧伯庸去日本留学归来，便择吉日与黄楚九长女黄淑贞完婚。臧伯庸有知识、有才干，果然成了黄楚九在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臧伯庸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开了一家伯庸医院，购进X光机、人工太阳灯、镭锭照射机等，成为当时上海比较现代化的华人医院。伯庸医院开业不久，因臧伯庸医术高明，名声大振。老中医黄楚九患病，还得由女婿诊治。他给老丈人开的具有滋补、开胃、润肠等多种功效的药，被黄楚九发现，这是一种对老年人普遍适用的药，如果推广开来肯定能畅销。黄楚九把他的想法和女婿说了，臧伯庸表示赞同。他们商量该药用什么名字合适。黄楚九说：

　　“百灵剂如何？”

　　“不妥。”女婿说，“世界上哪有‘百灵’的药品，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种宣传广告，是推销手段，不如改为‘百龄剂’，取其延年益寿之意。”

　　“好，甚好！”黄楚九说。他想，到底是洋博士，深明事理，竟胜我一筹。

　　黄楚九与女婿将药名起好后，又请谋士拟了一篇销售“百龄剂”的广告，送到报馆刊登。谁知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时，排字工人将“剂”字误排成“机”字。“百龄剂”成了“百龄机”，这可如何是好？如果登报更正，新药还未问世，名字就弄错了，影响不好，也不吉利。黄楚九正在发愁之时，一位朋友说道：

　　“可以不用改，用‘机’字更好。‘机’可以作为‘机体’解释，即常服用此药，使人具有可达百龄之机体。”

　　还有一位朋友说：

　　“中国的药名，都是叫丸、散、膏、丹、汤、剂、片等等，把药名称为‘百龄机’，可以突破常规，不落俗套，分外新颖。”

　　“好！”黄楚九说道，“只好将错就错吧！”于是，决定此药正式命名为“百龄机”。

　　一九二三年，百龄机由中法大药房投入批量生产，但是未用中法大药房的名义，而是虚设一个“九福公司”。黄楚九认为该药万一砸了牌子，不会祸及厂家或商号。百龄机试销后，很多老年人争相购买，反响不错。黄楚九认定这种药一定能畅销，决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除了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之外，还雇用大批人到市内各处张贴广告。在电线杆、广告牌、房角屋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百龄机”如何好的广告。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黄楚九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七一０号租赁了一幢五开间的三层大楼，使虚设的“九福公司”成为实体”，“百龄机”用的是“九福牌”商标，图像上九只蝙蝠围绕一个“福”字飞，“九”表示多，“蝙蝠”为福，多福多寿之意。“九”还与黄楚九的“九”字一脉相通，这个商标实际上也是黄楚九本人本家的徽号。

　　黄楚九为了销售“百龄机”，煞费苦心，采用了各种招术，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他除了请人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挖空心思鼓吹宣传外，还别出心裁，用特大的风筝，上挂箱箱，内装广告、海报，将风筝放飞，飞到市内上空，箱笼自动打开，宣传“百龄机”广告、海报满天飞舞，飘飘落下。引得街上万人驻足，争抢海报。

　　黄楚九又嫌风筝飞得不够高，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在整个大上海，遍撒“百龄机”广告。

　　黄楚九还在炎热的夏季，大量订做印有“百龄机”的广告的纸扇，免费赠送顾客。南方天热，人人手不离扇，广告随人而走，遍布上海及全国各地。黄楚九还不惜工本精印了几万册《百龄机画报》，主要内容是宣传、表扬“百龄机”功效，上面印有照片、用户来信等宣传材料。黄楚九登报声明，用户只需随函附上二分邮票，即可免费寄赠画册。结果，索要者不计其数，使邮局应接不暇，日夜用麻袋装运分发。

　　此外，黄楚九还特制大批“百龄机热水瓶”、“百龄机毛巾”，按成本廉价委托出售。还印制“百龄机美人图月份牌”，赠给购买“百龄机”的顾客。在一九二八年，黄楚九又别出心裁，宴请一百多位七八十岁的“老寿星”，请他们合影留念，把照片在报上刊登，题名为“百龄大会”。说明这些老寿星之所以延年益寿，是因为服用“百龄机”的结果。

　　黄楚九做广告不惜花费巨资，这是许多商人难以相比的。他用在广告上的费用，占总开支的五分之一以上。他深知宣传在经商活动中的重大作用，广告费用和所得到的巨额利润相比，只不过是钓得大鱼的小小鱼饵而已。

　　一九二三年，从黄楚九服用一副药起，到一九二六年，短短三年时间，“百龄机”给他每年赚得五十万元。一九二六年，高达一百二十万元。

　　“百龄机”销售的成功，使黄楚九有了财力扩大再生产。一九二七年，他投入巨资，在白克路派克路转弯处（今凤阳路黄河路口），建造一幢三层钢筋水泥楼。把九福药厂正式改名为九福制药公司（今黄河制药厂前身）。公司由黄楚九三女婿陈星五担任经理。除了销售“百龄机”之外，又推出治疗咳嗽、肺病的“补力多”、营养补剂“乐口福麦乳精”，均成为当时热销药品。九福制药公司兴旺发达，许多名医、名贾都有投资意向，黄楚九便吸收他们的资金，把独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陆续在天津、济南、重庆、沈阳、广州、福州等地开设分公司，甚至到新加坡也开了一家分公司。

　　黄楚九在经营中法大药房、九福制药公司的同时，一九一六年，盘进了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罗威药房改名为罗威公司，做为试制新药品的基地。一九二三年，又盘进上海有名的中西大药房。经过五年的经营，到了一九二八年，扭亏为盈，名声大振，获利甚巨。

　　到二十年代末叶，黄楚九所属的企业有：中法大药房、中西大药房、中华制药公司、罗威公司、九福制药公司、急救时疫医院，以及此后开设的九芝堂国药店、九星公司和明济眼科医院等。其中中法大药房在上海有六个支店，外埠有六家分号。九福制药公司的经理是他的三女婿，其他公司机构的主持人也都是他的门生或亲信。这些单位形成了一个黄氏医药托拉斯，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黄楚九成为富豪之后，他对公益事业很是积极热心捐助。一九一九年河南水灾，他出资收养千余难童。一九二六年夏，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创办“上海急救时疫医院”，抢救三百多危重病人。他还在八仙桥龙门路开设“黄楚九医院”，以西医眼科为主，若贫民看病，可免费赠药。

　　黄楚九还在近郊漕河径镇置地十亩，开辟“亲睦公墓园”，凡亲友入葬，不收费用。后来他又买进几十亩地，扩建“亲睦公墓园”，向社会开放，改名为“万年公墓”。

　　由于黄楚九做了不少好事，社会团体给他挂上了“乐善好施”的匾额，政府部门授予他二等大绶禾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一九二七年春，鉴于医药同业日益增多，黄楚九特发起组织新药业公会，由中法大药房和九福制药公司各捐洋一千元作为开办费。成立之后，大家一致推举黄楚九为上海市新药业公会主席。一九三０年，这个已有三十二家同业参加的公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依然推举黄楚九为主席。从此，作为我国现代民族医药工业先行者的黄楚九，俨然成为大上海乃至全中国实力雄厚、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行业魁首。

　　　　　　　　　　　　　　插手香烟市场失败

　　黄楚九在医药行业发财致富之后，他又把眼光转向其他行业，首先看好的是烟草市场。他认为烟草业利润高，市场潜力大，但当时的中国烟草市场几乎全为外国垄断，银钱如流水般都进了洋人的腰包。黄楚九对此很不服气，他动起了要在烟草市场闯一闯的念头。

　　占领上海市场的洋烟有老刀牌、大英牌（又称红锡包）、三炮台牌（又称绿锡包）、绞盘牌（又称白锡包）、哈德门牌、前门牌和茄立克牌等等。这些洋烟大多数是由英美烟草公司生产。这个公司成立于一九０二年，它是由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奥格登烟草公司与美国烟草公司、大陆烟草公司、美国雪茄公司、统一烟草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企业，共同出资三千万美元，总部设在伦敦。这家跨国公司以中国为最大的香烟倾销市场，于一九０二年下半年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开办了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分公司。赚得巨额利润后，又相继在天津、汉口、青岛、云南、四川等地开设分公司。建成了生产、销售、仓储、办公等配套设施，大有独霸中国市场之势。

　　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大陆横行之时，一九一七年黄楚九办了一家大昌烟公司，想与洋烟斗一斗。

　　大昌制造的香烟，名叫“小囡牌”，上面有个可爱的男婴头像。这头像就是黄楚九外孙曾维祺——二女婿曾焕堂的儿子。烟盒是以红为底色，有点像风行上海多年的红锡包（大英牌）。小囡牌香烟上市之前，黄楚九自然按他的老规矩，先要大做广告。

　　黄楚九和谋士们商量，应把广告做出点新花样，以便使小囡牌香烟畅销。经过策划，为“小囡牌”香烟做的广告终于出笼了。

　　上海的著名报纸《申报》、《新闻报》第一版全被黄楚九包下。头一天整个版面上，只是光秃秃地印着一只大红蛋。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读者看了感到莫名其妙，互相询问，等着看第二天的报纸。

　　第二天，报纸的同一版面出现了一条翘着的小孩发辫。

　　第三天，出现了一个梳着一根小辫的惹人喜爱的胖娃娃。

　　第四天，戴肚兜梳辫子的胖娃娃头上多了一条套红标语：“祝大家早生贵子。”是谁“祝大家早生贵子”呀？

　　第五天，谜底揭晓；是大昌烟公司开张，推出小囡牌香烟。公司特向大家报喜致贺，并敬告读者凡购买一合香烟者，随烟奉送红蛋一只。

　　这样新奇的广告，实在引人注目。几天的猜测；到底真相大白，吸引了广大读者，他们怀着各种心理，涌到大昌烟公司，买一盒小囡牌香烟外加一只红蛋。

　　黄楚九不仅在报上大登“红蛋”广告，还雇人在马路上到处张贴“红蛋”广告。还在大世界各游乐部门，在游戏活动中，穿插小囡牌香烟广告，凡游客买一盒小囡牌香烟，免费奉送大世界游乐场入场券一张。

　　黄楚九为了宣传小囡牌香烟，他不仅每天亲自抽这种烟，还乘汽车到大街上的商店专门买这种牌号的香烟。有人看见鼎鼎大名的富豪黄老板，很多名牌香烟不吸，去吸刚出厂的小囡牌，便认为这种烟一定很好。黄楚九亲自上街买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为了替小囡牌香烟做宣传，黄楚九还特拍了一部小囡牌电影专题片。

　　经过黄楚九煞费苦心的宣传，小囡牌香烟在上海逐渐畅销，几乎与老刀牌、大英牌形成比肩竞争之势。

　　洋商们眼看小囡牌成了气候，已经威胁到英美烟草公司的利益，便要停止供应烟丝，不准大昌烟公司生产小囡牌香烟。

　　黄楚九据理力争，与洋商们各不相让。最后英美烟草公司见硬的不行，改来软的。他们派人与黄楚九谈判，愿出二十万元购买小囡牌香烟的商标和生产权。如黄楚九不接受这个条件，他们就立即停止供应烟丝。这一招真就卡住了大昌烟公司的脖子，黄楚九不得不停止了小囡牌香烟的生产，只是得到了二十万元钱。

　　他用这二十万，又购买一套生产香烟的机器设备，另开了一家福昌烟公司，任命姚继先为经理。他吸取过去的教训，与美华、友谊、美丰、联美等四家烟草公司签订了长期供应烟叶、烟丝的合同。

　　福昌烟公司首先推出的是一种叫至尊牌的香烟。黄楚九要用至尊盖过其他香烟。他仍然大做广告，包了整个报纸版面，来搞宣传。并以赠礼品券的办法吸引顾客，即每包至尊牌香烟都附有一张礼品券，顾客积累三十张就可到公司领取美丽仕女画礼品一张，积累六十张可领取上等毛巾一条。

　　福昌烟公司还生产英文名为“Full House”牌的香烟，以扑克牌中的三张“K”加二张“Q”为商标。三张同样的牌另加一对牌，在“沙蟹”赌博中，这种牌型叫“Full House”，直译叫“富而哈斯”，意译是“客满”的意思。真正的含义是三个国王只有两个皇后，抢都抢不过来，怎么会不“客满”呢！赌棍们多半是黑天、白夜大战，都是靠烟提神，这个牌子的烟对他们有吉利感，所以他们肯定会喜欢这种牌子的香烟。

　　福昌烟公司还相继推出了“翠鸟”、“红玫瑰”等牌号的香烟。也采取大登广告、大肆宣传的办法加以推销。他们还想出了一种“强刺激”的策略，在每包烟中放一张画片。这些画片组成金陵十二钗、二十四孝等等系列。凑满某个系列，可到公司换取一张奖券。到了预定时间，当众开奖，头名给以重奖，奖品是一辆当时极其贵重的小轿车，而且保证信誉，说话算数，谁得了奖，当场把汽车开走。

　　尽管黄楚九想出各种办法，福昌烟公司毕竟是一家原料依附外人的小烟厂，难以和英美烟商相对抗，终因势单力薄败下阵来。

　　英美烟草公司打垮了福昌烟公司之后，转过头来又集中力量对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由华侨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的。简氏兄弟原籍海南，少时家贫，投奔南洋叔父家，艰苦创业，发家致富。二十世纪初叶，国人掀起“实业救国”浪潮，简氏兄弟回国兴办“广东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飞马牌香烟，不仅畅销东南亚，在中国也有广阔市场。一九一五年，简氏兄弟在上海也建立烟厂，生产的飞马牌香烟立刻占领了上海市场，使英美烟草公司的几个名牌香烟立刻滞销。这一下可惹怒了洋商，他们使出各种招数都毫无办法。最后趁中国人抵制日货之机，利用南洋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在办轮船公司时曾加入日本籍一事大做文章。他们愿意拿出四十万元，唆使在北洋军阀政府挂了好几个空头官衔的黄楚九跑到北平，向农商部诬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用日本资金开设的，其产品当属日货，应撤销其登记注册，不准以国货名义出售。这四十万元供黄楚九打通关节等使用，多余的归他所有。

　　黄楚九“见钱眼开”，携带巨款赴京，用二十万元买通农商部的贪官污吏，其余二十万进了自己的腰包。农商部得了巨款，果然吊销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执照，勒令其停业。

　　因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迫歇业，简照南不得不亲赴日本去办理脱离日籍的手续，半年之后，再次复工。简氏兄弟骨头很硬，不屈从于外商的压力，与英美烟草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由于顺时应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销售额大增，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九年，年盈利均在一百万元以上，并于一九一八年重新获准在工商部登记注册，简氏兄弟并于当年将公司的中心由香港迁到上海。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民众爱国运动高涨，受英美烟草公司排挤的南洋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增。英美烟草公司曾有过三次欲将其吞并的企图均未得逞。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简氏兄弟推出爱国牌香烟，风行于市场，成为抢手货，每日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由于全国人民纷纷起来抵制洋货，英美烟草公司不但没有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吞并，而他们生产的几个名牌香烟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买。洋商们面临严重威胁，产品大量积压，降价出售也无人要。他们灵机一动，再次用重金笼络黄楚九，将洋烟改装成他的福昌烟公司的产品，冒充国货，向市场抛售。黄楚九又一次为洋人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经营娱乐业获得成功

　　黄楚九经营医药业、卷烟业的同时，还插手娱乐业，并取得了成功。

　　在上海闹市中心区的浙江路、九江路、湖北路三条马路相交汇的三角地带，黄楚九集资建起了新新舞台。他自任前台经理，聘请艺名为“四盏灯”的京剧名旦周泳棠担任后台经理。每晚前半场演出京剧，后半场演话剧。

　　当时上海南市已有一家叫“新舞台”的戏院，营业兴旺。黄楚九为了压过“新舞台”，把自己的戏院取名为“新新舞台”。他的戏院，并不只是在名字上要压人一头，剧场设备也高出一筹。又加上每晚既有“国剧”，又有“新剧”，所以自开张以来，营业一直红火。

　　一九一二年，京剧泰斗谭鑫培接受黄楚九的邀请，到上海新新舞台演出。这一年，谭老板六十五岁。他是梨园里的著名人物，常在清朝宫廷里演出，连慈禧太后都是他的“戏迷”，授衔“内廷供奉”。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花脸金秀山、青衣孙怡云、小生龙德会、老旦文荣寿、丑角慈瑞金，都是一等名角。可是，他们和谭老板等上演三天，剧场冷冷清清，上座率不佳，而且报上连一篇捧场的文字都没有。这不仅使谭鑫培丢了面子，新新舞台也声誉大跌。

　　当时上海有个习俗，凡各地到上海来演出的戏班子，不论什么样的演员，到了大上海，都要“拜码头”。“拜码头”也不能自己乱碰瞎撞，需要听戏院里的“案目”们调度。这些人与当地士绅、富豪、帮会、地痞头目、巡捕，以及报纸、电台主笔、记者等等都有密切联系。一旦上新戏，案目们便拿着戏单到这些人家去送票，请他们捧场。剧团想演好戏，没有这批“案目”的活动，是不行的。只有把“案目”们喂饱了，大摆筵席，塞上红包，他们才肯出动，陪着戏院老板和主演到各处“拜码头”。这样，包你演出时座无虚席，满堂全红，而且新闻媒介也会开足马力为你捧场。如若不然，就会弄得你下不了台。

　　谭鑫培来了，没有理睬上海梨园的习俗，没有把“案目”放在眼里。结果他们就给谭鑫培来了个“晾台”。

　　谭鑫培没有在乎，可黄楚九却受不住了。他做的是生意，票房冷落，他就要赔钱。他不知道是“案目”在作梗，消极罢工，误以为谭老板的戏不叫座。有人说《猪八戒盗魂铃》这出戏比较好，有惊险高难动作，剧情风趣逗人，上座率会高。

　　黄楚九与谭老板商量，能否改唱《猪八戒盗魂铃》，说道：

　　“这出戏如果您老肯唱，一定会叫座，卖十几个满堂没有问题。”

　　按道理谭鑫培应该一口回绝，因为这出戏不是他拿手的老生戏；况且这出戏有高难度的武功动作，他年届花甲，力难胜任。但是他眼见这次来沪演出，生意不好，自己大丢面子，还有黄楚九的请求，不能一点不买他的面子，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演《猪八戒盗魂铃》。

　　黄楚九见谭老板答应了，很高兴，便亲自出马，发动宣传机器，大登广告，把该戏如何惊险，吹得天花乱坠。上海京剧观众们认为：“谭老板工老生，这出戏以武功见长，他怎么能演这出戏？难道年纪大反倒长功夫啦？看不透！”

　　看到谭鑫培要演《猪八戒盗魂铃》的消息，不少人为谭老板捏了一把汗。一位名演员孙菊仙劝潭老板武戏文唱，有些动作可以简化，只要说得过去就行。谭老板认为孙菊仙说得有理，在开演后，有些应该惊险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应付一下。有的观众认为谭老板年事已高，不予计较；可是有一位姓李的四川人，当场就喝了一声倒彩。这个倒彩，给谭鑫培来个下不来台，为新新舞台添了乱。台下纷纷扬扬，台上草草收场。黄楚九在新新舞台养着六七个打手，把喝倒彩者拖进剧场后台，重重地打了一顿。他们不是出于爱护艺人，而是因为喝倒彩者冲了黄老板的财气。

　　落幕之后，有些观众打抱不平，拥到后台，要求释放喝倒彩的观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黄楚九下令将姓李的商人放走。

　　黄楚九以为这是件小事，隔夜就完。没想到，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报纸上登载着新新舞台侮辱观众的文章。那位因喝倒彩而被打的商人，也到各报馆陈诉当时被打的情景。第三天，又发表数篇文章抨击新新舞台，还有著名编剧兼演员郑正秋也写文章，支持受辱观众上诉公堂。一时间烈焰腾起，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黄楚九没想到事情闹到如此地步，不仅剧场生意大受影响，他本人也在上海滩大丢其脸。他觉得这样闹下去，影响太大，必须赶快结速这个局面。只得去请上海梨园界联合会出面调解。调解的结果是黄楚九、谭鑫培联名登报向李姓观众公开致歉，还请在这件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郑正秋到饭店吃饭。黄楚九与郑正秋本来不相识，初次见面，黄楚九主动承认新新舞台举动鲁莽的错误，请郑老兄看在谭老板的薄面上，请手下留情，舆论就此打住。郑正秋见鼎鼎大名的黄楚九居然能认输服理，表示将偃旗息鼓，不再参予此事。

　　饭后，郑正秋穿起长衫回家。脱长衫时，发觉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掏出一看，原来是一包钞票。郑正秋想，这是在他不注意时，黄楚九派人装在他口袋里的。他突然想到黄楚九的钱，不可以随便花，否则要吃大亏，便立即派人将钱退了回去。

　　原来，报上登载过黄楚九用钱宰人的一段劣迹。

　　有一位文人，在小报上挖苦黄楚九。黄楚九并不硬干，相反，却邀请此公到“一家春”菜馆吃西餐。并说道：

　　“我黄某在上海滩，是个商人，在赚钱的过程中，肯定有失检点的地方，请先生多多帮忙，多多关照。”说着摸出一大卷钞票，“区区小礼，不成敬意，务请先生笑纳，否则就是看不起黄某，等于打我的耳光。”那文人见他诚心实意，自己也见钱眼开，便收下黄楚九的钱。

　　饭后，那文人离座告辞。黄楚九握手告别，并说道：

　　“鄙人还要结帐，请先生先走一步，恕不远送。”

　　那文人酒足饭饱，揣着厚厚一叠钞票，兴冲冲走出“一家春”餐馆，没走多远，就被两个巡捕截住搜身，搜出一卷钞票。经过仔细翻看，有几张钞票上，盖着黄楚九的印章。巡捕大喝一声道：

　　“青天白日竟敢敲黄老板的竹杠！”不容分说，便将此人捉到巡捕房，教训一番。不但被打得鼻青脸肿，还退回了钞票。此文人遭此羞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黄楚九约此人吃饭，原来是事先曾和巡捕房下好了圈套，使此人大上其当。他在巡捕房牢狱中尝了一天一夜的铁窗风味，第二天上堂被审，被判永远逐出租界。此事在报上一披露，此文人身败名裂，为人所不齿，在社会难以立足，只好隐归原籍。

　　这就是郑正秋急于退回黄楚九钞票的原因。黄给郑钞票是否是要暗算他不得而知，但郑正秋自黄楚九当面认错之后，尤其是考虑到谭鑫培的面子，便不再在报上写文章，别人也不再提及此事。新新舞台辱客事件，就此平息。

　　这场事件，应该说主要责任在黄楚九，没有帮助谭鑫培打通关节的是他，硬要改戏码的是他，打手们动手打人时他也在场，所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不能辞其咎。最使人惋惜的是，此事累及一代宗师谭鑫培。他曾三次到过上海，头两次都很风光，第三次在他六十五岁，艺术上达到鼎盛时期，竟栽在黄楚九手里。这是艺人受资本家和社会恶势力欺凌的例证。当时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后来，黄楚九与黄金荣联手经营大世界，干过不少这样的事。

　　　　　　　　　　　　　 “大世界”称雄上海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过‘大世界”的缘起。

　　一九一三年，笔名为“海上漱石生”的作家孙玉声给黄楚九出主意：“能否开个游乐场，门票不贵，有听有看，有吃有耍。老板从每个游客身上赚钱不多，但是游人如云，加起来赚头一定很大。”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黄楚九听得眼睛直放光，连连称赞。

　　孙玉声还说道：

　　“这件事我还对经润三说过，他也说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

　　黄楚九当机立断：

　　“既然经老板也对此道感兴趣，我可以同他联起手来经营。”

　　经润三是上海有名的“地皮大王”，靠地皮生意发了大财，也想做些别的生意扩展财路。黄楚九找到他商量合伙办游乐场。两人一拍即合。由黄楚九提供新新舞台的楼顶，经润三出资并设计施工，两人共同经营，利润分成。上海第一家游乐场就此诞生了。

　　这家设在新新舞台楼顶大平台上的游乐场，取名叫“楼外楼”。还有人叫“屋顶花园”。游乐场四周摆满鲜花，当中是喷泉，各摊位上设置各种游乐项目，如上海滩簧、说书、评弹、戏法等，还有冷饮室和茶座，规模虽然不很大，但是这种娱乐消费相兼的综合游乐场当时独此一家。新新舞台地处闹市中心，为千金难买的黄金地段。“楼外楼”开张之后，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隆。楼下是剧场，散戏后，观众有兴趣，便转到楼上赏心悦目，呼吸新鲜空气，舒展身体。

　　“楼外楼”还设置了两样东西吸引了游客。一个是从国外进口的几面哈哈镜。它可以把人照成千奇百怪的模样；另一个是“电梯”。“楼外楼”修成时，为了方便顾客上下楼顶，在楼梯旁边装了一部电梯。在当时，除租界有少数外国人的楼房有电梯外，很多人对电梯都未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楼外楼这架以铁栅栏为栏门的老式电梯又成为希罕玩意。每人掏两毛钱买票，就可以登上电梯，腾空而起，十分有趣。哈哈镜和电梯，还有楼顶游乐场的各种娱乐活动，使“楼外楼”游客如潮，日夜客满。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楼外楼”经营的成功，使黄楚九和经润三甚为满意。他们认为“楼外楼”地盘太小，没有发展余地。经过再三商讨，两人再度合作，在泥城桥附近跑马街转角处，租下一块空地，合资建造一座三层楼房的大型游乐场。一楼有滑冰场、弹子房、跑马场和电影院。二楼有苏州滩簧、宁波滩簧、上海滩簧、扬州说书、苏州评弹，还有时髦的文明戏和南方歌剧、北方大鼓、口技杂耍、三弦拉场戏等等。三楼仍是屋顶花园，可以凭栏远眺。下面正是外国人开办的跑马厅和赛马场。夏天，楼顶还放映露天电影。

　　一九一五年，游乐场正式落成，取名“新世界”，由黄楚九出任经理。

　　新世界游乐场里还供应吃食，有中西大菜、美酒糕点、民间小吃、时令水果、冷饮热茶，应有尽有。有钱的游客，吃喝玩乐，可以玩到夜里十二点以后。

　　新世界游乐场设施齐全，雅俗共赏，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项目。而对于老板来说，不管是什么人，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新世界买卖兴隆之后，带动了上海新兴娱乐事业的大发展。有“天外天”、“绿云天”、“小世纪”、“神仙世界”、“大千世界”等各种游乐场先后开业。连“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也在楼顶附设游乐场所。

　　“新世界”开业一周年，正当庆贺生意兴隆的时候，黄楚九的经营伙伴“地皮大王”经润三突患脑溢血猝死。他死后，他的妻子汪国贞继承夫业，成了“新世界”的女老板。汪国贞号称女强人，外号“女大亨”，人称“经大娘子”。她的经营能力比她丈夫更加厉害。她与黄楚九明争暗斗，矛盾陡起，最后终于闹翻。黄楚九撤出自己的股份，宣布与“新世界”脱离关系。“经大娘子”气走黄楚九，大权独揽，任命自己的外甥张石川出任“新世界”经理。

　　黄楚九从“新世界”撤出后，决心要另起炉灶，办一个比“新世界”规模更大、更高级的游乐场，要与“经大娘子”争个高下。他在短时间内集资八十万元，准备修建比“新世界”大一倍的“大世界”游乐场，因而特别组织了一个大发公司。

　　一九一六年末，黄楚九准备在公共租界修建“大世界”，后来受到法国领事甘司东的邀请，希望他把游乐场建到法租界去。黄楚九欣然表示同意，就在法租界挨近闹市区的爱多亚路、西藏路口地段，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动工修建，并开始登报招艺、招商。启事如下：

　　　　　　　　　　 大发公司大世界敬告脑筋新颖诸君

　　本公司在西新桥堍英法（租界）交界繁盛之区，以基地九亩八分创建大世界花园（大游戏屋顶花园），现正绘图，下月初即当兴工建筑。敬告脑筋新颖诸君，如有特别游戏为沪上所未有者，或需设置机关，或须建造房屋，或欲设立特别商柜，可于午后二时至五时请至宁波路广西路转角本公司事务所与鄙人面商，进行或由发明之人承办，或由公司合办，或聘请经办，以便从容设布为荷。大发公司总经理

　　因为黄楚九创办“新世界”出了名，所以他在集资时，不少人积极入股，连力图复辟帝制的辫子将军张勋也入股投资，成为大发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设计“大世界”的游乐项目时，黄楚几聘请几位顾问，搞了许多新花样，有共和厅、大观楼、小蓬山、小庐山、雀屏、风廊、花畦、寿石山房、四望台、旋螺阁、登云亭等景观，还请几位文人题了许多令人逻想的十景美名，如飞阁流丹、层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风畦坐月、霜天唳鹤、瀛海探奇、鹤亭听曲、雀屏耀彩。黄楚九派人将其制成匾额，与实景一起拍成照片，登在报纸上，以备吸引游客。

　　“大世界”准备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开张，开张前，从七月三日起至十三日，黄楚九包下上海各家报纸广告的版面，整整十天，以突出地位刊登如下广告：

　　　　　　　　　　　　　　 大世界开幕广告

　　择期阳历七月十四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择地英法（租界）交界之爱多亚路即西新桥堍，特建大游戏场，其内容有花园及屋顶花园、商场、剧场、各种书场、特别大厦、共和厅、美术界、动物院、弹子房、中西餐馆、中东名寮、鸳鸯池、金鲤池与大观楼、四望台、招鹤、题桥、登云各亭并旋螺阁诸胜；艺术则有小京班与超等女伶会串京剧，优美社女子文明新剧，日本松旭斋天左男女大魔术团，大发公司订定特级之最新电光影戏，天津班男女各种杂耍，宁波时调文明书、女说书、苏州著名评话反弹词、滩簧、广东潮州特别焰火；至种种游戏，则有走线飞船、机器跑马、升高椅、升高轮、秋千架、各种电光、西洋镜、哈哈镜等；并蒙诸大文豪设立文虎社，每晚悬挂灯虎，并有诗钟征联文人游戏，各品射中及揭晓后，以游券或薄彩车酬，藉助雅兴。游资每位小洋两角，孩童及仆役减半。晚间二点钟止。敬告男女诸同胞贲临游赏为荷！

　　　　　　　　　　　　　　　　　　　　　　　　　 大发公司大世界启

　　“大世界”的建筑，比“新世界”多一层；建筑面积多一倍，达一万四千七百平方米；每天接纳观众二万多人次，也超过“新世界”一倍多；其游乐内容，比“新世界”多出很多项目。如中心露天场地中安装了高空飞船、机器跑马、高椅旋转、高轮升转、秋千荡船等。这些项目最能吸引青少年前来光顾。

　　“共和厅”里有“群芳会唱”，由“长三书寓”里的妓女在台上低唱浅吟，暗香袭人，使一些想入非非之徒，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这里驻足观看。“四望台”（后改四篁台），可供文人雅士，看竹品茗，促膝清谈。著名文豪郭沫若先生曾来这里会友猜诗，成为“大世界”一时的美谈。

　　“大世界”选定七月十四日开张，是黄楚九亲自挑选的日子，这一天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可以讨法国领事的欢心；这一天还是他跟随母亲来到上海整整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前的今天，他一个穷小子混迹沪上，而今已成为富豪，“大世界”的揭幕，标志着他事业上的巅峰。所以七月十四日，对他来说是喜上加喜。这一天下午，“大世界”门前鼓乐喧天，霓虹闪耀，鞭炮齐鸣，游客如潮水般涌来。

　　“大世界”开张，人海如潮。“新世界”经理汪国贞气得直咬牙。她知道，黄楚九是要用“大世界”压垮她的“新世界”。经大娘子也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想出各种招法准备与黄楚九争个高下。可是黄楚九凭“大世界”的一大二新，与经大娘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斗，处处压“新世界”一头。

　　“新世界”称“上海第一家游艺场”；“大世界”则以“中国第一俱乐部”为标榜。“新世界”登出广告：中餐券半元，西餐券一元，游资在内；“大世界”也登广告：与“新世界”同等价目下，加上“茶饭奉送”。“新世界”引进意大利戏剧和“空中飞人”马戏；“大世界”利用世界战事蜂起，布置陈列各式“战车”模型，并在共和大厅举办瓜会，收集各类奇异爪果，供游客赏玩尝新。

　　经大娘子虽然经常推出新的项目招徕游客，无奈“大世界”的规模、设施新颖别致，都在“新世界”之上，在斗法中必然处于劣势。她又采取挖地道，向马路对面扩充地盘，竞选“花国总统”等措施，与“大世界”争夺游客。这些措施只是热闹一时，难以从根本上挽回颓势。经大娘子自知回天无力，斗不过具有“迦门头脑”的黄楚九，只得把“新世界”出盘给陆锡侯，最后成了美商“花旗烟公司”、“大美烟公司”及花筝炼乳公司的广告制作场地。

　　在“新世界”破产前后，“大千世界”、“花花世界”、“神秘世界”等游乐场所，皆因败于“大世界”的竞争而关闭。

　　在游乐业纷纷塌台之际，精于算计的黄楚九却把“大世界”经营得红红火火，日进斗金。但不久却越办越发花里胡哨，把“色情”引进了游乐场。一楼每天请名妓演唱，卖弄色相；二楼特辟密室，供嫖娼宿妓之用。有些妓女、暗娼常年在“大世界”拉客。赌博和买卖股票也引进“大世界”，招引了大批投机家和赌棍、掮客。他们如果赚钱了或玩累了，就到二楼密室去寻找妓女消遣或吸上几口鸦片提提精神。

　　“大世界”固然有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但它对民族文艺及娱乐业的发展的确起到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大世界”内各个剧场、书场、曲艺场，经常有一些表演艺术家来演出，如大鼓书名家刘金宝、白云鹏，山东大鼓小白姑娘，京韵大鼓小艳芳，苏滩演员王美玉，文明戏大将顾无为、汪优游，评弹演员夏荷生、赵稼秋，独脚戏鼻祖王无能，无锡滩簧名伶袁仁仪等。这些演员都在“大世界”施展了才能，并受到观众的喜爱。“大世界”里京剧也很吸引游客，当年京剧名伶孟小冬、张文艳、萧湘云、马金凤等也在此献艺，轰动一时。很多演员就是在“大世界”唱红，由此名扬四海。

　　黄楚九兴办“大世界”之所以取得了成功，除了他有一个精明的头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与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青帮头子、当时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巡长的黄金荣搭上了线。他没有黄金荣的支持，他的游乐场不会安宁。另外，黄金荣还是上海梨园公会主席，闻名南北的大戏霸。没有他的支持请不到好戏班、好演员。即使请到了，没有他的关照，也会横生枝节，场子没准就被砸了。黄楚九本人也向黄金荣拜过帖子，也算黄金荣的挂名“门生”。开办“大世界”之前在他那里打通了关节；开张之后，每月给他一笔丰厚的津贴，月月如期“孝敬”。

　　“大世界”的开办和成功经营，大大推动了上海乃至中国现代娱乐业的发展，也给“掘金能手”黄楚九带来了巨额利润，并把他的事业推向巅峰。他靠这些利润，去开发别的事业，哪里能赚钱，他的手就伸到哪里，而且不干便罢，一干便全力以赴，直到干成。他的“百家经理”的头衔就是这么来的。由于经济活动面日益拓宽，他经营的商号和涉足的行业越来越多，为了统一管理，便建立了黄氏产业总公司，名为“共发公司”。这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也是他如日中天的全盛时期。

　　　　　　　　　　　　　　创办“日夜银行”

　　二十年代，上海兴起了开办交易所的热潮。黄楚九开办“大世界”一举成功，资金雄厚，雄心勃勃，所以他也于一九一九年末，与叶山涛、包达三、范回春等人合伙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由他亲任理事长。

　　黄楚九办的交易所与众不同，一般交易所都是白天营业，他的交易所夜间经营；除了买卖黄氏名下的各家产业的股票外，还兼做其他各种有价证券的买空卖空。“上海夜市交易所”开在“大世界”下层爱多亚路一带的房子里。实际上与“大世界”联成一体。黄楚九坐镇在“大世界”里便可控制交易所。

　　开办交易所，需要准备雄厚的财力投入运转，他手下的众多企业、商号也需要调转大批资金，这就使黄楚九觉得非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不可。他不想投靠外国银行或其他官僚资本银行，怕自己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别人手里。黄楚九在开办交易所的同时，又决定自办银行，以便调剂金融，便利收付。

　　于是，黄楚九在“大世界”附近的爱多亚路上，开办了一家名叫“上海日夜银行”的银行，一天二十四小时开门营业。办银行需要巨额资本，黄楚九四处动员合股人。由于他经营出名，信得过他的人很多。在主要出资人中，有一位著名人物，就是已成遗蠕的原“复辟”将军张勋的姨太太王克琴。她对黄楚九十分信赖，成了银行的一大股东。

　　“日夜银行”利率略高于其他银行。到“大世界”里来赌博、押妓、游玩的游客，还有戏班、杂技演员、卖艺人，鸨儿。妓女、帮佣、打杂等人赚了钱，都存到“日夜银行”里。

　　“日夜银行”开张之后，为了吸收储户，黄楚九给小儿子黄宪中和外孙寿琪一人一元钱，要他们到日夜银行去，一会儿存进去，一会儿取出来，一会又存进去，出门转个圈儿，又把一元钱取出来，折腾个没完。有的储户和参观者，见此情景，都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道：

　　“这银行开户低廉，童叟无欺，存取自由，值得信赖！”

　　如此一传十、十传百地张扬开去，使“日夜银行”的客流不断，财源滚滚。

　　一九二一年，上海受“民十信交风潮”的影响，信托市场和交易所一夜之间使大多数投机者遭到了灭顶之灾。“民十”指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信”指信托公司；“交”即交易所。发生这一风潮，是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的结果。突然银根收紧，股价狂跌，交易所里买家纷纷抛售，那些老奸巨滑、有背景的大投机商，趁机转嫁祸水，致使股票几乎成了废纸，至于期货市场双方本是买空卖空，待到交割时，卖的拿不出货色，买的付不出钞票。所以，黄楚九等人创办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开张仅半年，便寿终正寝。黄楚九与合股经营者统统大赔其钱。连许多持股人买的股票都成了一堆废纸。他们纷纷自发组织团体到法租界司法当局去控告黄楚九，要他赔偿损失。黄楚九拿不出钱来，慌了手脚。这时，他想出一个坏主意。原来，在法租界打官司，要请法国律师代理，否则官司就打不成。黄楚九用重金贿赂法国律师，凡有事主为“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关闭要求索赔来委托诉讼者，一概拒绝接受。事主们请不到法国律师，就无法在法租界控告黄楚九。黄楚九靠大施贿赂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

　　交易所的灾难躲过去了，但开交易所调用了日夜银行的大笔资金，还是要还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储户的钱，他们随时会来提取。黄楚九不得不卖掉了自家的花园住宅和部分家产，来支撑日夜银行的金融周转。

　　交易所的失败，使黄楚九受了挫折，也蒙受了经济损失，但并没有阻遏他发展事业的勃勃雄心。通过这次“民十信交风潮”，使他切身体会到“日夜银行”帮了他的大忙，要办大事，没有金融机构为依托是不行的。有了自己的银行，可以应付突发性的大笔开支。他更加看重日夜银行，决心要把银行办好。

　　黄楚九在“大世界”内部设立“日夜银行储蓄部”，开展“券利并给”攻势。“利”指利息；“券”是指“大世界”入场券。“券利并给”就是各项存款在按章付给利息的同时，按储蓄数额不同赠以数额不同的入场券。这样就吸引了大批资金，使日夜银行营业大振。

　　资金就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可是资金多了，应当投出去才能以钱生钱。由于交易所生意做赔了，他曾经收敛了一个时期。不久，黄楚九又按捺不住了，还要创办新的企业。他的大女婿臧伯庸劝他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今后重点应放在“守业”上。黄楚九听了，想想自己已届天命之年，体力、心力大不如前，应当止步了。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为自己建造新居时，取名为“知足庐”，自号“知足庐主人”。

　　“知足庐”建在爱多亚路龙门路。外观富丽堂皇，里面装修豪华；大厅宽敞，可摆十多桌酒席。客厅正中挂着一幅中堂，山水之间有条蜿蜒小道，道上三人，最前者骑马而行，中间有骑驴者，最后面是一个推着小车的老汉踽踽独行。画上的题辞是：

　　　　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

　　　　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在画的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

　　　　求闲那得闲，偷闲便闲；

　　下联是：

　　　　思足几时足，知足乃足。

　　黄楚九的知足，应当是富足，是他一生中最豪华的时候。他在“知足庐”里，天天宴席，日日歌舞。每日都有“大世界”色艺俱佳的女伶奉命前来陪酒作乐。他还收集了许多古董奇玩，有一块翡翠重三百二十七斤，价值十余万元。还收藏了一百余把名贵折扇，上面有明、清著名书画家的画，价值连城。每年夏天，举办宴会，一天换一把扇子，用以示客，举座赞叹。他穿的长袍，面料、做工十分讲究，每天三换，晨起所穿为含苞待放；中午换成奇花怒放；晚间所穿为繁花初偃。冬日所穿皮袍、马褂，件件都很昂贵，都是从清朝宫廷那里收买来的名贵之物。

　　黄楚九也做一些慈善事业，除前面提到的救济水灾孤儿等，他在龙门路建立眼科医院，自己有时亲往门诊，对贫穷病人免收诊费、药费。他对手下职工也比较友善，特别是对他忠心效力的人施恩关照，一年到头，四时鲜货派专车一一送上门去。

　　一九二一年，“知足庐”落成之日，正是黄楚九五十华诞。他在寿诞宴席上致辞时，曾流露了准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但是还说：“尚有不少计划尚未实现，不愿贸然放弃，今后如何努力，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果然，过不了多久，上海掀起了“地产热”，地价猛涨，到处大兴土木。黄楚九又站了出来，跨出了新的步伐，这一步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炒房地产遭大难

　　二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地价猛涨，房价也看好，这就促使黄楚九投身于房地产业，想要做成一笔毕生少有的大买卖。

　　他依仗“日夜银行”吸收的资金，在浙江路后马路（今宁波路）地段，耗费巨资，租地盖大楼，一下子建起了二十多幢款式新颖的带铺面的楼房，下面可开商店，上面可租给居民或作公司的写字楼。在大兴土木时，房地产行情正趋热潮。待到一九二七年，楼房建成时，由于时局动荡，上海成了新旧军阀争夺的肥肉。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战火连绵不断，使上海市面经济顿时萧条。黄楚九新盖的二十多幢楼房、铺面竟无人承租。经过再三努力，才租出两间房屋，一间租给了电力公司，另一间租给了一家鞋店。其余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全空着。这情景等于黄楚九投资房地产业的失败。

　　大兴土木所用的巨额资金是动了“日夜银行”的存款，久占不还，影响了银行周转。有的储户来取款时，几次告急，黄楚九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应付一下。他还有一笔二十万元的资金，准备购买轮船，但被上海轮船大王虞洽卿给扣住不还，在暗中给黄楚九沉重的一击。他用以自救的最后一招被比他更强大的对手封住了。他还准备将自己的房地产契约作抵押，求银行给他贷款，无奈大厦将倾，无人肯给予帮助。

　　黄楚九原有心脏病，时至一九三０年，又添了气喘病。银行的大窟窿已难堵上，病情日渐沉重。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但心中不得安宁，日夜思考如何逃脱破产的厄运。

　　按照黄楚九的女婿们和谋士们的意见，如果此时黄楚九赶紧收缩业务，该盘就盘，该关就关，当卖则卖，设法还清“日夜银行”的债款，保住几家根基厚实、前景有望的实业，出路还是有的。他日情况好转，可以再展鸿图。

　　可是，臭名昭著的青帮祖师爷黄金荣不给黄楚九这个机会。这时，黄金荣已从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任上退休，住进漕河径黄家花园，表面上他已经“收山归隐”，实际上还操纵三百门生、三千门徒干着坏事，然后坐地分赃。

　　原来黄金荣看到“大世界”游人如潮，日进万金，心里早就痒痒，恨不得一把夺过来据为已有。这回听说黄楚九炒房地产失败，“日夜银行”的欠款还不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指派门徒放出风声说道：

　　“日夜银行的存款已被黄楚九提走大半，他自己已经病情严重，躲到杭州避风头去了。”

　　上海市面本来就不太平，人心惶惶。这个风声放出后，立刻谣言四起，“日夜银行”门前围着一千多人要求提出存款。黄楚九闻讯，立即赶回上海，亲自坐镇，拼力挽救残局。

　　黄楚九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十天之后，在报上登出他的照片，以稳定人心。他以地产契约为抵押，募集了三十一万元，又向亲友借贷五万元，应付“日夜银行”的提款。通过这些措施，“日夜银行”的挤兑风潮渐趋和缓。黄金荣眼看黄楚九要缓过气来，又指使他的门徒向“日夜银行”一齐要求提出一笔巨款。黄楚九看清了这股恶风逆浪的来头，竟是他多年孝敬的黄金荣，又气又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突然昏厥。经抢救，苏醒过来，自知无望，不禁老泪纵横，口授遗嘱，恳请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袁履登、叶山涛、赵芹波等人组成他死后处理善后事宜委员会，并拜托他们在办理善后时，“莫伤害我妻子儿女应得的利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十分，这位上海著名实业家，民族西药业、现代娱乐业先驱黄楚九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黄楚九去世后，引起一片恐慌和混乱，除“日夜银行”存款户要求提款外，黄氏各个企业股东也互相争夺，几日内被弄得银货两空。黄楚九的法律顾问一再声明，仅黄氏所有奇珍古玩和房地产，合价有六百多万元。可是黄楚九的债款只有四百万，用来抵债也该富富有余。可是，经过法租界当局一年多的清理，债权人追回的款子仅得原数的十分之三四，最后除黄氏遗孀及守寡的长媳各得四万元生活费外，黄氏财产荡然无存。正像送葬时一副挽联中所写：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

　　　　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黄楚九只身闯荡上海滩，奋斗四十年，事业发展之迅猛，为举国瞩目，但败落之快也使人膛目结舌。他的失败，是败于世界经济危机和黑社会势力的暗算。他的成功，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经营视野开阔，经营手段富有创意，能够巧妙地运用社会游资来发展他的事业。他以一个青年中医眼科医生，只身闯荡上海滩，创下这么大的事业，对我国医药工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功不可没。

　　黄楚九的企业中，因中法大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未被别人侵吞。至于“大世界”的命运，最后还是被黄金荣所占有，改名为“上海荣记大世界”。

　　解放后，“大世界”归人民所有，改名为“文化宫”。一九八七年，应海内外人士的吁请及上海市民的愿望，“大世界”恢复原名，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娱乐中心。黄楚九先生若九泉有知，当以此自慰。

　　　　　　　　　　　　　　　　　　　　　　　　　　　　　 （洪宏） 杨粲三和四川聚兴诚银行 --------------------------------------------------------------------------------

　　杨粲三（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四川江北人。又名培英。父杨文光为重庆巨富。杨粲三早年当学徒，学习经商之道。一九０八年接任聚兴成掌柜。民国成立后，揽办重庆铜元局和川北盐税业务，获巨利。一九一五年创办聚兴诚银行，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业务获大发展，形成庞大川帮银行集团，并向工矿、交通、公用等部门扩展。建国后，参加公私合营，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公私合营银行联会总管理处副查事长。一九六二年病逝于重庆。

　　　　　　　　　　　　 他有一个经商有道的父亲

　　重庆简称渝，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称；又因多雾，也称“雾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的首府。

　　杨氏家族，是重庆的豪门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文光的祖父杨清肇于清道光年间，扶妻携子，从江西老家南城县经陕西辗转迁移，来到四川巴县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经商赚的钱在重庆江北县宝盖厢盖了房子，购了田产，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杨文光的父亲杨骏臣，觉得经商太辛苦，风险又大，于是选择了发愤读书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可事与愿违，杨骏臣在考中凛生后，竟屡次乡试不中。科举功名不成，家道渐渐衰落。杨骏臣只好以设立私塾，教几个学生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杨家降临了一件特大喜事：杨骏臣的长子出生了！

　　这天，杨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杨家得贵子。杨清肇、杨骏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杨骏臣的妻子在生下长子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美梦。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现一颗斗大的闪闪发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杨家的宅院里。杨妻一惊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杨骏臣非常高兴，认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遂按字辈给儿子取名焕斗，号文光。希望他将来成为杨家的“玉堂人物”，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杨文光果然天资聪颖，从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读起书来起早贪黑，惹人喜爱。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杨文光十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杨家的住宅。这突来的不幸在杨文光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家庭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杨文光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走上了杨家世世代代的经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间（公元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十六七岁的杨文光经姐夫叶紫卿介绍，开始进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当时重庆富商刘质堂为师。在商号里，聪明伶俐的杨文光，每天默默苦练打算盘、辨银子成色等基本功，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师父师母的好评。三年学徒期满，杨文光对商务已日渐精通，刘质堂便提升他为掌柜，放手让他经营。

　　这时的杨文光对经商赚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举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脑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积蓄资金，创办自己的商号，成就自己的事业。

　　机会终于来了。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时局混乱，商业凋敝，聚兴祥商号亏损太多，许多股东要求退股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聚兴祥商号股本为一万两。杨文光拥有起会股五百两，和虚设股五百两，共一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初步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

　　聚兴祥商号苦心经营了十年后，终因社会动荡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结束。但是，在商战中奋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杨文光却成熟了，并以“稳重谨慎”闻名于重庆商界。

　　信誉就是金钱。聚兴祥商号结束后，许多人都仰慕杨文光的声望，纷纷邀请杨文光入伙。不久杨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兴仁商号，资金仍为一万两，杨文光被公推为掌柜。杨文光大大庆祝了一番，店内店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杨文光出出进进招待着各方客人，决心大干一场。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商号的第一次股东会的。杨文光激动地向大家宣讲了他的经营方略，他说：

　　“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举我作掌柜，今后必将竭诚效力，不负诸位重托。”

　　杨文光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的业务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既经营匹头、棉纱、机器、五金等长江中下游的产品，也经营银耳、药材、山货等四川的产品。同时兼作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

　　杨文光兴奋地讲着，恨不得一下子将他的宏伟规划全倒出来。一讲到票号，他的眼睛马上一亮：

　　“这方面刘质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请他帮忙！”

　　杨文光说到做到，商号开业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顶大轿子，亲自去请刘先生。杨文光拜刘质堂为师，学徒几载，早熟如家人，但这次见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礼。刘质堂见状，忙请他坐下，问道；

　　“文光，有啥子事？”

　　杨文光坐定，开门见山地道出来意。

　　刘质堂边听边点头称赞。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门生经营商号，发展事业，他欣然同意了。

　　从此，在重庆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实之称的刘质堂便天天被轿子请到聚兴仁商号上来。杨文光更是亲自端茶点烟，恭敬得无以复加。

　　果然，刘质堂在商号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们的安全感，资金源源而来。

　　杨文光利用这些资金大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庄，创立分号，大大拓展了业务。一时间，杨文光已成了重庆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杨文光很得意地对人说：

　　“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

　　聚兴仁商号开业后，另一次大发财的机缘是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制定了《杨依仁堂家规》，将“勤俭谨和、量入为出”八字作为全家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读书明礼之辈，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将培养接班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杨文光曾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执教。杨家子弟很小即被送进私塾发蒙。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后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杨文光经常到学堂中巡视，态度十分严厉，孩子们都很怕他。

　　杨文光注意发现子侄们的特长，以便因材施教。

　　长子杨寿宇性格随和，待人诚恳，精于算计，对做生意很有兴趣。杨文光对他十分疼爱，经常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多见世面，锻炼其经营管理才干，有意将他培养成杨家基业的接班人。

　　次子杨希仲少有大志，发愤苦读，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后，因品学兼优被选送日本留学，决心发展民族工商业，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杨文光对次子深寄厚望，视之为杨家的“千里驹”，任其自由驰聘。

　　杨粲三争强好胜，个性刚烈。他对自己“第三子”的地位很不满，发誓要和老大、老二决一雌雄。小小年纪的杨粲三就很有心计，特别留意商界中的事情，有时他的见解甚至超过了生意场中的老手，被杨文光视为“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

　　针对子侄们的天赋和爱好，杨文光从小就将长子杨寿宇，三子杨粲三，侄儿杨与九、杨仲晖等送进商号学徒；将抱负不凡而又宜于培养的次子杨希仲、五子杨季谦、侄儿杨芷芬等送往日本、美国留学。

　　这样，杨氏家族成员中，既有学习中国传统经商之道的传统型人才，又有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的现代型商人。中西文化在杨氏家族中交融、碰撞，既有利于杨氏家族事业的发展，也在杨氏家族内部播下了纷争的种子。

　　杨粲三饱受经商的熏陶，颇具经商的天分。

　　据有关文章记述，在杨粲三周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都来道喜，杨家照例摆了喜筵，并举行了“抓周”仪式。

　　刚满周岁的杨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盘里，摆着书、笔、剪刀、算盘、点心、水果等，让他挑选。

　　家人和客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小的杨粲三会抓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杨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盘，两只小手还在算盘珠子上来回地拨了几下。

　　杨文光见状大喜，忙将儿子抱起来亲了又亲。众人也都啧啧称奇。杨文光想，儿子“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后继有人了。

　　从此以后，杨文光对杨粲三也着意培养。

　　杨粲三很小就被送进尹家私塾，拜重庆名儒杨寿泉为师。由于杨粲三从小就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经世致用，造福社会的思想便在杨粲三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杨粲三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业之不衰，谋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经商获利。

　　杨粲三十来岁时，就被父亲送进商号当学徒。杨粲三放下少爷的架子，狠下功夫，学着打算盘、辨银子成色，进货、出货，苦练经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当杨寿宇开始经营聚兴成商号时，为了开阔眼界，锻炼才干，十八岁的杨粲三被杨文光派往宜昌、汉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门的杨粲三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杨粲三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华。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誉。

　　南京路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旗帜飘扬；洋行公司数不胜数，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腾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千奇万状。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杨粲三惊讶的是，上海的货物真多，简直使杨粲三眼花缭乱。这里有西南的蜀锦、药材，东北的人参、貂皮，贵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枣等等；还有美国的洋油，法国的美酒，英国的棉毛织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货品一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语言不同，肤色各异，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掷千金。

　　杨粲三漫步于上海外滩，倘祥于十里洋场，望着高耸入云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庆，杨粲三觉得很自豪。重庆是水陆码头，历来商贸繁荣，在西南数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氏家族又是重庆有名的大户，他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可现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这种对比，对争强好胜的杨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让杨氏家族资本更加壮大，一定要到大上海来拼搏一番。

　　在上海，杨粲三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是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海期间，杨粲三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清政府的日趋腐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据点之一。

　　这一时间，杨粲三结识了商帮同乡童子钧、童斗泉兄弟，并成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学生，也是第一个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响，也很有革命思想。他们经常向杨粲三分析国内外形势，灌输革命道理，使杨粲三深受启发，对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０八年，杨寿宇病故。杨粲三奉杨文光之召，从上海赶回重庆，接掌聚兴成商号的帅印。

　　这时的杨粲三。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经营方式的正规培训，又饱受西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谙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对经营已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任伊始，杨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商号改名。他将“聚兴成”改为“聚兴诚”。杨粲三对父亲说：

　　“商号要发展，要人聚财兴，重在一个‘诚’字，要以‘诚’取信于人。”

　　杨文光听完，颔首微笑。商号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杨粲三的经营思想。

　　杨粲三的第二招是扩大聚兴诚的经营范围。除经营原来的各项业务外，增营获利较多的生丝、楚盐两大类。并陆续在上海、汉口、沙市、宜昌、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设立了分庄，使经营规模扩大数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力，顺其自然吧！来来来，我们下盘棋，轻松轻松。”

　　杨文光说完，摆好棋盘，端出云子，硬拉杨粲三入座。

　　时间在焦虑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随着社会的稳定，需求转旺，物价上扬，杨粲三伺机将低价购进的货物高价售出。一进一出之间，聚兴诚商号赚了十万两银子。

　　杨粲三很拥护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也给他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所以，当新成立的重庆军政府号召士绅捐款救济饥民时，杨粲三慨然捐助一万两。万县分号也资助过境部队饷银三千两，以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辛亥风潮，使杨氏家族更加殷实，资产达百万两以上。但对此次发财，杨粲三不仅不张扬，反而极力掩饰。据有关文章记述，当时，他常对人说：

　　“我当时在上海进了那么多货，并不是甘冒风险，有意为之，而是电报局把上海来电翻译错了的缘故，纯属巧合。这次是我运气来了，是‘天凑机缘’。”

　　杨粲三这种深藏不露的作风颇有其父杨文光之风。杨文光对此当然十分满意。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商号的各项业务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存、放、汇兑等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

　　杨粲三曾利用其兄杨希仲的留日同学刘桂巨任川北盐务稽核所所长的关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绵阳、潼川、保宁等地盐税的特权。

　　杨粲三还乘机在这些地方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成都设了分号，开展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聚兴诚商号兼营的存、放、汇兑业务的总额近一千万两，年收益达十多万两，成为商号最赚钱的一项业务。

　　在此之前，杨粲三经杨希仲的介绍，结识了重庆铜元局局长李哲夫，两人私交甚笃。聚兴诚商号借此取得了铜元局的购销权。为铜元局代购铜料，承销铜元，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杨氏家族已是人聚财兴，为创办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挂起聚兴诚银行的金字牌匾

　　杨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提出创办家族银行的是被杨文光称为“千里驹”的杨希仲。杨粲三则是最积极的拥护者。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日留学，进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习。

　　在日本，给杨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会社。这个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家族财团实力雄厚，生机勃勃。对照自己家族的情形，杨希仲深受启发。”他决心“步武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

　　杨希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兄。他接二连三地给杨文光、杨粲三写信，详细介绍日本三井家族财团的情况，共同研讨、勾勒杨氏家族财团未来的蓝图。杨粲三后来回忆说：

　　“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孽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

　　受杨希仲影响最深的数杨粲三，随着杨希仲的介绍，他对三井财力“倾信之诚，崇拜之笃。与日俱增”。“三井形象已随时活跃于眼前，唯恐其不能早日实现”。

　　将杨氏家族资本发展为“中国的三井家族财团”，已成为杨希仲与杨粲三的共同理想。

　　一九一０年，杨希仲在日留学期满回国，随即转赴美国伊里诺文研究院专习商科，为日后回国经营家族事业作准备。

　　据有关文章记载，一九一三年，杨希仲从美国回到四川，带回大批书籍，并将这些书的内容翻译讲解给父兄听，使杨粲三获益不浅。

　　杨希仲、杨粲三多次向杨文光谈了创办银行的具体设想。一向谨慎的杨文光对两个儿子的建议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要先听听其他家族成员的意见，再相机行事。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杨文光以家长的身分召集家族成员议事。

　　一盏汽灯将杨家词堂照得雪亮。在墙的正中，挂着杨清肇的遗像。杨文光面色威严地坐在几案旁的太师椅上。杨与九、杨希仲、杨芷芬、杨粲三等人分列两旁。杨文光将各位子侄扫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最近，希仲、粲三多次建议，要创办银行，兹系大事，关系到我们杨家的前途。今天，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杨文光说到这里，将目光转向杨希仲，继续说：

　　“希仲，还是你先说吧！”

　　杨希仲看看父亲，又与杨粲三对视一下，便侃侃而谈：

　　“是的，我们曾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办银行的建议。早在日本，看到三井家族财团的兴旺，我就有了这种想法。现在回国实地考察后，更坚定了信心。重庆是一个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既是西南商品的集散地，又是长江下游各省产品向西南销售的转运口岸，自古以来商贸繁荣，金融发达。特别是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０年）对英、法、美开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对日本开放以来，更是万国咸集，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六大城市之一。建立民国以后，工商业更加繁荣，流通量更大。据我粗略统计，单是重庆与万县、宜昌、汉口等地贸易流通资金每年就达几千万两，加上其他地方，数目就更大。可重庆金融业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国办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不办理私人商业业务，地方官办的浚川源银行又陷于瘫痪，以前大量存在的山西票号又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亡。所以，偌大一个重庆竟没有一家为商业服务的银行。这与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何等的不相称啊！所以可以说，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呼唤着商业银行的诞生！……”

　　杨希仲的这番话，说得杨文光捏着胡须不住地点头，连水烟也忘了吸。心想，儿子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出息了，他为杨家后继有人而甚感欣慰。想到这里，不觉向儿子投去赞许的目光。

　　杨粲三见父亲面露喜色，受到鼓舞，马上接过杨希仲的话头说：

　　“三哥的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但在重庆，谁能承担创办银行的使命呢？我看非我们杨家莫属。首先，我们资本雄厚，具有创办银行的实力；其次，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经营银行业务，每年的存放、汇兑等业务额达千万两，具有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现在我们杨家可以说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我们的父亲经验丰富，信誉卓著；与九大哥和仲晖六弟是商场科班出身，都能独当一面；希仲三哥、芷芬四哥留学国外，见多识广，有理论知识。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杨氏家族也能办成日本三井式的财团。”

　　杨粲三说完，杨与九、杨仲晖、杨芷芬也先后表示支持。

　　素以稳重著称的杨文光，本来对希仲、粲三的想法很支持。他知道，要保杨家基业之不衰，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得富，险中做”嘛。但是，什么时候做呢？他还要考虑。他知道子侄们正等着他最后的决定，于是缓缓地说；

　　“你们的想法都很好。银行是要办的，但什么时候办，怎样办等等都要认真考虑，力求万无一失。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杨希仲、杨粲三生怕父亲要打退堂鼓，连忙站起来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建议父亲最好出去考察一下，探个究竟，再最后定夺，好不好？”

　　杨文光等一致表示同意。

　　一九一三年秋，五十九岁高龄的杨文光在侄子杨与九的陪同下，乘外国轮船顺江而下，第一次离开四川盆地，到汉口、上海等地考察。外面的精采世界令杨文光耳目一新，从而更坚定了他创办银行的信心。

　　一回到重庆，杨文光立即调兵遣将：杨希仲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加强与各界及洋人的联络，争取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杨粲三着重内部事务，负责经营管理，推动聚兴诚商号业务的发展……

　　分派既定，杨氏兄弟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都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杨希仲曾留学日美，精通日语、英语，在社会上享有“洋翰林”的美誉。他奔走于各政要和洋人之间，为创办银行打通关节。

　　他首先赶到成都，向留日同学、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龚家瞻面陈开办银行的计划。

　　龚家瞻非常支持，特以财政厅的名义请重庆地方官予以合作。并特别推荐财政厅驻浚川源银行监理官肖止真，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和杨氏家族意见代拟公司章程。又介绍其好友何孟庚律师担任杨希仲的常年法律顾问。

　　在成都期间，杨希仲还先后拜会了四川都督胡文澜、继任财政厅长刘莹泽、民政厅长陈廷杰。并利用与陈廷杰的师生关系，结识了当时四川的各界名人蒲殿俊、罗纶、肖湘等人。

　　尔后，杨希仲又偕律师何孟庚转赴北京，通过留日学铁道交通专业时的同学、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的李景潞，结识了交通部长曾毓隽，再由他们牵线搭桥，与财政部长李思浩接上了关系。他们对杨氏家族创办银行都表示支持。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杨希仲将申请成立银行的文件呈送北京财政、农商二部立案注册。一九一五年二月即获批准。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聚兴诚银行隆重开业。

　　这天，蹇家桥杨公馆和泰来裕巷聚行行址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一派喜庆气氛。’

　　杨家邀请的党、政、军、商、绅各界头面人物以及外国驻渝的各方面的洋人都纷纷前来，参加聚行的开业典礼。

　　各商帮同业，平素与杨家就有业务联系，今后更要仰赖其资金周转，一闻银行开业，也争先恐后地前来道喜。

　　一时间，聚兴诚银行熙熙攘攘，宾客如云。再加上前来抢新闻的各报记者和驻足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把个泰来裕巷挤得水泄不通。

　　杨文光由于年事已高，留在客堂内稍事应酬，出面周旋的乃是杨希仲、杨粲三等几兄弟。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聚兴城银行开业盛况，以及杨希仲、杨粲三在开幕典礼中的具体情形。

　　杨粲三一身中式打扮：灰色的丝质长袍，外罩黑色隐花马褂，脚踏圆口布鞋，显得儒雅庄重。他穿梭于宾客之间，十分地沉着、练达。

　　杨希仲则是一身西式装束：笔挺的银灰色西装，上衣口袋里装着折叠得很漂亮的白色手绢；雪白的衬衣上系着一条花领带，十分抢眼；脚上的皮鞋擦得透亮，光可鉴人；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风流倜傥却又不失学者风度。

　　杨希仲风度翩翩地挽着妻子陈撷芬，周旋于宾客之间。

　　陈撷芬是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长女，杨希仲留日、留美的同学。她不但人长得漂亮，思想也很开放，非常支持丈夫的事业，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这天，她穿着天蓝色丝质旗袍，戴着精美的首饰，举止落落大方，言谈妩媚动人，而又不失高贵典雅。

　　客堂里，茂源绸布店老板王茂源和杨粲三一边喝茶一边摆谈。王茂源说：

　　“杨老板，我们资少号小，以后还望贵行多多支持！”

　　“当然！当然！敝行以服务社会、造福商业为宗旨，哪有不为商家效劳的！”

　　“那可就十分感谢了！”说罢，王茂源指着客堂正中贴着“贵行开幕，寰府流通，救济市面，有德有功”十六个斗大金字的大红彩缎喜樟说，“这喜幛真是气派啊！下面写的那些人是谁？”

　　“王掌柜，这胡文澜是四川都督。陈廷杰是省民政长，刘莹泽是四川省财政厅长，蒲殿俊、罗纶、肖湘、李文熙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得知敝行今天开业的消息后，特地联名发来这封十六字的电报，以示祝贺。”杨粲三掩饰不住自豪和骄傲地答道。

　　“啧！啧！啧！”王茂源听了，惊羡不已。

　　这时，杨粲三发现杨希仲和重庆电报局局长高洪恩走了过来，忙对王茂源说了声“失陪”，迎了上去。

　　“粲三兄，恭喜恭喜！”高洪恩抱拳在胸。

　　“谢谢，谢谢，局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哪里！哪里！”高洪恩豪爽地打着哈哈。

　　三人正在谦让着，停泊在重庆的英国梯尔兵船船长也走了过来，见了杨希仲，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

　　“希仲兄，恭喜了！”

　　“谢船长先生！”杨希仲答道。

　　杨希仲将梯尔兵船船长和高洪恩、杨粲三互相作了介绍，并请他们到里面入座，吩咐佣人沏茶、递烟。杨希仲对高洪恩说：

　　“高局长，敝行成立以后，往来电报一定不少，还望高兄多多关照！”

　　“那当然，有你希仲兄一句话，我能不照办吗？以后保证对贵行特别优待！满意了吧！”

　　两人大笑起来。

　　这时，有人招呼高洪恩。高洪恩说：

　　“诸位仁兄，我过去一下，失敬了！”

　　杨希仲又拜托梯尔兵船船长代订英国路透社新闻电稿，英国《泰晤士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等外国报刊，以了解最新经济动态，兵船船长也爽快地答应了。

　　忽然，有人进来向杨希仲报告重庆地方当局张长官到了。

　　杨希仲、杨粲三等赶紧出门迎接。

　　张长官已跨进门来，见了杨氏兄弟，先拱手道：

　　“希仲兄、粲三兄，恭喜你们了！”

　　“张长官亲临敞门，令我等非常荣幸！”杨希仲道。

　　“哪里！哪里！希仲兄过誉了！”张长官谦逊地说。

　　“张长官，请到里面坐！”杨粲三赶快把张长官往里请。

　　“张长官，敝行今后还仰仗您这位父母官的大力支持啊！”杨希仲边走边说。

　　“当然！当然！扶持地方工商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重庆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你们银行在资金上的支援！”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随后，杨文光的女婿、富商黄锡滋，好友“汤百万”汤子敬等重庆工商界巨头和驻军杨师长、驻重庆的外交使节、洋行大班、教堂神父等陆陆续续都到了。

　　杨粲三见时间不早了，人也基本到齐，就吩咐开宴。

　　杨希仲走到客堂中央，待众人安静下来后，朗声说道：

　　“各位军政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光临敝行的开业典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聚兴诚商号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我们杨氏家族对大家表示感谢。今天，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正式成立了，我们一定本着服务社会、造福商业的宗旨为大家提供方便，也请诸位一如既往地支持聚兴诚银行！”

　　杨希仲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随后，张长官等人也先后致辞。

　　各位中外宾客鱼贯进入宴会厅。席间，觥筹交错，笑语不断。杨氏兄弟穿梭于各桌宾客之间敬酒、祝酒，大施外交手腕。气氛之热烈，为重庆商界中所仅见。

　　一九一七年，杨希仲特意请留日工程师余子杰完全仿照日本“三井银行”建筑样式设计建造的聚兴诚银行大厦在重庆新丰街（今解放东路一一二号）隆重落成后，又在新行址举行开业典礼，大摆筵宴，邀请宾客之多，胜过开业时的规模。饮宴活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这一系列规模盛大的公关活动，使聚兴诚银行名声大振，对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板斧”和全面开花

　　银行成立后，杨粲三担任协理。

　　聚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之此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因此，重庆暂时出现了市场繁荣、贸易额大增的可喜局面。

　　主管经营的协理杨粲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聚行是重庆最早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且在全国分支机构多的优势，确立了“汇兑第一，存放次之”的方针，大力承揽汇兑业务，显赫于重庆金融界。汇兑，成了聚行早期最主要的业务。

　　杨粲三经营汇兑业务的招数是有名的“三板爷”：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

　　“翻码头”又叫套汇，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汇水）的一种获利方式。当时，重庆与各地之间，基于交通的便利与否，道路的安全与否，社会的稳定与否，银根的松与紧等等因素，同样的银两汇往不同的地方，汇价也相去甚远。“翻码头”的作法，主要是以重庆、上海间的汇率为依准，比较各地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汇率，确定是由重庆直汇上海，还是翻码头转汇上海更为有利。

　　例如，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而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如此，重庆聚行便改直汇上海为先汇到汉口，再由汉口分行转汇上海的办法，从中每千元汇款可赚取汇差四十五元。

　　聚行由于机构多、信息灵、资金由总行统一调拨，因此，汇兑业务做得非常灵活。只需杨粲三几个电报，全行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一买一卖之间，各分支行处只办个收交手续，并不需要垫出资金，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间，聚行的汇费收益在全国二十家重要公私银行中，仅次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名列第四名。

　　杨粲三的这手绝招，得益于早年当学徒时期。当时，年少的杨粲三常常看见山西票号老板从事这种经营。老板们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常常灵机一动，叫司帐先生站在旁边，用算盘一笔笔计算，看一笔汇款多翻几个码头，可以多赚多少钱。这件事给杨粲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对翻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钻研，使他特别精于此道，并以此取胜于同业。

　　“赚平水”，是杨粲三在汇兑业务中赚钱的另一个秘诀。

　　由于当时各地使用的银元、银锭成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汇兑往来时，就要通过换算“补水”（或称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杨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赚其利润，就叫做“赚平水”。

　　聚行赚平水有两种手段：

　　一是“赚色”。当聚行与货帮办理汇兑收交时，货帮的每一箩银子进银行之前，都要“哗”的一声将银子倒在地上。银行收银人便蹲在地上，在银堆里三拨两拨，再一敲二敲，便挑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成色不好的银子放在一边。

　　交款人两眼紧盯着收银人的手，每剔出一块，就像剜一下他们的心头肉似的，一阵揪心。末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收银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恐惧地等待着收银人的“判决”。

　　而收银人则面无表情，冷酷地抛出一句话：“这些成色不够，要另外计算！”

　　此时，无论交款人怎样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脚质问、大骂，均无济于事。收银人仿佛两耳塞住了棉花，丝毫没听见，也丝毫不让步。最后，还是按收银人的“判决”交款。这种有意抬高收银成色的作法，叫做“饱进”。

　　但当聚行付给货帮银子时，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银子，因这是聚行汇兑收交的“规矩”，对方只好收下。这叫“饿出”。

　　如此这般“饱进”、“饿出”一番，大笔的钱又赚到了。

　　二是“赚秤”。即“大秤进，小秤出”。吊秤时秤抬一点或稍抑一点，轻重差异便很大。

　　据统计，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届决算中，平水纯效益达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习，盐税停止代收，这项业务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关头”。这是汇兑业务中的一种赌博行为，又称“赌关头”。

　　经营汇兑业务者，预测某一关期（如春关、秋关、年关等）甲地与乙地间的汇兑现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涨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场上都针对这一关期可能出现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买进或者卖出。期日一到，行盘开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轧算盈亏。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出口货是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运来的，俗称上货；当地土特产则由重庆沿江而下，运转各地，俗称下货。重庆和上海均为货物往来的集散地，资金调动频繁且数额巨大。

　　重庆对省外的贸易以上海为大宗，故汇出汇入款均以申汇占多数；对于其他各地的汇价均以申汇为标准折算，因此，中汇的涨跌对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甚大。

　　当然，引起申汇涨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货多、下货少时，中汇趋涨，反之则跌。其他如水位、战争、季节、年关、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汇涨跌。

　　杨粲三是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预测到某关期申汇的涨跌，他便利用聚行资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灵的优势，以货帮为主要对象，指挥各行号统一动作，放手卖买，做远期（三月）汇兑，常常大获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庆分行经理廖瑞庭预测申汇看跌，杨粲三当即指挥聚行以一千零七十两的汇价一下卖出申汇期汇一百万余两，果然，到期申汇大跌，聚行赚了一大笔钱。

　　杨粲三除了以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法赚取汇水外，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十分灵活，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边界和川东一带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前往这些地方采购土产的商贩都不敢携带现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又禁止现洋出川，以至于重庆至宜昌间的汇价暴涨。杨粲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发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记名的“即期汇票”，大受商贩所欢迎。这种大面额的“即期汇票”最高发行额达十余万两。既方便了商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聚行内部，杨粲三对各分支行处和各经理实行了目标管理。他亲自下达汇兑指标，并将其业绩作为升降奖惩的主要指标。

　　一九二五年，杨粲三派得力学徒李麟阁前往老河口设码头时，他提出通过翻江业务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每千两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两的指标。李麟阁到任后，努力寻找客户，承揽汇兑，不仅做足了汇额，而且每千两的平均毛利竟达到三十六两。杨粲三对此十分高兴，特地发给李一笔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在杨粲三的亲自指挥下，聚行汇兑业务迅速发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为各项收益之冠。所以金融界称杨粲三是“靠汇兑起家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杨粲三和亲信学徒张茂芹一起从宜昌搭轮船回重庆。北洋军阀曹锟的直属旅旅长李彪臣也率部同船西上。

　　船在江中缓缓而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杨粲三和张茂芹在甲板上喝茶。邻桌坐的是李彪臣部下几个军官模样的人。

　　杨粲三躺在椅子上，闭着双眼。他无心欣赏眼前雄伟壮丽的三峡风光，也无意看一看高耸入云的神女峰。他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已从三峡经过多少次了。他的脑子里被银行的事务装满了。

　　他感到，随着银行规模不断扩大，所需营运资金与日俱增，单凭银行的资本和汇兑收入已不敷运转。由于前两年重汇兑轻存款，吸收的存款仅有一百多万，大大低于同业的水平。虽说从今年以来开始重视存款，但至今收效甚微，资金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想点什么办法呢？他陷入冥思苦想之中。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奇遇，从中亦可看出杨粲三异常善于谋营契机。

　　忽然，邻桌军官的对话飘进了他的耳朵。只听一位军官说：

　　“这回咱们西进重庆虽然辛苦，曹大帅还真体谅咱们，给了一百万饷银，也够咱兄弟们快活快活的了。”

　　“真有那么多？”另一位不相信地问。

　　“那还有假？一百万现洋就在船上呢！”刚才说话的那位军官又说道。

　　听到这里，杨粲三心头一震，闭着的眼睛立即睁大了。只见刚才说话的是一位胖胖的军官。

　　一百万现洋，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正好是聚行全部资本的总和。他们的一百万饷银一时半刻也用不完，如果让他们将这笔钱存入聚行……想到这里，杨粲三的心不禁一阵狂跳，接着又仔细地看了看那位胖军官，打定了主意。

　　杨粲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茂芹。张茂芹也直夸是个好主意。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意同胖军官坐到一桌。杨粲三主动搭话：

　　“长官，你们这是往哪里开？”

　　“重庆。”胖军官随口答道，仍埋头吃饭。

　　杨粲三装出很意外的样子：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了，我也回重庆！”

　　胖军官这时才抬起头，将杨粲三和张茂芹打量了一番。只见杨粲三身穿长袍马褂，脚蹬圆口布鞋，一副重庆人的打扮，便漫不经心地说：

　　“你们是重庆人？”

　　“这是我们聚兴诚银行的杨协理。”张茂芹在一旁介绍道。

　　“噢！幸会，幸会！卑职是直属旅的军需官。”胖军官见眼前这位不起眼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聚兴诚银行的协理，立即站了起来，满脸堆笑地与杨粲三紧紧握手。

　　军需官说；

　　“到了重庆，还求杨协理多多关照！”

　　“敝行愿为贵军效犬马之劳！”杨粲三很热情地说。

　　随后，张茂芹叫来一桌酒菜，三人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酒酣耳热之际，杨粲三对军需官说；

　　“老兄，你觉得我们聚兴诚银行怎么样？你们那些饷银放着也是白放着，还不如存入我们银行，随用随取，既安全可靠，而且还有利息。另外，你老兄有什么需要，只管说就是，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军需官见杨粲三如此爽快，而且存入银行还有利息，自然是满口答应。

　　杨粲三见事已办成，十分高兴，当即拟定电报，让张茂芹发给重庆的杨希仲。电文称：李彪臣旅长率部进驻重庆，答应将百万饷银存入我行，请作好准备。

　　善于交际应酬的杨希仲接电后，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准备。

　　两天后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上，一派热闹的气氛。杨希仲亲自出马，忙上忙下，指挥安排着几十名挑夫，每人的扁担上都扎着大红绸子，分两行排列在道路的两旁。看热闹的群众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都踮着脚向前张望着，互相打听着：

　　“这么多人，迎接啥子人呢？”

　　一艘米黄色的客轮终于靠上了码头。杨粲三一眼便望见了杨希仲与夹道的挑夫，高兴得忙领着军需官及其部下上了码头。

　　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挑夫们便上船去装银子，然后在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的保护下，一路吆喝着向聚兴城银行走去。

　　沿街的市民们听说几十名挑夫挑的都是银元，纷纷惊讶地跑出来看。场面之大，派头之足，轰动山城，成了重庆的一大新闻。人们纷纷传言：

　　“曹大帅的饷银都存在聚兴诚银行了！”

　　第二天，重庆的几家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上刊出了“李彪臣率部进驻重庆，百万饷银存入聚兴诚”的特大新闻。聚兴诚银行的威望和信誉更大大提高了。

　　各机关、厂矿、学校、商店、部队见状，也纷纷将钱存入聚行。

　　一九一八年，黔军朱绍良部入驻重庆，杨粲三也将其饷银揽存聚行。

　　军阀杨森驻扎万县时，其手下有个名叫白驹的师长在防区内横征暴敛，侵吞公私财产，发了大财，闹得沸沸扬扬。

　　杨粲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这事后，乃通过杨森的关系，结识了白驹。两人很快成了朋友。杨粲三不失时机地向白驹提出了将其财产存入聚行的建议。

　　白驹当时也正为钱财的事烦恼。他对社会上的传说已有所闻。树大招风，他正想找一个万全之策，以解决其麻烦。见杨粲三提出存入聚行的建议，马上就答应了。

　　于是，白驹便把他从驻防的四川大竹、邻水两县搜刮来的大批银锭以武装士兵押送，用骡马运到万县，交聚行汇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生息，即使发生挤兑也不来提取。

　　杨粲三和杨希仲还利用各种关系，结识了王陵基、杨森、郭勋祺大小军阀和前清官吏，并将他们的公私财产揽存银行。

　　至一九一八年底，聚兴诚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四百五十八万两，资金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

　　一九一九年后，聚兴城银行的大额定存来源不继，存款总额由一九一八年底的四百五十八万逐月下降，而银行所需营运资金却不断增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杨粲三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办法。一天，某刊物上一篇介绍上海开办储蓄业务成功的文章，使杨粲三深受启发。他发现推行储蓄业务比办理一般定期、活期存款更为有利，因为这种存款积少成多，长期稳定，利息低，便于银行的资金营运。但是，四川尚无开办储蓄业务的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四川人能接受吗？他决心开垦这片潜力巨大的处女地。

　　一九一九年，杨粲三首先在四川开办储蓄业务。

　　一九二０年，杨粲三果断地拨款四十万元，成立储蓄部，并决定将游资丰富的成都作为开办储蓄业务的试点。

　　杨粲三明白，在四川开办储蓄业务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的观念。深处内地的四川由于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向来就有“财不露白”、“窖藏金银”的风习。一般有钱人家都是装穷隐富，生怕树大招风，由钱财引来杀身之祸。要让普通百姓将藏在场中、埋在地下的钱财存入银行，不打破旧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杨粲三决心不惜血本，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将金钱存入银行比窖藏起来更为保险、更为有利可图。让储蓄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此，杨粲三坐镇成都，研究储蓄的种类，亲自策划宣传方式。

　　经过周密的准备，一个强大的宣传储蓄的攻势在成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首先，杨粲三不惜巨资，在成都各主要报刊登出大幅广告，在成都各街道书写巨幅标语，在成都交通路口竖立起很多广告招牌，到处宣传的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储蓄保险，储蓄生财！

　　同时，杨粲三还印制了大量宣传储蓄的精美日历、传单，由邮局送到各存户及有关人士手中，反复宣传储蓄的好处和窖藏金银的危害，启发人们将金银存入聚兴诚银行。

　　杨粲三还组织编印了宣传节约、储蓄的小册子，搜集古今中外有关节约、储蓄的谚语、名言五六百条，取名《致富锦囊》、《传家宝》，在街头广为散发。书中的“集腋成裘”、“一文逼死英雄汉”、“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古人致富也，恒由勤俭、储蓄，无侥幸得财之野心”等等，颇能煽动人心。

　　在储蓄的种类上，杨粲三也别出心裁，开办有零储零付、零储整付、整储零付、整储整付、整储支息、特种整储整付、特种零储整付、通讯储蓄等十余种。其中“特种整存整付”和“特种零存整付”最具吸引力。前者规定：一次存入银元一百七十四点一一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一次存入银元二十七点五元，十年到期支取本息一百元。后者规定：一年里，每月存入两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各种储蓄致富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储蓄成了成都市民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有关文章这样描述过杨粲三这场储蓄宣传在市民中的深入影响。

　　炎夏的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园的斗边桥街上，几个人坐在街沿上一边歇凉一边摆龙门阵，摆着摆着就摆到了储蓄。

　　一个老太太问：

　　“这几天街上都在说啥子储蓄，究竟储蓄是个啥子东西？”

　　“储蓄就是叫你不要把钱藏到罐罐头，埋到地底下，而是叫你存到他们聚兴诚银行里头，说是又保险又能生利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在一旁解释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有那种好事吗？”老太太根本就不相信。

　　另一位中年妇女接口说：

　　“你莫说，钱搁在屋里也硬是不安逸，既怕土匪抢，又怕贼娃子偷，东藏西藏的，时间久了就搞忘了，找都找不到。还不如把它存到银行里头，用不着提心吊胆，还有赚头，存银行硬是划得着哩！”

　　“可不是吗！”男子也说道，“那个储蓄硬是有搞头，每个月存两元钱，十五年嘛也才存三百六十元，可他到时候给你一千元，净赚六百四十元。我儿子现在三岁，到时候用这一千元娶媳妇，用都用不完，你们说是不是划得着！”

　　“说得倒安逸，你把银子拿给他，他给你个纸条，到时候他不认，你找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想发那些歪财，钱还是搁在自己家里才保险！”老太太提醒着年轻人。

　　男子却并不领情，反驳道：

　　“我不信还黄了！那么多人存钱，他敢咋个？未必硬是无法无天，官府都管不倒？我看没问题，不管你们咋说，我都要去存！”

　　“我也去。”中年妇女随声附和。“我也去存个一百七十多元钱的那种，十五年领一千元，用这一千元，也可以养老。看到钱不拣，把钱窖起来生个啥！”

　　就这样，人们纷纷将手中的私房钱、养老金、婚嫁费、子女教育费、丧葬费都存入了聚兴诚银行。储蓄的尝试在成都成功后，杨粲三又在其他城市推广，都取得了显著效果。

　　储蓄使聚行得到了巨额资金。一九一九年，聚行的储蓄总额仅五六千万元。一九二０年以后，储蓄成百倍地增长。至一九四三年，甚至达到四千三百多万元。这不仅为聚行提供了巨额资金，也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杨希仲、杨粲三等兄弟的通力合作下，聚行的业务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０年，纯效益共达一百三十多万元，股东、职工均分得一笔可观的红利，真是“人聚财兴”。杨氏兄弟称这段时期为“春花怒放之时”。

　　有了充裕的资金，杨希仲实现其“三井规模”的愿望更加炽烈。

　　此时，杨家原来经营的聚兴诚商号仍保留下来；由杨家投资控制的至诚明、谦吉祥、同福隆等联号也继续经营。但所经营的货物只限于杨家擅长的绵纱、匹头、盐、蚕丝、山货等产品的国内运销业务。杨希仲感到仅在国内运销，范围狭窄，所获有限；而一般经营出口货物，又要经过洋行转手运销国外，遭受中间剥削，损失巨大。因此，杨氏兄弟要想实现自己更大的理想，必须多方开拓业务，建立起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式的垄断企业。

　　杨希仲早在留美期间，便与其同学杨伯乐、林步随在芝加哥组织了“中华物产会社”，对中国土特产品进行化验、研究，并陈列展销，为杨氏家族日后从事国际贸易作过准备。

　　一九一三年，杨希仲回国后，首次将二百篓（二十余吨）桐油直运美国。由于包装不善，途中渗漏大半，污染了舱内的其他货物，轮船老板提出必须赔偿，结果这批桐油全部损失。但它却开创了桐油直接运销美国的先河，为杨氏家族从事国际贸易走出了第一步。

　　一九一八年，杨希仲拨款二万元，在聚行大楼的二楼上，成立了聚兴诚国外贸易部。并在楼下银行营业大厅的右侧设立门市部，专门经营国际进口货物，特别注重四川土产——桐油和猪鬃，直接运美销售。同时，也为各国外商揽销商品。不久，外贸部取得了美商通用、奇异、慎昌、棕榄等公司，英商茂成、德商西门子、礼和等十多家洋行的区域委托代理、经销专权，挂起了许多代销招牌。

　　当时，四川对外贸易主要靠川江水运，为了方便外贸部的运输，必须自己掌握运输力量，解决水上交通工具问题。因此，杨氏弟兄于一九二二年，又从聚兴诚商号拨款二万元，成立了“聚兴城航业部”，交给长房大哥杨与九管理。航业部先后购置了“吉庆”号汽轮、“长庆”号拖轮，悬挂法国旗帜航行于重庆——上海间，装运桐油、猪鬃等商品出口。

　　同时，杨粲三将聚兴城商号交与其弟杨乃庆负责经营。

　　随着聚兴诚银行业务的迅猛发展，杨粲三除在省内宜宾、新都、沪州、乐山等地先后开设了分支行处外，又在汉口、上海、天津、哈尔滨、北京增设分行。同时，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两条国际商贸路线：天津——哈尔滨，通向俄国；上海——香港，通向南洋，以准备角逐国际经济大舞台。

　　这样，杨氏家族的企业，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银行业为中心，拥有银行、商号、外贸、航业四大部门的日本三井式家族财团的雏形。

　　日本报纸曾以《出现于中国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银行》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一九二０年，杨粲三在聚行的股东会上提出，重庆偏处西南一隅，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加之军阀混战日剧，派系繁多，建议将聚兴诚总行迁到汉口，以便居中指挥，调度全国。建议被通过。

　　一九二一年，聚兴诚银行总行迁往汉口，从而开始了聚行的新时代。

　　　　　　　　　　　　　　新招迭出的总经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杨粲三正式登上聚兴诚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总经理生涯。

　　杨粲三上任后，立即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执行他的“逐步收敛以固行基”的方针。

　　首先，他调整人事部署，将优秀的人才分别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成都、重庆、宜昌、万县等分行，加以重用。

　　随之，逐步将商号、航业部、外贸部等机构由收缩而结业，使之不干扰银行业务的发展。

　　至一九二六年，杨与九主持的航业部已将十万元资本亏损殆尽。杨粲三果断地结束了航业部，卖船抵债。

　　一九二七年，杨乃庆因生活放荡，仅吃喝嫖赌就花了二十七万两银子。是年杨乃庆病死，诚记商号宣告停业。

　　如果说上述收缩对聚行的发展不无好处的话，那么杨粲三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外贸部的草率处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０年冬，杨粲三将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又从汉口迁回了重庆，从而使聚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迁渝后，杨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国的轻营战略，脚踏实地，稳妥经营。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区如长寿、阆中、内江、大足、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在忠县、石住、宣汉等地设立介绍处。使四川省内业务进一步发展，根基更为稳固。

　　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向云、贵、湘、桂发展，设立长沙、常德等处汇兑所。从而使聚行以四川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国。

　　退守西南后，杨粲三吸取过去的教训，稳妥经营。这在放款方面尤为突出。

　　杨粲三吸收了欧美银行的经验，尽量收缩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处：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额，侧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办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办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银耳，木桶中间塞的全是麻袋。汉口押进的洋酒也有假货。杨粲三为此立即修订了《押放条例》，保证了押放的稳妥。

　　杨粲三的“稳妥”，有时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登门拜访杨粲三，请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过难关。吴与他交谊颇深，又同是银行界有名望的同业。吴晋航以为他定会慨然相助，没想到杨粲三却说：

　　“任你是苏秦、张仪，我对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钱是不出堂的。”

　　气得吴晋航直跳脚。

　　杨粲三在向聚行职员传授放款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晴天借雨伞，落雨赶快收。”

　　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诀，被称为“放款十字诀”。

　　由于杨粲三在放款投资中行事稳妥，就像石匠打石头那样实打实着，所以，重庆工商界称他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现“呆帐”现象。

　　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０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存储，一直是聚行聚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五年统一使用法币后，各军公款均为国家银行垄断。各民营银行纷纷增息揽存，以求获利。唯有杨粲三的聚行却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执行杨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结果使存款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对这种情况，杨粲三不得不改变老框框，亦加息揽存，以适应新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骤起。杨粲三针对商运阻断、大后方游资出路减少的情况，趁机大力揽存，使聚行存款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０年，由于法币贬值，存户纷纷提现，聚行存款猛降。为了增加资金，杨粲三特地将一九四三年定为“存款中心年”，提出揽存法币三亿元的总目标。他将总目标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处，允许各地在总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额内自行掌握，并提出“揽办收支，收现付现”、大力吸收商业活存、给巨款存户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分支行处的揽存积极性。至该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揽存三亿元的任务。

　　同时，杨粲三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招，“以汇款养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汇款养存款”，即同商帮做“结约汇款”。约据上订明由商号随时将收进的货款送存聚行，积累到一定数额时，由聚行自动管商号汇往用款之地。这样，有利于商帮积零成整与货款调动，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汇兑见长，声誉极好，商号们纷纷与聚行签约。而商号陆续存入的款项在尚未达到起汇点时，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结临时透支约”的优惠吸引存款。杨粲三指示各分支行处，“对每天有现金收入的门市商，要广为揽其与我开户”，“有现钞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业机关如公路局、公共汽车公司、剧院、医院等，也应多方面向其罗致”。

　　由于各商家、部门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项，到了需要用整笔款项时，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数额内的透支。许多门市商和机关单位很乐意到聚行开户，一时往来增多，收交活跃，存款额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额达法币六点五亿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杨粲三为了聚行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此吸存一项，就用尽了招数，且招招独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

　　一九三０年，杨粲三买卖公债惨败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以往发行的三十几种旧债券进行清理，换发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债券的四成为保证向中央银行领钞，从而大大提高了债券信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统一公债”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这时，杨粲三又跃跃欲试了。

　　经过对形势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杨粲三得出了“政府财政将臻稳固”的结论，乃乘跌购进统一公债三百九十万元。后来，公债市价果然上涨，他即以公债搭配领钞，缴存储蓄准备金，获得了厚利。

　　锋芒小试即大获全胜，杨粲三对公债的兴趣又浓起来了。一九四二年，自贡盐场公会愿以所摊购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折价换现。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预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现法币二百元，等储券一年期满即按牌价兑领法币二千元，获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买卖“同盟胜利国币公债”也赚了大钱。

　　聚行同时还经营购买了不少外币公债。

　　国民党政府为平衡收支，巩固币信，在英美贷款支持下，先后发行“美金公债”（一九三八）、“建设公债”（一九四０）、“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九四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九四二），总计英币三千万镑，美金三亿元。

　　这些公债，聚行除按摊派数认购外，杨粲三还命令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昆明分行以国家行局在云南发行的“美金购粮储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储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购进。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盛传美金储蓄券即将停售，聚行以“美储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现在帐面上，可不付巨额利得税，相继购进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财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储券”，黑市美钞上涨，“美储券”一元涨到法币五十五万元。九月，银根告紧，差款行庄被迫抛售“美储券”，聚行乘机又购一批。

　　至抗战胜利前夕，聚行拥有“美储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债”九万美元、“建设公债”，二万美元。

　　在通货膨胀加剧、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币公债，对保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庆、万县、沙市、宜昌等地收购赤金，转运申、汉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经营扩大，每年从川南峨边及金沙江流域收购沙金，运往成都炼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稳，无利可图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０年起，聚行再度经营黄金，由成都分行设炉，将沙金和首饰用金炼成十两重的金条，打上“诚记”的牌号运销上海。一九三八年，国内金价渐有起色，成都分行经营黄金达一千多两。

　　一九三九年一月，财政部规定非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银。当时，聚行在成都、重庆、沪州购有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按每两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银行交兑。汉口分行也购有黄金二千七百两，向中央银行交兑。仅此两笔，聚行即获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两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银行交兑六千多两黄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涨，期货与现货间出现巨大差额。当时一块重四百两的现货可兑期货数块。望着飞涨的金价，杨粲三想起聚行暗帐上曾购有期货金块两块，一块已兑成现货。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国战败，市场金价暴涨，现货每两涨到八万元，七月更涨到二十二万元，这时现货一块可换期货四块。杨粲三认为，日本战败指日可待，金价必将大跌，决定将库存金砖抛售。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库存金砖。负责保管的代理出纳主任张南辉承认自己失职，并愿意赔偿，却始终不愿说出金砖的去向。

　　杨粲三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买卖黄金为非法，怕张扬出去被官方敲诈，反而引来大祸，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抗战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买卖黄金。

　　我国早年实行银本位制，两、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废两后，银锭成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将重庆、万县库存的银块、银锭二十余万两卖给四川省银行，获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币出笼后，银元又成了商品。当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公债四成、银元六成向中央银行领钞。为此，聚行成都分行历年购存的生银七万九千两；汉口分行库存银锭七千五百两，送交中央银行折合银元，或运去上海铸币厂等地，用以领钞。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群众纷纷逃难，乃将窖藏金银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购。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间银元由中、中、交、农田联总处统一收购后，聚行这一业务才告结束。

　　聚行历年收购黄金不下二万两，生银三十万两，银元一千七百万枚，为聚行带来了巨额利润。

　　信托是杨粲三顺应时代需要、冲破重重阻力开办的一项新兴业务。经商出身的杨粲三深知：商家不仅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周转，还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为他们作报关、运输、保险、堆放等方面的服务。杨粲三审时度势，于一九三一年首先开办代理业务，一九三二年设立代办部，将原外贸部人员全部转入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为加强对代办业务的领导，特任命留美专学保险业务的次子杨锡远为总代办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托部，计划四十万元为基金，以扩大业务。

　　经营代办业务，阻力重重。

　　在聚行内部，因为当时代办部的主要业务是堆栈、保险、保管、报关转运及代客买卖货物等，业务繁杂而收入低微，所以许多人把报关行员视为低贱无能，不屑与之为伍；把上门兜揽业务说成是杨粲三要“银行职员当窑姐儿（妓女），到处拉客”。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杨粲三首先为代办员正名，认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后分工越来越细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然后要求营业员放下大银行的架子，上门招揽业务。为大张旗鼓地宣传信托业务，推动信托业务的发展，杨粲三特地将一九三六年定为“信托营业年”，将代办业务列为银行的主要业务。

　　在聚行外部，代办部开办的代买代卖货物业务也遭到了商帮行会的抵制。重庆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销棉布，万县分行替裕华、沙市两厂代销棉纱，均遭到匹头商和纱帮的拒买，认为聚行是抢了他们的生意，砸了他们的饭碗。杨粲三听说后，并不气馁，乃鼓励聚行人员不计劳累，抱着货物到商店推销，让利于商家，广结购销合同，终于打破了垄断，打开了代买代卖的局面。

　　顶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杨粲三一手倡办的信托业务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一九三六年“信托营业年”中，代买代卖业务达四千四百一十七笔，报运进出口货物十二万多件，货值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全年纯益十四万元，占当年全行纯益的三分之二。

　　“信托营业年”使杨粲三尝到了甜头，更坚定了他经营信托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托部成立时，他指示各分支行处“要像储蓄业务那样，力谋代办业务之发展，将来未可限量”。他甚至断言：

　　“将来商业银行势必以此为中心。”

　　抗战的爆发更成为聚行信托部兴旺的契机。当时，上游各匹纱、百货商家争相委托聚行在上海抢购；下游各厂商也纷纷委托聚行将货运川代卖。聚行乘势将报运、保险、堆放等业务一并揽来，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正当聚行信托业务蓬勃发展之时，一九四０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商业银行代客买卖货物的业务。聚行信托业务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虽然杨粲三的信托业务受到限制而衰败，但他在四川顶着阻力首开信托业务，与他早年首创储蓄业务一样，被誉为杨粲三开办银行的两大成功范例，在四川乃至全国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以上各种业务的大发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资本总额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万元法币增至一千万元法币；全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四点五九亿元法币，为资本总额的四十五倍多；国内的分支机构发展到三十三个，员工一千三百多人，成为首屈一指的川帮银行，在全国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又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经营外汇的民营银行之一，蜚声于国际金融界。

　　“扶助农工商业”是杨粲三为聚行制定的方针之一。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里，聚行在重庆、成都、内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兴办或与人合办了五十九个农工商企业，共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其总额超过了聚行一千万元的注册资本、从而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杨粲三投资最多的方面，是社会公用事业，占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对重庆自来水公司投资最多，高达五百四十六点六五万元，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对重庆电力公司投资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０年对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投资八十三点七六万元。

　　当时投资社会公用事业，见效慢、收益少，但杨粲三仍然投资，这既是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会知名度，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杨粲三对工矿企业投资不大，在五十九个投资企业中，仅有少数几家，它们是：川康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

　　另外，为沟通各种社会关系，而搞了一些应酬性投资，如向国民政府参军长四川同乡吕超发起组织的“中国抗建垦殖社”投资七十六点六万元；向《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新闻报刊投资等。

　　聚行投资的企业虽多，但大都只是参与资助，在企业中不负什么实际责任，更无掌握控制之权。由杨粲工出任董事长、负企业实际责任的只有两个“重点投资”企业：兴华保险公司和川康毛纺厂。

　　兴华保险公司是杨粲三专门为他在美国学习保险业务毕业归来的次子杨锡远创办的。在杨粲三的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次子锡远。

　　锡远从小聪颖伶俐，虚心好学，十分招人喜爱。稍长，即被送往美国，专攻保险业务。学成归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粲三发现锡远思维敏捷，智勇双全，是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兴，暗中将锡远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杨粲三赴英与扬子公司签约，为了锻炼锡远的才干，特地让他随行，并让其代表自己全权与英商谈判。杨锡远果然不辱父命，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对此杨粲三十分满意。

　　为了发挥杨锡远的特长，一九三五年，杨粲三又特地拨款创立兴华保险公司。

　　杨锡远对父亲的一片苦心也心领神会，果然发挥所长，勉力经营，一年就获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想把几家川帮银行联合起来。为投石问路，拟先让各家银行联合投资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刘同杨粲三商量时，杨也正想将兴华保险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银行共同出资合办，让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各银行承接的水火保险业务，全是代办性质，只收佣金，唯有川盐银行的盐载运输水险是自负盈亏，一向获利较厚。经刘航琛出面说合，除川盐银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资合办，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业、建设、美丰、重庆等七家银行及义本钱庄、民生公司、华懋公司等。

　　增资后的兴华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资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为六点五万元。由杨粲三出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杨锡远为上海分公司经理。聘有美国顾问克鲁伦驻上海，主要业务都由以杨锡远为首的上海公司承办。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一个由杨粲三投资创办的大型毛纺厂川康毛编厂诞生了。

　　抗战爆发前夕，华北形势紧张，各厂商纷纷寻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纺厂的工程师王达甫和留学英国、专攻纺织的盛绍章专程赴四川考察。他们发现：四川西部一带盛产羊毛，却无厂就地加工，如果在当地投资设厂，生产毛纺织品，不仅能就地解决原料、节省费用，还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便通过聚行成都分行经理陈梓材邀请杨粲三投资。

　　杨粲三对投资办工矿企业素来兴趣不大。但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默默地听完了陈梓材的汇报后，也有点心动了。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纺织品向来仰仗上海、汉口供应，如果日本侵华的战事一旦扩大，波及上海、武汉，四川的毛纺织品市场必然会货紧价扬。如果聚行能投资办厂，将来一定有市场。想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英美等国无力东顾之时，国内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都获得了厚利。就是聚行经营的名牌毛绒线，销路都好，利润也高。再说聚行资金不成问题，又有王达甫和盛绍章相助，办毛纺厂正当其时。想到这里，他将烟锅里的叶子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从躺椅上站起来，果断地对陈梓材说：

　　“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办吧！你具体经办，需要多少款子尽管说就是，只要能把毛纺厂办好就行！”

　　经过仔细研究，他决定投资四十万元兴办川康毛纺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资三十六万元。由杨粲三亲任董事长（指定陈梓材以常务董事资格代理），由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工程师。厂址设在犍为县店子场（今属乐山市五通桥区）。

　　杨粲三对川康毛纺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毛纺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当时抗日烽烟四起，长江水路阻隔，纺织厂所购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过越南海防港经陆路车运来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枉费了大量资金。原来的四十万元资金还没等毛纺厂开工就已耗尽，工厂迟迟无法开工，几乎夭折。

　　正当杨粲三左右为难之际，恰逢汉口裕华纱厂老板苏汰余为避战乱，迁厂来川。杨粲三素知裕华股东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乃通过与苏汰余有儿女亲家关系的陈梓材，邀请苏汰余向聚行及毛纺厂投资。

　　引入了裕华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川康毛纺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终于投产。

　　　　　　　　　　　　　　　 最后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雾都重庆大雾弥漫，如同黑夜。杨粲三仍照往日的习惯，五点多钟便起身了。

　　洗漱毕，走进书房，但他没有抄写《十三经》，练习毛笔字，而是双眉紧皱，手捧着九弟杨季谦的急电，呆呆地出神。

　　自从大儿子杨受百将此电交给他后，他已经几个昼夜寝食难安了。

　　在杨季谦的急电中，明确提出了形势危殆，请速调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册银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欧美发展，以确保聚行基业之不衰的主张。面对这重大的决策，杨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庄严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国几乎就只剩下四川这个最后的反共据点了！

　　据悉，解放军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进，看来重庆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国民党的官员们，地主、商人们，纷纷卖田卖地，兑换黄金、美钞，准备逃跑。去台湾、去香港、去欧美！

　　而杨粲三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作出如何的选择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拨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册银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欧美发展。这样聚行的未来或许还能前程似锦。不是很多银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吗！

　　可是，一想到出国，一想到洋人，杨粲三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总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伦敦街头因身穿长袍马褂、脚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围观、嘲弄的情景。难道从此就要远离故土，去当外国人吗？故土难离呀！父辈开创的基业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发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场搏杀，多少次的闯过难关，都得益于这块宝地呀！自己已年过花甲，难道要出去做异乡孤魂吗？他不由得一阵悲伧，涌出点点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我不走！”

　　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不仅口头上托人转告杨粲三邀请他进京共商金融大计，而且还写专函辗转交给杨粲三，请他进京。

　　杨粲三觉得很高兴，决定亲赴北京，为他的聚兴诚争得一席之地。

　　经过了周密的联络和安排后，杨粲三绕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上午，杨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监事及高级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聚行将不逃资、不出国，并抽调部分资金维持银行业务，保障员工生活，等候解放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待孩子们从南开中学回到家中，杨粲三又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他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解放军很快要来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段时间，外面很乱，孩子们必须留在学校里，家里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离开重庆。我要到北京去，为聚行寻找出路……”

　　杨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对孩子十分严厉，这时想到北京之行不测的前途和自己走后亲人们的安危，不觉泪光闪闪，有点动情。

　　朱夫人见状，也落下了泪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会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街头不时传出枪炮声的严峻时刻里，杨粲三毅然离开了重庆。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杨粲三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杨粲三顺利到达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派曾凌和李维诚前往天津迎接杨粲三。杨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认为共产党看得起他，对他礼仪有加。

　　到达北京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会见了他。南汉宸对他说：

　　“杨老板，对您坚持不出国、不逃资的爱国行为我们非常钦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拨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维持银行的决定也是积极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您能留下来，并来到北京，表明你对新中国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粲三见南汉宸对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了解，感到惊讶，又听到他一片赞扬之词，也非常激动，忙说：

　　“行长先生过奖了。我想，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在国内总比漂泊国外好，以钱维持聚行总比让它垮掉好。我这样做，于国家于聚行于我们杨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李晓华和香港华达公司 --------------------------------------------------------------------------------

　　李晓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北京工人家庭。籍贯北京。个人资产十八亿元。文革期间，下放到黑龙江，一九七八年返京后一直干杂活，因倒卖十六块电子手表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八十年代初期，独自走到广东，用三千五百元买了一台从英国进口的喷泉式冷冻果汁机，到北戴河海滨，与当地人合作设立一家冷饮合资公司，赚取十万多元。后改做放映录像带生意。一九八五年，年已三十四岁的李晓华告别妻儿，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后成为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三家代理商之一。这时，其事业走入正规，开始发展旅游、贸易、地产、纺织等业务。

　　一九八九年，在香港设立华达投资（集团）公司，投资香港房地产、日本进出口贸易、马来西亚铁路建设等。赚取利润后，在北京、天津、山东、吉林等地不断投资，设有十多家三资企业。

　　　　　　　　　　　　　 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北京自然环境雄伟壮丽，整个地势呈西北高而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西部山地，南起拒马河，北至南口附近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著名的高峰有东灵山、百花山、妙峰山和八达岭等。向西北不远，就进入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积平原。向东一百多公里，就看见了浩瀚的渤海。古人说它负山带海，龙幡虎踞，形势险要，称为“天府“。

　　在北京城正中，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览。来参观的人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举止轻捷、态度一本正经的中年人，脸上流露着果断和自信。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光泽的肤色，一对发亮的黑眼睛，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那深邃的目光和彬彬有礼的儒雅风度，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望着展品感叹：青春不再，岁月难回。想起万千往事，他激动地哭了。他屈指算来，当年一九六八年去北大荒，今朝一九九二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现今已壮年。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一批人都有牢固的“知青情结”，一批知青作家，总是不时地冒出几部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此人也有“知青情结”，不过他不是作家，他不想用虚幻的文学之梦来代替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的生活现实。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自己一双手，一副头颅。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北京超级富豪李晓华。作为“北大荒人”的一员，今天特意来此参观。

　　一九五一年，李晓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亲李相，在日伪时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学院，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解放后，在北京照明器材厂当工人。母亲陈淑芳是个宽厚善良、能吃苦耐劳的普通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全家六口人挤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的一座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门的七平方米小平房。

　　李晓华出生时，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当他刚刚懂事时，常闹着父亲带他到故宫去游玩。不知怎的，小时候的他，对那座高墙深院特别感兴趣。那红红的、高高的围墙，那大大的宫门，好像特别神秘。他常和一群孩子们结伴在故宫附近玩耍，晚上回到家里便闹着说：

　　“爸爸，你何时带我去那大红墙里看看呀？”

　　李相望着儿子那张天真的小脸，无可奈何地说：

　　“周日爸爸休息带你去。”

　　李晓华歪着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似信非信地说：

　　“当真，不骗我吧？”

　　李相笑了笑说：

　　“爸爸何时骗过你，快去睡觉吧。”

　　李晓华扑到父亲怀里，抓着父亲的手说：

　　“好！咱们拉钩。”

　　李相笑着伸出手和儿子拉钩。从那天起，李晓华天天翻着日历。好容易盼到了星期日，李相带着儿子来到故宫。李晓华高兴得连蹦带跳。他望着那城墙四角建的角楼精巧玲现，仿佛自己进了仙境一般。他拉着爸爸问：

　　“这些房子都叫什么名字？是给谁住的呀？”

　　“这是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

　　“皇帝是什么人呀？他为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呢？我们为什么住那么小的房子呢？”

　　李相对儿子幼稚的问话耐心地讲解着。他们走进故宫的正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有五座楼，李晓华指着楼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叫王凤楼。这门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午门之内，是内金水河，河上建有汉白玉石桥，叫金水桥。”

　　他们过河往北走，经过太和门，李相指着说：

　　“这是故宫最著名的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总称三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皇帝登基，颁发诏书，发布新进士黄榜以及皇帝过生日等，都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

　　李晓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地提出问题，李相都一一回答。李晓华慢慢地长大了。他不再用父亲带他去游玩了。他自己和许多孩子结伴去中山公园、景山，天坛、颐和园、玉泉山、香山、西山……他最喜欢香山。对香山，他简直是了如指掌，每年四季他都要去。因为香山的自然风光，一年四季景色各异。那里山高林密，夏天来得迟，去得晚。当城里已近花稀叶放的时候，这里却正是春色满园、山花烂漫的芬芳时节；在挥汗如雨的酷夏，当他踏进香山，就会顿感凉风习习，暑气全消；秋天黄栌叶焕丹红，如火似锦，李晓华更不肯错过看看香山红叶；冬天，雪后放晴，山岭树梢一片银装，绚丽华美。李晓华望着这些景色，编织着许许多多幻想。

　　由于家中生活不宽裕，他和伙伴们没有钱坐车，便步行而去。有时他们累得精疲力尽，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家挪。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马路边歇歇脚，可是一坐下就不愿再起来了。他望着马路上奔驰的小轿车，幻想着：我要是有辆小轿车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便脱口说：

　　“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一台这样的小轿车。你们愿意到哪里去玩，我都拉你们去。”

　　另一个孩子不眼气地说：。

　　“到那时，还用你的车？我一定买台奔驰，那才气派呢！”

　　李晓华闻听，不服气地说：

　　“奔驰算什么，我买世界名牌法拉利。”

　　自从有了弟弟，家庭生活更加拮据。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每天早晨是玉米面粥，到学校刚上完一节课，肚子就咕咕叫，饿得难受。中午每人一个菜团子，：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她的一份尽量分给孩子们吃，每人只分得一点点儿。李晓华饿得饥肠辘辘，瘦得一身皮包骨。弟弟太小，父亲想方设法买几个苹果，每天给小儿子吃一个。每当这时，四个孩子都围上来，眼巴巴的望着父亲拿着红红的苹果打皮、李相打皮的水平很高明，直到整个苹果打完，皮才掉下来，三个孩子立刻伸手抢过去，塞到嘴里，感到非常香甜。

　　李相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他绝不许孩子们往家里捡东西。每天晚上，孩子们都要把作业摆在桌子上，等待着父亲下班回来检查。李晓华爱耍小聪明，总想投机取巧，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次打。

　　虽然李相每天忙于工厂里的工作，但望子成龙，希望孩子们长大事业有成，还从十分桔据的家庭生活费用中抽出一点钱为四个孩子请了家庭教师，并对他们严加管教。

　　艰苦的少年生活使李晓华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品德，永远不忘那些贫困的人，

　　李晓华在吉祥胡同小学毕业后，到北京二十二中读书。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前门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李晓华出于好奇心，也挤上去看热闹。只见有些人拦着路上的行人，查看脚上穿的鞋底，说是鞋底上的花纹有的是“毛”字，有的是“共”字，不许穿。见路上有的人拎着鞋光着脚走路，李晓华感到很新奇，也随着人群寻找着。后来，他参加了红卫兵，造反、上街游行、写大字报，有时忙到深夜。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和同代人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一九六七年，他在北京二十二中读初中，可是没有学到什么文化。

　　一九六九年，他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浩大洪流，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的那天，贫穷的父亲在离别的时候跟有钱的父亲不同，他对儿子说：

　　“好，你去吧，去挣自己的口粮吧！我对你再不能有什么帮助，你应该去开辟自己的路，而且要常常记着我们！”

　　但是，他们是否还能够重新相见，年仅十七岁的儿子离家去那人烟稀少的北大荒，是否可以靠自己活下去，这一切还覆盖在漆黑而沉重的帷幔下。父亲想多给儿子一点路费，但是没有可能。他从手边仅有的十八元钱之中究竟应该分多少给儿子，几乎反来复会计算了十来次，觉得全给了儿子还太少。做母亲的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包裹上不住地滴着眼泪，她连自己顶顶需要的东西都放在里头了，但是知道实在还不够，同时也明白再要放点东西进去是无法办到的了。

　　李晓华奔赴北大荒，在虎林沼泽地开荒种地。那时，李晓华只有十七岁，面对这里的一切都叫人想起世界的起源。这座无路可通、神秘莫测的森林，像时间一样古老，在这帮孩子们的心目中，成为最可怕的幽灵的住宅、吃人的妖魔的家和避难所了。他们认为，这些巨大无比的森林是不可思议的谜。站在它的脚下，自己显得多么渺小，真像一群受了惊的小动物！森林深处传来种种怪叫。然而，最可怕的还得数头顶上那片漆黑的天空，当暴风雨发作的时候，那儿竟没有一颗星星用星光来欢迎这批刚到的客人。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干革命大事业。他和大家一样住在帐篷和土坯盖的房子里，一块干庄稼活、当炊事员、开拖拉机，一起在寒冷的北大荒洒下思乡的泪水……

　　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进森林想找点吃的。走着，走着，觉得有股凉风。他们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个同学喊道：

　　“不好！我听说这种凉风预示有野兽出现……”

　　没等他说完，便听见一声吼。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他们走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快跑！”

　　大家这才拔腿跑。两条腿怎能跑过四条腿呢，有人灵机一动，喊道：

　　“分开跑。”

　　就这样，几个同学总算死里逃生。可是，他们迷路了。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望着遮天盖地的大森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森林中乱问。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寒风掠过树顶，森林立刻苏醒了，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百年的古松用惊慌的、带着丝丝声的低语互相呼应了一阵，于是干霜就带着柔和的簌簌声从被骚扰的树枝上洒下来。

　　风像刮来时那样突然停止了。树木冷得麻木而僵硬了。立刻就可以听见破晓前树林里的种种声音：附近林中空地上的群狼贪婪的争吵声，狐狸小心的吠叫声和醒来的啄木鸟的初次的、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啄木声在林间的静谧中那样美妙悦耳地鸣响着，仿佛它啄的不是木质的树干，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

　　风又在树梢上浓密的针叶丛中猛烈地喧哗一阵。最后的几颗星星在发白的天空中悄悄地熄灭了。天空本身变得更紧密了，缩小了。森林坚决地抖掉身上残余的夜的黑暗，浑身苍绿，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看到松树卷曲的树梢和枞树的尖顶怎样变成了紫红色，后来又闪闪地发起光来，就可以猜测得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这一天一定是晴朗、清新的。

　　几个知青围坐在篝火旁，熬过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篝火也灭了。

　　回到驻地，他们整整睡了一天。下午醒来，大家聚集在一起回忆着昨天那惊险的情景，无不后怕。一个战友说：

　　“咱们也够幸运的，前些天有知青进山碰上了熊。他们没有经验，顺风逃跑，而且朝着一个方向。人与熊赛跑，谈何容易！熊不用费劲就追上了，将舌头一伸就把一个知青的脸舔去半面……”

　　说到这里，李晓华的心笃笃跳着，眼皮直哆嗦，脸烧得像烤着火，手冷冰冰的。他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形象，给怔住了；他脸上的皮肤都收缩了，他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抑制着正要发出来的叫唤。

　　他真的觉得人生有些空虚。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似的，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见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凄凄凉凉地在许多陌生的面孔、陌生人的眼光中行走。他觉得世界太空虚了，正如自己坠在大海之中，什么依靠也没有。他想哭，但又哭不出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真的能够游过这陌生的人海，回到自己亲人的眼前，他会哇的一声哭起来的。他要这样的一哭，他要这样的哭才觉得痛快，才能清滤他的积闷，净化他的灵魂。

　　就这样，李晓华一干就是八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作业。他开过拖拉机，和战友们一起扑灭熊熊的山火，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经历着各种血与火的考验，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抛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当一九九二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大规模的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时，李晓华应邀前来参观。这个已经拥有十亿以上资产的北京富豪，这个历尽人生艰辛的老知青，站在展览大厅凝视着那锈迹斑斑的镰刀、当年知青穿过的流行草绿军装、北京车站父母挥泪送别孩子的照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朋友说：

　　“当时我还小，不懂那些城里来的知青们为什么会半夜三更地在一起痛哭。以后，我长到十七八岁，离开农场、离开父母进城上大学后，这才明白思乡是什么滋味，明白了乡下对城里人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了一代知青纯洁狂热之后的失落感……”

　　当人们问起李晓华这段经历的感受时，他却很豁达：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谁都无法摆脱的经历，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没啥。在北大荒，那里的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说句笑话，从北大荒活过来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他费尽周折转到了与北京为邻的河北省涿县农村插队。当他一踏进自家的大门，就一面跑一面喊：

　　“妈妈！”

　　母亲在屋子里听见了他的声音，悲哀地哭起来，一面抹着泪一面慌忙地奔出房间。看见儿子，母亲带着哭声呼唤着：

　　“儿子回来了啦！真的回来了！”

　　晓华冲到母亲面前，扑到母亲的身上，眼圈红了。母亲用左手紧紧地搂着他，用右手乱摸着他的脸颊、下颏、耳朵、胳膊和手，还摸脊背，一面摸一面哭着说：

　　“你真的回来了，你到底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幸运之神光临了这个清贫的家庭。

　　北大荒之行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在未来的商海中能够不屈不挠地劈浪前进。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晓华在涿县农村插队干农活。但没有多久，也许是当地农村干部认为他是北京人有门路，也许是他们认为李晓华有文化、头脑灵活，反正，让他当上了推销员。如果说起他经商的经历，倒可以从这时候算起。但李晓华自己连作梦也不会想到：爱神却静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李晓华的父亲病了，他急急忙忙赶回北京。经人介绍，他要到西直门外的海军医院去找人买药。当时他穷，在农村插队能有几个钱？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为舍不得掏五分钱买张车票，被售票员当场查获。正当李晓华尴尬难堪之时，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说：

　　“他的票在这里。”

　　说着，递上五分钱。李晓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他不由自主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只见一个态度亲切、仪容妩媚、目光十分温柔的年轻姑娘向他示意地点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车外。只那一眼便使李晓华的心怦然一动。她神态非常高雅，尽管她不能称作美人，然而她那清亮的、抑扬有力的声音，娴静、安详而轻柔的动作，却能讨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

　　当他风尘扑扑地赶到医院抓药时，要找的人就是车上为他解围的姑娘。两人一见面，李晓华的脸立刻红到了脖子根。他结结巴巴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我，我……”

　　没等李晓华说出口，姑娘便说：

　　“没关系，谁都有忘带钱的时候，何必认真呢。”

　　李晓华听了姑娘的话，心里明白，她是为自己圆场。心想：既然如此，也不必解释了。于是，他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李晓华，是知青，在涿县插队。”

　　姑娘很大方地介绍说：

　　“我叫张吉芸，在此处工作。”

　　李晓华见这位姑娘年龄不会太大，便问：

　　“你多大了，为什么没修理地球去？”

　　小张听了，笑着说：

　　“何出此言，我为什么要下乡呢？”

　　李晓华不掩饰地说：

　　“这是当今大势所趋，你为何例外？”

　　小张嫣然一笑说：

　　“我父亲在部队工作，我毕业后当兵，后来便当了医生。”

　　原来，张吉芸的父亲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住在中南海。她出身将门。

　　这天晚上，张吉芸怎么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她翻来覆去，李晓华的影子总浮现在她的眼前。他那红润、年轻、俊秀的面孔，和那细长的身段，都散发着青春、英勇和生命的喜悦。虽然年轻，而臂膀却是宽宽的，长而有力的胳膊，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柔和而敏捷。他那深邃的目光咄咄逼人。

　　姑娘的爱情往往是来得非常奇特的。这次偶然相遇成了她心灵的纽带，莫名其妙地把她和李晓华联在一起了。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又突然地醒了。她望望窗外，东方放亮了，她穿好衣服向门外走去。

　　朝霞在东方照耀着，一朵朵黄色的云仿佛是在等候太阳，好像群臣在等待君王似的。晴朗的天空，早晨的清新空气，晶莹的露珠。微风和小鸟的歌声使小张的心充满了稚气的喜悦：她怕遇到熟人，她仿佛不是在走，而是在飞。

　　小张走到耸立在医院旁边的树林，就放慢了脚步。她走进了树林的朦胧中。树林的模糊的、流动的响声欢迎着这位姑娘。她的喜悦安静下来了。她逐渐沉入了甜美的幻想。她在想……但是怎么可以准确地断定，一个姑娘，在春天早晨六点钟，一个人在树林里想些什么呢？她沉思着，一面沿着两旁植着高耸的树木的道路走着……

　　一对年轻人相爱了，他们相约出去野游。

　　一天，李晓华问：

　　“你说咱们今天去哪玩？”

　　小张思忖半晌说：

　　“去颐和园吧。”

　　李晓华笑着说：

　　“咱们去颐和园不下几十次了，难道你想当慈禧呀！”

　　小张不示弱地说：

　　“你就愿意去香山，都有一百多次了。”

　　李晓华听了笑着，心想：她一点没说错，没有一百次，也有九十九次了。想了一会儿，说：

　　“今天咱们去八达岭，顺便可以看看居庸关，一举两得。怎么样？”

　　李晓华见小张没有表态，便继续说：

　　“在长城沿线，有许多关隘、险口和名胜古迹，其中距北京城五十多公里的居庸关和八达岭，位于南口以北的崇山峻岭中，形势险要，是颇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李晓华见小张听得津津有味，更有兴致了，说：

　　“居庸关关城建筑在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名叫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山花烂漫，景色瑰丽。远在八百年前的金代，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称为‘居庸叠翠’。

　　“青龙桥车站附近的八达岭，山势极为险峻。这段长城是用巨石为基，上层用大型城砖砌成，城宽可容五六匹马并驾齐驱。登临城上，‘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心胸无比宽阔。青龙桥车站旁，有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铜像。詹天佑设计了京包铁路，发明了车厢挂钩，对世界铁路事业有着重大贡献。八达岭附近的长城，解放后经过修茸，现在是万里长城中保存得最好的一段。每当春、秋两季，游人如云，纷纷前往参观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身为北京人，不去八达岭岂不是遗憾！”

　　小张听了李晓华的一番话，心早就飞到八达岭了。

　　两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到了最为险峻的青龙桥附近，两人都已大汗淋漓。小张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晓华见此情景，摸摸兜，听见远处喊着：

　　“冰棒，冰棒，三分、五分钱一根。”

　　他觉得买三分钱一根的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狠狠心，掏出五分钱买了一根，拿给小张。小张深情地望着李晓华……她接过冰棒，看看两旁没人注意，便迅速把冰棒举到李晓华嘴边。李晓华咬了小小一点，又推给小张。小张咬了一小口，然后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李晓华。

　　李晓华深情的眼睛一眨不眨，仍然望着小张，慢慢地嚼着冰棒，像是在细细地咀嚼幸福。

　　小张又举起冰棒，忘记看两旁有没有人注意，又举到李晓华嘴边。同时，李晓华又推回姑娘嘴边。小张那温柔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李晓华。

　　就这样，他们用重复着享用这根冰棒的最佳方式，享受着青春、幸福……

　　张吉芸出身将军门第，而李晓华是工人的儿子，只身插队仍在农村。他们之间的出身门第与社会地位差距太悬殊了。但这一对青年男女，却不顾一切地真诚而热烈地相爱了。他们见不着的时候，像把心挖出来抛在沙漠里，热风吹着，飞砂打着，烈日炙着；他们的心碎了，焦了，化为飞灰了！他们见着的时候，安慰了，快活了。

　　他们的心用爱情缝在一起了！

　　社会的偏见、家庭的阻力，使他们的爱情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谁听了都为之动情的故事。为了爱情，张吉芸甚至以死抗争……

　　后来，张吉芸终于成了李晓华的贤内助，为他的事业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被投进炼狱之火……

　　一九七八年，李晓华终于返回北京。通过托人、奔走，他在灯市口的一家银行科研所找到一份烧锅炉的差事。小锅炉不大，只供十几间房子取暖，活儿还算不累，但冬天一过就失业了。后来，他又在经贸部出口大楼食堂当炊事员，每天的工作是揉面做馒头，虽然累点儿，倒也驾轻就熟。因为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炊事员。此时的李晓华已年近三十，业设立，家没成。也许，此时只有张吉芸能给他一点慰藉和激励吧！

　　如果把李晓华的成功发达说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一起风风雨雨地走过来的，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给每一个尚不富裕的中国人提供了无限的致富机会。但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这就需要个人的眼光和胆识了。

　　头脑灵活的李晓华，在揉馒头之余，开始偷偷摸摸地做起生意来。像成千上万的人所经历的那样，干点儿倒买倒卖的事。但李晓华出师不利。

　　一天，他买了十六块电子表。次日，他拿到市场去卖。很顺手，不到半小时就卖了两块。这时，又有几个人围上来。李晓华觉得势头不对，想马上走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个便衣围了上来。因贩卖十六块电子手表，他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当时，一块电子手表只有三块多钱。

　　李晓华被送到团河农场。他望见瓦蓝的天空中，大雁啼鸣着结队北返。它们自由地飞翔，掠过农场的上空，飞远了。飞远了，一直溶进苍茫的暮色之中。农场房顶上的积雪，也正在消融，滴滴哒哒地垂落，几只翘尾巴的小麻雀在大墙上飞来飞去。李晓华多么羡慕它们啊！如果自己也像它们似的，就可以飞到张吉芸的身边了。

　　有时他像一个小孩子迷恋火光一样地迷恋着财富。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一定会发大财的……他想，生活不会总是这样不公平的，它一定给自己准备着奇幻的境况的。他有时快乐得心脏都停止了跳跃。……他常常想象着自己不是穿着破旧的，甚至打着补丁的裤子，而是穿着崭新的有裤线的“的确良”裤子。手并不像现在这样生着硬茧，而成了柔软的、白洁的手。从那上面，污脏的黑指甲会像蛇蜕皮一样地脱落。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而且是一个有教养的青年。出门办事也不用步行了，有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自由自在地行驶在前门大街上。他沉醉在多少个白天的梦里。

　　突然，他感到窒息，闷塞。他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涌出。他一次又一次地吐着，他咂咂嘴，用舌尖舔舔坚硬的齿背。吐出的东西中，有一颗颗像是食物的微粒，又粘又沿，嘴里像有层薄膜……他恶心：五脏六腑都在颤抖。他虚弱，惊恐。

　　他被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是胃病。因此他便可以回家了。虽然他并没有在团河农场呆上多久，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单位除名了。他与心爱的姑娘，同时承受了家庭、社会、舆论三方面更为巨大的压力。

　　每当李晓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到了五十年代他们正年轻时所熟悉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拉兹和丽达。他风趣地唱起；

　　“命运叫我奔向远方……”

　　拉兹发出了苦闷的呼号。

　　真的，命运，此时此刻却把李晓华抛进了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行列中。

　　　　　　　一台冷饮机和一台大屏幕投影机使他成了百万富翁

　　生存的本能，使他寻找各种发展的机会。他第一次到广州进货，正值T恤衫、变色眼镜走俏，虽然利润丰厚，但他并未为之所动。他来到广州商品交易会陈列馆，站在一台美国进口的冷饮机面前凝视了许久，然后问道：

　　“小姐，冷饮机怎么卖？”

　　服务员说：

　　“没有货。”

　　李晓华又问：

　　“这不是货吗？”

　　服务员看了他一眼说：

　　“这是样品。”

　　李晓华继续问：

　　“能不能告诉我价钱？”

　　服务员不耐烦地说：

　　“三千五百元。”

　　李晓华又问：

　　“你们经理在哪？”

　　李晓华灵机一动，找到了经理，先交朋友，请人吃了顿饭，又送了几条名牌香烟，这才把冷饮机买下。当他把冷饮机运回北京时，几乎囊空如洗了。

　　没有多久，就进入夏天了。他把这台新鲜玩意儿，运到北戴河海滨。他向当地人介绍说：

　　“这是美国制造的喷泉式冷冻果汁机。”

　　当地人问道：

　　“这有什么用处啊？”

　　李晓华解释说：

　　“把水和原料放在这里面就会制出清爽冰凉的果汁来。”

　　当地人不解地说：

　　“真的吗？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新玩意，在中国是第一台。如果你们同意，你们出场地、人员，办营业执照，我出设备。赚钱各拿一半。”

　　当地人听了，觉得很在理；见李晓华很实在，便点头说：

　　“一言为定。”

　　于是，这个临时的一家冷饮“合资公司”开张了。来避屠的人们，游完泳了、玩累了或在太阳光底下走乏了，看到这个清爽冰凉的大玻璃罐，都被吸引住了，冒汗排起了长队。五角钱的饮料一杯接一杯，那种清凉甘甜劲儿直沁心脾。这成了北戴河海滩浴场一大景观。

　　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已届而立之年的李晓华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商业敏感和决策能力充满了信心。

　　这些日子，李晓华感到心情非常好，好似新生儿似的。他对什么都感兴趣，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新生儿的日子永远是可爱的。如果是晴天，四周的一切就辉煌灿烂；如果是雨天，空气就特别新鲜清爽。这甜蜜的清晨时光，他喜欢它，因为它与白天的其余时间显然不同，它不那么熙熙攘攘、忙乱操劳和烦扰。在这个时光，他不愿意想任何事情，心境又宁静又平和。他望着一望无际的粼粼微波。凉风习习，先是平平静静，一会儿从水天相接处绽开一朵朵白花，越开越快，越开越密，转眼间整个海洋卷起千万堆雪浪。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华民族都会苏醒，一切有志之士都会加入到这市场经济领域的大潮中来尝试。就像这海洋的浪花一样，当卷起千万堆雪花时，中国的经济就开始振兴了！

　　这个夏天他净赚了十几万元。秋风乍起，北方寒冷，冷饮机终于可以休息了。李晓华的心思又活了起来，他想：今年在北戴河独领风骚的冷饮机，明年肯定不会那么新鲜了，于是他决定改弦更张，另辟溪径，准备将冷饮机卖掉。

　　有的朋友不解地问：

　　“这台美国冷饮机，跟印钞票似的，怎么能卖掉？”

　　李晓华说：

　　“到明年看吧，这儿至少有一百台。现代人的商品意识都很强。”

　　朋友们半信半疑。

　　当地的合作伙伴听说李晓华的冷饮机要出手，急忙找到李晓华说：

　　“我愿出一万元买下。”

　　精明而又实在的李晓华说：

　　“咱们是合作伙伴，怎能挣你的钱呢？原价转让给你吧。”

　　果然，第二年，北戴河海滨展开了冷饮大战，而这台冷饮机也成了昨日黄花。

　　这年冬天，满怀喜悦的李晓华漫步街头，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现代生活的勃勃生机。敏锐的李晓华又一次感悟到，物质生活的改善必然唤醒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长期处于极左禁烟中、看腻了样板戏的中国人，渴望着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这正给商务活动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利用手上这笔“原始积累”干起了一项从未有人涉足的新买卖，购买了大屏幕投影机，在秦皇岛做起了放录像的生意。据说当年河北省仅此一家，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禁不住港台武打片、言情片的诱惑，排队买录像门票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挤破脑袋也要进去看一看。一块钱一张门票，有时被炒到十元……

　　生意做得十分顺手，他的过人才智在有意无意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时他已经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了。

　　　　　　　　　　　　 “101”在日本的代理商

　　一九八四年，当中国大陆上众多的人正在当“万元户”时，李晓华已经是一位百万元的“大款”了。

　　但他仍要进取。他不甘心当“大款”，他要当大亨。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去日本学经商，是得到了一位高人指点。这位高人就是原北京市一商局副局长宋学进。这两代人也许有缘分吧，几乎无话不说，终于成了忘年之交。有一天，两人促膝畅谈，老宋问：

　　“你已经决定要做生意是不是？”

　　李晓华点头说：

　　“是。”

　　宋学进说：

　　“那好。你听我说，我是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人，旧社会当过店员，新社会当过营业员，在西单商场当过经理，又在一商局当副局长。在做生意上，我是前辈，你是晚辈。那么我告诉你：要学做生意，先得学做人。纵观古今中外成功的商人，无一不是道德修养非常好的人，这点是肯定的。做商人可不能只满足几十万元的生意，要做就要做大生意……”

　　李晓华更加点头说：

　　“是的。”

　　老宋继续说道：

　　“你现在的文化水平太浅了。要学做大生意，应该出国去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虚心向外国人学习经商之道。要有志气成为中国的大商人、爱国的商人，将来为国为民效劳。”

　　宋学进一席肺腑之言，使李晓华茅塞顿开。

　　一九八五年底，年已三十四岁的李晓华毅然告别娇妻幼子，东渡扶桑。他一面在东京国际学院学习，一面在中华料理店涮盘子，又到日本商社打工，留心学习日本的经营之道。

　　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老板桌上的报纸有条不起眼的新闻：

　　“中国生产的‘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价格一路上扬。”

　　凭着敏感的直觉，李晓华感觉到机会即将来临。他立即返回国内。

　　有关文章这样有趣地记述道：

　　数日后，北京‘101’毛发再生精厂门前来了位中年汉子，他走到门房前打听道：

　　“我想买‘101’，在哪里办手续？”

　　门卫告诉他：

　　“一年以后再来吧。”

　　第二天，这汉子又来到“101”毛发再生精厂，被门卫放进去了。他找到销售科，一个办事员接待了他。他说明来意，接待人员仍然告诉他：

　　“一年以后再来吧。”

　　第三天，一辆当时京城尚不多见的新款式奔驰280直驶进“101”厂大门：“海外华侨李晓华先生慕名来访。”

　　于是，西装革履的李晓华被礼貌地让进会客室。谈不多时，李晓华了解到“101”厂职工上下班和领导公务活动有缺少交通汽车的困难时，便说：

　　“贵厂有此困难，鄙人愿意帮助解决。”

　　负责人谦虚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李晓华果断地说：

　　“只要贵厂在一个月后供应我‘101’，我捐赠一辆客车和一辆小轿车。”

　　协议达成了，交货日期定在一个月后。

　　而就在此后一月之间，在日本、香港等地，“101毛发再生精”在各种媒体“爆炒”下，名声大振，价格一路上涨……

　　交接日的前一天，李晓华又冒了出来。他给“101”毛发再生精厂打电话，问：

　　“明天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明天的事？”对方半天才反应过来说，“一切正常。按原计划办。”

　　第二天上午，一辆崭新的尼桑大客车紧随李晓华的奔驰280开进“101”，总价值在百万元以上。

　　负责接待的人高兴地说：

　　“李先生绝对够朋友！”

　　从此，李晓华便与“101”结成好伙伴，并成为“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经销代理商。李晓华说：

　　“在我成为千万富翁的同时，我也缔造了一批百万富翁。很多留学生穷困潦倒，眼看混不下去了，‘101’使他们挺过来并发达起来。”

　　有人问李晓华：

　　“你赠给‘101’毛发再生精厂汽车，而人家不给你‘101’代理权怎么办？”

　　李晓华满有把握地说：

　　“我相信：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

　　“你疯狂打广告，而等你拿到‘101’时，‘101’已经不值钱了，怎么办？”

　　李晓华说：

　　“只要给我两个月时间，我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差，就够了。”

　　事实证明了李晓华的眼光与胆略！

　　有人眼红了！匿名信写到安全局检举说：

　　“李晓华要把发明‘101’的赵章光劫持到国外！”

　　李晓华尚不知所以然，他发现自己的“大哥大”开始被窃听，汽车开始被跟踪……种种迹象表明要遇麻烦。于是，李晓华便决定：

　　“回日本吧。”

　　但他的车子刚刚到飞机场，便被三辆车“品”字型围住了

　　机场被扣以后，一天一夜，事情总算被安全局弄清楚了。原来是眼红的人在造谣。

　　李晓华顺利地到了日本。

　　经过多次艰苦的交涉，终于取得“101”毛发再生精在海外的经销代理权。在他的策划下。“101”成了日本红极一时的极品。一年以后，李晓华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这时的李晓华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了，当地传媒称他为商界华人中的佼佼者，并受到海部俊树首相的亲切接见，海部盛赞他是中国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企业家。这不仅给李晓华带来丰厚的收益，而且也成了他事业的重大转折点。李晓华语重心长地说：

　　“在我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赵章光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价值百万元的慷慨捐赠

　　一九九０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晓华作为亚运会组委会的嘉宾应邀回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李晓华先生向第十一届亚运会捐赠仪式”。他向北京亚运会捐赠价值人民币一百万元的四辆卧车和二辆面包车。

　　在此之前，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个交通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遇到了已是香港华达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的李晓华。

　　代表团团长、北京市交通局长程毅说：

　　“现在国内正准备开亚运会，李先生在国外发达了，是不是支持一下？”

　　李晓华快人快语，当即拍板：

　　“没问题，祖国的事就是我的事。北京办亚运会，有我一份。无论到哪儿，我都是咱北京人！好，我捐一百万。”

　　但没有多久，“六四”事件发生了，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要制裁中国。六月十八日，李晓华致信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再次表明他支持亚运会信念不变，赞助亚运会初衷不改。

　　听说亚运会汽车不够用，他又改变捐款的办法，四处奔走，为亚运会买来大小六辆汽车，总价值实际上远远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

　　捐赠仪式上，张百发紧握着“六四”风波之后第一个表示支持亚运会的李晓华先生的手，称之为“爱国人士”，并说：

　　“我代表亚运会组委会和北京人民、全国人民谢谢李先生。”

　　李晓华再次表示：

　　“祖国的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无论到哪儿，我都是咱北京人！”

　　国际传播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并评论道：

　　“如此大数目由个人捐赠，是不多见的。李晓华一掷百万金的壮举，经新闻媒介的报道，一夜之间也成了新闻人物。”

　　李晓华的父母仍住在北京故宫附近东华门的一条小胡同内那间住了几十年，李晓华生于斯、长于斯的那间阴暗潮湿的七平方米房子里。当李晓华把捐款支持亚运会的想法告诉父母和妻子之后，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有的老街坊不解地问李晓华：

　　“为什么不把这捐出的钱给你妈买一套好房子？”

　　李母听说后，拉着李晓华的手说：

　　“孩子，千万不要买房子。你给国家一百万，应该！这是你的国家，我住这房子挺好，妈妈是受苦人出身，你不要管我。只要你能为国家、为北京多做有益的事儿，妈妈就别提多高兴了。”

　　李晓华被母亲的一席话感动了。

　　当电视屏幕上播出李晓华向亚运会捐赠仪式时，他的父母都激动得涕泪双流。他母亲说：

　　“这是老李家的光荣！”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才会有李晓华这样深明大义的壮举。李母不识字，一直是家庭妇女，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们哺育大，就盼着孩子们有出息、为国效力。

　　　　　　　　　 一场香港房地产买卖使他成为亿万富翁

　　一九八九年夏天，六四风波之后，从日本来到香港的李晓华看到一些有钱人纷纷忙于移民，悲观的论调使香港的地价猛跌。当时香港许多新建住宅以低于平时许多的价格出售，到处贴满了出售旧楼的广告；心理承受不足的商人们则纷纷将手中的物业以“跳楼价”抛售。

　　一天，李晓华来到交易所，见这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李晓华挤不上去。他从人头缝里望见台上拍板的和拿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开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一百多个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嚣声，不论谁的耳朵都失去了作用。房地产商们像冲锋似地挤上前去，挤到左，挤到右。李晓华连原有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只好退到“市场”门口。他松过一口气后再进攻，好容易才杀开一条路，在“市场”进出口中间那挂着经纪人牌号和“本所通告”的那堵板壁前的一排长椅里占了个座位。这里就好比“后方医院”似的，只有从战线上退下来的人才坐在这里喘气。这里连台上那拍板人的头面都看不见，只能远远地望到他那一只伸起了的手。李晓华发现一位女士身上的月白纱衣已经湿透，胸前现出了乳头的两点红晕。他忍不住笑了，摇摇头退出了这个喧闹的“市场”。

　　一时间，房地产价格一跌再跌，许多香港房地产商对中国大陆形势吃不准，不敢贸然吃进。一直关注着国家形势的李晓华却看准了这时机，他认为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大国，中国决不会在一些国家的制裁声中倒下。以中国的实力，经济形势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力排众议，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大批收购低于平时售价的楼宇。他相信，风雨过后，定是朗朗晴天。

　　不到半年，正如李晓华所料，形势果然发生变化：中国局势稳定，对外开放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于是，许多离港居民陆续返港，香港房地产价格骤然上升。

　　李晓华见时机成熟，全部抛出，其利润可想而知。这时，香港的地产业还在不规则地陆续升值。一些朋友替他惋惜说：

　　“何不再等等，可以赚更多呢？”

　　李晓华笑着说：

　　“见好就收，不能太贪。”

　　朋友说：

　　“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李晓华笑了笑说：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众人听李晓华要讲故事，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李晓华说：

　　“我给大家讲个小时候的故事：据说太阳山上到处是金子，但只要太阳一落，黄金就会变成石头。有两个兄弟听说后结伴去捡金子。弟弟捡了一块就赶快下山；哥哥捡到一块，发现旁边还有一块，捡了起来，又发现更大的一块。于是，他左捡右捡，装了满满一口袋。等他匆匆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的金子全变成了石头。忙碌了一天的他一无所获，而不贪心的弟弟呢，用那一块捡回的金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众人听了，都不作声了，李晓华看了众人一眼，继续说：

　　“商场中不失时机的投入很重要，但不能贪心。”

　　这场漂亮的“房地产之战”成了他商战中的经典之作，使他研身于亿万富翁的行列。

　　事后人们一再问起李晓华：

　　“你为什么能够当机立断？”

　　李晓华说：

　　“我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信心。”

　　可以说，对这场特殊的房地产之战，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商人不敢贸然行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商人也不敢铤而走险；只有像李晓华这样有着四十年中国生活经历并且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商人，才能做到如此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有人说，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出现的。这句话在李晓华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以全部资产抵押贷款所经历的风险

　　香港房地产战役后，李晓华更加气势如虹，他计划在未来波澜壮阔的国际大市场上一展身手。于是他决定赴东南亚考察。在考察中，他得知某市正在筹建一条高速公路，对外公开招标，当地政府给的政策十分优惠，但没有人愿意干，因为这段公路车流量不算大。但是，李晓华发现距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油气田，储藏量十分可观，只是最后工作还没完成，这条重大新闻暂时没有公布。

　　如果大油气田正式开采，丰厚的石油利润将带来大批投资者，与油田相关联的加工及运输业也将“火爆”起来，这条公路的前途可想而知。只要宣布了发现大油气田的消息，这个项目的价值将直线上升。

　　经过细致的调研，全面的筹划，李晓华下决心“干”。他拿出当年做生意积累的全部资金，又以房地产等财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以三千万美元买下了修建这条公路的土地。可是贷款只有半年期限，到期必须还本付息。如果半年到期，这段公路出不了手，贷款还不上，李晓华就得跳楼。

　　风险实在太大。他的妻子张吉芸为他担心，便说：

　　“你要是干，我就跟你离婚！”

　　李晓华说：

　　“离婚也要干。”

　　但他清楚，与他从一无所有中走过来的结发妻子，是不会因此离开他的。

　　李晓华心想：

　　“大不了回国去，以前过什么日子还过什么日子。”

　　抵押完后，手里没钱了，经常吃盒饭、方便面；业务往返坐飞机经济仓；在香港，“的士”也不敢打了，坐六毛钱的“当当车”。更厉害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与折磨，每天盼望新闻发布盼得人发呆、眼发直。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时间真熬人哪！李晓华每天都在焦急的盼望中渡过。

　　到了第五个月，仍然没有动静，眼看着离还银行贷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李晓华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五月十六日，天还没亮，李晓华就醒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熬到快七点钟，他走到洗手间，梳理着头发，对着镜子上下打量一翻，系好领带。又稍微离镜子远一些，打远处端详着自己。然后又走到镜子跟前，重新整理一下衣服，觉得不会被别人看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才罢手。他打开电视，播音员清脆悦耳地播送着早晨新闻。他耐心地听着，期待着，直到结束，也没有等到自己所等待的消息。他急急忙忙往外走，想到自己办公室看今天的报纸。

　　他随着自己想象中的不同情况，时而高兴，时而忧愁。他高兴时，嘴巴上不知不觉地露出微笑；他忧愁时，额头也不知不觉地皱起来。随着他的感情变化，他的脸也显得时而展眼舒眉，时而皱眉蹙额。来到办公室，他急切地打开门，看到办公桌上整齐如初，知道报纸还没有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突然，一阵摩托车声音传来，他立刻站起来，心跳加速了。他没有马上奔向窗口，只是浑身战栗了一下。他试着挺直了身子，站好了，然后故意挺直腰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摩托车声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等着听它停下的声音、送报员上楼的声音、秘书送进报纸的声音……

　　可是车并没有停，它不减速地从他的写字楼前驶去。他惊奇地抬起头，急步奔到窗前，两只急切的眼睛望着远去的摩托车，好像是在望着一个失去的希望。他又惆怅地低下了头，开始新的等待……

　　他站在窗前，开始踏着两脚，就好像一匹驾辕的马。站在那里长时间的等待已经使他不耐烦了。

　　他又瞧了一下表。八点三十分了。

　　他开始感到有些耐不住了。他走动起来，慢腾腾地迈着小步，在办公室走了起来，仿佛是要用踱步来驱散心中的急躁。他感到沮丧，身上的一切都松懈了。胳膊耷拉下来，不再像刚才那会儿故意潇洒地把腰板拔得笔直，目光也显得炯炯有神。他的身躯松软下来，不再紧绷着控制着一举一动；他的背弯了，两膝几乎要瘫在沙发上。

　　秘书悄悄走进来，把报纸放在写字台上。看见李晓华昏昏欲睡的样子，他没敢打扰，便退了出去。不知是什么时候，李晓华醒来。他一眼看到了桌上的报纸，便三步并作二步奔到写字台前。他的眼睛亮了，放大了，睁大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征服了。兴奋和激动使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发出嗦嗦的响声。……

　　这份报纸，具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消息终于发布了，激动人心，清醒头脑，使几十分钟以前的李晓华和几十分钟以后的李晓华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浑身蒸腾起热力来，他的眼睛出现了彩虹，他的心里笑了，亮了，他进入了美梦一样的境界。

　　真是吓坏了人啊！李晓华举起臂膀，攥紧拳头，猛力一击，满桌的茶壶、茶碗、墨水瓶、纸张、书籍、文件一齐跳了起来。

　　一周之内，李晓华所购卖的修建公路的土地，价格又翻了一番。

　　李晓华赢了，他敢于向困难挑战的抗争品行和面对风险的巨大承受力，使他又一次成了商场上的大赢家。这是他商旅中最险的一笔。

　　那一段曲折惊险的故事，使他感喟：生活远比书本生动一万倍。惊涛骇浪，方显英雄本色。不能不说李晓华是一个极具胆识、有勇有谋的人。

　　　　　　　　　　　　　　投资重点转向国内

　　这以后，李晓华把投资重点逐渐转向国内。

　　一九九二年初冬，李晓华因商务关系来到长春，住在一家宾馆里。长春有他投资的三家公司，白天他要去参观、检查和商谈业务。当他疲累已极回宾馆时，刚进电梯就被里面的凶猛之物吓了一跳。一头名犬和它的主人在小小电梯里发呆。随和的李晓华挤进电梯，就和名犬主人——一位德国籍专家攀谈起来。李晓华热情地说道：

　　“这小家伙真好玩！”

　　德国专家笑笑说：

　　“OK！顶好！”

　　李晓华问道：

　　“先生何时来中国的？”

　　德国专家说：

　　“好多年了。在一个最大企业搞技术工作。”

　　李晓华又问：

　　“一直住在这里吗？”

　　德国专家回答：

　　“yes，一直住在这里。”

　　经过谈话，李晓华知道他一直栖居在这家宾馆，其人爱狗至极，经多方交涉，方允许他带狗入住。但因多种限制，只好在电梯反复上下以排解自己的苦闷。

　　这狗的苦闷好比灵光一闪，使李晓华体会到了外国专家无“屋”的难处。一进房间，他立刻电召其在长春的商务代表询问到详细情况：长春有外国专家二千五百名，但长春现在没有高级住宅，外国人备感无“家”的难处和苦处。

　　李晓华处理完在长春的事务后，准备离长回京。飞机起飞前几小时，听市内外经委外资处杨处长说：

　　“我们有块地准备开发，用以改善外国人在长春的居住环境，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李晓华看看表，犹豫了一下。

　　杨处长说：

　　“来得及，不远，九公里。”

　　于是，在杨处长陪同下，李晓华等驱车前往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公园，面积为一百平方公里，来到这里的游客无不为其绮丽的景色所倾倒。

　　十一月的东北，鹅毛大雪纷飞。李晓华涉足在雪深一尺的森林公园里，却毫无寒意。他在冰雪覆盖的白茫茫一片中，好像看到净月潭烟波浩渺，丛林叠翠，清泉流淌，鸟语花香。他看到了这块地的潜在价值。他的脑子里，林海雪原间一片别墅群和酒店电梯间外籍专家牵着爱犬上下往复的情景，印在了一起……李晓华站在净月潭的湖边，当即拍板决定说：

　　“我预购一百二十亩地。”

　　杨处长看着他说；

　　“这可不是小数目，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李晓华果断地说：

　　“我已决定投资四点五亿元开发此地。”

　　杨处长望着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虽然是巨富，但他手上没有钻戒，他的胸前没有金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深邃的目光和彬彬有礼的儒雅风度。他那么大度、那么果断、那么质朴，杨处长又一次地提醒他说：

　　“这么快就拍板了？”

　　李晓华不假思索地说：

　　“是的，我要开发净月潭别墅区和娱乐中心。”

　　杨处长点点头说：

　　“很好！”

　　李晓华说：

　　“这里环境之幽雅，简直比台湾的日月潭还要美！”

　　这天，李晓华是最后一位登上长春至北京航班的旅客。

　　数月之后，一条消息出现在国内各新闻媒体上：“中国东北外商投资规模最大的豪华别墅群‘长春净月潭花园别墅’，五月十九日举行隆重的开工奠基仪式。”

　　净月潭森林公园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具有北方特色，集旅游、度假、贸易洽谈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森林旅游城。净月潭可与台湾的日月潭相媲美，湖水碧波浩渺，一望无际。许多国家保护珍禽在此栖息。湖的四周被茂密的森林环抱。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环境十分优雅。

　　净月潭森林旅游城总规划面积为六百六十七公顷，分潭北游乐园、潭南游乐园、水上游乐园、商业美食区、潭西度假村等五个开发区。“

　　李晓华先生投资的净月潭花园别墅群位于潭西度假村内，规模面积七万平方米，将建成面积为三百平方米以上的豪华别墅一百二十栋，一栋娱乐中心和一座办公楼，并建有仿古式的五百米长的“桥”和“水上俱乐部”等。这个别墅群体由北京京海建筑设计院根据九十年代欧美最先进的别墅设计标准而设计，颇具欧美风格和气派。

　　李晓华在长春已有数家合资企业，有的朋友问：

　　“你为什么在吉林省投资？”

　　李晓华真挚地回答：

　　“我曾经插队黑龙江，喜欢东北人的豪爽性格。吉林人朴实、坦诚，希望能同吉林省进行长期的合作。我搞豪华别墅区，也正是为了能改善长春市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而尽自己一点应尽的绵薄之力。”

　　就在李晓华买下净月潭别墅群的地皮后几天，澳门赌王何鸿桑匆匆从香港飞到长春，买下李晓华毗邻的一块地，这使李晓华的投资马上升值。

　　　　　　　　　　　 “法拉利”的中国第一位得主

　　李晓华爱车，在北京是出了名的。

　　十年过去了，李晓华的事业日臻佳境，他爱车的嗜好却不减当年，从奔驰280、560、600，到购买中国第一辆被称为世界车坛“钻石”的法拉利跑车。有关记者的报道里，记述他曾说：

　　“我喜欢车，可以说车是我的一大嗜好。不管工作多累，只要开着车在宽阔的柏油路上跑一跑，疲劳顿会不驱而消。我喜欢好车、名车，不仅因为它有漂亮的外表，更有其尖端的技术、精良的工艺和优秀的内在性能，开着它，使人有安全感、信任感和自信心。这种体验或多或少与搏击商海有相通之处。一九九四年，我以十三万四千八百八十八美元买下中国第一部法拉利跑车。这部车我非常喜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晓华同这部法拉利成了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中国的话题。

　　当他拥有了号称“世界名车坛上最为夺目的钻石”、意大利的名车法拉利348型火红色双门跑车，并成为第一位中国得主的时候，才真正把他推上了爱名车的巅峰。他为此感到自豪，更希望“将来中国汽车工业也能生产像法拉利般优质的名车”。

　　法拉利香港代表励驶汽车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决定在北京出售第一部法拉利跑车。拥有该公司三成股权的香港和记电业集团，在五月六日通过其驻北京办事处，在北京各大报章发出消息。当日，该办事处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据有关记者报道，买车经过是这样的；

　　五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李晓华亲自去询问有关卖车的情况。对方说：

　　“要想成为这辆昂贵的法拉利车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本人非常爱车；二、在社会上要有一定影响；三、要自己用而不去倒卖。不是谁有钱就可以买这辆车。”

　　协助开展这次活动的炎黄公司总经理宋正中先生说：

　　“我们把这辆法拉利跑车介绍到中国来，主要是想以汽车文化为题材，开展一次大型的中外交流活动，让世界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中国，让他们知道外国人玩得起汽车，中国人照样玩得起！”

　　李晓华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买下这台名车。”

　　宋正中先生对李晓华的情况早有了解，认为他符合车主的条件。在诸多要求买车的人当中，按三个条件进行选择，最有资格成为车主的就是李晓华。

　　李晓华马上付款，以十三万四千八百八十八美元买下了这台法拉利348型跑车。但炎黄公司没有当时交车，而是征得车主同意后，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的“法拉利首次中国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大家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车的中国得主已选定，其姓名保密，有意制造一种神秘感。

　　比李晓华迟两个小时来买这辆车的家居辽宁的杰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世哲，从事房地产生意，并且是一家中国、日本及韩国公司的董事。身穿“皮尔·卡丹”套装的王世哲，直言买车是“因为法拉利是名牌，买车可以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十分高”。

　　当他悉知两个小时前，车已有主时，他十分遗憾地说：

　　“差两个小时我就买到了，真是于心不甘。”

　　为了争取第一，他不惜开出条件，在十七日早上致电和记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说：

　　“只要你们肯卖车给我，我另外捐出一百万元给北京二千年奥运会。”

　　和记及励骏汽车有限公司高层开过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另售一部给他。法拉利汽车在中国首发的整个活动，自始至终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突出中意文化交流的同时，积极宣传并支持北京申办二千年奥运会，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五月六日，在北京海关的配合下，法拉利跑车运到北京，很快办完手续，当天就开进国际会议中心。

　　这辆车的交接仪式准备安排在天坛祈年殿，这让天坛公园管理处很为难。张百发常务副市长出席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后，五月十日刚回到北京便及时批示天坛公园管理处予以支持。

　　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警车为法拉利开道，车队沿天安门广场四周绕了两圈之后，才开到天坛祈年殿前。

　　下午四时二十分，隆重的交车仪式在鼓乐声中开始。此时，首辆法拉利的幸运得主、北京华达保洁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华与法拉利公司远东区总经理莫里索·帕拉托，在一大群摄影记者的簇拥下，陪同前来出席仪式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兴致勃勃地观看法拉利跑车，并拉开车门到里面试坐。这是一辆由法拉利公司专门为中国特别制造的火红色流线型敞篷双门座式跑车，最高速度能达每小时二百七十五公里以上。

　　在交车仪式上，车主李晓华非常兴奋。他再次表示如北京申办二千年奥运会成功，他将捐助一千万元人民币。同时将这辆心爱的法拉利跑车也捐赠给北京二千年奥运会。

　　和记电业集团副主席、励骏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耀先生宣布：

　　“为支持北京申办二千年奥运会，和记电业集团将继续赞助北京马拉松长跑，继续捐赠先锋牌大屏幕大电视墙之后，决定向北京奥申委再赠一辆意大利兰旗豪华轿车。衷心祝愿北京申办二千年奥运会成功！”

　　场内响起一阵热烈掌声。

　　炎黄公司总经理朱正中高兴地宣布：

　　“杰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购首辆法拉利汽车，因时间关系，未能如愿，但他们向奥申委捐赠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计划不变。意大利法拉利公司为表示对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支持，再为杰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一部法拉利跑车，并将以最快的速度交付使用。”

　　会场上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于百忙中赶来参加交车仪式的张百发副市长、万嗣全秘书长、意大利驻华使馆经济和商务一等参赞等贵宾，面对如此热烈的情景非常激动！万嗣全立即让人把他车上写有［Beijing20］字样的车牌摘下来，挂到法拉利车前。这一举动在掌握时机和分寸上恰到好处，为整个交车仪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法拉利公司远东经理帕拉托先生表示：

　　“中国日新月异的实力，已经成为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每个人谈论的话题。因此，法拉利公司绝不错过这个表现机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激发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来关注中国这个世界重要的一部分！”

　　据有关文章记述，李晓华对朋友们说：

　　“奔驰和法拉利都是他小时候最梦想的汽车，那时不敢想有一天会拥有这两部车，只能看看图片，或是看看街上的其他车辆解解馋。经过这些年的奋斗，自己有了能力，首先就是先国儿时的梦。”

　　李晓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十分认真的语气说道：

　　“以前，咱们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穷二白，让世人看不起。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就是贫穷。现在，中国已经开放了，物质生活正在得到改善。我买法拉利不止于满足儿时的梦想，也是要向世人展示，中国人也买得起法拉利名车。”

　　会后有人这样形容，这部价值十三万三千八百八十八美元的跑车归属李晓华，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更谱写了一曲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赞歌。就如同这部法拉利车每小时可达二百七十五公里的最高时速一样，一向骄傲的外国人在一夜之间就了解了中国的进步速度，了解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李晓华事业的成功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平谷县委书记张德江赴新加坡招商时，一位当地的中年男人在上下打量了张书记之后，拉着他的胳膊问：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你认识李晓华吗？您能介绍我认识他吗？”

　　他虔诚地说：

　　“我很敬佩他事业的成功，他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一位美国友人在寄给公司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写道：

　　“我以前不相信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当我从美国的CNN电视台看到以如此之大的篇幅介绍李晓华先生，看到他驾驶着富有地中海风情的火红的法拉利跑车的画面时，我非常激动，我才相信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事实。”

　　他感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把这称为“中国的李晓华现象”，他认为这在全世界都堪称是奇迹。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多数企业家都成为利润的追求者，认为金钱是推动人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动力。而李晓华则认为：

　　“竞争向困难挑战，对成功的渴望才是他最根本的动力。”

　　据有关文章记述，有个朋友问他；

　　“你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如何看钱，成为亿万富翁之后又如何看钱？”

　　李晓华说：

　　“我在一贫如洗时，我确实渴望得到钱，想过要努力拼搏，多多地赚钱。成为亿万富翁之后，我依然认为钱是好东西，在高速发展的商品社会中，没有钱许多事就做不成。如果说钱的作用，我认为它最应该带给人的是健康和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有钱也会失去真正的价值。对于快乐，每个人有不同的兴奋点，有人乐于花上几千、上万元摆一桌山珍海味，喝他个一醉方休，这种快乐与我无缘；有人可以为捧一个歌星不惜重金，而我的兴奋点在于看到因自己捐款建造学校使孩子们有明亮的教室念书。当孩子们把鲜艳的红领巾戴到我的脖子上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任何感觉都无法比拟的。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捐给那些最需要钱的人，这是我所理解的一种社会良知和责任。”

　　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消费他所挣的钱。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每天有十五小时以上都在紧张地工作，几乎达到痴狂的程度。多年来，李晓华正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永不消竭的创造力，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耕耘着。人们期待他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正是由他自己创造的。

　　　　　　　　　　 商人应以他创造的财富造福于社会

　　一九九四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晓华来到昌平县上苑乡桃峪口水库。春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庄稼的香甜味儿。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白杨树和水面上反射出的片片银光使他如入仙境。席间，水库自产的活鱼，就地采摘的山野菜，鲜玉米面儿蒸的小窝头，无不鲜美可口。这里毫无雕琢的大自然景象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不久，当他听说全国即将实行双休日的决定后，果断投资三百万美元，开发建设了桃峪口水上乐园。他相信这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是为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北京做一件大好事。公司有的董事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经提出过质疑，认为那里距市中心太远，客源会不会没有保证。但李晓华初衷未改。结果事实又一次验证了他的超前意识，桃峪口水上乐园一九九五年春开业以来，几乎天天爆满，游人不断。厌倦了城市喧嚣气氛的北京人，对乡间气息的轻松情有独钟，

　　也正如到北京慕名拜访李晓华的几个美国参议员所评价他的那样：

　　“李晓华的崛起，是中国腾飞的一个缩影。”

　　李晓华崛起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经济由起步转向腾飞的时代。而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之际，往往是投资者赢利的最佳时机。刚刚开放的国家，机会多，选择也多，只要有智慧，有胆识，能够抓住机会，成功就不会离你太远。“四小龙”起飞时就造就了一大批富豪。眼下，开放的中国每时每刻都在造就着百万富翁，每时每刻也会淘汰一个个失败者。李晓华认为，近年来，内地的投资环境相当大地改善了，经济法规不断完善，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各项事业生机勃勃。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造就的一批百万富翁，不仅在物质上有了雄厚的基础，并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分子和中坚力量。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情有独钟。立足于祖国的土地上投资发展，这将对整个社会起到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改革开放的中国，恰为诸如李晓华这样一批人的成功提供了天时、地利。

　　面对李晓华的传奇故事，许多人想更深地探寻他成功的内在根源。

　　他说；

　　“我相信勤奋和坚韧不拔。”

　　他还坦率地说：

　　“我能有今天，并无任何捷径可言，只有内心深处涌动的奋斗的欲望，不断推动着我向前，向前！我没有背景，我只有加倍努力，不断努力，此外我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的李晓华，于是选择了奋斗，走向了成功。如今，李晓华的事业已遍及世界，在香港、日本、欧美设有数家分公司，在北京、青岛、吉林等地有十几家企业。投资数亿元，经营食品加工、家用电器、机械制造、轻工产品、旅游娱乐、房地产等。

　　李晓华成功了，成功后的李晓华一直在思索着：科学家以科技成果服务于社会，艺术家以艺术作品描绘社会。商人呢？“商人应以他创造的财富造福于社会”，李晓华一语道出他的拳拳之心。

　　希望工程有张著名的宣传画：一个失学孩子黑湛湛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你……

　　李晓华站在宣传画前，面对孩子如此纯洁的目光，他很难过，无法无动手衷。

　　一九五一年，李晓华出生于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个在李家排行老三的漂亮男孩出世，不仅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喜气，反而更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不久，李晓华又添了个弟弟。这时，毕业于哈尔滨铁道学院的父亲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厂做工以换取多一些的钱来养活这四个儿子。母亲也出去做一些零工补贴家用。劳累一天的母亲回来后，为了使四个儿子开心，总是把他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民谣，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陪他们捉迷藏，猜谜语。这些童年的娱乐连同保尔·柯察金，至今使人过中年的李晓华记忆犹新。那会儿，李晓华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学习条件，能有书本，有好多铅笔啊。可是，当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的风暴袭来时，刚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李晓华却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每当想起这些，李晓华说：

　　“如今有了钱，但那时的苦日子我没忘，我想为教育实实在在做点事，尽自己所能解决一些穷孩子的读书问题。”

　　于是，在各类传媒中，李晓华的名字便经常与“教育文化”连在一起。

　　一九九一年九月，教师节前夕，李晓华特意从国外赶回北京，将一批教学器材赠送给北京市教育系统；

　　华东水灾，他损款一百万元；

　　九九二年八月，他为希望工程捐款二百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平谷山区建起一座现代化综合学校。为此，平谷县人民为他塑了一尊高七米、重十一吨的铜像，以表彰李晓华捐资助学的高尚情操；

　　一九九三年九月，他为北京崇文小学捐资一百万元，设立“李晓华优秀教师奖励资金”；

　　一九九四年三月，他向吉林省长春市捐款一百万元，用以扩建长春市体育场；

　　一九九四年六月，北京酷暑，李晓华向崇文小学捐赠一批空调机；

　　一九九四年九月，他又向母校北京二十二中学捐款二百万元用以设立奖学基金。

　　他还拿出三十六万元，担负河北省一千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经费；

　　一九九五年，又为黑龙江捐款二百万元……

　　累积至今，李晓华已先后向祖国教育、体育等公益事业捐助了近一千余万元人民币。为此，他获得了由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和平使者”的荣誉称号，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人。他不图回报的助教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据有关文章记述，对此，李晓华说：

　　“投资教育是我回报祖国的最佳方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千头万绪，教育为本。在这方面，我最佩服的是陈嘉庚先生，并立志做一个他那样的人。陈嘉庚先生几乎捐献了自己全部财产，致力于民族的教育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先生毅然回国兴教。他十分注重让贫穷的子弟上学，他常说：‘一个国家读书的人越多，教育就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生计日绌。’一九一七年，陈嘉庚在筹办厦门大学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这几句话虽写于半个世纪前，现在读来，满腔爱国热忱仍感人肺腑。一直以来，我把陈嘉庚作为我学习的楷模，去效仿他，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我立志向他学习，做一个他那样的人。”

　　在李晓华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字：“义”。这是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欣然为他而作的。李晓华说：

　　“做人要讲一个‘义’字，要重感情，知恩图报。”

　　李晓华也正是这样做的。

　　一九九五年仲夏的一天，李晓华在京投资的一座海鲜楼开业，各界宾朋早已陆续到齐，可主角李晓华却迟迟未到。这令所有的人感到奇怪。一个小时过去了，李晓华还是没有出现。原来，就在开幕式时间快到的当口，李晓华得知他几年前结识的恩师宋局长突发重病住院。他来不及跟众人打招呼立即驱车前往，并一直守候在急救室外，直到前辈转危为安。这个宋局长便是当年力劝李晓华赴日求学深造的原一商局副局长，也是李晓华成功之后念念不忘的第一个人。宋局长经历了高朋满座到门可罗雀，只有李晓华这位亿万富翁依然是他家的常客。李晓华每有一项重大决策都会征求宋局长的意见，并陪同局长到自己的企业视察，聆听教诲。他说：

　　“宋局长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以后、将来永远是我心中最崇高的老师。”

　　李晓华十分重视人情礼义。春节时，他到住家附近守卫使馆区的战士那里慰问赠礼，让公司职员取来数部“大哥大”，让当班的战士们与家人通话以慰思亲之情；炎夏时，他也会亲自将大批解暑物资给战士们送去。时鲜水果上市，他会出其不意派人一车车地送给朋友们……

　　有关文章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不知从哪冒出一个兴冲冲的小伙子，劈头就问：

　　“您是李先生吧，请给我签个名。”

　　嘴里还不停他叨念着赞美李先生的话。李晓华笑着对他说：

　　“我的签名没有什么价值，不如我们随便谈谈吧！”

　　小伙子执意坚持着自己的要求，脸上国激动而涨得通红。李晓华认真地在他的本上写了自已的名字，小伙子不无满足地说：

　　“您再给我写句话行吗？”

　　李晓华思索片刻提笔写道：

　　“好人好运。”

　　他边谢这位青年，边把本子递还过去。这时，青年人迅速地以一百八十度深深地给李晓华鞠了一躬，带着满心欢乐离去了。当那位青年走后，旁边的朋友问他：

　　“你为什么要谢他呢？”

　　李晓华缓缓地说：

　　“一个人应该充满爱心，懂得去爱别人，爱大自然，爱万物，爱一切值得爱的，你才会感到这个世界非常美好。”

　　　　　　　　　　　　对第二故乡慷慨解囊的壮举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四十四岁的李晓华——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在千百次的计划中，终于成行，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第二故乡北大荒，实现了他魂牵梦绕的心愿。

　　二十年过去了，李晓华要回来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往日寂静的村落顿时沸腾起来。“欢迎李晓华荣归故里！”“学习李晓华的创业精神！”“晓华你是普阳人的骄傲！”一幅幅大标语铺天盖地，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彩旗给村庄披上节日的盛装，孩子们的笑脸和鲜花交相辉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不绝于耳，迎接为普阳的建设洒过血汗的归来者。李晓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年的老战友、老领导、父老乡亲们，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竟绵延出二里地开外。人们簇拥着如梦方醒的李晓华，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晓华左手拉着老连长，右手拉着老车长，一一询问当年在一起的老战友们的情况。一位曾与他住上下铺的患有十几年精神病的战友许康健，竟一下子认出了李晓华。李晓华望着旧日战友落到如此地步，心在颤抖。他掏出随身带的所有的钱，塞给许康健，对在场领导表示愿负担他的全部医疗费。

　　站在当年住过的宿舍前，望着破旧但印满历史痕迹且记录着自己青春岁月的红砖房，李晓华静思良久。当年那纯而又纯的初恋就在这里萌发，如今虽然事过境迁，但那真挚、强烈的情感，曾经挥之不去的对爱情的憧憬和伤感又怎么能忘记呢！

　　如今，住过几十名知青的大屋早已人去房空了，而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印在了李晓华的大脑里。他轻轻地闭上双眼，仿佛又看到十几个战友为救那根本扑不灭的山火而葬身火海的情景。他默默地在心里为那些曾与自已同甘共苦的战友们祈祷。

　　这次北大荒之行，他慷慨捐资二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用于建一所晓华中学，另一百万元在农场垦区设立晓华教育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在垦区教育战线上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教师。在捐款仪式上，黑龙江省委书记岳歧峰、省长田凤山不仅高度评价了李晓华先生尊师重教的高尚道德情操，而且，对他致富后不忘北大荒的朴素感情赞赏有加。

　　短短几天的访问就要结束了，即将来临的离别使乡亲们沉浸在恋恋不舍之中。乡亲们把李晓华团团包围着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对着北大荒乡亲的深情厚爱，面对着洒满五十万知识青年血汗的土地，李晓华这位硬汉子热泪滚滚而下！

　　　　　　　　　　　　　 享受有限，事业无限

　　李晓华崇尚“做人要正直”的理念。多年来，无论是为他指明方向的师长，还是生意场上协作过的伙伴；无论是北大荒一路同行的战友，还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李晓华都是尽其所能去帮助他们。近年来，究竟有多少人受益于他的慷慨善举而对他鞠躬致谢，已无从细数。他始终认为：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有关文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九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北京一个普通的胡同里，一位一直以修车为业的老人正在家中看电视，这时门外响起了有礼貌的敲门声。这么晚了，是谁呢？老人不禁纳闷。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这人自称是代表一个名叫李晓华的人来的。老人叨咕着：

　　“李晓华？”

　　那个年轻人提示说：

　　“就是从前您帮助修过丰田轿车的李晓华。”

　　经年轻人这一提示，老人终于记起十来年前，他的确为一个姓李的人修过一辆汽车，因为那个年代，拥有私人汽车的还寥寥无几。

　　“这是李先生让我转送给您的。”年轻人边说边把一叠厚厚的大额人民币塞到老人手里，上面还有一张印制精美的名片：

　　“香港华达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晓华”

　　老人看后，脸上现出感激的目光，年轻人接着说：

　　“我按照李先生的记忆，费尽周折才找到您家。李董事长在香港，不能亲自来看望您，但时常同我们提起您，挂念着您的身体……他说：‘谢师傅修的是我平生所拥有的第一部车，除了报答以外，他精湛的技艺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以经商为职业的人，李晓华的头脑聪明、敏锐、果断，而他的灵魂却不是商人的灵魂。他善交朋友，乐于助人。一九八六年，李晓华任“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经销代理商时，也缔造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当时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已穷困潦倒，是李晓华用“101”解救了他们并使他们走上了发达之路。为此，许多人想方设法认识他、接近他。一次李晓华在某饭店就餐，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走过来与他攀谈，话题是汽车。李晓华见是一位汽车爱好者，便热情地与之交谈起来。谈到投机之处，那人提出能否请他帮助批些“101”，李晓华欣然应允，大笔一挥，所批数目远远超出那人所希望的，令那人深深感动。他就是这样古道侠肠，乐于助人为乐。有的朋友对李晓华的做法不理解，便问他：

　　“你为什么要将‘几个百万富翁’的钱来资助中国的教育、体育等公益事业？”

　　晓华不假思索地说：

　　“我是中国人哪！”

　　大亨之不同于“大款”，在于他没有外在骄横，却具有内在的威严，没有暴富后的招摇，却有实力雄厚带来的自信，没有生活上的奢华腐化，却肯为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一掷千金。

　　有关文章曾记述，李晓华说：

　　“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国上下一门心思搞建设。虽然历史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大势已定，想有大的反复也难。尤其是中国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并在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而努力，就必须更多地按国际惯例办事，按规矩‘出牌’。这对经商者来说，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改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富裕起来，我始能有今天。当我成了亿万富豪，我就开始思索：腰缠万贯，人每天只吃三顿饭；广厦千幢，人一夜只占一张床；享受有限，事业无涯。随着事业的发达，应当让祖国和同胞从中受益，让人们共同富裕起来，这也是我们做为中国人的一份责任！”

　　李晓华就是这样一个富而又仁的人。

　　　　　　　　　　　　　　　　　　　　　　　　　　　　　 （丽君） 史玉柱和巨人高科技集回公司 --------------------------------------------------------------------------------

　　史玉柱，一九六二年生，安徽怀远人。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研究生。现任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

　　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一九八六年下海，在深圳研制M6401桌面中文电脑软件，获得成功。销售突破一百万元。

　　一九九０年再次到深圳大学进行M6402的研制。一百五十个日夜过去后，当他带着成功的喜悦回到家中时，妻子已不辞而别，与他离婚了。

　　一九九一年，成立了巨人新技术公司，并开发研究标志着中国桌面印刷系统最高水准的M6403汉卡。

　　一九九一年巨人公司迁往珠海，成立巨人高科技集团，注册资金一点一九亿元。

　　一九九三年开始，巨人集团在电脑、生物工程、金融等行业大举进军，并着手建立七十层高的巨人大厦。个人财富估计十亿左右。

　　　　　　　　　　　　　小县城里飞出的金凤凰

　　史玉柱的童年是在安徽省怀远县城度过的。

　　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出的小小县城，在史玉柱的记忆深处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天为什么是蓝的呢？云为什么是白的或黑的？地球不是圆的吗？怎么淮北大平原是那样平坦？”

　　好奇是痴迷的第一步，痴迷是灵感萌发的积累过程。

　　史玉柱最早痴迷的是小人书，他是通过小人书来认识世界的。他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逃学，可以考试不及格，但不可以不看闪烁着童心光芒的小人书。一遍遍地看，一本本地看，一摞摞地看。看来看去，把该做的作业忘了，把该背的课文弄丢了。到了小学四年级，他竟成了留级生。

　　史玉柱对留级不留级倒无所谓，忧心的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气之下，史玉柱一箱子令他梦绕魂牵的小人书在妈妈的手下化为灰烬。

　　小人书被烧了，史玉柱那对倔强的小眼睛，望着一堆灰烬，慢慢合拢到一起，从眼眸中流出的两滴晶莹的泪珠，紧紧粘在那聚集在一起的毛茸茸的睫毛下，在惨淡的月光辉映下，闪烁着水晶石般的光！

　　他看《三国演义》入了迷，后来他才知道《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镇逍遥津”故事所说的逍遥津古战场，就是在自己家乡不远的合肥。他感到非常骄傲。他感到更为惊奇的是，合肥不仅是遥逍津古战场，而且还是东吴名将周瑜和宋朝著名清官包拯的故乡。

　　当他知道在他心目中崇拜已久的清官包拯的故乡就在合肥时，心动了几动。他真想一步迈到合肥，亲眼看看这位为民除害、流芳千古的包拯的故乡。

　　从此，他便朝思暮想，琢磨着怎样才能使父亲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史玉柱从小就非常执着，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原来他父亲要去合肥出差，在史玉柱一再恳求下，父亲才勉强同意带他去了。

　　那天，天还没亮，浓雾正在弥漫，史玉柱就起来和父亲上路了。这时，城市又黑暗又静寂，只有穿插在市区里的几条林荫路上，不时落着凝聚在树枝上的露水，滴滴答答，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

　　一路上，史玉柱睁着大眼睛，他的心和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天真烂漫。他看到一排排树本从自己眼前掠过，觉得高兴；黯淡的光亮也使他舒服；他又仔细地看着车厢里的每一样东西，行李架、茶几、卖食品的小车，感到无尽的兴趣，再不想什么更强烈的刺激了。那车窗的窗帘和火车经过的所有村庄也使他觉得新奇有趣。

　　他终于来到位于安徽省中央，一座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他终于看到了《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镇逍遥津”的故事所说的古战场及包拯故居——逍遥公园。

　　逍遥公园在合肥市东北角，整个公园里，逍遥津是最精华的一部分。

　　逍遥津古为淝水上的津渡。相传东汉末，孙权被曹操的大将张辽击败于此。经过《三国演义》和京剧《逍遥津》的渲染，逍遥津在史玉柱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像。

　　现在的逍遥津是一片波平如镜的湖泊，林木葱郁，景色迷人。

　　第二天下午，史玉柱和他父亲两人坐了一条小船，在孤山脚下慢慢划去。

　　孤山上郁郁苍苍，山坡上绿茵似锦，盛开着斗艳争奇的五颜六色的鲜花，如同一大片翡翠上镶着各色各样的奇宝玉石。

　　史玉柱坐在船尾望着孤山。他父亲一边划，一边掌舵。船慢悠悠地在碧澄澄的湖水上轻轻飘过。静静的湖面上布满了青翠欲滴的荷叶，像是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翡翠伞似的，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只是当中留了一道狭长的水道，恰巧够一条船划过。

　　史玉柱看呆了，觉得自己进了仙境一样。他想起《西游记》中描写的情景，自己仿佛成了孙猴子，闯进了天宫。在一片碧绿当中，仿佛有人撒了无数支朱红的大字笔，饱满的笔锋冲着明朗的晴空；偶尔看到一二棵盛开的水红色的荷花，又像是一个少女含羞似地露出红艳艳的面孔，笑脸迎人。

　　史玉柱被荷花吸引住了。他伸手抓一把荷叶，用手在湖里掬水，向荷叶上一撤，像是无数大大小小的珍珠落在碧绿的玉盘上似的，一粒粒珍珠又迅速地滚到荷叶当中，变成一粒滚圆的大珍珠。

　　父亲还带他去了包河公园，在合肥市门外，父亲说：

　　“这就是包公幼年时的读书处。”

　　史玉柱跑过去，仔仔细细地看着，他似乎觉得什么都新鲜。父亲继续说着：

　　“那边还有包公祠。因合肥是包拯的故里，所以当地人们为了纪念他，建了祭祖包拯的专祠叫包公祠。它建在‘包河’中央的香花墩上面。为人一世，要做好事，以后会流芳百世，倘若做坏事，就像秦桧似的留下骂名千载。”

　　父亲的话句句记在小史玉柱的心上。

　　他跑进包公词，只见堂正中有包拯塑像，粉面修髯，红袍玉带，真威风啊！史玉柱站在包公塑像前久久仁立着，忽然问道：

　　“爸爸，这个包拯怎么和书中描写的包拯不一样呢？”

　　父亲抬头仔细看着说：

　　“那些只是民间传说。真正塑像就要根据史料的有关说明去做，不可能按人们的意想去做。”

　　史玉柱望着，见词三面环廊，四面临水，风景优美。他真不愿离去，父亲见状，便说：

　　“还有好去处呢！我领你去‘曹操点将台’。”

　　史玉柱瞪大眼睛问：

　　“真的有曹操点将台吗？”

　　“怎能有假，爸爸骗过你吗？”

　　他们来到教弩台，只见它那类似谯楼式的围有红色墙垣的高坛，高有七米多，建筑很突出，父亲说：

　　“当地人们通常称它为‘曹操点将台’，实际上是三国时（公元二二二年）魏将张辽所筑教弩台，也就是张辽与他的部下教习强弩的地方。”

　　史玉柱突然发现东面有座小桥，便喊起来：

　　“爸爸，你看，那边还有小桥呢！”

　　父亲笑笑说：

　　“相传，那是当时孙权兵败脱险的地方，因此得名‘飞骑桥’。”

　　他们又走到一座寺前，史玉柱先跑进去，看到罗汉的全身金光闪闪。父亲站在史玉柱身后，感叹地说：

　　“真不错！保持完好。”

　　史玉柱问道：

　　“爸爸，这也是三国时期修建的吗？”

　　“据说台西有听松亭，是庐阳胜景之一。唐大历年间，在教弩台址上建造了一座寺庙，名叫‘明教禅寺’，后来被毁掉了。这是太平天国时，李秀成的部将袁宏漠重修的。”

　　这次合肥一行，给史玉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小人书中的故事似乎变成了现实。他更加崇拜那些英雄了。从此，书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便成了他的偶像。

　　史玉柱说：

　　“人生就是‘魔方’，是色彩斑斓还是黯淡无光，全靠自己的一双手。”

　　史玉柱玩过魔方，玩得很投入，如痴如醉。史玉柱到现在还不明白当时怎样躲过老师逼人的目光，回想起那个几乎被老师遗忘的教室角落，史玉柱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幸福的童年总是相似的，很多人在童年时看过《十万个为什么》。不过，看过之后，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还是为什么？

　　史玉柱对这本神奇的书有一个特别的读法，他要亲自去探寻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读小学五年级时，他在自己的家门口树起一根高高的木头十字架，架子上缠满蜘蛛网状的金属线，再接通一根地线，浇上盐水，然后用一些废旧的收音机零件，因陋就简地组装了一个收音机，音量很大，使他不敢相信。初次的成功“膨胀”了史玉柱的“野心”。

　　他要制造炸药！造那种把诺贝尔炸得遍体鳞伤的炸药！他按照书上说的“一硝二磺三木炭”的方法，认真得像严谨的科学家在做一项极其精密的实验。几经配制，终于成功了。一声爆炸“炸”开了他满脸的喜悦，也“炸”怒了父母的心。那时他十多岁。史玉柱大胆的疯劲没有因父母的恼怒而收敛，连炸药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史玉柱的胆子更大了，巨人集团的员工说巨人有个“史大胆”。

　　史玉柱的胆子是在小人书里大起来的。他经常看到书中描写的江湖英雄们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总结出一条规律：只要有胆子，敢干，就有成功的可能。

　　进入初中后，史玉柱改“邪”归正了，在学习上发起“疯”来。这一“疯”可就令人惊奇了，就“疯”成了“黑马”，各科成绩直线上升。一九八０年七月，史玉柱不负父母厚望，以怀远县最优异的成绩之一考入了浙江大学数学系。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不能像诗人那样烂漫。史玉柱的每个决策都是大胆的、超前的。可巨人的每个员工都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原因是史玉柱是学数学的。没有经过反复的推算与论证，他是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疯”有“疯”的依据。

　　在大学期间，史玉柱对新鲜事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且涉猎的范围广泛。打网球、玩桥牌、弹吉它、踢足球，在同年级中史玉柱是第一个尝试。

　　他还是系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打前卫位置。这个位置很适合他的性格，既可冲锋陷阵地进攻，又能在中场横抢竖截，还能够紧缩后场，筑起坚固的防守城墙。

　　有一次，左锋人没来，他便自报奋勇。在这场比赛中，史玉柱踢得十分活跃。下半场开始以后二十多分钟，有人带球从右后边切入，一记长传，向左面飞吊。史玉柱举步疾驰，迎上前去接球。这时，对方的门前防守森严，层层设卡，看来并无突破的希望。球落在离门前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对方的后卫奋不顾身，扑上来堵截。史玉柱背对球门，把球向后一挑，飞过对方头顶。对方的右中卫连忙补空，拦住史玉柱的去路，只见他又是一挑，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对方的左中卫相继争抢，来势汹汹。史玉柱妙脚生花，一挑一闪把第三员卫将也甩在身后。在球即将落地的一刹那，史玉柱举脚劲射，那球像闪电般破门而入。这三挑三闪一射的动作，如七巧连环，波浪迭起，令场内外的观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史玉柱是足球场上的猛将，而这种足球意识贯穿在史玉柱成就事业的每个阶段。他深深地理解足球的精髓，人生就是一场赛。

　　大学期间，最使史玉柱难忘的是那一罐正宗的湖南朝天辣椒。有一天，史玉柱忽发奇想说：

　　“上海人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佼佼者，高于全国各地的人。我就是不服气，今天咱们就论个长短。”

　　旁边的同学问道：

　　“怎么个论法？”

　　史玉柱毫不犹豫地说：

　　“‘打赌’吃辣椒！”

　　辣椒是由一个湖南讶仔带来的。俗话说，四川不怕辣，贵州怕不辣，湖南辣不怕。可见湖南辣椒辣得可以。上海同学哪肯让步，说：

　　“‘打赌’可以。但有个条件。在吃辣椒期间，不准吃其他的任何东西。”

　　史玉柱抢着说：

　　“你一勺我一勺，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上海同学一拍桌子说：

　　“好！一言为定。”

　　于是，根据“君子协定”，史玉柱撮起一勺咽下去，顿觉五内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经过七八个回合的较量，史玉柱兴奋地抖动着双拳，他以两勺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这不是在比吃辣椒，而是在比意志、比毅力、比韧性。日后一谈起这件事，史玉柱就说：

　　“只要你豁出去了，那就是不怕辣椒，而是辣椒怕你。于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树立必胜的信念非常重要。”

　　　　　　　　　　　　　“下海失败，就跳海”

　　一九八四年，史玉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负责各种数据的分析处理。

　　在实际工作中，史玉柱看到有很多数据的分析处理方法太传统，太复杂，工作效率太低下。史玉柱决定根据具体情况编写软件，提高统计局的办公自动化水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攻关，收到很明显的效果。接着，史玉柱研究开发出一个统计系统软件，并于一九八六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向全国推广使用。

　　当时的史玉柱只有二十四岁。

　　出类拔萃的工作成绩引起了安徽省政府有关领导的关注，上级决定将他作为第三梯队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进修研究生，一毕业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在“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时，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他的辉煌前景进行美好的想像。可对于史玉柱来说，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并不重要，他珍惜的是这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

　　读完研究生后，史玉柱作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他要求辞职！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和妻子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中，不是发“疯”又究竟是什么？

　　史玉柱清醒得像一个正在沉思的哲人。他心中有个梦想，梦想中有个太阳，太阳是从海里升起的，他要“下海”，他深信海是博大宽广的，海里有属于他的蔚蓝！

　　前面是大海，后面是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跳下去吗？可命运之神总是亦真亦幻，总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总是难以取舍时让你取舍。

　　面对即将来临的辉煌，史玉柱毅然转过身去，让人们在背影里去评说酸甜苦辣。临行前，他慷慨激昂地对朋友宋京京说：

　　“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一种荆轲式的悲壮使史玉柱的血燃到沸点。

　　　　　　　　　　　　从高科技领域的空白处下手

　　傍晚，霞光依依，日头偏到西方去了。

　　西方的天空，渲染了一片红霞。

　　史玉柱在深圳河畔踽踽独行。他对疯歌狂舞灯红酒绿的豪华夜景无动于衷。他仿佛已进入了一种禅境。一个大胆的设想千缠百绕着他的心：

　　开发中国计算机文字处理市场。

　　浅浅的深圳河畔留下了史玉柱深深的思考。

　　由于国际市场上中英文处理机的价格竟大大高于计算机的价格，这使所有的计算机用户如鲠在喉，甚至有因噎废食的趋势。计算机用户们翘首企盼着一种功能齐全、操作方便、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中文文字处理系统问世。

　　在人类文明跨世纪的发展中，电脑能表现出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力。电脑的魅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电脑世界。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人成为电脑世界的主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然而，当中国人步入西方文明孕育的电脑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重重障碍。

　　首先，由于中文文字与西文字符存在重要区别，基于西方发展起来的电脑（尤其是软件）与中文处理的兼容上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其次，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要求有相应的特殊技术处理，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国外软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最后，虽然电脑技术已经高度发展并且相当普及，但是，通用的电脑软件产品与用户解决具体问题的需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突出。

　　这些问题阻碍电脑在中国的普及，也制约着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为跨越电脑在中国普及的障碍，推动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必须实现飞跃性的新突破，迎接标志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中文平台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必须为解决中文信息处理问题提供完备的方案，为用户构造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方案提供必要的中文支持。

　　中西文电脑软件的兼容，是一个长期困扰中文电脑用户和中文软件开发者的问题。由于不能处理中文，丰富的国外软件资源不能为中文电脑用户所用；先进的西文软件等到“汉化”之后，往往又成了落伍产品；中文软件的开发者要为中文处理付出大量重复性劳动，开发过程也会因此大大延缓。如此下去，中国的电脑应用水平将永远落后于世界。

　　缺乏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软件产品和技术，是阻碍电脑在中国普及的另一障碍。软件是一种特殊的高科技产品，其特殊性在于软件包含大量的文化因素。软件的开发和利用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外众多优秀软件虽然体现着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可是毕竟源于西方文化，即使能够处理中文，也没有考虑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特点，经常使中国用户感到不方便和不自然。

　　要研究出一种能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融文化特色于软件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软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这种软件能够包含丰富的文化特色。例如，鉴于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在字形和结构上有极大的区别，必须针对汉字的特点开发一种能够实现对汉字显示、输出时小字清晰、大字平滑的完美效果的软件，并且避免其他技术为了较好的效果而占用大量硬件资源的缺陷。针对汉字作为图形文字的特点，这种软件应该提供艺术汉字程序，能够方便地对汉字进行各种艺术变形。又如，中国的表格绘制有许多特色，像表格中的斜线等是国外软件所没有的功能。这种软件既要适合国内绘制各种复杂表格的需求，又要易于操作，典型地体现领先技术和文化特色的融合。再如，汉字字数很多，要造出自己所需要的字形优美的曲线汉字。

　　与文化特色的融合，不仅体现这种软件领先的技术水平，而且解决用户面临的迫切问题，也增进用户对电脑的亲切感。植根于文化沃土，融合文化特色，将是这种软件不断发展的主要方向。从经历五千年发展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中，这种软件将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并与领先技术融合而成为更加优秀的中文软件产品，给用户带来更多的方便和益处。

　　当今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和普及，为人们运用电脑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一个新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在电脑发展的初期，只是一些专门人员用电脑解决一些专业问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电脑技术不够发达。而今，电脑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解决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对知识背景和对电脑的了解程度各不相同的人们，面对人们所要解决的各种不同问题，现有的电脑产品，尤其是软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而用户使用电脑形成问题的方案的需求也达到一个高峰，这两座高峰之间形成了一道新的鸿沟。对用户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技术的先进性，而是技术为用户解决问题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技术如何适应用户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成为电脑发展的普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中国，由于用户普遍缺乏对电脑的了解，而一下子又面对着已经高度发达的电脑技术产品，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国内许多用户面对功能强大的国外新软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软件的许多功能用不上或者不会用，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功能又没有或者不方便。

　　技术产品与用户所需方案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国普及电脑、提高应用水平所必须跨越的障碍。面向用户的方案提供支持，是软件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史玉柱瞅准了这一高科技的空白，犹如发现了一个闪耀着神奇魅力的星系。

　　史玉柱的这一发现好像是一种偶然，其实是他日积月累思考的必然结果，机遇只属于那些勤于捕捉机遇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就是一种选择。特别是你正处在十字路口时，瞬间的选择将决定你日后的道路是黯淡还是辉煌，是崇高壮烈还是卑微琐劣。

　　史玉柱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摆在史玉柱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目标确定了，就看你怎么干，大干大成，小干小成，不干自然一事无成，史玉柱是大干，没日没夜地干，没天没地地干。

　　　　　　　　　　　　　　四千元能干什么？

　　创业是艰苦的，而史玉柱的创业则显得更艰苦。一没资金，二没靠山。史玉柱登上麦道80飞机飞往深圳，全部的“家当”就是东挪西借的四千元。四千元在深圳能干什么？不够“大款”一顿的茶资，不够一套一百平方米的中低档房子一月的租金。唯一让史玉柱充满信心的是他在深圳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为之呕心沥血的M6041桌面文字处理系统，这是史玉柱握在手中的“核”，将产生足以让中国的计算机界震撼的强大冲击波。

　　史玉柱来到深圳大学，租不起房子，就挤到学生宿舍，两个长长的人瓜分一张短短窄窄的床。现在回想起那滋味，史玉柱总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知笑什么。

　　搞科研没有仪器设备，无异于骑兵没有马。史玉柱采取能“混”则“混”的策略，“混”在学生群里，在学生实验室里“偷偷摸摸”地编写程序。可时间长了，自然会“原形毕露”，史玉柱被实验室的管理员“揪”了出来。他不得不“暗渡陈仓”，通过熟人“引渡”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才上班，有时要等别人玩完电脑游戏，他才能用一种久违的亲切去触摸别人的计算机。

　　那一段时间，史玉柱的黎明是从黄昏开始的。一盏四十瓦的灯，是照耀他的太阳。史玉柱是孤独的，有谁在深圳用与一台计算机相对而坐的方式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史玉柱是充实的，计算机屏幕是他的天空，天空里有他无数闪烁的星星。

　　经过反反复复的可行性论证，史玉柱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M6401桌面文字处理系统已是孕足而娩了。于是，史玉柱和当时只十九岁的蔡玮一起用手中仅有的四千元钱承包了天津大学深圳科技工贸公司电脑部。他要以这个电脑部为大本营，向中国计算机市场发起攻击。

　　在当今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M6401是“美女”，可是藏在深闺谁能识。要“嫁”出去，要让人们一睹它的“芳容”，总得有件“嫁妆”。史玉柱急需一台属于自己的计算机，让M6401在计算机上尽展其倾国倾城的容貌，而史玉柱承包的这个电脑部只徒有其名，连个电脑的影子都没见着。

　　当时一台电脑最低价为八千五百元，可此时的史玉柱已是囊空如洗。他在一家电脑商店欲哭无泪地徘徊了好几天，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望着计算机。他多么希望那计算机能够是自己的。他不知是梦，还是现实。他感到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他发出一声叹息，一只手抓着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像不单是左胸，他感到胸口堵得慌。他恨不得找人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哪怕打得头破血流也行。他不能这么等下去，他要发“疯”了！

　　他要竭尽全力一“赌”！用加价一千元换得推迟半个月付款的条件一咬牙买了一台电脑。买不到一个，就买半个版，半个版也买不起，就只有来一个“君子协定”，在《计算机世界》上先打广告后付款。这两项加起来需要一万七千五百五十元，这对于当时的史玉柱来说，无疑是一个足以让他两手攥出汗来的数字。像当年配制炸药一样，史玉柱大干了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

　　西方非常忌讳十三这个数字，史玉柱一提起十三，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十三是史玉柱的劫数还是吉数？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史玉柱在《计算机世界》上用半个版面打出广告：M6401，历史性的突破！然后便陷入“黎明前的黑暗”中，等待总是漫长的，难熬的，哪怕只有一分钟，更何况是踩在一根颤颤悠悠的纲丝绳上等待？！简直是“赌博”！可是不“赌”，不破釜沉舟，对当时的史玉柱来说，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十三天，漫长的得像十三个世纪。只有史玉柱知道，这十三天的心是怎样一个跳法，血是怎样一个流法。

　　在打出广告的第十三天，史玉柱收到好几笔购买M6401的钱款，这不是汇款单，而是一张张黎明的通知书，向全世界发布：史玉柱已看到曙光！史玉柱和他的伙伴们来不及欢呼雀跃，就抱成一团。

　　没有体验过痛苦就尝不到喜悦的滋味，吹尽狂沙始到金，一张张订单纷纷飞来。到了九月中旬，销售额超过十万元，史玉柱又将十万元全部投入广告宣传。四个月后，销售额突破一百万元，投入产出的边际系数为四。

　　　　　　　　　　　　　 “集中营式”的生活

　　高科技带来高效益，高效益使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愈来愈短。人人都追求高效益，人人都在为高效益进行竭尽全力的竞争。史玉柱对此洞若观火，而要成为一个大企业家，这种清醒意识比什么都重要。

　　史玉柱要重新封闭自己的外在空间，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与一个未知王国进行艰苦的对话。

　　南国春早。

　　一九九０年一月，史玉柱和他的另一个伙伴背着热水器，再次来到深圳大学。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过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不管外面的世界是精采还是无奈，他们只和计算机同在。一个星期下一次楼，下楼不是转悠，而是就近买一箱方便面。没有新闻联播，没有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没有星期天，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只能等来年再过。整个深圳对他们而言，只存在两台计算机。胡子长了就让它长，头发乱了任它乱，自己拘留自己，自己把自己当囚徒。最“可怜”的是史王柱身上的衬衫。史玉柱进驻这间房子时共带了四件衬衫，第一件穿“黑”了，就穿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都穿“黑”了，又从四件“黑”衣服中挑选出相对“白”一点的再穿，周而复始。四件衬衫被史玉柱翻来覆去地折腾了近五个月，可怜的衬衫们！

　　一百五十个天昏地暗，一百五十个日日夜夜，二十箱方便面支撑着史王柱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超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精疲力尽时，他们凭点数取胜。

　　方便面对史玉柱重要得就像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草根和树皮。现在，史玉柱还有吃方便面的习惯，这既是一种卧薪尝胆式的激动，更是一种居安思危式的警示。

　　记住了方便面就记住了史玉柱，巨人的发展史上将永远写上这一笔。

　　　　　　　　　　　　从烦恼中走向市场的大舞台

　　正像史玉柱有很多举措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一样，瞬息变化着的生活也有些事是史玉柱始料未及的。当他带着比M6041的功能更完备、质量更可靠的M4062研制成功的喜悦，带着满腹的知心话推开他在深圳宝安大厦临时住所的大门时，一片狼藉让他心凉如水，简易的家具不翼而飞，妻子不辞而别。

　　史玉柱低着头在地上走了几步，便坐在床上呆住了。两眼向空中睁得大大的，心中完全绝望了。他把昏热的头埋在冰冷的大手里。

　　……这是可能的吗？难道她看不起我吗？她为什么逃避我呢？……不和我要好呢？

　　他再也想不出更多的疑问了。他的率直的感情，使他对自己的妻子不能理解。他的一种焦躁的渴望，昼夜在他血液里燃烧。当他每一听见有人提起那个魅人的名字，他那双宽大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抖动，一股强烈的悸痛便扩张到全身。

　　次日，史玉柱登上火车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去了一遭，特意要让自己痛苦。……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儿离人的痕迹，哪知这种痕迹只嫌太多。每处的草坪上都有她的影子在飘浮。每一条路的每一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她出现，虽然明知不可能。但硬要相信可能，他也竭力去找那些爱情的遗迹：曲折迷离的小路，挂着紫藤的花坛，小林子里的木凳。他还老对自己说着：

　　“四天以前……两天以前……昨天，就不过是昨天，她还在这儿……今天早上还在这儿。”

　　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地想个不停，直到快闹过气了才丢开。他除了哀伤之外，还有对自己的愤恨，因为他虚度良辰，没有加以利用。多少钟点，多少光阴，他有多么大的福分看到她，把她当作空气，当作养料，而他竟不知体味那福分！他听任时间飞逝，没有把它一分钟一分钟地细细咀嚼……现在……现在可太晚了……没法挽救了！没法挽救了！

　　这下，急坏了书生气十足的史玉柱。他东奔西跑，走街串巷，向每片树叶打听妻子的消息，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好像在漫无涯际的沙漠中进行一场失去方向的跋涉。他累倒了，迷幻中感到眼前的高楼都是压向他的一座座大山，每盏灯都是滴血的眼睛。

　　一张法院的传票告诉史玉柱，一个曾其乐融融、温馨甜蜜的家就这样没有回旋余地地不存在了

　　史玉柱觉得疲劳，四肢接近了软化，也有些酸痛。他打了一个呵欠。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阳光照得熬人，但他的背上，忽然如同浇上一桶冷水……他发起冷来，他忍受不住从内心发出来的颤抖，全身的筋骨都在抽动，牙齿和牙齿，忍不住发出相互撞击的声音；而从脊骨的骨髓缝中，似乎又不住地浇下了一盆盆的冷水。他用两手绞紧胸围，尽力将牙齿拼命地咬住，但还是忍受不了。他挣扎起来，从床边拖出一条毛巾被，自己往身上盖，但还是没有效果。他想，他应该取出厚棉被来，但他却失去了这种勇气。他不住地抖着，牙齿嘎嘎作响，使整个床板都受了他的传染，止不住那嗄嗄的颤抖……

　　大病了一场的史玉柱，终于挺过去了，只是觉得腹内空空而食不甘味，每天只知道拼命喝水。并且越喝越感到渴，越喝越感困乏。身体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和感情的致命打击已使史玉柱永远失去了当年在足球场上连冲带突的风采。对于这其中的得失，史玉柱到现在还无法言说。一年之后，他问过一个很有名气的记者：

　　“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

　　记者没有正面回答他，谁又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宝剑锋从磨砺出。要忍受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似乎是每个成功者的宿命。一切已无法挽回，沉重的创伤只能留给岁月的风尘慢慢去愈合。史玉柱能做的，只能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抬起头，坚定地向前走。

　　和史玉柱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干脆利落，直言爽语。随着产品推出，史玉柱承包的电脑部日见起色，人员也增加到八个。史玉柱主张高积累，以图更大的发展。因此，在经费上非常节约，无论是谁，每人每月只拿三百元的基本工资，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就行了。

　　史玉柱在深圳大学读研究生时，深入研究过西方经济理论。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史玉柱心中已是一片开朗。他觉得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划分标准，在理论上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资本主义有血腥的一面，但同时又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市场经济理论像其他所有优秀文化遗产一样，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全方位走向市场，在大舞台上摔打，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计划只是宏观控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计划作为一种指令性的行政范畴。市场法则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小“打”小“敲”自然“朝”不保“夕”。要高积累，要强壮身体，方可迎八面来风。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大投入肯定不会有大产出。

　　史玉柱这种富有远见卓识的做法，引起个别人的误解，以为史玉柱已经买好出国护照，准备卷走巨款到国外去逍遥。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话在新来的员工中传扬，搞得人心不稳。当时，史玉柱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新产品开发，他听说这件事后，鼻子都气歪了。不容分说，抱起仅有的一台高档电脑AST286使劲地往地上摔去。

　　这台电脑是他们花费二万元买回的最好电脑。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史玉柱有这么大的脾气。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碰上这事都有可能冲动。当中国足球队接二连三地败走麦城，不是有人把电视都砸碎了吗？我们都能理解和原谅史玉柱的冲动。

　　这两件事使史玉柱经受了“骇浪狂涛”的冲击，也使史玉柱成熟起来，大大提高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史玉柱说：

　　“到现在，即使天榻下来，我也不会再去砸电脑。”

　　　　　　　　　　　　　 东方“巨人”的宏图

　　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是生长的季节，连石头在春天也会变绿。一九九一年春，史玉柱向中国计算机界、向世界发布了自己的消息，一匹“黑马”掀起了狂飙，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史玉柱说：

　　“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不做东亚病夫，要做东方巨人！”

　　史玉柱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表达了一个立志报国的中国青年科技知识分子的心声。

　　从此，史玉柱的名字和“巨人”两个字血肉般地连接在一起，一同走进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光辉史册。

　　巨人像块巨大的磁铁，很快吸引了各类科技精英。被史玉柱留在“军营”中的将士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公司从几个人发展到五十多人，从五十多人发展到二百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二十六岁。

　　史玉柱佩服老者的经验和见识，更欣赏和器重年轻人的精力和激情，胆魄和勇气。巨人是很讲究“含金量”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史玉柱相信，一个智慧的群体一旦有了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施展十八般武器的理想场所，真可谓是“可下五洋捉鳖，可上九天揽月”了。

　　中原逐鹿，群雄蜂起。春天也有寒流。M6402系列产品很快受到香港金山电脑公司的金山汉卡的猛烈冲击，大有当今汉卡市场非金山莫属之势。史玉柱运筹帷幄，当机立断，成立自己亲自挂帅的“专家课题组”，再度进驻深圳大学，进行全封闭开发。重演了开发M4602时的一幕。这一去就是半年，半年的日月星辰，半年的朝霞暮蔼，都被他们关在窗外。他们心中自有一个神奇而充实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种代表当时我国桌面印刷系统最高水准并标志着我国办公自动化已赶上国际潮流的M6403汉卡由巨人公司开发成功。它保留了M6402的所有长处，吸收了同类产品图形功能完备、排版命令形像化等诸多优点，同时又根据今后国内文字处理市场发展的趋势，在排版效果、速度、图文混排等方面有重大的技术性发展。

　　M6403的2.0和3.0版，新增几十种独特功能，进一步稳定了市场，销量逐日递增。

　　一九九二年七月，巨人公司实行战略转移，由深圳迁往珠海，珠海技术公司迅速升格为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注册资金一点一九亿元，下设八个分公司，是仅次于四通的全国第二大民办高科技企业。史玉柱在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时说：

　　“特区是干事业的地方，珠海能干大事业。”

　　从珠海市科技兴市的战略方针和梁广大市长掀起的科技重奖旋风，史玉柱由衷地钦佩梁市长的胆识和魄力。同时，史玉柱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到了正在兴建的和即将兴建的大型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至香港和深圳的跨海大桥、年吞吐超亿吨的特大港口和投资百亿的大型电厂等大型项目为珠海市展现的广阔前景。

　　事实证明，史玉柱的决策是正确的。巨人在珠海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九九二年，M6403桌面印刷系统的销量达二万八千套，创利润三千五百万元，为巨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波汹浪涌，千帆竞发。巨人从创立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其发展速度是传统的思维模式难以想像的。巨人创造了中国高科技的奇迹。巨人使夸父逐日的神话一天天变成现实。

　　“史玉柱效应”和“巨人形像”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钅容基、副委员长田纪云、国务委员前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前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人事部部长宋德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巨人公司视察，对巨人寄予了新的厚望。

　　李鹏总理为巨人题词：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希望。并叮嘱史玉柱，等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给他打个电报。朱钅容基副总理听完史玉柱的情况汇报后，高兴地称赞史玉柱是精英，巨人的员工都是精英。

　　一九九三年，巨人集团集中推出M6405汉卡、中文笔记本电脑、手写电脑等五个拳头产品，筹资八亿元资金兴建高达七十层的巨人智能大厦，年产值十五亿元的巨人多媒体家用电脑生产基地已在筹建。到一九九四年底，巨人超过四通，成为中国最大民办高科技企业。到二０００年，巨人的资产将达到一百亿元。

　　　　　　　　　　　　 树起一座全国最高的大厦

　　午后的阳光，太强烈了，热得人喘不上气来。

　　史玉柱从午睡中醒后，一骨碌爬起来，回到办公室。看到桌上放着已经沏好的茶水，他便咕嘟咕嘟地喝起来，还不时地向外张望。他仍然像早晨刚来时那样精力充沛地开始工作，但不时地显得烦躁不安，老是向窗外张望，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眼睛经常往办公室门外撩上几眼。

　　这时，办公室的走廊传来皮鞋声、他急切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望着房门。他的秘书急步走进来，他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有消息吗？”

　　只见秘书满脸大汗，一边擦着汗，一边说：

　　“消息很准确，珠海是深圳后第二个开发区。新任市长姓梁叫梁广大，此人非常重视高科技，办事能力高，果断，商品意识强，敢做敢为，颇有魄力。就现在来说，在大陆上珠海的政策最优惠了。”

　　史玉柱听了，心中好像轻松了许多。他长出一口气，不由自主地坐在沙发上，舒服地偎坐在沙发里，陷入久久的沉思。

　　午后，窗户大敞着。史玉柱面对窗户，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旁。他把胳臂肘放在权当台市铺着的一张五颜六色的地图上，被一摞摞纸和一些大纸夹包围着，正在写什么东西。不，他只是手握钢笔，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墙角。突然，他站了起来，将拳头往桌上一砸，自言自语地说：

　　“就这么决定了！”

　　史玉柱的心中正孕育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筹谋已久的计划今天终于要实施了。原来，他正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实行由深圳转到珠海的重大决策。

　　巨人集团正在筹备兴建号称全国最高的巨人大厦。

　　这幢拟议中的新大厦，楼高二百六十米，共七十层，总投资额高达人民币十亿元。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为大厦题名。七十层的高度，高智能化，是中国大陆至今前所未有的大厦，由世界著名的巴马丹建筑及工程师有限公司设计，采用21世纪商业活动的最新模式“智慧型”概念，揉合尖端科技包括越洲视像会议设备之用的光学纤维网络，接收卫星新闻、财经之用的人造卫星天线，二十四小时数码式局部地区控制空气调节系统，可跟世界各地联通的电脑网络，以及中央电脑管理系统。

　　大厦设计不失名厦风采，高雅豪华，高六点七米的大堂宽敞宏伟，写字楼的间隔实用，商场布局合理，柱位极少，三十多部高速电梯令客户出入方便。首创全亚洲最高观光电梯，令美丽的海滨城市尽收眼底。大厦坐落于全珠海最贵重的黄金地段，集政府、金融、文化、体育、通讯、商业、购物及娱乐于一区，固定人口三十多万，流动人口达一百万。巨人大厦摩天而起，商场如众星簇拥，充分显示出皇者地位。在巨人展览厅大门外，有一条宽宽的巨人廊，有十二位巨人位置，看似好像随意摆放着十一位中外巨人塑像，有毛泽东、邓小平、华盛顿、爱因斯坦、孔子、马克思、贝多芬、牛顿、拿破仑、居里夫人等。还有一个巨人位置只有基座，空闲在那里，登上这个空位的巨人该是谁呢？

　　一九九三年，巨人集团在中文手写电脑及电脑软件方面，销售额便达到人民币三亿六千万元。当时，巨人集团打算，若一切投资计划顺利展开，有意在一九九五年底申请在香港上市。

　　据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透露，该集团正研究生产第二代中文手写电脑，体积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研究成功的话，史玉柱预计新产品可为他带来每年人民币二十五亿元的市场。

　　　　　　　　　　“巨人”总裁的“野心”和“思考”

　　史玉柱以一种木讷的表情，对记者阐述他的企业发展蓝图时说：

　　“我们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一幢比巨人大厦更高的楼宇，不过详情还得与上海市政府商量，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政府对整个计划非常支持。”

　　当然，巨人集团的“野心”并不限于此。为了实现跨国集团的梦想，史玉柱不断发掘一些有潜力但尚未开拓的新市场。生物工程和金融，就是同样被他看好的行业。

　　史玉柱透露说：

　　“生物工程方面，出售药物为主，但是由于还在研究阶段，估计要几年之后才正式投产。目前我们积极投资在生物工程上，已经动用了数百万元。”

　　另外，史玉柱表示在金融方面，也打算投资一笔巨大的金额。他说：

　　“我们在北京注册的‘民生银行’，将于今年底开业，除此以外，还有‘信用社’，向人们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

　　现在全国共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史玉柱预算在一年半至二年之内，于每个省市或自治区收购十二间“信用社”。他估计整个收购行动需耗资人民币二亿元。

　　以一个成立只有短短几年的集体企业，一下子要同时发展四种不同的业务，而所涉及的资金为数又不少，巨人集团究竟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应付呢？

　　史玉柱认为，人才是目前巨人集团最为缺乏的，而他自己也不是“瓣瓣通”。不过，他说会不断寻找适当人选，以扩大集团实力。他认为作为多种产业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有懂得管理的人才，香港的李嘉诚就是一个好例子。

　　虽然集团发展迅速，但史玉柱表示公司拥有过剩资金，所以在财政方面绝对不成问题。他表示：

　　“我们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电脑市场。一个电脑软件售价约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但成本却只需一百五十元，所以利润相当可观。”

　　这也难怪史玉柱对他的集团发展充满憧憬了。

　　另外，他解释说由于集团也经营金融业务，所以向银行借贷也比较容易，而这对于扩大集团的投资空间，十分重要。

　　加上巨人大厦是以楼花形式出售，集团很快可以套回现金，再把得来的现金投资于大厦的建筑工程上，所以，史玉柱认为，巨人集团实际要拿出的本钱并不多。

　　对于巨人集团在国内取得的成绩，史玉柱并不同意是运气所致。他更否认该集团背后有政府官员撑腰。他表示，目前的成就全都是因为集团能把握机缘，以及配合国家发展高科技市场的成果。史玉柱仍旧保持着一贯严肃的表情，缓缓地说：

　　“现在正是中国一百年来发展经济最好的时候，因为国内正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旧体制并不可以适应经济新形势的发展，而新体制又还未形成，这正好促进了巨人的成长。”一九九三年六月，珠海市召开的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重奖大会上，史玉柱成为特等奖的首席获奖者。与首届科技重奖不同的是，上一次奖给的奥迪轿车是黑色的，史玉柱此次获得的是白色奥迪。有人开心地说道：

　　“上次珠海市奖励黑色奥迪是‘黑猫’，这次奖励白色奥迪是‘白猫’。这不正说明珠海市长梁广大仍是坚定不移地奉行邓小平同志‘无论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猎’的著名‘猫论’吗！”

　　人们都称赞珠海市政府真正体现和遵循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无论如何，巨人集团是乘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而大展鸿图的。不过，史玉柱最感激的还是珠海市政府，他无限感慨地说：

　　一巨人集团总部由深圳搬来珠海，是因为珠海市是全国最重视高科技的城市。因此，我们也得到很多政府的优惠。而且，珠海市长梁广大的确有吸引力，他除了是全国最好的市长外，还有一种伟人的气魄。

　　“我曾经试过用邓小平的眼、毛泽东的嘴和朱德的脸型组合起来，发觉新组成的面孔，正好就与梁广大的一模一样。”

　　说到这里，史玉柱终于笑了起来。

　　对于集团未来的发展，史玉柱认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出了很多政治巨人，近年则有许多经济巨人，他最终希望，巨人集团能成为东方经济巨人。

　　据有关记者报道，有人问史玉柱说：

　　“你作为一介书生下海弄潮，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史玉柱不假思索地说：

　　“我感受到现在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时代确实不一样了，我们并没有刻意去改变知识分子的形像，而是保持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东西。知识分子在改革向深层次发展的今天，有了用武之地。一代新型的商界人物将从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以前的那些个体户，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深厚的功底，也即没有后劲，他们只是凭着天时地利和胆子大敢于闯海而已。知识分子虽然胆子小，下海晚了点，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分子起点高，思路宽、档次高、后劲足，一旦干起来，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也能上规模，并且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有人问史玉柱：

　　“到目前为止，你最大的失误和遗憾是什么？”

　　史玉柱回答道：

　　“我好像还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失误，但小的失误总是不少的，比如一九九三年管理不善，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忙不过来，便聘请了原北京大学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楼滨龙先生来巨人集团担任总裁，加强管理。我最大的遗憾是时间不够用，全部投入到事业中，导致妻子离我而去。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

　　有人问：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史玉柱说：

　　“主要还是工作上的，我是书生型的，不善于和各方面人打交道，也可以说和有些人打不好交道。别人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很傲气，其实我们并不傲气，而是不善于此道。这样就给事业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影响了事业。烦恼之二是这个社会总是‘枪打出头鸟’，比如我前些时候去华东促销，出去的时间久了些，社会上便有‘史玉柱携款潜逃’的谣传，也许是误会，但也会有个别人是别有用心的。传播小道谣言，虽是小事，无碍大体，但不断出现，总让人讨厌心烦。”

　　他还说：

　　“事业发展了，公司做大了，人会越来越多。这样，我就只能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在一起，而不能像以前公司小，员工少的时候那样，很容易地经常和所有的员工在一起。有时真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觉得助手、员工的关系还融洽，不生疏。因为巨人提倡家庭气氛、舰队精神，工作之余员工们也还同我开玩笑，谈论些有趣的、比较调侃的轻松话题。”

　　全国首届改革十大风云人物揭晓，史玉柱名列前茅时，他冷静地说：

　　“这个评选结果说明巨人集团在公众心目中有相当的地位，也说明我们这几年的追求和奋斗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同时说明巨人的无形资产有了不俗的价位。”

　　　　　　　　“巨人健康大行动”系列广告引发出来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上旬，史玉柱又开始孕育着一个大行动，他突发一个想法，准备搞一个巨幅“巨人健康大行动”系列广告，形式要新颖，迎合人们心理动态，于是他们搞出了以“巨人健康大行动”七个重磅黑字为主体，画面一天一个，花样不断翻新，面积不断增大……

　　史玉柱一向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几天后，几乎全国每一家大报社都出现了一位挟着广告图样、手拿巨额支票的巨人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向报社递上支票的同时，都毫不例外地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要求：

　　在未来的一至两个月内，以最少半版，直至一版，甚至两个整版的版面，连续不断地刊登出巨幅“巨人健康大行动”系列广告，画面一天一个，花样不断翻新，面积不断增大。唯一不变的是那醒目的七个重磅黑体字“巨人健康大行动”。

　　据悉，仅在五月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巨人集团所支付的报纸广告费便高达五百万元之巨。

　　“巨人广告”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各大报纸，那一百三十八个系列广告宣传中，有几个广告创意引起了读者和传播媒介的不同反响。

　　一架具有“巨人”标记的“B52”轰炸机出现在一个现代化都市的上空，一连串的“电脑”、“医药”“健康品”的重磅炸弹倾泻而下。

　　三辆标有“医药”“电脑”“健康品”字样的重型坦克昂然屹立，黑而略有夸张变形的炮口使人感到战争的气息。

　　世界名人手挽手，昂然向前，爱因斯坦手持《巨人报》，撒切尔夫人、里根、卓别林、玛丽莲·梦露等七位名人走在前面，而后的四个脑门则使人猜测是二战元凶？还是克里姆林宫的最后旗手？……

　　五月下旬，四川的《重庆晚报》、广东的《华商时报》、天津的《北方市场导报》相继载文批评巨人系列广告。《重庆晚报》文章说到该广告使人看到的是“地狱”，使人想到五十年前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令人感到愤怒。《华商时报》则认为该广告不健康，存在着错误导向，与和平环境相违背。《北方市场导报》认为该广告耸人听闻，用不良的甚至恐怖的方式给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七月十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紧急通知：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近来推出的所谓‘巨人健康大行动’系列广告，其中一些广告创意内容在全国引发了众多的猜忌和议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特紧急通知各地，立即停止发布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巨人健康大行动’系列广告，何时恢复，另行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督司副司长郑和平认为：

　　“在巨人系列广告中有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七条关于禁止刊登荒诞、反动、淫秽内容的广告的规定以及《广告法》第三条广告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定。并认为系列广、中，‘名人手拉手’还存在侵犯名人肖像权的问题。”

　　据悉，在巨人系列广告中的飞机篇、坦克篇、大靴篇、大手篇、巨豹篇、名人手拉手篇已被确认为违法广告。七月十日《通知》下发后，轰动一时的“巨人健康大行动”广告，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马上销声匿迹。

　　预计这次广告费投入二千万人民币，而间接销售损失超过一亿元。

　　巨人集团的决策者，第一次体会到“成也广告，败也广告”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巨人广告塑造了巨人今日的辉煌。

　　史玉柱渐渐地开始认识他自己了。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像海心的潮水一样，当月圆的时候，从他心中卷过。他不知不觉想起：

　　一九八九年，自己刚推出M6401时，身上只有四千元。那时，他借钱做广告。当销售汉卡有二十万元收入时，许多伙伴对他说：

　　“咱们把钱分了吧，也让大家高兴高兴！”

　　史玉柱半晌没有吱声，他反复思忖着，最后，咬了咬牙，说：

　　“这钱不能分，还要派大用场呢。”

　　史玉柱最后终于把这二十万元投入做广告宣传，结果第二个月就实现一百万元的销售收入。

　　1994年，史玉柱又推出“巨人脑黄金”广告促销方案，果然这个“脑黄金”在全国叫响。

　　此时，他看见了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是得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他所能了解的。

　　这一天晚上，在一个月圆的深夜，他慢慢地打开了门，望着月圆时节的大自然，像寂寞的巨人一样，正在俯视着酣睡的大地。他的强壮的、青春的生命在他身上跳动；欢乐和悲哀充溢着他的全身；他达到了他自己的无穷寂寞的边缘，甚至超过了这个边缘。

　　巨人广告引发了一种商业营销现像，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可汲取的教训。强调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强调“密集轰炸”的巨人广告的特点，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8月中旬，巨人集团抛弃了战争与政治符号，将“飞机”、“坦克”换成一个个可爱的儿童，这一亲和形像，在市场上立刻见到了它的效益。

　　利用正面广告符号，广告促销作用确实得以发挥。巨人集团正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创意，再次准备推出新的产品广告。

　　投入就是为了产出。大的投入就是为了更大的产出，从西方经济发展中吸收符合中国国情的养分，将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史玉柱不给自己留退路，因为在很多时候，退路就是绝路。

　　敢于在风口浪尖一试身手，敢于超前决策，用智慧和市场接轨，用毅力与时间抗争，这就是狂飙突起的高科技巨人集团。

　　　　　　　　　　　　　　　　　　　　　　　　　　　　　　（丽君） 赵章光和北京“101”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 --------------------------------------------------------------------------------

　　赵章光，生于一九四三年，籍贯浙江，初中文化，个人资产逾一亿元。

　　农民，赤脚医生出身，土法上马，研制秃发再生剂。一九七四年生发剂研制成功，命名为“101”。因其产品疗效神奇而引起轰动，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先后为之宣传报导。一九八六年春，以赵章光为院长的郑州向阳脱发病研究所成立。一九八七年三月，郑州市“101”手发再生精厂建成。同年四月，北京市“101”毛发再生精厂成立。现任北京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厂长。

　　他的名字，随着“101”系列走向全世界；他的资产滚雪球般地增长。四年中，他个人为教育事业捐资五百三十万元！为社会福利事业、贫困地区和预防艾滋病基金会捐款近二百万元！

　　　　　　　　　　　　　乡下小医生的大胆试验

　　一九四三年，赵章光出生于浙江乐清县象东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像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孩子的命运一样，由于家境贫寒，他未能读完中学，便不得不告别课桌，拿起锄头镰刀，在田地里辛苦劳作，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他每天在田里耕作。他的父亲有着丰富的中草药知识，一有闲暇，生性好学的赵章光就向父亲询问各种草药的形状和性能。

　　后来，他在一个县培训班里学了些医道，返乡后，成了给乡亲们治头疼脑热的赤脚医生。

　　一九六五年，二十二岁的赵章光同雪湾村十九岁的林徽云结为夫妻。林徽云聪颖、美丽、善良、贤淑。

　　岳父林光华是一位悬壶济世专攻皮肤科的乡村医生。浙东地势低卑潮湿，患皮肤病的很多，找林光华看的病人接连不断。赵章光常到岳父家走动，耳濡目染，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人生之旅中的意外挫折或机遇常常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一九八六年夏日的一天，赵章光到野外打猎草，忽然感到身上奇痒难耐，原来他患了极难医治的皮肤病。他的岳父也束手无策，大队便把他送到省城杭州的一家医院治疗。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赵章光都改变不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一面观察着医生给他治疗的方法和用药情况，一面体会着病情的变化。他又找了一些医学书籍和杂志阅读。住了两年的医院，等于上了两年医科学校。

　　由于喜爱钻研，他的医技提高很快，疥疮，他治；皮癣，他治；外伤，他也治。他曾为一位社员治愈过急性毛囊炎，也曾为一位左脚被岩石砸伤、局部肌肉坏死的农民清除腐肉，夹掉蛆虫……每一次成功，对于他都是一个不小的鼓励。他的名字，也开始在乡间传扬。

　　不过，赵章光很快就遇到了难题。当时，在赵章光的家乡一带，有不少人患脱发病。一种民间称为“鬼剃头”的怪病，叫人闻之不寒而栗。许多人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头发不翼而飞！为了摆脱痛苦，患者耗费大量的财力，四处求医问方，均无济于事。由于赵章光在治疗皮肤病上小有名气，许多人慕名而来。

　　有一天，冷雨浙沥。他准备回家吃饭，突然，三个人踏着泥泞的路来到他的卫生室。一个中年男子来不及脱下雨衣就握住赵章光的手说：

　　“赵大夫，请你救救我的女儿吧！”

　　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将身旁的女儿向前推了一把，也哀求着。这时，赵章光才看到一个苗条娇小的女孩，柔媚的眼睛上罩着长长的睫毛，脸上的皮肤，特别是袒露着的细瘦的然而有肌肉的美丽的手臂上和颈子上的皮肤，是白润的。大热天头上戴着纱巾，行动平稳，娇小的四肢柔软灵活。她的眼睛，流露着少女的热情崇拜，从密密的睫毛下边望着赵章光。正当十八岁韶龄，是一位楚楚动人的江南淑女。这个姑娘叫陈汉英。求婚的男子不断找上门来，她将表达情意的红绣球抛给了一个一点八米的英俊青年。正当这对情侣沉浸爱河的时候，厄运降临了。陈汉英满头飘逸的秀发突然脱落得干干净净。她羞于见人，每天躲在家里以泪洗面。父亲天南海北地找人医治，钱花了不少，头发一根也没长出来，男朋友也因此跟她中断婚约。陈汉英痛不欲生，几次要自寻短见，都被父亲劝阻了。

　　那个中年男子恳求说：

　　“赵大夫，你行行好，把我姑娘的秃头治好吧。”

　　赵章光望着这个少女说：

　　“我看看吧。”

　　那女孩摘下纱巾，只见光光的头，一根头发都没有。赵章光摇摇头说：

　　“我治不了。”

　　中年男子恳切说：

　　“都说您是神医，您就帮帮忙吧！不然，这闺女怎么办？”

　　赵章光无可奈何地说：

　　“我实在无能为力。这种病民间称为‘鬼剃头’，属秃发痼疾，至今没有治愈的先例。”

　　女孩听说不能治，立刻低下头，大滴大滴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赵章光看着如花似玉的姑娘，感到非常可惜。

　　然而，当时的赵章对此也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看着一个个前来求医的脱发患者那期待的神情和离开诊所时失望的背影，赵章光陷入极度悲哀之中。他那“良医济世”的理想受到现实的无情嘲弄。夜阑人静时，他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不久，又来了一位姓林的民办教师。她原有一头乌黑发亮、柔软绵长的秀发，不知怎的，满头青丝渐渐谢去。林老师黯然神伤，悲痛欲绝，课也不愿上了，天天躲在家里不敢见人。

　　赵章光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心头不觉升腾起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赵章光再也受不了了，向她表示；

　　“我一定要送你一头黑发！”

　　脱发症向来被医学界视为难治之症。古往今来，虽然有不少人问津，却没有什么明显成效。

　　高度的责任心，执著的追求，从来就是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这位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的赤脚医生，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山村，在温饱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探索。

　　他没有向西方医神阿斯克勒比俄斯问道，而是向神农、扁鹊、华陀等先贤清教。一有空他就四处搜求中医学书籍，披读深思，从无数先辈的著作中寻觅治疗脱发的真谛。

　　“肾气实，发长龄亘；……肾气衰，发堕齿槁。”中国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首先揭示了头发与内脏的关系。

　　“肾主骨髓，其华在发。”“人有风邪在头，有偏虚处则发秃落。”隋代名医巢元方对脱发症的病因病机又作了进一步论述。

　　但是，古籍中对脱发病的分析是否科学？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因考试不及格受了父母的申斥和体罚，头发半天之内掉了大半；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因爱人和他闹离婚，又气又愁，头发落尽。这难道也是因为肾血两亏吗？他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分析和总结，认为精神紧张和失控也是脱发的主要原因。

　　他继续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治疗脱法的方法。晋代术士葛洪的《肘后方》、肯齐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唐代徐州司马王焘之所著的《外台秘要》、明代名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清代太医编选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书籍都堆在他的案头和床头。他常常对着荧荧如豆的灯光阅读与抄写，从中吸取营养。经过千百次实践流传下来的土单验方也是他收集的对像。在田头，在饭场，在集市，他逢人便问，四方采访，努力从中寻找激发创造灵感的光点。

　　他将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反复比较着，筛选着，组合成一个又一个新的药方，并开始艰难的试验。

　　哀生奇志，他决心利用祖国博大精深的医学遗产，向秃发痼疾挑战。俗说说：“内科难治喘，外科难治癣。”

　　治脱发比治癣更难。赵章光并非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道什么样的难题，然而，他以中国农民特有的执著和勇敢，无言地踏上了发明治秃新药的坎坷征途。

　　没有资金，没有资料，没有试验媒体，没有……赵章光一举手一投足就要面对一大堆“没有”。在那匮乏的时代，在那偏僻的乡村，连能否生存下去都是每日必须正视的现实，还想从事发明，其难度可想而知。

　　白天，赵章光背起药箱，走乡串岭。搜集流传在民间的偏方、验方；夜晚，他点灯熬油，查阅医书，在古今防秃治秃的配方中邀游，筛选……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南齐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唐朝的《外台秘要》、明代的《本草纲目》、清朝《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等书籍，都为他提供着灵感与启发。

　　他凭着自己的感悟，将古方反复甄别，比较，加入自己选的特效药，组合成一个个新方，并配制几种药水，尝试着为患者治疗。

　　为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他免费赠药。缺乏资金，他便亲自去采药。

　　几十里以外就是那座有名的雁荡山，高高的山上遍生百草。它巍巍然高耸云端，威临四周的乡村。四季的每一转换，气候的每一变化，乃至一天中每一小时，都能使这些山峦的奇幻色彩和形态变换，远近的人们会把它们看做精确的天气预报。天气晴朗平稳的时候，它们披上蓝紫相间的衣衫，把它们雄浑的轮廓印在傍晚清澄的天空上。但有时，虽然四处万里无云，山顶上却聚着一团灰雾，在落日的余辉照耀下，像一顶灿烂的皇冠似地放射着异彩。

　　此山成了赵章光取之不尽的草药宝库。那些年，他不知攀上多少回，采摘了多少草药。

　　为了采集到一味中草药，他背起竹篓，拿上铁铲，走遍家乡的田野地头，沟沟岭岭。有些药材，村庄附近没有，他就带上干粮，向山林深处走去。壁立千仞、险奇无比的雁荡山诸峰都留下了他一串串足迹，大小龙漱清澈的潭水冲洗过他满脸的污垢和汗水。涉险历难的惊恐与采到药材的喜悦同时产生，徒劳无益的奔波和出人意外的收获又交替出现。

　　在山上，他饿了，啃几口随身带的大米饼；渴了，掏一捧清冽的山泉水。为寻找珍稀的草药，他专门往艰难险阻的地方去，钻草丛、下山崖，左冲右突。有一次，他不慎从树上摔下来，直摔得鲜血淋漓，但生性坚强的赵章光并未屈服退却。在寻找草药的过程中，他的意志也被磨炼得更加坚强。

　　雁荡山虽大，但毕竟有气候、地理环境等等限制，一些草药很难或根本采不到。他必须花钱去药店买。

　　赵章光渐渐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开始硬着头皮向亲友告贷。一千元、二千元……这在当时实在不是小数目。借到五千元，研究仍没有头绪。他的生活极为困难，家里的柴米油盐钱一次又一次被他挪用购药。妻子千方百计为他筹钱，哪怕是三角五角钱，都交给丈夫。赵章光眼下的情景，不好再借下去了。他想了想，狠下一条心卖掉了家里的猪。到最后，为使试验不致半途而废，他甚至卖掉了一间租屋。

　　以后的日子更加艰难，家里只剩下两间房。父母亲住一间，他和妻子儿女七口人挤在另一间。

　　生存空间原本已有限，可就是这间拥挤的房子，还同时兼作赵章光的药物试验室。不但一进屋，就闻到刺鼻的东西的道，而且床前、桌前、墙角，凡是能放药水的地方，到处都堆放着他的药材、资料及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他白天在床上摆开架势，查阅各种资料；晚上，孩子们安静睡下了，他就在柜子上、桌子上倒腾那些药水，试着做各种配方。伴随着那盏昏暗的小油灯，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那些日子，试验，失败，改变配方，再试验，再失败……这就是赵章光的全部生活。

　　他在自己的身上试验，在妻子、孩子、母亲的皮肤上试验。

　　一天，妻子为了丈夫，忍着疼痛，坐在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头上滚下来。还是婆婆心细，看到儿媳反应异常，忙说：

　　“不好，媳妇你怎么了？”

　　林徽云极力掩饰说：

　　“没什么，只是有点胃痛。”

　　婆婆这才松了口气说：

　　“我还以为光儿给你敷的药有反应了。如果觉得不好，快些言语，莫要耽搁了。”

　　林徽云点头说：

　　“我晓得了。”

　　妻子咬牙挺过去了。可是孩子们受不了。有一次，赵章光给女儿敷药后，女儿便痛得叫起来了。奶奶看着孙女痛苦的样子，便叨咕说：

　　“以后你不要在娃儿身上试验了，就在我身上试验吧。我老骨头老肉经得住折腾。”

　　就这样，试验进行了二十次、三十次、四十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一位患者跑来报告说：

　　“赵大夫，我头上冒出了一些绒发。”

　　赵章光闻听马上奔过去察看，只见头上刚刚冒出一点点绒发。他望着这一点绒发发呆，过了半晌问：

　　“多长时间了？”

　　患者说：

　　“刚刚开始长得快，后来就不长了。”

　　赵章光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

　　“我明白了！”

　　这信息使内心焦虑的赵章光茅塞顿开：生出绒毛说明药物起了作用；不再生长，可能是剂量不够。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他把攻关的目标进一步集中在外用药上。

　　　　　　　　　　 “1O1”的由来是一百零一次试验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难题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赵章光这时面对的已不仅是生发问题，还要解决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奇痒、肿痛、糜烂及耳后淋巴发炎等。

　　他在患者脑袋上涂试。也在自己身上试，一些药水涂抹后，有时会出现水泡、溃烂，他默默地忍受着。

　　为了找到最佳效果，他冥思苦想。七十二岁的老父亲看到儿子眉头紧锁，知道他遇到难题了，便说：

　　“你在我的头上涂试吧。”

　　赵章光望着老父亲：头顶光秃，眼珠发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他怎忍心在老父亲身上再雪上加霜呢！老父亲看出儿子的心思，急切地说：

　　“难道你不晓得，我也懂医道？涂在我头上，我会根据感觉对症下药的。”

　　老人有些激动，脸涨得通红，停了一会儿，又说：

　　“如果这药能在我的头上发生作用，什么秃头还会不长头发呢？你要晓得，我现在已是土埋脖颈的人，什么都不长，若能神奇般地长出头发来，试验就成功了！”

　　赵章光这才明白老父亲的用意。父亲的一席话使他若有所悟：这药用在老人身上后，再用在小孩子身上试验又该如何呢？

　　于是，他也在七岁的女儿皮肤上涂药，疼得女儿哭着说：

　　“爸爸不要涂了！爸爸太狠了，爸爸不要我了！”

　　说完就跑开了，林徽云望着小女儿的背影，含着眼泪说：

　　“还是在我身上试验吧。”

　　仿佛已经着了魔的赵章光这时已经没有退路，一只无形的手把他推向了背水一战的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六个春天过去了，试验进行了八十次、九十次、一百次，赵章光仔细记录着每一次的方剂用量、用药感觉，换而不舍地努力着。成功女神终于被这条硬汉子感动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一个美丽的早晨。

　　赵章光睡眼朦胧地爬起来，站在窗前望着东边。山头的天空全红了。紫红的云像是被小孩用毛笔乱涂出的一样，无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顶上一团浓云中露出了朝阳，恰似一个血红的可爱的紧合着的圆唇，好像等待着谁去接吻。两边的最高峰上已经涂上了明亮的光辉，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赵章光伸伸腰，昨晚又熬了半宿。他感觉头有些晕，刚要回去再躺一会儿，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的一位秃头好友林甲奶兴奋地喊道：

　　“章光，章光，我的头发！你看我的头发长出来了！”

　　赵章光冲出门外。望着甲奶满头新发，这个倔强的乡村医生流下滚滚热泪。这是辛勤的收获，这是创造的喜悦。赵章光曾对人说起；

　　“究竟失败了多少次，试验了多少次，我没有详细记录。101次只是大概的数字，那时候经常失败，碰得眼冒金星。但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脾气，认准了我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当然，也不能蛮干，要动脑筋。”

　　赵章光将他研制成功的这种治秃药水命名为“101”毛发再生酊。这数字不仅记录了他数年如一日默默吞咽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涩，也表明了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愿为更多的皮肤患者解除痛苦的决心。

　　“101”的研制成功，解决了一道世界性的医学难题，使赵章光为脱发患者解除痛苦的愿望得以实现。

　　用了“101”的患者，光秃秃的头上果真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细发。一位安徽姑娘患脱发症，缕缕秀发如秋风落叶般落尽。残酷的打击使姑娘丧失了在尘世生活的勇气，绝望之余，姑娘出家当了尼姑。后来，她怀着试试运气的心理用了“101”，不出一个月，头上便长出青丝。重现青春的姑娘高高兴兴地还了俗，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这样的例子一个又一个，赵章光“治秃圣手”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从“非法”到“合法”的艰难历程

　　但他马上就发现，困难就在前头。

　　他来到乐清县卫生局，请求批准行医。县卫生局上上下下投来的差不多都是怀疑和冷淡的目光。他们早已知道了赵章光的名字，并且把这个名字和“假药”、“骗子”、“江湖郎中”联系在一起。

　　他找到主管负责人说：

　　“我是象东乡的赤脚医生，叫赵章光。我想办个行医执照，需要什么手续？”

　　只见那位负责人上下打量着，眼光射在他的脖子上。他觉得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他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尤其是耳后，指面上总感到有些粗糙，本来早就知道是积年的老泥，但向来倒也并不很介意。现在在这位领导的注视下，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地蔓延开去，一直到了耳根。只见那位负责人说：

　　“办行医执照，谈何容易！你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就要取缔法办。”

　　他显得苍老、颓唐。三十多岁的人，鬓角已经掺杂了丝丝白发。他整天沉默着，不说一句话，脸上绷后紧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赵章先决定要出走了。1980年夏天，他带上药箱，来到温州。

　　中国改革的潮头猛烈地冲击着这座海滨城市，温州人的商品意识比内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强。然而，改革的浪潮却无法一下子涤荡深厚的传统思想的积淀。在这里，文明与愚昧并存，开放与保守同在。赵章光寻寻觅觅，四处游说，希望能有一家医院同他一起合办脱发诊室，他口干舌燥，向同仁们介绍自己，介绍着“101”。但他还是一再被不冷不热地拒绝。

　　他没有气馁。

　　次年，他又坐上轮船北上宁波，幻想着能在两江之滨找到施展才能的地方。他找好住处，一边挂牌行医，一边联系医院，请求合作，又遭到拒绝。他在宁波虽然治好了不少病号，却不得不返回乐清。

　　回来不久，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又勇敢挂出脱发诊室的牌子，为患者治病。

　　县卫生局很快得到消息，决定取缔赵章光的治秃活动，并要封门抓人。

　　那是1982年，赵章光刚届不惑之年。他听到这一消息惊呆了。心想，倘若真的银挡入狱，不仅个人要受皮肉之苦，一家老小都会受牵连，而且“101”事业必将被彻底断送。经过几年的闯荡，他见过不少世面，不再是胆小怕事、束手无策的农民了。为了自卫，他带上七八年来积累的治秃资料和一个已长出头发又来复诊的杭州姑娘，来到县委书记吴正平的办公室。

　　吴正平当时刚到乐清走马上任。到任之初，就听到不少赵章光是“卖假药的骗子”一类的流言蜚语，没想到，这个“骗子”亲自找上门来。

　　赵章光恳切地说：

　　“吴书记，我的‘101’毛发再生精确实有效。”

　　说着，将几十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对比照片和一大掼患者求药或治愈后表示感谢的信件摊在吴正平面前。吴正平浏览一遍，心中疑虑顿时打消。赵章光怕还不能使县委书记信服，把身边的姑娘向前推了一步，说：

　　“这是我治愈的一个患者，请您看看。”

　　这姑娘俯下身子，指着满头新长出的头发叙述着赵章光给她治疗的经过。

　　一切流言蜚语被这千真万确的事实一扫而光，吴正平安慰赵章光：

　　“你回去安心给患者治病，他们不会找你的麻烦。”

　　走出县委大院，赵章光只觉得阳光灿烂，天空碧蓝，心里荡起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畅快。

　　吴正平立即找来县卫生局负责人，批评了她不调查了解，仅靠片面汇报和道听途说就对赵章光作出处理决定的错误做法，并要求卫生局帮助赵章光对“101”进行检验。

　　局长见县委书记态度明朗地支持赵章光，觉得再拿“假药”、“骗子”一类毫无根据的理由搪塞是不行了，便突然提出：

　　“检验可以，但得叫赵章光把药方公开，否则无法检验。”

　　吴正平无言以对了。他知道公开药方就等于剥夺了赵章光的发明权，赵章光肯定不同意。可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保护发明权的法规，人们普遍缺乏这类常识。

　　吴正平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犯愁了。权力在传统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

　　人生需要机遇，而机遇往往偶然降临。1983年，赵章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浙江工人报》记者潘国钧。潘国钧是个热心人，他听说赵章光的遭遇后，深为同情，就跟着赵章光到泥村做了实地了解，耳闻目睹使潘国钧坚定了支持赵章光的决心。

　　他对赵章光说：

　　“我们报社有个同志，秃发已经好几年了，不知能不能治好？”

　　赵章光问明是斑秃后，马上表态说：

　　“保证能治好，不出三个月。”

　　斑秃患者名叫丁新民，脱发已有六年历史，几乎秃掉了一半头发。用“101”涂抹三个月，真的长出了新发，这一下全报社轰动了。报社编辑部领导做出两项大胆决策。

　　第一项决策是发表赵章光治秃的报道。这篇报道是潘国钧、丁新民写的，题目叫做《久病成良医》。时间是1983年12月6日。

　　这篇报道发表后，人们不再是从患者嘴里，而是从一份省级的报纸上，正式知道了赵章光，也知道了“101”。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浙江各地。甚至更远的省份，共有二千多人求医。

　　凭借《浙江工人报》的报道，“101”被传遍千家万户。脱发患者闻讯欣喜若狂，从四面八方赶往乐清泥村。

　　赵章光应接不暇，汗津津又喜洋洋。他暗中惊诧，报纸比县委书记还厉害！

　　《浙江工人报》从患者的急迫呼声中，又做出第二项决策：以报社的名义邀请赵章光到杭州开诊，以便于杭州地区及周围的患者就近就医，门诊室就设在报社编辑部挤出来的一间房里。

　　赵章光安排在杭州门诊六天，可开诊第一天就来了一百五十人，此后每天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门诊只得一天又一天地延期，在杭州整整待了两个月，受诊者超过了一千人。

　　虽说在杭州名声大振，可行医许可证仍无法解决，他也就没有处方权，也无法积累鉴定用的病案。赵章光带着失望，带着悲愤又回到了乐清。

　　他又一次到县卫生局，要求对“101”进行检验，又一次遭到拒绝。

　　希望后的失望，痛苦更加沉重。

　　赵章光依然没有消沉颓丧，他刚强，坚韧，百折不挠，稍事休息又开始新的寻觅。

　　他终于在温州鹿城区获得了个体行医许可证。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赵章光首次合法地开设了第一个治秃门诊。

　　《温州日报》为此发了报道，以“乐清名医赵章光来温治疗脱发症”为题发表一则新闻，本意是想给更多的患者送去福音，殊不知却给赵章光带来了灾星。

　　乐清县卫生局某些负责人看到这一消息后，简直怒火万丈。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

　　“‘101’药还没经过鉴定，怎好随便见报？”

　　一纸公函发到鹿城区告状：赵章光是庸医，乐清县不批，你们为什么批准行医？

　　结果，赵章光的个体行医证马上就被吊销了。

　　赵章光又来到宁波。谁知告状信也跟到宁波，他行医到哪里，告状信就像幽灵似地飞到哪里，一次次冲出，又一次次被轰回。

　　赵章光苦恼到了极点。一他坐在一间屋子里，老大不高兴地盯着毫无生气的炉子；除了从它冷冰冰、亮闪闪地表面反射出几道微弱的日光外，看不到火焰熊熊燃烧。天花板上吊着一只纸糊的捕蝇笼，他间或在郁郁不乐的愁思中抬头向它望着。看到莽撞的苍蝇在花花绿绿的罗网周围乱转，赵章光便发出深沉的叹息，脸上掠过更加沮丧的阴影。

　　赵章光陷入冥想，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没头苍蝇，勾起了他对生活的痛苦感……

　　现在，连温州市区也容不得他落脚，还能有出路吗？

　　他几乎绝望了，他的希望一个一个地毁灭。他的心都发冷了。他的心境变得阴沉忧闷，凡是可以使他对于人生发生兴趣甚至可以容忍的东西，他都丧失完了。没有一件事可以使他感到骄傲，也没有一件事鼓舞他叫他活下去。

　　　　　　　　　　　　　　　　时来运转

　　正当赵章光绝望之际，又有一个机会使赵章光从绝望中挣扎出来。

　　也许纯属偶然，也许有某种必然。

　　一九八四年初秋，江南闷热的秋老虎比起炎热的夏天还要令人烦躁。这天下午，赵章光不经心地翻着几张报纸，眼光突然停留在《浙江日报》的一则广告上，堵塞多日的心扉一下洞开。这则广告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省郑州市亚美商店登的，只有简单两句：

　　“本店有护发水零售批发，请广大用户购买、洽谈。”

　　他盯着广告，忽地有了一个念头。若让再生酊配上护发水，不是更好吗？

　　他当即给亚美商店经理宋光炎发信，大意是：我治秃多年，配制成功了“101”毛发再生酊，看到贵店有护发水出售，愿买一批，同再生酊配合使用，不知贵店是否也可经销毛发再生酊。

　　宋光炎接到来信，看之再三。他从信的字里行间，似乎看到一个人才，一座宝库。他经营护发水多年，知道治秃良医的稀缺。他即刻回信给赵章光：速卖给我店一批“101”。同时提议：

　　“如‘101’确有效，可来郑州开诊，不知是否愿意？”

　　赵章光读完信，仿佛看到一线希望，一丝曙光。他抓住这可能稍纵即逝的机会，马上回信表态：

　　“可在郑州开诊。凡用‘101’治秃，三个月不见生发，退回一切费用。”

　　宋光炎接到此信，真有点吃惊。

　　古今中外，治病哪有包治的？既然赵章光能对他那么声明，能对患者那么声明，那就什么也不必顾虑了。他既然要开诊，就得有医院，哪家医院会接受一个外省的农民医师呢？

　　宋光炎辗转求助，信也三转两转，最后转到了管城区卫生院长别成烈手里。别成烈早就想在区里搞一个特医诊所，赵章光的信使他迅速下了决心。

　　区属吴虎屯乡，年初刚办了一个向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经征求区领导意见，并同向阳医院商量，决定立即邀请赵章光到向阳医院开诊治秃，如确有较好疗效，就把向阳医院改成治秃医院。

　　为了表示郑重，他们特地派人带着聘书，到泥村当面邀请赵章光。他和两个助手林余存、赵挽澜立即赶赴郑州。

　　赵章光发出投石问路的信后，并没有焦急万状地等待回音。

　　十年来，他发出的好多封这种毛遂自荐的信，都如石沉大海，杏无音信。郑州方面的邀请使他大出意外，他立即带上他的两个助手束装北上来到郑州。

　　这是赵章光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的路就越走越宽广了。

　　一九八五年秋，赵章光到郑州还不到半年，管城区科委就与赵章光签订了十年招聘合同。合同规定：

　　管城区科委扶持赵章光进行‘101’毛发再生精的临床疗效观察，组织积累数据资料，一年内完成对“101”毛发再生精的毒性试验，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省级技术鉴定完成后，“101”毛发再生精必须在郑州地区进行独家生产……

　　秃发患者，如潮水般从各地甚至海外涌来郑州，仅一年时间，就已达三万多人。

　　郑州管城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改名为脱发专科医院，请赵章光当名誉院长，并为他开设了诊室；医院还给赵章光以专家待遇，每天给他补贴五元的生活费，并派专人给他做南方口味的饭菜，还在郑州的报纸和电台作了广告。

　　曾经冷落萧条的这家医院顿时热闹起来。赵章光的诊室从早到晚求诊的患者不断，求诊求药的来信也从四面八方寄来。

　　治愈的患者满怀激情地送来一块块玻璃匾，一面面锦旗。

　　传统思想无处不有，郑州也不是一方净土。

　　正当赵章光大显身手，忙忙碌碌地为患者治病的时候，“骗子”、“假药”、“来历不明”、“江湖郎中”一类流言又不时飞出，有人甚至想取缔这家医院，拘留赵章光。更为甚者，还有恶徒对赵章光大打出手。

　　赵章光的心天天悬在嗓子眼上。

　　管城区区委书记任解放、区长金福堂是重才惜才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紧要关头，亲自到医院看望赵章光。任解放深情地说：

　　“老赵，你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郑州，为患者服务，我们感谢你！”

　　不久，赵章光当上了区政协委员。

　　这时，赵章光一颗惊恐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赵章光来郑州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围绕他所引起的风波和争论都被一个有心的人看在眼里，这人便是郑州市管城区科委主任贾守荣。

　　这位六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担任区科委主任以来，为管城区延揽了许多有用人才。赵章光来郑州的消息立即引起他的关注。他经常到脱发专科医院，不是治病，而是观察赵章光的治疗情况，听取患者的反映。经过一段私访，他确认赵章光是一位难得的人才，管城区应该留住他，郑州市应该留住他。

　　围绕赵章光发生的风风雨雨令人担忧，他在思考着怎样叫赵章光能真正站稳脚跟，怎样才能让“101”摆脱束缚，获得发展。他认为，人们对“101”及赵章光众口驳杂的品头评足的误解，如果请科技部门对药品进行检验论证，完善提高，则中伤的，不攻自破；误解的，自会明白。

　　这与赵章光的想法不谋而合。

　　“101”刚产生不久，赵章光就不止一次向乐清县卫生局提出检验的请求，只是百呼而无一应。现在贾守荣愿意由区科委出面组织这件事，自然求之不得。他与贾守荣商定：积极准备，一年之内完成对“101”的省级技术鉴定，如各项标准合格，在郑州办厂大批量生产。贾守荣、别文烈还代表管城区与赵章光签订了十年招聘合同。

　　紧张的筹备工作开始了。

　　一九八六年春，随着郑州这座月季城第一期花季的到来，郑州向阳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区科委主任贾守荣出任副所长，河南各大医院、医科大学、医科所的皮肤科专家、教授，则纷纷应聘作为特邀研究员。一方面对脱发病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一方面对“101”的检验作理论和临床资料准备。

　　赵章光拿出了自己在这几年治疗脱发病中攒下的全部积蓄近四万元作检验费用。

　　贾守荣一趟一趟地与市科委、省科委联系。

　　在郑州市川流不息的自行车的车流里，经常可以看到贾守荣、赵章光蹬着自行车那行色匆匆的身影，他们穿梭般来往于郑州几家大医院、医科大学和省市科委之间。

　　时间晚了，他们就在路边的饭铺里吃一碗羊肉烩面或牛肉拉面，或者到贾守荣家里小饮几杯。贾守荣的夫人经常给赵章光炒最喜欢吃的菜花，熬他最喜欢喝的小米粥。

　　但是，风波并未就这样过去，又是一封封告状信。

　　赵章光对此是早有意料的。想不到告状者情报真灵，没多久就追了过来。

　　“庸医假药，江湖骗子”，这还了得？有人要抓赵章光。

　　但是支持留他、保护他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区卫生局和区委支持他，区委和区政府领导信任他，赵章光终于在郑州站住了脚。

　　“101”的临床试验也坚持下去了。

　　不到五个月时间，赵章光就拿出了连否定者也不得不惊异的成果，到向阳医院就诊的五千名秃头者，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郑州轰动了！

　　一位被治愈的脱发患者，有个老乡是新华社的记者，他现身说法，向这位记者介绍了“101”的神奇功能，引起新华社的极大兴趣。经过采访，这位记者以《治疗脱发有新药》的标题发了通稿，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全国十余家报纸作了转发。

　　这一年，赵章光从开诊到年底的八个月中，为医院创利四十余万元，不少广播电台，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相继广播了赵章光的事迹。

　　赵章光的名字，从此传遍全国，走向海外；“101”的名字，响彻中国，飞往世界。

　　　　　　　　　　　 医药学技术鉴定给他敞开大门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冬天。

　　十一月二十七日，是赵章光难忘的日子。上海、北京、西安、湖南等地医学界的十七位皮肤学家和药学专家，会聚在中州名城，对“101”毛发再生精进行技术鉴定。

　　临床不到一年，赵章光就准备好了鉴定所需的一切，可这一天的来临真不容易。

　　鉴定会上，专家们惊喜不已，感叹不已。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副教授周茂恒，应用国际上先进的“氦氖激光”疗法，虽然治愈了不少斑秃患者，但有些用该技术未能治愈的病人，在使用“101”毛发再生精后，竟然被治好了。

　　周茂恒在惊异之余，赞叹并高度肯定“101”有特殊效能。

　　湖南医学院附属二院毛发病专家郭定九，从一九八０年起，坚持毛发专科门诊，其门诊的初诊病例已有一千七百多例。这在我国治秃方面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而，赵章光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门诊病例已远远超出了三万例。

　　双目失明的郭副教授紧紧握住赵章光的手，激动地说：

　　“你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给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斑秃病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福音！”

　　来自实验室的报告同样令他们兴奋和信服。经过各种科学检测，“101”毛发再生精具有无致畸、无致癌、无毒性反应等特点。

　　十七位专家教授都在技术鉴定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赵章光、贾守荣、别文烈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这时，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疲劳。这一阵，他们太累了。

　　鉴定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该产品的疗效与目前已知的国内外同类药物和治疗方法相比，属于领先地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河南省科委随即将“101”毛发再生精，作为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上报国家科委。

　　一九八八年，赵章光和他的“101”毛发再生精在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上获最高荣誉奖奥斯卡奖。随后，大量的获奖证书和荣誉接踵而来，中国和世界重新认识了赵章光。

　　赵章光没有因为这些而满足、而停滞，他心中装的是千百万的斑秃患者。他决心让“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01”以最快的速度腾飞，飞遍全国，飞向海外，飞到所有斑秃患者手中。

　　　　　　　　　　　　　 “101”旋风和纠纷

　　在赵章光的身上透着商品经济的灵气。他意识到，只有开办企业，把发明成果转化为商品，“101”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自己的事业才能更上一层楼。

　　然而，此时“101”还只是为门诊患者所制，不过是小批量生产，这怎么能适应大量的需求呢？

　　赵章光毅然决定：办厂！

　　赵章光，在经历了十几年磨难和艰辛之后，变得更加坚定执着，更加自信了。他毅然决然开始了又一番拼搏。没有资金，就自筹。在贾守荣等人的帮助下，他连借带贷共筹集了二十万元。没有厂房，就去租。

　　赵章光是干事雷厉风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

　　一九八七年三月底，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建立。

　　赵章光和他的“101”在郑州产生的一次又一次轰动传到北京，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动了心，他派人向赵章光发出邀请，请他到首都安家落户，办厂开诊。

　　这是一个颇令赵章光难以决定的问题，北京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同国际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给“101”事业的发展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应该去；但一想到郑州人的真诚，想到两年多来大家一起建立的深厚友谊，他又动摇了。他为此踌躇不决，心思重重。

　　贾守荣、别文烈和郑州市管城区委的领导看出了他的心思。从内心里，他们舍不得放他走，一则双方有了感情，二则“101”的确效益可观。但他们又认为，郑州毕竟是郑州，没有北京所具有的优越条件。为了“101”能尽快走向世界，他们终于同意赵章光到北京办厂。贾守荣等代表管城区三次去北京与北京市民政局工业公司协商成立北京厂的事宜。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有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办起了北京市“101”毛发再生精厂。赵章光出任厂长，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卢积存任副厂长。全厂职工千余人，规模相当可观，其位置也得天独厚，就在风景秀丽、交通方便的龙潭湖东侧。

　　北京各家新闻媒体立即把赵章光来京办厂和开诊的消息，把赵章光历经磨难研制治秃良药的事迹，把“101”的神奇功效传播到国内外，使赵章光和“101”产生了更大的轰动。

　　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推荐，赵章光带着“101”迈出国门，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四月，连续两次获得三项金奖。世界舆论界为之哗然。各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争相登出他的照片和事迹。日本富士电视台竟不厌其烦地在黄金播映时间里对他作专题报道，《东方魔水》、《秃头的救星》、《满城争说101》等新闻标题像简洁有力的标语口号一样占据着每个读者和观众的心。

　　一时间，赵章光成了新闻人物。

　　精明的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又发现一个赚钱门路。他们坐飞机、乘轮船、搭火车，从日本、从美国、从法国、从意大利……犹如到麦加朝圣一般，涌向北京，找到赵章光，或者购买“101”，或者请求当“101”的代办商。

　　国内更为热闹，患者有近水楼台之便，来到北京，来到郑州，来到赵章光设在各地的医疗点，排队购药和求诊。门诊大夫从早到晚坐不离席，就连上厕所也要一路小跑。

　　市场的超热带来了产品的供不应求。北京、郑州两家毛发再生精厂的工人们紧张得两手不闲，彻夜地生产，还是打发不完那些订货合同、那些催货的电报。

　　这时，赵章光的家乡乐清县也要求办厂，赵章光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一九八八年四月，乐清“101”毛发再生精厂正式投产，由赵章光夫人林徽云主理厂务。

　　“101”市场的紧俏情况并未因此缓解。国际国内市场对“101”的需求每年约为一亿瓶，而三家工厂年产量只有七十万瓶，缺口大着呢。

　　这样，赵章光一身三任，挂了三个厂长的头衔。这个昔日的农家子弟，带着泥土的气息，坐在了一个跨省市的“101”毛发再生精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位置上。这个集团的总部就是北京章光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不久，广州、上海等地也出现了该厂的办事处。

　　与此同时，赵章光又把眼睛盯住了世界市场。

　　在日本开设了“华日毛发研究公所”；

　　在法国巴黎开设了“101”系列有限公司；

　　在美国设立了CAZ国际有限公司。

　　在经营上，赵章光富有战略眼光。

　　他把医疗眼务点在国内撒下一张网，与几十个大城市的八十多个医疗单位联合成立了咨询站、门诊所、美容室。

　　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广告公关活动，为提高产品知名度不惜投资。即使在“101”已享誉海内外之后，仍不惜追加广告方面的投资。

　　一九九一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第十四届国际发明博览会期间，赵章光走上街头推销新产品的举动，给国际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赵章光一句英语也不懂，但他一点也不怵，拿着新研制出的“101E粉刺一扫光”走上纽约街头，比比划划地向路人介绍。虽然招来不少误会和麻烦，但终于有三位美国姑娘明白了。她们试用了这种产品，七天后脸上的粉刺明显减少了。满心感激的三位姑娘，竟主动来到博览会赵章光的展台前，向参观者现身说法。赵章光这一举动，令国际同行大为钦佩。或许，这是只有中国农民出身的大亨才会做出来的。

　　如今，赵章光在担任北京章光国际生发养发研究中心主任后，仍在马不停蹄地攻克新课题。

　　按说，“101”为他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他完全可以放松放松，甚至去享享清福，在大海的抚慰与家庭的欢聚中补一下疲倦的身心，但他鄙视不思进取，无法使自己不去向未知的领域挑战。

　　继“101生发精”之后，他又研制开发出系列产品：“101B防秃生发精”、“101C龙胆祛脂灵”、“101养发香波”。

　　据透露，赵章光目前除致力于治疗秃发、脱发及粉刺外，已把治疗老年斑、妇女蝴蝶斑、“少白头”列入研究攻关计划。

　　在郑州“101”大楼内，赵章光还雄心勃勃地设立了一个“癌症研究所”。他要向迄今为止人类最凶残的克星显示人类不屈的意志。

　　一九九一年六月，他的“101D”和“101E”在纽约第十四届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得二枚金牌奖。

　　在国内市场上，四十元一瓶的“101”一转手可卖至五六百元。

　　“101”还在日本卖得极为火红，售价抬高至每瓶二百美元。

　　假冒“101”这时登场了。

　　有人用一瓶兑成二瓶、三瓶出售。有人甚至用紫药水和自来水成箱成箱地“制造”出“101”来，反正“101”里里外外外的包装都很普通，仿造起来并不难。

　　假冒的“101”虽然能够赚钱，却不能在光头皮上长出头发来。最后，赃都栽在赵章光头上，退货的、打官司的、骂娘的都一齐出现。国际舆论由万众一口地赞扬也出现抱怨、指责和怀疑。”

　　原来，“101”的走俏使赵章光几个昔日的朋友红了眼，在赵章光困苦潦倒的时候，他们确曾帮助过他。赵章光为人诚挚，也曾将“101”的秘方向他们泄漏过。有些人丢掉友谊和信义，也堂而皇之办起了“101”毛发再生精厂。在浙江，出现了“朱氏101”、“红光101”、“向阳101”……国内市场的冒牌货就有十三种之多，国外的冒牌货更多。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日本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忽然登出一则消息：三家大学医院的皮肤科大夫向厚生省提出6个使用“101”毛发再生精后出现斑疹的病例，言外之意是“101”有副作用。

　　原来，“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超热，强烈地冲击着日本化妆品市场，工于心计、善于拨弄风云的日本化妆品界巨头们便向受自己赞助的新闻界炮制出这篇耸人听闻的新闻，企图打垮“101”，独霸本国市场。

　　企业内部也矛盾频出。三家生产“101”毛发再生精厂的商标不统一。郑州是最早办起的一家工厂，产品的商标为“象东牌101”。“象东”是赵章光家乡泥村所在乡的名字，地小名轻，外国人不认帐。

　　面对着复杂的市场，面对着一个个棘手的难题，面对着假冒风潮、侵权之争和商标之战的风雨，赵章光由焦虑转为沉思，凭着坚韧、深沉、机敏，凭着他近几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形成的现代意识，认真地思谋着、寻找着治乱的良策。

　　在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同卢积存、贾守荣、王拓元筹划计议，制定出一个又一个行动方案。

　　1988年5月，正当旋风最为强劲的时候，赵章光开始行动了。他将商标更名为“章光牌”。而两种商标同时使用，使得外国人弄不清头尾，不敢贸然订货。包装不统一，用户们面对不同包装的产品，难免疑虑重重。价格不统一，三家工厂三个价。

　　一九八八年五月，赵章光在全国几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一篇严正申明，指出：一、“101”曾获国际金奖，是信得过产品；二、除北京、郑州、乐清三家毛发再生精厂生产的产品外，其他厂均属假冒，敬请用户辨明；三、海外经销代理须由本人亲自签署委托书方可有效。

　　海内外多家报纸转载了这一声明。这一招虽不能完全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却起了维护“101”信誉，控制国外市场的作用。

　　日本《朝日新闻》的那则报导在国际社会中影响较大，的确令赵章光生气，但他采取了冷静克制的态度，一方面请求中国有关部门同日本厚生省组织调查，弄清真相；一方面一改过去回避记者采访的做法，主动约请《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谈话，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有针对性地阐述了“101”的品性：经过有关权威部门多次毒理试验，本产品属无毒类。头发出现发红发紫现象，是因为用药后血液循环增加，属正常现象。

　　不久，日本承认“101”对日本人也有效，虽然没有公开道歉，但是足以否定他们原来的看法，舆论中的不利影响渐渐得到澄清。

　　赵章光宣布：

　　“对市场严重混乱的国家和地区停止供货，待秩序平稳后再恢复供货。”

　　有记者问：

　　“这样做不是影响你们的利益吗？”

　　他坚定地回答：

　　“我们要的是信誉，要的是脱发患者得到满意的眼务！”

　　这些行动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仅仅是扬汤止沸。

　　到1989年，经过一番酝酿，他接二连三采取一些釜底抽薪的措施。1989年元月21日，北京、郑州、乐清三家毛发再生精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成立大会，赵章光任总厂厂长，卢积存、贾守荣、赵章福、林侠存等任副厂长，总厂和各分厂实行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出口。这“五个统一”把内乱一下子给治住了。

　　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市场最混乱的时候，而“101”却悄然从这大混乱中退出，开始步入平稳的发展时期。

　　赵章光没有忘记几乎致“101”于死命的假冒产品，没有忘记仍在继续大批炮制假冒产品的那些人。他决心澄清事实，公布天下，让这些人彻底在公众面前亮相曝光。

　　《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等几家报纸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奔赴浙江、河南等省，对朱丰利等人的假冒侵权行为进行调查。

　　记者组获得大量确凿的材料后，分别写成《揭开“101”发明权争端之谜》和《提倡正当竞争，反对侵权假冒》两篇报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朱丰利等人侵权与假冒的不光彩行为。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假冒者立即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假冒者写了悔过书，关掉了所谓毛发再生精工厂，悄然改掉了被占用一时的“101”毛发再生精的商标。

　　赵章光进一步诉诸法律，结果假冒者以侵权败诉。

　　赵章光还及时地向国家商标局进行商标注册；不久，又首批加入马德里国际商标协定，申请注册，形成商标的自我保护。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他的“101”产品在国内使用的商标为“象东”牌，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的为“章光”牌。国家商标局局长指出：章光“101”，别的任何人不能使用。

　　喧嚣一时，乌烟瘴气的假冒与侵权风潮就这样被战胜了，国内市场可谓海晏河清，风平浪静，赵章光一颗紧缩了多日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然而赵章光并没有松劲喘气，他又把目光移向海外。

　　他和卢积存、贾守荣、林徽云等人频频出访世界各地，一面免费巡诊，一面考察海外市场，物色可靠的代理商，海外市场也稳固了。

　　　　　　　　　　　　“护发之神”的壮举和宏图

　　一九九一年六月，纽约。

　　第十四届国际发明博览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尽管在这座世界最喧嚣的城市里，国际性学术会、展销会、博览会司空见惯，崇尚发明创造的美国人还是对这次会议倾注了极大的兴趣。

　　本届博览会爆出一条特大新闻，大会的唯一的一座金桨奖杯得主，竟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大陆的一个农民出身的民间发明家赵章光！

　　在热烈的掌声和闪光灯的闪烁中，年近五十、身材不高的赵章光走向领奖台。

　　美利坚民族对富于创造力的人是不吝热情的，台下掀起一阵阵欢呼的声潮。赵章光一身笔挺的西眼，步履轻捷，一双不算大的眼睛里溢满自信。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掌声、这辉煌理所当然应该属于他。自己历尽磨难研制的“101E粉刺一扫光”高达99％的有效率是无愧于他即将领取的那座大会唯一的金奖奖杯的。

　　换成别人，在这一时刻，或许真会难以把持。可赵章光镇定自若，除了嘴角挂着的一丝微笑外，看不出任何心理活动。因为，对如此盛大的场面，他多少有点习惯了。在此之前，他发明的有“东方魔水”之誉的“101”医治秃发系列产品，已使他多次登上国际发明博览会的领奖台……

　　一九八七年十月，秋色如丹。比利时王国的百年宫殿里气氛热烈，首都布鲁塞尔市的市长身着传统礼服，代表国王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勋章佩戴在一位身材瘦小。面目清瘦的中国中年男子胸前。霎时，掌声四起，碧眼金发、隆鼻深目的外国人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

　　“OK，中国！”

　　“了不起，护发之神！”

　　赵章光在第三十六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发明博览会上，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博览会个人最高奖——一等骑士勋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在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上，一举夺得“奥斯卡发明奖”和“产品金牌奖”。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第八十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该届唯一的法国“工商会金杯奖”和“产品金牌奖”也落入赵章光囊中。

　　一九八九年七月，在北京首届国际发明博览会上，“101”产品获“产品金牌奖”。

　　在国际大奖频频青睐赵章光时，传播媒介也慷慨地向他开放，日本记者把赵章光誉为“使无数脱发者青丝再生的‘美发之神’”，香港报纸称他为“诞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红色大亨”’

　　赵章光自己说：

　　“古往今来，中国民间不知有多少能工巧匠、怪杰奇才。他们往往被所处的时代所淹没，我能够成功，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赶上了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我是时代的幸运者，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101’。”

　　在国外，在掌声、镜头簇拥下，赵章光常心驰故国。

　　他忘不了家乡的乡间小路，忘不了在他走投无路时伸过来的扶持的手，忘不了改革开放的路标把他引到杭州，引到郑州，引到北京，又引向外国，使他走向布鲁塞尔、日内瓦、巴黎、纽约……

　　赵章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却在全国兴办了三家“101”毛发再生精厂，固定资产超过了一亿元，流动资金在一千万元以上，总产值可达三亿多元。

　　赵章光经常向手下人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市场，而市场的来源则决定于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信誉。为了信誉，赵章光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令人难以理解，他向患者明言：

　　“凡经诊断可治而用‘101’后三个月无效者，厂家负责退款。”

　　这种明智而又充满自信的营销之道，为他带来的是金钱买不到的市场信誉。对于不属于“101”治疗范围内的秃发者，他也实言相告：

　　“此药对您无效，不用购买了。”

　　赵章光说：

　　“想成功想发财没错，但也要准备失败，要经得起失败，不要像玩股票赔了就跳楼。如今，大家都争着做生意、办企业，这是一件好事，但开拓者的眼光要放远一些，尤其眼光多往市场上放一放，为人一个‘信’字，产品更要讲究信誉，要把精力放在抓产品质量上，不要放在如何偷税漏税上。现在大大小小的企业多了，竞争激烈了，但互相间的团结和竞争一样重要，不是互相拆台，而是互相提高……靠合法经营赚钱，有国家政策保护，半夜敲门也不惊。”

　　虽然已功成名就，钱多得一辈子用不完，但赵章光仍然不辞辛苦，亲自站柜台，收集患者意见。为此，1992年5月中旬的上海《文汇报》曾载文称赞赵章光的精神。两个月后，赵章光又出现在北京百货大楼，进行咨询义诊。有人不解地问：

　　“赵大夫，您如今腰缠万贯，还用这么辛苦吗？”

　　赵章光回答说：

　　“我们的事业是无止境的。为患者服务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离不开患者，他们就是‘上帝’。”

　　至今，他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巡诊，掌握第一手材料，改进产品质量。

　　赵章光也有“职业病”，就是见到生人先看头发，就连对外商活动也是如此。他会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外宾的脑袋，以至使对方有些发窘。不少空中小姐都认识赵章光，因为他乘飞机到全国各地巡诊时，在飞机上见空中小姐脸上有青春痘，就免费赠送“粉刺一扫光”。

　　有时候，为解除患者痛苦，他不惜破费。一九九二年六月，一位二十三岁的江西姑娘专程来北京找他治疗秃发。女孩家生活困难，就在北京边打工边求治。赵章光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免费为她治疗，一个疗程后，女孩子头皮终于长出新发。

　　赵章光就是这样，富贵不忘真情，普渡众生，心系天下。

　　赵章光本人不讳言自己有钱。

　　据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统计，“101”系列产品已为赵章光带来了三点八亿元的销售额，一点六二亿元的利税，三千六百二十万美元的创汇。可想而知，赵章光绝对称得上超级富豪。

　　他挣的钱“一辈子也用不完”。他说：

　　“如今对我来说，怎样使钱用得更有意义，倒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李鹏亲手把“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奖杯授予赵章光，并赞扬道：

　　“你在中国带了一个好头！”

　　赵章光带了一个什么好头？

　　原来，四年里，他为教育事业捐资五百三十万元，为社会福利事业、扶贫事业和预防艾滋病基金会捐款近二百万元！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永远忘不了小时候因为穷得不得不辍学的痛苦，忘不了中国贫穷的教育事业。他曾动情地说；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挺立，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这又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文化的发达。说到底，还在于重视教育……”

　　他不想守着金钱做奴隶，而要用钱做些利国利民的事。1992年6月，赵章光宣布设立三项科技功臣大奖，其中一项是要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中国人奖励十万美元。

　　与他社会公益事业一掷千金、万金的慷慨形成鲜明反差，他平时生活十分简朴。出于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入大饭店，但用完餐后，回到家里还要吃一顿口味清淡的家常饭；他平时只抽国产烟。偶尔抽一支洋烟，对他来说就是“高消费”了。

　　对于子女，他绝不溺爱。他的爱人刚迁到北京，孩子们上学路途远，又不熟悉路，手下人就用小轿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赵章光知道后，立即说：

　　“不要用车送他们上下学，路途太远，马上买几辆自行车，可以骑车上学嘛。”

　　平时，他只给孩子们很少的零用钱，让他们养成自我奋斗的精神，赵章光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毕业于医科大学，从事着“101”事业。

　　赵章光的工作很忙，几乎每天都睡得很晚。除去必要的应酬，他把晚上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读书是赵章光乐此不疲的嗜好。尽管睡得很晚，他却坚持凌晨五点钟起床，为的是利用这个时间给国内分厂和国外办事机构拨长途电话，询问生产和销售情况。他说：

　　“这个时间打电话找谁都能找到，个个都被我堵在被窝里。”

　　这位大亨业余爱好很少，他最喜欢听越剧，还喜欢拉二胡，据说拉得还不错。有时为了轻松一下，他也去卡拉OK歌厅坐一坐，听一听新潮歌曲。他爱听可不会唱，有时被朋友推到台上，也只会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引来一阵笑声。

　　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

　　赵章光是个大孝子，却遗憾地与年过八旬的双亲天各一方。他们体弱多病，不愿离开故土到北京与赵章光生活在一起，忠孝难以两全，这使赵章光时时感到不安。

　　大亨妻子林徽云，不愿呆在家里享福，却远离温馨的家庭，单独一人在浙江乐清章光101分厂任副厂长，贤惠能干的妻子正好借此机会照顾家里年迈的公婆，不便赵章光分心，多少减去了他的一份内疚。对于妻子的孝道，赵章光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最近，浙江省评出“十大特色家庭”，赵章光一家因把全部精力投入“101”事业而名列榜首。对此这位大亨很得意。

　　他已培养出一批思想洒脱、朝气蓬勃的新一代“101”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年轻人文化素质高，开放意识强。

　　二十八岁的林余存八十年代初就跟着赵章光闯天下，尝尽酸甜苦辣。他历经磨难，又虎虎生气，提任总厂副厂长已有五年，最近，赵章光将筹建丽京章光保健公司的任务交给他，让他出任总经理，独立经营。

　　总厂的另一副厂长杨乐钧只有二十六岁，是本科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主抓总厂的国际部的业务，使出口率以每年百分之三十五的速度递增。

　　医科大学毕业生赵胜惠被派往日本东京，一面开诊治疗脱发症，一面筹建“101”总厂设在那里的分支机构，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赢得了日本舆论的好评。

　　赵章光看到“101”后继有人，感到非常欣慰。他满怀信心地说：

　　“到了二０００年，地球上凡是有脱发患者的地方，都要有‘101’系列产品出现。”

　　　　　　　　　　　　　　　　　　　　　　　　　　　　　　（丽君） 刘永好和希望饲料公司 --------------------------------------------------------------------------------

　　刘永好，出生于1951年，籍贯四川，学历大学。全回工商联副主席，希望集团副董事长、总裁。

　　一九八二年任四川省机械厅企业管理干部学校教师时，开始以孵化良种鸡、发展鹌鹑养殖和饲料生产创业。

　　一九八七年，刘永好兄弟兴建西南最具规模的“希望饲料研究所”，聘请专家研究开发出“希望1号乳猪饲料”。一九八八年四月，与泰国正大集团开展促销大战。经过数月竞争，“希望”饲料销量大大超过“正大”饲料。

　　一九九二年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上，“希望1号”乳猪饲料荣获金奖。

　　一九九三年，“希望”打进上海滩，在嘉定成立“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又与浦东国有饲料厂合资，创办了在上海的第二个“希望饲料公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为“希望”落户上海听取了刘永好的汇报，并为“希望城”题写城名。

　　估计财产七～十亿元。

　　　　　　　　　　　　　脱“公服”，当专业户

　　一点点灰色的东西，就像从山顶滚下来的一堆乱石块。原来这是一个小村落，一个在花岗岩上的孤零零的小村，像一个真正的岛巢似地悬贴在那里，在这高山上几乎是望也望不见的。

　　这是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这个川西坝上有名的贫困村，没有一条完整的路，无水、无电，缺医、少药，一个劳动日仅值二角七分钱的小山村。

　　这里的山民们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着，很少有外人来过。只是在“文革”期间，这里突然热闹起来了。后来那些知青又各奔前程，不知去向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一天，这个小山村又热闹起来了。原来曾经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回来看望他们了。村民们奔走相告，像欢迎什么大人物似的。

　　傍晚，当晚霞消退之后，天地间就变成了银灰色。乳白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像是给墙头、屋脊、树顶和街口都罩了一层薄薄的纸；使它们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很有几分奇妙的气氛。小蠓虫开始活跃，成团地嗡嗡飞旋。

　　在一个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四个当年的知青，也是同胞兄弟，正在举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方桌会议。

　　桌子是方的，坐着四个兄弟：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职于国营大厂计算机室的大哥刘永言；有师范专科文凭、在县教育局供职的二哥刘永行；而老三刘永美（因过继现名陈育新）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是四川农学院和省电大的毕业生，一个在县里当农技员，一个在省里当中学教师。他们手里都捧着硬梆梆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之神对刘家四兄弟是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偏偏又不安分。

　　一种施展才华、追求富裕生活的强烈冲动，在四兄弟胸中激荡。

　　老三陈育新，这个满脑子猪仔鸡娃、化肥和农药的农技员，很想真刀真枪闯荡一番，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刘永好握着拳头说：

　　“我情愿冒点风险背‘农皮’，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间几时闯？”

　　这话里虽然带几分罗曼蒂克，却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经过三天三夜的家庭高级会议，终于一锤定音：“脱‘公服’，当专业户！”四兄弟先后辞职，变卖手表、自行车，凑足一千元资本，要大干一场。

　　　　　“奇异电子厂”泡汤了

　　四川新津县古家村是刘永好的第二故乡。他十七岁就插队到这里。那时，他对许多事情都似懂非懂，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像作梦似的，来到广阔天地这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古家村是个贫困村，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当地农民每天从早干到晚，才能挣二角七分钱。他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孩子连农民一半的活都干不上，能挣多少钱呢！生产队长照顾他们，给一半工分，也就是一角四分钱。孩子们刚下到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懂。暂时给他们倒出一间房，通长一大铺炕，能睡十几个人。从中间用秸杆编成的莲子糊上牛皮纸隔开，男、女生各住一间。

　　刚下到农村，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城里孩子，不懂什么是生活，怎么过日子。他们有米一锅，有柴一灶坑，用完了就一无所有。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就饿肚子，有时连盐都没有。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睡在冰冷的坑上，一天三顿只能光吃饭，没有一点菜，连盐也没有。日子一长，怎么能受得了。实在忍不住，就跑到老贫农家借点盐，回来化成盐水，大家用盐水就饭吃。

　　那时，他们多么想吃顿菜呀！有一天，集体户的户长对同学们说：

　　“咱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菜了，下地干活觉得浑身无力。今天咱们都体半天，去山上找野菜，回来再到老乡家借点盐，咱们用野菜醮盐水，改善一顿生活，饱餐一顿如何？”

　　大家听了，都高兴地跳起来。留两名女同学在家做饭，其余的人都上山找野菜。十点多钟就回来了，大家欢天喜地地美餐一顿，只见十几个人都围在锅台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头号大碗，碗里的饭都是两碗扣在一起，像小山似的，吃起来都碰鼻子。野菜醮盐水不知怎么那么好吃，平日里叽叽咋咋的声音不见了，大家头不抬、眼不睁地往嘴里忙活儿着……

　　“户长，咱们休半天吧，大家痛痛快快睡半天。”

　　户长也觉得浑身疲劳，于是就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这一觉不打紧，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还是贫协主席来敲门，把大家叫起来的。原来，头一天没有上工，贫协主席是集体户的名誉户长，就觉得很奇怪，以为孩子们累了休一天，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早晨上工，老户长见孩子们又都没来，便觉得不对头。急忙赶来，叫开门，见都躺在炕上不起来，便上前挨个叫。大家好容易支撑起来，把老户长吓了一跳。只见各个都肿得变了样，老户长问道：

　　“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样了？”

　　有一个同学吃得少，中毒较轻，便把头一天的事说了。老户长一听，马上到外屋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来了：

　　“你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这哪是野菜！这种山菜有毒，你们都中毒了！”

　　说着，便往门外走去。

　　多亏老户长发现得早，他找来赤脚医生，又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没有几天同学们都复原了。

　　古家村虽然穷，但山里人心地善良、朴实。知青得到他们很多照顾，那些往事都一一记在刘永好的心田里。他很早就暗下决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些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过上富裕日子。这个理想隐藏在他的心里多年了，一直不能如愿。

　　现在，他毅然决然地退了职。这不啻破釜沉舟。这一步已经豁出去了，就是天大的困难挡路，也只有拼老命往前闯。

　　弟兄们筹划着在古家村办一个“奇异电子厂”。这也是刘永好多年的夙愿。

　　兄弟四人分头筹备，首先就是资金问题。那是80年代初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生活水平低，筹集资金谈何容易。他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那些日子里，刘永好没有白天，没有黑夜。黎明之前，小路那样清凉、湿润。他穿过草原，穿过密林，在那垂拂双肩的树枝下行走。那时，天地为一种宁静的暗灰色所笼罩，四处静悄悄的。不久，一线晨光，像火烛一样在东方燃烧，一切暗夜朦胧，倏然逝去。这时，才有人走动。没多久，人们看到那红珊瑚球似的冉冉升起的太阳。于是，从深深树丛中传来鹧鸪的鸣声。这时，那小路更加明亮了。刘永好的步子更快了，他的裤腿已经被露水打湿半截了。

　　那些日子，刘永好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劲头。他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在灰蒙蒙的大道那边，秋天的原野远远地伸展着，一望无际。田野上空，一条条烟似的云彩静悄悄地飘动着。微风在田野上悄悄地吹过，它翻看着羽毛草和干草茎，又悄悄地飞向河边。微微潮湿的青草在早晨的寒气中散发着香味。收获后的大地在休息，可刘永好却没有休息日。

　　功夫不负有心人，资金终于筹集好了。

　　下一步就是拿出音响样品。他邀请了几位电器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试验，征求多方意见，多次改动，最后拿出样品。

　　这时，刘永好才算松了口气。可是，没等刘永好把气松完，便出现问题了。

　　原计划是兄弟们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奇异电子厂”。这一天，生产队长慌张地跑来说：

　　“永好，咱们的‘奇异电子厂’泡汤了。”

　　刘永好闻听，脑袋轰的一声。为此事他费了多少心血呀！跑了一春八夏，上下嘴唇一对就泡汤了，他怎能甘心呢？

　　他急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干部打听此事，那干部头都没抬就说；

　　“枪毙了！”

　　刘永好不服气地问：

　　“为什么？”

　　干部不假思索地说：

　　“开什么黑店？有这种‘公私融合’的政策吗？”

　　刘永好不肯让步，说：

　　“三中全会已经给中国的大政方针调了弦定了音。公社为何不执行呢？”

　　干部说：

　　“你急什么呢？国家的政策只承认‘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呀。”

　　一句话把刘永好说得闭口无言。他无言以对，只好认倒霉。一路上，他不知怎样走回来的。他不知该怨谁，该恨谁，该与谁理论。他想大声疾呼，引人来问自己，好乘机把那些冲击他心灵之门的苦恼和烦扰倾吐出来。

　　当他冷静下来时，反复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中国是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国家。这样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他的总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必然存在某些具体政策的不稳定性。处于调整过程中时，国家也在探索着进行。作为自己，要想符合共和国发展的逻辑，纵横捭阖于市场经济大海，就得下功夫研究政策，吃准“气候”。所谓抓住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善于抓住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是企业的致胜之道。一

　　吃一堑，长一智。“跌回跟头学了个乖”。“那好，我们就先当这样的‘代表’吧！”

　　“此路不通”的路标，就这样把刘氏兄弟引进了养殖场。

　　　　　　　　　　　　　 市场上叫卖“鸡娃”

　　难产的胎儿“育新良种场”终于诞生了。

　　乐至县一个专业户来场订了十万只“北京白”鸡苗。

　　这一天，刘永好准备好车辆，和众人一起把二万只鸡苗运走以后，刘永好走进办公室，拿出汇票，觉得不对，便马上查对。果不出所料，汇票是假的。

　　刘永好哪敢怠慢，马上寻找其人。当他找到那个人时，那个人二话没说，竟“扑通”一起跪在地上说：

　　“都怪我昧了良心，前天一场大火，把买来的两万只鸡连同我的房子一起烧掉了！这是我骗人遭的报应。”

　　说完，叩头如捣蒜。

　　面对身无分文的穷苦农民，有什么话可说呢，刘永好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能把没运走的八万只鸡苗卖了弥补损失。

　　刘永好想起，成都市浆洗街有个鸡鸭集市。于是，刘永好兄弟每天四点钟起床装好鸡娃，蹬自行车三小时跑四十公里，赶到集市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

　　每天4点钟，刘永好驮着鸡娃上路了。夜空开始发亮了。在东方，人们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上边发绿色，下边是粉红色，最后成为一道金红色的光，越来越扩大。乡间的小道上是一片潮呼呼的露水气味；树影子渐渐淡了，星斗渐渐少了，天空渐渐高了；小山村上的喇叭花顶着露水珠儿开……

　　刘永好在小道上颠簸着，身后的鸡娃们，不知坐上了什么新式玩艺，叽叽地叫着。刘永好仔细想来又觉得好笑，自己扔了国家干部不干，来当了鸡司令。人呀！是最难琢磨的。想当年，当知青时只要吃饱饭，就天下太平了。那时能上趟成都高兴得不得了。哥哥常常给他讲成都：

　　“位于成都平原中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古称为‘天府’，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里就建了城，定名成都。东汉时，成都织锦发达，设有锦官管理，因此又名‘锦官城’或‘锦城’。三国时，蜀国以此为都城。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在城上遍植芙蓉，故又有‘芙蓉城’或‘蓉城’之称。”

　　哥哥还常常考问道：

　　“成都都有什么名胜古迹？”

　　自己总是胸有成竹地回答：

　　“武侯祠！”

　　哥哥又追问：

　　“还有呢？”

　　自己开始胆怯了，小声地说：

　　“好像有杜甫堂、望江楼、青羊宫，还有，还有……”

　　哥哥见他答不上来，便耻笑说：

　　“又忘了！真是猪脑。你就知道一个武侯祠，你知道武侯是谁吗？”

　　自己立刻来了精神，说：

　　“诸葛亮呗，是蜀汉丞相。”

　　插队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成都逛武侯祠，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高大华美。主体建筑均在一条中轴线上，有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亮殿。

　　大门有“汉昭烈庙”四字横额，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它“武侯祠”。那时不懂，常常问起此事。爸爸总是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因为人民敬慕孔明胜过昭烈的原故。人活着，就要为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对百姓有益的事，死后能流芳千古。”

　　这句话一直铭刻在刘永好的心灵深处。他常常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做一个那样的人呢！

　　刘永好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清明节都要给烈士扫墓，那些烈士的事迹时时感动着他。那时他常常暗下决心，长大一定沿着先烈的足迹，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长大一定做一个有用的人才。

　　没有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一个只上了初中二年的中学生送到这个偏僻小山村进行再教育。他无形中成了“文革”的牺牲品，荒废了学业。那时不知怎么过来的，自己还算幸运儿，有些更惨……

　　记得集体户有个女同学，刚插队不久，她父亲就自杀了。当时，她哭得死去活来。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刘永好便想办法安慰她。那时在刘永好的心目中，成都的望江楼是最美的地方了。于是，就约那位女同学去望江楼散心。望江楼具有我国江南园林特色，楼前有假山一座，可沿石级登临；朱栏临江，柳丝飘拂，富有诗情画意。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刘永好站在石级上，一忽儿瞧着江水，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望江楼。那个女同学站在他身边，对刘永好说：

　　“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

　　她还说迷人的江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望江楼，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无价值；而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刘永好对她所说的一切不太理解。他一忽儿听那女同学说话，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他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他以前从没见过江水会有这样的蓝宝石色。江水、天空、望江楼、黑影，他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他，说他将来会成为大厂长，大老板，说在远方那一边，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他……他，眼也不眨地凝视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好像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自己便向他们讲驾御大自然的威力。那是多么摄人心魄。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独创能力；自己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说也奇怪，当时的憧憬，和如今似乎有些相似。现在刘永好已具备独创能力，而且也自由自在了，跟鸟儿的生活一样。只是不能超然于一切世俗的烦恼。想起来，刘永好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一切。

　　来到市场，刘永好拿起土喇叭喊着：

　　“鸡娃，谁买鸡娃，一元钱三个！”

　　一直叫卖到晚上，连忙收摊。

　　秋末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山野上被日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太阳就落进西山。于是，山谷中的岚风带着浓重的凉意，驱赶着白色的雾气，向山下游荡；而山峰的阴影，更快地倒压在村庄上，阴影越来越浓。

　　刘永好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毫无反应。显然，他已经疲惫不堪，就是耳边响起九天惊雷，也不能赶走睡魔。这，只有经过漫漫风尘驿路的跋涉者，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

　　这样，一二十天下来，几兄弟每人掉了十多斤肉。但值得庆幸的是，八万只鸡苗全销售出去了。年底算帐，竟有十万块盈利！

　　当干部穷是穷，但是“旱涝保收”，而且自命情高。一旦下了“海”，收鸡蛋、孵鸡子、卖鸡娃，样样活儿要做；工人、推销员、老板，什么角色都扮演。每天辛苦不说，还要厚着脸磨嘴皮，提着“猪头”求神进贡，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十年后，已经成为希望集团总裁的刘永好反刍往事，总是语重心长地说：

　　“当时那滋味，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赚了个“鹌鹑大王”美名

　　80年代初期的中国，“穷社会主义”的理论刚刚受到挑战，但国营企业不敢理直气壮地赚钱，只要完成政治任务，做亏本生意也不怕，反正亏了工资照发。还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农村专业户就没有这种“优越性”，亏了本没“财政补贴”。他们命中注定要当经济核算大师，天生的“算帐派”！

　　陈育新就是这样的算盘精。他拨动算盘珠合计着：

　　“一个鸡蛋卖一角多钱，而只有它五分之一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二角。而小鹌鹑孵出蛋壳，四十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一年可以抱五窝小仔，值一百多元。这真是‘短平快’的生财之道！”

　　于是，陈育新便马上组织了一个科研小组，培育出产蛋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的良种，还配制出系列饲料。

　　一九八六年刘氏兄弟养鹌鹑十五万只，于是，这小小山村也家家养起了鹌鹑。其他村庄见古家村养鹌鹑合算，也养了起来。后来传染了整个公社养鹌鹑。一传十、十传百，养鹌鹑赚钱的信息不胫而走，蔓延到整个新津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了养殖专业户，全县高峰时期养了上千万只，饲养量比号称世界养鹌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

　　那阵子，外地人一进入新津县城，就会听到“叽叽呱呱”的鹌鹑王国大合唱。

　　刘氏兄弟的算盘确实打精了，他们抓住公家企业对赚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机，不肯放过。他们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

　　自己的鹌鹑养多了，大量的鹌鹑产出，只是孵雏用蛋还是少量的。于是他们又动了脑筋，制造罐头，一瓶罐头三元多，可以运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这个想法一旦形成，他们马上就办厂。

　　刘氏兄弟此时可以说是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买卖越做越顺，他们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他们不仅净赚了一千多万利润，被誉为“鹌鹑大王”，还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

　　真是名利双收！

　　　　　　　　　　　　　　“希望饲料”问世

　　如果说，从育雏鸡到养鹌鹑是刘永好兄弟经营空间的扩展，那么，从养殖到开发饲料生产，则是他们从家庭作坊式经营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跨越。

　　有一次，刘永好进城办事，无意中发现，在一个公司的门市部门前，排着长长的队。刘永好出于好奇，上前问道：

　　“老乡，卖什么的？”

　　“卖猪饲料的。”

　　刘永好闻听一愣，心想：猪饲料这么受欢迎，看起来，比我的鹌鹑饲料销售的量要多得多。他又忽然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对动物人参鹌鹑蛋的需求，远不如对猪肉的钟爱。哪家饭桌上离得开这“六畜”中的“豕”呢？川猪遍天下，中国的二百三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二百个是四川的“酒肉朋友”。养猪，对农业而言是副业，但在四川八千万农民家庭里，则是当之无愧的主业。

　　传统的巴蜀养猪业太落后了！

　　农民喂猪用青草、大麦和红苕，糖分绰绰有余而蛋白严重不足，别的营养成分更不用说了。所以，农民把仔猪育肥，一般要一个把年。

　　看来，养猪业要向现代化飞跃，必须以发展饲料为突破口。有眼力的泰国正大集团，看到中国饲料市场的巨大潜力，抢先把饲料工厂输办到中国来。成都正大公司的产品问世，农民一看标价五角钱一斤，吓了一大跳。

　　刘永好见一位农民很直率，就与他聊起来了。刘永好问：

　　“大叔，这饲料怎卖？”

　　农夫说：

　　“五角钱一斤。”

　　刘永好问：

　　“你不觉得贵吗？”

　　农夫说：

　　“刚开始时，可不吓了一跳？天哪！猪吃的比人吃的大米还贵。后来，听人家说合算，我便买了十斤，结果一试，你说怎么样，一斤全饲料比三斤大麦还管用。这不是，从此我家的猪就开始吃全饲料，也真实惠，小猪长得像气吹似的。”

　　刘永好听了老农的话，心想：中国的农民朴实，他们注重实际，一旦认准一个道，他们一传十，十传百，会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具有特殊魅力的洋饲料，终究征服了这些农民。于是洋老板顺顺当当地就从中国农民的手里赚到了几个亿。

　　刘永好看出了饲料市场确实无限广阔。刘永好兄弟当机立断，用“希望饲料公司”取代了育新良种场，专业户成了私营企业。

　　一九八八年，希望公司在古家村买下十亩地，投资四百万元建起科研室和饲料厂。他们高薪聘请三十多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作兼职科研人员，与美国农业部的饲料谷物协会开展学术交流，同派到国外研究动物营养学的博士生建立联系……

　　世界最新科技信息传来了，关键性饲料技术搞到了，希望的科学配方提出来了。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筛选，从三十三个配方中优选出来的“1号乳猪饲料”脱颖而出。

　　“1号”面市，很快在四川农村引起轰动效应。它的质量与“正大”相同，价格却比洋饲料低。农民用这种带饼干味儿的黄色小颗粒喂乳猪。刘永好深入到饲养户了解情况，他不辞辛苦地挨家挨户走访：

　　“大伯，你的乳猪长得怎样？”

　　这个农民姓刘，叫老五，五十来岁的人了，生得矮矮的，脸上有几颗浅麻子。人极其忠厚，又能吃苦耐劳，以前是饲养员，对饲养牲口很有研究。刘老五见刘永好来了，便热情地招呼着：

　　“一家子，你来了。”

　　说着，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果树下。刘永好边走边说：

　　“大伯，您别忙了。我来看看你的小乳猪长势怎样？”

　　刘老王喜笑颜开地说：

　　“永好呀，你真有能耐！你小子，想当初我就看出了你是个光棍，有出息。到底照我的话来了，古家村的乡亲们都借你的光了。如今我家这些小乳猪爱吃，长得快，个个油光水滑，一窝猪仔要多赚一百多元钱。”

　　刘永好又接到米易县一个养猪户的来信，信中写了一段顺口溜：

　　“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乳猪饲料就是精。”

　　刘永好读了两遍，高兴地一拍手说：

　　“写得好，就用这句话做广告词吧！”

　　从此，“1号”、“2号”等三十种希望饲料深入到千千万万养猪户家中，“吃一斤，长一斤”的顺口溜“溜”遍了巴山蜀水。

　　　　　　　　　　　　　推进“杂交组合”工程

　　早在二十年前，颇有“书生意气”的刘氏兄弟，就喜欢围坐在父母身边，对国家政策评头品足。那是一个静静的庭院，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着豆角秧，豆角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象密封的四堵墙。墙里是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植树、花红果子树，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有几株梅花、英雄花。每当初春繁花盛开时，差不多一院子都香了。

　　这时节，满院子香馥馥的。原来四株金桂已经开到七分花了，每年这个时节是最令人陶醉的。新津县武阳路刘家那个居民小院里，常常是议论风生。六口之家有时争论得非常热闹，有时议论得脸红脖子粗。几乎每天晚上都围坐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真是其乐无穷！

　　后来，父母“走”了，弟兄各奔东西，但探讨政策的家风仍没改变。一条什么信息，一个什么动向，都能引起他们兄弟争辩好一阵子。

　　最近两年，刘永好兄弟议论得更凶了。这一天，刘永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

　　“政府的文件说到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时，‘大力发展’的提法代替了‘适应发展’。”

　　陈育新闻听，忙抢过报纸，看了一会儿说：

　　“这些都是在预料之中的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里，包括了你在内的二十位私营企业家，而且对你们首次使用了‘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的称谓。”

　　刘永好兴致勃勃地说：

　　“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了。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同发展’。这才是新提法，你有何高见？”

　　刘永言说：

　　“现在的形势急转直下，越来越对我们兄弟有利。最近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企业，现在允许同外资企业‘嫁接’，小厂还可以公开租赁、拍卖给私人。看起来，这几年咱哥四个没有白折腾，赚来的钱不能被社会主义改造了。”

　　哥几个被刘永言的话逗笑了。刘永好笑着说：

　　“大哥就是抠门，记得小时候，妈妈买来苹果分给咱兄弟四人每人两个。哥哥总是舍不得吃，留下一个，又怕别人偷，睡觉时搂在被窝里，日子一长，苹果都皱巴了。再吃像棉花套子似的没有味了。就像葛郎台似的，临死还指着灯没熄。现在赚。点钱唯恐当年斗地主分田地似的，赚个地主成分，把钱分给别人了。”

　　哥几个都笑了，刘永言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我的心一直像揣着小兔子似地不得安宁，唯恐政策有变，咱们兄弟白卖力气不算，把‘铁饭碗’也丢了。最后，用老百姓的话说：鸡飞蛋打，一无所有。咱们都有家小，到时候又如何是好呢！”

　　刘永好说：

　　“当初谁都会有些担心，现在不同了，形势一天天明朗化。最近，我的脑子里总有个想法：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定有独到之处！”

　　这些事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突破？这种政策化，是否显示着公私两种企业“杂交”的社会条件已告成熟？刘永好心里猛然掠过一种预感：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已向希望集团走来。

　　兄弟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只有刘永好再没有言语。他突然站起来，一拍大腿说：

　　“有了！就把公私合资企业叫‘杂交组合’吧。”

　　杂交，在《辞海》上是指遗传性不同的生物体通过交配，使优良性状结合于新个体的过程。杂交育种在农业上广泛应用，杂交水稻、杂交猪都显示出比母体、父体更为突出的优势。深知育种学的刘氏兄弟，把杂交从生物学引到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就是将国有企业雄厚的固定资产、购销渠道、人缘关系及技术管理人才，同私人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经验、机制、商标和资金，组合进新的企业里。

　　刘永好说：

　　“这姓公的三大优势同姓私的四大优势‘杂交’在一体，就不是叠加效应，而是惊人的指数效应了。”

　　五月十四日，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和董事长刘永行乘飞机经湘入赣。他们在长沙刚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汨罗市粮食局长“中途拦截”。兄弟俩走下飞机时，只见来了一些领导人物。还没等弄明白，一个人上前介绍说：

　　“你们是希望集团总裁和董事长吗？这是我们粮食局局长，有事与您协商。”

　　刘永好和刘永行忙上前与前来的局长握手说：

　　“抱歉，不知何事有劳局长大驾！”

　　原来，汨罗办的两家国有饲料厂，正等着同“希望”杂交。刘永好知道局长的来意，马上赶到汨罗市连夜考察，翌日签定了合资协议。十五日晚，两兄弟又赶到邵东县，买下另一个连亏五年的饲料大厂。直到第四天，刘永好才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南昌。这儿是他一直向往的地方。刘永好上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九二七年，在南昌爆发了闻名中外的八一起义。如今在南昌老城区，还保留了八一起义时的许多革命纪念地。这时，刘永行见快要到南昌了，看了看刘永好。他知道刘永好一直向往到南昌游览，今日如愿，他一定又像孩子似地发疯了。

　　于是，他故意问：

　　“四弟，你知道南昌有个别称叫什么吗？”

　　刘永好笑了笑说：

　　“想考我吗？这点小问题，还是绰绰有余。‘洪都’，自汉朝以来，一直为郡府所在，扼南北交通要道。西汉时已发展为‘江南昌盛之地’，因之便以‘南昌’为名而置为洪州治所。由于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成为东南有名的都会，故别称‘洪都’；”

　　刘永好说完后，有几分得意。刘永行看着他，没有再难为他，只是把南昌地图拿出来观看。刘永好知道刚才是二哥在调胃口，此时，又不知道他要耍什么花点子。于是，漫不经心地说：

　　“我虽然没学过文科，对于南昌还不至于看地图逛大街。”

　　刘永行也学着刘永好的语调说：

　　“如今的南昌今非昔比了，老黄历看不得了。屹立在中山路与胜利路交接处洗马池的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找不到了。”

　　刘永好知道二哥对地理了如指掌，不敢正面叫真，于是，换了口气说：

　　“江西大旅社，不就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住在二楼二十五号房间的那个旅社吗？”

　　刘永行听了没有回答，心想：这些年老四也学得不错了，看来他一直在学习，没有虚度年华。

　　下车后，哥俩沿着纵贯市区南北的八一大道走，只见大道北连八一大桥，南接井岗山大道，成为南昌地区一条运输大动脉。在大道两旁巍然耸立着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堂等建筑物。人行道旁的梧桐树，铺展如盖，绿叶成荫。

　　刘永好见二哥东张西望，便问道：

　　“二哥，你找珍珠哪？哪像董事长，活脱脱的‘二哥’进城。”

　　刘永行听了，知道刘永好又在窝囊他，便假装没听见，不加理睬。刘永好忍不住说：

　　“二哥，咱们去青云谱吧。”

　　刘永行没有表态，刘永好知道二哥又在做“恶作剧”，继续劝说道：

　　“青云谱庭院古朴，老树参天，曲径通幽，亭台玲珑，外有清泉环抱，内有桂树花卉。每年仲秋，这里桂花盛开，香飘十里，显得十分清幽。”

　　刘永行见四弟又开始犯老毛病“蘑菇头”了。他从小就这样，只要自己想做的事，别人若不同意，他就在你耳边一个劲磨牙，把你弄烦，也就满足他的愿望了，于是众兄弟就给起了个外号“蘑菇头”。三个哥哥都怕他这个磨劲。刘永行说：

　　“这次时间紧，青云谱没有必要去，我给你讲个故事足矣。其实就是那里的风景美，如果说风景美，还不如去庐山呢。”

　　说着，不等刘永好说话便讲起来：

　　“明末清初时，著名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莲，偕其弟朱月，因厌恶世俗隐居于青云谱。”

　　刘永好望着二哥，摇摇头，心想，真没法子，又犯书呆子气了。从小自己便在三个哥哥中间混日子，至今还要受他们的制约。若与大哥出差，他专爱往高级音响、电脑一类的地方钻。与三哥出差专往动物园看动物，游览农贸商店。想到此，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何时有机会一定自己一个人出来游览一番！今天只有任二哥分配了，他肯定去滕王阁与他们那些文人墨客的祖先会面去。

　　果不出刘永好所料，刘永行直奔滕王阁，他们到了南昌市沿江路赣江边。刘永行望着风景如画的滕王阁，心旷神怡，不免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滕王阁为唐永徽四年也就是公元六百五十三年，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时营建，阁以其封号命名。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六百七十五年九月九日，洪州都督阎玙在此大宴宾客，原拟由其婿撰写阁序，以之夸客。王勃即席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刘永行越说越有兴致，他将手背在后边学着古代文人的样子，一步三摇地吟道：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他还不时向刘永好介绍说：

　　“据说当年滕王阁规模很大，阁高九丈，共三层。阁东西长有八丈六尺，南北宽四丈五尺。还有二亭，南日‘压江’，北曰‘挹翠’。后又增建‘迎恩亭’，为接恩诏拜御赐之所。阁中，咏阁的诗文、碑拓、图画，历代不绝，丰富多彩。尤以王勃序中我刚才吟诵的佳句更为出名。可是未能完整地留到今天，被那北洋军阀邓如琢烧毁。真是可借呀！”

　　说着，便呈现出伤感的样子。刘永好看着他，真是啼笑皆非。

　　后来，哥俩又去了庐山。庐山那些悬崖峭壁和飘带般的瀑布，把庐山点缀得更为引人入胜。尤其是那许多瀑布，气势磅礴，景色优美，远远望去恰似一束束白练悬挂在山崖上，正如李白诗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庐山亦多云雾，它千姿百态，变幻无穷，时而似大海波涛，时而如轻盈的薄纱，若隐若现地飘拂在你的身边，使你如入仙境。由于气候的影响，植物生长繁茂，垂直分布极其明显。

　　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游览，只是走马观花而已，便草草结束。

　　他们签了拟议中的合资合同。第七天，当他们在武汉又一次签约后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打道回府时，两兄弟已与湘、赣、鄂三省四地签下四个协议。这些合资厂，一般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改造任务，投入生产，现在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的了。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曾经预言，同珠江三角洲比，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要大得多。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内，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上海人素质好，条件优越。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开发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流域就大不一样了。

　　刘永好的眼睛很早就注视着长江流域。他预感到这条“东方之龙”不久会有腾空之日。并开始把目光投向处于“龙头”位置的华东地区。当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际，希望集团就顺应这个政策“大气环流”的变化，及时调兵遣将，将“杂交工程”推进到大上海。上海和浦东两个“希望公司”的建立，以及他们同沪、赣、湘、鄂、渝几个“杂交”公司的对接，就使希望集团实现“东西联动”、“龙头龙尾相连”，在长江经济开发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此时，有些朋友和同仁都想探讨一下希望集团的腾飞之谜了。十多年前刘永好就有做老板的美梦，但好梦难圆。当专业户以后的十一年中，前八九年他们也只有七个企业，不到一亿资产，而最近两年，刘永好及其企业则大红大紫，犹如点火的卫星直刺苍穹。这究竟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看法都是“杂交”战略起关键作用。但客观地看，刘永好“杂交”工程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杂交从生物学界到企业界的引伸，而在于他“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观测到了时代气候的晴雨冷暖，了解了国家政策的变化动向，这样，他才能在众人尚未顿悟之日，运用自己长期积蓄的优势（这种实力非常重要），将“杂交”理论迅速付诸实施。这，便是妙绝，便是刘永好不仅能够知人之所知，而且可以为人之所未为的奥秘所在。

　　刘永好能够捕捉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也得益于他所有的经济技术实力。“希望”的前八九年，尽管并不出众，但它的根子已经深深扎进了中国大地：不染指虚无缥缈的泡沫经济，脚踏实地地办工厂，搞科研，创名牌；养殖业和饲养业连接八亿农民，同三亿城里人的菜篮子息息相关，用户心中装着“希望”，市场有属于它的领地。唯其如此，“希望”才能在国家收紧银根时期或治理整顿阶段，都能开足马力生产。聚合点滴资本，等待新的发展机遇一到，便立即振翅扑腾起来。

　　机遇并不偏爱刘永好，只对基础好实力强的人情有独钟。

　　　　　　　　　　　　 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对刘永好特别厚爱。

　　三月，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站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讲台上发言。他那富有时代特征的标题“私营企业有希望”刚念出口，台下就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在大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面对上百个外国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侃侃而谈。

　　八月，由吴邦国题写城名的“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聘请刘永好担任名誉董事长。二十多家传媒争相采访“中华饲料王”。上海电视台王牌节目“三色呼拉圈”的主持人连打七个电话邀请，破例用一小时的黄金时间播放他的专题节目。十月，他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十九个“同僚”中他是大陆唯一的私营企业家。首都报纸就此评论说：

　　“历史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推到参政议政的前台。”

　　而刘永好则认为，是私营经济同大伙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十一月，他赴港参加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大陆首次派往这个国际盛会的代表，刘永好同来自全球的华裔商界巨头广交朋友，显示出中国新一代实业家的风采。

　　他被选为四川省“十大英才”，受到表彰奖励。更使他终生不忘的，是作为国家星火成果获奖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接见。他握着总书记的手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声名远播，职务升迁。接踵而来的荣誉，使刘永好几乎为之眩目。这一切，来自他对共和国的热爱，来自他的精明与干练，也来自他亢奋、热情而又脚踏实地的精神。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依托了那座雄跨于他背后的巍峨大山——希望集团。

　　希望集团十一年前那一千元“原始积累”已经发生“热核聚变”，达到了一亿多元，增值了三十万倍。

　　希望集团拥有二十一个分公司，饲料年生产能力达一百万吨，形成了饲料、养殖、食品、电子、房产、建筑一体化的大型集团公司，年总产值可达十五个亿。希望集团夺得十一项国家级、十五项省级大奖，用熠熠生辉的金奖和特别金奖，跻身全国民办科技企业十强。

　　希望饲料销往长江流域各省，远及韩国、以色列和俄罗斯，连续四年“西南三省销量第一”。

　　根据希望集团的科技和经济综合实力，《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编辑部将它排列为中国最大的生产型私营企业。

　　　　　　　　　　　　　　　“光彩”事业

　　刘永好表示，我们民营有科技、资金方面的优势，贫困地区有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两个优势结合，互惠互利。“光彩事业”就是要走开发性扶贫的新路子。这么看来，“光彩”不同于一般抉贫救灾，只是雪中送炭；“光彩”有科技投入，变“输血”为“造血”。

　　一九九四年七月，他随中央和统战部领导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察，确定投资一千五百万，在西昌市兴建一座年产十万吨的饲料厂。当地热烈欢迎，将此列为当地的第一号工程。希望集团派出五百名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建筑施工、设备安装队伍，仅用六十三天，一座上万平方米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工厂，便耸立在西昌市的一块洼地上。他们招收二百名贫困地区的青年就业，对他们进行科技生产和现代管理培训。新厂试产十五天，产出了二千吨供猪、牛、鸡、鸭、鱼食用的饲料，产值达四百万元。

　　希望集团一边建厂，一边派出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扶贫科技小组，深入凉山地区十七个县，行程上万公里，散发四十五万份科技资料，扶植专业养殖户四十一户，示范点一百多个，向数十万民众普及科学养殖和商品经济知识。快节奏，高效率，说干就干，苦干实干，引来了凉山州委书记的高度赞誉：

　　“在中国航天城，希望集团放了一颗‘光彩’卫星。”

　　一九九五年一月，希望集团投资一千五百万元，又建一家“光彩事业”扶贫单位——贵阳希望饲料有限公司，建立了一座包括一千二百万平方米厂房、二千六百平方米库房等配套设施的工厂，也只花了三个半月时间。年产饲料可达十万吨。他们又派出三十名科技人员，深入到毕节、修文、织金、绥阳、开阳、息峰、龙里等边区贫困山区，传授技术，使二千户农户走上科学养猪致富之路。一位苗族老人育猪二十六头，收入近二千元。老人激动地说：

　　“我几十年才看到致富的希望，感谢共产党，感谢‘希望’。”

　　全国政协八届会议期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又同河南信阳县签订了创办信阳希望饲料公司的协议。他兴致勃勃地说：

　　“信阳地处大别山区，是我国的老革命根据地。那里涌现出许世友等八十一名将军，三万多名革命烈士为国捐躯。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这个地区至今大多在贫困线以下。信阳县是国家划定的贫困县。我们要为革命老区献出一份爱，做出一份贡献。”

　　他们制订了一个“光彩事业大别山希望饲料工程”的计划。第一步投资一千七百多万元，建立年产十万吨的饲料厂，选择烈士后代，对他们做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培训。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大别山区发展养殖业。

　　据刘永好介绍，除“希望集团”之外，全国有近三千名非公有经济人士投入到“光彩事业”中来，首期建立三百多个项目，产值可达到三点六亿元。他们本着“爱国、敬业、守法”的宗旨，到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这是“光彩事业”的目标。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可以肯定地认为：

　　‘光采’在希望，‘希望’放光彩。”

　　　　　　　　　　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钱投入再生产

　　刘永好兄弟是成功了。有的朋友问：

　　“你们现在名利双收，还要继续向前问吗？”

　　刘永好不假思索地说：

　　“比方说吧，在中国精英围棋赛上，当聂卫平同小林光一弃进中盘以后，有个外国老板对他们说：‘别下了吧，我出一万美金，请你们去夏威夷度假。’你看他们肯不肯干？”

　　刘永行说：

　　“我到美国考察过。他们年产饲料一点一亿吨，出栏生猪六千万头；我们四川恰好也有六千万头出栏猪，可是二千三百多家饲料厂，一年才产三百万吨饲料。三百万吨比一亿千万吨，搞饲料生产的人，看到这两个数字该是什么心情？”

　　面对生机勃发的“希望”事业，面对民族饲料工业遇到的严峻挑战，刘永好兄弟有如离弓之矢，出膛之弹，是进是退，是走是停，恐怕是由不得他们自己了！

　　就中国的饲料工业因而言，最大的挑战者，当数泰国正大集团。刘永好充分意识到，“正大”在中国饲料工业的婴幼时期功不可没。但是，无论是基于发展民族工业，还是无可遏止的欲望，都要与“正大”一决雌雄！

　　这不同“同行是冤家”这种狭隘的世俗观念，而是互相砥砺、共同进步的自由竞争。

　　早在一九八九年，刚上市的“希望饲料”质量与“正大”相当，每吨价格却低六十多元。这一着征服了许多养猪户。“正大”一看急了：

　　“每吨降价二十元！”

　　刘家也来个：

　　“降价二十元。”

　　“正大”横了心：

　　“再降一百元。”

　　“希望”呢？干脆一不作二不休：

　　“降价一百二十元！”

　　这是过去的事了。刘永好回忆起来，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年，中国的农民得了实惠，我们的对手也降了成本，冤家成了亲家。

　　可是，从一九九二年建上海希望公司起，双方早已偃旗息鼓的战事又拉开了幕。尤其是上海“希望”的产销量，去年每月递增三分之一，产品辐射皖、苏、浙几省。接着，浦东“希望”开工。这对正大集团投资八千万元建成的大江饲料公司，自然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也就难以平静了。

　　有消息说，“正大”正在部署力量，准备在上海嘉定同“希望”较量。

　　据有关记者报道，有的朋友替“希望”担心，便将此消息讲与刘永好，并问道：

　　“你该如何？”

　　刘永好坦然一笑说：

　　“我们‘上海公司’门口，不是早写上‘争创第一’四个大字了吗？‘希望’同‘正大’的较量，国际上叫‘结伴竞争’。伙伴相争，也许会再次把我推上‘第一’吧。”

　　是的，“争第一”是刘永好兄弟的目标，也是他们神经的兴奋源，力量的引爆点。他们始终相信：有了“第一”，才能显示人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表明自己已被社会承认为有用之材。

　　为争第一，刘永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希望”事业了。他爱人曾透露说：

　　“办公时间不用说了，他每天晚上回家就是‘三步曲’，读报、看电视新闻联播、打电话。家里的电话机天天都‘满负荷’，打了上海，打南昌，挂通中国挂外国。一个月下来，电话费就是一万多元！”

　　说话时，她眉宇间流露出的不是怨艾，而是赞许。

　　为了争第一，刘永好兄弟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钱投入再生产。他们一改平民大款的思维定势，不坐豪华车，不穿名牌眼，甚至不抽烟不喝酒。陈育新说：

　　“对企业家而言，买彩电、冰箱、住房和汽车，是很容易的事。但这些东西同办企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有认识刘永好的人，怎么也难于将他的形象同亿万富翁联系起来。那中学生式的偏分头，一点没受“污染”的黑发覆盖了整个前额。蟹黄色的皮茄克，极普通的黑色皮鞋。憨厚的脸上唯有那双扑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显示出了企业家那聪慧机敏的气质。有人问：

　　“有的厂长钱不及你百分之一，坐的是‘奔驰’超豪华轿车，你们为什么都开清一色的桑塔纳？”

　　刘永好笑了笑说：

　　“从购买能力讲，我们可以买十部、百部‘奔驰’，但我为什么要掏这笔钱呢？汽车的功能就是代步，用桑塔纳就够了，至于除代步的其他功能，比如炫耀富有、显示派头之类，那我现在没有功夫考虑这些。”

　　对于这番“高论”，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

　　刘永好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

　　这位希望集团的“灵魂人物”，后来成为“光彩事业”的领头人。有些人也感到不可思议。

　　那是一九九四年四月，身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刘永好，同9位工商联常委、民营企业家联手提出倡议：

　　“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

　　这项倡议得到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支持和非公有经济人士的热烈响应。江泽民同志在一九九五年初称赞说：

　　“光彩事业这件事情很好！”

　　王兆国任光彩事业推动委员会主任。刘永好被推举为光彩事业推动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多位投入“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家，同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见面，商谈“光彩”进藏事宜。谈及为何要实施“光彩事业”时，颇有企业家风度的刘永好胸有成竹，侃侃而谈。他说：

　　“我们希望集团是靠党的富民政策、靠科技发展起来的，应该想到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服务于人民。中国还有八千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这是国家关心的热点问题。爱国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老少边穷地区人民走上致富之路。先富帮后富，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爱国的具体行动，不是为了几个钱。”

　　刘永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用四川新津古家村的乡亲们的话说：

　　“永好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心里装的都是大事。”

　　是呀！当初刘永好当知青时就常常下决心要让古家村旧貌换新颜。原先没有一条完整的路，无水、无电、缺医、少药，一个劳动日仅值二角七分钱的小山村，如今修起了坚实的水泥路，全村百分之八十农户在希望集团工作，成为四川省首批亿元村。

　　希望集团已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拥有饲料、食品、食油、建筑、房地产行业三十二个分公司，年产值达到十七亿元。一九九四年，他们登上中国饲料行业百强企业之首的宝座。

　　“希望”富起来了，他们没有忘记贫困日子。这几年，希望集团设立了“希望教育资金”、“希望扶贫资金”、“希望养老资金”，不仅向国家捐资、救灾、办电、扶持办厂，而且向太平洋上两个岛国的华侨团体和中文学校捐赠了一批高级摄影录像器材。

　　刘永好的心里装着天下。

　　　　　　　　　　　　　　　　　　　　　　　　（肖舫）